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那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至今令人難忘，而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正是這場危機的見證人和營救者。
伯南克走馬上任剛滿兩年，金融危機便即撲面而來。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危機面前，伯南克果斷執行“非常規過逼政策”，通過三輪大規模量化寬松(QE)美國經濟由負增長的幾近崩潰推向目前的持續複蘇。2014年2月，伯南克結束為期兩屆的聯儲主席任期，也就在2013年底，他再次準確抓住時機，拔劍出鞘完成最後一擊——宣布退出QE，也為他的任期畫上了可以稱為圓滿的句號。
卸任美聯儲主席一職後，伯南克也沒閑著，“現在生活很不錯，我妻子也在教書，我也加入了布魯金斯研究院，我也剛寫完一本新書。”伯南克在2015年的一次論壇上笑稱。這本書的名字便叫做《行動的勇氣》，也是伯南克的回憶錄。
金融危機的“見證人”
對於伯南克而言，2008年那場全球金融危機對伯南克而言“真是痛苦”。
去年伯南克曾到訪上海，並分享了危機時期的經歷。“其實我受任時從未想到自己竟然會遇到這種危機。2006年，美國經濟還不錯，沒人知道會發生什麽，因此我就毅然決然接受了美聯儲主席的職位。”
回首2008年，雷曼兄弟轟然崩塌，市場恐慌情緒高漲。“處理雷曼兄弟的問題對我而言真是痛苦，但由於沒有收購者能承擔雷曼的債務，因此雷曼只能破產。但此後美聯儲聯合財政部救助了美國國際集團(AIG)。和雷曼不同，作為保險集團的AIG擁有不少抵押物，因此我們出面拯救AIG，延長了850億美元緊急貸。”伯南克回憶稱。
其實，伯南克不僅帶領著美聯儲在艱苦地抗擊危機，更是肩負了政治責任。他坦言，當時美國前總統布什對此救助方案表示懷疑，在他向布什總統報備救助計劃時，布什問“你還有什麽別的選擇?”他回答，“只能這麽做。”布什最後只有表示支持。
三輪QE
對於伯南克而言，QE是他在長期對危機理論研究後作出的決定，他表示即使時光倒轉，仍會選擇實行QE。
其實，當伯南克在MIT(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碩士學位時，便專註研究貨幣體系，他發現危機的兩大肇事方便是——貨幣供應不足和通貨緊縮，因此在2008年危機時，美聯儲希望保證貨幣供應充沛，並施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此助力金融系統，這便有了QE。當然，為了不使經濟過熱，還要設定一個通脹目標。(當前美聯儲的通脹目標是2%，也是衡量加息的指標)
說到通縮，伯南克回憶稱，“上世紀30年代，貨幣體系崩潰，物價每年以約10%的速度下滑，根本沒人買東西，企業也無意投資，因此通縮是當年的大敵人。”
對於央行而言，降息是常規貨幣政策，但在2008年年底，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已砍至接近於0，“因此我們不得不采取非常規貨幣政策。”
回憶起過去的三輪QE，伯南克表示，“在實行QE1後，我們穩定了金融市場，2009年下半年經濟開始複蘇。此後，我們仍然擔心通縮風險，因此我們進行了QE2和QE3。我們認為QE對美國經濟有利，盡管QE不是萬靈藥，但QE的確幫助了美國經濟，美國的複蘇比歐洲、日本都要迅速，當前完全不存在如歐日的通縮風險。”
相較之下，在30年代大蕭條中，弗里德曼認為，當時美聯儲沒有履行最後貸款人的職責，使得本來可以在1930年就結束的大蕭條反而變得更加嚴重。也正是通過對30年代危機的學習和了解，美聯儲在2008年危機時積極展開行動，因此對於危機的學習認識很重要。
開啟“後美聯儲時代”
2015年3月卸任後，伯南克正式加入PIMCO擔任高級顧問，他也仍然衷於學術研究，定期會在布魯金斯研究所撰寫博客，鉆研時下熱點的經濟金融問題。
近期，他也對於負利率以及美聯儲未來的政策工具進行了探討。在伯南克看來，雖然貨幣政策不可孤軍奮戰，但因無法保證財政政策制定者屆時一定會“出手相救”，如果下一輪危機來臨，央行們還能有哪些工具?
伯南克似乎更傾向於將提高通脹目標作為美聯儲未來的政策工具。他認為，這其實和負利率實質上有相同的效果。根據經濟學理論，真正影響總需求的是實際利率(實際利率=名義利率-預期通脹率，通脹目標是預期通脹率的重要引導指標)。
伯南克認為，負利率比上調通脹目標更好執行，歐洲和日本的經驗證明，宣布負利率後，新利率可以相對迅速地傳導到其它利率和資產價格。但上調通脹目標比負利率給央行留下的操作空間更大。
無獨有偶，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曾建議將通脹目標上調至4%，這樣在名義利率為零的時候，實際利率最低可達-4%。相較之下，負利率會給貨幣基金、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造成沖擊，長期保持負利率會造成巨大的成本，同時損害銀行和金融體系的貨幣政策傳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