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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成長」投資妖魔化 laoba1梁軍儒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a73c90102du9o.html

不要把影子銀行妖魔化

誰在妖魔化汽車後市場？

導讀：最近不止一次聽到專業人士對汽車4S售後業態提出批評，互聯網人批評情有可原，因為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永遠都是持批判態度。但做投資的應該對這個業態有更深刻的認識，不應人云亦云地否定這個業態的市場價值。對於4S的判斷，投資人和消費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不可能相同，如果相同，那投資人一定站錯了隊。

在我看來，都是一些不懂4S售後運營的人在批評這個業態，作為汽車後市場的用戶漏斗，4S的售後業態實質上借助價格歧視篩選出了高價值用戶。4S的配件和服務有高利潤，一方面實現了真正意義的品牌連鎖，另一方面也使得這個業態有可能擺脫汽車後市場惡性競爭的宿命。

對於某些價格敏感型消費者而言，這種奉行撇脂策略的4S模式罪大惡極，但對於投資者而言，這樣的業態更值得投資。所以，如果消費者組織說4S業態不可持續情有可原，但對於專業人士不應得出這個結論。

4S業態的弊端是其他業態生存的土壤，但毫無疑問的是，其他業態都只能填補4S的服務空白，而無法取代它，在這種情況下，4S佔有高端，其他業態佔領低端，4S降低成本降低服務價格意味著其他業態被顛覆，其他業態漲價意味著自己被顛覆——從這個邏輯看，顯然4S業態是好的，其他業態則前景堪憂，投資者何去何從應該慎重思考。至於4S業態未來，精細化管理提高服務利潤，降低服務成本是根本，利用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是短期必然會做的事情，很多創業者都圍繞4S的配件供應、人員培訓等需求在賺錢，相反，靠著其他後市場業態賺錢的則很難。高端業態有更大的調整空間，相反，路邊店等低端業態要調整則困難重重。

之所以說4S業態值得肯定，實現了真正意義的連鎖是核心。麥當勞和肯德基的連鎖服務是很多人津津樂道的，投資這種餐廳的加盟費也在幾百萬左右，但這幾百萬的投資才能保證服務的標準化。20多年來，無數企圖低成本模仿麥當勞、肯德基的本土投資都失敗了。大量本土的餐飲連鎖都只能保持小而美，距離成為全球性品牌十萬八千里。4S售後服務是目前國內汽車服務業態中標準化做得最好的，對於正常服務的4S店，無論在哪裡，其服務人員的服裝、話術、價格、配件品質都基本相同。隨著廠商檢查項目增加，這種標準化做得會更好。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汽車後市場有很多打著連鎖服務旗號的快修服務網絡，看門臉或者服務人員的服裝似乎還算統一，但如果問問它的投資人大家就會明白，這類連鎖幾乎都是掛羊頭賣狗肉，雖然店頭有品牌，但內裡則是另外一回事，各種渠道各種品質的零部件都會出現在這種連鎖店裡，各種服務報價甚至在一個城市都難統一 ——最近一兩年投資的汽車後市場連鎖正是為了做到統一服務而不得不採取直營模式。作為品牌輸出方，連基本的技術支持都很難做到及時，更遑論提供高質量的人員培訓、品牌推廣、市場營銷、客戶導流了。

說到底，隨著汽車三包開始實施，4S業態下，主機廠會通過建立技術支持體系來解決車輛修復的問題，但非4S模式可不會保證幫你把車一次修好，一定意義上，修的次數越多，它獲利也越多，你如何約束它呢?但4S是有約束的，正因為有這個約束，廠商才會花功夫建立遠程診斷、技術中心站、技術服務中心等並不常用的體系，這些成本當然需要高回報的業務模式才能建成。

4S業態值得肯定的第二點在於這種業態不考慮地租實現了統一定價，真正擺脫了其他業態的價格戰的惡性競爭。我們可以看到除了4S售後業態外，其他競爭業態獲得用戶青睞的主要理由就是價格便宜。如果賣便宜就是優勢，那直接免費豈不是更有優勢?但免費服務可以在互聯網上當噱頭騙網民點廣告，但在現實世界中，免費服務會讓投資人血本無歸。其他售後業態的低價競爭最終只會讓自己無路可走，唯關門大吉一途。

對於投資人而言，連鎖服務才有可能把各個連鎖店的涓涓細流變成可觀的現金流，然後拿著這個現金流到資本市場打包銷售。真正靠售後那點利潤空間賺錢的投資人就太天真了。但要真正打動資本市場，真正的連鎖服務才有生命力。廠商的霸道之處就在於，它能夠在不掌握店舖所有權的情況下，讓店舖所有者服從連鎖條款約束，這是所有連鎖服務能夠成功的關鍵。雖然也有少數4S店經營者涸澤而漁，幹著坑蒙拐騙消費者的事，大從大趨勢看，廠商會借助很多種監控工具降低這類事情發生的概率。相比之下，目前試圖和4S競爭的其他業態連找到合格投資人都比較難，連基本的真品配件、專業技術支持都難做到，何談連鎖服務，何談品牌價值，何談未來在資本市場上獲利呢?

