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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言網CEO趙嘉敏：不要總想著去完全顛覆線下的模式

這是一個老牌的互聯網公司，它幾乎錯失了過去10年高速發展的互聯網紅利。但它依然在一個小眾群體里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很多人把它看做一扇能看到國外最新觀點的信息窗口。它的口號是“發現、翻譯和閱讀中文之外的互聯網精華”。

它就是譯言網。9年來，這個公司規模一直不大，最多的時候也就三十多個員工，現在只有十幾個人。至今依然跟別的公司合租一個辦公室。譯言網創始人兼CEO趙嘉敏甚至連自己的專用辦公室都沒有。

相比其他巨頭，它的用戶規模也很小。目前譯言網註冊用戶只有五十多萬人，有五萬個譯者。其中每天活躍的用戶是3萬人，活躍的譯者是三千人。最早的時候，用戶以外企和大企業白領居多，現在在校生比較多。

據趙嘉敏稱，今年譯言網剛剛做到收支平衡，主要收入來自圖書出版和翻譯服務。

過去十年里，這個公司命運多舛。網站一度被關停，又因為合夥人的利益分配問題動蕩不安。至今，這家創建已經9年的公司才開始A輪融資。

我們現在做的就是用互聯網改變線下出版行業，這個過程會非常長。因為這種改變最終不是技術的改變，而是人的改變。

很多人覺得顛覆就是要破壞，破壞的方法也很簡單，用錢砸流量。其實最後你會發現，你必須尊重線下行業所積累的領域知識和實踐經驗，不要總想著去完全顛覆線下的模式。

我們當時推出了一個叫做字節社的閱讀軟件，是收費模式的，口碑還可以，但效果不好，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收費是不明智的。後來我自己的總結是，在一個生態圈或者說產業鏈條上，如果只有一個環節賺錢，其他環節虧損，這個鏈條難以持續。

運籌學的精髓是找到足夠好的可行解

我1973年出生於貴州，父親是“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1991年我進入清華大學自動化專業學習，1996年開始碩博連讀，但2000年我覺得還是要到國外去，於是進入美國南加州大學學習計算機和運籌學。

運籌學主要是研究管理優化。但如果有人跟你說運籌學就是求最優解的，你可以跟他說，他的運籌學還沒學到家，運籌學的精髓是找到足夠好的可行解。

作為譯言網，如果按照最優解的方向去做，我們需要快速把用戶量做起來，拿到融資，然後沖擊上市。而可行解有很多種，最優解也是可行解之一。由於現實世界是變化的、多目標的，而且很多約束條件無法建模，因此最優解的代價有時會很高。譯言選擇的是一步步改變傳統行業的可行解。

什麽樣的領域適合最優解，什麽樣的領域適合可行解，創業者要想清楚。每個人都不排斥最優解，我也希望快速拿到融資。但有的領域只適合可行解，比如我們所在的出版領域，是一個受文化基因影響很大的領域，也是一個被高度管制的領域，只能采取可行解的方式突破，如果是電商等模式，采取最優解的方法會比較高效。

我從南加州大學畢業後進入甲骨文公司做研發。當時我們幾個合夥人都在國外，大家開了個博客，翻譯一些國外的文章，基本每篇都跟原作者溝通，獲得授權後才開始翻譯。

當時我們翻譯的文章多跟創業、風投和商業模式有關，包括《連線》雜誌上的文章《長尾》。不少用戶覺得挺好，想加入進來做翻譯。於是我們做了一個網站，允許用戶上傳自己翻譯的文章，這就很難做到每篇文章都跟原作者溝通。我們請教了一個版權專家，他告訴我們，版權領域有個避風港原則，互聯網上的內容創作者，主要目的是傳播而不是變現，只要我們不用於商業用途，版權問題最多算個灰色地帶。後來我們開始翻譯圖書，就一定得購買版權了。

2007年4月我們註冊了公司，5月我回國。2008年初我接任總經理一職。2008年下半年我們開始推動譯言商業化，到2009年中，我們靠給門戶網站做翻譯和提供內容服務基本解決了譯言的生存問題，並建立了穩定且持續增長的現金流。

