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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微信打造了HTML5“小生態”，但從業者要學會聽話才能生存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224/148558.html

i黑馬：HTML5如果顛覆了原生APP，不會是簡單的Web App崛起，而是意味著“大生態”系統的構建，包括新的操作系統、新的玩家、新的商業模式、新的產品邏輯等等。但沒有幾個人真的相信這種顛覆會很快出現。，本文將闡述HTML5舊敵未消，新敵又起的未來。

微信打造了HTML5的“小生態”，但從業者要乖乖的!

HTML5如果顛覆了原生APP，不會是簡單的Web App崛起，而是意味著“大生態”系統的構建，包括新的操作系統、新的玩家、新的商業模式、新的產品邏輯等等。但沒有幾個人真的相信這種顛覆會很快出現。

拋開“HTML5顛覆APP”這種駭人聽聞的說辭，業界已經看到一些構建HTML5 “小生態”機會的存在，例如微信已經融入原生生態並且構建了自己的HTML5小生態。但是融入生態意味著順從，微信亦要看更高等生態系統如Apple的臉色，遵循玩家規則。同樣微信“小生態”體系下的玩家亦要學會做個乖乖的順從者，上周張小龍的發言給HTML5遊戲重燃的熱情澆了一盆冰水，不知是有意或是失言，談話中對HTML5遊戲的明確拒絕讓業界好不容易重燃的希望再次受到打擊。

圍繞著微信生態筆者說過“與虎謀皮”的話，這是對應著HTML5膨脹的野心而言。回顧互聯網開放平臺，Facebook造就了Zynga也毀滅了Zynga，中國互聯網開放平臺打擊合作商出手的力度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市場數年前誕生過Zynga這樣的公司，中國出現過類似機會只是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微信馬力十足的一步步掌控電商和遊戲的流量、收編媒體，如果HTML5從業者剔除更多的野心，做個乖乖的順從者從微信的小生態內分得一杯羹還是十分現實，只是這里沒有構建“大生態”和“顛覆原生APP”的機會。

HTML5是原生APP生態下的血管

移動瀏覽器眼下日落西山，微信這樣的“小生態”系統更是無法承載過大的野心，那麽HTML5和當下生態系統到底如何共處並且獲得發展?“融入”正在發生!市場不是不需要HTML5技術，只是不需要HTML5從業者的野心。

HTML5正在快速融入iOS與Android主導的原生生態系統!原生APP內嵌入webview訪問web頁面已經成為通行做法，用HTML5開發原生APP也早不是新鮮事。並且HTML5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解決了原生APP生態的一些痼疾，例如APP的“孤島效應”。

相比PC主導的web互聯網，APP主導的移動互聯網缺少了“流量促進規模化”的有效手段，“流量產生流量”即倒流的模式艱難的存在著。積分墻和廣告推薦APP有效果，但是相比web時代一個鏈接跳轉的高效模式效果又不那麽理想。

微信朋友圈分享讓HTML5產生了盤活移動互聯網流量的巨大價值，“將內容從一個APP快速、完整、高效的傳輸到另外一個APP”是HTML5最擅長的部分。在去中心化的用戶設備桌面上，HTML5像血管一樣連接了一個個的獨立的APP器官並且輸送血液到不同的APP中。這就是HTML5快速融入生態的表現之一，並且發揮自由流量的價值加速和逐步改造原生生態。

HTML5想不到的未來，起爆點指標還要看美國

就在三年前，中國市場feature phone仍占據大半江山的時候，我們去談論“雲端趨勢”以及智能終端的普及速度這些話題，幾乎沒有人準確預期今天的終端市場格局。

所謂的顛覆，往往就是在我們不可預期的情況下以一種未知的形態撲面而來。最新的美國移動互聯網報告顯示，所有聯網設備中PC份額已經被嚴重擠壓到不足1/4並且呈現進一步萎縮的趨勢，移動支付手段也推陳出新，基於“雲端”架構的移動購物、商業等行為正在重塑各個傳統領域，例如星巴克2013年移動交易額超過60億元。HTML5顛覆APP這種假大空的話題不是今天才有人說，反而是說了很久。不能說HTML5顛覆APP的可能性不存在，但是就算顛覆也不會以我們目前可以輕易預期的形式出現，不會是移動瀏覽器，也不會是APP內訪問Web App，這些還都是適應原生生態的模式。顛覆意味著革命、革命意味著創新，只有行業積聚了足夠的創新人才、創新動力以及創新資源的時候，才會推動變革，只是目前這些創新的條件幾乎無一具備。

中國互聯網產業比較發達，特定的文化、政策甚至漢字都為中國互聯網設置了天然的保護屏障，給中國互聯網從業者創造了獨特的機會。但是中國互聯網發展模式絕大部分仍舊是所謂的C2C即copy to China，我們使用HTML5也好、打造HTML5生態也罷、亦或是去顛覆原生APP，這一切作為中國互聯網從業者更明智的做法是尋找美國市場的“對標”公司，筆者沒有任何否定中國互聯網從業人創新能力的意思，但是如果如此顛覆性的事件在更成熟的歐美互聯網產業環境下都沒有提前引爆，那麽在中國更是難以獨自突破。

作為一個建設性的參考指標，只有歐美HTML5市場催生了足夠規模的成功案例情況下，中國的HTML5大生態領域才可能出現類似的機會。但是目前來看，完全下賭註在基於HTML5技術的純Web模式下，機會渺茫。

HTML5確實有“三好”

APICloud劉鑫一直伴隨HTML5市場的成長、關註HTML5在中國的發展，更是HTML5技術發展的堅定支持者。但是在殘酷的互聯網競爭環境下，3年可以造就一個公司更可以消滅一個公司，中國互聯網更像“快餐經濟”，把發展的指望放在5年後才可能出現的機會就等於自取滅亡。當下用HTML5遠比賭HTML5更現實。APICloud劉鑫總結了使用HTML5的三點好處：

技術簡單

不管怎麽說，隨著時間推移HTML5的跨平臺屬性和低技術成本的優勢始終會進一步得到加強和發揮。這在融入目前原生生態的前提下，加速改造原生生態的價值完全不能小視，並且目前來看這方面優勢已經得到發揮，HTML5嵌入APP降低人力和時間成本已經成為行業一大趨勢。HTML5開發者應該積極利用技術簡單的特性。

傳播力好

近期關註HTML5遊戲的從業者，大部分是更看中目前生態模式下HTML5的傳播力，反而不是技術因素，尤其是基於微信朋友圈內的“富內容”快速傳播，充分利用了HTML5的強大“內容承載能力”和“流量促進流量能力”。HTML5從業者應該積極創新、發揮傳播力和承載力好的特性。

滲透力強

把一個HTML5的內容嵌入到任何APP中，技術工作量都很小，啟動webview就可以實現應用嵌套，這些都是HTML5滲透力強的表現，透過HTML5將服務輕松落地到APP中。不過這種滲透力也存在體驗的問題，並不是單純說HTML5的web app或者遊戲的技術性能，更關乎用戶使用的“感官體驗”，從一個APP點擊忽然啟動到另外一個感覺的用戶界面，用戶會產生不安全、陌生等感覺。在“體驗經濟”盛行的時代，簡單的滲透和傳播已經無法達到市場要求。

縱觀歐美市場，相關使用場景並沒有獲得進一步的價值提升，反而一種全新的融入形式正在崛起——“API嵌套”。

在一個寬松的體系下，開放API成為移動互聯網的一種商業主流訴求，前一段時間一則新聞讓人耳目一新，“Uber開放API實現在星巴克的APP叫車”，這種不同APP之間通過API的方式融入和開放，讓“跨APP的流量”成為可能，並且結合開放API開發者可以隨意定制使用流程、甚至用戶UI界面，增強了用戶的體驗，也提升了流量的價值。API經濟一說由此崛起。並且API也存在技術簡單、傳播力好和滲透力強的優勢，HTML5又生不逢時的遇到另外一個強勁的競爭者。HTML5顛覆原生APP生態未果，又遇強敵抵消優勢，未來如何?APICloud劉鑫下文分析《HTML5和API，不相關的強敵》
 

