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股爆發 負面清單有望於明年推出

券商股盤中反彈，個股全線飄紅。截至10:35，國信證券、東吳證券雙雙漲停，西部證券漲逾9%，廣發證券、中信證券漲逾4%。

據大智慧通訊社報道，券商版負面清單有望於明年推出，監管層一直在推進該事宜，此前已向業內征求過相關意見。

某大型上市券商經紀業務部負責人向大智慧通訊社表示，監管層一直在推進券商版負面清單事宜，三五個月前還向券商征求過意見，其預測，券商版負面清單應該會在新《證券法》中有所體現，推出時間可能在新《證券法》之後。券商版負面清單推出對券商行業來說是大事件，需要經過反複研究，對券商來說是利好，投資領域有望進一步放寬。

另一券商經紀業務部相關負責人亦向其表示，券商版負面清單推出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所謂負面清單，相當於投資領域的“黑名單”，明確了不能投資的領域和產業，其他未明確的都能投資。如果券商實施負面清單，投資領域有望進一步擴大，資產管理業務、直投業務等有望迎來新發展。其預測，除了可能出臺總的負面清單之外，具體到各項業務也會有細則負面清單出爐，例如此前，資產證券化業務已經實行了負面清單制度。

據報道，國泰君安某分公司負責人分析表示，一旦券商版負面清單實施，券商投資領域將更加寬泛，此前，監管層未明確可以投資的領域，券商一般是不被允許投 資的。負面清單實施之後，除非國家嚴格禁止投資的領域，其他領域都將被放開投資。對於券商版負面清單內容，其認為例如資產附帶抵押、質押或者其他權利限制並且無法解除的項目；不符合國家有關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相關政策要求的項目等都很有可能上負面清單。至於被放開投資的領域，其表示，目前國家在推混合所有制 改革、國企改革等，這些領域券商有望有所作為。

值得註意的是，負面列表這一模式已經在金融領域推廣，今年6月中旬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發布的《資產管理行業發展規劃綱要(征求意見稿)》中，已經把“推動建立‘負面清單’制度”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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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註冊制有望實施負面清單

大智慧通訊社援引某註冊制專家小組成員稱，IPO註冊制有望實施負面清單，且證監會具有一票否決權。此外，對於目前已經出來的兩套註冊制方案，投行人士普遍傾向於由交易所審核上市申請，向證監會註冊生效的模式。

這名專家向大智慧通訊社表示，推行註冊制後，制定IPO註冊的負面清單，並實行一票否決，這將是證監會的重要職責之一。作為IPO註冊制的負面清單，不僅要制定稅收黑名單標準，還應制定環保黑名單標準（即排放不達標企業）、社保黑名單標準（拒參保、少繳社保費）等。只要企業符合負面清單中的其中一條，將被證監會一票否決。

他表示，證監會實施負面清單的概率非常大，目前已有所體現。日前，國家發改委、稅務總局、公安部等21個部門簽署備忘錄，稅收黑名單企業將被限制IPO。其分析，這意味著，稅收黑名單已經制定且獲得了監管層的同意，未來不排除會出臺環保等黑名單。

對於IPO可能實施負面清單一事，海華永泰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王進向大智慧通訊社表示，贊同註冊制實施負面清單，但是負面清單具體內容需要進一步細化。比如少繳社保如何認定，是否有比例要求。實務中，少繳社保既有企業的原因，也有部分是員工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論。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在27日的“上證法治論壇”透露，目前就註冊制的研究意見主要有兩種方案：一種是維持由證監會註冊審核，交易所進行上市審核的模式；一種是由交易所審核上市申請，向證監會註冊生效的模式。

投行人士多表示，期待監管層最終會采取第二種方案，由交易所進行上市申請，然後到證監會註冊生效。

民生證券一名保代向大智慧通訊社表示，比較傾向於第二種方案，現在新三板註冊制就與第二種方案較為類似。IPO註冊制可以參照新三板的註冊制，有可以借鑒的經驗。東吳證券、愛建證券等投行人士均表示，比較傾向於第二種方案，該方案程序相對更加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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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譽下調俄羅斯評級至BBB- 評級展望負面

周五，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國際宣布，將俄羅斯信用評級降至BBB-，評級展望為負面。BBB-是投資級別中最低一檔。惠譽稱，油價暴跌、盧布暴貶、俄羅斯大幅加息，俄經濟前景較去年中明顯惡化。

