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列一份“中國最傑出銀行家”的名單，或許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答案和排序。但如果要列一組銀行業的“最佳拍檔”名單，大部分人可能都會把這兩個人放在第一順位，那就是工商銀行前董事長姜建清和前行長楊凱生。
在兩人搭檔的八年間，他們帶領工行打下了股改、上市的“攻堅戰”，完成了從“技術破產”到“宇宙大行”的華麗蛻變，抵禦住了信貸擴張期的壓力，推動了工行的國際化發展……
銀行業的“黃金搭檔”
姜建清和楊凱生都是工行元老級的員工，前者在工行成立之年便加入，一路從櫃員到董事長，幾乎經歷了工行所有的業務管理崗位;後者晚一年進行，也歷任工行監察室副主任、規劃信息部主任、深圳分行行長、工行副行長等多個職位。
2005年10月，楊凱生正式擔任工行行長一職，就此開始了與姜建清搭檔的八年。而這也恰好是這家銀行完成蛻變、化繭成蝶的八年。
楊凱生升任行長的那一年，工行正式啟動股改。盡管前面幾年工行已經剝離了大量的不良資產，也逐漸控制住了不良貸款的增長，但對於一家準備登陸資本市場的商業銀行而言，不良貸款高企依然是它沈重的羈絆。
最後，工行共剝離出去2460億元損失類資產，轉讓4590億元可疑類貸款。到2005年末，工行的不良貸款率大幅度下降至4.69%。同時，引進高盛等戰略投資者，股改、財務重組為上市掃清了障礙。
由於在1999年~2005年期間，楊凱生還擔任了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一職，其間主導了對中國最龐雜的金融產業“德隆帝國”的風險處置和重組，外界普遍認為，德隆一役也為楊凱生日後在工行上市前的不良處置積攢了經驗。
2006年10月27日工行首開國內A+H兩地同步上市先河。此次上市在當時刷新28項新紀錄，被稱為“世紀IPO”，工行在上市當日的總市值，已經排名全球第五。姜與楊的組合搭檔一年多便打下了一場完美的“戰役”。
此後，隨著大型商業銀行完成股改上市，中國的銀行業迎來發展的“黃金十年”，這也是銀行基礎規模迅速積累的十年。在這期間，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不斷擴張，凈利潤飛速增長。
以一組數據為例，2011年底，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稅後總利潤突破萬億元大關，2003年至2011年，年平均利潤增速為50%。在2014年之前，各家銀行凈利潤幾乎都是兩位數以上增長。
盡管趕上了中國銀行發展的黃金時期，但姜建清和楊凱生卻並沒有太多時間喘息，相反，他們面臨了更多艱難的抉擇和挑戰。事後來看，正是這期間他們的默契配合和果斷決策為日後工行成為全球最大商業銀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堅守與創新的八年
被認為構築銀行業“黃金十年”基礎的是銀行信貸資產的迅猛擴張。
根據銀監會數據，截至2004年一季度末，中國銀行業總資產28.84萬億元，而到2014年末，中國銀行業總資產已經突破了172.3萬億。工、農、中、建四大行十年貸款平均增速均高於15%，十年累計貸款增長3.3倍。
尤其是在“4萬億”投放的特殊時期，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更是大幅增加。按照常理，工行作為國有大型銀行中體量最大的銀行，在特殊時期可能要背負更重的“政策任務”。
但從工行實際操作來看，其在政策需求與商業可持續發展之間亦有所平衡。
以2009年和2010年被稱為貸款猛增的特殊年份為例，2009年五大行信貸增速中工行最低，為25.3%，而中行增速高達48.97%，農行和交行分別為33.48%和38.44%，建行則為27.04%。
這“黃金十年”期間，銀行信貸的迅猛擴張，也可以預見到當經濟處於下行通道，給銀行所帶來的壓力。2013年以來，銀行不良貸款的加速暴露，正印證了這一點。而當年工行在信貸擴張上的“克制”也被視為商業銀行市場化決策的經典案例。
多年之後，楊凱生在一次內部交流會上曾提到，當時是董事長姜建清支持、要求他，在信貸投放的“大躍進”壓力下保持清醒和定力，按照商業原則嚴格貸款發放。
盡管在信貸擴張上有所“克制”，但上市之後的工行在業務創新和戰略轉型上的積極舉措無一不顯現出這對“黃金搭檔”的深謀遠慮。
以國際化為例，姜建清認為，“僅僅做一些中國人在海外的業務，遠遠算不上是當地的銀行”，相比之下，並購的投入產出快，而且能直接獲取當地的網絡、客戶等資源，容易形成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在姜建清、楊凱生搭檔的幾年間，工行加快了國際化的步伐， 頻頻出手接連完成了對印度尼西亞Halim銀行、南非標準銀行、加拿大東亞銀行等幾家外國銀行的並購重組。
姜建清和楊凱生是為數不多獲得業內和媒體一致認可的中國銀行家，他們用一流的專業知識和管理能力，卓越的遠見與膽識讓工行完成了市場化的轉型，讓這家中國的商業銀行走向了國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