2009年5月我們與英國《衛報》展開正式合作，當時以為通過眾包模式把國外媒體內容引入中國是我們的模式，但後來才知道風險太大。

譯言的第一次商業模式嘗試很快就夭折了。網站遭遇關停風波後，我們就不再做新聞內容。公司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早年的譯言網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複站後的譯言網還要繼續走下去。我們開始對主業進行調整，鎖定出版方向。

創業者要小心從改良派變成保守派

我們一開始堅持做譯者陣地，但我們發現社區無法直接變現，必須要有落地的東西。當時正好我們社區里孵化出一些好的項目，我主張以少量參股的方式投資這些項目，提出想要做一個孵化平臺，那時候還沒有這個概念。但當時有合夥人不太同意，我自己的股份只有28%，對公司沒有控制力。

但你總得尋找其他落地方式，於是我們開始承接線下出版社的翻譯工作，在我們平臺上找譯者來翻譯。我們還自己做線上出版物，拿國外的出版社的版權，翻譯成中文放到線上讓大家閱讀。

我們決定做出版的時候，那時很火的商業模式是電商、社交網絡和在線視頻，這些領域我們都沒有嘗試。這些領域我們進入的話已經比較晚了，只能跟在別人後面跑，還不如選一條很長的路，我們自認最不缺的就是耐心。現階段，我們的主業是出版和翻譯服務，終極目標則是教育市場，比如英語學習市場。

我認為自己是個改良主義的創業者，對於顛覆式創新的提法持保留態度。我覺得顛覆性的技術是有的，比如蒸汽機的出現，但創新的應用過程應該是循序漸進的。整個工業革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用了幾十上百年的時間才完成。尤其是要用互聯網改變線下商業社會，整個過程一定會很慢。

比如我們現在做的就是用互聯網改變線下出版行業，這個過程會非常長。因為這種改變最終不是技術的改變，而是人的改變。比如iPad出現後，數字閱讀的終端問題解決了，但要真正建立一個線上出版的商業模式，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時間。這背後是用戶習慣的改變，最終又是文化基因的改變。70後習慣了紙質書，對於電子書是有糾結的，但90後沒有這個糾結。技術要帶來真正的改變是需要時間的。

我並非是說顛覆性創新不對，只是覺得現在顛覆性創新被濫用和誤用了。很多人覺得顛覆就是要破壞，破壞的方法也很簡單，用錢砸流量。但很多人拿到流量後，並不知道怎麽去建設一個新的生態。所謂打天下容易，坐江山難。

其實最後你會發現，你必須尊重線下行業所積累的領域知識和實踐經驗，不要總想著去完全顛覆線下的模式。

信息革命必然會進一步打破人類社會的組織結構。農業革命把人從奴隸主手里解放出來；工業革命把人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現在是一個把人從企業里解放出來的信息革命時代。將來企業的邊界會被打破，社區型組織將替代企業，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之一；每個人都變成一個產消者。人，將成為更自由的人。但這需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

我現在最大的擔憂是害怕自己從改良派變成保守派。創業者如何對待新事物很重要。一方面自己要不斷升級知識；另一方面要在團隊內部推動新陳代謝，讓年輕人盡快成長起來。我如果都七老八十了還在臺上指手畫腳，那不想成為保守派都難。

現在我們公司逐漸是90後挑大梁了。新產品都是90後在負責，我只是參與和指導一下。我們這些老人經驗還是有的，但想法一定是保守的。

要尋找至少能陪你玩五年的合夥人

今年很多朋友都創業了。他們會問我一些相關的問題，比如要做好什麽樣的準備，怎樣選合夥人，如何設置股權結構等等。

創業不是想定了一切後才去啟動的，任何事情如果等到你覺得萬無一失了才去做，肯定是不值得做的事。

但即便你踩對了點，也可能走錯了方向。比如我們當時推出了一個叫做字節社的閱讀軟件，是收費模式的，口碑還可以，但效果不好，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收費是不明智的。後來我自己的總結是，在一個生態圈或者說產業鏈條上，如果只有一個環節賺錢，其他環節虧損，這個鏈條難以持續。

現在創業很火，我對這個浪潮是比較擔憂的。我看到很多人心理上還沒有準備好，只是抱著玩玩看的心態進來玩一把，而且打算隨時抽身。我覺得創業者起碼要準備好堅持5年以上的心理準備。很多創業者沒有這個心理，其失敗幾乎是必然的。

