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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在線:港鐵搵花旗學者撐 李華華


2008-11-26  AppleDaily


 

發 展商不時鬧港鐵(066)批上蓋項目發展權時食到盡,政府又改咗鐵路發展模式,好多條新線都唔批沿線地皮畀港鐵起樓補貼興建費。眼見嚿肥豬肉冇咗,港鐵四 出游說話鐵路混合上蓋物業發展有幾好,但自己講說服力始終差啲。咁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嘅Robert Cervero教授研究開呢個題目,結論好正面,港鐵梗係嗱嗱聲請佢嚟香港講吓有幾好。研究過13個城市交通發展模式,教授話呢種以上蓋項目補助鐵路發展 嘅模式最可行,而港鐵係運用呢個模式最成功嘅例子之一,既可減少土地同能源消耗、各種污染,又可以喺城市規劃同發展密度盡量攞到平衡,樓價仲可以賣貴兩三 成,簡直係三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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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在線:同胞想加薪商家學者開火 李華華

2010-7-29  AD





 

索羅斯想北望神 州賺人仔,o依家搞埋印度,梗係啦,呢兩個新興市場出晒名人工低、成本低喎!之但係o依家內地鬧緊加薪潮喎,好似代表商家嘅中國國際金融董事長李劍閣,就 同經濟學者、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就加薪速度針鋒相對!噚日香港中華總商會110周年高峯論壇上,李劍閣話,打工仔梗係想加人 工,但工資水平應該由市場決定,叫政府同學者唔好人為地推高工資,人工加得快但生產力追唔上,盞搞到工廠執笠。樊綱又唔認同咁話,家陣工資增長速度遠遠低 過生產力,仲串佢希望內地工資可以加快啲o忝!

李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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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商业模式资深研究学者谢子聪:推动电动车商业化明年是关键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1-15/3MMDAwMDIwNTg3MQ_2.html

随着即将启动的十二五规划,中国电动车商业化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商业模式的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电动车产业化破题的关键,无论是此前央企电动车联盟的成立,还是刚刚闭幕的深圳电动车展,都传递了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号。

11月初,电动车商业模式资深研究学者谢子聪接受了本报专访。谢是“实用电动车主义”的代表,不同于传统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的思维模式,强调按照赋予电动车市场竞争力原则构架商业模式和配套制定技术路线和标准,力推中国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电动车商业模式。

电动车不适合西方惯用商业法则

《21世纪》:面对过去十年全球电动车产业的发展,我们可以总结什么?

谢 子聪:美、日、中、欧四大主要力量在电动车方面进行了研究,前十年走到今天,做了很多动作,结论有两个,第一个是:有了可以跑的车、有了可以用的动力电 池、有了一个按照“自充电”构架的商业模式,以建立充电站和充电桩为主的商业模式。也有了部分电动车的销售,而电动车的销售主要集中在混合动力车和特种 车,如环卫车、大巴、工程用车,真正的纯电动车特别是电动乘用车发展不大。 美国是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了对电动汽车立法,形成了一些对于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发展战略和相关条规。九十年代,三大汽车公司——通用、克莱斯勒、福特联合 形成一个共同体,这些年走来,美日欧的主要点放在了电池技术的研发上,因为按照他们确认的商业模式觉得发展电动车的关键是电池的技术问题。

《21世纪》:您认为,这么多年来全球电动车之所以没有形成大规模商业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谢 子聪:真正的原因是西方人所惯用的“科技造新品、功能创利润”的商业法则在电动车这件事上不好使了。近百年西方人一直在市场上采用两种商业法则,一种是 “科技造新品、功能创利润”商业法则为先导,另一种是“性价大比拼、市场促销售”商业法则。三十年前创新出现的手机、彩电、空调、洗衣机等产业都遵循这个 规律。其特征是,先用创新技术研发出一种在功能上超过原有旧产品的新产品来满足用户需要,刺激市场消费,获取高额回报,新产品可以卖高价的直接原因是功能 超越,研发企业有高额回报的保障是创新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可到电动车,技术创新的结果是功能上不能超过燃油车,如果电动车遇到堵车是可以 飞起来的,那么我相信再贵也是可以卖的,电动车悲哀就在于它不仅不能在功能上超越燃油车,而且它还比燃油车要差。这就违背了“科技造新品、功能创利润”的 新产品进入市场法则,而它又是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的产品,因为环保、减碳,资源的匮乏等等人类综合的社会发展需求,包括拉动新兴经济的发展,都在指望它。此 时,西方人懵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就是十年来美日欧至今还在探索电动车商业化发展道路的原因。

探索中国电动车商业模式和配套技术路线

《21世纪》:中国电动车商业化应该选择哪条路?

