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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實施工業治汙“全面達標”計劃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京津冀地區將實施工業汙染源全面達標排放計劃，並抓好重點行業的綜合整治。

20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汙染防治協作小組第六次會議暨水汙染防治協作小組第一次會議在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講話中強調，做好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汙染防治工作，要做到“五個突出抓好”。

他說，一是突出抓好戰略重點，對北京、天津和河北唐山、保定、廊坊、滄州等城市，要多措並舉、合力攻堅。二是突出抓好散煤治理，在農村大力推行“以電代煤”“以氣代煤”，全面完成10蒸噸以下燃煤小鍋爐淘汰任務。三是突出抓好重點行業綜合整治，實施工業汙染源全面達標排放計劃，強化“高架源”監管，限期完成“散亂汙”企業的清退工作。四是突出抓好機動車船監管，將重型柴油車和高排放車輛作為治理重點，推動黃標車、老舊車淘汰。五是突出抓好重汙染天氣應對，加快完成應急預案修訂工作，統一預警分級響應標準。

京津冀是我國華北地區一個快速發展中的經濟集群，總人口1.3億，2014年GDP約占全國的10%，是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三增長極。但同時，我國10個空氣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也有8個位於這一地區。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京津冀區域環境研究中心今年4月披露的最新研究結果顯示，京津冀綜合大氣環境承載指數達到2.88，綜合水環境承載指數達到4.65，汙染物排放量遠超環境容量。

打一個比喻：京津冀這趟“擁擠的列車”，按大氣計算，原本可以容納100人的車廂里，擠進了288人;按水計算，原本100人的車廂里，擠進了465人。

“對於京津冀地區的大氣汙染防治來說，揮發性有機物(VOCs)治理是當前大氣防治的關鍵。”21日，環保專家、霍普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孫浩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VOCs是揮發性有機物的總稱，包括烷烴、芳香烴類、烯烴類、鹵烴類、酯類、醛類、酮類8大類化合物，共300多種。研究發現，由於VOCs具有相對強的活性，導致它們在大氣中既可以以一次揮發物的氣態存在，在紫外線照射下再次生成為固態、液態或二者並存的二次顆粒物存在;又可以隨著風吹雨淋等天氣變化，或者飄移擴散，或者進入水和土壤，汙染環境，且參與反應的這些化合物壽命還相對較長。

研究結果顯示，VOCs是導致PM2.5和霧霾形成的重要原因。長期接觸VOCs氣體會導致一系列呼吸系統疾病，引起白血病、肝腎功能衰竭，增加癌癥發病率，對環境和人體有嚴重的危害性。

孫浩介紹，VOCs排放量大、種類多、結構複雜，排放主要來自工業源、運輸、加工生產、產品等四個環節，涉及行業眾多，包括有機化工、石油石化、包裝印刷、表面塗裝等的72個大項，2000多小項，具有排放強度大、濃度高、重點區域集中、汙染嚴重的特點。

環保部門的監測數據顯示，2005-2012年，我國VOCs排放量逐年增長，工業源VOCs排放量增幅大，其中2012年排放量驚人，排放量約為2088.7萬噸，預計2020年、2030年工業源VOCs排放量將達2147.22萬噸、3660.85萬噸。目前，VOCs排放重點區域集中在京津冀、長三角、珠江三角洲19個省市。

孫浩介紹，正是由於VOCs的危害極大，近年來國家對VOCs的治理極為重視。2013年以來就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律法規來確保VOCs治理的進程，包括“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大氣十條)，《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落實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等，“十三五”規劃將VOCs納入總體控制指標，在重點區域、重點行業推進VOCs排放總量控制。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截至今年5月20日，北京、天津、上海、河北、遼寧等10省市已出臺了VOCs排汙費征收標準，其他省市排放和征收標準正陸續出臺中。

在21日上午舉行的韓國恩彼電子(天津)有限公司與霍普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有機廢氣綜合治理項目”簽字儀式上，有關專家對記者表示，目前亟待研發和推廣高性能吸附劑、催化劑，開發新型VOCs處理技術，有效提高有機廢氣的治理效率，以適應當前VOC處理達標的要求。

VOCs排放主要來自工業源、運輸、加工生產、產品等四個環節。攝影/章軻

21日在天津舉行的“有機廢氣綜合治理項目”簽字儀式。攝影/章軻

京津冀互通卡發3萬余張 北京139條公交接通津冀

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劉鵬飛26日透露，截至4月底，京津冀三地累計發行互聯互通卡3萬余張，北京已實現139條地面公交線路與天津、河北試點城市重點公交線路的互聯互通試運行。

在交通運輸部當日舉辦的2016年度第三次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劉鵬飛說，作為重要的民生工程，交通一卡通互聯互通工作被列為2016年交通運輸部更貼近民生13件實事之一，“我們在今年初承諾到年底實現100個以上城市的互聯互通。”