我不認為4S是後市場的終極模式，但它所建立的服務標準是所有其他業態繞不過去的。在保持同樣服務標準的情況下，如果其他業態能夠做到規模化連鎖服務，或許那時候才是給4S模式致悼詞的時候。目前我只看到靠著更低配件加價率、靠著不給員工上保險才能運轉的後市場連鎖服務，對投資人而言，這種業態並沒有增加價值，只是降低利潤率期望，這是劣幣驅逐良幣的競爭，不要期待這種這種低成本低利潤的業態會是產業未來。

被妖魔化的案樹廣西清剿案樹：一場誤會

廣西並非在全自治區範圍內清理案樹，目前只有數個縣有所行動，一是為了符合南寧的水源保護條例，二是為了發展旅遊或甘蔗產業。

“案樹已經被妖魔化了。”

“是經營模式不行，不是樹種不行。”

“真希望你走了之後，再沒有記者來了。”2014年8月29日，上林縣委宣傳部工作人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上林是廣西首府南寧市的郊縣，曾因當地人前往加納淘金而受到全國關註。這個山區縣政府的官員沒想到，因為速生案的清理，一個月來了三波記者。

近幾個月來，在廣西，對於案樹的清理不止上林一處。這讓外界認為，廣西在對案樹說“不”。南方周末記者調查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生態立縣，上林清案

2014年5月4日，上林縣政府辦公室發布了《關於限期清理占用耕地種植速生案的緊急通知》。“水源涵養區、旅遊、耕地、二級路里大約5萬畝的案樹，五年內逐步退出。”上林縣政府辦公室工作人員介紹。

一個月之後，縣城附近的二級路邊，縣委書記帶頭，副科級幹部參與，開了一個案樹清理的現場會。據報道，截至今年7月底，上林縣累計清理速生案581畝。

這本被縣政府視為“分內工作”，不想卻引起了外界關註。宣傳部門和職能部門都不太願意接受采訪，被縣政府辦公室打電話通知後，一位科員在會議室看到南方周末記者，嘟囔了一句：還以為是領導叫開會呢。

外界無疑視之為廣西釋放的信號。一個全國案樹種植第一大省份，一種爭議極大的樹種，從以前的大力推廣變成高調清理，這對林業造成的負面影響不言而喻。而最近的媒體報道，亦多認為是當地對案樹的官方否定。

案樹原生於澳大利亞等地，中國引種案樹可追溯至1890年。因為生長迅速，經濟效益高，在我國南方地區被大量種植。

對於“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廣西來說，人均耕地面積少，年輕人外出打工，留守的老人也更願意栽種案樹。“甘蔗是供給糖廠，糖廠收了才能砍，不自由。案樹，什麽時候砍都可以，幹脆一點。”上林縣澄泰鄉雲龍村村民韋建英說。她今年66歲，和老伴帶著孫子在家。案樹栽下去後，每年只需施肥一次，比起甘蔗、花生要簡單多了。

2014年6月底，韋建英種在地里的三畝半案樹被鄉政府和村幹部砍了。

三年後就能成長為售價五十塊錢一根的案樹現在躺在地里，只有手臂粗細，韋建英一個人就可以擡起一根。略大一點的已經被揀著賣了，也只有四塊錢一根。每畝案樹林投入約千元，現在卻沒有得到任何補償。

韋建英抱怨砍樹後留下的樁子太高，那長長的一截都浪費了。她不知道，這對於澄泰鄉政府的工作人員來說，炎炎夏日砍樹，不僅流汗流得如“掉到河里”一般，使用砍刀和油鋸也是頭一遭。

鄉政府官員和村幹部猶記得砍完樹第二天的酸痛，但這都是“執行縣里的政策”。

“上林要創建國家生態縣、廣西特色旅遊名縣。”上述政府辦公室工作人員點出了清理案樹的原因。鄉政府官員、村幹部，甚至出租車司機，都知道這個原因。

上林縣城里到處張貼著標語“徐霞客最眷戀的地方”，因為在《徐霞客遊記》中，篇幅最大的就是上林，有一萬四千字。

“我們搞生態旅遊，光有案樹不好。”上林縣林業局一名工作人員說。

清理不止一處，但並非說不

“我們從來沒有提限制案樹發展。”廣西林業廳營林處的一位負責人夏樂毅（化名）強調，“廣西不可能拒絕案樹。全部砍光，種別的樹，木材產量逐年下降，到時候（木材）價格高了，其他森林能保護得住嗎？”

中國案樹林的種植面積位列世界第三，廣西的速生案面積則占全國一半，相當於每3個廣西人就擁有2畝速生案。1畝速生案的木材產量相當於5畝天然林產量，廣西案樹只占森林面積的12%，卻解決了廣西80%以上、全國20%以上的木材需求。

廣西林業科學研究院教授級高工蔣燚認為，在市場的調節下，廣西3000萬畝案樹面積已經趨於穩定。“深山老林里面，運輸、種植成本都會增加。這也是為什麽感覺廣西的路邊都是案樹，因為運輸方便。”

上林縣的清理面積僅相當於全縣案樹種植的五分之一。除了上林，賓陽縣和扶綏縣也采取了清案行動，但他們的共同點均是針對耕地、水源地保護區的案樹。

據賓陽縣林業局水源辦黃主任介紹，賓陽縣從2014年初開始實施水源林案樹清理工作，縣政府發了關於加強水庫水源保護管理的通告，砍除達到四年的用材林。賓陽縣目前水源地範圍內的案樹有4萬畝，計劃清理的具體計劃數字還“不好說”。

扶綏縣政府則在2014年6月9日下發了《關於嚴格控制速生案人工林種植發展的通告》。縣政府網站上刊載了數條各鄉鎮“依法查處違法違規栽種速生案行為”、“耕地上種植的速生案進行清除執法行動”等新聞稿。