谢 子聪:现在我们就只能有两条路:一个就是等待二十年或是三十年,研发出新的电池技术,实现功能上的超越,然后再进一步的推向市场。另一个是在现有的技术水 平上搭建起商业模式的平台,让它先走起来。一旦走起来,各种实践中的数据就有了,那么科学家们就能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不断提升。没有商业化 的研究都只能是实验室的研究,就像电脑的发展,一路走来它的系统不断地更新就是因为它商业化了。

《21世纪》:如何确定哪种商业模式是成功的?

谢子聪:可持续发展的电动车商业模式有两个特征,一是参与产业链中的所有企业都是可以赚到钱的,另外参与这个商业活动的所有技术、设备、产品一定是可用的、可靠的、安全的,不在技术水平的高低。

“大哥大”那时候电池多大,待机才几个小时?现在电池多小,待机能有几十天;那个时候价格多贵,现在多便宜。它为什么能成,这是源于它的商业化模式,它就能不断地进步,实践使它不断提高。

老 百姓不会多花一倍的钱买电动车来做环保人士,老百姓也不会愿意买一个不方便使用的便宜产品。你给老百姓设计好晚上回家充电,但是这些还是低于燃油车的那种 自由、方便的程度。如果像加油站一样形成城市加电站网络和社区充电桩集群,用户有时间就回家充电,情况紧急走到哪里都能几分钟换块电池才能更方便。

《21世纪》:既然如此,中国的电动车商业化需要如何实施?

谢子聪:三十年来中国熟悉的从国外“买技术、买生产线、买模式”的新型产业操作方法在电动车这件事上也不灵了。原因有二,一是国外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买,二是这一轮行业创新我们起步早,几乎与全球同步。

既 然电动车不能够沿用习惯的发展路线,就要按照“性价大比拼、市场促销售”的商业法则来推动。然后分三步来实施,首先,根据电动车这些商品特性要求构建符合 它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发展初期,可能有几种模式并存,都可以在不同的城市试,让市场来判定哪种模式好;第二步,由科技部或者工信部牵头,地方政府配合 落实,产业链内企业自愿选择,按照不同商业模式的要求组建由整车、动力电池、充换电装备和基础设施运营企业联盟,配套制定系统技术路线和技术标准;第三 步,按照不同商业模式组建的联盟按计划到示范城市实施。不同的商业模式通过几年的应用实践,市场自会给出答案。按照这种策略来推动中国电动车商业化,可以 帮助产业有序发展,缩短实验时间,避免单打独斗。

《21世纪》:现在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电池公司,已经有了性能很好的电池技术,为什么他们还是没有商业化的突破?

谢子聪:综合参数来说,美国和日本有一些公司做的电池还不错。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实现大规模生产的电池,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实验室参数为主,少量应用的参数为辅。

我 们都知道工业产品的规律是:它一定要经过大规模生产和应用后的数据参数才是可行的。所以说,关于国外的电池比中国的做的更好的这种说法,从参数上看是这样 的。然而,在商业化的活动中,电池的循环寿命参数不是唯一因素,还有价格。我举个例子:6000块钱一个千瓦时寿命是1500次的一流品牌电池,与 2000块钱一个千瓦时,寿命只有500次的三流品牌电池,它们的性价比在商业化活动中是一样的。

我们要解决哪些问题?

《21世纪》:您认为,电动车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才能完成十二五规划要求?

