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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V十年·最佳銀行家組合】姜建清和楊凱生:銀行業“黃金搭檔”

如果列一份“中國最傑出銀行家”的名單,或許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答案和排序。但如果要列一組銀行業的“最佳拍檔”名單,大部分人可能都會把這兩個人放在第一順位,那就是工商銀行前董事長姜建清和前行長楊凱生。

在兩人搭檔的八年間,他們帶領工行打下了股改、上市的“攻堅戰”,完成了從“技術破產”到“宇宙大行”的華麗蛻變,抵禦住了信貸擴張期的壓力,推動了工行的國際化發展……

銀行業的“黃金搭檔”

姜建清和楊凱生都是工行元老級的員工,前者在工行成立之年便加入,一路從櫃員到董事長,幾乎經歷了工行所有的業務管理崗位;後者晚一年進行,也歷任工行監察室副主任、規劃信息部主任、深圳分行行長、工行副行長等多個職位。

2005年10月,楊凱生正式擔任工行行長一職,就此開始了與姜建清搭檔的八年。而這也恰好是這家銀行完成蛻變、化繭成蝶的八年。

楊凱生升任行長的那一年,工行正式啟動股改。盡管前面幾年工行已經剝離了大量的不良資產,也逐漸控制住了不良貸款的增長,但對於一家準備登陸資本市場的商業銀行而言,不良貸款高企依然是它沈重的羈絆。

最後,工行共剝離出去2460億元損失類資產,轉讓4590億元可疑類貸款。到2005年末,工行的不良貸款率大幅度下降至4.69%。同時,引進高盛等戰略投資者,股改、財務重組為上市掃清了障礙。

由於在1999年~2005年期間,楊凱生還擔任了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一職,其間主導了對中國最龐雜的金融產業“德隆帝國”的風險處置和重組,外界普遍認為,德隆一役也為楊凱生日後在工行上市前的不良處置積攢了經驗。

2006年10月27日工行首開國內A+H兩地同步上市先河。此次上市在當時刷新28項新紀錄,被稱為“世紀IPO”,工行在上市當日的總市值,已經排名全球第五。姜與楊的組合搭檔一年多便打下了一場完美的“戰役”。

此後,隨著大型商業銀行完成股改上市,中國的銀行業迎來發展的“黃金十年”,這也是銀行基礎規模迅速積累的十年。在這期間,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不斷擴張,凈利潤飛速增長。

以一組數據為例,2011年底,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稅後總利潤突破萬億元大關,2003年至2011年,年平均利潤增速為50%。在2014年之前,各家銀行凈利潤幾乎都是兩位數以上增長。

盡管趕上了中國銀行發展的黃金時期,但姜建清和楊凱生卻並沒有太多時間喘息,相反,他們面臨了更多艱難的抉擇和挑戰。事後來看,正是這期間他們的默契配合和果斷決策為日後工行成為全球最大商業銀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堅守與創新的八年

被認為構築銀行業“黃金十年”基礎的是銀行信貸資產的迅猛擴張。

根據銀監會數據,截至2004年一季度末,中國銀行業總資產28.84萬億元,而到2014年末,中國銀行業總資產已經突破了172.3萬億。工、農、中、建四大行十年貸款平均增速均高於15%,十年累計貸款增長3.3倍。

尤其是在“4萬億”投放的特殊時期,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更是大幅增加。按照常理,工行作為國有大型銀行中體量最大的銀行,在特殊時期可能要背負更重的“政策任務”。

但從工行實際操作來看,其在政策需求與商業可持續發展之間亦有所平衡。

以2009年和2010年被稱為貸款猛增的特殊年份為例,2009年五大行信貸增速中工行最低,為25.3%,而中行增速高達48.97%,農行和交行分別為33.48%和38.44%,建行則為27.04%。

這“黃金十年”期間,銀行信貸的迅猛擴張,也可以預見到當經濟處於下行通道,給銀行所帶來的壓力。2013年以來,銀行不良貸款的加速暴露,正印證了這一點。而當年工行在信貸擴張上的“克制”也被視為商業銀行市場化決策的經典案例。

多年之後,楊凱生在一次內部交流會上曾提到,當時是董事長姜建清支持、要求他,在信貸投放的“大躍進”壓力下保持清醒和定力,按照商業原則嚴格貸款發放。

盡管在信貸擴張上有所“克制”,但上市之後的工行在業務創新和戰略轉型上的積極舉措無一不顯現出這對“黃金搭檔”的深謀遠慮。

以國際化為例,姜建清認為,“僅僅做一些中國人在海外的業務,遠遠算不上是當地的銀行”,相比之下,並購的投入產出快,而且能直接獲取當地的網絡、客戶等資源,容易形成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在姜建清、楊凱生搭檔的幾年間,工行加快了國際化的步伐, 頻頻出手接連完成了對印度尼西亞Halim銀行、南非標準銀行、加拿大東亞銀行等幾家外國銀行的並購重組。

姜建清和楊凱生是為數不多獲得業內和媒體一致認可的中國銀行家,他們用一流的專業知識和管理能力,卓越的遠見與膽識讓工行完成了市場化的轉型,讓這家中國的商業銀行走向了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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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V十年·銀行家】銀行家之外的馬蔚華:引入金融思維做公益事業

從1999年到2013年,十五年的行長任期內,是招商銀行與馬蔚華相互成就的十三年。

在馬蔚華的執掌下,招商銀行進行多項改革,實施兩次轉型,成為銀行業改革的一面旗幟,而作為銀行家,招行的十三年,也讓馬蔚華迎來了職業生涯高峰。

從招行卸任之後,馬蔚華的工作重心,從銀行業轉向了公益事業,為國內公益事業奔走呼籲,並身體力行在公益事業一線。踏上新的戰場之後,銀行業的豐富經驗,又讓他為公益事業帶來了新的活力。

引領招行轉型

1999年,馬蔚華擔任招行行長之後,針對當時該行業務規模偏小、競爭優勢不明顯的情況,主持制定了業務網絡化、資本市場化和發展國際化三步走的戰略。2004年,該行又實施第一次轉型。

鑒於IT技術、互聯網的蓬勃發展,早在1995年、1998年,招行就已推出基於客戶號管理、本外幣及定活期儲蓄的一卡通、網上銀行一網通兩大業務產品。

一網通、一卡通在馬蔚華上任前就已推出,但在馬蔚華任期及此後時間內,得到快速發展。以一卡通為例,截至2015年底,卡均存款達1.18萬元,累計交易額達2萬億元,同比增長20.13%,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三大戰略中,通過A+H上市,解決了此前困擾招行的資本補充問題。而國際化戰略,也逐步得到實現。2002年,招行設立香港分行,並於2008年,招行在美國設立紐約分行、並購香港永隆銀行。

隨後,在馬蔚華主持下,招行又在2004年實施第一次轉型,加快發展零售業務、中小企業業務和中間業務,致力於調整資產結構、負債結構、客戶結構與收入結構。截至2015年末,招行儲蓄存款占自營存款的比重為34.1%,零售貸款占自營貸款的比重為41.8%,非利息收入占零售營業收入的比重為33.4%。

面對國內高凈值客戶快速增長帶來的財富管理需求,招行還在2002年、2007年先後推出“金葵花”理財,並成立私人銀行。截至2015年末,招行在京、滬、深等重點城市成立了45家私人銀行中心,客戶超過4.9萬戶,管理客戶總資產接近1.3萬億元,戶均資產居於境內同業首位,而且開辦三年即盈利。

隨著社會轉型、經濟轉軌和觀念轉變的持續推進,國內銀行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約束條件和社會需求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基於這種考慮,在馬蔚華擔任行長的第十年,招行於2009年再次提出並實施二次轉型,其目的就是降低資本消耗,提高風險定價能力,節約成本,並最終實現提高資本收益率的目標。