作者簡介：劉鑫，APICloud移動應用雲服務創始人兼CEO，專註於國內外移動應用開發平臺領域的研究，系統的闡述過Web app的挑戰與Hybrid app的發展。憑借APICloud.com移動應用雲服務成功拿到北極光領投的500萬美金A輪融資，APICloud重新定義移動應用開發，幫助中國數百萬web開發者轉化成移動APP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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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閒轉莊的生存方式 渾水

來源: http://hkcitizensmedia.com/2014/12/29/%E7%94%B1%E9%96%92%E8%BD%89%E8%8E%8A%E7%9A%84%E7%94%9F%E5%AD%98%E6%96%B9%E5%BC%8F/

因為寫到乾塘，我只好找一些生活小事來寫一寫。

每個在股票場上搵錢的人都有不同的生存方式，股票場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賭場，有莊有閒。最基本的賺錢方式是打響名頭，吸一些街外錢來投資又或者開下班教學；也有一些是潛心研究，收下風咁，一支公去搵食。這些都是閒家的賺錢方式，兩邊都賺到錢。我是依從後者的那條路，好處在於避免被標籤和競爭的麻煩，壞處是賺少很多也既不穩定。

我的股友圈有兩位可以稱得上是師兄的炒友。第一位梅君，二十多歲的有為青年，放棄會計師的工作，轉了出來炒股，後來有驚人際遇，現在有不錯的財力，更是兩間上市公司執董，由炒家的散戶閒家成為了莊家。這是因為他本身有會計師的專業資格，又熟讀上市條例，合併收購條例。聞說詹培忠雖非會計、法律專業，但對相關法例也是熟到不得了，如果我要由閒轉莊，終有一日我也把那幾份厚到喊的法例吞掉。

第二位是靚仔炒家，算是我炒股的師兄，非常年輕，而且又有幾幢物業收租，可算是生活無憂。這位人兄現在的財力也是靠炒股炒出來。

好像我這一派人，以炒股為生，但其實我地都好唔相信股票，因為股票是一張紙。透過不同的財技操作，這張紙是可以隨時增加，換言之，這張紙是可以無故貶值。因此，靚仔炒家就把一部分的資金拿了去買樓，靚仔炒家本身也是交際小生，佢在股票搵錢的方式好多元化，也認識好多人。最近也找了幾個有錢朋友開始去玩啤殼了，試試自己做莊的感覺。靚仔炒家雖然非專業人士，但憑著人脈和自己的實力，也走上做莊的路。

閒家終是閒家，炒股的分析功力終究不及落場知道點操作的莊家。如果他們再做返閒，功力也一定是幾何級提升的，這是我追不上的境界。各有際遇，相對之下，渾水真的是我這輩朋友當中最無用最頹廢的一個。

渾水

https://www.facebook.com/muddydirtywater

【手記】信任崩塌下的生存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543

廉金枝一度是地方政府的座上賓，是投資者眼中的好老板。她用7年時間織起一張高息攬儲、高息放貸的大網。7年來，她的頭上有著諸多光環——孟州市人大代表、“投資焦作十大風雲人物”、河南焦作市“十佳農業合作社女理事長”。案發前，她極守誠信，沒有欠過老百姓一分錢。但有一天，廉金枝突然被警方帶走。

2014年9月26日，事情水落石出，中宏昌盛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廉金枝因“涉嫌非法集資罪”被批捕。偵查此案小組共151名辦案人員，初步估計涉案資金達12.3億左右，涉及省份包括山西、山東、安徽、陜西、北京等。

“知道”（微信號：nz_zhidao）帶你跟隨南周記者尋找廉金枝與12.3億非法集資款的故事。

國人有了點錢，大多選擇放在銀行里，覺得有國家做後盾——安全。但若能保證安全，人們也會把錢放在利息更高的地方，這其中就包括許多的“資產管理”公司。不過，這種公司一旦出問題，對普通人而言其打擊也往往是毀滅性的。（相關報道：《“好人”廉金枝的灰色金融路》）

2014年10月中旬，我到河南焦作調查的便是這樣一個“資產公司”崩盤的案例。

這次的主角叫廉金枝，河南孟州廉橋村人，現年34歲。身高一米六左右，很胖。廉金枝旗下有不少的資產管理公司，公司的客戶多是因為當地拆遷、征地或外出打工等各種因素攢到一筆錢的人。在采訪過程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會提到，廉金枝頭上的那些由政府加持的光環——孟州市人大代表、“投資焦作十大風雲人物”、焦作市“十佳農業合作社女理事長”等。顯然，這些光環正是投資者對自己的錢有保障的信心之源。

回憶起最初投資的經歷，人們也會提到廉金枝是一個守信用的好人，他的公司從不拖欠投資者一分錢，甚至還經常性地提前給投資者打利息……

廉金枝在當地開公司七年，普通人能看到的除了他很少拖欠錢，最讓他們安心的就是，不斷有榮譽由政府的手戴在廉金枝頭上。

直到2014年8月16日，被突然帶走；一個多月後，警方通告：廉金枝因“涉嫌非法集資罪”被批捕。然後，所有的光環在一瞬間黯然無光。

從那時起，恐慌開始緊緊抓住了眾多的投資者。他們找媒體，在網上發布各種消息，建QQ群，上訪……試圖用各種辦法引起更多人的關註，當然最重要的是引起政府的關註，然後給自己的投資、給自己討一個說法。

他們的恐慌是可以想象的。一個受訪的四五十歲老大姐說，“那個老婆（當地對婦女的稱呼）一聽說錢打水漂之後，沒幾天就上吊自殺了！”

“她家存了2萬進去，老頭是給自行車補胎的，老婆腿腳不好，坐在輪椅上，她老頭就在旁邊補車胎。”聽著這些話，說不出心里是個什麽滋味，我從農村里出來，知道補胎能賺幾個錢。

普通人心疼的錢。很多時候，他們急於知道處理的結果，他們沒有耐心等待官家查明案情，然後開會討論，綜合各方面情況然後拿出一個意見。更何況，在內地，很少會有人定時向受害者公布事情進展。

在等待與各種謬種流傳的小道消息的煎熬中，最容易積聚的是憤懣。這種憤懣往往不指向於吸他們資金的老板廉金枝，而是曾授予其各種光環的政府。

事實證明，這樣的憤懣是很容易被激化的。

一天夜里，我的QQ閃了一下，平時跟我聯系的一個網友發來幾條消息：“出事了”，“XX被抓了”，“怎麽辦？”“我們該怎麽救她？”……我能讀出來她的焦慮和不安。安慰她的情緒後，我立馬撥通了被抓那人家人的電話。

“你咋知道的？昨天被抓去派出所了，說是拘留五天。”透過電波傳過來的聲音低沈而失落。

“為什麽？”我問。

“因為她在網上經常發言，說話太多唄，之前就被警告過一次了！”

此時我不知道該說什麽，該如何安慰這個三十多歲的壯漢。 大概是聽出來我的沈默，他繼續說，“現在我也沒辦法了，抓進去呆幾天也好，最後把我們的錢退回來的時候，我看他們怎麽說！”他略帶憤恨。“我現在要每天送孩子上學，接他放學，做飯，照顧老人。家里也沒錢了，花完也就這樣了！”接著，他催促我掛了電話。

掛斷電話的時候，眼眶里的淚湧出。突然想到，前幾日，跟我交談的幾個山東老鄉，聽說他們去了北京上訪，此時他們已經到了吧！真希望他們一切順利，但這似乎不太可能。

報道發出後，當地政府繼續保持著沈默，不知道，他們對這類事情是否已經見怪不怪了？

不過，受害者還在苦苦等待一個結果。他們現在最關心的是錢，不會在乎一個合情合理的說法。比如，為什麽非法集資可以在七年里沒人過問，為什麽政府會把一個一個的光環拋給一個非法集資者……

 