上林和賓陽同屬於南寧市管轄，對於水源地的清案行動與修改後的《南寧市飲用水水源保護條例》有關。2014年7月1日，條例增設一條：在飲用水水源準保護區範圍內禁止“種植速生案樹”。

據報道，這是廣西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確提出，禁止在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及一、二級保護區內種植速生案，違者處以每畝3000元罰款。而之前已在水源保護區種植的，4年內必須完成清理或者更新為適合涵養水源的其他樹種。

此前南寧市人大農業委員會相關負責人對媒體曾稱，速生案本身不屬於水源涵養林，而且從其生長的機理和砍伐、更新的周期看，對水源的涵養十分不利。此外使用化肥、農藥等，也不符合水質保護的要求。

扶綏縣的清案行動則是為了扶持縣里的甘蔗行業。“我們控制案樹，主要是因為甘蔗是我們縣的自主產業，縣里有兩家糖廠，每年貢獻財政收入達到50%-60%。如果群眾大量種植案樹，案樹會與甘蔗競爭水分和土壤里的養分。”扶綏縣政府辦公室工作人員裴會敏說。

有媒體報道，此輪清案政策，將關乎金光集團、斯道拉恩索等外資造紙巨頭的生意。“目前的政策對我們不會造成直接影響，間接影響可能是給案樹帶來了‘壞名聲’——看，現在政府開始清理案樹了。”斯道拉恩索廣西林漿紙一體化項目信息傳播總監艾琳娜說。

這個160億元的一體化項目是斯道拉恩索公司在海外的最大一筆投資，但公司在廣西種植的案樹面積占全廣西案樹面積的4%，不在此次清理的範圍內。而金光紙業在上林縣也有案樹種植，但林業局稱其不在清理範圍內。

“案樹被妖魔化了”

一個縣城的清案行動引起了如此高的重視，其實是對案樹長久以來爭議的延續。

上林縣清案的新聞登出後，環保組織自然大學森林保護項目負責人楊恒就收到了一位廣西人發來的消息。這位開飯館的柳州人很高興，認為廣西終於要清理案樹了，她覺得小時候家鄉很美，種了案樹之後就“烏煙瘴氣的”，還曾寫過呼籲廣西謹慎發展案樹的聯署信。

1998年，案樹種植呈現了初步效益，此後，廣西各地，尤其是南部地區，開始大規模種植案樹，路邊隨處可見這些細細長長、筆直挺立的樹木猶如軍隊一樣整齊地矗立著。

2004年，跨國企業金光集團砍伐天然林、種植案樹的行為引發了環保組織的強烈抗議，也將案樹拖入了輿論漩渦。這給楊恒留下了模糊的負面印象，她上網一搜，就是三大罪狀：“抽水機”、“耗肥機”、“毒樹種”。

“目前還沒有任何研究表明案樹有毒。”國家林業局案樹研究開發中心（下稱“案樹中心”）副主任謝耀堅認為這是無稽之談，“我們也在多個種植案樹的水源區測過水的成分，都顯示無毒。”而根據該中心同澳大利亞合作的案樹與水的研究，案樹的耗水量，只占降雨量的三分之二，並不會造成水分虧缺。

同樣的控訴，廣西林科院副院長項東雲也不止一次地聽到過。“案樹已經被妖魔化了。”他近期剛結束對柳州龍懷水庫和北弓水庫的調研——因為有村民向自治區人大遞交了舉報材料，稱這兩個水庫受周邊案樹的影響，水量減少。項東雲到現場後發現，龍懷水庫的水位已經接近排洪線，而北弓水庫水量稀少是由於敞開的水閘導致。該水庫近兩年正在進行大維修，不能夠蓄水。“難道這也算在案樹頭上？”他反問。

不過，廣西也經歷了大躍進般的種樹潮。因為缺乏規劃，混亂之處俯拾皆是。如從最近上林縣的政府緊急通知便可見一斑。“近年來，我縣各個鄉鎮出現了部分群眾非法占用耕地種植速生案，嚴重削弱了糧食生產能力，影響國家糧食安全……”

而在上林縣澄泰鄉，一位老農如是描述當年景象：他在地上畫了一塊方框，又分成幾個小格，象征著農田：一開始只有一個方格里種植案樹，但是密植的案樹擋住了陽光，影響了周邊其他農作物生長，於是整個方框里都被迫“跟風”種上了案樹。

政策亦在不斷調整，扶綏縣對於案樹育苗場的態度正是如此。2012年一條新聞題為《速生案育苗場樹苗銷售正旺》，稱“某速生案育苗場……前來購買樹苗的村民絡繹不絕”、“農民敢投入，造林、護林綠、愛林蔚然成風”。兩年後，一條新聞則是《縣工商局查處取締無照經營速生案苗木攤點》，“基層工商所對轄區經營速生案苗木攤點進行全面排查”。

廣西挺案派的努力

“是經營模式不行，不是樹種不行。”夏樂毅認為這一句話足以說明案樹的問題。這也是案樹研究者、經營者的共識。正是煉山（燒山）、過量施肥等粗放的經營模式導致了案樹林土壤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等問題。夏樂毅甚至認為《南寧市飲用水水源保護條例》對案樹的禁止規定也不太嚴謹，“應該是禁止采取某種方式的種植。”

“為什麽不去甘蔗地、水稻田里數雜草呢？”廣西林業科學研究院教授級高工蔣燚認為這是人們的觀念落後——總是註重生態效益，而不是經濟效益。

蔣燚指出，廣西的自然保護區已經保護了95%以上的維管束植物，案樹這種人工林的作用則是在“有限的土地上有林業的最大產出”。如何科學經營案樹，也是業內為案樹正名的課題。