谢 子聪:推动中国电动车商业化明年是关键,示范推广的重点是纯电动轿车,纯电动轿车的示范成功是电动汽车发展的主流。第一步的方向走对了后面才会顺利。按我 个人观点,首先要确定哪几种商业模式可以进行城市示范,建议国家相关部委牵头组织产业链企业和专家开一个电动车商业模式专题研讨会来达成共识。其二,建议 相关部委牵头,产业链企业和示范城市政府自愿申请,按照不同商业模式将自愿参加的企业组建产业化推进联盟,联盟企业按照商业模式来配套制定整车、动力电 池、智能管理、充换电基础设施等系统技术方案和技术标准,第三就是联盟企业共同到自愿接受的示范城市展开工作。

《21世纪》:中国目前有几种电动车的商业模式?

谢 子聪:总的来说有三种,一种是:整车租赁,另一种是:自充电模式,第三种是:裸车销售、充换兼容、电池租赁模式。整车租赁模式以整车企业为主导,众泰汽车 已经在杭州实施,这种模式的关键是基础设施谁来建?经济账如何算?自充电模式是从西方借鉴来的,整车企业生产销售捆绑电池的电动车,基础设施由运营商负责 建设,这种模式的问题也是存在产品价格和企业经济算账的问题;“裸车销售、电池租赁、充换兼容、智能管理”模式是一个系统解决方案,它兼顾了各方的利益, 实施的成功把握较大。

《21世纪》:联盟企业中的配套技术方案的制定由谁来主导?

谢子聪:从发展电动轿车的角度来说,整车企 业是制定技术方案的龙头,考虑到安全平稳驾驶,电动轿车的动力电池最好是安放在底盘,底盘的空间大小决定了动力电池箱的尺寸,只有整车企业按照设计方案取 得了底盘动力电池仓尺寸和电机工作电压范围,以及通讯接口等重要参数,电池企业就可以根据要求生产配套的单体电池,动力电池企业就能提供配套的电池包。无 论是充电模式还是换电模式,电池单体和成组后的电池包都需要标准化。

《21世纪》:您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的电动车市场情况如何?

谢 子聪:从国家电动车十二五规划和示范城市政府公布的信息来看,从明年开始中国电动车销量会大幅增加,十城千辆示范工程的目标是五年每个城市达到千辆,而最 近许多示范城市公布的到2012年要达到一二万辆,按照现有的25示范城市计算,平均每个城市一万辆电动轿车,2012年将有25万辆,如果按每辆电动车 6万元(不含电池)计算,将会有150亿元销售收入,动力电池按照每辆20kwh配备,以前瓦时3000元,动力电池每组就是6万元,动力电池的销售收入 也有150亿元,另外再加上电动大巴车、环卫车、充电机、充电桩和快换设备销售,未来二年总体的销售额将会超过500亿元。这个蛋糕谁来分享,就看谁能够 提前准备好,同时还要看电动车产业链的企业合力是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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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猛催台幣貶值 學者評「腦袋古早」


2013-06-24  TWM
 
 

 

六月十四日,台綜院最新預測出爐,台灣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只剩二.一四%,面臨保二防衛戰。這似乎呼應了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所提,「除非台灣推出日本的『三支箭』,否則台灣經濟將看不到任何轉機」的言論。

張忠謀語重心長,讓許多企業大老們紛紛跟進向央行總裁彭淮南喊話,認為新台幣匯率應該再「貶」一點。大老們爭相按讚的所謂「三箭政策」,顯然地,在台灣只被局限於匯率的框架裡。

然而,觀察日本最近的經濟表現,不僅過去半年漲勢未見停歇的日經二二五指數,從五月二十三日見到一五九四二點後,一個月內已大跌超過二○%;日本十年期公債殖利率轉向得更早,從四月四日低點○.四五%飆高到最近○.八五%左右,不難看出,資金在達到短線獲利滿足點後,正爭先恐後地撤出「暴走」的日本。

日本三箭政策剛要受到更嚴格考驗,台灣企業家卻只著眼於「貶值」短期效益。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認為,藉由貶值刺激經濟成長是很﹁古早﹂的想法,而且經濟預測絕非簡單的直線思惟,「如果台幣貶到三十二,就可以讓經濟成長率保三,那何不學日本多貶一些,乾脆保十,這樣不是更好?」

(葉揚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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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折騰才等到正義 如何避免大埔案重演 學者:是著手設立土地法庭的時候了

