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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周末從上海出發去杭州玩了一趟,因為行程是匆匆忙忙決定,所以沒有訂酒店。心想,內地沒有復活節假期,到了那裏再訂一定沒有問題。到了杭州是中午了,在西 湖邊的樓外樓吃完飯,開始打電話訂當晚的酒店。怎料打了幾個不同的仲介,它們回覆都說不好意思,今天杭州的酒店都滿了。無論是四百多元的,還是九百多元 的,都滿了。 我們有點不以為然,想着不用訂,walk-in總可以了吧。於是在西湖邊找了一家酒店,最低九百元至最高三千元的套房,果然是都滿了。接着我們頻頻撲撲在市區一家一家地跑,後來好不容易找到家價格適中還剩一間房的,但是居然是因為廁所沒有門,只好放棄。 「消費者對,還是基金對?」大家不要以為那些貴價房都是給外國人訂了。我們在杭州的兩天留意到外國人不是太多,熱門旅遊點、酒樓、餐廳都是擠滿了從全國四 面八方來的中國人。看到大家的消費力,我更深信如果全球不是遇着百年一見的金融海嘯,中國的一些優質消費股真的沒有理由跌到只得幾倍市盈率。 達芙妮國際(210)便是其中一隻!站於一個女性消費者的角度,我對它的印象一點都不差。不過似乎投資市場的想法卻跟消費者的想法差了一大截,以它○八年 上半年的盈利來計,市盈率竟只得六倍。我留意了它幾個月,雖然它從低位反彈了不少,但這幾個月持續有大行沽盤在沽。以一隻於內地有不錯品牌的內需股來說, 真的不明白為何它的估值還是那麼低。 達芙妮周四便公佈業績了,屆時便可知道究竟以消費者角度去看它的價值是對,還是原來它的業績真的出了問題。哪些資訊比較領先?持續沽貨的基金才是對的嗎? 逢周二見報 |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1228/2164793.shtml
每经记者 张娟娟 发自上海
味全建立新厂引发污染担忧,遭周边居民抵制一事近日终于有了进展。昨日(12月27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经开区管委会)获悉,该管委会将于今天(12月28日)上午就味全项目建设相关问题召开通告会,会上将对味全项目做 出另行选址的最终决定。
因紧邻住宅区、学校、幼儿园建乳制品厂,顶新集团旗下子公司味全公司位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在建工程遭到当地沿江居民的联合抵制。经查,味全新厂项目尚未获得建设规划许可证,属于未批先建,违章施工,有关部门发出整改通知书,目前该项目处于停工状态。
12月25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发布通告称,关于味全项目建设选址涉及群众反映和提出的相关问题,经研究决定明确以下三点意见:第一、开发区管 委会高度重视和谐社会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味全项目建设选址涉及的相关问题,已经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开发区管委会领导的高度重视,管委会将 充分考虑周边居民的意见,妥善给予解决。第二、现管委会已要求味全项目停工,未经管委会相关部门许可,不得复工建设。第三、鉴于周边部分居民对味全项目存 在异议,管委会已着手研究味全项目另行选址的方案。
据记者了解,该通告目前已发放到下沙沿江各个小区。
《每日经济新闻》随后从杭州经开区管委会获悉,该管委会将于今天(12月28日)上午召集建设单位、业主代表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就味全项目建设相关问题召开通告会,会上将对味全项目做出另行选址的最终决定。
至于味全新厂将迁至何处,以及迁址后这块地将作何处理,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问题目前还在商议。
至此,味全新厂遭抵制事件总算告一段落,已提前得知此消息的业主们表示对这一结果感到非常欣慰。
《每日经济新闻》昨日就上述消息致电杭州味全公司,该公司回应称:“我们的确于近期接获政府通知,请理解,我司没有办法评论任何政府正在或可能进行的研究案。”
据了解,味全新厂项目于今年9月份破土动工,目前地基已差不多完成,根据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公布的“杭政工出【2010】16号”公告显示,该项目约定 2012年2月竣工,可如今该项目不但被叫停,甚至要面临重新选址,新厂何时建成已遥遥无期,这对味全的产能扩大无疑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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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海姑爺」稱號的瑞安主席羅 康瑞,自從把上海石庫門建築群,悉心包裝而成上海新天地後,除帶挈瑞安揚名海內外,更直接推高新天地附近的瑞安物業售價。最近推出的翠湖天地御苑,呎價高 達七千多元。內地各城市見瑞安計仔了得,遂紛紛向瑞安送上優質地皮,讓瑞安再延續其上海新天地的神話,鄰近上海的杭州,就複製了一個西湖天地。 不過西湖天地落成兩年多以來,原來生意十分慘淡,在那兒開業的租戶更大呻生意難做,紛紛離場;瑞安唯有攬上身自行經營,既做業主又做租客,甚至把丟空的店鋪改作員工澡堂,情況狼狽不堪。 這 個以園林景色為主題的西湖天地,未能像上海新天地吸引到年青人作為蒲點,反而聚集了老人家來做運動或下棋;就算是來自日本或香港的遊客,只到來欣賞園林景 色拍照留念,之後便乘船暢遊西湖,絕少留低用餐,最多亦只買杯Starbucks咖啡。一杭州人說:「這個西湖天地對我們來說,太高檔啦。在外面食,每餐 每人最多五十元,這裡閒閒哋要花二、三百元,消費太高啦。」 食肆變街邊檔 西湖天地未為杭州人受落,先告「不支」離場的是日本高級麵包店Pao's。Pao's每個麵包由七元至十多元不等,相反在杭州一、二元已可買到,結果Pao's經營約半年便告結業。在苦無租客問津下,瑞安只好自己揹上身經營,並改名為湖蝶屋。 湖 蝶屋走低檔路線,鋪頭前放了賣三元至五元的茶葉蛋、粟米棒等食物的車仔檔。與店內歐洲式的陳設格格不入,飯市時間只有零星一、兩桌客人,而食的都是十四、 六元一碗的麵條。為了節省成本開支,該店日間不開燈,顯得陰沉。湖蝶屋與西湖天地其他餐廳過百元消費的高檔格局,顯得格格不入。 湖蝶屋旁的古董店古美繡,在經營約一年後亦告結業。瑞安眼見反正鋪位租不出,索性把該店與相鄰的畫廊打通,裝上熱水管,成為員工淋浴的澡堂,十分騎呢。 港商呻笨 捧 羅康瑞場的港商,亦叫苦連天。由梁廷斌、梁廷鏘兄弟開設的采蝶軒,在上海新天地開首間店鋪,第二個月已有錢賺,三年內投資的千多萬已回本。梁廷鏘於是食過 翻尋味,繼而在西湖天地投資五、六百萬元開設一間名為湖蝶的東南亞餐廳。「我們最初想做平均消費百多元的客,但原來杭州人消費好低,要五十元以下才有生 意,自開業以來都無好過,所以做了一年後,我們俾番業主瑞安自己做。這是痛苦的經驗,我都不敢再在杭州開店。」梁廷鏘道。 湖蝶東南亞餐廳的失敗,箇中原因亦與滬、杭兩地人的飲食口味差異有關。該店服務員說:「杭州人飲食習慣很保守,他們要求食物煮到好熟,廣東白灼蔬菜根本不是他們的口味。他們又嫌新加坡的咖喱味道怪,所以都不大喜歡吃。這裡生意很差,最好時生意也坐不了一半椅子。」 平租吸客於事無補 西湖天地內的店鋪現有十三間,當中涌金樓、西湖天地專賣店、湖蝶東南亞餐廳、翡翠音樂酒吧及湖蝶屋共五間食肆,已收歸為瑞安直接經營。 其 實瑞安最初為西湖天地招租時,亦波折重重,如在上海新天地甚吃得開的翡翠飲食集團,本來無意到杭州開店,但瑞安提出願意入股西湖天地的翡翠花園酒家,才肯 落疊。「杭州的生意是全國最差的,這裡投資一千七百萬,都不知幾時可回本。我們老闆覺得杭州消費能力不及上海,本來無意在此開店,但瑞安一味邀請老闆來此 開。」翡翠花園酒家主任朱荊說。 西湖天地首期佔地三十多萬呎,但由於公園式的設計,令瑞安招租困難。「當時瑞安日日打電話來推銷,租金出到 比市價低一半,約五、六毫美金一平方米一天,有些商戶更甚至免租。不過,在公園內很難做生意,你會不會為食碗麵特意走去公園食呀?所以我們無租。」上海一 麵店負責人道。 