惠譽將俄羅斯長期外幣和本幣評級從BBB下調到BBB-，評級展望為負面；將俄羅斯高級無擔保本外幣債券的評級也從BBB下調到BBB-。BBB-是投資級別中最低一檔，表明俄羅斯評級距垃圾級別僅一步之遙。

惠譽公司表示，油價暴跌、盧布暴貶，外加俄羅斯大幅加息，俄羅斯經濟前景較2014年中期出現明顯惡化。西方國家於2014年3月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制裁對俄羅斯經濟有著持續的負面影響，部分俄羅斯銀行和企業無法通過外部資本市場融資。

周五，美元兌盧布上漲超3%，目前位於62一線。

去年4月，國際評級機構標普率先將俄羅斯評級降到BBB-級，比垃圾級別高一檔。上月，標普下調俄羅斯評級展望，稱在未來的90天時間里，俄羅斯至少有50%的可能性會被降至垃圾級。

標普公司將俄羅斯BBB-/A-3的短期外幣主權債務評級和BBB/A-2的本幣主權債務評級置入負面信用觀察名單。標普稱公司認為，俄羅斯的貨幣靈活性正在加速惡化，經濟疲弱正在對其金融系統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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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將中信證券列入負面信用觀察名單

標普將中信證券列入負面信用觀察名單

一財網 吳茜 2015-09-17 18:20:00

標普稱，“部分中信證券高層被警方調查、中國券商面臨的行業風險上升，以及中信證券對中國股市的風險敞口擴大可能嚴重削弱其信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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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制度全面實行

“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制度全面實行

一財網 胥會雲 2015-10-29 22:39:00

“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制度，是國際投資規則發展的新趨勢，目前國際上有70多個國家采用這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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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爭議性的101煙火贊助商起底！ 負面傳言多、業界嘸人知 戲智憑什麼掏出4500萬

負面清單預留創新空間 P2P銀行存管或加快步伐

負面清單預留創新空間 P2P銀行存管或加快步伐

一財網 楊佼 2015-12-29 20:54:00

雖然負面清單對部分已經開展銀行理財、信托、基金等代銷的平臺會產生較大沖擊，但也預留了業務創新空間。同時，隨著線下業務的被禁止，P2P業務將重回線上，從而導致獲客成本出現一定上升。

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試行三年：讓“沈默的權力”公開透明

人們希望，上海自貿區內的負面清單，能逐步演化為“權力清單”。（CFP/圖）

自2013年在上海自貿區誕生第一版“負面清單”以來，經過三年的發展，它已成為政府治理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流行概念。隨著負面清單一步步從試點推向全國，它將逐步演化為“權力清單”，成為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大推動力。

自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全國部分地區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這是2015年10月《國務院關於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為推進負面清單制度規劃的時間表。它意味著，從2013年起在自貿區推行的負面清單開始走向全國，擴展至國內市場準入。

負面清單管理，是指政府列出禁止和限制進入的行業、領域、業務等清單，清單之外的領域都可以自由進入。自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誕生第一版負面清單以來，已有3個版本更新叠代。

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所列的9項主要任務和措施中，“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位列第三，排名僅在“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擴大服務業開放”之後，備受外界關註。其原因在於，人們希望，負面清單能逐步演化為“權力清單”，成為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大推動力。

眼下，負面清單已成為政府治理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流行概念。然而三年來，它究竟經歷了怎樣的轉變，它因何而起，又走了多遠？

三年三版“負面清單”

“‘法無禁止即可為’，這個說法是不科學的，應該是‘法無禁止即享受準入前國民待遇’。”

早在2013年9月18日，國務院公開批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時，就提到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10月1日，上海市政府就公布了第一版的負面清單：《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3年）》。

自“負面清單”的說法出現起，三年間已經變成了流行詞匯，代表“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理念。然而在它真正的使用語境中，針對的只是自貿區的外商投資領域，可以理解為是國門對外資敞開的邊界。

自此，外商投資在負面清單以外的領域，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上海自貿區商務委員會投資促進管理處處長曹磊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有90%的外商投資項目都可變成備案制。