倪捷：在電動自行車禁令中生存

2015-01-19  NCW

16年來這位企業主為了爭取電動自行車銷售上路的權利，與監管部門、與行業協會公開叫板。他展示了在中國做生意，也有在陽光下博弈的可能◎ 財新見習記者 魯曉曦 實習記者 王瓊慧 文為了爭取電動自行車銷售、上路的權利，倪捷已經戰鬥了16 年，這一次他的戰場在廣州。 倪捷是金華綠源電動車有限公司（下稱綠源）的創始人兼董事長，他的工廠從1998年生產出第一批電動自行車。從那時起，他就開始了與各地交通主管部門曠日持久的鬥爭。這16年間，盡管電動自行車在各個城市不斷遭遇禁售、禁行、禁止上牌，這個產業還是在龐大的市場需求下發展到了年產銷量3500萬輛的規模。 與大部分同行選擇悶聲發大財，同時設法搞掂地方交通主管領導以便交警們對電動自行車上路不聞不問相反，倪捷的鬥爭方式在中國顯得另類——他一直言辭激烈地公開批評監管部門，並謀求與反對電動自行車的交管部門正面公開辯論。但從未成功。最近在廣州的這次，他甚至拿出了自己研究三個月寫成的一份4.2萬字的分析報告： 《電動自行車快速發展對交通安全的影響研究白皮書》 （下稱白皮書） 。 在這份報告中，倪捷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事故統計年報》中的數據進行歸納分析，試圖向市政部門和公衆證明電動自行車並不像交通管理部門經常宣稱的那樣，製造了更多的安全事故。根據他在複雜計算後的總結，電動自行車駕駛者的萬人死亡率為0.34，低於0.43的全國平均水平。 2014年11月1日，廣州市法制辦就禁售五類非機動車（電動自行車、 摩托車、三輪車、殘疾人機動輪椅車、改裝車）召開聽證會。按照此前已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廣州市非機動車和摩托車管理條例（草案） 》 ，廣州市擬對上述五類非機動車實行“禁售” “禁油（即禁止加油） ” “禁行” “禁停” “禁坐” 。 在這次全面封殺行動面前，電動自行車廠商坐不住了。聽證會即將召開前的2014年10月28日，廣東省電動車產業聯盟、廣州市電動車產業聯盟，聯合綠源、愛瑪、台鈴等生產企業及經銷商，舉行了300人規模的媒體見面會，對電動自行車“禁售令”提出質疑。在這次會上，倪捷帶著他的白皮書向公衆宣講。 聽證會後，倪捷又在博客上第一時間和廣州公安局交警支隊的相關負責人周遠帆開戰，稱其在聽證會上發佈的所謂“五類車”2011年2月到5月引發了5870起交通事故，是故意含糊其辭，數據造假。他舉的例證同樣來自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事故統計年報》——廣州2011年發生交通事故2664起。 “立法聽證會上政府部門提供的數據竟然經不起推敲，這不符合科學立法的精神！”倪捷對財新記者表示了自己的憤懣。 廣州市公安局早在2006年11月就禁止電動自行車上牌上路。但在廣州的街頭巷尾，電動自行車至今仍是隨處可見的交通工具。在這次的廣州電動自行車“禁售”聽證會上，出席的16名代表最終有9人支持禁售，5人反對，2人中立。 不過，廣州市還未給出最終決定。 倪捷並未放棄努力，他透露說自己通過中國自行車協會（下稱中自協）聯繫廣州市法制辦希望其公開數據信息，得到的回複是他們不負責數據的事情。 在過去的16年，倪捷早已習慣了吃閉門羹。這不意味著他的努力毫無成果。盡管這些尋求對話進而試圖影響政策的努力幾乎從未從交管部門獲得正面回應，甚至經常在業內被嘲諷為沽名釣譽、打免費廣告，他還是取得過一些零星的成功，而他苦心經營的電動自行車事業也在各地不斷發佈的禁令中成長壯大。這顯示出中國這個市場的某種獨特性。即使在最強勢的部門反對之下，足夠強大的市場需求也可以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反對派也能生存。 北京、福州：叫板監管者 禁令從一開始就與電動自行車如影隨形。 家住回龍觀的張先生在2014年10月的一天被一輛飛速騎來的電動車撞倒在地，撞斷了兩根肋骨，足足休養了兩個多月才恢複。肇事者只留下了後來撥打為空號的電話號碼。 對於交警，沒有牌照也不上保險的電動自行車從來都是最難管理的麻煩，由電動自行車引發的安全事故往往只能判汽車的責任，如果撞倒的是行人，肇事者逃離則是常見情形，因為以電動自行車作為出行工具的多為低收入人群，尤以快遞最為常見。 而對於家住北京遠郊、經常要在幾個道館來回跑的跆拳道教練洪先生，電動自行車幫他解決了最頭痛的交通問題。 “路上總堵車，地鐵又太擠，還是騎電動自行車最省時方便。 ”洪先生說，“大城市生活的人每天在交通上花費的時間太多，嚴重降低了幸福感。騎電自行動車雖然有時很冷，心情還算舒暢。 ”騎車人與行人、機動車、交警的矛盾衝突每天都在上演。這使得電動自行車從起步之初就面臨被禁的命運。中國在1995年生產出第一台輕型電動自行車後很長時間因電池標準和技術問題銷售不暢。倪捷就在1999年的1月曾面對著堆滿辦公室的電池退貨一籌莫展。 “當時賬上現金只有幾萬元，很多人都以為我要跑路。 ”他回憶說。但隨後，在他和同業的推動下，電機和電池技術障礙得到解決，電動自行車逐漸取代了摩托車，成為最受消費者喜愛的代步工具。 電動自行車剛剛起步就遭遇了北京的禁令。2002年8月1日北京市交管局在一則公告中，以電動自行車不易管理、電池造成汙染為由，宣佈停止為電動自行車辦理牌照，已辦理臨時牌照的電動自行車從2006年1月1日起禁止行駛。北京禁電令一出，立即傳導至全國。 汙染只是原因之一。時任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長于春全曾公開表示，機動車、非機動車混行的北京道路上，電動自行車頻繁而快速的變速變道行駛對其他道路交通參與者和電動自行車駕駛員 都造成極大的安全隱患。這對速度越來越快又沒有專用車道的電動自行車駕駛 者來說，並不陌生。前述洪先生就曾在某次騎車繞行一輛公交車時，被突然從車頭躥出的行人嚇得緊急剎車，自己從車上飛了出去，幸而未受重傷。 封殺背後的思路還包括為發展公共交通讓路。于春全認為，電動自行車承載效率不高，作為人口密集的超大城市，北京要把高效率的公共交通作為優先發展的重點。不過這是否意味著必須禁止受到低收入人群歡迎的電動自行車，倪捷公開發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見。 在禁令頒佈四天後他發表了上萬字的文章 “電動自行車可封殺不可罵殺” ，以自認 “刻薄尖銳”的態度逐條反駁于春全的論斷，並 “大膽”質疑其數據真實性。盡管綠源當時在北京只有不到300名用戶，倪捷卻第一次站在公共舞台上為電動自行車辯護。這不同于一般從業者在監管部門面前的隱忍低調，他留給公衆一個大膽挑戰管理者的形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3年5月28日，福州市政府發佈《關於加強電動自行車管理的通告》 ，要求6月1日起全市禁止銷售電動自行車。為落實禁售規定，福州市政府發動工商、經貿、國稅、公安等部門上百人的聯合行動，對全市159家電動自行車商店進行清查。當時 福州市最大規模的經銷商福州海利達損失慘重，不僅被執法人員扣走店內的電動自行車，拆除招牌、廣告燈箱，營業執照正本上也被加蓋了 “禁售電動自行車”等字樣。作為海利達主供貨商的綠源得知消息後，立即派人到福州調查情況。期間，倪捷曾電話聯繫福州市政府辦公廳法制辦負責人，希望通過溝通妥善處理禁電風波，未果。 倪捷改變了策略，2003年6月25日，倪捷在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聯合經銷商福州海利達起訴福州市工商局，要求其撤銷 《責令改正通知書》和《扣留財務的通知書》 、承認擅自更改營業執照和強行拆除廣告牌等行為違法、並進行行政賠償。