劉鵬飛介紹，目前，交通運輸部以省會城市和經濟發達的城市為核心，進一步加強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遊城市群、東北三省、成渝等重點區域推進工作，加快了各地的技術升級改造速度。

截至5月，全國已有196個城市提交了交通一卡通密鑰申請，174個城市獲得正式批複。其中，35個城市已完成全部市區公交線路改造;南京已實現公交、地鐵、輪渡、出租車、公共自行車、有軌電車的多種交通方式的覆蓋。

劉鵬飛介紹，在今年新加入互聯互通工作的省市中，吉林、黑龍江、安徽、廣西、雲南、貴州、甘肅、青海、新疆建設兵團等已啟動實施;威海、銀川、哈爾濱、杭州、大連、海口、佳木斯等15個重點城市也陸續啟動了相關準備工作。

“下一步，交通運輸部將加快推動相關政策的制定和落實，完善交通一卡通運營管理體系和安全體系。同時加強交通一卡通在移動支付方面產品的創新，提升交通一卡通相關產品的多樣化，以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出行需求。”劉鵬飛說。

就京津冀交通一卡通互聯互通的情況，劉鵬飛介紹，截至4月底，京津冀三地累計發行互聯互通卡3萬余張，其中北京發行約1.2萬張。北京已實現139條地面公交線路與天津、河北試點城市重點公交線路的互聯互通試運行，北京計劃今年底前完成全部公交線路的升級改造，到明年11月底前完成軌道交通系統的升級改造，初步具備互通條件。

截至目前，天津已完成武清區9條線路、濱海區110條線路的升級改造，預計今年年底前完成市區全部公交線路和地鐵6號線的升級改造工作。河北省已完成石家莊、保定、滄州、張家口、承德、廊坊、邯鄲7個城市共399條線路的升級改造，河北計劃今年10月底前實現全省11個設區的市實現互聯互通。

區域藍皮書：京津冀公共服務落差過大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區域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13日發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京津冀公共服務落差過大，依然是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短板”。

而目前，京津冀地區公共服務的區域合作尚未廣泛開展，一體化進程緩慢。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區域藍皮書主編趙弘在當日召開的《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報告2015-2016》發布會上表示，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北京在加強與天津、河北公共服務資源共享、推進京津冀公共服務均衡化發展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

他說，例如北京兒童醫院托管保定市兒童醫院;天壇醫院、朝陽醫院與燕郊燕達醫院簽署合作共建協議;北京景山學校與曹妃甸共建北京景山學校唐山分校等。

但課題組調查發現，2014年河北省總人口為7384萬人，分別為北京和天津總人口的3.4倍和4.8倍，而同期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人均財政收入、人均財政支出等指標均不足北京和天津的一半，城鎮化率僅為49.3%，低於54.77%的全國平均水平。受此影響，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程度相比於長三角和珠三角較低，並成為制約區域整體發展水平提升的主要瓶頸。

在基礎公共教育資源方面，京津冀三地基礎教育服務差異主要體現在人均財政教育經費投入上。2011年，北京、天津人均財政教育經費均已超過3000元，而河北僅為1167元，不足北京的三分之一，且低於1772元的全國水平，折射出三地間財力和教育供給水平的差距。

從基礎教育生師比指標來看，京津冀三地之間差異略小，除河北小學生師比指標略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稍顯緊張外，其他指標均好於全國平均水平。

調查發現，相對於基礎教育，京津冀地區的高等教育資源分布差異更加顯著。北京在高層次教育資源方面遙遙領先，北京地區的“211”高校數量超過全國總量的1/5，遠高於天津、河北;北京普通高校生師比結構最優，而河北普通高校生師比、在校研究生數等指標均不及全國平均水平。

在公共文化方面，京津冀在傳統文化業、傳媒業、新媒體業等方面均存在較大發展差距。北京各項文化資源指標最為突出，河北省除百萬人藝術團體機構數和互聯網普及率指標略高於全國水平外，其余指標不僅低於京津，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在社會福利方面，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影響，北京、天津的每萬人收養性單位床位數、每百萬人社會福利企業機構數等指標遠高於河北。北京、天津、河北的城鄉居民人均基礎養老金分別為430元/月、200元/月和55元/月，由於存在較大的社會保障標準差異，三地間的社會保障目前還無法流轉。出於相似的原因，三地間亦很難建立統一的醫療、生育、養老、失業等各類社會保險結算平臺。

課題組分析，京津冀公共服務落差過大，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京津冀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落差較大，難以形成合理的區際產業結構和分工體系。

從經濟總體運行情況來看，2013年，北京和天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分別為92210.1元和97609.4元，均為河北的3倍以上，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占比達71.4%;反觀河北，其經濟增長方式則呈現高投入、低產出、粗放式的特征，財政收入不足，難以為當地產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財政支撐。