從前外商投資，需要拿著申請、報告、股東決議、合同章程等很多紙質材料來政府部門窗口當面提交，一項項審批。

備案制以後，外商只需要通過網站提交材料，後臺進行負面清單對比，只要是清單外的一律放行，直接把備案清單打給對方。整個流程不需要面對面。

據曹磊介紹，負面清單實施前，上海浦東每年新增項目約1000個，而2015年前十個月的自貿區新增項目有2500個，是往年的近三倍。

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負面清單實施前，外商獨資進入中國平均要8個月時間；實施後就減到了1個月，最新的消息是減到7個工作日內了。

負面清單分類的依據是《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及代碼》（2011版），幾乎囊括了國計民生的所有行業門類，共18類。

就內容而言，它主要依據《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1）》制定，該目錄分為鼓勵、限制、禁止三類。負面清單摘出了其中的限制、禁止部分，另納入了散見在其他部門規章中類似的部分，列成清單。

在第一版負面清單中，包括190條管理措施，其中限制類74條，禁止類38條。

2014年6月30日，上海市政府頒布了第二版“負面清單”。相較第一版，這一版由190條減到了139條。其中比較引人註意的是，刪除了關於制造武器彈藥、博彩業和色情業的禁止。

曹磊說，“不是我們開放了這些東西，武器、黃賭毒是內外資都不能做的，負面清單里就不單獨寫了。”

“一般對於負面清單的解釋是‘法無禁止即可為’，這個說法是不科學的，應該是‘法無禁止即享受準入前國民待遇’，換句話說就是不在負面清單上的就和中國人一樣，中國人也不是什麽都能做。”陳波補充道。

2015年4月8日，第三版“負面清單”頒布者，由上海市政府升為國務院辦公廳，適用範圍也擴展到了福建、廣東、天津和擴區後的上海四地自貿區。

相較前兩版，這一版本改動最大。它由最初的190條減少至122條，但是，並非各個行業數量均等下降，而是有些行業的限制徹底解除了，也有些行業的要求被大大擴充。

限制減少最多的，如制造業由2013年的63條減為17條，對食品飲料的限制消失了，剩下的主要是對交通工具的限制；完全解除限制的行業有建築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及房地產業。

限制條件被細化和擴充的有兩個行業——金融和文化娛樂業。金融業的負面清單從2013年的5條擴展為10大類26小條，新增了兩項“禁止”：外資不得成為證券交易所和期貨交易所會員，不得開立A股賬戶，禁止外資成為證券交易所會員、開通A股賬戶，禁止外資從事再保險分入或分出業務。

文化娛樂行業的負面清單，從2013年的12條擴充一倍，至24條。新增內容包括對境外新聞機構的控制，如在境內設立辦事機構、派駐記者須經批準等3條；電影行業新增電影院建設由中方控股，以及放映單位年放映國產電影片的時間不得低於年放映電影片時間總和的2/3；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限制新增5條。

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院副院長孫元欣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條款更多不代表監管更嚴了，2014版的條款太籠統，一條就像一個抽屜，抽屜里還有好多條。2015年把這些條款說得更明確，透明度更高。”

他介紹說，金融這一塊的規則制定實際上控制在央行手里，2015年版的金融細則，有央行的意見在其中。

另外，在2015版中取消了對一些重要領域的“禁止”，如加油站、網絡遊戲運營以及房地產。

雖然可以做，但加油站和房地產都沒有外資在做，因為自貿區內的加油站已接近飽和，房地產余量也不多。孫元欣說，“有時候不是不能做，而是市場飽和了，做了也沒什麽盈利，就沒必要做。”

簡單來說，“可以做”和“做不成”是兩回事。制度放開了，市場未必留有空間。

在陳波看來，負面清單接下來開放的內容會更有爭議性，碰到真正的邊界——服務業、金融業、信息安全、意識形態。“就是我們那些想發展又不是很自信的行業，和一直封閉的、保護比較多的行業。”他說。

誕生之初

2013版的負面清單，比《外商產業投資指導目錄》還要嚴格。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教授馮軍，是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業務總監。他的團隊在2013年直接參與了第一版負面清單的設計，親身經歷了負面清單在中國從無到有的過程。