轉戰公益

除了招行原行長兼首席執行官的銀行家身份,熱心公益事業的馬蔚華,卸任之後除了繼續活躍於金融領域,還多出了一項慈善家的社會身份,在多家慈善機構擔任職務。

馬蔚華還在行長任上時,招行就與壹基金進行了合作。卸任之後,在王石、李連傑力邀之下,擔任了壹基金理事長。此外,他還任職於深圳國際公益學院等公益機構,並擔任董事會主席職務。

在從事公益、慈善事業的同時,馬蔚華將在金融領域的經驗引入進來,提出了公益信托的思路,將所有權、管理權、使用權分離,資金的所有權是捐款人的,使用權是被捐贈的人,管理則由專業團隊負責。並從2014年起,連續兩年在全國兩會上提出提案。

值得一提的是, 2014年全國兩會後,銀監會發布《關於信托公司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這個文件完善了公益信托制度,明確要大力發展公益信托。

馬蔚華一直呼籲,用商業的模式做公益,並在壹基金進行實踐,以慈善信托、公益創投等新領域,以新的形式參與公益。要求壹基金員工要加強產品和服務意識,要有一種狼性的精神去開拓市場。在戰略層面著眼於社會效益最大化。在制度層面,建立市場化的管理機制,激發機構活力。

馬蔚華認為,商業創新是順應國際公益事業新潮流之舉,也是應對競爭、優勝劣汰的需要。社會企業、公益創投,都是新生事物,普遍重視尋求公益與商業的整合,促使公益組織帶來重大的社會變革,使得資金得到增值,更多更好地用於公益事業。

作為資深銀行家,馬蔚華至今仍活躍在金融一線。2014年1月17日,科技部辦公廳、財政部辦公廳聯合發文,正式任命馬蔚華為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理事會籌備組組長。2014年7月16日,科技部、財政部正式委任馬蔚華為理事長,任期三年。該基金是由國家部委層面成立,專門引導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母基金,現已完成對多個子基金的投資。

CFV 十年 銀行 之外 的馬 馬蔚 蔚華 引入 金融 思維 公益 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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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V十年•全球金融風雲人物】拉加德:迎接全球經濟挑戰的女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被稱為歐洲的“鐵娘子”。在任法國財長期間,她被譽為“歐元區最好的財長”,身高1.80米的她在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中可謂“一覽眾山小”。當年,IMF的24位董事都毫無疑問地相信,拉加德是最合適的總裁人選。2016年2月19日,IMF執行董事會一致同意拉加德連任IMF總裁一職,她的第二個任期從2016年7月5日開始,為期五年。

過去五年,拉加德領導IMF幫助應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推進IMF份額和治理改革,讓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擁有了更大話語權。下一個五年的挑戰對這位“鐵娘子”而言絕不簡單——IMF連續下調全球經濟增速、地緣政治風險此起彼伏、結構性改革被久久拖延,英國脫歐後的前景令全球擔憂。

對於中國而言,拉加德的意義在2015年、2016年顯得尤為特別。新匯改、人民幣正式進入IMF特別提款權(SDR)都令這兩年成為了人民幣的“大年”,而拉加德可謂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見證者”之一。

歐債危機“大冒險”

回顧過去幾年,拉加德面臨最棘手的挑戰無疑是歐債危機。在2011年7月6日履新的首次新聞發布會後,擺在拉加德面前的就是解決希臘債務危機這個棘手的問題。

針對一些人對於女性角色的質疑,這位“鐵娘子”一開始就發話稱,在解決希臘危機的問題上,絕對不會有半點仁慈和退縮。

拉加德對於歐洲危機的處置態度尤為強硬,這也在其上任伊始就惹惱了“娘家人”。

在其上任後不到兩個月在美國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舉行的全球央行行長年會上,拉加德表示,歐洲銀行業需要“緊急資本重組”以防止債務危機擴散。此言一出,惹來了眾多歐洲官員和銀行業人士的“口水”。

歐洲方面擔憂拉加德的言論將進一步驚動投資者,但拉加德的支持者卻認為她只是“皇帝新裝”里那個說出真相的孩子而已。事實證明,歐洲銀行業風險與主權債務危機之間的關聯是危機不斷惡性循環的主要癥結。

此外,當56歲的拉加德和57歲的默克爾這兩位風格迥異的“鐵娘子”,當年在解決債務危機的方式上有著不同見解。前者是魅力四射、身著香奈兒的優雅法國人,而後者是腳踏實地、務實強硬的德國人。

對於歐債危機,拉加德的“處方”包括促進經濟增長、確保流動性、緊縮財政以及建起足夠強大的“防火墻”;默克爾則相信,正是揮霍無度的政府導致許多國家陷入危機,因此緊縮政策才是通往穩定的根本方式。更大規模的防火墻只會給像希臘這樣的國家一個錯誤的安全感來放松必需的痛苦措施。對她來說,擴大防火墻的前提必須是更嚴格的財政控制。最終,3月末的歐元區財長會議宣布將金融防火墻總規模從5000億歐元擴充到約8000億歐元。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莫里斯·戈德斯特恩當時就說:“如果IMF選擇置身度外的話,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會更加糟糕。”

為新興市場爭得“話語權”

當然,與歐債危機同樣棘手的就是IMF拖延5年之久的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

拉加德當年就承諾,在當選後新興國家仍將在IMF獲得更大影響力,而她也的確是這麽做的。

IMF份額改革意義深遠,尤其對中國而言:超過6%的份額將從代表性過高的成員國轉移到代表性不足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中國的份額將從目前的3.994%大幅上升至6.390%,躍身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IMF第三大份額國,標誌著中國的綜合實力和全球話語權的顯著提升。

然而,根據《IMF協定》,重大事項由70%~85%特別多數票決定,發達國家在IMF中擁有半數以上的投票權,當前美國擁有17.9%的投票權,是唯一擁有“一票否決權”的國家。因此,過去幾年美國國會的一再阻撓,也讓拉加德對份額改革的一再拖延頗感無奈,因為這影響到了IMF存在的合法性。

所幸,在拉加德於不同場合的大力呼籲和各方努力下,美國會參眾兩院在2015年12月18日批準了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拉加德當天發表聲明對此表示歡迎,並稱這些改革是“關鍵一步”。

此外,提到拉加德,也就不得不提人民幣和IMF的SDR。人民幣終於在10月1日進入了SDR,權重10.92%,在五大籃子貨幣中排行第三。這標誌著人民幣正式成為“可自由使用貨幣”,同時也標誌著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話語權上升。在這背後,拉加德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去年8月11日開始的新一輪人民幣匯改過程中,人民幣一次性貶值約3%。對於近幾年實際有效匯率升值過多的人民幣而言,這一操作本應是極為合理的“糾偏”,但似乎就連央行本身也沒預見到強大的中國式“溢出效應”。

也就在這時,拉加德送上了“及時雨”。2015年9月1日,她對外公開表示,外界不必過於擔心中國經濟前景。 “中國經濟正在向新的增長模式轉變,經濟適度放緩是在預料之內的。”

在她看來,中國的最新匯改措施是極具激勵意義的,有助於使人民幣在未來幾年實現自由浮動。更重要的是,在人民幣於匯改期間貶值近3%之後,IMF仍維持了其在2015年5月時“人民幣不再被低估”的評判。其實,匯改也是人民幣進入SDR的基礎,拉加德則始終支持人民幣進入SDR。