選擇合夥人的時候，不能光看合夥人的資源和背景，一定要選那種能陪你一起至少玩五年的人。在這方面我自己是深有體會的。

當年公司成立沒多久就遇到一個瓶頸期，我們的用戶量增長放緩，而且一直不賺錢。另外幾個股東對於公司下一步怎麽走分歧很大，一些股東的精力也沒有完全放到公司來，當時正常的股東會議都不開，開的話也到不齊人。

當時另外兩個創始人在國外，使不上力，我雖然是公司成立時排第三位的創始人，但我跟他們說，我回來的目的不是做半年就退了，於是我接任總經理一職。

幾年後公司的幾個合夥人陷入分歧的時候，我通過出走的方式來抗爭。現在看來是很不理性、不明智的做法。不管有什麽分歧，我作為創始人還是不應該離開公司的，這樣對公司傷害太大了。所以後來我又對公司進行了回購，一方面是自己對於譯言的心結，另一方面是作為工程師的一種執拗吧，總想著把譯言做出個模樣來。

對於創業者來說，一開始不能把股權都給分光了。即使是創始人，其股權也應該按年分批到手。避免有的創始人過早退出，給公司留下股權結構上的難題。在天使融資的時候，出讓的股份最好不要超過15%，創業團隊里，最主要的合夥人最好持股在40%以上。

談到融資，很難想象我們公司現在才開始做A輪融資，這對一個9年的公司來說太慢了。實際上我們在2009年的時候就接觸了投資人，只不過我們當時公司不太穩定，一方面是網站被短暫關停，另一方面合夥人鬧分歧，融資的事情就被擱置了。到了2011年，我通過回購的方式重新回來，2012年完成了調整，重新出發，過去三年里，我們主要是在翻譯出版上做開拓。

股權結構的設置也只是個相對保護措施，最關鍵的還是要看人。

有個創業者曾經找我咨詢一些問題。我建議他自己要絕對控股，以確保他在公司的話語權。沒想到一年多以後，他自己退出了公司。我特別驚訝，問為什麽。原來他是一個特別溫和的人，在遇到跟合夥人沖突的時候，他選擇了避讓，出讓了自己的股份，獲得了不菲回報，但也喪失了對公司的控制。

特朗普到來後，加州也開始想著經濟轉型了

在勝選總統特朗普重振美國制造業、扶持傳統能源業的經濟治理綱要下，全球著名高科技產業集聚地——加州——也將在不久的將來迎來難以避免的產業調整。加州的立法者已經開始思考潛在的調整方向，在特朗普上臺後，制造業和能源業或將在這里萌發新生機。

“對於這次大選的最終結果，說實話我很意外”，剛剛連任成功的民主黨籍加州眾議員朱感生(Kansen Chu)在其位於Milpitas的地區辦公室對第一財經記者坦言：“民主黨應該自我反思，接下來我們應該重點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務在這次選舉前被忽略的美國中產階級。”

朱感生是現任加州第25選區眾議員，工程師出身的他在轉型從政之前曾在IBM任職多年，目前是加州眾議會經濟發展、交通和環保等多個小組的召集人。他對大選反思的結論之一，就是加州或將需要在制造業的重振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位於西海岸的加州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

“加州發展制造業確實有諸多挑戰，但這里文化多元、氣候宜人，再加上教育資源優良，有利於吸引和留住制造業人才。”朱感生認為：“在特朗普上臺之後，我們可能會看到減稅等相關政策，這將進一步提振加州制造業。”朱感生的從政之路始於加州第三大城市聖何塞(San Jose)，在他擔任該市市議員時，就曾積極推動當地制造業發展。“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數十年的城市規劃，”朱感生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因為建一個工廠要比建一個研發中心難太多。”朱感生作為市議員時積極推動的立法之一，就是為制造業預留用地，控制商品房開發。

今年10月份，特斯拉公司也向其工廠所在地加州菲蒙(Fremont)市政府提出擴建計劃，希望將現有廠房面積擴大一倍。據特斯拉預計，此舉可為當地創造3100個就業崗位。當地時間11月21日晚，菲蒙市現任副市長、最近剛剛贏得市長競選的高敘加(Lily Mei)在一場公開活動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由於特斯拉的擴建計劃仍在討論階段而不便置評，但她透露目前這一項目已經在該市市議會中獲得了多數支持。