他介紹，2013年1月初，上海市就向中央報了關於自貿區的材料，但批下來的時候，不少有實質性內容的條款沒有得到核準。

當年3月，新一屆政府上任，月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上海視察。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外高橋保稅區再次向總理匯報了籌建自貿區的具體設想。李克強特別感興趣，覺得要繼續推。後來就有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成立。

4月，上海市成立了相應班子，馮軍所在的WTO中心也是負責負面清單的部門之一，屬於非官方機構。當時市政府辦公廳發文，讓他們設計負面清單的框架。

一開始在外高橋開會時，很多部門都不知道什麽是負面清單，包括好多領導也不明白。馮軍就拿出了美國和韓國自貿協定中的負面清單做成了一個冊子，給商務部的人參考。如今，美韓自貿協定的打印本，仍然在他辦公室彎腰就能找到的地方。它也是2012年全球負面清單的範本。

當時，制定負面清單的時間非常緊張，要求7月初上報國務院討論，制定框架的時間僅有三個多月。馮軍那段時間非常忙，“不停地開會”。

當時在中央，負面清單得到了總理、副總理、商務部部長、以及商務部外資司、條法司的支持，由當時的商務部部長助理主推此事。2013版的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實際上是“中央定調、指導，上海幹活”。

因為國內沒有可參考的框架，就考慮參照國家發改委的《外商投資指導目錄》，里面有鼓勵條款，也有限制和禁止類。馮軍記得，當時商務部的有關領導說，“現在也沒辦法，只有發改委才有個指導標準，只有對著這個先搞一個框架。”

馮軍說，當時涉及的上海的行業部門，就原來的禁止性規定現在要不要放在清單里，都跟中央管理部門——發改委、文化部、工信部等溝通商量過。

為了起草框架，他在北京待了一個多禮拜，哪些細則列入、哪些拉出去，一條條仔細討論。這不僅涉及商務部、發改委，還有其他各大部委，都可能單獨出過文件說哪些東西外資不能做。除了中央，還有地方政府。

8月16日，負面清單中涉及要對現行法律進行修改或暫停實施的部分，被送到全國人大審議。一共四條，只有關於文物拍賣的一條未獲通過。

最終，第一版的負面清單共190條。

陳波認為，2013版的負面清單，比《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還要嚴格。“95%是一樣的，後面又多加了幾條。”

國際談判的藍本

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實際上是中美雙邊投資協定中負面清單談判的先行先試。

實際上，負面清單的出爐與推行，與國際談判的承諾壓力息息相關。海外談判桌上的較量，推動著國內行政方式大刀闊斧的轉變。

馮軍記得，第一版負面清單的基本框架是在2013年7月11日前確定的，而7月10-11日，正逢中美第五次戰略與經濟對話，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表示，中國要出臺負面清單，框架也已確定。

目前國際貿易和投資協定談判中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正面清單”模式，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為代表；第二種“負面清單”模式，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代表，它創設了“準入前國民待遇+否定清單”的投資規則。

美國在其推行的雙邊投資協定中力推第二種，即負面清單模式，主要是因為相對正面清單而言，負面清單模式自由化程度、透明度更高。

美國從1982年開始制定雙邊投資協定範本，之後於1994年、2004年和2012年分別推出了新的範本，2012年的範本提出了“負面清單”和“準入前國民待遇”兩大前提條件。

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簽訂的多個雙邊投資協定（BIT）中都采用了負面清單模式。美國的負面清單中不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極少，主要包括核能、海關報關、國內航空運輸、信用社、儲蓄銀行和儲蓄機構等。

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以雙方經濟規模之大，談判範圍之廣和難度之高，被稱為國際投資領域的“世紀談判”，中國的第二次“入世”。自2008年中美談判啟動以來，共舉行了17輪。2013年7月，中美舉行第五次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始進行投資協定的實質性談判，該投資協定將以“負面清單”模式為談判基礎。

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實際上是中美雙邊投資協定中負面清單談判的先行先試。

陳波說，2015版的負面清單將是BIT談判中方的藍本，所以更加正規化。因為最終是國家戰略，全國一盤棋，要能夠被複制和推廣，隨著談判的深入，對負面清單標準化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研究所所長沈玉良，與副研究員李墨絲近期撰文，列舉了與其他國家負面清單相比，自貿區負面清單存在的幾個問題：