從產業結構來看，北京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導，2014年服務業占比達到77.9%，而天津、河北重化工、裝備制造和原材料生產等仍占據較大比重。京津冀各地區之間產業梯度存在較大落差，北京周邊部分地區產業綜合配套能力和承載力較弱，導致微觀市場主體間產業協作缺乏基礎條件。

課題組建議，拓展區域優質公共服務資源發展空間，支撐非首都職能疏解。結合非首都功能疏解，創新區域公共服務對接合作制度。轉變理念，形成“政府保基本，市場唱主角”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不斷加強三地政策標準對接。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投資運營。引導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公共組織等參與，擴大公共服務的供給面和供給水平，建立京津冀地區政府與市場共同參與的公共服務供給機制，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靈活性和多元化。

保爾森基金會：建議設京津冀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區

保爾森基金會6日建議，借鑒德國和美國得州的實踐經驗，設立京津冀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區。

該當日發布《風光無“限”——助力京津冀可再生能源的領軍之旅》報告。報告認為，京津冀地區開展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具備優勢。

分析稱，北京與張家口是2022年冬奧會的聯合舉辦地，張家口擁有豐富的風光資源，北京也正在尋求清潔能源轉型。借鑒德國和美國得克薩斯州這兩個國際案例，報告認為，京津冀地區可以成為全國可再生能源並網的典範，提高非化石燃料發電占比，同時改善空氣質量。

報告作者、保爾森基金會研究部副主任侯安德介紹，京津冀地區可以在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和降低棄風率方面發揮積極領導作用，“這兩點也是中國實現宏偉的清潔能源和減排目標的關鍵。”侯安德認為，確保張家口的清潔電力輸送到整個京津冀地區，也是推進京津冀地區經濟一體化協調發展的切實成果。

據介紹，北京市和河北省張家口市贏得了2022年冬奧會的聯合主辦權。攜手備戰冬奧會之際，兩地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發展戰略，以展示在治理空氣汙染和發展清潔能源方面的成就。

張家口已被列為首個國家級可再生能源示範區。截至2015年底，張家口的風電和光伏發電容量達到8吉瓦，計劃到2030年增長到50吉瓦。

但報告認為，張家口城市規模較小，用電需求並不大，不足以完全消納本地的清潔電力，導致張家口棄風率一直居高不下。報告稱，張家口目前的可再生能源示範區通過擴大本地用電負荷與引進高載能行業的發展戰略，可能與國家制定的提高能效和2020年達到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的目標有沖突。

報告提出了新的解決方案：試點可擴大到張家口之外，將整個京津冀地區設為“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區”，將張家口的清潔電力直接輸送到北京和天津等電力需求較高的中心地區。由於棄風仍是京津冀地區甚至全國實現清潔能源轉型的重大困擾，報告建議將降低“棄風率”作為關鍵目標之一。

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及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容量均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卻落後於其它國家。

2015年，美國的風電並網容量僅為中國的58%，但風力發電量卻超過中國。報告稱，從2011年到2015年，中國棄風限電導致的電費損失累計約510億元人民幣，多消耗了原本可以避免的4.3億噸原煤。

報告認為，用4至5年的時間足以讓投資和建設到位，完成政策調整，使可再生能源棄風率降至1%以下。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制定明確的實施方案及時間表。

據預測，將可再生能源並網試點擴大到整個京津冀地區，不但可以提高可再生能源新增電力與輸電規劃的協調性，還可以探索區域性電力現貨市場制度，實現可再生能源的全區調度。

報告還建議，提高可再生能源新增電力與輸電規劃的協調性，同時加快對輸電設施的投資，確保京津冀地區實現清潔能源目標。在京津冀地區試點區域性電力現貨市場。

北京決戰交通擁堵，要打造“軌道上的京津冀”

“一刻鐘生活出行圈”、“1小時城市交通圈”、“1小時京津冀區域交通圈”……以“首堵”著稱的北京正在試圖與過去告別。

日前出臺的《北京市“十三五”時期交通發展建設規劃》(下稱《規劃》)提出，通過建設軌道上的京津冀、打造國際一流的陸空運輸體系、完善便捷通暢的公路交通網等途徑，使出行結構得到進一步優化，交通擁堵加劇態勢得到控制，構建與出行距離相匹配的交通發展模式。

這一規劃由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共同制定。

交通擁堵已經成為北京的老大難問題，高德地圖發布的《2015年度中國主要城市交通分析報告》顯示，北京高峰時段平均車速22.61公里/小時，即北京駕車出行的上班族通勤要花費暢通行駛時兩倍的時間才能到達目的地，擁堵時間成本全國最高。

據《規劃》介紹，未來五年北京交通形勢依然嚴峻，預計到“十三五”末，六環內日均出行總量可達5700萬人次以上，比“十二五”末增長21%，治理交通擁堵仍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

