住百家：中國Airbnb的野心、危機和殺手鐧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0901/151782.shtml
就一個O2O項目而言，住百家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有強烈線下基因的團隊，圖為公司高管團隊
此文為《創業家》雜誌8月刊封面，i黑馬首發。
采訪、文 | 雷曉宇 攝影 | 紀珂
2015年8月中旬，住百家宣布完成近2億人民幣的B輪融資。頭頂共享經濟、出境遊和移動互聯網這三個光環，住百家被認為是一家有巨大想象力的初創公司。
終於，這家曾經打算賣給攜程，又差點賣給途家的創業公司，它暫時解除警報，活下來了。它是怎麽活下來的？遭遇過哪些危機？轉危為安的殺手鐧是什麽？
很快，一周之後，Airbnb宣布進入中國。簡單來說，住百家之於Airbnb，猶如當年滴滴之於Uber。住百家為中國人提供海外短租預訂和自由行服務，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它一直被認為是Airbnb的中國學徒和業務子集。
競爭結構變化了。住百家剛剛跨過生死線，就面臨如履薄冰的競爭險境。前有狼，後有虎，中間還有小老鼠，它準備好了嗎？它該怎麽辦？
創業維艱。商業世界猶如萬物生長的非洲草原，誰都想成為食物鏈里最後剩下來的物種。住百家則如幼獸，羽翼尚未豐滿，便有天敵環伺。它很可能稍一大意就夭折，但若足夠幸運，也可能野蠻生長，以艱難的方式笑到最後。
Airbnb就是足夠幸運的那一個。不久之前，它剛剛完成E輪15億美元融資，估值255億美元，僅次於Uber和小米。不過，超級獨角獸當年起步之時，創始人Brian Chesky也曾為叵測的未來感到擔憂。他得到的建議來自YC創始人 Paul Graham，他說：“初創企業都是因為自殺而死，不會因為謀殺而死。”
教父的話耐人尋味。凜冬將至，幼獸必須加速奔跑，而它的存亡要待下一季揭曉。
2014年初，張亨德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
對方來自紅杉中國。這家久負盛名的投資機構正在進行神秘布局，希望為自己在美國的明星項目Airbnb尋找一名中國區CEO。
彼時，Airbnb尚未進入中國，但已經炙手可熱。這個來自舊金山的短租預訂App，它剛剛完成一輪4.5億美元的融資，估值達到100億美元，在全球擁有1000萬用戶和55萬個房間。它和Uber一起，堪稱全球共享經濟的雙子星座。
盡管秘而不宣，但中國市場至關重要。在這一年里，Airbnb來自中國市場的預訂增長了700%。
住百家三位合夥人，上圖為阮智敏，下圖為張亨德（左）與鄒鑫
張亨德進入了Airbnb的搜索名單。他看起來是個白凈又靦腆的年輕人，但有一份相當精英的履歷：出生於1985年，畢業於密歇根大學羅斯商學院，有5年海外生活經驗；雖然年輕，但來自一個相當有背景的政商家族，家族成員在中國的投資界和房地產圈都有影響力；不乏匹配的職業經驗——幾年前，他擔任過我愛我家的副總經理，也曾經在香港創辦過一家物業托管公司，是Airbnb在亞洲的第三方供應商之一。應該說，他對Airbnb相當了解。
眼下，香港的公司早就結束了，張亨德的身份是住百家的創始人兼CEO。這是一家專門為中國人提供海外短租服務的公司，剛剛運營一年。公司雖然小，但大概齊就是奔著Airbnb的中國版去的。
不過，打電話的人不見得知道，張亨德正處在最艱難的時刻。這簡直就是個爛攤子：創業一年，錢快花完了，賬上還剩幾十萬，只夠四五個月的開銷；深圳辦公室從寫字樓搬到了居民樓里，北京辦公室只剩下不到十個人；董事會在內訌，COO不知去向，CTO則一行代碼也沒寫過，話務中心和客服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倒是另外找人搭了個網站，但å是幾乎沒有流量，只能把房源放在攜程、去哪兒和途家上賣，但依然不盡如人 意。
張亨德正在心事重重地尋找機會。他拿不定主意，這到底是橄欖枝，還是一次耐人尋味的試探。但他還是赴約了。面試安排在北京芳草地的一家咖啡館，他和Airbnb亞太區負責人聊了一個鐘頭。
這位ABC用英文告訴他，Airbnb即將進入中國，公司需要找到一個“可以幫我們贏的人”，這個人得把接下來的兩三年時間貢獻出來，全心全意地打造一個“Airbnb黑幫”。這個人選得是美國人和中國人都能接受的，不僅要能融入Airbnb的文化，也要在中國有相當的聲望和資 源。
“你們有做收購的計劃嗎？”張亨德開始打聽。
“沒有。我們不希望收購打破Airbnb的文 化。”
“你平時幾點下班？”他又問。
“下午六點。”
在得到這個令人咋舌的答案之後，張亨德結束了這次不了了之的談話。他不打算爭取這份年薪200萬人民幣的offer。通俗地說，作為一個富二代，錢對他不是一個誘惑。最重要的是，他感到，對於羸弱的住百家來說， Airbnb固然強大，但似乎還不夠野蠻。
他有自己的判斷：“這個人不好找，Airbnb的外企文化在中國很可能水土不服，而且職業經理人和創始人是兩回事。”
這只是個插曲，張亨德決定繼續熬下去。其實他心里也沒底，等到Airbnb真來中國的時候，自己是不是還活著。他知道，這次創業的頭兒沒起好，頭一年就掉坑里了。
頭一年就掉坑里了
2010年，張亨德從美國學成歸來。
住百家首席顏值官 牛夢
諸事不順。他一直想進高盛，卻沒面上。回國在中信和景林投資幹了一陣子，但加起來也沒幹滿半年。他的舅舅是我愛我家的聯合創始人，一看不行，幹脆提前安排他接班。2011年，張亨德進了我愛我家做副總經理，在三亞負責旅遊地產業務。
這是一段郁悶期。張亨德像個積攢大量馬力的推土機，卻不知道該推哪兒。他的舅舅回憶說：“他在我愛我家的機會很少——除非有什麽創新業務，但這很難。”
就在這段時間，張亨德結識了美國Tripadviser的中國公司到到網的CEO。他是密歇根大學的校友（稱為校友A），關於地產、旅遊和互聯網該怎麽結合，有得聊。
有一次，校友A提到了Airbnb：這種房屋短租的模式，在中國是不是也能成立？
2011年初，Airbnb剛剛完成B輪融資，估值10億美元。新的獨角獸的出現，開啟了一場房屋共享經濟的模仿秀。一時之間，國內湧現了愛日租、小豬短租、螞蟻短租、途家、遊天下、自如友家與天天如家等大量類似項目。
這些項目的邏輯和Airbnb類似：鼓勵業主們把閑置房源掛到自己的產品端上，有出行住宿需求的人則可以在此搜索、匹配、下單，享受相對便宜的價格，並且得到和酒店住宿不一樣的體驗。
受到校友A的啟發，張亨德註意到這個熱門市場，開始做可行性調研。他被迷住了。又過了一陣，他幹脆從我愛我家辭職，申請去香港大學讀電子商務碩士。當時，Airbnb在亞洲還沒有辦公室，但是德國山寨大王Rocket Internet投資了一家孿生公司Wimdu。Wimdu的亞洲辦公室在香港，且在香港的用戶量是Airbnb的5倍。
張亨德有兩手準備，一邊念書，一邊想辦法實地考察。總之，他希望找到這麽一件事，有激情，夠長遠，又是自己擅長的。他隱隱覺得，Airbnb這個方向可能有戲——但就算不成，多一個碩士學位將來也好找工作。
一開始，張亨德在香港創辦了一家物業托管公司。他搜集和代理了20多套房源，自己花錢進行標準化裝修，然後放到Airbnb和Wimdu的網頁上出租，收取租金。每個房源的裝修成本是2萬元，裝修周期控制在2周內，這樣一年下來，他有小100萬的利潤。
張亨德是個有心人。在提供第三方服務的過程中，他了解到房屋短租行業的一些門道，也開始梳理自己的切入點。
第一，Airbnb是C2C純平臺的模式，它並不對供應端進行管理。以香港為例，好的房源非常稀少，所以，張亨德對手中的房源稍加品控，很容易就能登上Airbnb的搜索首頁。