清單相對較長，對外商投資限制較多。2015版有122項特別管理措施，而國際高標準基本都是短清單模式。

無具體限制條件的特別管理措施仍然存在。如“衛星電視廣播地面接收設施及關鍵件生產屬於限制類”，“大型主題公園的建設、經營屬於限制類”，這些措施到底限制什麽、用什麽方法限制，沒有具體明確。2013版此類無具體限制條件的為55條，占總數的29%，2014版25條，占18%。2015版盡管大幅縮減為8條，但仍然存在，占7%。

就“禁止”類而言，英國、法國無禁止行業；美國的禁止行業僅為航運、核能2個行業；德國僅限於核電站、核垃圾處理2處。

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在2015版本的中國負面清單中，“禁止”“不得”共出現54次，覆蓋13個行業。其中出現最多的行業是，文化體育娛樂（18次）、交通運輸（6次）、租賃和商務服務、金融、教育（各5次）。

“沈默”權力的籠子

負面清單制度，更重要的作用是倒逼政府簡政放權，把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說清楚。

“以外促內”，是南方周末記者此輪采訪中學者們的共識。負面清單制度，是在簽訂國際條約的環境下產生的，但它的出現，更重要的作用是倒逼政府簡政放權，把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說清楚。

“我沒說行，你永遠不知道行不行。做什麽不行呢？有待我解釋。”馮軍說，“負面清單就是把這個解釋的東西公開了、透明了，進一步說也就是放權了。”

龔柏華把這種“法無授權”與“法無禁止”之間的空白地帶解釋為法律規定的“沈默”問題。“沈默”是“是”還是“否”？在一般情況下，“沈默”不能視為意思表示，這種“沈默”，實際上是一種無形的權力。

馮軍回憶，2013年開始制定負面清單時，一開始開會，有的部門說，“什麽負面清單？我們從來沒這麽管理過。”也有部門說，“這個是外國東西，又不是我們的。”甚至有在上海某政府部門工作的學生跟他說，“馮老師，如果這樣下去，我們這個部門可能就沒什麽用了。”

在他看來，負面清單模式，是把政府審批的權力變成了監管的義務。“原來有很多權力，需要他蓋章，現在不用了，現在強調事中、事後監管，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都很順暢，只有出了交通事故或違章才需要你來管。管不好，就變成管理水平差了。”

除了消除“沈默”的權力以外，負面清單模式還可以解決從前外商投資所遇到的審批制度十分複雜的局面。

負面清單的推廣，目的是將所有外資準入的禁止、限制條件聚集在一張表格中，由此打破外資準入領域各類、各級政府利益訴求不同、要求不同的混亂局面。迫使不同部委放棄或減小在外資管理上形成的固有權力，並觸動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

在2015年10月國務院公布的“走向全國”的負面清單意見中，一個重要特征是將自貿區範圍內的外商投資清單，擴展為市場準入和外商投資清單之和。

也就是說，原來的負面清單是外資市場準入標準，將於2018年全面實行的清單，將“對外”與“對內”合一，也包括適用於中國人本身的市場準入標準。這意味著，政府的行業壁壘，以及對於國有企業的特殊政策也得取消，因為壁壘和特殊政策都屬於不公平競爭。

孫元欣說，這張清單出臺以後，要把各種各樣行業的行規、許可、限制、潛規則，放在一起，形成一張清單。這張清單先在自貿區試驗，2018年在全國推動。

簡政放權再深入：經營許可證實施負面清單管理

作為簡政放權的重要抓手，商事制度改革正在提速，接下來將探索實施各類經營許可證負面清單管理，加快推進“證照分離”試點。

5月18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持續推進商事制度改革的措施，營造有利創業創新的市場環境。

“先照後證”仍有阻礙

本次常務會議提出，商事登記制度改革要從四方面深入，包括繼續削減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探索實施各類經營許可證負面清單管理，加快推進“證照分離”試點；支持去產能過程中分流人員自主創業；擴大“三證合一”覆蓋面，推進整合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和稅務登記證；營造公平經商環境，完善市場退出機制。

 “證照分離”試點，被認為是商事制度改革的第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指在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之初，降低企業準入門檻，實行註冊資本認繳制，取消最低註冊資本。該舉措已經在全國推廣。第二個階段，則是進一步明確商事主體權利，把商事主體和經營主體分離。上海自貿區已於2015年1月率先推出了“先照後證”的12項改革措施，此後也已在全國推廣。