滬杭兩地條件懸殊 西湖天地雖是上海新天地的複製品,但兩地設計格局迥異。上海新天地位於盧灣區商業中心地帶,店鋪逾百家,位置集中;而且集餐飲、娛樂及零售於一身,加上附近寫字樓林立,商業消費氣氛濃厚,為該地帶來不少客源。 相 反,西湖天地距離杭州商業中心的武林廣場一帶十多個街口,步行要逾半小時,加上西湖天地內逾七成用地作綠化用途,而每家店鋪外種了竹樹間開,自成一國。置 身西湖天地中,恍如置身香港公園,做運動的人多,有消費意欲的人少。「由於西湖天地一期只有餐飲,比較單調,而且又在公園內,很難聚人氣。若有二期,會熱 鬧些,又可解決一期無停車場的問題。」西湖天地一租客期望道。 二期工程膠着 西湖天地二期遲遲未能動工難以凝聚人流,亦是整個項目的死穴。 本 來瑞安的大計是把二期發展為集餐飲、零售、娛樂的綜合性廣場;在一、二期之間有條馬路分隔,瑞安打算挖一條地下通道打通,並建大型停車場,以吸納人流。瑞 安一直以來對外公布,二期工程會於○五年五月完工,但因搬遷問題,工程一再拖延。眼前的二期範圍,房屋林立,雖然牆壁上印了一個「拆」的紅字已兩年,但居 民的生活一切如常,並無打算遷出,更有居民入稟法院抗爭。 西湖二期涉地廿多萬呎,業權原屬於市政府,○二年該地皮轉到瑞安旗下。這裡原住了 四百五十三戶居民,二○○三年五月,杭州市房產管理局要求居民於兩個月內搬遷。據居民表示,拆遷範圍內的房屋,平均賠償每平方米五千九百元人民幣(每呎約 五百四十八元港幣),為了順利進行搬遷,政府出動銀彈政策,在一個月內遷出的居民,可得額外獎金一萬六千元。然而,目前該區還剩下百多戶居民未肯就範,而 原先遷走的不少居民,亦搬回舊址。 告上法庭阻瑞安發達 「杭州市中心的房子最少要八千多元一平方米,賠償的錢根本不夠在原區買屋。再說,西湖邊的土地現市值四萬元人民幣一平方米,我們不知誰是羅康瑞,但就知這塊地是用來給瑞安發展西湖天地。政府沒理由要我們虧蝕那麼多錢,但就讓發展商賺大錢!」未肯就範的居民張先生氣憤難平。 為 了爭取利益,住在該地段的十四名居民,聯名籌錢四萬多元人民幣,聘請律師入稟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分別狀告杭州市的房產管理局、規劃局、國土資源局及中國 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浙江監管局四個政府部門。官司審判由二○○三年七月至翌年十二月,由中級法院打至終審的高級法院。法庭裁定杭州市房產管理局及市規劃 局在發放房屋拆遷許可證程序上違法,因此下令當局採取補救措施。 其中一項補救措施,就是要把西湖天地二期的地皮使用權重新拍賣。 杭州市政府於二○○三年十二月中旬,刊登報紙拍賣該地皮使用權,要求參與拍賣競投的公司,必須是境外公司、而且曾成功地從事過歷史街區風貌保護的開發建設和經營,才有權競投。從條件來開,似乎為瑞安度身而設。結果在半個月的拍賣期內,由瑞安旗下三間子公司即瑞安兆威、瑞安君業及瑞安啟豪三家公司,聯合以二億八千五十萬元人民幣,即每平方米約一萬四千元,遠低於市價四萬元投得。 拖延上市大計 雖 然二期地皮的使用權已落入瑞安手上,但在國內要動遷,必須得到市政府出面。然而中國各城市近年發生不少因拆遷房屋,引致警民衝突、自焚及上京投訴等社會問 題,中央前年年中就發出《關於控制城鎮房屋拆遷規模嚴格拆遷管理的通知》,令杭州市政府不敢輕舉妄動。所以瑞安二期工程何時展開,仍是未知之數。 瑞安計劃在武漢及重慶複製新天地,連同多個國內房地產項目,已於二○○四年中旬注入瑞安旗下的瑞安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並打算在今年分拆上市。現在西湖天地租客仍在苦海掙扎,二期地皮亦未到手,分拆上市這個嗗水大計分分鐘要押後。 |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5/815078.html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09-16/100306064_all.html
一個當初被列為大型基建民營化實驗的「明星工程」,如今正陷入國進民退的尷尬局面;中鋼貿然入局,投資風險待察
在寧波街頭,跟當地人聊起杭州灣跨海大橋,很多人都充滿自豪,「修這個橋沒花國家財政一分錢」。
2011年7月17日通過竣工驗收的杭州灣跨海大橋(下稱杭州灣大橋),投資運作始於十年前。十年來,民營資本從最初佔據半壁江山到如今僅剩不 到19%的份額,股權更迭頻頻。這個當年作為大型基建民營化實驗的「明星工程」,曾引來多方關注,現在卻呈現國進民退的尷尬局面。
財新《新世紀》調查獲知,最初與國有投資平台公司寧波交通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寧波交投)並列第一大股東的民營企業寧波雅戈爾集團(下稱雅戈 爾),已於今年3月1日將手中剩餘的杭州灣大橋3.16%股份出售給寧波交投。此前,雅戈爾數度減持杭州灣大橋股份,其中包括2003年將17.3%股份 轉給民營旅遊投資企業宋城集團。兩年後,資金鏈困窘的宋城集團急於甩脫這一燙手山芋,接盤者卻是與此類基建業務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國中鋼集團公司(下稱中 鋼)。中鋼後來將股份增至23.06%,成為僅次於寧波交投的第二大股東。
這樁六年前的離奇交易,在2010年中鋼審計報告中被披露出來。據中鋼前高層透露,中鋼內部對此項投資當時就存在嚴重分歧。中鋼對杭州灣大橋總 投資超過11億元,但截至2009年末,賬面投資收益僅為1700多萬元,而且從財新《新世紀》記者調查瞭解的情況看,項目並未分紅,沒有變成現金收益。 審計署因此點評稱「重要投資項目回報較差」。
作為一個基礎設施引資試驗,杭州灣大橋並不成功。杭州灣大橋在建設過程中多次調整投資概預算,最終投資額達到135億元,超出最早的預算1倍有餘,雖然目前大橋現金流尚佳,每年營收接近10億元,但基本用於歸還銀行貸款,股東並未拿到分紅。
在這個政府主導的項目中,民企缺乏話語權;不久的將來,還要面臨多個替代性工程對通車量分流的巨大挑戰。現在,不僅雅戈爾出清了最後一點「礙於政府情面」的股份,其他民企也在紛紛尋找下家。大橋股權交替的背後,透露出的是諸多民企投資者的無奈。
中鋼「冒進」
杭州灣大橋是國家高速公路網沈海高速(G15)跨越杭州灣的通道,全長36公里,本是一個民營和地方國資合建的實驗性基建項目。寧波、嘉興兩市 政府於2000年8月16日達成《關於籌建杭州灣交通通道工程項目公司的意向書》,大橋項目註冊資本金的90%由寧波方出資,嘉興方出資10%。投資之 初,寧波當地民企十分看好項目的前景和投資收益,同時也想借勢參與杭州灣周圍土地開發,紛紛主動參與投資。初期民間資本約佔大橋項目50%的股份,其中民 營企業雅戈爾與寧波交投並列大橋項目的第一大股東,分別持有寧波杭州灣大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杭州灣大橋公司)45%的股份。
杭州灣大橋公司是寧波市在2001年專門為大橋項目成立的投資平台,除了雅戈爾和寧波交投,其餘10%的股份由慈溪建橋投資有限公司持有,後者由海通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環馳軸承集團有限公司等慈溪民企合資成立。
早在2003年,雅戈爾就以1.2億元的價格將杭州灣大橋公司40.5%的股份轉讓給其他民營企業。其中,宋城集團接手了17.3%,但2005年宋城集團就退出,由中鋼接盤。經過增資,中鋼最終擁有大橋項目23.06%的股份,成為僅次於寧波交投的第二大股東。
鋼材貿易商中鋼的入局,在原本由地方國資和民營企業平分天下的杭州灣大橋項目裡顯得十分突兀。有接近寧波市政府的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 露,中鋼接盤宋城股份,並非出自地方政府的安排,是中鋼直接和宋城集團接觸,而寧波市政府方面對於中鋼的入股並不十分「感冒」,甚至認為破壞了跨海大橋民 營化實驗的「好局面」。
在投資大橋項目後不久,中鋼還與宋城在北京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顯示出兩者關係緊密。多位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的人士均證實,2005年 宋城集團正資金吃緊,由其一手策劃並承辦的杭州世界休閒博覽會將在次年舉辦,需要進行大額投資,而大橋項目也正值建設期,亦需股東增資。