因為原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陳章良的一句“案樹下究竟長不長草”，蔣燚開始了他長達三年的案樹人工林複合經營模式研究——案樹+花生、案樹+金銀花、案樹+山毛豆……通過對不同搭配方式的分析發現，複合經營模式林地的土壤礦質營養元素含量比純林高，提高了土壤肥力，減少水土流失，增加了效益。

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侯元兆正在推廣一種“近自然種植技術”，提倡加大造林株行距，讓雜草肥地，改挖明穴為打暗穴，減少水土流失等等措施。

因為案樹輪伐期短，農民有“多得不如先得”的想法，所以案樹中心一直在呼籲林農延長輪伐期。謝耀堅給林農算了一筆賬，目前紙漿材每一個立方500元，而大徑材則至少每立方1000元以上，收益翻了一番，平均到每一年也會增收。“但我們都推廣了十年了，人們就是不采納。”

斯道拉恩索公司組織了當地人參觀案樹林，並在當地的社區網站上解答問題，問得最多的仍然是案樹是否有毒。雖然一遍遍地解釋後，仍然有人不相信案樹無毒，但艾琳娜記得這樣一句留言：“我不相信，但我很喜歡這種交流方式。”

對沖基金大佬：杠桿是好東西 不要妖魔化

傳統智慧認為杠桿不是好東西，會導致人們輕率的放大風險並可能引發金融危機，但一位掌管著千億美元資產的對沖基金大佬卻認為杠桿是個好工具，當然前提是你得合理使用它。

資產管理公司AQR Capital創始人之一Cliff Asness，掌管1200億美元資產，他認為杠桿是幫助人們分散資產配置的好工具，但是使用和管理起來並不容易，確實也有不少人陷入了杠桿的誘惑做起單向押註來，這確實會放大風險。

Asness本月十五日撰文指出，對於機構投資者來說，一般來說資產配置要形成組合，很少有只配置一種資產的。不同資產的風險回報比也不同，這時為了平衡組合風險，使用杠桿相對調整每種資產的配置可以使你獲得最佳的回報。

例如在一個多空雙向的市場中，有三位基金經理，一位專做股票，一位專做債券，另一位專做大宗商品，假設這三位凈經理人的水平都一樣高。但商品市場的風險無疑是高於債券市場的，假如你將資金平均分散至三人手中，商品交易的表現將決定你的回報（股票市場風險介於商品和債券之間）。

但如果你想平衡風險的話，你就得多分配一些錢到債券經理手中，少分配一些錢到商品經理手中，而股票經理的資金量則介於前兩者中間。這樣你將獲得比平均分配資金更好的風險/回報比。

不過這里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這樣分配的話，你的收益很有可能減少，這時如果動用一些杠桿放大股票和商品的資金量或者頭寸，則可將預期收益提高到開始三者均分資金時一樣的水平。

最後，Asness強調杠桿的存在不是為了給自己增加更多風險，而是為了在相同風險的水平下獲得更合理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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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標爭論背後的千億賬本汙水處理廠被“妖魔化”了嗎

（農健/圖）

汙水處理廠的修標工作，演變成為業界大爭論。支持者認為不提標，汙水處理廠難治汙；反對者則認為非治本之策，這反而會增加財政與企業負擔。

業界另外的擔憂是，公眾誤讀汙水處理廠。提標之爭以及一些汙水處理廠日常的超標事實，讓汙水處理廠漸有排汙大戶的“罪名”。

“汙水處理廠正在被妖魔化。”面對南方周末記者的提問，珠海水務集團副總經理方曄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這樣的觀點也得到一些汙水處理廠業內人士的認同。

業內人士認為的“妖魔化”，出自2016年2月一家媒體評論文章《汙水處理廠為何不治汙》：“以治理汙染為本職的汙水處理廠，竟然成了超標排汙大戶。而治本之策，在於提高汙水處理廠汙染物排放標準。”文章點出了提標問題。

為反駁上述文章，中國環境科學院原副院長夏青在個人微信公眾號上連發三篇評論，認為“提高排放標準不是治本之策”。反駁文章在環保圈內大量轉發，成一時熱點。

緊隨其後，一份信函被遞送到環保部主要領導的案前，此信出自一家環保企業。“汙水處理廠建在哪，排汙就在哪，哪里就會形成黑臭水體。標準不提高，全國大規模治理黑臭水體的行動恐怕會變成一場勞民傷財、無功而返的運動。”上述信函寫道。

自此，一場大規模的“提標”爭論在行業內掀起。

截至目前，汙水處理廠排放標準提升已經完成公開征求意見階段，相關意見已匯總至標準修訂者，等待環保部會議討論通過。

“提標”大爭論

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夏青大膽預測：“這個城鎮汙水處理廠排放標準征求意見稿一定不會被環保部會議通過。”

之所以這樣判斷，是源於夏青對持不同觀點者的分析：“這種贊成使用一刀切的辦法，一味進行提標的人，從人數上看，目前在環保系統中並不占大多數。”而且，“與環境質量為核心的管理體系相左”。

2015年11月4日，環保部發布了新修訂的《城鎮汙水處理廠汙染物排放標準》征求意見稿，向國家發改委、中國科學院、碧水源等39家政府部門及企事業單位征求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到：自2016年7月1日起,新建城鎮汙水處理廠執行一級A標準；自2018年1月1日起，敏感區域內的現有城鎮汙水處理廠執行一級A標準。