第二，Airbnb沒有24小時的呼叫中心客服，不為需求端提供及時的售後服務。用戶如果在入住以後發生糾紛，只能用英文寫投訴郵件，而且可能24小時之後才得到回複，更可能不了了之。
第三，Airbnb的輕模式雖有缺陷，但在海外仍然可行。因為國外好房源多，用戶素質也比較高，供需兩端都相對成熟。
第四，C2C的純平臺模式不適合國內市場。在國內，本來好房源就不多，人們在觀念上也不習慣把自己的房子和陌生人分享，再加上經濟型酒店林立，短租產品的價格也沒有競爭 力。
第五，類似途家的B2C重運營模式能夠在國內生存，但與共享經濟的概念已相去甚遠。為了針對性地解決國內市場供應端的問題，途家從旅遊度假區的開發商處直接收取房源，自己裝修，自己管理，自己運營。這樣與其說是共享民宿，不如說是度假租賃。
第六，既然國內市場有系統性問題，那麽從針對中國用戶的海外短租市場切入，這可能是個討巧的定位。一方面，海外供應端已經被Airbnb教育了幾年，相對成熟，另一方面，國內的出境遊和自由行需求又在增長，但中國遊客語言不通和文化隔閡的問題仍然無法在Airbnb的平臺上得到解決。這個差異化的切入點仍是市場空白。
總之，張亨德想要做的事情脫胎於Airbnb，但又不同於Airbnb。如果說Airbnb的模式輕，類似於淘寶，途家的模式重，類似於京東，那麽他希望做一家類似天貓模式的公司，輕重介於兩者之間：抓住市場上仍未被滿足的痛點需求，建立一個自己的服務體系，通過服務的不斷優化，改善中國人出境遊的體驗。
越來越多的能人加入住百家團隊，圖為首席戰略官張淩鵬
2012年3月，張亨德註冊了住百家。到了年底的時候，剛好Wimdu裁撤香港地區的業務，要把團隊撤回柏林。張亨德抓住機會，找到了Wimdu的房源拓展負責人阮智敏。二人一拍即合，決定聯合創業。
“我跟他說，中國人出境遊這個方向夠大，進可攻，退可守。”張亨德說，“做成了，會是一個有相當體量的公司。做不成，也可以賣給攜程、去哪兒它們，那也很美妙。”
應該說，就一個O2O項目而言，住百家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有強烈線下基因的團隊。此前，張亨德做Airbnb和Wimdu的供貨商，有線下運營經驗。阮智敏則直接帶來了數百套經過篩選的高品質海外房源，這成為住百家早期最大的資源優勢——在接下來的一年里，住百家犯了如此嚴重的錯誤卻也沒有掛掉，大概也源於這個資源壁壘。
2013年初，張亨德找了幾筆天使投資，打算開幹。這份天使名單包括：天圖資本合夥人李康林、校友A、美啦美妝創始人張博，以及一位攜程副總裁。
從一開始，校友A作為公司董事，就扮演了深度介入的強勢角色。他也是最初點撥張亨德，給過他靈感的人。他當過公司一把手，了解旅遊行業，能說會道，交遊廣闊。張亨德大學畢業之後第一次正經八百地創業，非常信賴他的意 見。
張亨德的噩夢開始了。
校友A先是安排張亨德和阮智敏兩地辦公。張亨德帶運營團隊搬到北京，阮智敏則和兩個客服留在深圳，負責房源拓展和售後。理由是，他的個人資源大多在北京，這樣辦事方 便。
在一家公司的初創時期，兩位聯合創始人錯過了背靠背打配合的機會。這直接導致後續一系列的管理問題。又過了一陣，公司的客服團隊也搬到了北京。“都亂套了。”張亨德回憶說，“經常客服人員通宵也沒有一個電話，白天等得不耐煩的時候就出去玩，電話又來了。”
隨後，這位董事的老部下被安排到住百家擔任COO，他的姐夫則擔任CTO。不過，張亨德和李康林都回憶說，這位CTO“一行代碼都沒有寫過”。實際上，住百家雖然做了網站，但幾乎沒有任何流量——也沒有錢做流量。
在頭一整年的時間里，住百家扮演的都是OTA平臺供貨商的角色，銷售一直起不來。一來，OTA並不重視小供應商的產品；二來，OTA的基因天然適合機票、酒店這樣的標準化產品，至於民宿短租這樣的非標產品，就算很便宜，用戶也拿不準它是什麽，而不會下單。
在長達一年的時間里，張亨德都處於壓抑和糾結狀態。一方面，他慢慢緩了過來，開始覺得不對勁，不認同校友A的打法。另一方面，每每在董事會上聽對方高談闊論，講起各種規劃，他又把嘴邊的話咽了下去。
“這可能是他致命的弱點：太重感情。”李康林說，“我很早就覺得不對頭，一直告訴他，要趕緊下手調過來。但他老覺得，別人對他的好和信任，他要回報。商業是很殘酷的，最後你自己都到坑里了，怎麽回報呢。”
2014年初，在折騰了一年之後，公司賬上只剩下幾十萬人民幣。COO找不著人了，一直指揮打仗的校友A也流露出徘徊之意。張亨德考慮再三，專門飛了一趟上海，找李康林吃飯。
“我能感覺得出來，他有點動搖了。”李康林回憶說，“走在路上的時候，他跟我說，Airbnb找他了。但他給了我三個選項。第一，不幹了，撤。第二，再找點錢，撐撐看。第三，賣給途家。當時途家找過來，已經談了好幾次了，但還沒有議價。”
“當然，找錢的選項他沒開口。”他補充說，“這可能是他對我的禮貌。他是一個情商很高的人。”
這是浦東的一家雲南餐廳，兩人邊吃邊聊。實際上，他倆誰對誰也不能說特別了解。李康林比張亨德大6歲，是一年前被張博拉著跟他認得的。他沒跟張一起親密工作過，但有時候會帶他一起去飯局派對。他看到的張亨德是個謙和、安靜又周到的人，相當勤奮，情緒從不失控，是適合長跑的創業者。
當初，當他知道張亨德是富二代的時候，曾經非常吃驚。這倒不是說張看起來有什麽不得體，而是說，身為一個富二代，不但毫不張揚，在一次孤註一擲的創業中竟然沒有拿家里一分錢——在李康林看來，這簡直不可思議。
“可能是因為自尊心吧。”他猜。
張亨德管李康林叫“大哥”。他對李很佩服，把他和美劇《權力的遊戲》中的Halfman相提並論——那可是個受愛戴的狠角色。不過，他自有他不願吐露的內心世界。
張亨德出身名門。外曾祖父周學熙，是袁世凱手下的經濟重臣，有“南張北周”之稱（張為張謇）。爺爺黃強，畢業於清華和康奈爾，是新中國交通部的高級技術官員。外公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是一位老首長。
但他從小在單親家庭長大。他的爸爸在深圳開公司，他的媽媽在大連做房地產生意，他在北京上學。有一陣，他跟著外公住在萬壽路的總後大院里，又有一陣，他在團結湖的奶奶家住。小學的時候，他在貴族學校被別的孩子打，有時候是舅舅出面，有時候是姨夫出面——有時候是四姨夫，有時候是五姨夫。
8月中旬，在北五環的一家紅酒餐廳里，張亨德向我吐露過他的創傷。他撩起褲腿給我看，小腿上有一大塊淡淡凸起的傷疤。“我後背全都是。”他說。這都是他從小被別人打，以及後來打別人留下的紀念章。
其實，李康林對他的過去一無所知。他只知道他在上大學以前參過軍，卻不知道他在參軍前曾經被中學開除過。那時候，張亨德判若兩人——完全就是個古惑仔，留著紅頭發，綽號“柴哥”。他不怎麽上學，家里也不怎麽管他。除了打架，泡網吧，他的時間都花在倒賣電腦配件上了。
張亨德很少跟人提起這一段。身為一個創始人，要跟人承認說，自己是一個在孤獨、恐懼和混亂中長大的小孩，這實在太難以啟齒了。他更願意聊後面那一段，那聽起來更加勵誌和體面：退伍之後，他花了一年時間惡補高中課程和英文，竟然奇跡般地拿到了美國的大學錄取通知書。
他並非好好先生，他有他的城府和狠。他的外公、舅舅和姨媽們都是軍人出身。自他有記憶起，家里所有親人又都變成了商人。商場如戰場，某種程度上，商人和軍人的思維是同構的：領教過一次又一次生存危機，懂得只有強者才能活的道理。
“我做人有三個原則。”他認真地說，“弱國無外交，凡事只能靠自己，人脈是很好的杠桿。”
住百家COO鄒鑫，在百度時曾看過無數個O2O項目，他於2014年年底加入住百家
今年7月底，公司搬了家。他在新辦公室的大廳里放了一尊巨大的鋼鐵俠雕塑，仿佛是他強大超我的化身。但其實他最喜歡的漫畫英雄是蝙蝠俠。“他也是個老被人揍的富二代，但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披風，成了英雄。”