休博會採取「政府主辦,企業主體,市場運作」的模式。「當時休博園的開園迫在眉睫,宋城的資金鏈已非常緊張。」一位接近宋城集團董事長黃巧靈的人士稱。而黃巧靈對於財新《新世紀》記者的問詢則表示「事情已經過了這麼久」,不願再舊事重提。
當時宋城集團負責大橋項目的副總裁張嫻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後來這個項目(杭州灣大橋)成功地轉讓了,而且有一定盈利,這也是一個資本運作的過程。」
接盤者中鋼內部,卻對這筆投資爭議紛紛。中鋼的官方網站稱:「中鋼集團作為大型中央企業,依據自身實力參與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對於 提升中鋼集團品牌、實現中鋼集團長遠發展,促進國家經濟建設,均具有重要意義。」然而,時任中鋼高管的一位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達了他的不解,「這 事跟中鋼的業務一點關係都沒有。杭州灣大橋怎麼研究、怎麼決定的我根本不知道,最後錢就出去了。」
財新《新世紀》記者在採訪過程中也瞭解到,儘管大橋建設需要大量鋼材,但中鋼入股之後,並未在鋼材業務上與大橋項目進行深入的合作。
2010年,國家審計署對中鋼集團進行了審計。審計報告指出,中鋼「截至2009年末,對寧波杭州灣大橋發展有限公司投資成本11.4億元,當期賬面投資收益1709.7萬元……重要投資項目的回報較差」。
據前述中鋼高管回憶,時任中鋼總裁的黃天文曾在內部表示,「在任期間根本就沒想過收回這筆(杭州灣大橋)投資」。
民企大撤退
早年「主動找上去」投資的民營企業,為何後來紛紛撤出杭州灣大橋?一位接近雅戈爾的消息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解釋稱,作為上市民企的雅戈爾和大橋項目管理單位「從管理模式到組織結構都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官辦企業很多做法不是企業行為」。
杭州灣大橋前期工作始於1993年,2003年11月14日開工建設,2008年4月17日通過交工驗收,同年5月1日通車試運行。但直至2011年7月17日才通過竣工驗收。收費年限為自施工期起30年,即截至2033年。
目前大橋收費期已過了三分之一,卻從未有分文分紅。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大橋項目的實際總投資為134.54億元,其中約有91.2億元 是銀行貸款。負責項目貸款的一位國有銀行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證實,「大橋現在還沒分紅。分紅需要債權人都知情並且同意,如果還沒償還貸款就分紅,銀 行是有壓力的。」但雅戈爾的一位人士稱,不分紅對企業也有很大壓力,他說,「我們是上市企業,股東是要求分紅的呀。」
杭州灣大橋項目在建設期間不斷增加概預算。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最初大橋的預算是60多億元,2001年大橋總投資估算提高到80.72 億元,到2003年又增至117.6億元,最終實際總投資額達134.54億元。一位雅戈爾內部人士對於概算不斷增加的過程頗為困惑。他舉例說,「曾因為 某個部委領導的一句話,沒搞技術方案調整設計的論證就增加了10億元的投資。」
雅戈爾很早已意識到,很難在這個項目獲得理想回報。於是其2003年即退出大部分股份變身小股東,之所以還留下少量股份,「就是為了回報寧波, 給政府留點面子,一下子全部退掉也不好。」上述雅戈爾內部人士說。作為政府投資平台的寧波交投,是大橋股份首當其衝的接盤者,加上最新從雅戈爾、慈溪北岸 磁性應用技術開發有限公司等四家民企接收的9.64%股份,寧波交投目前持股50.15%,已絕對控股。
目前,負責大橋項目管理運營的是寧波市杭州灣大橋發展有限公司(下稱大橋發展),大橋發展副總經理包國強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證實,「民營企業 在大橋建成後確實在慢慢退出,主要原因是回報問題,雖然收回投資成本問題不大,但是過程十分漫長。現在利率一路看漲,大橋大部分收入都還給銀行了 。」
大橋發展財務報表顯示,2009年和2010年杭州灣大橋的營業收入分別為9.39億元和12.36億元,淨利潤卻分別只有7414萬元和 1.44億元。在前述國有銀行人士看來,目前杭州灣大橋項目的運行情況已經超出了銀行當初的預計,「像這樣的大型基建項目,不可能一開始就盈利。因為前幾 年的收益要用於支付銀行的巨額利息。」
但這樣的收益情況與當初可研報告中8.03%-10.1%的預計仍相距甚遠,這讓投入十幾億元資本金的民營股東很難接受。「按現在的利率水平,投資收益怎麼也得到10%吧?」一位民企股東內部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包國強認為,目前的局面主要由兩個因素導致:一是利率水平超出預期;二是對車輛通行量估計過於樂觀。據最初可行性報告,六車道大橋收費30年, 建成後第一年通行量為4.5萬輛/日,2015年將增至8萬輛/日,投資回報期約14.2年,測算中,大橋收費標準為55元/車次,實際收費標準要高25 元/車次以上。然而,目前每天的實際通車量僅為3萬餘輛,民營股東還希望提高收費標準,但這種要求很難獲得有關部門批准。「(公路收費定價)現在國家收得 很緊,不可能再提高。」包國強說。
包國強並不諱言目前民企股東與大橋發展之間的分歧和爭論,「我們想的首要問題是確保安全,而民營企業則想盡快收回投資、分紅。」他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現在大橋發展要先把治理超限車的事做起來。
寧波交投在變成控股股東後,會不會有更多民營企業選擇退出?答案是肯定的。「交投出於合併報表的考慮,是願意控股的。但它(國有資本)既然已經控股了,民營企業可能就想再多退一點,讓交投再多收一點。」
「有些民營企業現在退出來就是為了套現,這也很正常。」前述銀行人士表示。
寧波交投的工作人員則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民營企業在項目的規範管理上有欠缺,寧波交投在控股之後將在這一點上加以改進。
變形的BOT
杭州灣跨海大橋,是國內重點基礎設施建設引入BOT(建設-經營-轉讓)模式的先例之一。大橋投資逾百億元,以BOT模式引入民間資本能夠有效 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同時有助於改變公共事業領域存在的投資主體單一、融資渠道狹窄、資金投入不足等問題。但在民營企業投資大橋BOT項目的這十年間,並 沒有實現預期中的多贏局面。
BOT模式,是指政府授予一家或多家企業組成項目公司特許經營,就某項目進行籌資建設,企業通過在一定期限內的經營收入,償還債務和獲取投資回報;約定期滿後,項目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
浙江省內民營企業經濟實力雄厚,對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亦頗具熱情,在杭州灣大橋項目之前,已有杭(州)千(島湖)、杭(州)金(華)衢(州)、甬台(州)溫(州)等多條高速公路建設吸納了民營資本。
有熟悉浙江省民營企業的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分析稱,投資跨海大橋對民營企業來說是個新鮮的經驗,同時項目的投資回報也被看好。此外,投資這樣一個備受關注的「明星工程」,企業還能樹立一個良好的社會形象。
正因為杭州灣大橋是「明星工程」,對政府來說,會更多地從政績、社會效益考慮,建設成本成為考慮的次要因素。前述國有銀行人士認為,民營企業在 大橋項目中的進出,主要原因是投資預算不斷增加帶來了太大的資金壓力,「他們畢竟都有自己的主營業務」。他同時認為,由於大橋建設期鋼材等工程材料成本大 幅上漲,多次超概算亦可理解。
在一個標準的BOT項目中,政府要給予項目公司特許建設和經營權,對產品的價格和服務政府可以監管,但一般會保證給予投資者一定的投資回報。其 項目公司是獨立運行的。但在杭州灣大橋的這個案例中,參與其中的民營企業話語權十分有限,即便曾經是第一大股東的雅戈爾也是如此。