特斯拉的菲蒙工廠

“像特斯拉這樣的高端制造業或許可以在加州生存，但一些中低端制造業就很難想象了，制造業在加州的生存非常艱難。”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矽谷大型科技公司副總裁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即使是像蘋果這樣的大型公司，要把工廠搬到加州，恐怕日子也不好過。”

這位高管的擔憂顯而易見。一方面，加州勞動力成本過高又缺乏技術性人才，不斷飆漲的生活成本已經迫使越來越多中低收入民眾搬離加州;另一方面，加州企業用地價格居高不下，再加上嚴苛的環保政策令能源成本高企，使得部分企業對加州望而卻步。從當前的現實環境上來看，要在加州大力發展制造業似乎較難想象。畢竟，就像這位科技公司副總裁所言，“企業運營是要看見利潤的”。

過去數十年間，制造業一直是美國經濟的脊梁，制造業的發展也是美國廣大中產階級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主要途徑。但近幾年，加州制造業的用工量增長極其緩慢。統計數據顯示，從2010年2月至2015年初的這段經濟改善期，美國制造業整體就業增長6.7%。同一時間段內，美國部分中西部和南部州的制造業就業增長比率達到15%，相比之下，加州卻只有1%，墊底全美50個州。

對於廣大中產階級的利益需求，加州的立法者無法視而不見，尤其是在民主黨在國會和政府大敗的現實之下。盡管加州州一級眾議院和參議院仍然是民主黨的天下，但共和黨總統已經選出，國會參眾兩院全面飄紅，在美國經濟結構可能面臨的大調整中，加州無法完全抽身於外。“加州制造業的回升短期內仍有諸多挑戰，但它是一個可預見的發展趨勢”，朱感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作為立法者，我們正在朝這個方向努力。”

矽谷聚集了大量科技企業

在制造業之外，加州立法者未來幾年需要審慎平衡的還有環境保護與傳統能源業發展這對矛盾。加州是美國能源儲存重地，已探明原油儲存量約28.35億桶，據全美第三。加州也是美國人口最多的州，占全美人口約12.18%，但其能源總需求卻低於人口占比8.55%的德州。此外，加州還是全美人均能源消費量最低的地區之一。加州溫和的氣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低能耗的實現，但全美最嚴苛的環保政策無疑也是主要因素。

加州是美國的環保急先鋒，現任州長布朗(Jerry Brown)也一直是堅定的環保主義者，在他的任內，加州企業和居民被要求嚴格控制用水和溫室氣體排放。今年9月，布朗剛剛簽署通過法案，加州將在2030年之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1990年排放水平的40%。他的終極目標是到2050年之前，將加州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降至1990年排放水平的80%。嚴格地環境保護政策無疑為加州的環境改善帶來諸多益處，但卻也成了加州經濟發展的制約。籌備多年的加州高鐵項目就因環保人士的抗議而幾次延宕，傳統能源業的發展更是備受掣肘。

“美國是要繼續做全球環保排頭兵，還是願意為自身經濟發展做出一些讓步?”朱感生對記者表示：“這個問題現在很難有明確結論，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將是加州立法者在大選之後重點討論的議題。”

明星跨界，別只想著“圈錢圈粉”

原標題：明星跨界，別只想著“圈錢圈粉”

【見仁見智】

近年來，“跨界”成了娛樂圈的熱門詞。隨著娛樂節目品類的豐富和多樣化需求，越來越多的明星不滿足於自己擅長的領域，而是以另一種形象出現在觀眾面前。比如歌手跨界去主持，主持人跨界去表演，演員跨界去唱歌，你來我這里比劃一下，我去你那里嘗試一把。咱們有句老話叫“文體不分家”，體壇明星在文娛界大展拳腳的也不乏其人。跨界激發了明星們多才多藝的潛能，讓他們的形象在觀眾面前更加豐富多面，也讓不同文藝領域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交流更加頻繁。

跨界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其需求首先來自於觀眾對明星單一、固化形象的不滿足。無論是歌手、演員還是主持人，當明星在本職領域擁有了一定建樹，其個人形象往往走向標簽化，在觀眾中的印象停留在某一種風格或樣式。這時候當他們選擇在另一領域小試牛刀，往往能夠讓個人形象為之一新，給人以新鮮感。面對本職領域，明星藝人或許還有些嚴謹矜持，但跨界到另一領域更多帶有“玩票”的態度，心態更為輕松自然，也易於表現其真性情。