2016年以來,IMF一直在為包含人民幣的新SDR籃子做著一系列技術性準備。未來,IMF也將與中國央行一起,在擴大SDR的作用、完善國際貨幣體系等方面作出進一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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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V十年·全球金融風雲人物】伯南克:危機彰顯行動的勇氣

2008年,那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至今令人難忘,而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正是這場危機的見證人和營救者。

伯南克走馬上任剛滿兩年,金融危機便即撲面而來。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危機面前,伯南克果斷執行“非常規過逼政策”,通過三輪大規模量化寬松(QE)美國經濟由負增長的幾近崩潰推向目前的持續複蘇。2014年2月,伯南克結束為期兩屆的聯儲主席任期,也就在2013年底,他再次準確抓住時機,拔劍出鞘完成最後一擊——宣布退出QE,也為他的任期畫上了可以稱為圓滿的句號。

卸任美聯儲主席一職後,伯南克也沒閑著,“現在生活很不錯,我妻子也在教書,我也加入了布魯金斯研究院,我也剛寫完一本新書。”伯南克在2015年的一次論壇上笑稱。這本書的名字便叫做《行動的勇氣》,也是伯南克的回憶錄。

金融危機的“見證人”

對於伯南克而言,2008年那場全球金融危機對伯南克而言“真是痛苦”。

去年伯南克曾到訪上海,並分享了危機時期的經歷。“其實我受任時從未想到自己竟然會遇到這種危機。2006年,美國經濟還不錯,沒人知道會發生什麽,因此我就毅然決然接受了美聯儲主席的職位。”

回首2008年,雷曼兄弟轟然崩塌,市場恐慌情緒高漲。“處理雷曼兄弟的問題對我而言真是痛苦,但由於沒有收購者能承擔雷曼的債務,因此雷曼只能破產。但此後美聯儲聯合財政部救助了美國國際集團(AIG)。和雷曼不同,作為保險集團的AIG擁有不少抵押物,因此我們出面拯救AIG,延長了850億美元緊急貸。”伯南克回憶稱。

其實,伯南克不僅帶領著美聯儲在艱苦地抗擊危機,更是肩負了政治責任。他坦言,當時美國前總統布什對此救助方案表示懷疑,在他向布什總統報備救助計劃時,布什問“你還有什麽別的選擇?”他回答,“只能這麽做。”布什最後只有表示支持。

三輪QE

對於伯南克而言,QE是他在長期對危機理論研究後作出的決定,他表示即使時光倒轉,仍會選擇實行QE。

其實,當伯南克在MIT(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碩士學位時,便專註研究貨幣體系,他發現危機的兩大肇事方便是——貨幣供應不足和通貨緊縮,因此在2008年危機時,美聯儲希望保證貨幣供應充沛,並施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此助力金融系統,這便有了QE。當然,為了不使經濟過熱,還要設定一個通脹目標。(當前美聯儲的通脹目標是2%,也是衡量加息的指標)

說到通縮,伯南克回憶稱,“上世紀30年代,貨幣體系崩潰,物價每年以約10%的速度下滑,根本沒人買東西,企業也無意投資,因此通縮是當年的大敵人。”

對於央行而言,降息是常規貨幣政策,但在2008年年底,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已砍至接近於0,“因此我們不得不采取非常規貨幣政策。”

回憶起過去的三輪QE,伯南克表示,“在實行QE1後,我們穩定了金融市場,2009年下半年經濟開始複蘇。此後,我們仍然擔心通縮風險,因此我們進行了QE2和QE3。我們認為QE對美國經濟有利,盡管QE不是萬靈藥,但QE的確幫助了美國經濟,美國的複蘇比歐洲、日本都要迅速,當前完全不存在如歐日的通縮風險。”

相較之下,在30年代大蕭條中,弗里德曼認為,當時美聯儲沒有履行最後貸款人的職責,使得本來可以在1930年就結束的大蕭條反而變得更加嚴重。也正是通過對30年代危機的學習和了解,美聯儲在2008年危機時積極展開行動,因此對於危機的學習認識很重要。

開啟“後美聯儲時代”

2015年3月卸任後,伯南克正式加入PIMCO擔任高級顧問,他也仍然衷於學術研究,定期會在布魯金斯研究所撰寫博客,鉆研時下熱點的經濟金融問題。

近期,他也對於負利率以及美聯儲未來的政策工具進行了探討。在伯南克看來,雖然貨幣政策不可孤軍奮戰,但因無法保證財政政策制定者屆時一定會“出手相救”,如果下一輪危機來臨,央行們還能有哪些工具?

伯南克似乎更傾向於將提高通脹目標作為美聯儲未來的政策工具。他認為,這其實和負利率實質上有相同的效果。根據經濟學理論,真正影響總需求的是實際利率(實際利率=名義利率-預期通脹率,通脹目標是預期通脹率的重要引導指標)。

伯南克認為,負利率比上調通脹目標更好執行,歐洲和日本的經驗證明,宣布負利率後,新利率可以相對迅速地傳導到其它利率和資產價格。但上調通脹目標比負利率給央行留下的操作空間更大。

無獨有偶,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曾建議將通脹目標上調至4%,這樣在名義利率為零的時候,實際利率最低可達-4%。相較之下,負利率會給貨幣基金、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造成沖擊,長期保持負利率會造成巨大的成本,同時損害銀行和金融體系的貨幣政策傳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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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V十年·保險家】陳東升:二十歲的泰康依然是個少年

到今年,泰康人壽已成立20周年,作為掌門人,陳東升領導這家企業也走過了整整20年的時間。

二十年前的泰康人壽剛剛呱呱墜地;十年前的泰康人壽還是一個以個險和法人業務為主的單一人壽保險公司;五年前的泰康人壽開始積極探索新興業務和多元架構,完成了泰康資產、泰康養老、泰康之家等重要子公司布局,醫養事業開始孕育和萌發;今年,泰康人壽管理資產跨越1萬億,更重要的是,泰康人壽已經脫胎換骨,不僅僅是一家傳統的人壽保險公司,它已形成了保險、資管、醫養三大核心業務板塊,實現了以生命為主體的全產業鏈布局,正在邁向以大健康為核心的創新型保險金融服務集團。

如陳東升所說,一個企業的成長,三年決定生死,五年打下基礎,八年站穩腳跟,十年小有品牌,二十年才能成長為參天大樹。今天的泰康人壽已然大樹參天,根深本固、枝繁葉茂。回眸二十年,泰康人壽堅持了“市場化、專業化、規範化、國際化”,“快速發展不失穩健, 穩健經營不乏創新”,真正做到了“快速、穩健、創新”三者相平衡;同時,“因時而生、因市而興、因勢而變”,抓住每個戰略機遇期,實現了超常規、跨越式發展;他們也打造了偉大的銷售隊伍和一流的投資能力,雙輪驅動,推動了公司向前發展。

陳東升稱,泰康人壽二十年成長,得益於“時代好、命運好、機會好”。因為時代好,身處飛速發展、創造奇跡的改革開放偉大年代。因為命運好,選擇了人壽保險這個充滿活力和人文關懷的朝陽產業。因為機會好,共同的信念讓大家走在一起,上下同欲、從不折騰,目標純正、心無旁騖。

“我們這一代人出生在充滿激情的歲月,完整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參與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全過程。我們始終保持了強烈的家國情懷,立誌要為人類文明奮鬥終身。對世界經濟格局的洞察使我們更堅信,強大的國家必須有一批強大的企業,產業報國成為我們人生的奮鬥目標和堅定選擇。創辦人壽保險公司,源於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更源於以人為本的理念和對生命的敬畏。”