建設期間,大橋發展的董事長和大橋指揮部總指揮均由寧波市市長助理王勇兼任。大橋指揮部是為建設大橋而成立的官方指揮協調機構,直接對大橋公司 董事會、監事會負責,指揮部高管要職都由寧波市政府直接任命。2008年大橋通車前夕,杭州灣跨海大橋管理局掛牌,為直屬市政府、相當於行政正局級的事業 單位,負責研究擬定大橋運營管理和發展規劃、大橋管理具體辦法和規章制度並組織實施。大橋發展工作人員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多次提到大橋發展 歸大橋管理局管理,很多事需要得到管理局的同意。
一位民企股東內部人士無奈地說,「(民企)不僅說不上話,連董事會的材料都得去催要,他們(管理部門)不習慣。」
一位熟悉浙江民營企業的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分析,「股份制企業應按照有關公司法規來運營,追求股東效益最大化。民企跟國企攪在一起,如果 運營不能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那肯定會形成兩大陣營,民營企業會覺得你既然不按照企業經營的規律做,而是按照政府行政規則來做,那我寧可不做了。」
在她看來,現在民營企業作為小股東留在大橋項目裡,是無奈之舉,「對於這兩年資金越來越緊的民企來說,這個項目的投資回報期太長了。現在留這麼少一點股份,多是礙於政府的面子。浙商大部分的風格是要麼不做,要麼就控股,如果不行就剩一點意思一下。」
在BOT模式中,政府必須與投資企業簽訂特許權協議與相關合同,明確規定投資方的職能與角色。而在杭州灣大橋項目的建設過程中。政府和民營企業更多依靠「關係」合作,使得投資方之間互相缺少約束,建設期民營企業的隨意撤資也為大橋項目帶來了負面影響。
替代性工程是杭州灣大橋的另一個陰影。在杭州灣地區,不只有寧波通道,還有嘉紹跨錢塘江通道、錢江通道、杭州灣跨海鐵路橋等替代性工程。 2008年12月,嘉紹通道開工,預計將在2012年底至2013年通車,這座被稱為「杭州灣第二通道」的大橋全線雙向八車道,比寧波杭州灣跨海大橋還多 兩個車道。錢江通道的主體工程——錢江隧道和錢江大道也於2010年1月正式開工建設。此外,目前寧波市已將杭州灣跨海鐵路橋建設列入「十二五規劃建 議」,並已開始前期工作。
寧波通道、嘉紹通道和錢江通道的起點分別是寧波慈溪、紹興上虞和杭州蕭山,同處杭甬高速公路沿線,相隔距離均只有幾十公里,而橋的另一端都是上海。因此,不少觀點認為建設這三座大橋其實是浙江這三個城市展開的一場接軌上海的交通競爭。
根據大橋發展的測算,在嘉紹通道開通的第一年,杭州灣大橋將面臨近30%的分流威脅。大橋發展一位工作人員向財新《新世紀》記者無奈表示,「政府做的是整體規劃,不能只保證我們掙錢。」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11027/2416391.shtml
每經記者 徐傑 發自杭州
一場職工停工事件已導致華潤雪花杭州西湖啤酒廠停產一星期。
昨日(10月26日),華潤雪花啤酒(杭州西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潤杭州)發佈通告稱,截至昨日,華潤杭州已停產和停供貨七天,公司遭受巨大經濟損失,今天公司要恢復正常經營,若未能按期恢復正常生產經營,公司將被迫關閉。
華潤杭州復工前景仍不確定。該公司多名職工昨日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職工補償政策未明朗,目前仍沒有復工的打算。而這一切距離華潤雪花全資收購 「西湖啤酒」(華潤杭州前身)剛過2個月時間。
根據職工代表介紹,停工原因是原屬國有企業的「西湖啤酒」在一系列的改制過程中,職工並未從中享受到經濟補償等利益。杭州華潤昨日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該問題屬於歷史遺留問題,使企業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停工起源
昨日,杭州氣溫再度下降,陰沉中透出寒氣,天空愁云難散。
位於杭州西湖區西溪路545號的西湖啤酒廠內聚集了上百職工,「有在崗的,也有已經退休的」,廠房進口處掛著多條橫幅。
老王18歲就在杭州西湖啤酒廠工作,看著公司一路走來,他現在58歲了,「當初只有一個車間,逢到雨天就撐著傘幹活。」在現場,不少老職工表示,工作時間少則30年,但在企業改制過程中,並未享受到補償政策。
現場員工訴求主要是勞動合同問題和企業改制過程中的利益保障問題。
勞動合同方面,杭州西湖啤酒廠被華潤雪花全資收購後,與原杭州西湖啤酒廠簽訂終身合同的員工是否按照新勞動合同重新簽訂,華潤雪花提供的新合同涉及條款比較籠統,職工認為不合理。
在職工利益方面,職工認為杭州西湖啤酒廠1992年第一次轉讓國有股份時,職工沒有享受經濟補償,杭州市1999年發佈的《關於我市國有中小企業改制若 干問題處理意見通知》明確,企業改制時,1983年前參加工作的在冊職工,以人均1.5萬元的標準從國有淨資產中提取,用於置換職工工齡,職工理應享受該 政策。
資料顯示,西湖啤酒廠原屬國有企業,其前身為杭州桃園嶺啤酒廠,於1958年建廠,是浙江省第一家啤酒廠,目前已有50多年的發展歷 史。西湖啤酒廠目前擁有杭州、德清兩個生產基地。西湖啤酒廠1992年變為合資公司,2000年朝日啤酒正式入股西湖啤酒,繼2010年11月29日以 2.68億元成功競購西湖啤酒45%股權及「西湖」等16件註冊商標之後,今年8月2日,華潤雪花再次斥資2.7億元收購西湖啤酒55%股權,全資控股西 湖啤酒。
或被迫關閉
對於職工利益,華潤杭州總經理張志武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杭州西湖啤酒廠在1992年改為合資公司,但上述杭州有關工齡置換的政策在1999年出台,不在政策規定範圍內。
但職工代表認為,根據杭州市1999年發佈的《關於我市國有中小企業改制若干問題處理意見通知》,企業改制時未對職工進行工齡置換,職工仍留在企業,並繼續履行原合同期限的,原企業改制後企業工齡連續計算。
根據張志武向記者出示的杭州市信訪局(2010)313號紀要文件顯示,文件下發前已經完成改制的企業,改制時未執行工齡置換的按勞動用工制度的政策執行。該紀要還明確,西湖啤酒廠應妥善解決職工問題。
為什麼1992年改制變為合資企業時,該企業不給職工執行工齡置換?現場多數職工表示,目前未領取國企改制過程中任何經濟補償和生活補助金等。這也得到張志武的證實。
「華潤雪花」方昨日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該問題屬於歷史遺留問題。在協商未果的情況下,幾十名員工以封堵廠門的形式阻礙企業正常經營秩序,使企 業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由於改制時間較早,當時沒有相應的政策文件,未予以工齡置換,在以後出台的相關文件中,企業又不在政策規定的範圍內」。
10月26日,華潤杭州通告稱,從10月27日8時起,公司恢復正常生產經營,如果公司不能正常生產,將被迫關閉。關閉期間,公司將停發對企業停產有直 接責任的員工的薪資福利,大部分員工放假回家,公司將依國家政策向員工發放生活費,由此給公司和員工造成的一切損失將由造成停產的責任人負責。
http://www.21cbh.com/HTML/2012-2-17/yMNDE2XzQwMjYyMQ.html
在經過4個小時的等待後,杭州市土地儲備中心取消了龍年首場土地出讓會的現場競價環節。
這是2月7日的杭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由於推出的5塊地均只有一家單位報名,所有地均分別加價100萬直接成交。
這5塊土地的獲得者分別為杭州江干石油燃料有限公司、杭州白楊投資管理、浙江博鰲實業投資等,幾乎都是地方國企及投資公司,開發商幾乎絕跡。
第二天,杭州再次推出主城區的三塊商業地。同樣不乏離地鐵近的好地塊,同樣地以底價加價100萬元直接成交——杭州市政府2012年的賣地計劃一開始似乎就「卡住了」。
杭州的土地收入在2009年以1200億元超過京滬,雄居中國榜首,如今遭遇了滑鐵盧。
2011年,杭州賣地收入僅為755億,相比2009年下滑了四成;其中主城區(不包括餘杭區、蕭山區)土地出讓金才316億元,只完成全年計劃的六成。