從明星的角度來說，跨界嘗試也是對個人事業上的一種突破。實際上無論表演、主持還是歌唱、舞蹈，並沒有如鴻溝一般的界限，往往能夠觸類旁通。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地區娛樂圈，常有影視歌“三棲”明星之說，日本、韓國等娛樂產業發達的國家對於新人的培育上也都要求兼有歌唱、舞蹈、表演、主持等多種能力，以期在以後的個人發展中有更為寬闊的選擇空間。而且，許多觀眾所熟知的明星，或曾經有過某種才藝的教育經歷。對於他們來說，所謂的跨界，實際上是對既有能力的重新煥發，隨著多樣化的平臺搭建起來，跨界的表演便是水到渠成。

但跨界不宜被濫用。隨著越來越多明星藝人走上跨界之路，跨界的水準也變得良莠不齊。有的歌手、演員在一些大型演出中客串主持，但不過是念一念寫好的主持詞，或者與主持人打打哈哈、隨聲附和，並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跨界。有些晚會熱衷於邀請熱播電視劇的男女主角演唱主題曲，以達到借勢和宣傳“一石二鳥”的效果，但演員現場演唱效果不佳，演出總是以“假唱”替代，反倒丟掉了誠意。跨界應有一定的門檻，對於跨界也需要一些標準。誠然，不能要求跨界明星能夠快速達到該領域專業級的表現水準，但至少應當傳遞給觀眾的是，你的跨界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礎之上，表達著對自我的大膽突破和對跨界領域的真誠熱愛，而非借著高漲的人氣，急著、忙著在多個領域“圈錢圈粉”，消費自己的知名度。

今年北京衛視跨年環球歌會就圍繞著跨界發力，在各大跨年晚會中獨樹一幟。隨著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成功申辦，北京已進入冬奧時間，文藝與體育的跨界就成為北京衛視獨特的資源。在這場以“奧運之城，冰雪邀約”為主題的歌會中，北京衛視將奧運元素與歌會演出相融合，不少亮點讓人印象深刻。比如郎平領銜五位各時代女排隊員同臺亮相，與解說員宋世雄的重聚，去年曾在里約奧運備受矚目的體壇健兒脫下戎裝，在舞臺上華麗轉身，乒乓球冠軍丁寧、女排冠軍惠若琪跟其他明星藝人搭檔演唱歌曲串燒，展現出不為人知的一面。秦凱、何姿這對情侶健兒，也回歸水立方跳水臺攜手完成了愛情一跳。

實際上，從去年開始，北京衛視就通過一系列節目的推出，將“跨界”由一種明星行為打造成為品牌，無論是《跨界歌王》中劉濤驚艷的音樂秀，還是《跨界喜劇王》中李玉剛突破自我的喜劇表演，都顛覆了他們此前在熒屏上展現的標簽化形象，其意義在於激勵他們突破其事業的“邊界”，在挑戰自我的同時，也展現出性格的本真。隨之而來的《跨界冰雪王》則又是一檔由電影導演張藝謀操刀、文娛明星跨界冰雪運動的節目。可見，跨界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客串”“玩票”，當其孵化成節目形態時，需要找尋巧妙的結合點，在不同領域之間構建融合的方式。而觀眾所需要看的，不僅是明星跨界表演的外在形式，還有他們對自我挑戰與改變的內在精神。

（作者系媒體人 成長）

全球走到貨幣寬松尾部，還想著買房暴富的該理性點了

貨幣政策寬松已經到達周期的尾部，緊縮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貨幣政策需要逐步變成審慎，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稱。他還表示，中國政府不會依賴於“直升機撒錢”，而是強調結構性改革，財政政策將發揮支持性作用。

在闡釋中國貨幣政策、結構性改革等問題的同時，對熱議的美國邊境調節稅(BAT)，周小川認為，假如美元因此升值過快，不僅全球其他國家需要去應對，對於美國政府而言也是一個很頭疼的問題。

周小川

貨幣寬松漸進退出

眼下，以美聯儲為主的全球央行已經開始逐步退出貨幣寬松周期，全球通縮風險漸退。周小川提出，“在經過多年的量化寬松後，我們已經到達了這次周期的尾部。貨幣政策不再是寬松的了。”但全球經濟複蘇不同國家表現截然不同，貨幣政策也不是完全協調一致。