“交通一體化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骨骼系統和先行領域。”《規劃》提出，著眼於京津冀城市群整體空間布局，適應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產業升級轉移需要，按照網絡化布局、智能化管理和一體化服務的要求，構建以軌道交通為骨幹的多節點、網格狀、全覆蓋的交通網絡，提升交通運輸組織和服務現代化水平，建立統一開放的區域運輸市場格局。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圍繞上述要求，北京將重點實施三個方面的工程：建設軌道上的京津冀、打造國際一流的陸空運輸體系、完善便捷通暢的公路交通網。

在建設軌道上的京津冀方面，《規劃》提出，構建以軌道為主的客運走廊，強化國家幹線鐵路、城際鐵路、市域(郊)鐵路和城市軌道的高效銜接，構建內外疏密有別、高效便捷的軌道交通網絡。“十三五”期間重點推進京張城際、京沈客專、京霸鐵路等幹線鐵路建設，同步完成星火站、豐臺站、清河站等鐵路樞紐建設。推進鐵路貨運環線規劃建設及貨運站功能外遷，優化調整鐵路客貨樞紐功能與分工，加強運營組織和管理調度的協同。充分利用客運專線、普通鐵路富余能力開行城際鐵路及市域(郊)鐵路。構建高效密集的城際鐵路網。

在打造國際一流的陸空運輸體系方面，北京將構建京津冀區域機場群。加快北京新機場一期建設並投入使用，建設現代化候機樓綜合交通轉換體系及集疏運網絡體系，完善首都國際機場服務功能，顯著提升北京航空樞紐國際競爭力，與天津濱海機場、石家莊正定機場等形成合理定位、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區域機場群。建設形成由京霸鐵路、廊涿城際、軌道交通新機場線、新機場高速、新機場北線高速、京臺高速及京開高速拓寬工程組成的“五縱兩橫”綜合快速聯絡通道。

在完善便捷通暢的公路交通網方面，北京計劃“十三五”期間計劃建設高速公路300公里以上。完成G230(良常路南延段)、G335(寶碾路段)、G234(延琉路、延康路段)等項目建設。同時，加快省際毗鄰地區道路客運班線公交運營化改造。推動不同運輸方式之間旅客“聯程聯運”和貨物“多式聯運”，全面實現京津冀道路客運聯網售票等。

據高德交通大數據顯示：以北京為例，運營車輛日均出行里程約210公里，而公眾出行里程僅20公里，其運營車輛對道路的占用率是非運營車輛的10倍之多;這意味著每多一輛運營車輛將相當於增加10輛非運營車輛。2015年，互聯網打車軟件盛行，在帶來便利性的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的出行模式(公交轉約車)，互聯網約車在某種程度上勢必會增加存量車的周轉率，形成增量出行需求，從而增加城市運營車輛的數量，也會不同程度的加重城市擁堵。

為此，北京提出“推動公交都市建設”，充分發揮公共交通對城市功能疏解和布局優化調整的引導作用，實現城市公共資源利用效率與城市交通承載力的科學匹配。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十三五”期間，北京將推動建設M17線、M19線一期、平谷線等軌道快線，M3線、M12線、S1線等地鐵線，以及服務CBD區域的APM輕軌;延伸既有機場線、M8線、昌平線以及房山線等運營線路，“十三五”末城市軌道交通網絡規模力爭達到900公里以上，中心城軌道交通站點750米覆蓋率達到90%。到“十三五”末，運營線路力爭滿足最小行車間隔2分30秒以內條件。

在地面公交服務能力和水平方面，“十三五”期間，北京將重點推動建設由“環路+放射線+主幹路”構成的地面公交快速通勤系統網絡，同步推進三環、四環、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公交專用道，到“十三五”末，力爭實現公交專用道里程達到1000公里且連續成網。同時，五環內計劃治理完善3200公里連續成網的自行車道路系統。

北京計劃到“十三五”末城市軌道交通網絡規模力爭達到900公里以上。攝影/章軻

北京市“十三五”時期交通發展建設規劃指標體系

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引導基金設立 規模達百億

8月30日，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引導基金(下稱“引導基金”)在天津自貿區中心商務片區正式設立。

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引導基金總規模100億元，存續期為10年，註冊於天津自貿區中心商務區，委托天津濱海新區建投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運營管理。

天津市濱海新區副區長夏青林在揭牌儀式上表示：“當前，全球產業結構正在醞釀著新一輪的重大調整和深刻變革。在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的背景下，能不能發揮後發優勢，在某些領域搶占產業的制高點，關鍵在於產業結構調整的深度和廣度。近年來，隨著濱海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不斷深入，新興產業逐漸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高端裝備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航空航天、生物醫藥等產業保持較快增速，但客觀上講，與國內先進地區相比，新區的產業結構還不夠優化，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研發水平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這一背景之下，引導基金應運而生。