陳東升稱,自從事保險這個行業開始,他就一直在思考與生命相關的核心議題。

九年前,泰康人壽開始籌劃把公司的戰略延伸到養老實體領域,陳東升本人帶著團隊考察了很多國家和各種形態的養老模式。2009年,他們專門把公司的董事會開在了美國,專程考察養老社區。那時候,陳東升看到了這樣一幕:95歲的老先生在跑步機上鍛煉;一群打扮時尚的老太太在練站姿、跳芭蕾;還有一位開朗的百歲老人,德著二戰時期的護士帽,思維敏捷,開懷大笑……這對陳東升觸動很大,他感受到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我們中國的老年人大多質樸節儉,往往為了兒孫省吃儉用,一切為了下一代。這是一種傳統美德,但是在現代社會,我們一定要改變他們的這種觀念,讓他們也能自信、快樂、優雅地老去。”

於是,陳東升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這種養老方式帶到中國,來改變中國老年人對生命的態度和認識。陳東升說,“泰康的發展理念,源於二十年前的一份初心,持之以恒,不斷升華。我們經常說,節能、環保、人文關懷是本世紀的三大潮流,我們從事的人壽保險是最具人文關懷的事業。中國正在面臨深刻的經濟轉型,從工業化向後工業化轉型、從制造業向服務業、從投資出口向內需消費轉型。社會經濟結構的重點也從衣、食、住、行向娛、教、醫、養轉變。泰康緊扣時代主題,是最具人文關懷偉大產業的領跑者和這個使命的開拓。”

“二十年的泰康不僅是一棵參天大樹;二十年的泰康依然是一個奔跑的少年,我們對未來滿懷憧憬,我們的新事業才剛剛起步。”

按照陳東升的規劃,未來三年,泰康將全面實現集團化管理,充分發揮子公司的企業家精神,源源不斷打造新的業務和利潤增長點;未來三年,泰康致力於成為一家公眾公司,打造強大的創新能力、盈利能力;未來三年,泰康將挺進世界500強,成為行業內最具影響力的品牌。對於未來五年,他的規劃則是:保險業務要高速發展,跑贏對手,市場領先;資管業務要保持競爭優勢,成為世界一流的投資品牌;醫養業務要覆蓋核心經濟地帶。而對於未來十年,他的目標更加遠大,他想讓泰康的醫養業務要完成全國化布局,成為中國醫養第一品牌,讓“四位一體”創新商業模式落地開花、根深葉茂,真正成為全球範圍內的創新者、示範者和領導者。

為了實現宏偉目標,陳東升稱,要以創新為動力,全力發展保險、資管、醫養三大業務板塊,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垂直化產業鏈,打造從搖籃到天堂的商業模式。形成全生命周期、“活力養老、高端醫療、卓越理財、終極關懷”四位一體的垂直閉環。“長長的坡、寬寬的道、厚厚的雪,滾世界上最大的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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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V十年•金融風雲人物】朱民: “ 國際公務員”完成五年使命

“我頭發都白了,結束IMF工作就該退休了。”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的朱民去年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笑著說道。

IMF總裁拉加德曾極力挽留朱民續任下一屆副總裁,但朱民選擇待2016年7月期滿回到自己的祖國。面臨重要轉型改革期的中國,也期待朱民繼續獻計獻策。

“朱民在IMF管理層發揮了關鍵作用,為我及其他管理層同事提供了巨大支持。他作風務實,富有幽默感,為人熱情。同時,朱民熱愛經濟學並在這一方面造詣深厚,這使他能夠在廣泛問題上發揮強有力的領導作用。”拉加德稱。

在IMF發揮關鍵領導力

回首過往五年,朱民作為IMF最高管理層成員的表現可圈可點。IMF官方文稿的總結頗為中肯:“朱民作為來自中國的第一位IMF管理層成員,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失業問題因經濟複蘇乏力而成為各方關註焦點時,朱民領導了IMF在就業和經濟增長方面的工作。”

“朱民負責領導IMF對脆弱國家、小型經濟體和低收入國家開展的業務活動,並支持了擴大IMF在這一領域的宣傳和出版工作。此外,在IMF關於統計、標準與準則、加強金融部門評估規劃(FSAP)、打擊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等工作上,朱民也發揮了穩健的領導作用。他對IMF的風險管理框架做出了重要貢獻,並對IMF與世界銀行聯合舉行的年會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同時,朱民還將他與其他機構的密切聯系和友好關系帶到IMF,這些機構包括世界銀行、聯合國機構、世界經濟論壇及其他國際性和區域性組織。”IMF表示。

曾與朱民就讀於同一所中學的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喬依德表示,朱民是史上第一位進入IMF高級管理層的中國人,無論是研究能力、協調能力還是溝通能力都無可挑剔,朱民為中國開了一個好頭,未來會有更多中國人才陸續進入各大國際組織。

2010年,朱民赴任IMF之時正是全球格局巨變、亞洲經濟為主體的新興市場話語權不斷上升的時代。2008年的金融危機徹底改變了世界經濟和金融的版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GDP中的比重首次超過50%,而中國第一次對全世界經濟增長新增部分的貢獻超過50%,全球經濟增長的重心正移向亞洲和中國。

任職期間,朱民分管70多個國家的政策制定。他花在飛機上的時間要多於在華盛頓的時間。“以我的經歷和背景,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和痛苦也理解多一點吧。”他曾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袒露心懷。

從一位學者型的中國銀行家到扮演“國際公務員”的IMF副總裁,朱民通過刻苦努力和積極進取很快實現了角色轉變。他曾表示:“加入IMF後最大的不同便是,要不斷在流動的過程中學會工作,輾轉在不同的機場。而在這過程中,最有趣的考驗和歷練就是要學會專註,每進入一個場景就需要立即集中,哪怕是完全不相關的話題。”

由於朱民坦誠、務實和熱情的個人魅力,以及良好的經濟學訓練和政策直覺,不少新興市場和低收入國家的元首、財長和央行行長都成了他的好朋友。而分管美國這一全球最大經濟體和FSAP(金融穩定評估)這一IMF最重要項目之一的經歷,也讓他極大地提高了處理複雜事務和掌控全局的實力。

心系中國經濟金融改革

正如朱民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那樣,在IMF擔任最高管理層,其代表的是IMF而非中國央行的意誌。然而,身在華盛頓的他始終心系中國經濟轉型和金融改革。

在朱民任內,令全球轟動的中國大事無疑就是2015年11月底,IMF宣布人民幣進入SDR貨幣籃子。“這註定是一個載入世界金融史冊的時刻,”朱民興奮地表示,“人民幣‘入籃’是IMF、世界經濟和中國的共贏。”

人民幣“入籃”背後有來自中國央行和IMF工作人員的多方努力。朱民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中國政府正式提出申請後,IMF對此非常重視,調集大批人員收集數據,用事實說話;另一方面,中國央行在過去一年里在市場準入、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和加強透明度等四方面進行了高質量、高密度的改革,使人民幣達到納入SDR的運營。”

眼下,中國面臨的最艱巨挑戰無疑是長期的經濟轉型,在短期,保持保增長和促改革之間微妙平衡更是重中之重。朱民表示:“中國的實際經濟增長和潛在增速已經比較接近,因此刺激力度不宜過大,否則增長勢頭就很難持續。”

朱民也是典型的改革派,“在經濟剛開始企穩回升的時候,要通過改革樹立信心,而不是單靠刺激政策繼續擴大增長,考慮增長的可持續性很重要。”他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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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V十年•金融風雲人物】“ 人民幣先生”周小川: 帶領中國央行再起航

“中國的格林斯潘”、“人民幣先生”、“改革先生”……這些都是國內外冠以周小川的稱呼。2016年是周小川執掌中國央行的第14個年頭。誠如《環球市場》雜誌對他的評價:“帶領著中國央行趟過靜謐湖泊、沖過激流險灘,把通脹保持在較低水平,將增長維持在合理區間,同時努力抵禦著隨時可能威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各類風險。”