周小川更支持采取審慎的貨幣政策。他表示：“全球複蘇經過了很多波折。我們看到主權債務危機在歐洲仍然沒有解決，還有其他一些問題已經發生。所以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貨幣政策也需要逐步改變，變成比較審慎的貨幣政策。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我認為一定要看到貨幣政策的限度，認真考慮何時、如何離開貨幣寬松的周期。”

全球目前已經出現“再通脹”的跡象，但周小川指出，“在全球範圍做任何判斷還為時尚早。今年我們看到全球商品價格上揚，但我們要保持審慎的態度對待再通脹現象，這與貨幣政策的制定有直接關系。雖然貨幣政策制定當局已經開始緊縮他們的政策，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周小川表示：“我們會強調結構性改革以及其他長期發展戰略，不要太依賴於貨幣政策，發出這個信號是很重要的。”

對於財政刺激措施，周小川明確表示，中國政府不會依賴於“直升機撒錢”，“我們有非常嚴肅的經濟解決方案，比如財政政策和結構性的改革”。周小川表示，為了經濟複蘇，政府應著力修複資產負債表和財政狀況，強調結構性改革。“當這些政策都開始產生效果時，你就不會遇到麻煩。”

就中國的中長期改革而言，周小川認為其實這在多年前已經開始，“中國過去太依賴於出口，現在開始特別強調內需;中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加大，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剛開始階段;我們太依賴於制造業，服務業相對薄弱，中國政府希望推動服務行業增長。”

就中短期改革來看，“中國在去年實施三去一降一補政策，推動去庫存和降杠桿，減少企業的運營成本，這些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結構性的。”他稱。

在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同時，周小川認為財政政策必須發揮支持性作用。歐洲各國和日本等經濟體政府負債較高、財政空間有限，對於中國而言，“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例不是很高”。但他同時指出，地方政府的基礎投資、城市化、發展服務行業都需要投資，所以應該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調整財權、事權以及調整地方財政政策的限度，“有些省份已經債臺高築，有些省份還有舉債的空間。這也是另外一個值得探索的領域”。

值得關註的是，周小川還提出，很多人說寬松的貨幣政策制造了通脹和資產泡沫，其實這不是預期的後果。並且貨幣政策不是萬金油，不要認為量化寬松可以治好每個國家的不同疾病。他並感嘆，這幾年公眾過於關註貨幣政策，反應有點過激。

美元為何有可能暴漲

在全球經濟風險下降的同時，政策風險卻此起彼伏，美國特朗普政府的邊境調節稅可謂是最令人擔憂的政策之一。

周小川提及，“有一種分析認為，邊境調節稅可能導致全球匯率的改變，也許美元會升值20%到25%。這影響的不僅是人民幣匯率，也是全球匯率。”

在當前的邊境調節稅設想下，企業需要為進口商品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商品將有12%的稅收減免。直觀地說，美國進口商品價格將上升20%，而出口商品會便宜12%，考慮到進出口價格所受的平均影響，其大約等同於美元一次性貶值15%。

而周小川所稱的美元升值則是指，如果其他保持不變，美國貿易赤字將因此下滑2%，相當於4000億美元，也即貿易赤字將被完全消除。如果這一邊境調節稅方案獲得通過，將大幅推升美國通脹，美元實際價值也將因此被推升。德銀認為，在極端的情況下，要完全抵消這一稅收政策所帶來的價格變動，美元的升值幅度可達15%。

“假設美元升值很快，這是全球都要去應對的問題，也可能是很大的、讓人頭疼的問題，(強美元)對於美國政府也是一個頭疼的事情。”周小川稱。

周小川還提出，邊境調節稅不等同於增值稅。“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征稅，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征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

針對美國的這種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周小川表示：“中國希望看到中國的投資者，尤其是私營部門投資者也在國外獲得公平對待，比如對一些高新技術的獲取。”他認為，只有雙方作出一些妥協，“這樣全球化才能往前推進，大家都能從中受益。”

理性對待股市樓市投資

在博鰲論壇期間，“房價”幾乎成了每場論壇都關註的焦點。多年來，寬松的貨幣政策似乎也是促使人們極力尋求保值投資標的以應對通脹的原因之一，在中國，這個標的似乎就是房地產。