在中國,賣地收入通常佔到地方政府收入的40%-50%。在現有的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資金通常來源於土地出讓金(從去年開始納入預算內管理),而一旦出現賣地難,政府的基建項目將嗷嗷待哺,甚至停工。
隱秘托市,買首套房政府補貼20萬
2011年年底,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悄悄啟動了購房補貼,安排了1億元資金——只要是在下沙落戶的居民,購買首套房都可獲補貼20萬元。
已建成一大半的藍色錢江項目,是一個位於杭州錢江新城CBD核心區域的豪華住宅項目。
在一所如同歐洲宮殿般的華麗展廳裡,一群銷售人員閒散地坐在那裡。2011年年初,這座展廳裡的售樓人員還在忙著接待對該樓盤感興趣的潛在買家。
從 整體實力上來說,杭州同一線城市還有距離,但是在房價上卻毫不遜色,且本地購買力的活躍程度甚至還超過其他幾個城市。不過在這輪房地產行業持續時間最長, 過程最為曲折,政府、房產商、購房者博弈局面最為複雜的行情中,杭州房屋銷量大幅下降——限購、限貸、限價等一系列政策的疊加,讓杭州成為2011年中國 房地產重災區之一。
據杭州官方數據統計顯示,2011年杭州主城區住宅成交量較2010年減少49%,而2010年的住宅成交相比2009年亦下滑53%。降價促銷成了杭州樓市主旋律,不少區域樓盤價格接近於3年前,但成交量依舊從平穩走向蕭條。
在這種氛圍中,2011年年底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悄悄啟動了《2011年度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企業安居工程補助實施細則》,安排了1億元資金,用於建立租房補助和購房補助機制,只要是在下沙落戶的居民,購買首套房都可獲補貼20萬元。
與最近蕪湖、佛山的短命「松限」不同,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隱秘托市並沒有被中央叫停,高達20萬的補貼也意味著購房者只要再拿點錢就可以湊出首付了。這無疑為當地樓市打了一針興奮劑。
杭州21世紀不動產一位負責人即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這家地產中介2011年在杭州營業額最高的門店都位於下沙,「一個門店有八百多萬營業額,就因為年底的購房補貼政策,讓二手房成交量猛增」。
樓市白衣騎士
2011年年底,浙江一家身陷絕境的大開發商向杭州市政府求救。政府下屬的三家公司,將該開發商2009年拍下的一塊杭州地王買了過去,實現曲線「退地」。
事實上,在前幾次的中央房地產調控時,杭州政府就曾一次次扮演樓市的白衣騎士。
2006年1月,杭州試點「購房入戶」政策,外地人通過購房有機會落戶杭州。隨後兩年杭州市區房價從2006年6616元/平方米,飆漲至2007年的9042元/平方米。
2008年年底,浙江最大開發商綠城集團陷入資金鏈危機,六十多億待支付的土地出讓金幾乎將其董事長宋衛平逼入絕境。「多虧政府出台政策,土地出讓金可緩繳半年,才讓我有機會緩過來。」宋衛平曾經這樣對南方週末記者感嘆。
不僅如此,杭州市政府在當時還出台了《關於促進杭州市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從供需兩方面,回調各項從緊的房地產政策,隨後杭州樓市在2009年大反轉。
按照中國指數研究院發佈的數據,2009年杭州平均房價幾乎翻了一番,突破了2萬元/平米大關,與北京和上海等一線城市站在一個水平線上——杭州政府也因此成為當年救市最大受益者,2009年的杭州土地收入達1200億元,在全國排名第一。
而 就在2011年年末的一次秘密約訪中,浙江一家身陷絕境的大開發商又向杭州市政府發出求救:房子賣不出去,巨額債務卻即將到期,政府能否幫忙騰挪一兩個項 目?據這位開發商透露,杭州市一位領導當即回應,讓其去找政府下屬公司商量。旋即,杭州政府下屬三家公司,杭州城投、錢江新城公司及杭州地鐵公司向該開發 商伸出了援手,將該開發商2009年拍下的一塊杭州地王買了過去,實現曲線「退地」。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現在也沒錢了,2012顯然大家都很艱難。」剛剛渡過償債危機的上述開發商這樣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
大基建衝動
2003年至2010年,杭州共完成基礎設施投資3567億元,其中2010年為645.22億元。
從2012年起,地方政府巨額債務進入還貸高峰,但大多地方政府無力償還。
對包括杭州在內的諸多地方政府來說,這波因樓市低迷導致的土地銷售放緩,恰好出現在它們處境艱難的時期,因為它們在過去數年間累積的大量債務正開始陸續到期。
目前為止,還沒有公開的數據能顯示杭州市政府的債務情況。浙江官方曾在2010年年底披露過浙江省政府性債務情況——負債率20.15%,高於警戒線10.15個百分點,轄內四成市縣的政府負債率等三項指標超過警戒線。
「過去幾年,杭州因大規模的城建,欠債較多。」浙江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趙杭生說,過去三年杭州土地收入總計近3000億元,但如此龐大的土地收入更多是對城建負債的彌補。
2002年杭州開始拆除西湖邊的圍牆。當時的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提出了杭州的「城建藍圖」,構建以「國際花園城市」和「生態城市」為目標的綠色大都市。
到了2003年國慶,西湖全線實現無障礙免費遊覽,是當時唯一一個免費的5A級風景名勝;2007年開始,杭州又斥資1000億,修建一條由8條軌道組成的地鐵網絡。
杭州市統計局報告則稱,2003年至2010年,杭州共完成基礎設施投資3567億元。其中2010年基礎設施投資規模645.22億元,比上年增長7.2%;最近杭州市的一次工作會議披露,2012年杭州交通系統還將投資120億元,用於交通基礎設施建設。
不斷投入的巨資改善了杭州環境,並將杭州核心從西湖邊成功地拓展到錢塘江邊。十年間,杭州居住環境、城市形象地位,提升至各城市前列——但這些藍圖的實現,都依靠著巨額的財政投入。
錢從哪裡來?錢只能從土地裡來。
土地財政之困
「土地出讓金在杭州整個政府收入來源中達到四五成比例,城建資金支出是由土地出讓金的收入來以收定支的,連杭州市的學前教育也主要靠土地出讓金」。
幾乎很少有人知道,中國爭議頗大的土地招拍掛制度,最早是杭州市引進的。
1997年,杭州市成立了土地儲備中心,並在第二年出台了第一個地方土地儲備條例,並在1999年推出了土地招拍掛制度。從此,杭州的土地價格就開始扶搖直上了。這個強效吸必殺招迅速被全國各地模仿,作為先進經驗被快速複製。
和 開發商一樣,杭州市政府也很懂得「惜售」,招拍掛以來一直用「飢餓」的方式供地,保持土地的「賣方市場」,並且出台各種地方政策扶持房地產的發展——這種 「綁」在土地上的城市發展,迫使杭州市的土地越賣越貴,以保持城建資金平衡,同時政府托市的意願非常強烈。江浙原屬富庶之地,年年攀升的房價引發更加狂熱 的民間投資熱潮。
但杭州及其它各個市政府面臨的問題是,它們必須向中央上繳一大部分增值稅及其它稅收收入,並且必須自掏腰包支持大型建設項目。許多專家稱,這種情形導致地方政府過度依賴賣地收入。同時,中央政府抑制房價、給過熱的房地產市場降溫的決定,讓地方政府非常難受。
「杭州之所以屢屢救市,還是因為土地財政所困。」據趙杭生估計,土地出讓金在杭州整個政府收入來源中達到四五成比例,城建資金支出是由土地出讓金的收入來以收定支的,連杭州市的學前教育也主要靠土地出讓金,一旦土地賣價不好,基建資金供應就會失血。
但浙江省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綠城集團董事長宋衛平2月初已向南方週末表示,由於遭遇了資金鏈危機,2012年綠城的主題是生存,不會再去買地。
中原地產一份報告亦指出,2011年11月和12月,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拍賣流標或流拍。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房地產商會會長聶梅生表示,由於新樓盤銷量下降,2012年房地產行業資金鏈緊張已成定局,就算他們想買地也無力競購。