絕大多數時候，李康林看到的是穿好披風的張亨德。不過這天晚上，張亨德問他該怎麽辦才好，他流露出的迷茫，就像披風被風吹起來，看到里面的肉身。
李康林喝完最後一碗湯。他建議張亨德，你賣一套房，我再幫你找一筆錢，我們再撐兩三年看看。
“方向是對的，只是時機不對。”他解釋說，這並非情緒化的決定，“當初沒想到這件事情會這麽慢。現在看來，住百家是個誕生得過早的項目。中國人沒有住人家私宅的概念，出國的時候又因為語言問題容易有不安全感，更習慣住酒店，有事好溝通。”
“另外，中國出境遊雖然每年增長20%，但90%都是去東南亞地區。跟歐美相比，東南亞的酒店很便宜，民宿的價格優勢不大。”
“消費習慣的改變是個漫長的過程。”他又補充說，“今天你去紐約，我去歐洲，你在紐約住的民宿，我一看，覺得好，我說下次我去也要住那。但真等我成行，可能兩年之後了。這中間有個時間差。”
和張亨德一樣，李康林並不甘心，他還想再賭一把。一個月後，李康林從長江商學院的同學里為住百家找到了一筆新天使，有幾百萬人民幣。
有這筆雪中送炭的錢打底子，2014年8月，住百家拿到了聯想之星數百萬美元的A輪融資。摸爬滾打一年之後，張亨德的理念終於得到了資本的認可。
聯想之星的投資人李明分析說：“出境遊是大趨勢，但還是有沒被解決的痛點：集體出行和長期居住。這時候，住民宿就比住酒店好。住百家卡位很好：國外的供應端已經被教育得差不多了，國內的需求端又正在起來。我們投它肯定就是賭上市的，但關鍵在於，它能不能抓到足夠多的用戶。”
決定投資的時候，聯想之星給了張亨德兩個建議：一定要做移動端，一定要在市場上有聲音。
這時候，住百家還是一個OTA（在線旅遊代理商）的供貨商，沒有產品，也沒有內容。除了兩個創始人和不足萬套房源，它幾乎一無所有。張亨德固然勤奮，但並無成熟的互聯網經驗。他的搭檔阮智敏也更擅長線下。這種情況下，要做線上，拉用戶，起流量，談何容易。
顯然，原本的運營總監已經不適用了。張亨德需要找到一個做流量的大殺器，在未來相當長一段圈地時期，這個人都將是決定生死存亡的勝負手。
從百度找來了勝負手
2014年10月底，當年百度移動部門的“面壁四君子”，只剩下了一個。
趙鐵軍去人人車做銷售副總裁，正在磕B輪融資。
陸文勇去e袋洗做CEO，就快A輪了。
還有一位去了上海，也是做O2O項目。
鄒鑫成了那個最寂寞的“留下來的人”。他34歲了，是個“老百度”，在百度鳳巢、愛樂活、百度地圖和移動分發部門都幹過。在百度地圖的時候，他曾經看過無數個O2O項目，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隨便哪一個都是萬億級別的領域。
他坐不住了。這時候，張亨德找到了他。
這天下午，他們約在住百家媒體村的辦公室見面。天冷，風大，吹得窗口哐哐哐地響。張亨德只好隔著桌子沖鄒鑫吼：我們也不是拿了多少錢的項目，但是大方向靠譜，你來吧。
當天晚上回到家，鄒鑫上網查了下資料，自己在心里合計了一番：
“這個項目的資源是OK的。他們手里已經有的房源，是所有競爭者想做的話都繞不開的東西。”
“這個創始人個人的家庭背景也不錯，應該有很多人脈資源。”
“他不像有的富二代，會說別有壓力，咱們慢慢做著試試看，他非常專註，親力親為。”
“出境遊的大方向也好，節奏是對的，就快到風口了。做起來的話，這會是個獨角獸。”
快半夜12點的時候，張亨德給鄒鑫回了一個電話。鄒鑫聽得出來，“他是剛剛忙完，而不是剛應酬完。”
鄒鑫做了一個最沖動的決定：離開百度，離開李明遠，跟著一個比自己小5歲的富二代，去打一個可能連眉目都還沒有的仗。
“我當時的想法是，就算這一次跟90%的創業一樣失敗了，我至少能夠知道，我這麽多年積累的東西能不能夠做成一件事。如果做成了，利益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這件事是和我的名字有關系的。”
2014年底，鄒鑫以最快的速度入職，成為住百家COO兼第三位聯合創始人。一個大致的分工是：張亨德負責融資，鄒鑫負責“家里這攤事兒”，阮智敏每個月飛一趟北京，開碰頭會。
當時，住百家面臨線下和線上兩大問題。
線下房源比較完整，但需要提高效率。8月份A輪融資進入時，住百家活躍房源不足2萬套，當時的KPI是每月200套。鄒鑫大幅度提高了KPI，到年底官網上線時，活躍房源數量已經增加到5萬套。
房源的篩選流程也進一步明確。每一套房源的加入，都要歷經數據瀏覽、視頻面試和當地探訪三個環節，對房間大小、潔凈程度、房東是否友好、周圍環境等因素做出綜合評價。
另外，在房源拓展的方向上做了調整。撤掉了香港業務，類似臺灣、泰國、日本這樣的地區，仍然保留房源，但不再大力推廣。把拓展重點明確為歐洲、美國、澳大利亞和新加坡這四大熱點地區。
阮智敏解釋說：“香港的房源都太小了，用戶體驗很差。臺灣和泰國好房源很多，但銷售量起不來，因為當地的酒店也很便宜，用戶體驗和價格拉不開差距。只有在歐美，類似海邊別墅、城堡這樣的房源特別多，爆款，胃口一下子能被吊起來。”
線上是最關鍵的，因為鄒鑫基本上面對的是一片空白。三個創始人決定，以官網、微信和App的順序開始做自渠道推廣，加快傳播，先做出100萬人民幣的流水來，方便進行B輪融 資。
“他們問我，要不要去百度做流量投放。我們預算才幾十萬，我太知道了，這點錢投放出去完全不會有任何效果。我考慮過用QQ群推廣，但後來還是決定用微信公眾號加微信群，這樣更直接。”
很快，由張亨德牽頭，找來自己在海外的朋友，拉了一個500人的大群。其他市場人員則負責在旅遊群的基礎上，不斷建新群。這些微信群擁有不同特質，每個群都有專屬的管理員，同時管理員會動員大家，配合產品宣傳，幫助完成產品的銷售。
2015年春節前，住百家在北京希爾頓飯店辦了一個線下粉絲年會，有300名粉絲購票入場。這時候，住百家正式確認這個社群推廣為“旅遊達人”計劃。
所謂旅遊達人，他們大多二十多歲，有海外留學經歷，是留學生、國企駐外人員或者自由職業者，他們本身是有豐富海外生活經驗的旅遊愛好者，希望在社群里找到和自己一樣的人，尋求文化認同。
本質上，旅遊達人計劃是一種眾包的打法。它是住百家在特殊的時期建立的二次銷售體系。旅遊達人不僅能夠幫住百家轉發做宣傳、拉新用戶，還能幫助完成下單銷售。
鄒鑫說：“達人的存在有效降低了壁壘，使產品的宣導意味沒那麽重。他們也是很強的決策助力劑。很多人就算自己看了再多旅行資料，也會想要找朋友再確認一下。接下來，如果你的服務和體驗又做得不錯，他就會信任你，產生複購。”
在原本的計劃里，住百家要在一年中獲得500個旅遊達人。結果，這個目標在1個月之內就達到了。春節前，100萬流水的銷售目標也順利完成。
春節後，張亨德開始啟動B輪融資。但是，盡管有了旅遊達人和百萬收入背書，融資還是不太順利。很多投資機構會問：你們和Airbnb的差異化是什麽？
這時候，住百家又啟動了自己的第二項眾包計劃：由阮智敏的房源拓展團隊負責，組建住百家的“當地管家”團隊。和旅遊達人不同，當地管家和住百家的合作關系更加緊密、嚴謹。他們將按照合約接單，為用戶提供一系列當地服務。這些增值服務將由用戶向住百家支付費用，當地管家從其中獲得一定比例的分成。
業主、旅遊達人和當地管家，這三個要素組成了一個完整的共享經濟生態體系。一位投資人分析說：“你可以理解，旅遊達人是空軍，負責宣傳和銷售。當地管家是陸軍，負責售後和增值服務。雖然都是兼職，空軍的管理是一種松散的社群關系，對於銷售不做硬性要求；陸軍的管理則是一種嚴謹的合作關系，類似Uber對司機的管理，依約行事，有獎有懲。”
截至2015年8月中旬，住百家有1000名左右兼職人員。其中30-40%是海外的當地管家，在每個熱點城市都有100-200人。其他60-70%則是旅遊達人。目前，在收入來源上，有20-30%的銷售收入貢獻自旅遊達人，另外60-70%則來自App和官網。在收入構成上，有40%的收入來自短租房源，另外60%則來自當地管家提供的線下增值服務。（不過，其中包括了很大一部分代訂機票的標準化服務）