在論壇期間，銀監會原副主席蔡鄂生針對此前剛剛出臺的地產調控政策戲稱，“你控也好，不控也好，北京的房子我都買不起。”

周小川此次也提及：“公眾特別關註貨幣政策，他們對股市、房地產市場進行投資，他們去買一些金融產品。因此，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反應似乎有點過激，這也是最近的情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貨幣政策造成的後果並非在預期之中，但在這段時間之後，人們會更理性地認識這些情況，包括公眾和政策制定者。”

就房地產調控的問題，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也在博鰲論壇上講到，不應該把調控著眼點放在價格上，而是要回歸到房地產的本質，回歸到其作為人民必需品的本質，這樣的話，調控就應該要出臺一些可能影響價格的規定。

他認為，應該要調控以下幾個因素：第一，要確立城市化步調和土地供應的關系，一個城市增加了1萬人就要相應增加住房用地，目前卻是房價漲、土地供應少的現象。

第二，居民解決住房問題是以買為主還是以租為主，中國目前的住房自有率達到80%以上，全球最高。如果每個人都喊著買房，從經濟合理性上來說，有些人是不該買的。他建議要逐漸轉為以租為主，國務院最近也不斷提出要擴大租房市場，也是為了解決現在房地產的問題。

此外，要調控土地價格在房地產中的比例。

別總想著成獨角獸了，美國開始流行做“斑馬”型公司

華映資本 2017-11-16 11:13

獨角獸是神話傳說中的一種虛構生物——那麽獨角獸公司也是一場“幻覺”嗎？Startups.co的專欄作者Emma McGowan撰文指出，盡管獨角獸美麗又性感，但是獨角獸公司“真實”與否，答案卻比想象中複雜。

眾所周知，獨角獸公司是指那些市值10億美金的公司。除了Uber、Airbnb、Facebook這些大名鼎鼎的企業，還有WeWord、Spotify、Stripe以及成百家你可能沒聽說過的公司，都躋身獨角獸公司名單。可是，這就意味著獨角獸公司的“真實性”了嗎？

答案未必。

首先，讓我們來聊聊公司如何獲得10億估值。給創業公司定估值有一些方法，但是更重要的則取決於投資人如何基於公司各項指標去判定其價值。這些指標包括用戶、收入、覆蓋率...你懂得。但是，大家都明白，多輪融資後企業估值會被炒高，這也是WhatsApp可以在尚未盈利的情況下以190億美金天價被收購的原因。

創業加速器UpRamp的執行董事Scott Brown說，“被貼上一個獨角獸的標簽，就如同被《人物》雜誌貼上一個性感的標簽”。“我們都知道，創業圈里的估值，藝術大於科學，而且很容易受到趨勢、流行或‘非理性繁榮’的影響。”因此，估值有時是“曖昧”的。

老實說，所謂“10億美金”這一節點也很武斷。誠然，這一數字意味著公司已經贏得了大筆融資以及投資人的信任。但是，公司並不會因為抵達某個數值而突然獲得魔力。此外，還有越來越多的獨角獸公司在尚未賺錢的情況下就被判定“值”超過10億美金。考慮到如上種種，我們必須問的是：

一

創業公司該把成為獨角獸視為目標嗎？

短期答案是：不要；長期的答案則更複雜。

當然，實現夢想是好事情，如果你的夢想是創建一家在某個時間點價值10億美金的公司，那麽就擼起袖子就加油吧！盡管這將會成為一場“struggle”，但是你實現了心之所向。在這里，我們並沒有要摧毀夢想的意思，畢竟夢想是很多創業者的驅動力。

“如果每天叫醒你的不是夢想和野心，誰願意經歷‘企業家生活方式’這種痛苦呢？”Undiscovered Ventures的創始人和首席投資官Donald McGowan說。“沒有人會因為渴望平庸而醒來，去克服每天的困難和挑戰。獨角獸是我們每天奮力拼搏的夢想，要去達成目標，並在這一過程中磨礪自己的品格、意誌和堅韌。沒有人會因為選擇投資自己而變得更糟。”