2014-01-13  TWM  
 

 

撰文‧何欣潔

久違的冬日陽光,靜靜灑在苗栗竹南公義路與仁愛路的交叉口上,大埔「張藥房」遺址,至今仍貼滿抗爭口號標語。在媒體注目下,張藥房落水身故的主人張森文長子張元豪,靜靜地焚燒一份來自法院的判決書,告慰父親在天之靈,「判決結果是我們贏了,您安心吧!」是什麼樣的判決書,被兒子當作生死書信、鄭重燒給亡父?正是經歷五年折騰、兩條人命犧牲、引發社會無數爭議的大埔農地徵收事件。經過漫長審理,二○一四年一月三日,台中高等法院更一審宣判,由於內政部與苗栗縣政府有濫行徵收之虞、且未與地主充分協議,法院認定為違法行政處分,應予以撤銷。

判決一出,許多聲援大埔的支持者紛紛歡呼,認為是遲來的正義。但另一方面,敗訴的內政部旋即表示「其他徵收案將受影響」,主事的苗栗縣長劉政鴻也反問:「開發案都由法院決定,那台灣經濟該怎麼辦?」官、民雙方仍然各說各話,沒有太多交集。

航空城恐成下一個大埔

「大埔案反映土地制度的深層問題,老是期待一般法院像包青天主持公道,這想法不太對。」長期研究土地財政、都市更新問題的東海大學社會系副教授楊友仁表示,一紙判決恐怕無法解決相關爭議,反而讓「土地正義」與「經濟發展」形成虛假對立,「社會將付出更多成本來面對土地問題。」楊友仁的警告,並非危言聳聽。被馬英九總統視為年度「拚經濟」亮點的桃園航空城自由經濟示範區,早已升起農民抗爭大旗,也有老農呂阿雲自殺明志,拒絕徵地。

長期強力聲援大埔的台灣農村陣線認為,如果政府不願徹底改變土地徵收方式,徵收面積達三○七三公頃、抗議者高達九百多戶的桃園航空城,「就是下一個開發、人權雙輸的大埔案。」大埔悲歌如何止步?專家都一致指出,政府須下定決心,進行土地制度的深層改革。

土地徵收,原是國家進行公共建設的正當手段,在台灣卻逐漸成為暴政、地皮炒作的代名詞。就以葬送了兩條人命的「竹南科學園區大埔都市計畫區」而言,截至一三年底為止,仍只有三家廠商進駐,利用率明顯不足,電子業龍頭台積電更早已與苗栗縣政府劃清界線,公開聲明自家用地「與大埔拒絕拆遷四住戶位置毫無關聯」,其餘土地空空蕩蕩,不見實業廠商,只見地產公司插滿「農地買賣」旗幟。

英美設有專屬機構仲裁

「看到這種畫面,人民對政府的土地徵收行為已經完全喪失信任。」文化大學景觀系教授楊重信認為,解決土地徵收程序,必須雙管齊下。行政部門要謹慎為之,進行公益性、必要性、目的性評估,不得再隨意徵收;此外,司法部門也該成立土地專業法庭,處理複雜如千絲萬縷的地權相關爭議。

相較於先進國家,台灣現行土地徵收制度處理,顯得過度粗糙。美國進行土地徵收時,會審酌各項條件、反覆估價,確認徵收的必要性與補償價額。

英國則是在本土與各殖民地設立專屬的土地法庭,處理土地登記、徵收、估價、補償等相關爭議。以土地開墾、殖民歷史與台灣相近的香港而言,英國設立了專屬的土地審裁處,處理複雜的農民產權問題,對政府施政、土地利用有相當大的幫助。

楊重信表示,大埔事件帶給台灣的教訓慘重,是著手設立土地專業法庭的時候了,否則各地徵收抗爭將永無寧日,「土地問題複雜而專門,一般法官未必能夠勝任,行政部門又不被人民信任,設立專門法庭,引入地政、規畫、財稅專家參審,可以達到紛爭解決的效果。」回望大埔案五年、爭議不斷的徵收過程,之所以被評為「粗暴」、「野蠻」,關鍵正在於傷害已經釀成、法院判決才姍姍來遲。若在居民提出異議時,就能有土地專業法庭介入,引入專家證人參與,審慎評估徵收範圍、補償價額,結局是否可能不同?廠商尚未進駐、居民堅持務農的優良耕地,也許能被排除在徵收範圍之外;真正該為科學園區而徵收的土地,也能給予地主更完善的補償。拆遷戶不必奔波抗爭、付出生命代價,才在一般法庭的緩慢審理下,得到遲來的勝訴。