而之前的標準是，僅當汙水處理廠出水引入稀釋能力較小的河湖作為城鎮景觀用水，以及作為一般回用水等用途時，執行一級A。除此之外，汙水處理廠的出水根據不同排入水域的功能類別，執行一級B到三級標準。這一標準自2002年制定發布，沿用至今。出水汙染控制項目包括化學需氧量（COD）、懸浮物、總磷、總氮等。級別越高，出水水質則越好。

“汙水處理系統有多個問題，標準只是其中之一。而相比之下，更大的問題則在於汙水處理系統落後。汙水收集不上來，標準再提高，河道如何幹凈？”上海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總工程師張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和張辰持相同觀點反對汙水處理廠提標的，在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中占絕大多數。“真正汙染是多年來工、農業和生活汙水直排累積造成的，把直排的、偷排的問題解決了，汙水處理廠絕對不用提標。”方曄亦表示。此前標準的制定已經充分考慮了環境容量問題，而且應根據各地實際在國家統籌的前提下強化地方標準，不應該全國一刀切。

對此，碧水源常務副總裁何願平則有不同觀點：“拿汙水收集管道說事，跑冒滴漏，這並不是理由。汙水收集系統不完善和排放提標二者是不矛盾的，為何要放在一起說？”

“現在一級A還是劣五類水，水體喪失了循環的功能，就是一潭汙水。”何願平說。例如，從COD濃度來看，一級A的數值為50mg/L，而被視為汙濁的地表五類水，按照《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COD也不能高於40mg/L。如果這樣進行數值比較，按一級A標準處理後的水，確實比地表五類水還差些。

“這就是說，汙水處理廠達標排放的大量汙水，仍可能是超出人們預想的劣五類水！”人民日報上述評論總結。

對此，北控水務集團技術總監賈立敏則並不認同，原因是這樣的對比忽略了水體的自凈能力。而這兩個水的標準，一個屬於質量標準，一個是排放標準。賈立敏認為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

更進一步講，如果將新建汙水處理廠標準都提升至一級A，資金方面將會存在巨大缺口。

千億市場的賬本

同樣關註到汙水處理廠提標的還有金融機構。

據《金融投資報》分析，提標將打開千億市場。並預判，未來汙水處理費用還將存在較大的上漲空間。該媒體援引環保部的測算，未來汙水處理改造和新建投資將達到1326億元，年運營費用656億元。

住建部城鎮汙水處理廠實時管理系統的數據也顯示著巨大市場空間：截至2015年6月底，全國城鎮累計建成汙水處理廠3802座，其中一級A項目僅860個。

“標準提升，無疑會擴大環保設備生產企業的市場規模。對他們有利，這些企業自然會支持提標。”方曄表示，“而問題在於，政府財政目前是否有能力對此埋單？”

“標準制定要考慮地方經濟的承受能力。在經濟發達的珠海尚且有財政承受不起的時候，其他一些欠發達地方則更不用說了。”方曄說。

業內文獻普遍引用的一個“賬單”是：一個汙水處理廠從一級B排放標準到一級A排放標準的追加投資，等於該處理廠原始投資成本的50%-70%。以一座平均處理能力為4萬立方米/日的汙水處理廠為例，一級B汙水處理廠基礎建設投資約為6000萬-8000萬元，其升至一級A的追加資本為3000萬-5600萬元。

這樣的成本測算也得到了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的認同。

“企業為了達到新的更嚴格的標準，投入的資金會增加，運營成本也會大量提高。而這之後，會涉及和當地政府就新的汙水處理費談判的問題。於是，標準提升，將會帶來的是整個現有運營格局的打破。”賈立敏認為。

“由於政府自身財力所限，企業的提價要求未必會如願以償。”北控水務運營著規模龐大的汙水處理廠。賈立敏表示，在一些地方標準提升的過程中，這種雙方談不攏的情況並不少見。而如果實在談不攏，接下來面臨的可能就是退出。“既然做不成，那我就退出不做了，換別人來做。這種情況也有發生。”

何願平不贊同上述觀點：“保守派認為沒錢。那我們為什麽就有錢做其它的？環保問題隨著GDP增長而產生。GDP發展帶來了稅收，為什麽就沒有資金投入環境保護？”

何願平做了這樣的測算：國家目前每天產生城鎮汙水約1.7億噸，如果全部提標，按每噸增加成本0.2-0.3元， 一年整個國家需要多花100多億，而將帶來一個好的環境與水循環效應，這個賬是算得過去的。

“持反對觀點的人，都多多少少涉及自身利益。在環保行業，依然是保守派力量大。他們缺乏資金、技術、實力，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場上說話，阻礙著提標工作的推進。”何願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夏青對此則表示：“有先進技術的企業要把自己的生意做大，無可非議。但是將自身技術跟排放標準提標聯系起來造與論，不符合企業社會責任。”

十三年未修標

關於汙水處理廠國家標準的修訂，最近的政策指導可見於《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即“水十條”）。其中提到：修訂城鎮汙水處理汙染物排放標準。敏感區域城鎮汙水處理設施應於2017年底前全面達到一級A排放標準。

《城鎮汙水處理廠汙染物排放標準》（GB18918-2002）最早於2002年12月24日發布，至今已逾13年。“標準自出臺至今，汙水處理量增長了多少？經濟總量增加了多少？所以經歷了十余年的巨變，標準也應該進行相應提升。”何願平說。

