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頭發都白了，結束IMF工作就該退休了。”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的朱民去年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笑著說道。
IMF總裁拉加德曾極力挽留朱民續任下一屆副總裁，但朱民選擇待2016年7月期滿回到自己的祖國。面臨重要轉型改革期的中國，也期待朱民繼續獻計獻策。
“朱民在IMF管理層發揮了關鍵作用，為我及其他管理層同事提供了巨大支持。他作風務實，富有幽默感，為人熱情。同時，朱民熱愛經濟學並在這一方面造詣深厚，這使他能夠在廣泛問題上發揮強有力的領導作用。”拉加德稱。
在IMF發揮關鍵領導力
回首過往五年，朱民作為IMF最高管理層成員的表現可圈可點。IMF官方文稿的總結頗為中肯：“朱民作為來自中國的第一位IMF管理層成員，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失業問題因經濟複蘇乏力而成為各方關註焦點時，朱民領導了IMF在就業和經濟增長方面的工作。”
“朱民負責領導IMF對脆弱國家、小型經濟體和低收入國家開展的業務活動，並支持了擴大IMF在這一領域的宣傳和出版工作。此外，在IMF關於統計、標準與準則、加強金融部門評估規劃(FSAP)、打擊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等工作上，朱民也發揮了穩健的領導作用。他對IMF的風險管理框架做出了重要貢獻，並對IMF與世界銀行聯合舉行的年會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同時，朱民還將他與其他機構的密切聯系和友好關系帶到IMF，這些機構包括世界銀行、聯合國機構、世界經濟論壇及其他國際性和區域性組織。”IMF表示。
曾與朱民就讀於同一所中學的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喬依德表示，朱民是史上第一位進入IMF高級管理層的中國人，無論是研究能力、協調能力還是溝通能力都無可挑剔，朱民為中國開了一個好頭，未來會有更多中國人才陸續進入各大國際組織。
2010年，朱民赴任IMF之時正是全球格局巨變、亞洲經濟為主體的新興市場話語權不斷上升的時代。2008年的金融危機徹底改變了世界經濟和金融的版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GDP中的比重首次超過50%，而中國第一次對全世界經濟增長新增部分的貢獻超過50%，全球經濟增長的重心正移向亞洲和中國。
任職期間，朱民分管70多個國家的政策制定。他花在飛機上的時間要多於在華盛頓的時間。“以我的經歷和背景，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和痛苦也理解多一點吧。”他曾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袒露心懷。
從一位學者型的中國銀行家到扮演“國際公務員”的IMF副總裁，朱民通過刻苦努力和積極進取很快實現了角色轉變。他曾表示：“加入IMF後最大的不同便是，要不斷在流動的過程中學會工作，輾轉在不同的機場。而在這過程中，最有趣的考驗和歷練就是要學會專註，每進入一個場景就需要立即集中，哪怕是完全不相關的話題。”
由於朱民坦誠、務實和熱情的個人魅力，以及良好的經濟學訓練和政策直覺，不少新興市場和低收入國家的元首、財長和央行行長都成了他的好朋友。而分管美國這一全球最大經濟體和FSAP(金融穩定評估)這一IMF最重要項目之一的經歷，也讓他極大地提高了處理複雜事務和掌控全局的實力。
心系中國經濟金融改革
正如朱民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那樣，在IMF擔任最高管理層，其代表的是IMF而非中國央行的意誌。然而，身在華盛頓的他始終心系中國經濟轉型和金融改革。
在朱民任內，令全球轟動的中國大事無疑就是2015年11月底，IMF宣布人民幣進入SDR貨幣籃子。“這註定是一個載入世界金融史冊的時刻，”朱民興奮地表示，“人民幣‘入籃’是IMF、世界經濟和中國的共贏。”
人民幣“入籃”背後有來自中國央行和IMF工作人員的多方努力。朱民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中國政府正式提出申請後，IMF對此非常重視，調集大批人員收集數據，用事實說話;另一方面，中國央行在過去一年里在市場準入、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和加強透明度等四方面進行了高質量、高密度的改革，使人民幣達到納入SDR的運營。”
眼下，中國面臨的最艱巨挑戰無疑是長期的經濟轉型，在短期，保持保增長和促改革之間微妙平衡更是重中之重。朱民表示：“中國的實際經濟增長和潛在增速已經比較接近，因此刺激力度不宜過大，否則增長勢頭就很難持續。”
朱民也是典型的改革派，“在經濟剛開始企穩回升的時候，要通過改革樹立信心，而不是單靠刺激政策繼續擴大增長，考慮增長的可持續性很重要。”他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