「社運團體主張全面廢除區段徵收,我並不完全贊成,但現行區段徵收太不尊重地主意願,也是事實。」楊重信以大埔案為例,「農民希望留在原地種田、保持原來的生活方式,都市計畫為什麼不能留一塊農業生產區給他,一定要不擇手段逼他改變、讓人走上絕路呢?」楊重信解釋,農地帶有生態保護、水源涵養、糧食安全功能,保留優質農地,也可促進都市發展。而不若大埔案,居民抗爭後才著手進行畫地還農,至今農地水路尚未建設、土中充滿礫石,根本無法耕作,「早在徵收的準備階段,就應選定土地,以維持農業生產為目的,建立良好的灌溉、排水系統,並與工業區保持一定距離,讓想務農的居民,集中換地到此處。」但這些制度配套,若不能搭配地價稅制正常化的改革,恐難竟全功。國土規畫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資深研究員華昌宜認為,地價不能如實公告,衍生地方財政收入不足、補償地價被低估、土地利用狀態扭曲,是一切土地問題亂象根源。

「無論如何,都希望我們家是最後一個悲劇,千萬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在漫長抗爭、突襲拆屋與家人生死永別之後,張藥房女主人彭秀春,提起諸多制度不公,時常這樣祈願。盼望徵收悲劇在大埔終結,連年不斷的抗爭留在過往,盤根錯節的土地制度,亟需早日大刀闊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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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多位電機、資工學者打臉NCC二類電信 歐美日澳都怕中資入侵

2014-04-14  TWM  
 

 

兩岸《服貿協議》開放第二類電信產業及電腦服務業,引發兩百多位電機、資工學者連署反對,擔心將使台灣失去競爭力和資訊安全。面對質疑聲浪,NCC遲遲無法提出有效的風險控管機制,讓人憂心。

撰文‧賴若函

兩岸《服貿協議》開放第二類電信產業及電腦相關服務業,近來引起學界反彈聲浪,四月四日展開連署,不到一星期即有兩百多位電機、資工學者連署,認為此協議若通過,將有如「木馬屠城記」,大開國家安全與資訊安全漏洞,放眼各國皆無此例,要求政府急踩煞車。

《服貿協議》開放的第二類電信事業,包括存轉網路、存取網路和數據交換通信三項特殊業務。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強調,這些業務是二十年前的技術,需求大幅萎縮,且採取封閉性網路,不會造成個資外洩。總統馬英九也曾說:「開放的第二類電信與Internet(網路)無關。」暗示和國家安全無關。

這些說詞,引來一向安靜的電機、資工學界嚴詞反駁。

中國製手機恐暗藏後門

NCC說,「存取網路服務」是第二類電信業者替企業架設「只有企業員工可以存取的網路」,其他人都連不進去;但台灣大學電機系副教授葉丙成說:「只有像部隊的軍網使用完全獨立於網際網路的線路,才是真的封閉網路。」「NCC的說法,令人無言。」台大副校長、電機系教授陳良基更說,存取網路服務是網路世界每天二十四小時都離不開的服務,絕不是政府所講二十年前的老技術、和網路無關,是年輕人未來生存的命脈。

由於第二類電信業者沒有線路、基地台等設備,因此需要向第一類電信業者如中華電信、遠傳電信租用頻寬來架設企業的專屬網路;葉丙成強調,如果有心,還可以透過所租用的第一類電信業者線路外洩資料。