民企起訴地方政府引起公衆關注。數日之後，倪捷又通過博客發表 “公民意見書” ，使用 “違法、缺德、無理、亂政”等字眼表達對福州市禁止銷售電動自行車的個人態度。 2003年是電動自行車市場騰飛的元年。 “非典”的爆發引發了人們對公共交通的恐懼。根據中自協的統計，這一年全國電動自行車總銷量高達700萬輛，社會總保有量首次突破千萬。福州當時 是綠源銷量排名前十的地區。 該案經福州市鼓樓區人民法院審理後，判定工商局加注“禁售電動自行車”行為無效，駁回其他三項。倪捷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承認當時寫 “公民意見書”時過於衝動，好在政府並未過多責難，對此他心存感謝。至於 “民告官”能部分勝訴，倪捷表示，一是 “對事不對人，當時福州市政府新聞發言人還給我打電話，表示理解” ；二是避免和力主禁電的交管部門直接衝突。 “工商局只是配合行動。其實工商局工作人員自己也買電動自行車。 ”倪捷稱。 福州官司的部分勝訴激勵了倪捷。 他從此走上了一條不一樣的辯論之路。 一家中型電動自行廠商老闆告訴財 新記者，大城市封殺電動自行車並未對產品銷售產生真正影響，他們會向三線城市、縣市這些監管彈性高的地區轉移超標產品，來消化大城市封殺的影響。 一位業內投資人則透露，很多業內大廠的老闆私下對倪捷這種和政府硬碰硬的方式很不理解。在他們看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只要和地方交管部門的官員搞好關係，就可以讓交警對無牌上路的電動自行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何必去做得罪人又不得利的行為？ 熟悉倪捷的人則告訴財新記者，倪捷的這種對抗在中國看起來不合時宜，卻是適合他個性的一種方式。倪捷是工科生，1986年中國科技大學信息系統專業碩士畢業，口才出眾，凡事愛較真，但並不擅長與官員發展私人關係。他的性格和經歷使他更願意通過公開輿論平台與人辯論。當然，倪捷本人也滿意于敢說敢言的 “行業維權者”形象，無形中這個形象也提升了綠源的知名度。 直到2004年5月1日首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各地針對電動自行車的封殺才暫告一段落。 新法廢除了舊的道路交通管理條例中關於 “自行車、三輪車不准安裝機械動力裝置”的規定，明確將電動自行車納入非機動車範疇，但強調“依法應當登記的非機動車種類，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規定” 。 北京市交管局于2006年禁電令正式生效之前，宣佈為電動自行車解禁，規定“符合國家標準的電動自行車經過公安交管部門登記並核發牌證後可以上路行駛” 。一些地方的交管部門紛紛對符合國家標準的電動自行車網開一面，給予其上路行駛的權利。 而此時，電動自行車在全國保有量已超過6000萬輛。尷尬的是，其中大部分是超標車輛，即超出國家標準規定的40公斤重量和每小時20公里的時速限制。 國標修訂： 倪王之爭 上述國標發佈于1999年，倪捷參與了制定。國標起草過程中的第一次會議就在金華舉行，東道主是倪捷。當年參與國標的企業和品牌現在大多已銷聲匿跡，只有綠源仍是活躍的競爭者。1998年中國房地產剛起步，城市化進程尚未萌芽，北京正在修四環，金華也很小，交通半徑不會超過5公里，中國大部分城市都是如此。在當年的倪捷和從業者看來，整車重量小于40公斤、速度小于每小時20公里的電動自行車對消費者已夠用，這成了1999年國標（下稱99國標）對電動自行車的最後定位，這意味著電池重量不能太大，也意味著電動自行車的行駛距離不可能太長。 但城市規模的擴張很快使得一次充電只能跑一二十公里的電動自行車不再適用了。從2002年開始，倪捷感覺到遵守99國標的電動自行車已無法滿足市場需要，暴露出續航能力不足、爬坡能力差等問題。到2003年，各大電動自行車廠商都開始大規模生產增加了電池、擴大了電機扭矩的超標電動自行車，它憑借消費者的青睞迅速佔領市場。 同時，一種無腳踏的踏板式電動自行車開始受到南方消費者的追捧，電動自行車現在可以利用這個空間來放更大的電池。但它看起來更摩托車了 ，惟一的區別是摩托車加油，而電動自行車充電。這也不符合99國標中關於電動自行車的定義。中自協助力車專業技術委員會主任陸金龍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他曾在市場調查時發現大量通過車檢上牌後人為拆卸腳蹬的現象。 不過，電動自行車越來越快的速度和外觀的改變再度觸發了交通監管部門的敏感神經。2006年廣州宣佈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原因便是對超標電動自行車的擔憂。時任廣州市交警支隊隊長劉敬軍當時表示，據交警統計，全市達標登記電動自行車不到3萬輛。這與之前包括央視在內多家媒體估計的30萬輛電動自行車保有量相差巨大，超標電動自行車在市場的盛行可見一斑。 倪捷從2002年已意識到修改國標是當務之急。從2003開始啓動的99國標修訂工作很快成為各方博弈的主戰場。但是在修改方向上，倪捷和他的老朋友，此前曾在福州堅定支持他起訴工商局的王鳳和發生了激烈爭論。王鳳和是中自協理事長，也是主持起草國標修改的負責人。倪王之間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電動自行車標準之爭” 。倪捷認為99國標應順應市場需要大幅修改，速度限制應增加到每小時40公里，重量也應相應增加，至少可以加裝48伏的電池，同時外觀上不必再拘泥于傳統自行車樣式，可以取消腳踏。其時，綠源已推出一款取消了腳踏的電動自行車“小天使” ，市場銷售火爆。而王鳳和堅決反對電動自行車“摩托化” ，反對電動自行車超標，這更符合主管部門的期望。 2004年的新標準報批稿只在原有基礎上小幅提高了一些指標，這遭到以綠源為代表的很多企業的反對。2004年4月得知新標準即將被批准公佈後，倪捷立即聯合業內同行，包括大陸鴿、小羚羊等企業聯名抗議。短短月余，國家標準化委員會（下稱國標委）就收到由倪捷執筆、100多家電動自行車產業鏈相關企業蓋章的 《異議書》 。聯名抗議得到國標委重視，新標準報批稿被退回中自協重新協商。 2004年7月在北京火車站附近一家小賓館里，國家標準化委員會召集中自協成員、電動自行車廠商、部分交管部門代表、消費者召開國標修訂的閉門會議，中國輕工業標準化委員會會長也出席。期間，倪捷和王鳳和就每一條標準都展開激烈爭論，從早八九點吵到下午五點，中間飯都沒吃，最終不歡而散。 標準修訂工作暫時擱置，但以王鳳和為首的 “反對摩托化”標準派和以倪捷為首的 “輕摩托化”市場派間的矛盾卻不斷升級。雙方都開始接受媒體採訪，爭取輿論支持，2005年底，兩人作為特邀嘉賓在央視一檔節目上展開激烈辯論，矛盾激化。 與此同時，電動自行車市場仍在繼續擴張，即使沒法上牌，消費者也願意買超標電動自行車。2007年，電動自行車保有量近6000萬輛，大部分堅守舊標準的企業已被市場淘汰，以生產超標電動自行車為主的新興企業如新日、雅迪迅速成長，這驗證了輕摩托化策略的成功。這個階段被倪捷描述為： “我一天到晚跟他們（指中自協）吵架，這幫小子一天到晚做生意，迅速佔領了市場。 ”直到此時，王鳳和才開始認同倪捷的觀點，同意電動自行車的發展應該符合消費者需求，而不是單純聽從管理部門的意見。 沒有完結的國標之爭 2009年，馬中超代替王鳳和成為中自協的理事長，倪捷和中自協的關係進一步緩和，雙方在國標修改問題上達成一致，也基本得到國標委支持。2011年11 月，電動自行車新國標的起草協調小組成立。馬中超任組長，倪捷和新日董事長張崇舜是企業代表，加上電動自行車江蘇協會、浙江協會、山東協會、天津協會、自行車標準化專業委員會、國家自行車檢驗中心代表，一共9人開始起草新國標草案。 