張亨德說：“一開始，很多用戶在下單訂房之後都會問，能不能代訂機票，能不能接機送機，在當地能不能有人帶著。當地管家的邏輯就是這麽來的，它拓展了住百家整個出境遊服務體系的完整性。”
這時候，住百家和Airbnb的差異化已經呼之欲出：除了像Airbnb一樣，提供海外短租房源，還提供Airbnb沒有的售前咨詢、售後服務、增值服務等一站式體驗。它不再只是一家短租公司，而是以海外短租為切入點，試圖進化為一個中國出境遊整體個性化解決方案供應商。
“以前，房源就是壁壘。現在，我們希望服務也是壁壘。”鄒鑫說，“我們希望看到的是，競爭對手除非把我們整個服務體系都搬走，否則，他就模仿不了我們，搶不走我們。”
張亨德正在加速實踐他的理念：市場推廣和二次銷售眾包，服務也眾包。這樣一來，住百家既不像Airbnb那樣，幾乎除了提供租房信息之外啥也不幹；也不像途家那樣，除了提供租房信息之外，幾乎啥都自己幹。
接下來，住百家又祭出了自己的殺手鐧。這個殺手鐧並不新鮮，甚至有點老調重彈：免費。
所謂免費，不是免租金，而是免服務費。在Airbnb，它會固定向用戶收取占租金15-20%的服務費。這也是Airbnb最核心的利潤來源。
張亨德決定，免掉它。
“當時內部是有糾結的。”鄒鑫說，“我們的用戶很高端，你哪怕把服務費收到40%，他們也不會care。尤其我是做變現出身的，每天算著要省那1%，省那0.5%，要一下全免掉，會想一下。”
不過，在李康林看來，此時的免費根本無須猶豫。“就當作市場推廣費用好了。之前一年的用戶才不到1萬，以這樣的用戶基數，收再高的服務費也沒意思。住百家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公司，這就是說，它提供的是信息、支付和服務的背書，羊毛出在豬身上，量先要起 來。”
在思考要不要免費的那幾天，張亨德正在看《從0到1》。這並不是一本談論免費或者其他商業模式的書，但是對他做出決定有微妙的影響。“書里說，互聯網思維就是不和對手競爭，埋頭小步快跑，以最快的速度在一個細分垂直領域形成壟斷。”
“歷史上，360、淘寶和小米都已經這麽做了。我們已經構建了一整個服務生態體系，優化用戶體驗，如果再加上免費，才能夠加速圈 地。”
3月，住百家App測試上線。5月，App完成了產品更新。這時起，各項數據開始井噴。
根據住百家提供的各項數據，截至8月中旬，住百家在海外有10萬套房源；8月份單月用戶增長量為20萬，而之前一個月的數字是3萬；用戶轉化率10%，複購率50%；今年第一季度的收入等於去年全年的收入；6月單月收入已經和今年第一季度整季收入持平。
7月底，就在B輪融資close之後，跟房子打了這麽多年交道的張亨德給自己的公司也搬了個家。住百家從媒體村的三居室搬進了北五環的一棟創業寫字樓。七八十號人剛剛搬進來，沒過幾天，又快坐不下了。
在搬家派對上，張亨德抓住李康林一通猛聊。他倆好久沒見了。上一次長聊好像還是在上海吃飯之後一個禮拜。李康林不放心，趁來北京上課的機會拉張亨德出去吃飯。他記得，席間還有馬佳佳，她狀態很好，談天說地，張亨德則比較沈默。
“他可能是不太服氣吧。”李康林說，“不過這次見他，自信多了。”“現在這幫年輕創業者吧。”他又感慨了，“要麽像演員，特別會表現。要麽是屌絲，只會悶頭吃苦做事。像他這麽穩健的真不多。這才是能長跑的選手。”
這會兒，張亨德把李康林拉到角落里，說，你在咱這已經百倍回報了，咱能做出個超級獨角獸不？
張亨德在新辦公室的大廳里放了一尊巨大的鋼鐵俠雕塑，仿佛是他強大超我的化身
如履薄冰的焦慮
8月底的時候，剛剛宣布完融資消息，張亨德就趕著上醫院做了一次胃部手術。做完手術沒兩天，也來不及休養，他照常上班。下一輪融資也該啟動了，好幾個大腦袋要見。
嘚瑟歸嘚瑟，張亨德其實打心底里頭明白，什麽東西正在發生變化。他很亢奮，又焦慮，睡不著覺，半夜兩三點下班還逮住人發微信討論工作。
“其實，我很感謝Airbnb。”他說，“因為它的成功，我們的估值才被擡起來了。它又是一家有底線的公司，不會使很LOW的手段，所以，這一年我們一直能夠悄悄發展。”
“但是，我心里也打鼓，這一次為了做品牌、上流量，我們出來講這麽多話，肯定有很多競爭對手會註意到我們。以前，好歹還有Airbnb給我們擋子彈，接下來，搞不好會有些是沖我們來的。”
半個月前，聯想之星的投資經理給張亨德看一個App，叫“一家民宿”，幾乎跟住百家一模一樣。再早些時候，途家完成新一輪融資，除了宣布估值10億美元之外，也說要開始進軍海外市場。再再早些時候，還是那位投資經理，他轉給張亨德一封郵件，是攜程內部的一份研究報告，專門分析了住百家的案例。
中信金石的一位投資人向我展示了一份內部PPT。按照分析，如果把中國的旅遊市場分成四個階段的話，傳統旅行社是OTA1.0，攜程和去哪兒是OTA2.0，像窮遊網、馬蜂窩這樣內容驅動的社區，是OTA3.0，而住百家這樣的共享經濟則是OTA4.0。越往後面走，非標準化的特征越明顯。
AB Capital跟投了住百家的B輪。這是一家新晉的明星投資機構，由女明星Angelababy發起。在做盡調的時候，AB的投資人重點關註了旅遊行業的競爭結構。在他看來，OTA4.0的非標準化服務並非OTA1.0大公司的基因，註定會由創業公司來做。不過，未來OTA3.0和OTA4.0的競爭也不容忽視。
“大家的切入點不同，但服務的境外旅遊人群是完全相同的。”他說，“有人從酒店切入，有人從機票預訂切入，有人從簽證切入，有人從海外Wi-Fi切入，有人從社區內容切入，像住百家是從非標準化住宿切入。也有更加非標準化的定制旅行，但那是小而美，做不大。”
“到最後，對出境遊入口的競爭一定會只剩下兩三家，誰能從幹爹那里拿到資金和流量，誰就能贏。”
也有人很淡定，認為用車領域的大廝殺並不會立刻發生在旅遊領域。原因很簡單，中國的出境遊市場雖然每年都有超過20%的增長，但消費習慣的改變需要漫長的時間，從標準化酒店到非標準化民宿的轉變，還需要1-2年。
無論如何，一年時間，住百家從剃刀邊緣走回來，如今正經成了一個玩家了。不過，前有狼，後有虎，中間還有小老鼠，這樣的局面它hold得住嗎？
住百家的懸念在於，在風口真正到來之前，它能否抓住窗口期拼命增長？在前端銷售和後端服務品類都高速增長的同時，它能否保證服務品質不下降？它能否運用實時監測的動態數據、技術和產品，進一步穩定自己的服務體系，使之標準化？它是否能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不犯致命錯誤，每一步都回得了頭？
6月的時候，住百家的核心團隊又多了兩個人。這是張亨德的得意之作。他從阿里挖到了一個高手，擔任產品總監，又把自己的大學同學張淩鵬從美國喊回來了，擔任首席戰略官。據說，這是一位量化分析的天才選手。
用張淩鵬的話說，未來住百家能否用數據來準確監測不斷變化的用戶需求，又能不能把這需求轉化到產品端去，是不是有足夠的資本配合這種轉化和調整，這才是“如履薄冰的焦 慮”。
天才的話不太好懂。用鄒鑫的話翻譯一下就是，未來住百家的訂單和服務九成在產品端完成，一成由達人補充，那就對了。比如說，你的海外包車在路上刮蹭了，不必再給客服打電話，直接點擊App上一個按鍵，就能進入保險賠付流程。
所有這些懸念，歸根結底到一個人身上，張亨德到底行不行？
他才是最應該如履薄冰的那個人。他好歹活過來了，還沒來得及怎麽慶祝，就要面對更加嚴酷的挑戰。
他明白。有時候，他覺得壓力太大了，會一個人大白天開車去香山。旁邊的金山革命烈士公墓里，躺著他的外公。那是一位身經百戰的老首長，他一輩子送給妻子的唯一一份禮物，就是一把從美國大兵手里繳獲的手槍。
張亨德在這里坐著，生，和死，和殺戮，它們如此令人困惑地交織在一起，反倒叫他輕松起 來。
對話張亨德：蝙蝠俠也是一個被人痛扁的富二代，但是他成了英雄