“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引導基金通過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放大效應，撬動數百億元的社會資本。圍繞天津市目標定位和中長期發展規劃，以設立若幹子基金的模式，主要投資於天津市高端裝備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醫藥、新能源、節能環保、現代石化、現代冶金、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形成資本供給，做大做強我市現有的龍頭企業;培育產業規模較小，尚處於涵養階段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優質產業資本、項目、技術和人才向天津集聚。“天津市發展改革委副主任余驚雷介紹。

記者了解到，基金首期規模10億元，由天津市、濱海新區兩級財政共同出資，以後若幹期將考慮大型國有企業、大型金融機構、有關部門資金、其他區縣財政參與引導基金出資或與引導基金開展合作等模式。

引導基金將委托具備托管資質的銀行進行資金托管。托管銀行按照托管協議，負責資產保管、資金撥付和結算等日常工作，並對子基金投資活動進行動態監管，每季度向引導基金管理機構提交資金托管報告。

同時，引導基金采取參股不控股、項目選擇市場化、日常管理專業化、資金使用透明化的原則進行投資決策。對於容易吸引社會資本投資的行業和領域，引導基金以較小的比例投資或暫不進入;對於符合全市戰略布局但吸引社會資金較難的行業和領域，引導基金將積極投入，增大出資比例。

除與專業基金管理機構合作設立子基金外，引導基金還將積極對接並參與出資國家發改委牽頭設立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基金和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基金。

據了解，該基金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單位包括天津市財政局、天津市科委、天津市審計局、天津濱海科技金融集團等9家單位。在基金的落戶地——天津自貿區中心商務片區，目前已聚集金融及類金融機構896家，管理資產規模超過1.8萬億。

華夏銀行打造京津冀金融服務平臺

以“落實國家發展戰略、打造京津冀金融服務平臺”為主題，華夏銀行近日亮相第65場銀行新聞例行發布會。

如今，“協同發展”已經成為紅遍京津冀三地的熱詞。早在2014年2月，華夏銀行已經著手規劃，並於當年8月成立了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小組，將做好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金融服務工作確定為全行的重要戰略，從資金、產品、渠道、機構、體制、機制等八個方面研究提出全方位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工作方案和措施，確保推進落實。

華夏銀行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末，當年已儲備重點項目78個，累計投放370億元；個人業務方面，京津冀協同卡累計發行74萬張;京津冀地區ETC卡累計發行近170萬張，簽約客戶達到85萬戶。

華夏銀行積極響應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國家戰略，在2014年8月，行長召集相關經營機構和部門，以專題會研究金融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在2015年5月，該行出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金融服務工作方案》，提出了更具體的工作措施。

在華夏銀行目前開展的京津冀協同發展重點項目中，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治理、產業轉移升級等方面是推進較快的領域。

華夏銀行新聞發言人、董事會秘書趙軍學表示，華夏銀行集中資源重點支持京津冀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治理和產業升級轉移。在原有信貸計劃外，華夏銀行每年單獨安排200億元資金，重點投向三地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城鎮化建設、環保、高科技、物流、園區等產業發展領域。

華夏銀行公司金融部總經理肖鋼表示，為支持京津冀地區的產業升級轉移，該行制定了專項政策，匹配專項資源。通過總行的協調，對遷出客戶有信貸支持，對遷入客戶有金融對接服務，確保對遷移客戶的持續服務，幫助其實現產業升級。

同時，針對目前京津冀三地之間居民往來頻繁、迫切需要高效便捷的跨區域金融服務，華夏銀行著力打造京津冀個人業務“同城通”品牌。在行業內率先推出京津冀協同卡，打造“七維一體”的產品功能體系，實現三地金融服務一體化。同時，為服務綠色出行，支持節能減排，華夏銀行還在京津冀三地積極推廣ETC(高速路電子繳費)業務，使客戶享受ETC業務帶來的通行便利、省時高效、收費優惠、增值服務、綠色環保等服務功能。

另外，華夏銀行定位於“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商”，為此，該行主動對接產業遷移過程的小微企業金融需求，幫助小微企業紓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華夏銀行根據《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對北京“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戰略定位，成立了專門服務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中關村管理部，在機構設置、客戶定位、信貸管理、考核機制、服務模式、金融產品等六大方面創新突破和先行先試，著重突出“科技金融”和“互聯網+”兩個特色，打造專門服務科技企業的北京“第二分行”，全力支持中關村地區的科技創新發展。

華夏銀行中小企業部總經理陳皓表示，總行授予部門授信的權限，在個人業務、小微業務和公司業務三個維度給予授權，由於科創企業規模較小，通過一個部門更有利於為其提供綜合服務。

同時，華夏銀行註重發揮平臺效益，從批量對接和平臺對接角度批量進行客戶的服務。比如，做客戶對接時著重對中關村的PE公司、政府平臺或者是通過數據化獲取客戶，從批量對接和平臺對接角度批量提供客戶的服務，創新了服務方式。