內部分歧解決了，外部的壓力在加大。受到電動自行車發展衝擊最大的摩托車行業開始行動。2004年7月，新發佈的《機動車運行安全技術條件》（GB7258–2004）首次對輕便摩托車給出定義，規定“不包括最高設計車速不大於20公里╱小時的電驅動的兩輪車輛” 。倪捷認為這是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摩托車分會 “狡猾地”通過這條限制把所有超標電動自行車都劃為機動車。因為這條規定，此後交通事故中經常把超標電動自行車歸為機動車，這意味著超標電動自行車在非機動車道行駛違法。 這給電動自行車國標的修訂製造了新的障礙。直到2012年8月14日，國家標準化委員會主持召開專家座談會。經過討論，最終確定電動自行車國標修訂不受限于GB7258相關條款的規定。新國標修訂工作才得以進一步推進。 但2012年至今，新國標仍未出台。 據中自協助力車專業技術委員會陸金龍介紹，此次標準制定小組召集了業內29 位專家，徵求包括公安部、工信部、國家質檢總局、工商總局在內的四部委和各地相關部門書面意見200多條。經過兩年時間13稿修訂，于2014年年初將送審稿提交四部委，至今已等待一年仍未獲批。這已遠遠超出一般文件批復的等待時間，陸金龍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對 此表示理解，因電動自行車國標修訂涉及範圍廣，需要權衡的利益也多。 倪捷則另有看法，他認為新國標受到了來自公安部的阻力，已被擱置。他告訴財新記者，負責道路安全的公安部對新標準送審稿的意見是決定性的。曾有一位工信部官員在2014年年初的一次內部會議上對倪捷坦言，你們（指行業代表）只要能說服公安部，新標準就能通過。令倪捷苦惱的是，這些年他從未有機會與公安部交管部門正面溝通。 “公安部對電動自行車做了有罪推論，認定其存在嚴重威脅了公共交通安全。 ”倪捷無奈表示。在倪捷看來，最終送審稿將電動自行車時速限定在每小時26公里以下，不含電池的質量不能超過55公斤，可以不含腳踏，可以說已“讓無可讓” ，因為市場上很多暢銷電動自行車多已達到每小時30公里 -50公里的時速。 而交管部門仍堅持每小時20公里以下。 盡管倪捷仍尖銳批評交管部門只是為了 “好管理”而漠視市場需求，但他也開始對新國標無法通過的根本原因進行反思。他總結認為社會這幾年對電動自行車的評價是負面的，尤其在安全問題上。 “所以無論我們怎麼說，都像一個有罪的人爭取更多犯罪的權利。 ”倪捷形容說，而且反對電動自行車的群體很龐大，不僅有強勢道路交通主管部門，還有摩托車行業，甚至汽車行業及一些不接受電動車的市民。相對而言，企業聲音是弱勢的。他需要讓更多人改變對電動自行車安全問題的刻板認識，由此他開始轉向另一個領域的研究。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 在查閱近十年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事故統計年報》數據並參考美國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年度報告的基礎上，倪捷2014年10月19日在南京電動車展上正式對外發佈了白皮書。 在這部長達兩章十七節的白皮書中，倪捷主要對比不同時期和不同交通工具的萬人死亡率，來說明電動自行車替代摩托車和自行車的過程中，萬人死亡率呈下降趨勢。不過，因為很多車並未上牌，關於電動自行車、摩托車的保有量數據在官方統計和市場統計中存在差異，倪捷重新進行了推算。 倪捷希望在公衆平台上與各方展開關於電動自行車安全問題的科學辯論，以期改變各界特別是交管部門對“電動自行車造成嚴重安全隱患”的刻板印象。但現實冷酷，白皮書並未引起太大關注。在業內人士看來，倪捷對數據的運用和推算是否科學仍有待驗證，看懂推導過程需要具備一定數理基礎， “很多人看都不一定看懂，又怎麼反駁” 。 截至接受採訪時，僅有兩位郵政系統電動三輪車技術標準的顧問專家來到金華與倪捷交流，除此外沒有收到任何政府部門就白皮書中的論證方法、結論等細節 的直接質詢。對此，一位綠源高管不禁莞爾： “倪捷在這點上有些理想化，政府官員沒有義務和動力去研究他的白皮書。 ”廣州和其它城市封殺電動自行車的邏輯並不復雜。據廣州交警支隊勤務處處長周遠帆在聽證會上透露，從2011年至今，已有超過500名民警在查扣違禁非機動車中受傷。標準修訂的十年擱置客觀上造成市面上大部分電動自行車都已超標，只能無牌上路，也沒有保險保障，一旦出事很多駕車者會棄車逃跑。這增加了監管部門的執法成本。交警在處理這些無牌電動車違法違規時，費時費力，也沒有行之有效的懲處辦法，且因數量衆多，法不責衆。 超標問題也帶來了巨大的尋租空間。一位電動自行車廠高管舉例說，某些地方的質量技術監督局稽查大隊會突擊抽查並封存電動自行車的經銷點。經銷商則花錢公關避免被正式處罰。他透露說，平均每台超標車輛一次公關的禮金約在萬元左右。另一位業內資深人士稱，為了讓超標車在市場上買賣和上路，業內對地方監管部門領導請客送禮非常普遍，像綠源這樣公開與監管部門開戰的企業很少見。即使綠源也不能完全避免灰色操作。一位綠源內部人士坦言，各地經銷商和當地一線執法人員接觸時難免碰到難處，公司只能通過給經銷商進貨折扣予以補償。 無論初衷和效果如何，倪捷展示了新世紀周刊-橫版207×134h-141107.pdf 1 2014/11/10 11:23:49 在中國做生意，也有在陽光下博弈的可能。與監管部門公開開戰的倪捷，其創立的綠源並未因此受到特殊對待。綠源目前擁有職工5000余名，在行業普遍下滑的2014年，綠源仍銷售電動車200 萬台，實現了超過30% 的增長，領先行業。倪捷的方式也為綠源帶來了品牌效應。綠源的一位前高管說，綠源以前並不重視廣告業務，倪捷認為自己的行動就是企業最好的廣告。在他看來，倪捷有理想化的一面，有商業眼光，但涉及利益問題毫不手軟。2008年一家美國的基金公司入股綠源，倪捷便斷然清退了幾位創業元老的股份，不惜對簿公堂。 倪捷立意成為電動自行車行業的特斯拉，他正在研究如何解決電動自行車上保險的問題，並試圖通過把電池信號上網，建立統一的服務後台來監測電池使用狀況，並進一步用于防盜。他還打算在自行車上加裝攝像頭和傳感器，應用射頻技術，讓它變得更智能，比如在快到家時就自動打開空調。下一步，他還計劃比較研究《道路交通安全法》頒佈十年來各地道路交通數據，推導各地區對待電動自行車的不同管理辦法與結果之間的邏輯 聯繫。在倪捷看來，堅持科學透明的研究和討論才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礎。要解決這個從業人員近200萬人、涉及2億使用者的草根行業的監管難題，不是送禮給一兩個官員就可以解決的。 截至2013年，中國電動自行車的保有量已達到1.8億輛，業內認為到2014 年底將超過2億輛，這在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沒有發生過。倪捷認為，發展到這麼龐大的規模是中國消費者的選擇，如何對待由此產生的道路安全問題，是一個中國特色的問題，沒有先例可循。 進一步地，他甚至上升到路權問 題，即中國應不應該根據電動自行車的發展現狀重新分配路權。 “這個問題早該上升到國家層面討論，認認真真開展全國性質的調研，最後通過立法解決。 ”倪捷稱，在此過程中還應考慮電動自行車相對汽車和摩托車更環保，而不僅僅 使得這一公共問題被交管部門從 “好管理”的初衷所左右。他建議政府建立一個開放的流程和科學的方法來保證社會各方利益集團充分參與並監督，以讓公共政策的制定變得更加科學和民主。 臨近採訪結束，倪捷談起了廣州市禁電的近況。 “目前禁售政策已暫時擱 置，要求禁電的廣州市方面也在慎重考慮。 ”這種樂觀激勵著這位勇於開戰的企業家繼續以自己的方式努力。