問：是不是人家說你富二代，你特別不願意聽？
答：從小到大，我就沒享受過這方面的一點兒特權，全是受苦。
小學三年級，外公去世了。我爸在深圳，我媽在大連，他們把我從公立學校送到貴族學校。那兒對我來說就是肖申克救贖，就是沈默的羔羊，每天受罪。
最嚴重的一次，校霸在地下砸了一堆瓷片，把我在上面滾，滾得渾身是血。老師知道了，反過來把我罵了一頓。後來，我姨夫帶人來了，問是誰幹的。我沒說，說了也沒用。
這個校霸教我的，勝者為王，敗者就被欺負。後來我就想，怎麽不被欺負，要投其所好，斷其所惡。但要做贏的那個人，就要有自己的人，有個團隊。後來，到了中學的時候，我就成大哥了。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也是。做項目作業，一定要有團隊，自己做就死定了。大家都不太願意跟中國人合作，我就綁定一個學霸，然後再一個個找明星學生加入。贏一次以後，後面就好辦了。
問：這是個食物鏈。
答：對。我填大學申請的時候就寫，我的性格適應性特別強，小時候被練出來了，我就是進化論里面最後剩下來的物種。
我是那種危機意識特別強的人，遊戲規則一變，我立刻就知道了。退伍之後，我發現互聯網起來了，靠暴力站不到食物鏈的頂端，我就一定要去讀書。美國回來以後，我本來想做投資的，但我發現我當慣大哥了，根本不能打工，只能找機會創業。
童年創傷對我的性格有影響的。我有個大學室友，他也是官二代，他就特別平和。我們一起說事，我永遠是覺得這不行那不行，要把緊急預案做好，他就什麽都覺得好。
我媽是個處女座里的戰鬥機，有點精神潔癖。我受她影響，也特別不能忍受不確定性，特別討厭突發事件。我看卷福的《模仿遊戲》，我也恨不能是那種把胡蘿蔔和豌豆要分開放的人。
不過，創業對我是個修煉。我現在還是討厭突發事件，但我不慌了。
問：你熱愛商業嗎？
答：我的商業啟蒙是《窮爸爸，富爸爸》。我看了它之後，還自己做了一個財務模型，用來投資買房，賺了幾百萬。現在，我媽的理財都歸我負責。
我對做生意有感覺，可能也是小時候見多了。但有時候，也不知道為什麽要做，就是喜歡贏的感覺。
創業之後，我開始信佛。創業太自由了，沒有刻度，你很容易覺得迷茫，覺得苦。我有時候也在想，創業是人活一輩子的目的嗎？
問：你累嗎？
答：我一直繃著。一件事情做完了，我立刻就開始有空虛感。
我媽是他們家唯一一個大學生，但老跟著兄弟姐妹做生意。她很要強，不服氣。我小時候，她就老跟我說，你要做最優秀的那一個，要做郭靖，博采眾家之長。
問：你發火什麽樣子？
答：見過的人都說特別可怕。好像能把我小時候壓抑的殺氣引出來。整個房間能安靜個兩三分鐘，感覺火影忍者要出來了。但我的確很少發火。
問：你喜歡那個鋼鐵俠嗎？
答：我最喜歡蝙蝠俠。他也是個富二代，也老被人欺負。後來，他找到了自己的風衣，就變成超級英雄了。
我的偶像是曼德拉、昂山素季和毛澤東。我信命，他們都是長期不被人認可的人，但是他們一直相信自己，終於證明自己是對的。
在我人生每個階段，好像都有一個白馬王子一樣的人物。他站在那閃光，特別牛，我感覺我的角色被他搶走了。我得變成他才行，但真成了，馬上又會有下一個。
小學的時候，就是那個校霸，他教會我勝者為王。當兵的時候，有個老兵，特別會來事兒，誰都認他，特別吃得開。他教會我投其所好，斷其所惡。上大學的時候，北大蔡院長教會我的是，“你若光明，中國便不黑暗”。回國之後，有個在中投工作的校友，他跟我說過一句話：成功的人總是幫助別人成功，不成功的人總是阻止別人成功。他認識人特別多，總有各種聚會，有時候也會帶我一起去。他教會我，人脈是個很有用的杠桿。後來創業，就開始在摸索中成長了。
問：從小到大，你被搶走過什麽嗎？
答：小時候是玩具被搶走，小鏟子、小桶子什麽的。上學的時候挨打，是尊嚴被搶走，覺得屈辱。
後來很多年，我一直反複做同一個夢，夢見被打。一開始，是被打醒了。後來，是打到一半跟他們談判。最後一次做是去美國的時候，在夢里和解了。
有這樣經歷的人，可能對權力會特別有興趣。我很喜歡看《權力的遊戲》，喜歡里面的Halfman，那個侏儒，特別厲害。
問：權力給了你什麽享受？
答：安全感。我是特別沒有安全感的人，我一定要成為那個制定遊戲規則的人，站在食物鏈頂端，我才覺得安全。
不過，權力本身也有魔性。尤其對男人來講，它能填補人內心的空虛，變得充實起來。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雷曉宇，編輯王冀，攝影紀珂，文章為原創，i黑馬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號zzyyanan。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有多少甲狀腺癌被過度診療？“頸上蝴蝶”變身“沈默殺手”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067
俄羅斯醫學科學院醫生在進行甲狀腺癌細胞切除手術。 （CFP/圖）
1999年，韓國政府發起全國性體檢計劃，結果甲癌發病率提高了15倍，但甲癌的死亡率卻沒有任何變化。在沒有挽救性命的情況下，早期篩查還應該繼續進行嗎？
對於大部分微小癌患者來說，觀察和檢測才是最合適的處理手段。但對於另一小部分患者，手術必不可少。問題是很難將中、高危病人從普通患者中篩查出來。國外提倡甲癌精準治療，目前國內連規範治療都做不到。
從早上8點開始，甲狀腺癌手術一臺接一臺。對於中國抗癌協會甲狀腺癌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天津市腫瘤醫院副院長高明來說，這又是忙碌的一天。
在這家國內甲狀腺癌（以下簡稱甲癌）手術量最大的醫院里，僅2014年，甲癌手術就達到4773臺。據估算，今年的手術量將突破5400臺。
“患病率在躥升，住院病人在增加，惡性腫瘤患者數量及權重也在遞增。”高明感慨，上世紀90年代末，甲癌與其他惡性腫瘤相比，發病率連前十都排不上，如今在一、二線城市的女性群體中，甲癌發病率基本位列三甲，有的甚至已躍居榜首。
甲狀腺，這個外形酷似蝴蝶的腺體，分泌著對人體至關重要的激素。吞咽時，它可隨喉部上下移動，好似蝴蝶翩翩起舞。然而這些年來，這只“蝴蝶”頻頻扇動翅膀，引發醫學界的廣泛爭議。
2010年，中華醫學會內分泌學分會對北京、成都、廣州、貴陽、濟南、南京、上海、沈陽、武漢、西安這10個城市居民的甲狀腺疾病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甲狀腺結節的患病率高達18.6%，其中有5%-15%為惡性，即甲狀腺癌。
這一現象跟碘鹽政策以及碘攝入量增加有關嗎？這是對甲狀腺過度檢查的結果嗎？目前國內甲癌是否存在過度治療？南方周末記者奔赴各地，邀請國內該領域最權威的專家予以解答。
甲癌“流行”事出有因
“檢查頻度的增加和檢查手段敏感性的提升，這是甲癌患病率攀升的最主要原因。”在遼寧省政協副主席、中華醫學會內分泌學分會主任委員滕衛平看來，與其說是患病率升高，不如說檢出率提高更為準確。
甲狀腺在人體頸部前方、氣管兩側。以往檢查大多采取觸診，受結節在甲狀腺內的位置、大小，患者頸部粗短、肥胖以及檢查者的經驗等因素影響，發現甲狀腺病變的幾率並不高。事實上，在上世紀80年代的常規屍檢中，甲癌的比例就已達到6%-23%，但因為腫瘤和緩，患者至死也未表現出明顯的臨床癥狀。而隨著甲狀腺高頻超聲技術的出現，直徑1.5-2毫米的微小結節也能輕而易舉被發現。
不過，患病率並不等同於實際發病率。學術界普遍認為，甲癌的實際發病率沒有增加，但乳頭狀甲癌的比例從70%增加至現在的約90%。滕衛平指出，雖然沒有做進一步的腫瘤流行病學調查，但國際主流觀點是，這跟碘攝入量增加可能有關。
