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3-02/100362913.html
中國銀行業近來遭受不少批評：規模過於龐大，脫離實體經濟；利潤增加過猛，對服務對象 有擠壓；利潤主要來自利差，利差得益於管制。針對這些有許多好的改革建議，概括起來不外乎利率市場化、放開管制（開放民間金融）等。形式上說人民幣貸款利 率已基本市場化，下限為基準利率的90%，基本無上限。無法真正市場化的原因在於商業銀行的交易對象（企業和個人）無法和商業銀行平等交易，而這又涉及深 層次的銀行業准入問題。體制是關鍵，否則所謂市場化運行也只能是偽市場化的，但體制改革非旦夕之功，是否有立即可行的改善措施？提高中國商業銀行存款利率 或可嘗試。
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主要來自管制下的利差（淨利息收入）。據銀監會發佈的《中國銀行業運行報告（2011年度）》，商業銀行（包括5家大型商業 銀行、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和外資銀行，比一般所稱銀行業金融機構範圍小）總資產餘額88.4萬億元，比2010年末增長 19.2%；全年實現淨利潤10412億元，比2010年增長36.3%；2011年實現淨利息收入2.15萬億元，生息資產增長和淨息差擴大共同推動了 淨利息收入的增加，非利息收入5149億元。從報告數據來看，商業銀行淨利息收入仍是總收入的絕大部分，佔80.68%。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管制形 成的利差。
由表可見，央行調整利率，除宏觀經濟狀況外，保持相當大利差也是其考量的因素，最近十次調息基準利差未動就是證明；從1999年開始，基準利率 下利差和貸款利率之比平均在一半左右，考慮貸款上浮修正會更高，這直接形成商業銀行盈利。這大概是中國獨有，16家上市商業銀行2011年上半年數據表 明，從淨息差[它和貸款/存款的利率差密切相關，但非同一指標，淨息差=（利息淨收入+債券投資利息收入）/ 生息資產平均餘額 × 折年係數]看，最低的是中國銀行，為2.11%，原因就在於其境外資產佔比最高，說明境外此類指標低於境內。
提高存款利率情況怎樣？商業銀行利潤項目較複雜，可簡化成：淨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營業稅金及附加-業務及管理費-資產減值-所得稅=淨利 潤，佔收入來源80.68%的淨利息收入=生息資產利息收入-計息負債利息支出。調高存款利率等於調高利息支出，銀監會未公佈全行業情況。據工、農、中、 建、交五家大型商業銀行2010年年報，五家合計存款利息支出/淨利息收入約為45%，存款中公司存款約佔50%、個人48%。
簡略模擬調高效果：1.商業銀行利潤下降；2.實體經濟利潤增加；3.個人利息收入增加；4.因個人利息收入暫無所得稅，稅收下降；5.商業銀 行減少的利潤約一半轉化成公司利潤增加，對資本市場而言，最新市盈率銀行業9.28倍，個數最多（1414家）的製造業26.47倍，是銀行業的2倍多， 轉化不會有總體估值衝擊。
總之，提高存款利率能增強實體經濟活力，增加居民消費和投資能力，但政府稅收和商業銀行利潤會下降，依賴貨幣政策擴張時工具操作效果會削減。但這也許會迫使商業銀行開拓新的服務，並將資金向更迫切、成本承受力更強的貸款主體轉移，改良配置。或可一試。
作者為投資業者
從經濟學角度看，水資源具有無替代性，而其它能源資源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可替代性。中國是個缺水的國家。今年2月16日國務院發佈的《關於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描述，「人多水少、水資源時空分佈不均是我國基本國情和水情。當前水資源形勢十分嚴峻，短缺、水污染、水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日益突出，已成為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瓶頸。」
相比於世界主要國家，中國人均水資源量幾乎是最少的。從水資源構成角度，考察中國水量平衡的狀況，基本公式是「水資源總量+入境水量=入海水量+出境水量+耗水量+庫存調節」。其中出境水量包括從國內流出國境及流入國際界河的水量，庫存調節是水庫蓄水量及地下水儲存量的變化，增加為正，減少為負。從水利部每年發佈的中國水資源公告，可一窺中國近年來水量平衡的情況。
水資源總量指降水形成的地表、地下產水總量（不包括外來水量），由地表水資源量與地下水資源量相加、扣除兩者之間互相轉化的重複計算量而得，它主要取決於降水量。
從供給端看，決定中國可利用水資源的因素有：降水量、入境量、入海量、出境量、跨年調節能力等。降水量在較長時間尺度（10年左右）雖有波動，但並無明顯變化趨勢，基本維持在5.5萬億-6.5萬億立方米之間，並非人為可控；入境量波動下降，非中國可控；入海量，考慮沿海及近海生態為自然狀態為宜；出境量比較穩定，有調節空間；中國雖有各類水庫八萬多座，總庫容7000多億立方米，但能投入跨年度調節（年內季節調節對當年總量無作用）的水量不到每年用水量的10%，工程作用並不明顯。總之，自然條件基本恆定，工程調節作用有限，如果不想修諸如「朔天運河工程」攔截出境量（主要流經云南、西藏、廣西），供給基本不可調。