CPS來了，工業和能源人的互聯網時代生存指南

來源: http://www.guuzhang.com/portal.php?mod=view&aid=1469

“把老百姓放到劇場，把明星扔到戶外” 中國真人秀的生存之道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206

 

5年歐美模式節目的訓練之後，燦星制作總裁金磊學會了：真人秀要追求“失控”。帶動收視率的，恰恰是“失控”的選手。

導師怎麽選？“大眾化的達人類真人秀，最合適的明星就是雜家，什麽都能點評兩句。”燦星制作副總裁陸偉說。

2014年底，中國各大衛視在各自的2015年節目廣告招標會上，紛紛拋出它們的重頭戲，重中之重無一例外是：真人秀，真人秀，真人秀。來自招標會上的統計，2015年將有近200檔真人秀節目加入拼搶收視率的大軍，這一數字是2014年的5倍。如果按一檔真人秀播出一季13期、每期90分鐘算，相當於觀眾要不眠不休看5個月，才能把這些節目全部看完。

從已公布的真人秀名單看，才藝選秀節目最少：目前只有《中國達人秀》和《出彩中國人》；歌唱類節目次之：《中國好聲音》、《中國好歌曲》、《最美和聲》、《我是歌手》；戶外真人秀的數量最多，除《爸爸去哪兒》、《奔跑吧，兄弟》等已經“成名”的，各大衛視都不甘示弱，東方衛視就有四五檔戶外真人秀推出，形成“我要”系列——去極地、登珠峰、去探險、去太空，浙江衛視吃了“跑男”甜頭，還將推出《真愛在囧途》、《陌路大作戰》、《回到公元前》三檔，一向走“劇行天下”的安徽衛視，也一口氣推出7檔戶外真人秀。

競爭已白熱化，到底做一檔什麽樣的真人秀才能勝出？

“好的真人秀節目現場必須是失控的”

“我們有一個理念是失控，一個好的真人秀節目現場必須是失控的。”《中國好聲音》導演金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選手最後沒有選那英和楊坤，結果兩個導師都哭了，誰都沒料到，事先也安排不出來，這就是失控。

金磊的另一個身份，是上海燦星文化傳播公司（以下簡稱燦星）制作總裁。燦星的真人秀，可以簡單分為三種類型：音樂選秀、舞蹈選秀、才藝選秀。模式大同小異：海選出選手，節目組用VCR、跟評委現場對話等方式，挖掘他們的人生故事，除了唱歌、跳舞之外，讓觀眾看到“人”，這樣形成了“中國好”系列：《中國達人秀》、《中國好聲音》、《中國好歌曲》、《中國好舞蹈》。

“以前的節目是看不到‘人’的，要麽唱，要麽跳，要麽搞笑，但沒有個體的細節和情感。”金磊說。現在，他們學會放大細節，每個選手的一舉一動、一個眼神、甚至報名簽字時的筆跡，手寫的動作，都有鏡頭記錄。“好聲音”僅四個評委就有八臺機器拍攝，不錯過每一個細節。

2010年，東方衛視引進荷蘭版權，推出《中國達人秀》，金磊是導演，那是他第一次接觸來自歐美的頂級真人秀制作團隊。經過5年歐美模式節目的訓練，他的觀念發生了重大轉變——以前做綜藝節目，他們追求的是要讓錄制現場“可控”，而現在強調的是“失控”。

“達人秀”時期，挑選手，金磊和團隊也更傾向選那些“可控”的選手——會唱歌、會跳舞，有才藝。後來他發現，帶動“達人秀”收視率的，恰恰是一些“失控”的選手。

一夜爆紅的鴨脖夫婦就是這樣：周彥峰、許娜一起報名“達人秀”，妻子許娜唱歌沒什麽特色，報名階段就刷了下去，丈夫周彥峰唱得也不怎麽樣，但他會口技，會吹樹葉，還會發出像殺豬一般的嚎叫。導演組覺得周彥峰有點意思，但只想讓他做節目的佐料。

周彥峰扮成一頭豬表演完後，三位評委集體給他打了“X”，也就是不通過。周彥峰一下子懵了，隨後在舞臺上發生的一切，都是在他“失控”的狀態下出來的——他委屈地說，我是有夢想的，就是希望老婆上臺來唱歌，你們三個一拍，把我的夢想都拍沒了。他接著講述了他老婆對唱歌癡迷的故事，最後他取下豬頭面具說：“我為我老婆裝什麽都可以。”

這對貧賤夫妻感情堅守的故事感動了很多人，當年創下了微博的轉發紀錄，意外成為第一季“達人秀”最出彩的部分。

2012年，燦星與浙江衛視合作，推出了成名作——《中國好聲音》，這時金磊團隊逐步學會了有意識地“造成失控”、有效地呈現“失控”。

吳莫愁是“好聲音”第一季學員。她在節目中講到父親早年去世，照以前的做法，這段可以形成“藝術人生”的高潮，但金磊把這一段剪光了，直到決賽，才為吳莫愁設計了一個大篷車上的才藝表演。這其實是在向她的父親、一個大篷車表演者致敬。

“好聲音”第一季有一位學員劉悅，過去是給楊坤遞話筒的，她下場時，楊坤從導師席上站起來，走到臺前說，今天我來給你遞一次話筒。劉悅當場就失控了，淚流滿面。

“好聲音”第三季，導師汪峰組的終極對決，人氣選手、新疆歌手帕爾哈提被分到跟選手王卓PK。帕爾哈提不會唱中文歌，王卓一句句教他唱。在汪峰要舉起勝利者帕爾哈提的手，宣布他晉級時，帕爾哈提堅持自己能唱好，應歸功於王卓，晉級的應該是王卓。他使勁按住汪峰的手，不讓他舉起來。鏡頭給了帕爾哈提和汪峰兩只互相用力、青筋暴起的手五秒特寫。

耿斯漢也是“好聲音”第三季學員，90後。他在臺上說：之前導演組讓我填誌願，如果四個導師都轉身，我的選擇是什麽？我填的都是：汪峰、汪峰、汪峰。以前綜藝節目的選手表達大多含蓄委婉，耿斯漢這樣的90後，卻會非常直接表述自己的真實想法，也不怕得罪其他三位導師。

“這是真人秀節目所需要的。”金磊希望找到更多像耿斯漢這樣的選手。他把目光放到整個大華語地區，馬來西亞、新加坡，甚至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傳統“選秀重鎮”不再是金磊關註的重點，他更願意去二、三線城市找人。他認為，選秀重鎮出來的學員很“可控”，“他們上過各種各樣的節目，被灌輸過各種理念，知道導演要什麽，需要花很長時間去‘油’”。

請來一線大牌，能不能保證紅？

2015年元旦剛過，新婚的周傑倫加盟《中國好聲音》第四季的消息就迅速登上娛樂頭條，“好聲音”官方微信的點擊率當天超過十萬次。請來周傑倫當導師當然很重要：他在華語樂壇夠分量，與模特昆淩新婚又足夠有話題。

但是不是所有真人秀節目請來一線大牌都適用？燦星制作副總裁陸偉不這麽看。他提到幾檔真人秀：《中國最強音》、《造夢者》、《我看你有戲》，都請了大牌，但收視、反響平平，“不是因為導師不行，而是節目類型和導師定位發生了偏差，這幾個節目都不是以專業水準取勝的，是以稀奇古怪的才藝取勝的。”陸偉說。

《中國最強音》的導師陣容強大：章子怡、羅大佑、陳奕迅、鄭鈞。節目的原版是美國的《X元素》，陸偉對該節目非常了解，當時燦星差點就買了這個模式，最後被湖南衛視買走。陸偉分析，這個節目本質上是歌唱版達人秀，“X”指的是不可知的因素，不是因為唱得好，而是某個點，可能是很奇怪的點，讓導師喜歡，就可以通過。

令陸偉印象深刻的是一個白酒銷售員，性格直率，跟導師能開玩笑，但是歌唱得非常差。放在“達人秀”的舞臺，這就是一個喜劇型的選手。當讓羅大佑、陳奕迅、鄭鈞這樣的專業音樂人從音樂角度點評時，他們卻面露難色，無從下手。