台大電機系教授林宗男舉例,一三年第二類電信業者是方電訊機房失火,造成全台網路大當機,成為十年來最嚴重的網路災難,可見第二類電信並非馬英九宣稱「與網路無關」。

至於NCC四月六日記者會解釋,第一類電信業者有安全把關的能力;葉丙成反駁:「依法,中華電信無權看他們網路上使用者傳輸的資料,又怎能阻止惡意的二類電信業者竊取資料、偷傳到國外去?」「現在電腦、手機都是中國做的,沒有經過資安檢測,可能暗藏後門,把傳送的資料偷送給敵人。」曾任NCC電信技術中心資安顧問、執行國家資通安全產品檢測計畫的成大電機系教授李忠憲說,一旦開放,影響層面更廣,日積月累下,中國可輕易控制台灣社會。

自業界退休的法國阿爾卡特朗訊台灣區前總經理曾祥峻也質疑,「數據交換通訊服務」決不是政府所稱過時的舊技術,如MPLS數據交換技術已廣泛使用在全台七萬多個基地台的上網服務,包括4G網路傳輸交換技術、光纖到府服務等,若開放中資,影響甚巨。

李忠憲指出,《服貿協議》還開放電腦相關服務業,主要內容是為企業、公部門寫軟體和資訊系統,「我無法想像,當台鐵訂票系統、戶政與稅務資料系統外包給中資廠商時,國安會陷入多大的危機。」

須靠立院逐條審查把關

對此,NCC強調,陸資總持股比率不能超過五○%,加上已明文禁止中國人員進入電信機房,所以不會產生國安問題。但這也遭學者質疑,若中國主管要求台灣員工把資料從機房取出交給他,怎有被拒絕的道理。

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林盈達強調,資訊通訊服務是國家基礎建設的神經系統,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從未開放中方電信服務商可以經營國內的第二類電信服務,也對中資廠商通訊設備採用設限。

「在美國,最近的國會報告指出,中國華為和中興所提供的設備中有潛在危險,可能傷害美國核心的國家安全。澳洲政府在國安考量下,已禁止華為參與國家寬頻網路的建置。」台大資工系副教授洪士灝強調,美、澳均未對中國開放第二類電信業務。

洪士灝並指出,一三年六月,英國情報與安全委員會(ISC)在國會指出,○三年起,英國大量採購華為產品,後來官員承認當時為了經濟效益,忽視國安危機,「這些通訊器材裡的軟體包含超過一百萬行程式碼,情報機關根本無力查證裡面有無潛在危險。」他強調,政府若無法提出有效的風險管理制度,不如不要開放。

《服貿協議》簽署以來,針對電信產業的開放,雖有一些學者提出質疑,都未引起太大迴響,直到太陽花學運發生,李忠憲才開始研究,並在臉書提出憂慮,「沒想到一覺醒來,文章竟被轉貼了兩千多次!」在他與幾位教授發動連署後,不到一週就有超過兩百位相關學者加入,「其中有不少學者反對學運,但思考後還是站出來,足見大家對開放後的擔憂。」連原本較少談論社會議題的電信領域學者都跳出來反對,再加上NCC主委石世豪曾坦承,未派人參與服貿談判會議,形同空白授權;政府談判時的草率作法可議,立法院逐條審查《服貿協議》把關,甚至兩岸重新檢視協議內容,實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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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長期受干擾 七十萬人悶爆挺公投 學者:港中矛盾 不宜變為民粹排外

2014-06-30  TWM  
 

 

佔中運動在香港社會引起廣大迴響,參與佔中方案商討的知名文化評論人、香港嶺南大學副教授許寶強接受《今週刊》訪問,分析背後深層因素,並提出解決建議,值得深思。

口述.許寶強 整理.何欣潔香港近一年來的「佔領中環」運動,是一個爭取特首普選的運動,也是反對中國大陸政權阻礙本地政治民主化的運動。

佔中運動之所以引起香港社會迴響,至今民間團體推動的政治改革方案公民投票人數已超過七十萬,其實反映了過去二、三十年來,全球性的貧富差距、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等因素,已經嚴重擠壓了香港民眾,包括「溫和中產階級」所重視的價值,讓港人理想的生活方式變得遙不可及。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在台灣與香港,多少引起了「中港矛盾」或「台中矛盾」,譬如三月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便是因為民眾對於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所疑慮,震動台灣朝野;但香港因地緣關係,與中國大陸更接近,情勢也更緊張。