從需求端看，中國近年用水總量呈緩慢上升態勢，2010年達到6022億立方米，比2000年時的用水總量增加了約10%，其中農業用水比重下降（從68.82%降到61.26%），工業用水比重上升（從20.72%升至24.03%），生活用水比重上升（從10.46%升至12.72%）。如上分析，中國的水資源供給基本剛性，無法調節，而需求呈上升趨勢，如果人為控制價格，就會扭曲供求關係，因此調價是必然的。
據水利部提供的數據，2010年，全國36個大中城市工業用水均價為3.68元/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水均價1.90元/立方米，假定每立方米前者提價1元，後者提價0.5元，提價幅度均接近30%，以2010年用水規模數據，大概涉資1800億元。如果對部分低收入居民補貼供水票（比補貼現金對物價衝擊更小），和一次上調汽柴油零售價的影響差不多——以中國2010年汽柴油總消費2.15億噸為基數計算，上調油價600元/噸，涉資規模約1300億元。
大幅度提高水價有好處。其一，可極大減少水的浪費；其二，可抑制高耗水的生產和生活需求；其三，可刺激水環保、節水和水重複利用領域的發展。當然也有不利的方面，比如：對CPI會帶來一定衝擊，但可承受；對低收入居民生活會帶來影響，但可通過政府補貼解決。水資源很特別，但在市場條件下仍是商品，具有商品的基本屬性。調節供需關鍵是價格，否則任憑多麼嚴格的管理制度，任憑工程師們把水東南西北地調動，中國水資源的總量短缺問題仍沒法根本解決，因為資源配置的關鍵機制沒有發揮作用。
作者為投資業者
因為工作原因，最近接觸到一個真實故事。
A省有個比較成功的民營企業家B，近20年來做生意頗積攢了些資本。幾年前出於自身融資的考慮，加之經營實業比金融、股權投資辛苦太多，B投資了當地的一家金融企業當小股東（政府是大股東）。
B當股東後，獲取信貸融資相對比以前方便不少，還本付息也挺正常，當然，B的貸款過程是不是百分之百合規存疑。
後來，某權貴資本C看上了A省這家金融機構，以增資方式成為僅次於政府的第二大股東，入股過程在形式上符合公開、公正、公平的要求，實際掌管了該家金融機構的經營。
B的麻煩從此開始。C清理股東貸款，B起先抵抗了一陣，待C動用公權力時，B屈服並表示願意歸還所有貸款，但C並不罷手。
原來C的目的除清理貸款外，還想讓B把投資的股份優惠轉給C並徹底離開。最後結局目前尚未見分曉。
最近一次見到B，他很憔悴，私下說準備全部甩賣資產，關了企業，移民他鄉云云。寫下這個故事，並不是簡單同情B。
坦率而言，B自己的經營環節（如納稅）和入股、貸款過程或存在毛病，真要「東窗事發」也怨不得別人。
只是這種「被甩賣」讓我思考另一個較為抽象的問題：什麼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心腹之患？
過去30多年，在政治體制和社會環境不很匹配的條件下，中國經濟增長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忽視這點來討論中國經濟，就失去了理性分析的基礎。
但眾所周知，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眾多挑戰：資源環境脆弱、人口老化、公民的基本財產權（如城鄉土地）沒有徹底解決、企業所有制結構不夠優化、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模式有待調整、出口導向經濟帶來了外匯金融風險等等。每個問題都很嚴峻，但個人認為它們均不能對中國經濟發展構成致命障礙，在我看來，現階段對中國經濟發展構成心腹之患的是權貴資本。
首先，權貴資本的規模很大。權貴資本可以大致理解為權力與資本結合，謀求壟斷社會財富，前提就是權錢結合。
上世紀80年代前，權力普遍存在，但缺乏資本，權貴資本的規模可以忽略不計；80年代至90年代初，權貴資本初具苗頭；但自新世紀以來，權貴資本的規模越來越大，蔚為壯觀。中國官場進入短週期輪替階段，躋身權貴人數呈幾何式增長，且人均控制資本遠非上世紀80年代可以想像。
其次，權貴資本的形式複雜。中國開放已20年有餘，權貴第二三代多從海外學成歸來，其他領域不清楚，在利用中國概念資本獲利方面，如離岸載體、新穎的所有制結構、稀奇古怪的賬戶、避稅手段、特別安排入股等等漸臻化境，如果他們願意現身說法，各大商學院的教授怕得下崗。
第三，權貴資本擠出其他市場資本。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的規模很小，未開墾的領域很多，權貴資本和非權貴的民營/國有資本基本上可以做到互不干擾。今日中國經濟規模已相當龐大，經濟處女地已很少，且權貴資本並不擅長開拓創新，於是把逐利目光轉向了存量經濟，由此產生擠出效應。最易下手的當然是民營經濟，且不排除其逐漸涉足國有經濟的可能。
第四，權貴資本有隱蔽性。在中國，行賄/受賄是一般腐敗現象，扭曲資源配置、侵蝕社會道德，權貴資本亦如此。
只不過權貴資本還有其特別之處：一是非「普適性」。略去道德因素，行賄和受賄對經濟活動個體是一種「普適權力」，理論上，只要願意誰都能擁有，大致可以理解為對經濟行為徵了「腐敗稅」（稅率或正或負），但權貴資本是「個別權力」；二是權貴資本較難繩之以法。一般腐敗無論多麼普遍，法律邊界比較明確，也有清晰的處罰手段，但權貴資本在形式上更具迷惑性。
稽之往史，與如今權貴資本相似的是兩晉的門閥政治，它輔以九品中正制銓敘制度，使豪門利益得以固化，廟堂之上，裙帶飄飄。
考諸寰宇，在拉丁美洲、亞洲一些國家及轉軌經濟體中，權貴資本已公開制度化，權力/財富有明確的轉換價格，後果如何，歷歷在目。
有他人之鑑，當警惕權貴資本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心腹之患。█
作者投資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