過去的兩年里,中國的金融和資本市場遭遇前所未有的震蕩。尤其是2015年8·11新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貶值帶來了恐慌情緒,周小川的每一次發聲對於全球的投資者而言舉足輕重。

2016年初,人民幣匯率連續貶值,資本外流趨勢明顯。2015年12月外匯儲備當月減少1080億美元,2016年1月外匯儲備再減995億美元,人民幣貶值預期的壓力陡增,並在境外橫生了一股做空人民幣的力量。這種情形下,先是在2016年2月13日春節假期期間,央行網站發表了周小川接受媒體財富的全文,他稱,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不會讓投機力量主導市場情緒。隨後在3月召開的“兩會”記者會上,他再給市場吃“定心丸”,稱“本來就沒有必要急著去買美元”。並表示,過去一段時期內,外匯市場波動較大,主要緣於國際國內金融市場的動蕩所帶來的市場情緒波動。但是,目前市場正在逐漸回歸正常、理性和基本面。

在2016年10月舉行的IMF和世行年會期間,周小川的專業闡釋令海內外人士對於中國經濟有了更全面的認識。他表示,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繼續處於合理區間,近期一些重要經濟指標出現回升跡象,繼續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重要貢獻。在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新常態”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和質量不斷改善,新的增長動力不斷湧現,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

周小川也強調,目前中國經濟中存在一些過剩產能,適當信貸增長可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去年中國資本市場出現一定波動,為維護金融穩定,當時階段性地出現了更多依賴銀行信貸融資的情況,但市場恢複穩定後已不再有大的增加。隨著全球經濟複蘇逐步正常化,中國也會對信貸增長有所控制。

在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部長級會議上,周小川還分享了財政政策和貨幣金融政策“協同”的中國經驗。他表示,盡管理論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有嚴格區分,但存在介於兩者之間的選擇,例如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和開發性金融。英國的融資換貸款計劃(FLS)也是一種形式,中國也有類似的做法。

此外,周小川也對下一階段中國的金融改革作出表態,他稱,中國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之間尋求平衡,將堅定不移地繼續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

在周小川任職期間,他不斷推動金融改革和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首先,人民幣國際化取得巨大的進展,2016年10月人民幣正式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籃子,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此外,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也進入到最後的里程中。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七大類40個子項的分類,目前除4項以外,人民幣已全部實現了完全或部分的可兌換。

金融改革成果顯著,匯率市場化方面,在去年的8月11日,完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被認為是動到了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核心;利率市場化方面,2015年10月存款利率上限取消,標誌著中國的利率管制已經基本放開,利率市場化改革邁出最為關鍵的步伐。

與此同時,中國的資本市場不斷加快對外開放,今年中國債券市場對境外投資者全面放開準入,外國投資人正在不斷增持中國在岸債券。

周小川2002年開始擔任央行行長,並於2013年3月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在此之前他擔任過中國證監會主席、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等職務。不管身在何種職位,他始終保持著經濟學家的本色。

周小川撰寫的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的文章,指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愈演愈烈,文章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進行了相關討論分析。

他的“池子論”是針對外匯儲備,認為外儲包括不同板塊,一部分保證進出口支付使用,一部分供預備外資企業投資的分紅使用,還有一部分是讓熱錢進入,然後再進行100%對沖,使其在總量上不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2009年G20紐約峰會召開前的一周里,周小川在中國人民銀行網站連續登載三篇署名文章。其中關於將IMF的特別提款權(SDR)發展為超主權儲備貨幣的倡議引發了激烈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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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V十年·普惠金融領軍人】“中國小貸之父”杜曉山:普惠金融應鼓勵自下而上的改革

年近古稀,杜曉山依然奔赴在普惠金融、農村金融以及精準扶貧的一線,20多年來致力於推動中國小額信貸的發展,杜曉山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小額信貸之父”。

從1993年開始將尤努斯的公益性制度主義小貸(或稱“社會企業”型小貸,即追求社會發展的宗旨目標,運用市場化的運營模式,達到供求雙方的可持續發展的小貸模式)經驗引入到中國,探索可持續發展的公益扶貧社模式。從2005年擔任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至今,杜曉山將自己主要的精力都用以推進中國普惠金融的發展。

“發展普惠金融需要從頂層設計上著手,解決對普惠金融思想認識和理論指導問題,進一步研究和制定包括政策性、商業性、合作性金融和民間金融協調發展和相互配合的完整的戰略規劃、執行計劃、實施措施和監督考核制度。”杜曉山稱,同時也應該鼓勵自下而上“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發展實驗。

20年小額信貸路

杜曉山的小額信貸之路是由扶貧社開始的。

1993年,在尤努斯的影響下,杜曉山及他的同事將孟加拉格萊瑉銀行小額信貸引入中國,並在河北易縣成立了第一個扶貧經濟合作社(即扶貧社), 中國開始了公益性制度主義小額信貸扶貧的探索。

參照孟加拉格萊瑉銀行的模式,杜曉山牽頭扶貧社以婦女為主體,5人小組聯保、分期還貸等運營方式開展小額貸款,落地之後大受歡迎,也證明了當時“窮人沒有信用”和“扶貧小額信貸不可能自負盈虧”的邏輯錯誤。杜曉山及他的同事們先後在6個貧困縣的約20年的實踐試驗,初步證明孟加拉格萊瑉銀行的模式在中國貧困地區農村是可行的,是可以可持續發展的。由於是自籌資金試驗的公益小貸,在後來的發展中,存在後續資金不足、監管模式松散等問題,2013~2015年中和農信全面接管了扶貧社;另外一部分試點項目,根據人民銀行總行的要求,轉由地方政府監管。

“最重要的是完善內源扶貧機制。建立貧困人群參與機制,包括貧困群體參與機制完善的決策、實施和監測,還包括建立以貧困人群為主體的制度化組織,實現自發的主體參與。”杜曉山在近期針對精準扶貧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杜曉山認為,社會創新推動精準扶貧也表現出開放、分散、自下而上的特點,這要求扶貧主體領會互聯網思維、善用互聯網手段,積極打造扶貧開發的“社會創新”互聯網支持平臺和服務管理支持平臺。

在發展扶貧社的時間里,杜曉山還在積極推動小額信貸領域的自律發展,參與組建小額信貸聯盟。中國小額信貸聯盟是中國小額信貸領域首家全國性會員制行業協會類的組織,自2005年由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全國婦聯婦女發展部和商務部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發起成立,從最初以公益性小貸機構為主,到目前涵蓋從事小額信貸業務的各種類型的金融機構和服務類中介組織。2005年成立之初,還叫“中國小額信貸發展促進網絡”,2010年正式更名為“中國小額信貸聯盟”。

從2005年至今,杜曉山都任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帶領聯盟推動小額信貸的可持續發展,並積極配合政府有關部門促進普惠金融體系的建設。

推進普惠金融方面,杜曉山也帶領小額信貸聯盟在成立之初就引入聯合國建設普惠金融體系概念,在國內進行推廣,發展十幾年時間,小額信貸聯盟都在致力推動中國小額信貸和普惠金融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2016年1月,國務院正式發布《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意味著普惠金融在中國有了頂層設計,小額信貸聯盟也受邀參與規劃的宣傳推廣。

近年來互聯網金融興起,小額信貸聯盟早在2012年底就召集部分P2P平臺頒布並簽署了國內首個P2P小額信貸信息中介機構自律公約。近兩年在行業監管政策落地前後,小額信貸聯盟多次組織P2P機構討論行業相關問題,一直致力於推動行業自律的工作。