這種狀況若持續下去,將會有更多開發商採取觀望態度,包括杭州在內的財政將受到重大衝擊。
2月14日,杭州市召開了一場推進十大產業發展的工作會議,計劃集中200億元資金用於扶持包括蕭山汽車公園、千島湖「水上飛機」等項目。「這200億元從哪裡來?」趙杭生聲稱,「顯然只能來自賣地。」
http://www.infzm.com/content/70167
編者按:
「以地生財」的地方經濟模式,正面臨困境。
曾經,地方政府競爭的法寶是高額的土地出讓金,以及主要以土地為抵押的城市建設和基礎設施貸款,這些錢最後大都變成了「鐵(路)公(路)機(場)」。
如今,嚴厲的房產調控政策正在給高地價套上鎖鏈,而貨幣政策不再寬鬆也讓銀行的貸款越收越緊。地方政府的融資和還債能力因而大為萎縮。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南方週末走進杭州這個土地出讓金曾經全國第一而如今大幅萎縮的城市。杭州的困境,正是中國絕大多數地方的困境。
在經過4個小時的等待後,杭州市土地儲備中心取消了龍年首場土地出讓會的現場競價環節。
這是2月7日的杭州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由於推出的5塊地均只有一家單位報名,所有地均分別加價100萬直接成交。
這5塊土地的獲得者分別為杭州江干石油燃料有限公司、杭州白楊投資管理、浙江博鰲實業投資等,幾乎都是地方國企及投資公司,開發商幾乎絕跡。
第二天,杭州再次推出主城區的三塊商業地。同樣不乏離地鐵近的好地塊,同樣地以底價加價100萬元直接成交——杭州市政府2012年的賣地計劃一開始似乎就「卡住了」。
杭州的土地收入在2009年以1200億元超過京滬,雄居中國榜首,如今遭遇了滑鐵盧。
2011年,杭州賣地收入僅為755億,相比2009年下滑了四成;其中主城區(不包括餘杭區、蕭山區)土地出讓金才316億元,只完成全年計劃的六成。
在中國,賣地收入通常佔到地方政府收入的40%-50%。在現有的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資金通常來源於土地出讓金(從去年開始納入預算內管理),而一旦出現賣地難,政府的基建項目將嗷嗷待哺,甚至停工。
隱秘托市,買首套房政府補貼20萬
2011年年底,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悄悄啟動了購房補貼,安排了1億元資金——只要是在下沙落戶的居民,購買首套房都可獲補貼20萬元。
已建成一大半的藍色錢江項目,是一個位於杭州錢江新城CBD核心區域的豪華住宅項目。
在一所如同歐洲宮殿般的華麗展廳裡,一群銷售人員閒散地坐在那裡。2011年年初,這座展廳裡的售樓人員還在忙著接待對該樓盤感興趣的潛在買家。
從整體實力上來說,杭州同一線城市還有距離,但是在房價上卻毫不遜色,且本地購買力的活躍程度甚至還超過其他幾個城市。不過在這輪房地產行業持續時 間最長,過程最為曲折,政府、房產商、購房者博弈局面最為複雜的行情中,杭州房屋銷量大幅下降——限購、限貸、限價等一系列政策的疊加,讓杭州成為 2011年中國房地產重災區之一。
據杭州官方數據統計顯示,2011年杭州主城區住宅成交量較2010年減少49%,而2010年的住宅成交相比2009年亦下滑53%。降價促銷成了杭州樓市主旋律,不少區域樓盤價格接近於3年前,但成交量依舊從平穩走向蕭條。
在這種氛圍中,2011年年底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悄悄啟動了《2011年度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企業安居工程補助實施細則》,安排了1億元資金,用於建立租房補助和購房補助機制,只要是在下沙落戶的居民,購買首套房都可獲補貼20萬元。
與最近蕪湖、佛山的短命「松限」不同,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隱秘托市並沒有被中央叫停,高達20萬的補貼也意味著購房者只要再拿點錢就可以湊出首付了。這無疑為當地樓市打了一針興奮劑。
杭州21世紀不動產一位負責人即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這家地產中介2011年在杭州營業額最高的門店都位於下沙,「一個門店有八百多萬營業額,就因為年底的購房補貼政策,讓二手房成交量猛增」。
樓市白衣騎士
2011年年底,浙江一家身陷絕境的大開發商向杭州市政府求救。政府下屬的三家公司,將該開發商2009年拍下的一塊杭州地王買了過去,實現曲線「退地」。
事實上,在前幾次的中央房地產調控時,杭州政府就曾一次次扮演樓市的白衣騎士。
2006年1月,杭州試點「購房入戶」政策,外地人通過購房有機會落戶杭州。隨後兩年杭州市區房價從2006年6616元/平方米,飆漲至2007年的9042元/平方米。
2008年年底,浙江最大開發商綠城集團陷入資金鏈危機,六十多億待支付的土地出讓金幾乎將其董事長宋衛平逼入絕境。「多虧政府出台政策,土地出讓金可緩繳半年,才讓我有機會緩過來。」宋衛平曾經這樣對南方週末記者感嘆。
不僅如此,杭州市政府在當時還出台了《關於促進杭州市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從供需兩方面,回調各項從緊的房地產政策,隨後杭州樓市在2009年大反轉。
按照中國指數研究院發佈的數據,2009年杭州平均房價幾乎翻了一番,突破了2萬元/平米大關,與北京和上海等一線城市站在一個水平線上——杭州政府也因此成為當年救市最大受益者,2009年的杭州土地收入達1200億元,在全國排名第一。
而就在2011年年末的一次秘密約訪中,浙江一家身陷絕境的大開發商又向杭州市政府發出求救:房子賣不出去,巨額債務卻即將到期,政府能否幫忙騰挪 一兩個項目?據這位開發商透露,杭州市一位領導當即回應,讓其去找政府下屬公司商量。旋即,杭州政府下屬三家公司,杭州城投、錢江新城公司及杭州地鐵公司 向該開發商伸出了援手,將該開發商2009年拍下的一塊杭州地王買了過去,實現曲線「退地」。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現在也沒錢了,2012顯然大家都很艱難。」剛剛渡過償債危機的上述開發商這樣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
大基建衝動
2003年至2010年,杭州共完成基礎設施投資3567億元,其中2010年為645.22億元。
從2012年起,地方政府巨額債務進入還貸高峰,但大多地方政府無力償還。
對包括杭州在內的諸多地方政府來說,這波因樓市低迷導致的土地銷售放緩,恰好出現在它們處境艱難的時期,因為它們在過去數年間累積的大量債務正開始陸續到期。
目前為止,還沒有公開的數據能顯示杭州市政府的債務情況。浙江官方曾在2010年年底披露過浙江省政府性債務情況——負債率20.15%,高於警戒線10.15個百分點,轄內四成市縣的政府負債率等三項指標超過警戒線。
「過去幾年,杭州因大規模的城建,欠債較多。」浙江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趙杭生說,過去三年杭州土地收入總計近3000億元,但如此龐大的土地收入更多是對城建負債的彌補。
2002年杭州開始拆除西湖邊的圍牆。當時的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提出了杭州的「城建藍圖」,構建以「國際花園城市」和「生態城市」為目標的綠色大都市。
到了2003年國慶,西湖全線實現無障礙免費遊覽,是當時唯一一個免費的5A級風景名勝;2007年開始,杭州又斥資1000億,修建一條由8條軌道組成的地鐵網絡。
杭州市統計局報告則稱,2003年至2010年,杭州共完成基礎設施投資3567億元。其中2010年基礎設施投資規模645.22億元,比上年增長7.2%;最近杭州市的一次工作會議披露,2012年杭州交通系統還將投資120億元,用於交通基礎設施建設。
不斷投入的巨資改善了杭州環境,並將杭州核心從西湖邊成功地拓展到錢塘江邊。十年間,杭州居住環境、城市形象地位,提升至各城市前列——但這些藍圖的實現,都依靠著巨額的財政投入。
錢從哪裡來?錢只能從土地裡來。
土地財政之困
「土地出讓金在杭州整個政府收入來源中達到四五成比例,城建資金支出是由土地出讓金的收入來以收定支的,連杭州市的學前教育也主要靠土地出讓金」。