但是，“先照後證”並未解決所有問題。

在去年5月舉行的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職能轉變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中，李克強就表示，簡政放權等改革雖初見成效，但與人民群眾的期待和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比如，商事制度改革實現了“先照後證”，有些人反映拿了照以後還是碰到層層阻礙。缺一個“證”，企業就運行不了。

所謂的“照”指的是工商部門頒發的營業執照，而“證”指的是各相關主管部門頒發的經營許可證。比如要開旅館，需要到衛生局辦理公共場所衛生許可證，到公安部門辦理特種行業許可證。

也由此，加快“證照分離”試點，成為應有之義。5月11日的常務會議上，李克強表示，上海正在搞“證照分離”改革，有些地方正在探索智慧城市、集中審批，還有科研經費等改革，都可以在長三角地區“先走一步”、先行先試。

加快推進“證照分離”試點的同時，本次常務會議還提出，要在全面實施企業“三證合一”基礎上，實現“五證合一、一照一碼”，降低創業準入的制度性成本。

所謂“三證合一”，是指企業登記時原本需要依次申請的分別由工商部門核發的工商營業執照、質監部門核發的組織機構代碼證、稅務部門核發的稅務登記證，改為一次申請、由工商部門核發一個加載法人和其他組織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營業執照。接下來，社會保險和統計登記證也將整合進去，實現“五證合一”。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相關部委人士處了解到，這項工作由國家工商總局來牽頭組織落實。但因為國務院剛部署不久，目前具體方案尚未出臺。已經有了“三證合一”的基礎，再推動“五證合一”，阻力應該不會大。

簡政放權激發市場活力

“證照分離”試點，目前正在上海市浦東新區全面推開，為期3年，選擇了116項行政許可事項先行開展改革試驗。

此項改革分為5種情況：取消審批(10項)，取消審批、改為備案(6項)，簡化審批、實行告知承諾制(26項)，提高審批的透明度和可預期性(41項)，對涉及公共安全等特定活動加強市場準入管理(33項)。

上海紅地毯電影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鄭平是這次改革試點的直接受益者。5月16日，鄭平在浦東新區市民中心提交材料並填寫告知承諾書後，當天就拿到了電影放映經營許可證。鄭平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按照原來的流程，拿到這張許可證需要20個工作日，再加上雙休日，為期一個月上下，這段時間對投資人來講是比較難熬的。

因為中國電影市場的迅速增長，鄭平和幾個股東合夥，去年年底成立了公司，並投入1700多萬元建造電影院，起初打算在6月試營業，現在可以提前到5月底了。鄭平說，時間的縮短，使得企業前期成本降低。“早一天營業就可以早一天賣票有銷售收入啊。”

得益於“證照分離”改革，電影放映經營許可實行了告知承諾制。鄭平拿到放映許可證後，就可以馬上去申請影院編碼和數字證書，並獲得院線提供的影片秘鑰，這才可以播放影片。

李克強5月9日在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說，簡政放權改革成效必須要有具體衡量標準：一要看改革後企業申請開辦的時間壓縮了多少；二要看投資項目審批提速了多少；三要看群眾辦事方便了多少。要形成明確的量化指標，不能用模糊不清的概念。

鄭平說，國家現在改革力度很大，作為企業也確實從中受益。“原來要一個多月才能審核發證，現在現場受理當場發證，確實促進了企業的成長和發展，希望力度越來越大。”

數據顯示，簡政放權兩年多來，國務院部門共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537項，本屆政府承諾減少三分之一的目標提前兩年多完成。投資核準事項中央層面減少76%，境外投資項目核準除特殊情況外全部取消。工商登記實行“先照後證”，前置審批事項85%改為後置審批;註冊資本由實繳改為認繳，企業年檢改為年報公示。資質資格許可認定和評比達標表彰事項大幅減少。中央層面取消、停征、減免42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每年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近千億元。

這一系列改革舉措有力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激發了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新增市場主體去年達1293萬戶，其中新註冊企業增長45.9%，城鎮新增就業達到1322萬人。今年1~4月，新註冊企業繼續保持每天1萬戶，城鎮新增就業445萬人。