建言普惠金融

“金融服務的覆蓋面要廣泛,服務要深入到最大範圍、最貧困的群體當中。在服務廣度和深度上,呈現出普惠制特征。”杜曉山表示,金融服務覆蓋到最廣大的人群,金融觸角深及到社會最底層,才能夠達到普惠金融的基本含義。

杜曉山認為,當前我國乃至全球,小額信貸和普惠金融發展的根本挑戰是三個:一是如何擴大它的規模,即幫助更多的弱勢群體;二是如何到達更深的深度,即幫助更窮的窮人;三是如何保證良好的成本效益比,即服務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普惠金融發展存在嚴重的不平衡,我國絕大多數地區普惠金融發展還處於比較低的水平,特別是貴州、西藏、廣西等內陸地區。

因此,杜曉山曾在多個場合提及普惠金融發展的十一大建議:第一,保障銀行業金融機構農村存款主要用於農業農村;第二,為了解決上述棘手的“兩難”問題,設立普惠金融發展基金可能是一種可行的選擇。第三,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繼續支持小微企業和農戶發展;第四,積極培育新型農村和社區金融機構和小額貸款公司,同時出臺支持鼓勵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發展的政策;第五,培育發展多類型的農村合作金融。第六,加強小微企業和農村各類經濟經營主體的信貸擔保體系建設;第七,各級政府和部門形成合力支持、監督小微金融發展;第八,註意發揮直接融資和保險及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金融對小微金融服務的重要作用。第九,努力改善信用環境和完善征信制度;第十,建立我國普惠金融指標、評審、考核、監督和獎懲制度體系;第十一,加快我國各項普惠金融法律法規工作。

“可以預見,正規金融機構,包括農村信用社系統,肯定是主力軍。但只要政策對頭,再加上小額信貸業自身的努力,各種類型的小額信貸組織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且有各自的優勢。”杜曉山稱。

同時,他還建議,發展普惠金融既要運用傳統金融業態,也要利用POS機、手機銀行、網上銀行等新科技手段,還要運用P2P等互聯網金融等新型金融業態。另外,過去合作金融的主要形式是農信社,當前全國正在開展農信社改制轉軌,但不應一刀切地把農信社全部變成農商行,應因社制宜,部分保留農村合作金融的形態,並努力發展新型合作金融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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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V十年·地方金融服務家】屠光紹: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力推者

《新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報告》盤點2015年全球國際金融中心排名,上海已躋身第五,為首個非發達經濟體金融中心,與香港並列。

上海金融建設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提升的背後,是這座金融之都在近幾年來,軟、硬實力並駕齊驅——金融基礎設施不斷完善,金融創新有序推出,“上海價格”、“上海聲音”蜚聲全球。而所有這一切,都不可不提到一位學者型官員,也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大力推動者、上海金融改革與創新的踐行者——上海市原常務副市長屠光紹。

2007年12月,剛被任命為副市長的屠光紹不無動情地說:“上海人民以大海般的胸懷接納了我,我既感到光榮,又深感責任重大。為創造上海的美好明天,奉獻自己的全部力量。”過去這八年,正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黃金八年,他用行動實現了自己的承諾。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黃金八年

屠光紹分管上海金融的這八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第一次站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

2008年,剛剛走馬上任的屠光紹就投入到描繪這份“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宏偉藍圖中。該藍圖得到了發改委和國務院高層領導的呼應和重視,在很短的時間內達成共識並出臺,將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設定在了一個新的高度。2009年4月,在屠光紹履職上海一年半後,國務院會議批準了相關文件,明確了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目標。

然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推進,單靠上海的努力是不夠的,法制保障、實質性協調機制等一系列改革創新都需要相關部委的共識與無縫合作。緊接著,全國範圍內地方人大立法保障金融中心建設的第一例——《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條例》,由發改委牽頭的部級協調機制、部市合作備忘錄,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上海“兩個中心”建設意見的工作分工方案》等先後落地,可謂馬不停蹄。

屠光紹認為,上海要打造國際金融中心,最為關鍵的是要打造金融市場體系,這才是上海的特色與優勢。近9年時間,多項大型金融基礎設施機構落戶上海,包括2009年的上海清算所、2012年的上海股權托管交易中心、2013年的全國首個自由貿易試驗區、2014年的“滬港通”和上海黃金交易所國際板、2015年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2016年的全國性保險交易所等等。目前,上海已經擁有了包括股票、債券、黃金、期貨、鉆石、貨幣、外匯、航運、產權、保險等一整套要素金融市場體系。此外,屠光紹還積極遊說多家大型商業銀行將總部或第二總部設在上海。

多方努力卓有成效。根據“十三五”發展目標,到2020年,上海將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而2015年,金融業以超過20%的增速成為拉動全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也是金融對上海GDP貢獻第一次達到這一高度。

不懼爭議的創新者、改革者和服務者

作為學者型官員,屠光紹常常在公開場合用生動形象的比喻來解釋金融概念。他有一個“種樹理論”:“種樹和種草不一樣,鋪一片草地固然好,但種樹對於環境改造具有更大的作用,種樹需要長期努力,而且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改革創新的意義就等同於種樹,屠光紹對此一直秉持開放、開明的態度。

2008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機,在當時的情境下,對於上海是否應進一步加快金融改革開放,出現了不少擔憂的聲音。但屠光紹堅持認為,美國脫實向虛的金融創新是過度創新,而中國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創新不足,從而力主上海金融業抓住機遇、加速改革開放。

短短數年,上海的金融發展不負眾望。2015年“十二五”結束時,上海自貿區各項金融改革持續推進;全年上海金融市場交易量達到1400萬億元人民幣;金融產品、金融工具、服務方式等各項創新層出不窮。其中,作為“先行先試”的探路者,上海自貿區近三年來推出了多項創新業務,包括“金改40條”的落地,自由貿易賬戶境外融資、外幣業務以及跨境同業存單等,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加速前行。

屠光紹說,下一步將繼續抓緊落實“金改40條”,這對上海探索綜合監管、功能監管又提出了要求。上海金融已經形成綜合監管、功能監管的總體框架,總體框架將會在不改變現有金融監管格局的情況下,先行探索,為我國在下一步的金融監管方面提供經驗。

屠光紹一再強調,宣傳成功的同時一定要容忍、理解失敗。他堅持:“一定要把合法合規的金融創新,和非法的金融活動區別開。支持合法合規金融創新,要容忍失敗;對非法的活動也要堅決打擊,這兩手都要硬。如果你沒有對金融創新失敗的容忍,金融創新就一定不會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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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V·2017年度金融風雲人物】張濤:IMF的新任“中國代言人”

北京時間2016年7月8日晚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宣布,建議任命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濤出任IMF副總裁,自2016年8月22日起生效。當前,張濤已經接任朱民成為了新一任中國籍IMF副總裁。

有“鐵娘子”之稱的拉加德擅長外交,而在IMF管理層中,她也需要有金融專家的協助。朱民曾是拉加德的“左膀右臂”,張濤也將繼續扮演這一角色。

接任IMF副總裁

在宣布提名張濤時,拉加德如此表示:“張濤先生具有很強的國際經濟專業知識、公共部門決策能力和嫻熟的外交技能。他也有豐富的國際金融機構工作經歷和卓越的溝通談判技巧,並對基金組織的政策和程序有著極其深刻的理解。他曾於2011年至2015年擔任中國執行董事,在基金組織廣為人知,備受尊敬。”

從教育背景和工作履歷看,張濤兼具國際多邊和國內央行的豐富經驗。張濤擁有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國際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北京清華大學電氣工程學士學位和金融學碩士學位。