根據住建部的統計數據，2002年標準剛發布時，我國汙水處理能力約為3700萬立方米/日，到2015年6月底，這一數字已增長至1.61億立方米/日。而這期間，國家標準並無變化。

據夏青回憶，全國範圍內的汙水處理廠提標改造工作，始於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的爆發，此次事件直接推動了各地規模龐大的提標改造工程開展。

為解決太湖的汙染問題，當年緊急出臺了《太湖地區城鎮汙水處理廠及重點工業行業主要水汙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提到：將太湖流域的汙水處理廠出水排放標準由一級B提升為一級A。隨後，提標改造工作在一些對水環境質量要求嚴格的地方開始實施。

例如地處太湖流域的江蘇無錫。2010年改造工作完成之後，主城區汙水處理率達到95%以上，汙水處理廠出水水質達到一級A標準，由於汙水處理標準的提高，進入太湖的氮磷汙染物大大減少，對防治藍藻問題作出貢獻。

不管怎樣，這僅僅是地方的自選動作。地方是否執行更為嚴格的標準，取決於當地決策部門的政績觀。在夏青看來，隨著中央日益重視環境問題，這樣的觀念正在各個地方逐漸形成。因此，地方自選動作完全可以實現標準更嚴。

隨著更嚴格的地方標準逐漸實施，以及“水十條”的要求，修訂國家標準的事情在2014至2015年終於開始醞釀，其間經歷了大約三次提標工作。據賈立敏回憶，現在的征求意見稿，和過去每次提標工作提的方案，有所不同。

南方周末記者致函負責本次修訂標準起草工作的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然而截至發稿，仍未得到回複。

“妖魔化”背後的真問題

方曄所認為的“妖魔化”汙水處理廠現象，既來自於行業外，也存在於部分業內人士。

“什麽是妖魔化？把地表水和汙水處理廠排汙的幾個指標拿來進行簡單對比，得出差於五類水的結論來誤導人們，這就是妖魔化。”方曄說。於是，汙水處理廠被扣上了“排汙元兇”的帽子。

越多的人認同“汙水處理廠排汙”的說法，汙水處理廠排放提標就會得到越多人的贊同。“如果標準提高真是能解決汙染問題，那貴點也無妨。而如果水汙染問題並未得到解決，結果則是浪費了大量納稅人的錢。”方預測。因為汙水處理廠提標是本末倒置、錦上添花，並無法最終解決汙染問題。

而賈立敏則認為，“妖魔化”的問題，的確有部分汙水處理廠存在排放的汙水某些指標達不到標準的要求。

近些年，有關汙水處理廠成為排汙大戶的新聞頻繁見諸報端。2016年2月22日，甘肅省環保廳公布了1月份汙染源自動監控數據涉嫌超標的名單，在被通報的14家超標排汙企業中，汙水處理廠竟有5家。

“個別不達標廠的違法案例，如何能夠否定汙水處理廠的作用和主流？”夏青反問。但正是這樣個別排汙問題的現實存在，使得一些公眾會認同“汙水處理廠排汙”的說法。

而導致排放不達標的發生，原因則在於技術和資金兩大難題。

“資金方面，一些經濟欠發達的地方花不起那麽多錢，所以導致了偷工減料的上一些設施。技術方面，一級A標準本身運行是不穩定的，這樣就會造成一些關鍵性指標超標，例如在北方冬季，總氮可能會超標。”賈立敏說。

一方面是地方財政對汙水處理費用的支付資金短缺，一方面是汙水處理廠排放不達標形成的“妖魔化”。這樣的問題如何破解？

如果提標勢在必行，確定相應的調價機制則顯得更為迫切。賈立敏提出，考慮到地方政府承受力，確立一定的調價機制對於提標後汙水處理廠正常運營十分必要。

“一種汙水處理先進技術，對企業來講可能很好，但是對全局未必適用。要分別考慮不同地方的水質改善需求，不能搞一刀切。國家標準首要是保全國汙水處理底線技術；地方標準和排汙許可證，則可以解決不同地方的特殊問題。”夏青說。

學者稱轉基因被妖魔化，國外勢力蓄意詆毀中國轉基因政策

近年來中國大量進口轉基因大豆、玉米，但卻未見轉基因大豆獲得生產安全證書，進行商業化種植。有學者認為，中國目前處於轉基因產品“能吃不能種”的尷尬局面，而其中的重要原因在於謠言影響了公眾對轉基因的接受度。

日前，在“中國農業生物技術發展、挑戰及政策研討會”上，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教授胡瑞法稱，轉基因現在被網絡媒體妖魔化，國外勢力通過刻意篡改和歪曲國際權威機構的報告和文件制造了一系列的謠言，讓消費者形成了轉基因“不安全”的印象。

本次研討會由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農業生物技術傳播平臺和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聯合舉辦。胡瑞法主要從事發展經濟和農業技術經濟研究，兼任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科技與生產部主任。曾任世界銀行中國農業科技投資項目顧問、亞洲發展銀行項目顧問、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經濟項目專家、國際水稻研究所經濟項目專家等。

中國轉基因研發的實力

在針對轉基因的眾多質疑中，安全性問題被質疑最多。

胡瑞法表示，他的團隊通過檢索並閱讀SCI(科學引文索引)中有關轉基因農作物安全的全部論文(共9333篇)，其中得出食品不安全結論的僅有32篇。而通過對這32篇論文的追蹤研究，發現其最後都被學術界否定了。今年5月，美國國家科學院也發布報告支持“轉基因作物安全”這一結論。