陳皓表示，總結科技企業經驗之後，華夏銀行形成了一套風控方法，建立了對科技企業有標準，實現對科技企業進行貸款無需抵押物;在知識產權方面，也積累了評估經驗，開展知識產權的抵押貸款。

不用再花冤枉錢！京津冀132家醫療機構檢查結果將互認

為方便京津冀患者看病，從今年10月1日起，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共132家醫療機構之間將對首批27項臨床檢驗結果實施互認，這意味著京津冀三地患者持檢查結果在132家醫療機構中的任一家進行就診，在不影響疾病診斷治療的情況下將不再進行重複檢查。

記者看到，在首批納入的132家醫療機構中，北京占69家。而首批納入互認檢驗的包括白細胞、紅細胞、血小板、乙肝病毒表明抗體等常見檢驗項目。符合結果互認條件的醫療機構將在檢驗結果報告單相應檢驗項目名稱前增加“★”標識，作為檢驗結果互認的標識。

首批納入京津冀132家醫療機構實行互認

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衛計委聯合發布了首批臨床檢驗互認項目名單及醫療機構。其中，首批入選的132家醫療機構主要為符合互認條件的三級醫療機構和獨立 的醫學檢驗機構，包括北京的69家、天津的37家和河北的26家三級醫療機構和醫學檢驗所。記者看到，北京地區的醫院包括中日友好醫院、協和醫院以及北京 友誼醫院、婦產醫院等多家市屬三甲醫院；天津市的37家醫院包括天津市腫瘤醫院、天津市人民醫院等；以及河北地區的26家醫院，如河北省人民醫院、河北省 兒童醫院等。第一批臨床檢驗結果互認試點工作將於2016年10月1日起實施。

北京市衛計委醫政醫管處處長陸明表示，為保障三地不同醫療機構的臨床檢驗結果具備可比性，京津冀三地衛生計生委組織三地醫學檢驗質控中心和臨床檢驗中心共 同開展檢驗結果互認的實施和質量控制，成立京津冀地區檢驗結果互認工作專家委員會，經審核滿足互認條件的醫療機構方納入臨床檢驗結果互認的醫療機構範圍。

三地互認檢驗項目為27項常見檢查

據悉，臨床檢驗結果互認的項目共27項，包括19項生化項目、3項免疫項目和5項血細胞分析項目。符合結果互認條件的醫療機構將在檢驗結果報告單相應檢驗項目名稱前增加“★”標識，作為檢驗結果互認的標識。記者從北京市衛計委獲悉，這27個檢驗項目為臨床實驗室最為常用、有質量標準、有室間質評計劃、易於標準化、且有一定地方互認工作基礎的檢驗項目，如白細胞、紅細胞、血小板、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乙肝病毒表面抗體等。

互認檢驗結果不等於不再複檢

北京市衛計委醫政醫管處處長陸明透露，接診的醫療機構將對報告單中互認項目的檢驗結果予以認可，在不影響疾病診斷治療的情況下將不再進行重複檢查。那麽， 哪些情況需要複檢？北京市衛計委表示，根據疾病發生發展規律，對於在疾病發展過程中臨床檢驗結果容易產生較大幅度變化且對疾病的診斷難以提供參考價值的、 以及其他特殊情況有必要進一步複檢的情形，接診醫療結構需對有關互認項目進行複查。

“名單中的醫療機構會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增減，將 建立退出機制。”陸明透露，將對試行臨床檢驗結果互認的醫療機構實施動態管理，建立退出機制，如出現臨床檢驗質量和管理不符合互認要求情形的醫療機構，將 根據情況督促其進行整改或取消檢驗結果互認醫療機構資格。同時，根據試點情況，三地將在條件成熟時適時啟動第二批互認工作，逐步擴大互認項目和互認醫療結 構範圍，為京津冀地區患者就醫提供更多便利。

綠色金融再下一城 華夏攜手世界銀行啟動百億京津冀大氣汙染防治融資項目

9月23日，世界銀行與華夏銀行聯手在京召開“綠色金融創新實踐暨京津冀大氣汙染防治融資創新項目啟動會”。該項目是世界銀行在中國資金量單體最大的項目之一，投資規模將超過100億元人民幣，貸款支持期限可達20年。由於項目使用歐元，能夠幫助企業降低融資成本和匯率風險。項目支持範圍涵蓋了降低煤耗、綠色新能源、脫硫脫硝等多個領域。

華夏銀行將按照京津冀大氣汙染防治融資創新項目實施方案，成立綠色金融專門機構，配套相應資源，確保項目的順利實施和目標達成。

世界銀行聯手銀行發展綠色信貸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發、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將綠色發展作為新時期國家發展戰略目標與方向。