不過，需要警醒的是，獨角獸“迷思”也可能成為創業者的阻礙。當創業者不將註意力集中在打造一款偉大的產品、一個牛逼的團隊、真正去改變世界——如同那麽多創業公司聲稱的那樣——而是被閃閃發光的“B”所蒙蔽，那就太可惜了。

創業導師和營銷咨詢Stuart Clarke告訴Startups.co，“我很確定創業公司不應將目標定為成為獨角獸”。“這種想要成為獨角獸的目標（更像是困擾），不會為年輕的創業公司帶來任何幫助。價值10億美元的估值並不意味著你有一個好的產品，或者偉大的客戶服務，亦或是快樂的員工，甚至無法保證你能賺錢。”

當然，成為獨角獸會為公司帶來好處。第一：勝者為王；第二：給了別人高價買下你團隊的理由；第三：錢總是跟著錢走，高估值會幫助募集到更多融資。但是除此之外呢？獨角獸也會在有些時候帶來傷害，例如當你的增長開始下滑（例如Twitter），亦或是當一個更大的公司偷走你的商業模式時（比如Snapchat），麻煩會接踵而至。

“被貼上獨角標簽，確實可以幫助創業公司PR或招人，但是這些數值是對於風險投資者來說的，不意味一家公司的真實表現。”Scott Brown說，“最近幾個月，我們看到一些所謂的‘獨角獸’不如我們想象中性感。所以說，沒錯，獨角獸存在；但是是紙做的。”

二

取而代之，創業公司應該怎麽做？

當我6年前開始寫創業公司的時候，所有人都在談顛覆。每一家新公司都打算去顛覆市場，TechCrunch也用顛覆命名他們的年度活動。

然而，盡管路演都聽起來無比美麗，只有很少的公司能夠真正做到顛覆。就像獨角獸會模糊創業者的視線一樣，“顛覆”的想法也是。創業者會傾向沈迷於這些概念，畢竟空想比實幹簡單。正確的姿勢是：極致地去工作，去創造那些真正為世界帶來價值的東西！

正如PLATO Intelligence聯合創始人Xavier Parkhouse-Parker所說，“我個人認為，任何一家創業公司的目的都是為了創造最大價值，創始人和團隊的工作就是找出最大價值。”“創業者應該經常捫心自問，現在做的事情對創始人、投資人、用戶、員工、社會來說是最大價值嗎？要知道，有時最大價值意味著最大估值，但並不總是這樣。”

新目標1：生活方式型公司

有時，對於一個創始人來說最有價值的事情是做一門能支付賬單的生意。“生活方式型創業公司”經常在VC圈被“嘲笑”，因為他們不會導致大規模的收購，或者永遠無法實現獨角獸。那麽，他們要做的是什麽呢？為創造他們的人們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

“對於大多數創始人的履歷來說，最好的創業成就是能夠獲得穩定現金流。”創業評論網站Vyteo的創始人Stephen Gibson解釋到，“如果你能夠通過你的服務每月收取訂閱費，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沒有多個VC背書和強大的團隊，我不會追尋一家獨角獸。不需要追尋天空里的每顆星星，你也能成功。”

新目標 2：斑馬型公司

另一種價值的評判方式可能會對社會有益、真正“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隨著非盈利模式的老舊，社會創業能力正不斷提高。考慮到這一點，4位創始人Jennifer Brandel、Mara Zepeda、AstridScholz和Aniyia Williams聯合發起一場“斑馬運動”，提出用一個完全不同的動物來命名創業者的夢想狀態——斑馬。他們在Medium上寫到，斑馬型公司是指那些“盈利並且能夠改善社會”的公司，而這兩件事正是大多數著名獨角獸所追求的。

他們寫到，“想想我們最具價值的機構——媒體、教育機構、醫療機構、政府以及第三方的非盈利機構和社會組織”，“獨角獸公司總想著要去顛覆他們、把舊有的夷為平地”。“然而，我們認為，我們應該去支持那些提供轉型方案的公司。基礎組織絕非偶然間被創立的，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建構底層架構，去撫育他們獲得新的成長。”

最後要說的是，無論你的目標是什麽——做獨角獸、生活方式型企業或是斑馬——都應該專註於創造最好的產品和公司。“如果你真想有一個顛覆性的產品或服務，那就用實際行動證明吧”！

原文| Is the Unicorn Startup a Myth?

媒體| startups.co

作者| Emma Mcgo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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