幾乎很少有人知道,中國爭議頗大的土地招拍掛制度,最早是杭州市引進的。
1997年,杭州市成立了土地儲備中心,並在第二年出台了第一個地方土地儲備條例,並在1999年推出了土地招拍掛制度。從此,杭州的土地價格就開始扶搖直上了。這個強效吸必殺招迅速被全國各地模仿,作為先進經驗被快速複製。
和開發商一樣,杭州市政府也很懂得「惜售」,招拍掛以來一直用「飢餓」的方式供地,保持土地的「賣方市場」,並且出台各種地方政策扶持房地產的發展 ——這種「綁」在土地上的城市發展,迫使杭州市的土地越賣越貴,以保持城建資金平衡,同時政府托市的意願非常強烈。江浙原屬富庶之地,年年攀升的房價引發 更加狂熱的民間投資熱潮。
但杭州及其它各個市政府面臨的問題是,它們必須向中央上繳一大部分增值稅及其它稅收收入,並且必須自掏腰包支持大型建設項目。許多專家稱,這種情形導致地方政府過度依賴賣地收入。同時,中央政府抑制房價、給過熱的房地產市場降溫的決定,讓地方政府非常難受。
「杭州之所以屢屢救市,還是因為土地財政所困。」據趙杭生估計,土地出讓金在杭州整個政府收入來源中達到四五成比例,城建資金支出是由土地出讓金的收入來以收定支的,連杭州市的學前教育也主要靠土地出讓金,一旦土地賣價不好,基建資金供應就會失血。
但浙江省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綠城集團董事長宋衛平2月初已向南方週末表示,由於遭遇了資金鏈危機,2012年綠城的主題是生存,不會再去買地。
中原地產一份報告亦指出,2011年11月和12月,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拍賣流標或流拍。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房地產商會會長聶梅生表示,由於新樓盤銷量下降,2012年房地產行業資金鏈緊張已成定局,就算他們想買地也無力競購。
這種狀況若持續下去,將會有更多開發商採取觀望態度,包括杭州在內的財政將受到重大衝擊。
2月14日,杭州市召開了一場推進十大產業發展的工作會議,計劃集中200億元資金用於扶持包括蕭山汽車公園、千島湖「水上飛機」等項目。「這200億元從哪裡來?」趙杭生聲稱,「顯然只能來自賣地。」
(南方週末記者王小喬亦有貢獻)
無數浙江的大中小企業,通過縱橫交錯的擔保之網異常緊密地糾纏在一起。銀行間的激烈競爭,與金融危機後的刺激政策,更加促進了這張網絡的生長。於是,危機一旦出現,便成了火燒連營。
一道沉重的選擇題——要麼欠貸不還,要麼讓資金鏈斷裂。這是許多杭州企業正面臨的痛苦抉擇。
對於中國經濟來說,無論選擇哪個,都代價慘重:前者會造成金融資產的迅速惡化,後者則會牽連大批企業直接墜入破產深淵。
「辦企業十多年,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機,我也從未像現在這樣對資金感到如此恐懼。」一位捲入危機的企業主,心有餘悸地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這場危機,被當地的銀行業人士稱為「史無前例」。來自銀監局的數據顯示,浙江省2012年4月底不良貸款為637億,比年初增長145億,增幅近30%。
杭州家具商會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僅僅是在家具行業,擔保圈所涉及的企業就有100多家,債務金額超過100億元。而根據上市公司公開資料,綠城、新湖中寶等13家浙江上市公司為23家非關聯方提供了擔保,涉及金額25.5億元。
眼下的杭州,企業與銀行都人人自危,政府也開始全力介入。
今年以來,杭州市政府及各區縣政府已經密集召集受擔保圈信貸危機波及的企業和各家銀行召開協調會,試圖說服銀行停止從企業抽貸,以控制危機的迅速蔓延,但收效甚微。
2012年6月20日,浙江省政府召開主題為「改善金融發展環境、確保經濟穩定增長」的視頻會議,省長出席,杭州市政府「針對當前企業出現的資金鏈斷裂等風險」發言。
「到現在為止,整個盤子擴散到底有多大,我們心裡一點底都沒有。」杭州市經信委副主任徐虎忠曾這樣表示。
自從2011年9月溫州大規模爆發跑路潮以來,資金斷裂企業名單就一直在不斷刷新——中江控股、高盛科技、康輝銅業、廣業鋼鐵……一些小公司的資金
鏈緊張,如何引發了這場大面積的危機?擔保圈信貸危機如何像黑洞一般,捲進越來越多的企業?南方週末記者記錄了其中一個典型故事,一家公司如何直接將至少
三十餘家公司拖入危機。
擔保鏈上,多米諾骨牌倒下
一家公司的危機,經由互保鏈,迅速放大擴散至其外圍的數級擔保圈,風暴由此升級。
掀起這場風暴的蝴蝶,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建築公司浙江天煜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煜建設),註冊地為浙江東陽。
2011年12月20日,天煜建設下屬江蘇分公司經理因非法集資被法院立案,天煜建設全部賬戶和房產陸續被法院凍結查封。
很快,火燒到了家具製造企業嘉逸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嘉逸集團),因為嘉逸集團與天煜建設存在互保關係。
「互保」是指互相擔保,也就是企業之間對等為對方保證貸款,當對方還不上時需承擔還款連帶責任。浙江企業之間互保非常普遍,還有更多的採用「聯保」,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企業自願組成擔保聯合體,所有成員為其中任何一家的貸款承擔連帶責任。
十餘天後,嘉逸集團及其關聯公司陸續被建設銀行、寧波銀行等八家銀行「擠兌」,被收貸1.15億元,導致出現1.2億元貸款逾期。
風暴由此迅速升級。根據浙江餘杭區政府向浙江省銀監局提交的一份文件顯示,嘉逸集團互保圈有六大集團,涉及企業超過30多家,互保金額總計4.18億元,資產逾55億元。
一個月後,因與嘉逸集團有互保關係,家具行業的「大哥」榮事集團被北京銀行率先收貸3000萬元。為保障企業正常流動資金,榮事於5月3日出現第一筆貸款逾期。
同處第二級擔保圈的兩家企業同樣遭遇銀行收貸,而另一家互保公司高盛集團於3月初出現資金鏈斷裂,董事長洪漢民出逃加拿大。
事實上,風暴仍在加速積聚。
2012年3月,因發現危機向家具行業擴散,杭州家具商會向杭州市政府及省銀監局遞交報告,希望銀行停止收貸、返還貸款,並「在3年內不減少企業貸款額度」。
不料這份報告恰恰適得其反,浙江省銀監局馬上抄告各銀行,家具行業因此被銀行列入重點關注行業——榮事下游的二級擔保圈企業接連出現銀行收貸。
由於產業集聚,杭州家具企業大多由行業上下游公司提供擔保。根據杭州家具商會的統計,由於互保圈擴散,牽涉關聯行業內企業100多家,債務金額超過100億元。
3月26日,擔保鏈上體量最大的虎牌控股集團因與榮事的互保關係,被華夏銀行收貸4000萬元,第二天又被中國銀行收貸4000萬元,緊接著又相繼被中行、建行及農行收貸共5500萬。
虎牌告急,風暴由此升級,從建築行業的小公司蔓延到家具行業、輸配電行業,並繼續向化工、紡織等其他行業迅速擴散。
虎牌傳染「金融非典」
跟上一波民間借貸潮中許多企業是因老闆賭博、炒房、放高利貸而出現資金鏈問題不一樣,這一次擔保信貸危機波及的企業,許多都是專注實業資產健康,甚至不少是像虎牌這樣的行業明星企業。
虎牌控股是這個擔保鏈中規模最大的企業,躋身「中國民企五百強」,坐擁35億資產。它在輸配電領域已經踏實經營了數十年,即使在炒樓風氣極重的浙江,也始終恪守本業,沒有涉足房地產。
銀行上門收貸之時,恰逢虎牌由於此前的一次收購而處於流動資金吃緊的狀況之中。
2010年11月,虎牌控股斥資7.98億元收購浙江省電力公司剝離的三產企業浙江宏發能源投資有限公司100%股權,希望借由產業鏈延伸「做大做強」。收購款的一半來自自有資金,剩下的3.82億元由浙商銀行提供併購貸款。
但虎牌與浙商銀行的合作並不順利。
浙商銀行方面稱,虎牌控股在完成併購後未按約定質押宏發能源下屬兩家合資公司的股權,所以收回貸款1.32億元。
而虎牌的難處是,合資方西門子及德特公司並不願提供股權質押。
「我們請浙商銀行幫忙做併購盡職調查。他們一開始就沒有說清楚,外資股權到底能不能質押。」虎牌董事長虞成華說。
這意味著,1億多資金缺口,需要由虎牌從旗下子公司的流動資金中抽調。
2012年1月,虎牌控股股東注資1億多,希望幫助企業在這一年順利轉貸。但此時,從擔保鏈上擴散而來的銀行收貸潮,很快將虎牌儲備的轉貸資金抽乾——長期的高速增長中,製造業短貸長用成為常態,大量銀行貸款已經沉澱到設備和材料中,無法迅速變現。