1995年至1997年,張濤在世界銀行總部(華盛頓)的政策研究局任經濟學家;1997年到2004年,在亞開行總部擔任高級經濟學家;2004年回國後任職於中國人民銀行,歷任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國際司副司長、調查統計司司長、國際司司長兼港澳臺事務辦公室主任;2015年後任中國人民銀行條法司司長;2016年5月升任央行副行長。

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產物。金融危機後,應對危機和宏觀穩定成為全球首要任務,同時,由於承擔了G20主要經濟金融政策的研究和制定,IMF成為當今國際上最為重要的國際經濟金融組織。通過對189個成員國的宏觀經濟體檢(第四條款磋商)和金融壓力測試(FSAP),發布宏觀、金融、財政領域的趨勢判斷,來預防危機和解決全球性的難題(例如油價、增長、失業、資本流動、收入分配等),而當危機發生時,IMF的核心任務是救助和解決危機。

2011年7月26日,IMF打破了建立66年來,最高管理層“一正三副”的模式,增設了第四個副總裁職位,也迎來了首位中國籍高管朱民。由於IMF的最高管理層歷來強調地區代表性,且近年來隨著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地位提高,要求增加來自這些地區候選人擔任IMF最高管理層的呼聲不斷提高。也有觀點認為,這一席位未來可能都會由中國籍人士擔任。

迎接全球新挑戰

朱民任期始於2011年7月26日,當時全球金融危機余震不斷,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相繼爆發銀行業危機;如今,張濤將要面臨的挑戰絕不亞於朱民。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判斷,當今全球正面臨“三元風險”——低增長、低生產率、高負債,這三者的組合可能產生的後果不容小覷。全球央行實行量化寬松(QE)多年後,經濟情況似乎越發脆弱、金融市場波動頻頻,這對於以“維護全球金融穩定和經濟穩定為先”的IMF無疑是重大挑戰。

在朱民擔任IMF副總裁期間,其負責97個國家的宏觀督導,需要批審90多個國家每年的宏觀報告。他所主管的重點區域和國家,包括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大國,以及拉美的秘魯、中東的埃及和眾多的北歐及中亞國家。而在如今全球聯動性不斷加劇的大背景下,張濤工作的挑戰可想而知。

不可忽視的是,去年6月發生的英國脫歐事件為全球經濟、金融格局帶來了長期不確定性據IMF測算,在正常情況下,今後3年英國GDP累計會下降1.4個百分點;在極端情況下,即英國投資貿易大幅下降,今後3年英國GDP可能會下降5.6個百分點。同時,英國脫歐將導致全球政策不確定性上升。一系列其他國家公投的呼聲也開始出現,這會傳導到金融市場,未來市場波動會成為常態。

此外,如何落實G20的各項決議?在人民幣納入SDR後,如何進一步擴大SDR的國際使用?如何進一步開展新一輪份額改革,賦予新興市場更多話語權?這一系列問題也都直接指向張濤。

值得註意的是,人民幣已於去年10月1日正式進入IMF的SDR貨幣籃子,這也標誌著人民幣朝著國際儲備貨幣再進一步。

當1969年以美元為基準的“布雷頓”匯率體系崩潰後,IMF創立了SDR。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表態稱,危機凸顯了全球金融體系依賴單一國家貨幣的風險。周小川稱,SDR應該覆蓋所有主要國家貨幣,成為一種“超主權貨幣”。2015年以來,周小川行長一直呼籲要積極擴大SDR的使用,這想必也將是IMF的使命之一。

至於IMF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所幸美國會參眾兩院終於在2015年12月18日批準了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終結了長達5年的僵局。就此,超過6%的份額比重將轉移到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中國也成為了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份額國。

當然,IMF的使命遠不止於此。IMF目前正在討論下一輪份額檢視,即第15次,其最後截止日期為2017年12月。

CFV 2017 年度 金融 風雲 人物 張濤 IMF 新任 中國 代言人 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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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V·2017年度金融風雲人物】耶倫:貨幣正常化進程的“領航人”

如果說前任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功勛是“17次加息馴服通脹虎”,伯南克的功勛是啟動三輪QE(量化寬松)以幫美國擺脫金融危機,那麽當我們談論“加息”以及正常化進程之時,其實就已經進入了“耶倫時代”。

眼下,美聯儲主席一職似乎並不好當。美國貨幣政策的正常化進程正在持續,耶倫可謂是這一進城的“領航人”。即使一次加息並不算什麽,但全球市場的緊張情緒升溫、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的不作為都進一步綁架了央行;另一方面,生產率止步不前、人口老齡化趨勢、投資疲軟、海外經濟不振,這也都導致美聯儲加息空間受到抑制。因此,如何引導這一輪的正常化進程,無論在市場溝通還是在維穩金融市場方面,都將是擺在耶倫面前的一道難題。

嚴謹的經濟學者

耶倫是猶太裔,為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學士、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早加入美聯儲之前,耶倫是加洲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的教授。在接任美聯儲主席前,她擔任過美聯儲理事、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美聯儲副主席。

2014年1月31日,前任主席伯南克卸任,副主席耶倫於2月1日正式出任美聯儲百年歷史上首位女性主席。耶倫一直是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的強力支持者以及公開倡導者,被認為是鴿派代表。

長期以來,各界都對華爾街和美聯儲之間的關系 “旋轉門”頗有微詞。例如,紐約聯儲主席杜德利曾為高盛工作十余年,擔任高盛合夥人及常務董事。不過,與很多美聯儲成員不同,耶倫從未在華爾街工作過。她從一個中產階層社區長大,她的伯克利分校的前同事都相信耶倫對“賺大錢”並不感興趣,她給人的印象則更多是一名沈著冷靜、嚴謹認真的經濟學者。

耶倫在加洲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兼好友安德魯·羅斯回憶稱,有一次地震發生時,兩人正在大學一棟老舊建築的六樓。當地板晃動的一霎那,安德魯認為耶倫可能是他有生之年見到的最後一個人了。為安全,安德魯迅速地跑到了門框處,但他發現耶倫仍待在桌子旁。

安德魯之後回憶,“她(耶倫)表現得相當冷靜,也沒有大哭或大喊。”安德魯也坦言,下一輪危機來襲之時,如果這出現在耶倫的任期,屆時她還表現得那麽冷靜,我想我們將可以高枕無憂。”

此外,耶倫的“學者風範”也從未改變。離開伯克利後,她擔任過美聯儲理事、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美聯儲副主席。

美聯儲面臨加息難題

對於嚴謹而又鴿派的耶倫而言,如今史無前例的全球經濟環境以及加息難題都將是其面臨的重大挑戰。危機以來,經典模型和宏觀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似乎都在被顛覆。耶倫也坦言,危機前,經濟學家認為,總需求的變化不會對總供給產生重大影響。

“他們都同意羅伯特·索洛的觀點,即經濟產出在長期主要是由供給驅動的。然而,後危機時代的經驗顯示,總需求的變化可能會對總供給造成重大、持續的影響,那就是潛在產出。”

在這種“範式轉變”下,加息與否就更難以衡量。2015年12月17日,在全球市場的苦苦等待下,美聯儲終於開啟了危機以來的第一次加息。然而,事隔近一年,第二次加息被2016年的一系列突發事件一再推遲,例如2月的全球恐慌性拋售、6月的英國脫歐等等,這也令全球市場焦躁不已。11月的美國大選將使美聯儲再度推遲行動,去年12月,第二次加息的靴子終於落地。

耶倫也表示,經濟不尋常地出現供應過剩、需求疲軟的狀態,因此可以考慮暫時維持“高壓經濟”,以維持穩健增長的需求以及收緊勞動力市場;複蘇期間政策可能要維持寬松。但耶倫也不忘提及,維持寬松立場太久會造成代價。