“請導師的核心，是要找到合適的定位。越找到專業的導師，就越需要用專業的選手去吸引他。像《中國最強音》這樣的真人秀，找一個陳奕迅，他專門負責點評選手的音樂就可以了，剩下應該搭配像汪涵、孟非、高曉松這種類型的人。大眾化的達人類真人秀，最合適的明星就是雜家，什麽都能點評兩句。”陸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導師間的配合也很重要，“好聲音”的法則是——導師之間彼此要熟悉，本身私交就不錯。陸偉解釋，在導師搶人這個環節，如果彼此不熟，很多時候沒有辦法遵照真實想法，“比如我要跟劉歡搶，我跟劉歡不熟的話，話會說得很客氣，但要是跟他非常熟的人，就可以肆無忌憚。”

男女導師比例也有學問。原版《The voice》是三男一女配置，“好聲音”第二季嘗試兩男兩女搭配，起用了那英、張惠妹和汪峰、庾澄慶組合，後來發現並不成功，三男一女時，女導師發揮的作用非常明顯和特別，但是兩女配置，女導師的功能重複，兩者表現都受壓制，反而不理想。

看明星，也看看舞蹈

2015年1月起，徐向東一直忙於一檔舞蹈真人秀：《與星共舞》，這檔節目每周日晚十點在東方衛視播出。徐向東是星空傳媒副總裁，也是《與星共舞》總制作人。這檔節目的原版是美國ABC電視臺熱播的《Dancing with the stars》。

從2006年擔任東方衛視《舞林大會》導演開始，徐向東做了八年舞蹈真人秀，包括引進歐美版權制作的兩檔真人秀：專業舞者比拼的《舞林爭霸》，這檔節目最初在東方衛視播出，後來賣給浙江衛視，更名為《中國好舞蹈》；另一檔就是《與星共舞》。

“好舞蹈”的賣點是“造星”——把平民舞者打造成舞蹈界巨星。《與星共舞》的賣點則是明星的成長與蛻變。“你會發現一個不會跳舞的人，他的變化，對舞蹈的愛，以及當中的一系列故事。”《與星共舞》導演曲清說。

和唱歌比，舞蹈是小眾的門類。到目前為止，《中國好舞蹈》和《與星共舞》都不賺錢。做舞蹈真人秀，徐向東希望“推動舞蹈的產業鏈，改變舞蹈界的生存狀態”。舞蹈界現在的狀況是：楊麗萍一場演出出場費15萬，而這僅相當於中國一個三線歌手的出場費。

小眾的門類，要用大眾化的方式來包裝。2015年1月25日，熱播偶像劇《何以笙簫默》男主角鐘漢良客串了一回《與星共舞》的評委，這期《與星共舞》創下了開播以來的最高收視率：1.18。徐向東看得明白，對於大多數電視觀眾而言，他們收看《與星共舞》的目的就是看明星。

按照原版要求，《與星共舞》需要邀請13位明星來比賽。明星不一定要大牌，但一定要有特點、話題、故事。徐向東首先想到了周傑倫當時的女友昆淩。但說服從未上過大陸真人秀、身份特殊、不會跳舞的昆淩，並不容易。徐向東給昆淩發了無數短信，其中一條寫道：這麽美的女孩子，你要結婚了，你不想把最美好的一面保留下來嗎？昆淩被打動了。

曲清的主要工作是為13位明星設計故事。原版節目設計的故事大膽聳動，比如兩個明星最後還鬧出了緋聞，但這樣的設計不適合中國，曲清改為按照明星原本的變化走向來設計。

她為昆淩設計了三期成長故事：第一集，她是誰。很多人只知道她是周傑倫的女朋友，節目組就通過VCR告訴觀眾，這是一個美麗、善良的混血模特，還特別拍攝了她在臺北街頭餵流浪狗的鏡頭。

第二集講昆淩的兩難。導演組設計了昆淩與經紀公司開會，後者不同意她在原本就很忙的工作安排中再增加一個舞蹈節目，但昆淩堅持。導演組還為她設計了各種場景，讓她抓緊一切時間練舞。“給她塑造一個愛工作、獨立、有自己事業，而不是躲在周傑倫身後的女孩形象。”曲清說。

第三集，昆淩要結婚了，不得不提前退出《與星共舞》，導演組為她趕出一段離別感言：舞蹈太有魅力了，我不舍得離開你們，但是我還是要離開，因為生活和愛本身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去完成它。昆淩也被這番為她準備的感言感動，她邊說邊哭，跳完最後一支維也納華爾茲，離開舞臺。

比起昆淩，曾經的“超女”何潔的成長故事更為完整。徐向東找到何潔時，她生完小孩，身材還沒有恢複，陷入產後憂郁中。經紀人給她接過減肥茶的廣告，她一看就崩潰了：“我現在就是個胖子！”徐向東一句話打動了何潔：我們讓你用舞蹈來減肥，讓你回到少女時代。

何潔因此形成了兩條故事線：她要在節目過程中減掉八斤，用跳舞找回自信；她是一個新媽媽，要回到少女時代。最初，何潔上場跳舞，穿的舞蹈服都包得很嚴實，漸漸地，她敢穿超短裙了，還戰勝了其他明星，舞蹈讓她找回了自信。

《與星共舞》還有一個特點：全程直播。這也有助於制造“失控”，明星跳得好不好，現場會發生什麽突發狀況，都是未知的，這也增加了明星表演時的緊張感。

爸爸去哪兒：戶外真人秀大改造

曲清也接觸過韓國戶外真人秀。2014年，她與韓國SBS電視臺推出的大型戶外競技真人秀《Running Man》團隊合作了一個半月，進入實拍階段，準備在東方衛視播出，取名為《奔跑吧，英雄》，因為版權問題，這檔節目最終被浙江衛視買走，就是後來大熱的《奔跑吧，兄弟》。

“把老百姓放到劇場，把明星扔到戶外”是曲清後來與同行們總結出的適合真人秀的方向。她介紹，在《Running Man》中，韓國人的玩法是讓他們的明星坐公交車，到商場、遊樂園做遊戲，機位有意識捕捉把他們做出的普通人會有的反應。

編劇在一檔戶外競技真人秀中的角色至關重要，“跑男”的編劇是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的編劇。通常的做法是，一個主編劇，配置四五個編劇助理，根據每個明星的特點寫故事。每一期都有個主要的明星作為主線，他碰到困難，其他的人來幫助，再把搞笑的元素穿插其中，完全按照電視劇的感覺來拍。

湖南衛視《爸爸去哪兒》是把“明星扔到戶外”的範例，它的原版是韓國MBC電視臺的《爸爸，我們去哪兒》。2013年，《爸爸去哪兒》第一季開播，平均收視高達4.671，第二季的平均收視也達到3.311，一時之間，《爸爸去哪兒》成了一種“現象級”節目。

《爸爸去哪兒》的總導演謝滌葵，此前擔任過《鄉村發現》、《變形計》的制片人，這些節目都是戶外拍攝。拿來韓國原版學習，謝滌葵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節奏太慢。”他分析，韓版的播放時間是下午5點，屬於一邊做飯一邊看的時間，觀眾可以隨進隨出，所以一個環節可以播二三十分鐘，而中國版的播放時間是每周五晚上九、十點的黃金時間，競爭激烈，節奏慢就會出問題。

謝滌葵保留了韓國模式的大模樣：五個明星帶著孩子出去玩，明星的選擇照顧各個領域，王嶽倫是導演，郭濤是演員，張亮是模特，田亮是體育明星，林誌穎則是偶像歌星。

接下來首先要做的是加快節奏：一個環節播十多分鐘，馬上就切入下一個環節。節奏加快，素材的選擇就要更豐富，謝滌葵團隊將韓版設計的兩天一夜行程拉長為三天兩夜。韓方認為這樣會違背原版節目的初衷，謝滌葵堅持自己的意見。最終，拍攝片比達到1000∶1，素材豐富，節目更緊湊。從觀眾反應來看，這樣的效果挺好。

在拍攝地的選擇上，謝滌葵也與韓方分歧很大。韓方希望他們選擇一些很自然、普通的小山村，營造一種普通人家的感覺。但謝滌葵認為，環境一定要特別，最好是體現地域特色的景觀地區，才能吸引觀眾收看，他選擇了沙漠、東北雪鄉、雲南水鄉，這些地方在《爸爸去哪兒》播出之後，迅速成為當地的旅遊熱門。