在這一條件下，中國的轉基因研發國際競爭力如何?是否會像有些人擔心的那樣，轉基因產品商業化後，外國公司將控制中國的種子市場呢?胡瑞法回應稱，中國的轉基因研發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跨國公司將控制中國糧食安全的觀點缺乏依據。

胡瑞法跟他的團隊以國際上所發表的全部SCI論文數據為依據，采用文獻計量分析的方法，檢索出美國Web of Science數據庫時間跨度從1973年到2014年有關轉基因的論文共有37334篇。其中，美國研究人員發表的SCI論文高達15748篇(42.2%)，遠高於處於第二位日本的3822篇(10.2%)和第三、四位中國的3131篇(8.4%)和德國的3115篇(8.3%)。

不過，值得關註的是，自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中國研究人員所發表的轉基因研究SCI論文的增長速度遠超於其他國家。2014年，中國發表的轉基因論文數量達到447篇，與美國的456篇相比僅相差9篇。胡瑞法稱，這表明在轉基因技術的基礎研究方面，中國已與美國發表的研究成果不相上下，美國和中國成為目前轉基因基礎研究競爭力最強的兩個國家。

另外，轉基因分作物研究方面，水稻、棉花這兩項，中國領先世界，其它作物處於國際第二。而批準授權的轉基因專利數量方面，中國落後於美國，但是遠大於第三位的日本及其他國家。在商業化技術方面，中國農民生產上所采用的轉基因作物技術絕大多數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中國轉基因產業化的挑戰

近年來中國大量進口轉基因大豆、玉米，然而早已經於2009年通過了安全評估的轉基因水稻和玉米，到目前為止，仍未能被批準商業化。以轉基因大豆為例，自2003年起中國大豆進口量已超過生產量，2015年進口量已為生產量的7.1倍。進口的大豆基本為轉基因大豆。但卻未見轉基因大豆獲得生產安全證書，進行商業化種植。

“能吃不能種”的現象折射出產業化進程推進緩慢背後的挑戰。為此，胡瑞法跟他的團隊研究分析了公眾對轉基因接受程度，其樣本來自於隨機抽樣調查的北京市12個超市、12個菜市場、1640位普通公眾，以及全國食品、農藥、種子、飼料四個行業的160位企業老總，還有對經常報道轉基因問題的54位記者。

研究發現，公眾接受轉基因食品的比例低於20%，支持轉基因糧食作物商業化的比例低於25%。不過，他同時還提到，網絡、電視、報紙、微信等媒體介質是公眾有關轉基因安全信息來源最多的渠道。

胡瑞法稱，通過對公眾生物技術知識的測試發現，一半以上的公眾缺乏獨立判斷媒體有關轉基因信息正確與否的能力。他認為，轉基因現在處在被網絡媒體妖魔化的大背景下，謠言直接影響了公眾對轉基因的態度。但是生物技術知識水平越高，其接受轉基因食品和比例越高。

此外，調查發現，在多數公眾缺乏生物技術知識的情況下，科普較難被公眾接受。

在研討會上，胡瑞法稱，謠言的產生和流行與國外勢力的介入有關，而地方政府的非科學(反科學)決策，助推了轉基因的反科普宣傳，進一步加深了消費者轉基因“不安全”的印象。

胡瑞法認為，國外勢力通過刻意篡改和歪曲國際權威機構的報告和文件制造了一系列的謠言，這些謠言成為國內反轉人士的主要“科學”依據。並且這些國外勢力還發表大量詆毀國家轉基因政策，蠱惑公眾反政府、反科學與反科學家的帖子，如農業部門主要負責人則常被冠於“利益官員”、“漢奸”等稱號，所有公開發表支持轉基因觀點的科學家都受到攻擊。

胡瑞法稱，國外勢力“有組織”、“有目的”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功地挑撥了政府、科學家與公眾的對立，醜化了政府和科學家，撕裂了中國社會。他認為，應該立即阻斷國外勢力對國內輿論的介入，充分揭露其試圖幹涉國家內政、顛覆國家政權的陰謀。

胡瑞法還認為，要創造科學理性討論轉基因的輿論環境，采取措施杜絕對政府官員和轉基因科學家的人身攻擊，建立轉基因安全理性討論的平臺，使有關轉基因安全性的討論回歸到以科學和事實為依據。

被妖魔化的《王者榮耀》

遊戲葡萄 2017-06-29 15:26

來源 | 遊戲葡萄（ID：youxiputao）

作文 | 遊戲葡萄

最近，《王者榮耀》又被批判了。

事情是最近一名杭州13歲學生從四樓跳下，傳言是因為玩《王者榮耀》被罵，而事後剛蘇醒就要登錄遊戲賬號。於是人們紛紛譴責《王者榮耀》、相關部門和騰訊，還有人表示“應該封掉這些網遊平臺”。但葡萄君發現，相關報道中的數據，似乎值得商榷：

“目前《王者榮耀》註冊用戶已超過2億，日在線人數已達5000萬……而有報道顯示，《王者榮耀》一大特點就是玩家低齡化嚴重，小學生玩家占據《王者榮耀》用戶57%以上，成為《王者榮耀》的主力軍，小學生沈迷遊戲成為巨大隱憂。

雖然葡萄君也不清楚小學生玩家占據《王者榮耀》用戶的真正比例，但這個數據顯然與其他數據相差太遠：TalkingData的《王者榮耀熱點報告》稱，中小學生只占遊戲玩家的2.7%；而極光大數據的《王者榮耀研究報告》顯示，遊戲中14歲以下的用戶只占3.5%。