這似乎也暗示了美聯儲正陷入兩難。之所以美聯儲希望維持貨幣寬松,背後不乏深層因素——生產率下滑、人口老齡戶、外部沖擊等都壓低了長期均衡利率。

具體而言,在過去十年,勞動生產率只上升了1.25%,而在過去五年平均只上升了0.5%。相較之下,在1876~2005年的這30年間,生產率年均增速略超過2%。

“盡管各界仍沒有弄明白生產率增速下滑的真正原因,但例如Robert Gordon和John Fernald等著名學者已經指出,這主要是因為近年來創新速度放緩,而且這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耶倫表示。

此外,美聯儲認為人口趨勢也將在未來影響美國經濟增速和利率。尤其是,退休年齡人口不斷上升,根據相關預測,人口老齡化趨勢將使得未來幾年的勞動力增速下滑25個基點。

“如果利用FRB/US模型的數值模擬方法來推測長期GDP增速放緩對於聯邦基金利率的影響,便可以發現,這將會長期均衡利率水平拉低120個基點。”可見,耶倫在進一步為低利率正名。

同時,人口老齡化的另一個直接影響就是,老齡人群的儲蓄率高於平均。近期美聯儲的一項研究顯示,人口老齡化可能會將長期均衡利率均衡拉低,較1980年代的水平低75個基點。

最後,外部性因素也不可忽視。由於全球長期增長預期下行,各國紛紛開啟降息模式。FRB/US模型表明,海外利率下行使得美元升值壓力上升,因此降低了凈出口。模型顯示,如果要抵消上述效應,長期均衡聯邦基金利率需要下行30個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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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V•2016年度金融風雲人物】德米斯•哈薩比斯:AlphaGo背後的AI超級英雄

2016年春天,AlphaGo與世界圍棋選手李世石的一場世紀人機大戰,標誌著人工智能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更引發了一波人工智能創業熱。而站在AlphaGo身後,DeepMind創始人德米斯·哈薩比斯( Demis Hassabis)也成為世界人工智能領域最令人矚目的“明星”。

這個曾被互聯網發明者Tim BernersLee稱作“地球上最聰明的人之一”的人在一次接受采訪時坦言,自己的大腦已經完全被人工智能占據。不過,在德米斯·哈薩比斯眼里,如果僅僅把AlphaGo當作一個機器人“圍棋小子”,就太小看它了。

當湖十局,不止求勝,在棋局之外,他稱,在未來,DeepMind主要目的是“用人工智能解決一切問題”,並將進一步探索人工智能在醫療、機器人以及手機等多個領域的應用。

從神童到AlphaGo

德米斯·哈薩比斯稱得上是“少年天才”。他喜歡各類智力遊戲,從4歲開始下國際象棋,13歲時就獲得了國際象棋大師稱號,至今仍然保持著5次獲得“智力奧運會”精英賽冠軍的世界紀錄。

不過,哈薩比斯並沒有走上職業棋手的道路,而是對計算機產生濃厚的興趣。16歲的他就加入Bullfrog Productions遊戲開發公司,負責遊戲《SyndiCATe》的關卡設計;17 歲作為聯合設計者開發出包含人工智能的電子遊戲《主題公園》;並在22歲成立了遊戲公司仙丹工作室。

但此後,德米斯.哈薩比斯選擇回歸學術在倫敦大學學院攻讀神經科學博士學位,並在2010年與人工智能專家同事ShaneLegg、連續創業者Mustafa Suleyman一起創立DeepMind團隊。

2014年,谷歌以4億英鎊的價格收購DeepMind,這是當時谷歌在歐洲進行的最大手筆收購案,而那時的DeepMind還沒公開發布過任何產品,只有20個技術人員。在一次TED大會上,谷歌CEO LarryPage一直對Demis Hassabis滔滔不絕,並把DeepMind稱為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見到過的最令人興奮的東西之一。”

有了谷歌的“加持”,DeepMind加速對 AlphaGo的研發。AlphaGo的電腦程序最初是從學習通用模板開始的,讓計算機不斷從過去重複的比賽中學習。當學會基本技能後,它開始通過看專業級的比賽來掌握合理的規則和標準套路。然後開始自己下棋,進行“強化學習”,這個階段可以視作千千萬萬次不斷試錯的過程。

德米斯·哈薩比斯說:“它通過和無數個版本的自己下棋,不斷糾正錯誤,每一次水平都有非常輕微然而螺旋式的提升。這也意味著機器在不斷戰勝自我。”直到今年3月,AlphaGo以4:1的成績戰勝了曾經排名世界第一的圍棋選手李世石,被視作是人工智能發展史上的歷史性突破。

在學術領域,DeepMind也證明了它的價值:2015年2月,DeepMind在科學雜誌《自然》上發表論文,介紹了能夠通過學習成為雅達利(現代遊戲機始祖)遊戲高手的人工主體。今年1月,DeepMind再次發表論文,稱他們的新算法AlphaGo在圍棋上取得巨大突破。而哈薩比斯在管理DeepMind之余,還同時在世界頂級科學大會上發表了4篇論文。

AlphaGo

國際象棋一直被認為是“代表著智力挑戰的最高水平。哈薩比斯把它稱作“人類迄今發明出來的最優雅的比賽”。“它規則簡單,卻又無盡複雜,AlphaGo的走法要比宇宙中原子的個數還要多。”

他曾在首爾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我個人認為這次的發明絕對是具有跨時代和突破性影響力的,但它是否會掀起一場革命,還要留給歷史來評判。許多人都預測,我們至少還需要十年才能夠達到現在的狀態,所以對於現在所取得的成就,大家都感到欣喜若狂。”

不過,對於哈薩比斯來說,他的雄心遠不止圍棋。他在此前接受The Verge采訪時透露,AlphaGo僅僅是谷歌人工智能項目的一個分支。在未來,DeepMind主要目的是“用人工智能解決一切問題”,並將進一步探索人工智能在醫療、機器人以及手機等多個領域的應用。

例如,在戰勝李世石後不久,DeepMind已經開始了和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的合作。哈薩比斯認為,癌癥篩查更像是一個專家系統,是另一種形式的人工智能,這類人工智能所能做到的是進行圖像方面的醫學診斷,自我量化然後進行重要特征的橫向比對以及大量的篩查,從而指導人們擁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我認為把增強學習技術用於這個領域較為適宜。”

今年夏天,谷歌還把DeepMind人工智能接入谷歌數據中心,來幫助這家巨無霸公司節省能源開支,並將節省下來的開支作為2014年收購DeepMind的部分支付款項。

而哈薩比斯和他的DeepMind 團隊最新的一項重磅研究是:推出了可微分神經計算機的神經網絡模型(Differentiable Neural Computer,簡稱DNC),這或許意味著,人們離美劇《西部世界》中自我覺醒的機器人更近一步。

對人類、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在未來的交互,Hassabis的期望是:“我自己對機器人沒多少思考。我自己對人工智能的使用感到興奮的領域是科學,能夠推動它更快地發展。我想看到人工智能未來能夠輔助科學,如果有一個人工智能研究助手,它可以做很多乏味的工作,閱讀有趣的論文,從海量的數據中找到結構,並把它們呈現到人類專家和科學家面前,以實現更快的技術突破。我幾個月前在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做演講,很顯然它們創造出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多的數據,我們都知道在它們海量的硬盤中,可能會有某個新的粒子發現,但沒有人能抽出時間做這件事情,因為這里的數據量的確太過龐大。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參與尋找到一個新的粒子,那麽是一件非常酷的事。”

CFV 2016 年度 金融 風雲 人物 德米斯 德米 哈薩 比斯 AlphaGo 背後 AI 超級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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