吳曉靈：負利率政策有明顯負面作用

當前全球已有瑞典、丹麥、瑞士、歐元區和日本等五家央行實施了負利率政策，引起了各界廣泛關註(圖1)。作為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負利率在以前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實踐中都較少提及。今天我先拋磚引玉，談談自己的一點看法。

負利率政策推出的背景

負利率政策的一個大的時代背景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雖然本輪金融危機爆發到現在已經將近8年，但全球經濟仍處於緩慢複蘇中。這次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完善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從1971年美元和黃金脫鉤之後，全球進入到了完全的信用貨幣時代，流動性快速增長。隨著金融一體化進程的推進，跨境資本流動日益頻繁，波動十分劇烈。事實上，與日俱增的全球流動性對金融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在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作用下，貨幣因素與非貨幣因素相互交織，全球性失衡不斷累積，最終導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

危機爆發後，各國紛紛緊急出臺應對措施。由於財政政策會受到政府既有債務水平及赤字率的“剛性”約束，在一些國家已經沒有進一步發揮的空間;而結構性政策往往中長期才見效，且過程比較痛苦;相比而言，靈活性較強、政治阻力較小、見效較快的貨幣政策自然地成為各國應對危機的首選。盡管各國央行在危機爆發後迅速做出了很多及時適當的反應，有效緩解了危機，但在後危機時代，一些國家卻出現了過度依賴貨幣政策的傾向。寬松的貨幣政策層層加碼，從降息、央行資產購買計劃到貨幣貶值、負利率政策等，而其他政策卻沒有及時跟上。

過去為經濟繁榮所創造的那些貨幣，不僅沒有伴隨著危機的到來而被消除掉，危機後的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反而又飛速創造出了更多的全球流動性。本來，金融危機中銀行的倒閉是一種消除多余貨幣的調整途徑，也就是說以實現貨幣出清的方式來促進實體經濟的出清。但是危機後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僅沒有讓貨幣出清，反而大幅增加了全球流動性。事實上，過多的流動性很容易造成資產價格膨脹，加劇跨境資金的波動，甚至引起過多恐慌，影響全球金融穩定和實體經濟複蘇。

負利率政策的機理

現階段，已經實施的負利率政策主要針對央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利率，例如商業銀行在央行的一部分存款利率、超額準備金利率等。負利率政策的初衷是，在一個順暢的利率傳導機制中，首先，央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負利率能夠傳導至銀行間市場隔夜利率;接下來，銀行間市場隔夜拆借利率加上期限溢價後傳導到中長期國債利率;最後，中長期國債利率加上風險溢價後傳導到中長期貸款利率，最終作用在實體經濟上。長期以來，貨幣政策一直受到“零利率下限”約束，而負利率則突破了該邊界，相當於把利率傳導機制起始端的政策利率調到了負的、更低的水平，從而試圖壓低整個收益率曲線。

理論上，負利率政策可以通過五個具體渠道影響經濟活動：一是信用渠道。對商業銀行在央行的存款實施負利率相當於對商業銀行在央行的存款實施一個“懲罰”，鼓勵商業銀行更多地將資金借貸出去。二是資產價格渠道。負利率可以通過降低貼現率來提升資產價格，並通過財富效應來刺激消費需求或托賓Q效應來促進投資需求。三是資產組合渠道。負利率會提升風險偏好，鼓勵公眾在金融市場或實體經濟配置更多風險資產。四是再通脹渠道。負利率政策可以制造通脹預期，抵抗通縮風險。五是匯率渠道。通過降低本幣收益率從而引導貨幣貶值來促進出口。

負利率政策的負面作用

我個人以為，負利率政策並非如支持者們設想的那麽美好，有著明顯的負面作用。

一是對貨幣擁有者的剝奪。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實施負利率後，商業銀行有可能向存款人轉嫁成本，對存款人收取負利率。事實上已經有一些商業銀行對部分機構客戶實施了負利率(圖2)。這直接侵蝕了存款人財富，傷害了依靠利息收入群體的利益。財富的縮減有可能導致居民消費需求下降，反而會抵消負利率政策擴大總需求的初衷。實際上已有學者指出QE或QQE擴大了收入差距，因為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促進風險類金融資產價格上漲，使得持有股票、共同基金的富人從中獲益，而窮人只能得到極少的利息收入，從而加劇了收入不平等。