從區域來看，京津冀地區是我國大氣汙染最嚴重，資源環境與發展矛盾最為尖銳的地區。環保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7月，全國74個城市中空氣質量排名相對較差的後10位中，京津冀地區獨占9席。

世界銀行項目經理王曉東表示，世界銀行通過與包括華夏銀行在內的三家銀行啟動京津冀大氣汙染防治融資創新項目，通過三個項目敲定了銀行融資25億元，撬動8倍杠桿投資，銀行發展綠色信貸的信心大大提高。 同時，世界銀行還將提供450萬美元項目捐款，用於支持銀行開發市場、試點創新產品和結果認證等。

華夏銀行行長樊大誌表示，項目采用結果導向型貸款方式，也就是說項目的執行與實施的結果相關聯，引導金融服務要關註環境保護的效果。華夏銀行將引入外部專家共同評價項目執行效果，確保資金的使用能夠達到目標。

據介紹，項目實施後，預計每年將減少碳排放246萬噸，相當於植樹1億5千萬棵吸收的二氧化碳，能夠進一步促使北京的天更藍、水更清。

樊大誌表示，該項目將為更多金融機構參與京津冀綠色發展提供平臺。項目在實施上確定合作開放的原則，將會和包括銀行、證券、信托、金融租賃等方面的國內外金融機構共同合作。同時，這個項目的實施是華夏銀行綠色金融發展的新機遇。

華夏銀行建立了綠色金融中心，目前已達到1500億綠色信貸規模，用於專門試點創新產品、項目融資、資產證券化、綠色債券等，未來還將擴張到融資難的中小企業客戶。

中國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巡視員葉燕斐表示，項目的實施要註意商業模式的可複制，模式可複制能夠保證較大的收益，希望華夏銀行挖掘更多商業模式，同時通過合作引入優秀的工程師人才。

早在本月1日銀監會例行新聞發布例會上，華夏銀行公司金融部總經理肖鋼就透露了項目的進展，由於對金融創新、結果導向概念的理解更加貼近要求，京津冀大氣汙染防治融資創新項目方案獲得了世界銀行執董會的全票通過。這也是六年來在中國的世界銀行項目首次獲得這樣的認同。

在綠色金融業務上，華夏銀行形成了營銷、風控互相配合，總、分、支各層級聯動的運行機制。啟動會上，北京公交集團、中節能建築節能、天津華電南疆熱電、大唐河南清潔能源等企業與華夏銀行北京、天津、鄭州分行簽署了意向合作協議。

華夏銀行發力綠色金融

前不久，G20杭州峰會將綠色金融作為重要議題，國家七部委共同發布了《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綠色金融創新發展具備了很好的政策環境。

9月2日，銀監會印發的《銀行業綠色信貸助力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末，21家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信貸余額達7.26萬億元，占各項貸款的9.0%。其中，節能環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貸款余額1.69萬億元，節能環保項目和服務貸款余額5.57萬億元。

事實上，華夏銀行在探索綠色金融早已經邁出了探索的步伐。自2008年始，華夏銀行與世界銀行合作的節能轉貸項目，與法國開發署合作的綠色中間信貸項目，已為全國50多個項目提供了超過70億元的低成本資金。 2015年，華夏銀行發起設立規模100億元的“碧水藍天產業基金”，專項支持京津冀生態環境治理。此後，還與國家行政學院共同開展了綠色金融支持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專項研究。2012年以來，華夏銀行綠色金融的業務量累計超過1500億元。

目前，華夏銀行的綠色金融服務已經形成了京津冀大氣汙染防治融資創新貸款、世界銀行能效融資貸款、法國開發署綠色中間信貸貸款、碧水藍天基金、合同能源管理融資、未來收益權資產證券化、融資租賃、特許經營權質押融資等成了八大特色產品體系，涵蓋能效融資、清潔能源融資、環保金融、綠色裝備供應鏈融資四大領域。

樊大誌表示，近幾年，華夏銀行與世界銀行中蒙韓局進行過深入交流，在綠色金融機制建設上有很大收獲。通過與國際機構的合作，提升了華夏銀行的綠色金融能力，也促使該行綠色金融理念、機制、合作平臺上了新的臺階。

常紀文：呼籲制定京津冀地區大氣環境保護條例

“京津冀地區問題特殊，大氣環境汙染突出，需要通過專門的立法體制、制度和機制，來解決特殊的法律問題，創造性地制定《京津冀地區大氣環境保護條例》。”10月13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常紀文說。

在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大氣環境分會當日在海口舉辦的“大氣汙染防治技術與創新專題研討會”上，常紀文說，京津冀地區地位特殊，北京作為首都，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生態環境安全需要放在國際視野下進行考慮，尤其是首都的大氣環境質量問題。