2009年，“食鹽加碘”政策陷入爭議漩渦。此後，國家有關部門修改了全民食鹽加碘法規，頒布了新的食鹽加碘國家標準。新標準降低了食鹽碘含量，同時摒棄了全國“一刀切”的碘鹽標準，授權各省根據本地的碘資源情況，在國家標準基礎上浮動±30%。
“碘過量與甲狀腺結節和甲癌之間的關系，盡管有一些流行病學的報告，但缺乏有說服力的循證醫學證據。”滕衛平指出，目前已獲確切證據的是，碘過量會導致甲狀腺自身免疫和甲狀腺功能減退癥顯著增加。
2012年12月底，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的3位婦產科醫生同時被確診罹患甲狀腺癌。由於該病與個人射線接觸史相關，這3位在相同手術室工作了6年的副教授，最終把患病原因歸咎於樓上兩間骨科手術室放射防護措施不當。
中國抗癌協會甲狀腺專業委員會常委、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核醫學科主任陸漢魁表示，每個人的患癌幾率不同，個人體質和對射線的敏感度也不同，確定兩者間的必然聯系很難。環境汙染、壓力過大、激素水平、肥胖和糖尿病等，都可能成為甲癌發病的誘因。
該關掉超聲機器嗎？
檢查手段的進步，使得甲癌的早期發現成為可能。但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一篇論文，卻引發了一場關於“過度診斷”的爭論和思考。
1999年，韓國政府為減少癌癥和常見病，啟動了一項全國性的體檢計劃。體檢項目並不包含甲癌篩查，但因為只需頸部超聲檢查這一簡單步驟，醫生鼓勵患者參加，患者也樂於接受。
篩查帶來了意外的結果：20年間，甲癌發病率提高了15倍，這種原本罕見的癌癥一舉成為韓國最常見的癌癥。然而，甲癌的死亡率卻沒有任何變化。
並發癥倒是隨之而來。甲癌手術後，約10%的患者出現鈣質代謝問題，2%的患者發生了聲帶麻痹。
“過度診斷轉移了醫療資源、驚嚇了患者。最大的問題是，它催生了過度治療。”文章作者之一、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教授希爾伯特·韋爾奇（Hilbert Welch）質疑，“在沒有挽救性命的情況下，早期篩查還應該繼續進行嗎？”
在中華醫學會內分泌學分會常委、江蘇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副院長劉超看來，早期篩查和診斷可以讓公眾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總體來說利大於弊，“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檢查，而在於要盡可能避免非必要的檢查。”
超聲檢查是確診甲狀腺結節的必要檢查，也是美國甲狀腺協會和歐洲甲狀腺協會推薦的甲狀腺結節診斷首選方法。在國內的《甲狀腺結節和分化型甲狀腺癌診療指南》（以下簡稱《指南》）中，“所有甲狀腺結節患者均應行頸部超聲檢查”被列為A級，代表“強烈推薦”。
但劉超發現，明明用超聲檢查就能診斷出的結節，一些醫院非得用CT造影檢查。有的造影劑中用了過量的碘，患者的甲狀腺功能原本正常，結果卻被這不必要的檢查誘導出了甲狀腺功能減退。
在劉超接診的患者中，這樣的病例並不少見。過度診斷不僅發生在二三線城市的地方醫院，同樣也不乏三甲醫院的身影。
“大家身處同一個圈子，有些事情我不好意思向患者明說。”劉超表示，但每次接到這樣的病例，他都覺得“特別痛心”。
一邊是過度診斷，另一邊卻是必要的診斷方法開展有限。
細針穿刺檢查是明確甲狀腺結節良惡性的“金標準”，是敏感度和特異度最高的診斷方法，因創傷小、快速、準確，在國外已成為甲狀腺結節的常規檢查。但在國內，受醫生細胞病理學診斷水平的限制，細針穿刺尚未普及，導致很多患者在尚未明確結節性質的情況下就做了手術。
有多少甲癌被過度治療？
過度診斷往往會催生過度治療。
對30歲的孟桐（化名）來說，過度治療讓她從一個光鮮艷麗、事業有成的女強人，變成了一個郁郁寡歡的病號。
2014年8月，她因頸部淋巴腫痛到上海某三甲醫院就診，超聲檢查顯示：甲狀腺結節。在未盡詳細檢查及良惡性鑒別診斷的情況下，她被告知：高度懷疑是惡性腫瘤，需要手術。
手術中，她的雙側甲狀腺被切除，這成了噩夢的開始。術後，呆滯、無力、嗜睡、胸悶、呼吸困難、心律不齊、內分泌紊亂等後遺癥接踵而至。
父親帶她來到上海另一家三甲醫院，內分泌科醫生明確表示：手術根本就是多余的。鑒於手術加重了甲狀腺功能低下，醫生判斷，除了需要終生服藥，“這輩子可能沒法再生孩子了”。受此打擊，孟桐逐漸出現抑郁癥狀，不得不接受精神治療。
“過度治療關鍵在於對手術適應癥的掌握。”滕衛平表示，不過他也隱晦地指出了問題的複雜性，“涉及醫院、醫生的經濟利益和醫患糾紛”。
據廣東某三甲醫院一位甲狀腺外科醫生透露，在區、縣一級的醫院，甲狀腺專科為維持科室患者的數量，對手術指征的把握非常寬松。對無手術指征的患者實施手術，導致非必要的甲狀腺結節手術率顯著升高。事實上，部分甲狀腺結節是多中心的，良性結節即便被切除，以後仍然會複發。在促甲狀腺激素的影響下，隱匿的結節也會生長，手術幹預完全沒有必要。此外，如果操作不當，手術還會損傷喉返神經和甲狀旁腺等部位，給患者帶來不必要的損傷。
“腔鏡治療甲狀腺疾病幾乎成了中國的招牌。”該醫生感嘆，無論是從清掃範圍還是性價比，這一技術都不如開放手術，歐美國家很少開展。但打著“微創美容”的旗號，加之手術所需耗材多，腔鏡手術在國內“都快做瘋了”。
陸漢魁也承認，從他接手的病例來看，過度治療在個別醫院和醫生那里確實存在，但在他看來，用“過於積極”一詞似乎更為合適，受數字化績效考核機制以及醫學技術本身的局限性，“過於積極”有時是現行醫療管理體制下醫生的無奈之舉。
上述匿名的廣東醫生也反映，在國內，只有很少一部分特別德高望重的醫生敢拍著胸脯對病人說，“不需要手術。”畢竟，在醫患關系緊張的局面下，沒有醫生願意因為可能的漏診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煩。
偏向積極的治療還出於患者的過度焦慮。
手術前，陸漢魁的每位病人都會收到一張“病人告知書”，告知書的開頭不是晦澀難懂的醫學原理，也沒有教科書式的註意事項，只有簡單的兩句話：“首先希望你不要緊張，也希望你不要害怕射線。”
陸漢魁能感受到患者的緊張和恐懼。幾乎每天早晨，他都會遇到哭泣的病人，已經出院的患者不停地給他打電話。甲狀腺切除手術後需終生服藥，有人一拿起藥片就覺得渾身不舒服。
他有時會給患者發科普小手冊，對方不接，“陸醫生，你說啥我就做啥，但我不想看到手冊上的‘癌’字。”
恐癌並非“中國特色”。2014年，美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發起甲癌“觀望項目”（Wait-and-See Program）。被診斷出甲狀腺微小癌的患者可以選擇暫時不做切除，而是定期檢查。
不過，患者對項目並不“買賬”。項目負責人邁克爾·圖特爾（Michael Tuttle）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參與者寥寥，醫生也擔心因錯過最佳治療時間而遭患者起訴。
作為中國健康教育中心的特聘專家，陸漢魁認為，公眾要增強對於甲狀腺疾病的整體認識，避免甲癌恐慌；醫生也要與病人進行準確有效的溝通，而不只是簡單地診斷和治療。更重要的是，建立值得信賴的甲狀腺病診療數據庫，為甲狀腺疾病的篩查規範、診療路徑和對醫療行為的個體化績效評估打下堅實基礎。
目前，對於甲狀腺良性結節的治療，國內外專家已達成一致：大部分可暫不處理，保持6-12個月的隨訪間隔。過度治療的爭議集中在如何處理直徑小於1厘米的惡性癌，即微小癌。