二是傷害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如果商業銀行選擇將負利率轉嫁給存款人，那麽會面臨損失存款客戶的風險。現實中已經有一些商業銀行因為要繳納負的存款準備金利率，拒絕了部分機構存款者的存款請求。如果商業銀行無法將負利率轉嫁給存款人，那麽就需要通過調整資產的結構和期限來消化。因為要覆蓋掉向央行支付的利息，商業銀行可能提高貸款利率來轉嫁成本，也有可能去配置高風險資產來彌補被侵蝕的利潤，增加投資資本的套利行為，而這不利於金融穩定。即使真如央行所希望的，受負利率“逼迫”後，商業銀行將原先留存在央行的資金放貸出去，這部分新增貸款可能會以更高的貸款利率放貸給原先商業銀行沒有給予信用的企業，導致貸款利率不降反升。金融危機後經濟前景低迷，資本回報率很低，企業信貸需求不強烈，商業銀行的借貸意願和能力都較弱，被迫從央行賬戶上騰挪出來的資金能對擴大信貸規模有多大貢獻還不好說。

三是不利於存款創造和實體經濟融資。如果對居民存款也實施負利率的話，居民會大量持有現金，導致貨幣乘數下降，理論上可能降為零。危機前金融機構是存款創造或信用創造的主體，實行QE或QQE後，央行直接取代商業銀行創造貨幣，替代商業銀行做本來應該是商業銀行做的事，而負利率的出現會進一步削弱商業銀行的存款創造功能。

四是負利率不是沒有邊界。負利率並不是可以無限制為負，因為公眾可以選擇持有現金來抵制負利率，而持有現金的存儲、交易、保險等成本就是負利率政策的下限。經測算，負利率下限大概在-0.5%至-2%之間(圖3)。即使用足負利率的下降空間，以BP為單位的這種利率的波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並不會特別大。相反會鼓勵逐利的投機資本在國際上進行套利交易。

五是切換了交易規則和估值體系，可能造成金融交易的額外成本。負利率切換了金融交易的“坐標體系”。金融機構需要改變交易習慣，重新構建對應負利率的模型，調整金融產品估值體系。在操作層面上，原來的一部分交易系統只設置了零利率下限，因為負利率的出現需要重新設置參數、修改交易編碼等，給金融交易額外增加了成本。在法律層面上，負利率使得債券作為抵押品的質量下降，容易引發違約風險，產生法律摩擦。

基本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輪金融危機後，寬松貨幣政策層層加碼，但其對經濟複蘇的邊際效應在減弱。盡管如此，一些央行開始嘗試負利率政策。實際上，我們對負利率的效果不宜抱太高期望，負利率甚至還會有諸多負面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我個人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做出一些努力：

一是減少對貨幣政策的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實際上也不足以完全依賴。後危機時代，寬松的貨幣政策對經濟複蘇的邊際效應在減弱，潛在的副作用還不清楚。固然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為結構性改革贏取時間，但不能以它為主、過度依賴，飲鴆止渴，反倒容易忽略了其他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如果不在改革方面下大功夫，而是大家成天盯著中央銀行，看各國央行出什麽政策，那世界經濟是沒有希望的。

二是切實推進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各國財政政策可用的空間不同，更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解決實體經濟的供需平衡問題。結構性僵化和市場的不完善會降低需求端政策的有效性以及資源配置的效率，推行可靠的結構性改革能在短期內建立信心並在長期內改善經濟韌性。

三是不斷完善國際貨幣體系。此次危機是過去幾十年來全球性失衡不斷積累的總爆發，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諸多不足則可能是促成全球性失衡的根源之一。遺憾的是，這種全球性失衡問題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解決，各主要國家缺乏改革現狀的勇氣和動力，理論界也遠未就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安排達成明確的共識。但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安排必須基於全球整體利益考慮，在制度架構上督促某些儲備貨幣履行好全球儲備貨幣的職能。全球貨幣發行失去實物黃金的制約，是危機後全球流動性泛濫的制度原因之一。在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設計中需要一個國際的“貨幣錨”。這是對國際金融理論和實踐的挑戰。只有這樣做才能約束信用的無限放大，對解決全球性失衡、維持金融市場穩定、提高金融監管效率也都是有好處的。

(作者系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