京津冀地區汙染物排放總量遠超本地區環境承載力，是我國空氣汙染最為嚴重的區域。北京市去年啟動了史無前例的紅色預警，而且還在間隔不遠的時間內發出兩次紅色預警，一些工廠限產停產，中小學校放假。有人甚至把2015年的京津冀地區霧霾與上世紀50年代的倫敦霧霾相提並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常紀文

常紀文認為，治理北京的霧霾並不是北京區域內就能解決的，需要京津冀地區共同治理才能真正改善大氣環境汙染現狀。“區域汙染治理一直未被重視，直到《大氣汙染防治法》的修改，加入了聯防聯治的要求，區域汙染治理需要慢慢深入人心。”

但他也提出，《大氣汙染防治法》仍具有不足。首先是原則性太強，對京津冀地區的特殊情況和機動車限行、企業限排等所需要的特別措施沒有清晰的具體規定，如京津冀地區的環境許可證內容如何細化，具有可實施性、可檢查性、可測量和目標可達性。

另外，該法仍然是按照環境要素來分類規制的立法，而大氣環境保護是一個涉及汙染防治和生態保護的立法，所以，需要一個區域性綜合保護大氣環境質量的《京津冀地區大氣環境保護條例》，來補足《大氣汙染防治法》留下的立法空白。

常紀文等專家在此前的研究發現，國家針對京津冀地區制定許多與生態環境保護相關的專項規劃，但具體措施仍缺乏可實施性和強制性。

他舉例說，雖然已經出臺了《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和《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對京津冀地區整體進行了相應的規劃措施，但是京津冀三地各自省域內部的規劃與整體規劃之間存在不銜接的問題。

“產能過剩和產業重複的問題是一個普遍問題，在以GDP為地方政府考核的主要標準驅使下，地方政府無序開設工業園區、為高汙染企業開綠燈等情況十分普遍。”常紀文說，京津冀地區三地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在制定規劃時主要是從自身的實際情況和發展目標進行規劃，並沒有考慮區域間的協調。規劃不統一導致京津冀地區產能過剩，產業重複比較嚴重。

研究還發現，京津冀之間的政策和制度不銜接，容易產生跨界汙染轉移，不利於京津冀大區域產業結構的整體提升和供給側改革。常紀文介紹，京津冀地區三地作為單獨的省級行政區域，其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制度體系是根據各自實際情況制定的，比如北京、天津經濟較為發達，環境狀況比河北相對好一些，其大氣環境監管制度相對比河北更嚴格一些。

常紀文說，從京津冀地區整體區域內來看，三地有三套相對獨立的制度，這就導致京津冀地區三地在大氣環境保護上不能有效合作。但是大氣汙染物在三地上空擴散，由於京津冀地區三地管理制度的不銜接，就會導致汙染物向監管比較松的地方轉移，不利於京津冀地區大氣環境的整體保護。如排汙費征收標準方面，北京和天津都進行了較大幅度法上調，河北省出臺《關於調整排汙費收費標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至2020年分三次上調排汙費標準，與京津兩地存在較大差距，在京津冀地區交界地區，易造成排汙企業的轉移，不利於京津冀大區域產業結構的整體提升和供給側改革。

“權利義務相互匹配才公平，才能促進一項工作的有序進行。”常紀文說，但是在實踐之中，常常會面臨對區域大氣汙染防治貢獻較大的地方與貢獻較小的地方承擔相同義務，或受益的地方與受損害的地方承擔相同權利的情況，這無疑會打擊貢獻較大或受損害的地方防治大氣汙染的積極性，從而使得區域大氣汙染防治工作停滯。

常紀文認為，有必要通過制定《京津冀地區大氣環境保護條例》，針對京津冀地區大氣環境保護規定具體的權利義務，權責明確才能更好的實現目標。“在這部專門的條例中，還應對京津冀地區區域內的大氣環境跨界補償進行具體規定，盡快建立京津冀地區生態補償制度。”

常紀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目前中國的環境立法，無論是綜合性基礎法，還是大氣汙染防治、水汙染防治、噪聲汙染防治、固體廢物汙染防治、水體保護、森林保護、野生動物保護、草原保護等以保護對象來分類的專門立法，以及《環境影響評價法》《循環經濟促進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等以環節管理來分類的立法，都基本具備。下一步，中國的環境立法應當進入實用主義立法的時代，既細化上述法律的規定，也針對具體問題構建具體的體制、制度和機制。

常紀文認為，《京津冀地區大氣環境保護條例》制定後，京津冀地區可以依法結合自己的大氣條件，集中資金和資源等力量，開展供給側改革，開展兼並整合，發展自己的優勢性工業，支持低碳低排放的企業，采取基礎改造，引進新工藝，減少汙染物的排放，減少傳統化石燃料的消費。下一步的工業規劃，包括整個工業的優化，應該立足於京津冀地區一體化的大格局來考慮，形成區域之間優勢產業互補、利益最大化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