此外，按照《王者榮耀》2億的註冊用戶計算，“57%的小學生玩家”意味著有1.14億名註冊用戶都是小學生。而教育部於2016年12月公布的《中國教育概況》稱，2015年小學在校生的數量為9692.2萬。結合兩項數據，我們能夠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全中國的小學生，都不夠用了！

擔心未成年人的心智發展是好事，但論據不夠準確的情況下，這樣的結論顯然不夠客觀。

被妖魔化的《王者榮耀》

這並不是《王者榮耀》遇到的唯一一次輿論危機。此前也有評論認為，最近在小學生中流行的牙簽弩是受到了《王者榮耀》的影響：

說實話，弓弩是一種廣泛存在於各個文藝作品當中的兵器，“王者榮耀的弓弩竟成少兒兇器”的結論未免有失偏頗。

另外一次影響較大的指責來自一名中學教師，她在發表的文章中，批判了《王者榮耀》、主播女流的職業選擇和中國的遊戲產業，將手遊稱為新時代的“黑網吧”。

事實上，類似的報道數不勝數。在這些文章中，遊戲和《王者榮耀》好像是洪水猛獸，是大部分社會問題的直接原因，而呼籲“遊戲廠商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則構成了大部分文章的結尾。

那麽，遊戲到底應該承擔什麽樣的社會責任？

遊戲應該承擔什麽樣的社會責任？

在葡萄君看來，一款足夠流行，擁有大量用戶的遊戲主要需要承擔幾個方面的社會責任：

1. 不應該鼓勵玩家間的仇恨與攀比，不應該助長人性中的惡，更不應該將激發人性中的惡作為收費手段；

2. 倡導玩家遵循公序良俗，鼓勵友善交互，向玩家輸出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3. 遵循法律，不得觸碰法律的邊界（比如加入賭博、色情元素）。

說實話，《王者榮耀》幾乎在每個方面都沒有越界。它根據文化部新規公示了抽取物品的概率，沒有露骨的色情元素；競爭雖然是它的遊戲機制，但和體育賽事類似，對抗只局限在局內，玩家間不會產生充滿仇恨的社交關系。

《王者榮耀》也在嘗試向玩家，尤其是未成年人玩家輸出正確的三觀——現在遊戲加入了“查看歷史上的Ta”等功能，並推出了《榮耀詩會》、《煮酒論王者》、《王者歷史課》等傳播傳統文化的視頻節目。

在未成年人保護方面，《王者榮耀》進一步完善了用戶實名系統，這一系統與QQ、微信、手機都有掛鉤綁定，力度大於一般的網遊。此外它還內置了防沈迷強制下線功能，未成年人在線時長超過一定程度，就會被官方強制下線休息。

騰訊所做的事情甚至超越了應有的範疇：他們還推出了騰訊遊戲成長守護平臺，方便家長同步掌控孩子的遊戲登錄和消費信息，控制他們的遊戲時長，或者一鍵禁止孩子進行遊戲。今年3月，馬化騰還在兩會上提交了相關的議案。

樂於承擔社會責任的廠商並不只有騰訊一個，但很遺憾，遊戲引發的輿論爭議，並不比幾年前要少。

依舊被妖魔化的遊戲

葡萄君能夠理解媒體和輿論對遊戲的擔憂，說實話，我們也始終沒有找到與遊戲健康相處的模式。但簡單粗暴的總結方式，似乎並不可取，至少我們應當思考幾個問題：

《王者榮耀》真的是孩子學習不好乃至跳樓最大的原因嗎？

如果家長能引導孩子找到其他有趣的娛樂方式，孩子們還會對《王者榮耀》那麽上癮嗎？

如果“教育了孩子十多年，還不如王者農藥一個月”是真的，那我們的教育是不是失敗的？

如果《王者榮耀》突然消失，隱藏在遊戲背後的家庭矛盾、教育缺失和社會問題有可能立刻煙消雲散嗎？世界會立刻變得更好嗎？

社會問題的成因往往十分複雜，歸咎於遊戲往往是最簡單的解釋方法。雖然遊戲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但許多人既不關心遊戲的娛樂和藝術價值，也不關心遊戲產業對就業和GDP的貢獻，他們對遊戲的認知仍是“利用人性的惡來牟取巨大利益”。

人性、惡、利益！多麽可怕的字眼！這足以成為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因此，因遊戲自殺、因遊戲貪汙、因遊戲鬥毆都成了絕佳的話題素材，而現象級產品《王者榮耀》自然成了最引人註目的靶子。

身為媒體，葡萄君希望呼籲同行們一起探詢負面事件背後的真正原因，不把遊戲或者任何一款產品“妖魔化”；而身為玩家，身為從業者，我們也希望遊戲公司制作出足夠優秀，甚至足以啟迪心智，感動人心的作品，讓遊戲不再被“妖魔化”。

這是一個被媒體和大眾輿論建構的時代，我們通過它們了解其他國家、其他文化、其他階級和其他群體。在這一過程中，難免有一些事物會引發爭論，比如鳳凰男、廣場舞、文藝青年和女權主義。我們小心翼翼地給事物貼上標簽，做好分類，生怕接觸到那些貌似有害的東西。這不合理，但是合情。

但這也是一個祛魅的時代，用發展的眼光才能客觀的評價事物，遊戲不例外，《王者榮耀》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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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非政策為何頻遭西方妖魔化？ 郎咸平

信港人有智慧　無懼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