“甲狀腺微小癌就像聖女果，長不成西紅柿。”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某專家曾表示，微小癌是惡性度很低的一類腫瘤，幾乎不會導致死亡，10年生存率高達98%。
這個形象的類比也引起了高明的思考：微小癌等同於低危癌嗎？等同於早期癌嗎？他曾親眼目睹過不少“小原發竈大轉移”的病例，也曾見過很多微小癌和喉返神經、氣管粘連侵犯而影響患者預後的病例。他相信，對於大部分微小癌患者來說，早期診斷自然是合理的處理手段；但對於部分微小癌患者，手術必不可少。
“問題不在於過度治療，而是我們無法將中、高危病人從普通患者中篩查出來。”高明表示，在甲狀腺癌專業委員會的牽頭下，《中國甲狀腺微小乳頭狀癌診療專家共識》正在制定中，預計將在年底頒布，“嚴格按照指南科學操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微小癌的過度治療。”
離精準還有多遠？
2014年，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提出“精準醫學”，這也成為眼下國內醫學界熱議的時新概念。
“現在還談不到精準治療，因為我們連規範診療的水平都沒達到。”滕衛平直言。
2014年，在第三屆中國甲狀腺外科高峰論壇上，“精準治療”被列為甲狀腺疾病臨床基礎研究六大發展方向之一。但高明同樣強調了規範的重要性，“規範是精準的基礎”。
不久前，他接診了一名甲狀腺血腫患者。患者稱在中國“治療甲狀腺最好的醫院”被診斷出甲狀腺結節。醫生並未明確結節的良惡性，只是在三個結節處各紮了根針，聲稱“針灸療法”創傷小、效果好、不留疤痕。三根銀針價格不菲，需要近3萬元治療費用。不料，甲狀腺血液豐富，醫生紮針不慎，反倒弄出了大血腫。
好奇心驅使下，高明在網上搜索“中國最好的甲癌治療醫院”。他信心滿滿：天津市腫瘤醫院國內領先，進個前三不成問題吧？搜索結果卻讓他傻了眼，“怎麽到了五六名，還沒有我們？”
換個關鍵詞“天津甲狀腺醫院”繼續搜，依然不見蹤影。高明註意到，榜單前列清一色都是不知名的醫院。
“缺少規範化治療，這不得亂套嗎？”高明有些著急，“我可以把規範化的診療經驗傳授給這些醫生，但網絡我管不了啊！”
目前，從三甲醫院到縣鄉一級的基層醫院，甲狀腺手術已普遍展開。但對於數量龐大的醫生隊伍，國家並沒有任何資質方面的準入限制。
甲狀腺疾病的診療涉及外科、內分泌、核醫學、影像、病理等多個科室，是典型的跨學科專業。不同科室的醫生學術背景和臨床經驗參差不齊，對甲狀腺疾病的發生發展仍然存在認識不足，治療欠規範的現象並不少見。
在理想狀態下，各醫院成立由外科、內分泌、核醫學等科室共同組成的甲狀腺專科可以解決規範化問題，但由於涉及複雜的行政審批手續，國內除了少數幾家醫院，大部分醫院的各學科仍處於分散狀態。
“當務之急是各醫院建立本醫院的甲狀腺癌治療協調機制，接受《指南》系統培訓，讓患者享受規範治療。”滕衛平呼籲。
2015年7月，為普及甲狀腺癌規範化治療及多學科診療理念，中國抗癌協會甲狀腺癌專業委員會啟動“中國行”巡講。巡講中，高明的一張幻燈展示引起了與會醫生的註意。
“這幾年甲癌的高發，讓我們幹這行的醫生‘顏值’越來越高，”他指了指幻燈上的自由女神像，女神高舉的右手下面是他特意打的八個字，“冷靜、科學、規範、精準”。
房子、圈子、殺手遊戲 ——一起“疑似詐騙案”背後的人心暗戰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054
八棟高樓已建好，卻遲遲不能交付。許多購房者曾來此處探訪，並拍下這樣的照片。 （孫良滋/圖）
這套房子，對每個購房者來說都是一種經濟和心理負擔。
有的人已經不相信能入住，希望退錢；而大多數人還是想要房的，覺得“怎麽著房子也跑不了”。
有人堅決報案和維權，有人堅決相信公司，有人退群，還有人組成了反對挑頭維權者的群。
一處違規出售的北京公租房項目，把一群購房者的命運捆在了一起。
警方尚未定性，一切尚處於迷霧之中。所有的欲望與矛盾找不到出口，在他們彼此之間發酵、碰撞。為了房子，他們結成一個個圈子，像在玩一場看不到盡頭的殺手遊戲——里面可能有警察、法官、平民百姓，甚至還有開發商派來的“臥底”。
“面對高樓，我不知道里面是陰謀還是騙局，現在不知道該怎麽辦。”一位購房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自己很痛苦，也很茫然。
“婚前有一套房，跟北京人戀愛也硬氣”
哈爾濱姑娘寧凝來北京6年，練就了一身搬家的本領，可以在半個小時之內打包、找車、拎包走人，“到哪都能睡”。
她已經累計搬過十次家，理由五花八門：房東漲價；房東做生意缺錢；二房東轉租給她，房東卻不同意……最無奈的一次是北京房產限購政策出臺，房東為了避稅打算賣房子。寧凝不願意搬，房東的回答讓她無語：“除非你買下來。”
三年前，她曾無限接近於這個夢想。盡管房子不在市內，而在市郊的通州區。但北京交夠五年社保才能購房的政策和高昂的房價，讓她不得不另尋他途。
在朋友介紹下，以不到7000元/平方米的價格，從通州區建築集團公司手里認購了一套只有五六十平米的在建房，地塊位於通州區範莊村，通州新城商務園內。當時，通州區類似地段的房價平均已近兩萬元，這價格不過是市價的三分之一。2012年6月4日即看房的第二天，她就一次性交了房屋的全款，約40萬元。
“我們是給內部員工建的拆遷安置房。”寧凝重複著當初從銷售嘴里要來的這句話。交錢後，她還上網查到了這處樓盤的根底，確實無誤：北京市發改委、北京市規劃委正式批準的公租房項目。雖然，北京市發改委的核準批複里有一條讓她心里沒底：“公共租賃住房只能用於租賃，不得出售”。
公租房不能銷售，通州區建築集團公司的銷售人員並未否認這條規定。
他們給出的解釋，被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多位購房者共同證實：範莊村這塊地屬於通建集團所有，雖然蓋的是公租房，但是有兩棟是專門向內部員工出售的拆遷安置房。公司將會跟業主們簽一份勞動合同，這樣，他們就算是公司的員工了，並不違反政策。
“項目是真的，有辦公室，也有工地，房子的確是一直在蓋。他們把這些法律的擦邊球都給你整好了。”寧凝說，之後公司確實和她簽訂了一份勞動合同，但她還沒看清就被收走了。
這次購房並未簽訂通用的購房合同書，而是簽了一份《拆遷定向安置內部認購書》。認購書里承諾，在入住5年後，可以為業主們辦理保障房的產權證，“如因保障房資格申請原因無法辦理所認購房屋的產權證，甲方將與乙方就所住房屋簽訂長期租賃合同”。
但是2014年3月，購房者們紛紛接到通知——房子可以辦大產權，但還需要再繳納土地出讓金、產權變更費、補交房款等款項十幾萬元，並承諾年底交房。
但現實卻是，兩年交房的期限已經過去，眼看已經超期一年，工地上的樓房早已封頂，通建集團卻遲遲不交房，給出“安裝門窗”“通煤氣管道”等理由，業主們也只得一天天等待。
“他給你編織一個夢想，然後你覺得這個能實現，就在眼前；但就是海市蜃樓。有人來戳破你這個夢想的時候你就疼。”說著，寧凝比劃了一個戳的姿勢。
她曾偷偷潛入工地，爬到自己的樓層拍照，幻想著小戶型裝修的風格。她打算把兩居室的一間房用來做衣帽間，另一間作為臥室。她更傾向於宜家的風格，簡單而溫馨。
和北京男友打算結婚的她，覺得婚前有一套房比較有安全感，跟北京人戀愛也硬氣。“你有房子，別人就不覺得你圖他的；我進可攻退可守。爸媽來住我自己的房子，也硬氣。”
由於債務糾紛，通建集團搬出了辦公樓，目前在範莊村這個公租房項目部辦公。 （孫良滋/圖）
“我就算人房兩空，也要讓他們這幫騙子難受難受。”
寧凝高挑的個頭，長發淩亂，素顏，戴著棒球帽，情緒極其低落。兩個月前她已經辭職。“維權不就得抓緊時間嗎，不然維它幹嗎？”