《爸爸去哪兒》也為每一對爸爸、孩子配置編劇，這些編劇更像是環節設計者，他們在與爸爸們充分聊天後，對孩子可能的行為進行預判，也追求“失控”的效果。第二季中，曹格的一對兒女Grace和Joe親密無間，但也不時鬧鬧小矛盾，黃磊的女兒多多八歲，在幾個小孩中年紀最大，喜歡照顧比她小的孩子。編劇設計了一個環節：多多帶著Grace和Joe去市集，用有限的錢為爸爸媽媽買禮物，預判他們會在中間產生一些小摩擦。到了市集，Joe為了省錢，自己喜歡的小水槍沒舍得買，妹妹Grace卻把錢花光了，給自己買了玩具，兄妹倆因此發生了矛盾，一氣之下，哥哥把妹妹推到了地上。場面眼看就要失控，這時多多發揮了大姐姐的作用，上前化解了兄妹倆的矛盾。

韓版中，兩季都有相同的幾對明星家庭，觀眾看著他們在節目中成長。中國版《爸爸去哪兒》第二季籌備時，謝滌葵聽了很多意見，最多的聲音是：第一季的爸爸小孩很火了，保險起見，應該繼續用，韓國方面也這樣堅持。謝滌葵認為，要把節目做成長效的品牌，不能只是依靠現有的熱點。另一個現實原因是，“爸爸們”火了之後，價格和檔期都難以控制，這和韓國不一樣：韓國三大電視臺KBS、MBC、SBS非常強勢，藝人們要依靠電視臺生存。“中國的電視臺不是，明星很強勢，大牌的明星有很多的權力。”謝滌葵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第二季中，他起用了新的明星爸爸和孩子。

在謝滌葵的眼中，比起歐美模式，韓國模式有自己的優勢，“跟中國都是重家族的文化圈，有很多感情的共通點，再加上這麽多年韓流流行，中國觀眾大量接受的是韓國的模式，對韓國特色的東西不排斥。”他說。

強大內心是生存的最大法寶 隨心無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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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一隻雄獅對黑斑羚發動攻擊，黑斑羚迅速奔逃，但獅子速度更勝一籌，距離越來越近。突然，黑斑羚放慢速度，不時回望身後的獅子，顯得從容鎮定。獅子大驚，最終放棄獵殺。動物學家解釋說，當獅子意識到黑斑羚無所畏懼時，強者的自信瞬間崩潰。內心的強大，讓黑斑羚獅口求生。那一刻，食草的羚羊流露出強者的微笑，而獅子卻成了尖牙利爪的失意者。強弱轉變，只需剎那；生死存亡，盡在一念。
然而，這樣的黑斑羚畢竟沒有幾隻。危機四伏的大草原上，羚羊們或許更希望風調雨順、水草豐美，更願意祈禱獅子們改變習性、不粘葷腥，而不願相信自己可以在危機中生存，在天敵環伺中成長。這不也是股市的寫照嗎？你我他，股市中的芸芸眾生，擔驚受怕為人魚肉的小散，又有幾個能有足夠強大的內心。於是，在最黑的夜色中，沒有幾人眺望東方的天際；在氣貫長虹的牛市初期，也難得不動如山的淡定；而在山頂的某一處風景，我們卻慣見熙熙攘攘、摩肩接踵。
心理脆弱，有與生俱來的原因，沒有人會喜歡死亡和毀滅本身。我們多數人的本金，皆來自於血汗，頃刻間錢生錢滅、漲跌間就是幾個月、幾年的工薪收入，如果說毫無心跳的感覺，多半也是自欺欺人。心理脆弱，有環境的影響。多年來，瘋狂圈錢的惡習、司空見慣的不公、巧取豪奪的霸氣、牛短熊長的現實，劣幣驅逐良幣的無奈，不斷虧錢的慘痛，讓本就弱小的散戶們，心臟更加脆弱。別說獅口逃生，一隻貓折騰出的動靜，都可以嚇得半死。反之，一小口青翠的嫩草，又一次次帶來滿心的歡喜。於是，我們大部分人虧不起、贏不得，漲跌皆煩惱；滿倉焦慮、空倉焦慮，坐了電梯更失意。
強大的內心，既源於先天，又源於自我的訓練。磨練強大的內心，首先要有這樣的信仰：強健的羚羊可以與獅子同存於一片草原。毫無疑問，作為中小投資者，我們有很多天生的劣勢。但陰陽相生、禍福相依，誰又能否定，此時的劣勢不可以轉為彼時的勝算。其實，就整體的存活率而言，猛獸未必高於柔弱的食草者，這是自然的法則，否則就難以解釋為何今日牛羊依舊成群，而獅子老虎卻早已瀕臨滅絕。是的，總有人說我們不夠專業，但世界上有多少因為「專業」而導致的視野狹窄、國內又有多少由菜鳥操盤的大型機構。是的，我們資金微薄，但只要自己願意，可以迅速建倉、迅速撤退，也不必有排名的壓力。
強大內心來源於對「結果」和「目的」的良性認知。賺錢應該是能力、見識與良好心態的自然結果，而不應成為投資行為事先設定的、唯一的目的。舉個例子，甲乙丙三個朋友，各有100萬元，其中甲用10萬元環球旅行，乙花10萬元買書博覽，丙則炒股，炒到200萬後又跌到110萬。請問哪個人心情最差？我想在現實中，最鬱悶的基本都是丙。甲會覺得自己身心愉悅，收穫頗豐；乙會覺得自己飽讀詩書、很有成就感。丙最終比前兩位多了20萬，但會一直責怪自己為什麼沒有逃頂，沒賣在200萬，賣150萬也行啊。其實，投資何嘗不是一場旅行，一種人生的尖峰體驗，何嘗不是對各種知識的學習、對世界和人性的探索和把握。
強大內心需要成功背書。世間會有屢戰屢敗、堅持不懈的傳奇，但對我們普通人而言，最初的幾次成功是我們內心愈來愈強大的關鍵。在經濟研究領域和股票市場，我並不贊同一些所謂意見領袖，不問條件、部分環境一根筋地看多和看空，比較典型的有老沙、牛刀和謝國忠等，對知名人物和高階投資者，有更高的要求無可厚非。但對一些股市新人和初階投資者，不妨在獨立思考、審慎分析的基礎上「一根筋」一回。當然，這裡還需要考慮擇時的因素，有條件還可以參考經歷過數次牛熊、歷史上比較靠譜投資者的建議。比如在五六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熊市之後可以「一根筋」地看多，在兩三年的牛市之後「一根筋」地看空。沒有永遠的上漲、也沒有恆久的下跌，最初幾次哪怕是帶有猜測成分的判斷如被證明正確，就有可能成為我們自信乃至內心越來越強大的源點。
過於在意他人評價是強大內心的大敵。投資需要把握認同，但絕不是尋求認同。我曾在一篇文章裡闡述思路，而後又列舉了關注的部分板塊和股票。有朋友質疑提到的都是熱點，我當時一笑而過。真正不在乎熱點的，是心中少有熱點的概念，既不會因為冷門而不敢堅持，也不會因為所謂的熱點而刻意迴避。不說我文中所提既有熱點也有冷門，上溯到更長的時間段，當初重倉包鋼稀土，市場上根本沒有稀土板塊的概念，當初重倉機器人，市場上也未有機器人板塊的雛形。反過來，一個有經驗的投資者，往往更懂得把握「認同」，當自己的獨特見解初成社會共識、當潛伏的板塊和股票初成熱點，利潤才剛剛邁開飛奔的腳步。對於共識的辯證把握，是區別高階與初階、靈動與機械的一個標誌。他人的認同，只是我們尋求安全感的本能追求，而不是安全本身。只可惜，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活在別人的目光、口碑和評價裡。所以，適度讓自己遠離市場、遠離無謂的爭論，沒有太大的壞處。
不喜不悲總是奢望。股市連續狂飆，讓我們漸多了志得意滿的年少驕狂、指點江山的英雄快意，似乎未來盡在掌握。而近日市場大幅震盪，多少人的心情又開始陰晴不定、忽晴忽雨。如此，都難言內心強大吧!
                                                                      隨心無逸   記於201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