「你叫我一下子還這麼多錢,錢能從哪裡來,現在即使想從民間借貸都借不到了,都叫銀行收空了,」虞成華說,「這是金融『非典』,就像傳染病。」
事實上,跟上一波民間借貸潮中許多企業是因為老闆賭博、炒房、放高利貸而出現資金鏈問題不一樣,這一次的擔保信貸危機波及的企業,許多都是專注實業的公司,甚至不少是像虎牌這樣的行業明星企業。
即使他們中的一些人意識到了過去擴張的步伐太快,並沒有為資金鏈危機作出足夠的準備,也已經來不及從已經錯綜複雜的擔保網中安全抽身。
據不完全統計,銀行收貸之後,僅虎牌、榮事、正邦、新世、嘉逸、朗華和正見7家公司,其在29家銀行或信用社的貸款餘額就高達35.8億元,並涉及共32家互保公司——這還不包括這些互保公司擴散開去的擔保圈。
危險的不良資產
銀行瘋狂收貸的背後,是它的生存邏輯。「因為不良貸款出得太多,幾家銀行的支行行長都被就地免職。」
天煜資產被查封之初,嘉逸集團理論上可以通過變更擔保人或者縮減借貸規模的方式建立防火牆。但現實的情況是——
2012年1月,嘉逸被建行收貸5000萬元後,雙方協商,建行同意重新放出2500萬。但就在洽談過程中,其他銀行相繼嗅到風險,也開始收貸。
結果是,建行反悔了。
「他們擔心一放下來,就被別的銀行收走,成了冤大頭。」一位知情人士說,他所在的公司與嘉逸有互保關係,因此一直保持密切關注。
當時嘉逸因天煜出事而脫保的金額達到9000萬,嘉逸的另外四家互保企業同意以每家兩三千萬的金額幫嘉逸扛起這部分擔保額度。
但北京銀行和建行均不同意,要求嘉逸必須尋找另外的互保公司,他們的理由是——火萬一燒到嘉逸,原有的互保公司肯定要倒,因此擔心擔保效力不夠。
「有風險的時候沒人往裡面跳,時間就拖下來了。」上述知情人士說。而最後的結果,是火勢繼續蔓延,至今仍無法熄滅。
在杭州,各家銀行內部都已悄然將風險控制放到了比信貸任務更重要的位置。
據杭州銀行一位客戶經理介紹,年初的時候銀行還在強調今年的放貸指標,到了現在,「已經沒有人那麼關心業績,風控是首要的任務」。其所在的銀行,一筆在過去幾乎暢通無阻的抵押貸款,也被審批人員以「用途不合理」否決。
多名消息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幾乎所有被收貸的企業都曾遭遇銀行「連哄帶騙」。企業還貸前,銀行承諾給予轉貸,一切都按程序走,「保證金都打進去了」,結果到臨簽字的最後一秒鐘說「對不起,沒有額度了」。甚至有的銀行將企業賬上未到期的貸款直接劃走。
銀行瘋狂收貸的背後,是它的生存邏輯。
銀行內部不良貸款率通常有1%的容忍度,一旦越線,就會啟動問責機制。
據一位城商行的高管介紹,以他所在的銀行為例,如果一筆500萬元貸款出現逾期,所有簽字放貸的員工需要繳納3%風險押金,即15萬元,第一責任人客戶經理繳納金額最多,為6萬元。如果這筆逾期貸款最終無法償還,銀行員工繳納的風險押金將無法償還。
「因為不良貸款出得太多,幾家銀行的支行行長都被就地免職。」 浙江一家城商行杭州分行的風險控制官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據《新世紀》週刊公開報導,今年浙江銀行業的不良貸款餘額與不良貸款率出現罕見的「雙升」。
風聲鶴唳之下,銀行惜貸嚴重——有信貸客戶經理完不成放貸任務,但寧可只拿到手500元的工資,也不敢將收回來的貸款放給這些快要斷流的民營企業。
「為了控制風險又要完成任務,就只能把貸款放給國有企業。」中信銀行一位信貸部人士說。
艱難的政府協調
金融改革十餘年已經有了一定效果,要對股東負責的銀行已經不再完全聽命於地方政府。「烏紗帽和資金,這兩個手段政府都沒有,所以協調銀行沒什麼效果。」
危機中的企業,再一次將希望寄託在政府身上。
6月19日,浙江省正邦水電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正邦水電)「銀企協調會」在杭州濱江開發區政府的一間會議室裡舉行。
正邦水電與虎牌有互保關係,它正在承建一項防汛工程,因此這家公司的境遇頗受政府重視——跟大多數由區政府召集舉行的協調會不同,這次協調會由浙江省金融辦召集債權銀行,顯然級別更高。
但會議內容大致相似。
正邦水電為虎牌7000萬元貸款提供了擔保,因此受虎牌危機波及,被銀行緊急收貸——從4月1日起,正邦在短短45天內,被平安銀行、中信實業銀行、華夏銀行和寧波銀行收貸共計1.05億元。
「如大壩決口,勢不可擋。」正邦董事長楊勇稱,自己日夜煎熬,「不是在做人,是做鬼」。
為按時還貸,正邦借了3000萬元的民間貸款。
在會上,楊勇反覆強調公司經營正常,有正常現金流,且正在進行信貸規模瘦身,懇請各銀行不收貸、不壓貸、不改變擔保形式,「在利率上適當上浮一點,不要加太多」。
各家銀行的代表在會上問及正邦的兩大問題是,「你的3000萬民間借貸怎麼還」以及「與虎牌的擔保怎麼化解」。
「銀行對你的隱性債務心裡沒底,才會壓貸,銀行的審貸會需要明確的信息。」光大銀行代表說。
杭州銀行代表則直率地指出,目前形勢下存在「羊群效應」,「每家銀行都有自己的信貸政策、流程和授權,如果誰先動手(收貸),我們在這裡說要『共進退』就都是一句空話。」他說,「即使濱江區的銀行步調一致,區外的銀行收貸怎麼辦?」
會上儘管各銀行紛紛表態「支持正邦」,也提出建立銀團貸款、引進國有背景的擔保公司來解套等方案。但一位已多次參加類似協調會的與會人士對記者評論道,「沒有實質性的協議簽署,變數還是很大,一份會議紀要沒有任何約束力。」
這正是地方政府在危機中面對的困境,類似情況並非第一次出現。
在家具行業,杭州市政府協調信貸問題的專題會議召開十五天後,會議紀要終於姍姍來遲。這份會議紀要是市政府提出的解決信貸危機的「原則性方案」,被區政府稱為「尚方寶劍」。企業主們一度對此寄予厚望。
現實讓他們失望了。
由天煜案擔保圈中涉及的新世公司曾應區政府的建議,帶著杭州市政府發佈的會議紀要,希望興業銀行將收回的抵押貸款重新放出——新世4000萬房產抵押,被收貸後只剩1000萬元。興業銀行連公司的人都沒有見,直接回應稱「如果虎牌危機沒有解除,不可能變更方案」。
「烏紗帽和資金,這兩個手段政府都沒有,所以協調銀行沒什麼效果。」一位杭州市金融辦人士說。
事實上,金融改革十餘年已經有了一定效果,要對股東負責的銀行已經不再完全聽命於地方政府。
這位金融辦人士提出的兩個方案是,由區政府拿出應急資金幫企業轉貸以避免銀行收貸,或者是,增加區政府在該銀行的財政存款,「我給你利益,你幫助我,其餘都是空談。」
沒有結束的尾聲
「2008年是青蛙跳進開水裡,而這一次,是『溫水煮青蛙』。」「這一波波及的企業數量呈級數增長。」
杭州轄區內,蕭山區和建德市政府採取了財政資金池的方式。
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蕭山區政府成立了一個總額為5億元的區政府應急專項資金。
這一資金池在2008年12月成立,到2009年初經濟好轉後停止。在2011年11月重新啟動。
根據蕭山區政府提供的數據,這一資金池設立以來,共為中小企業提供應急資金82筆,累計周轉資金15億元。具體做法是,企業提出申請後,人行蕭山支 行聯絡相關貸款銀行,由貸款行出具《轉貸承諾書》;由區財政與企業簽訂借款協議書,貸款銀行確保政府應急資金進入企業貸款賬戶;銀行放貸資金下達企業貸款 賬戶的同時,應急資金本金及費用實時劃撥至財政指定賬戶。
企業使用政府應急專項資金原則上不超過5天,其間的資金流轉由人行蕭山支行全程監督,確保資金運轉安全。
這種做法相當於政府出面確保銀企轉貸過程的完成,防止銀行收貸之後不續貸。「5億元的資金池周轉起來,一個月可以解決數十億的資金流轉問題。」
嘉逸公司正是通過蕭山區政府的這項馳援,在被收貸1個多億後,得以死裡逃生。
而更多的蕭山區以外的企業,依然掙紮在危機邊緣。也有企業,如虎牌和榮事,選擇了讓出股權。
虎牌控股這場危機讓董事長虞成華萌生退意,「有機會把資產都賣了,不想再幹了。」
而榮事正打算與一家家具國企交叉換股,讓渡榮事51%的控股權。
「這對企業發展也算是好事。」榮事公司一位不願具名的內部人士說,「在銀行面前,民企的全部資產,也抵不上國企的一個圖章。」
在杭州,類似的故事正在不斷上演,擔保圈危機還在蔓延。「2008年是青蛙跳進開水裡,而這一次,是『溫水煮青蛙』。」浦發銀行一位當地人士告訴南 方週末記者,春節前高利貸、炒房炒地造成的信貸危機爆發,而春節之後則是擔保圈信貸危機,「這一波波及的企業數量正呈級數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