這兩個月的“維權”經歷，能跑的地方她都跑了。通州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告訴她，她跟通建集團簽的合同並不符合法律規定。按照規定，應當使用統一制式合同。通州區公共租賃住房管理中心則對她明確表示：範莊公租房項目的房子都屬於公租房，不能買賣。
通州區公共租賃住房管理中心主任邱磊明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目前掌握的證據，顯示通建集團涉嫌詐騙。“很有可能當時企業有這塊地，想蓋公租房但沒有錢蓋。它想集資，但是集資完了，把樓蓋起來了，現在它當初答允老百姓的條件無法實現，因為它也知道，如果它一旦真的按照合同履行的話，不光法律要制裁它，其他部門都要對它進行制裁。”
早在去年，邱磊和通州區住建委等相關部門就聽到通建集團正在出售公租房的消息，約談了通建集團，約談內容主要是告知其範莊公租房的性質，警告其不可私自出售。
“問過他們有沒有這種違規出售的情況，他們保證沒有。這個項目我們是不回購的。”邱磊說，“不論是企業自持還是政府持有，入住公租房只有一個途徑，即面對社會公開搖號。區別僅僅在於，所收租金是直接歸企業所有的。”
在範莊公租房項目的施工現場，南方周末記者看到：工地上林立了8棟高層，七高一矮。項目最大的施工方江蘇南通三建的一位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今年肯定是不能交房了，天氣冷了不能施工，可能外網還會再繼續施工。”
這位負責人說，矮的那棟是老年公寓，其他的是公租房。通建集團本來計劃是還要建兩棟的，因缺資金未蓋成。但，這些是不是就是打算賣給這些業主的房子，不得而知。
通建集團這家成立於1990年的北京本地企業其實已經悄然轉變了性質，法定代表人如今是1970年出生的安徽人賈永革，實際操盤者是他的哥哥賈利。但改制工作遠未完成，至今，它的註冊信息仍然是“全民所有制企業”。
在北京市工商局建立的“企業信用信息網”上，通建集團累計擁有27條不良司法信息，無一例外全部是拖欠款項。從幾千元的員工工資款，到幾萬元的建築材料費、燈具費、水泥款，到幾百萬元的工程款，時間跨度由2006年到2014年。看得出有些是陳年債務。每一條信息都有這樣的敘述：“被執行人的履行情況：全部未履行”。
2015年8月17日上午，北京市一中法並案審理了三起與通建集團有關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這三起案件，其中兩起的模式都一模一樣，指控它與賈利、賈永革兄弟“借款期滿後，本息分文未還，而且承諾的用於保障債權的房屋也不交付給抵債。（債權人）催還債務未果，故訴至法院”。這兩起案件的債務數字累計近八千萬元，借款日期均為2015年1月23日。
有關通州住建欠下巨額債務的風聲讓寧凝心驚，越發覺得自己的房子和錢命運未蔔。她去派出所報了案，舉報通建集團涉嫌詐騙。“我就算人房兩空，也要讓他們這幫騙子難受難受。”
同時，她開始聯系其他業主，最終獲取了這樣一個數字：累計涉及銷售房產455套。但這一數據尚無法核實。由於有的購房者不止購房一套，彼此的購房價格也不一樣，這455套房具體涉及多少家庭、多少金額，也不得而知。
看不到答案的殺手遊戲
購房者們溝通的平臺，主要在網上。盡管大家境遇類似，但態度截然不同。
並不是所有人都和寧凝同一戰線，而是形成了一個個圈子。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很早以前有很多人都想維權，但是都不願意當帶頭人，“就等著坐著吃現成的，過一陣還跟你聯系，問問你咋樣了。”
她想組織一些購房者私下里見面商量報案的事情，微信群里卻有人義正詞嚴地說，“你們可別去參加，參加完了，這個房子可就沒你的了。”
後來這個人退群了。寧凝懷疑這個人的身份，“大家意見不統一可以商量，要真是業主，退群不是瘋了嗎？”
那次聚會也就此告吹。但寧凝還是又組織了幾次見面會。有人情緒十分激動，堅決支持維權和報案。
另一位購房者劉清覺得，自己被卷入這場“爾虞我詐”的紛爭中很不爽。“開會幹什麽？開什麽會？地下黨？我覺得開會就不光明。”
劉清很不理解寧凝。“她們去報案，說公司有問題，房子是公租房，那真要追查出來是這樣，那我們的房子不就不合法了嗎，不就拿不到房子了嗎？”
她不希望開發商有問題。按照她的思路，直接去找開發商就夠了，為什麽要指責政府失察，或者公司的房源不合法呢？“開發商好好把房給我交了，問責政府有什麽用。”
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表態：自己一直堅信，通建集團是能交房的。她不知道寧凝有什麽目的，“我覺得她背後有人。”
與此同時，寧凝接到了通建集團的電話，先是好言撫慰，後來又表示要給她退房。她心里明白：這是群里有人向公司“出賣”了她。
在群里，有業主冷冷地發言：“要提防有人渾水摸魚。”“開發商反悔了，所以挑撥我們退房，然後好再高價賣給別人。”
讓寧凝“賊無奈”的是，有一次，她想加入業主們的一個QQ群，對方在得知她是寧凝後，立馬把她踢了出去。甚至有人單獨組成了一個反對她的小群。群主勸大家跟著他走，“相信公司”。一位購房者王敏被發現也和寧凝一樣去報過案之後，就被踢出了群。
王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其實她對寧凝也是將信將疑，像是在玩一場永遠看不到答案的殺手遊戲。“得根據群里每個人說的話猜他是站在哪一邊的。”比如，有的人堅持“房子沒問題”，對通建集團表忠心的態勢十分強烈。這樣的人就會引起她的懷疑：是不是公司派來臥底的奸細？
2015年9月21日，《北京晚報》刊登了對這起公租房涉嫌違規買賣甚至詐騙的報道，十幾位業主當天來到通建集團要說法，其中包括一些原本還糾結的人。他們如今成了一個圈子。
有的人已經不相信能入住，希望退錢；有的就是來打聽情況，也認為報道是好事，“見光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快了，是生是死有個日期了”。而大多數人還是想要房的，覺得“怎麽著房子也跑不了”。
三年過去，北京的房價猛漲不說，通州更成為北京市未來的行政副中心，房子甚至不能隨便買賣了。
通建集團開了一上午會。下午一點左右，一位名叫梁霞的女工作人員終於現身。她告訴購房者們，報道出來了，他們要去“運作運作”，過兩個月給信兒；同時，也讓購房者們“不要參與到媒體那一邊”。
它貼出了一份書面回應：我項目小區主體施工已完成，房屋至今未能竣工驗收系商務園大市政不完善，導致本項目小區內小市政無法對接。現因媒體介入，可能對工程竣工驗收造成一定影響。
這處房子現在對每個購房者來說都是一種經濟和心理負擔。而在當初，並不是一般的人都能得到買房的信息。
大部分購房者的電話是不接聽的，尤其是一個人買多套房的那種。有些人聽到是記者後就謝絕了采訪。有些人直接對記者說：警方什麽時候以詐騙立案，我們立刻接受采訪。但現在，對不起了。
就連帶頭維權、報案的寧凝本人，對自己如何拿到購房資格的敘述，以及怎樣拿到這麽多業主的聯系方式，也是一語帶過，語焉不詳。
“我只是為自己，不可能給所有人都要來房子。”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會哭會鬧的孩子有奶吃，我就不相信他們能住進去我住不進去。現在只要有人敢往里住，沒事，那我就敢進去。”她提高了嗓音。
為了“維權”，不久前她還特地去找了個算命先生。“大師告訴我，今年這事肯定能成功。”
（應受訪者要求，寧凝、王敏、劉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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