舉例來說,以連鎖店為主的商場,取代了小販與街道店舖;商業中心的街道店舖,則變成金鋪、藥行、化妝品店或電器零售。

中國大陸新富和中產階級,在國內無法得到高水準服務,一窩蜂到香港消費,排擠了平民的食肆(餐館)和商舖,也排擠港人以往能享有的相對優質、有選擇的自由生活。

當然,缺乏民主普選制度的香港,也比英、美等國更容易產生劫貧濟富的分配製度,讓香港成為全球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城市。

其實,中港兩地社會體制、歷史軌跡不同,民眾的生活習慣和價值準則自然有差異,容易產生誤解與摩擦,但若旅客數量不多、增長不急促,社會應可以慢慢適應。而現在旅客和移民增長過多、過快,對港人日常生活造成嚴重干擾。

此外,中國大陸政府和權貴不尊重人權、貪汙、打壓新聞言論自由、缺乏法治觀念,甚至層出不窮的「造假」事件,都讓香港人憂慮、鬱悶、不滿,催生激烈的反(中)共的情緒,也演變為一種排外民粹政治,這是讓人所不樂見的。

事實上,讓港人感到不安的是社會地位的下降、舊有生活方式與價值的破壞、尊嚴自信的失落,解決之道,應是管制來港旅客的數量與速度、制定能保護及改善港人生活素質的人口和旅遊政策,乃至組織社會力量,建立一個符合人權、自由、公正和民主標準的政治、社會體制。

如果把「中港矛盾」問題,理解為「香港人」與「中國大陸人」在素質上有根本差異,互批對方不文明,是有點錯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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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歲施敏 學者入選工研院士第一人 比張忠謀輩分還高的半導體教父

2014-08-04  TWM
 
 

 

他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啟蒙者,他與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師出同門,鈺創董事長盧超群、台積電技術長孫元成都是他的門生。他寫的書不只成了半導體業的入門聖經,還被翻譯成各種語言熱銷百萬冊,他是工研院的新科院士——施敏。

撰文‧周品均

沒有他,台灣就沒有蓬勃發展的半導體產業;沒有他,就沒有如今傲視國際的半導體人才。沒有他,半導體的知識恐怕不會像現在普及,要是沒有他,你我的手機可能永遠停留在又大又笨重的黑金剛時期,輕薄短小無法成真。

創業未果

投身學界變身人才搖籃

他是工研院最新選出的院士——施敏,半導體界聖經《半導體元件物理學》的作者,並在一九六七年發明非揮發性記憶體、人稱快閃記憶體之父,也是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的史丹佛學長,更是鈺創董事長盧超群、台積電研發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孫元成等一票半導體大將的老師。

戴著老式粗框眼鏡、穿著西裝,身形高瘦的施敏,出席工研院院士頒授證書典禮。說起成了最新的工研院院士,施敏自己滿訝異的,因為過去工研院院士中,不是董事長就是總經理,從來沒給過學者,而他正是第一位。

坐在施敏位於交通大學的辦公室裡,即使已年屆七十八歲,他仍是交大榮譽講座教授,「去年我指導八位碩士班學生,都到台積電上班了。」他以學生為榮的神情,全溢於言表。

其實,一九六八年施敏指導出台灣第一位工程博士、也是前交大校長張俊彥,四十六年過去,施敏的實驗室就像是台灣半導體業的人才搖籃。

「教過的學生大概超過一萬人了吧!」施敏的話一點都不誇張,因為時至今日,他仍維持每年指導四到五位碩士生,以及二到三位博士生,其中,泰半都進入台灣半導體業工作,成了今日台灣半導體業的根基。

當年,盧超群申請史丹佛碩士的推薦信,就是施敏寫的。「你知道,在一九七○年那個年代,施敏是極少數在國外深造,並在美國最負盛名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工作,產學經歷完整,還回到台灣任教的人才。是他讓我們知道,台灣是可以發展半導體產業的。」盧超群形容,是施敏把半導體的種子,植入台灣這片土地。

然而,桃李滿天下、在學生口中擁有超高評價的施敏,卻不是一開始就投身學界。

施敏在史丹佛拿到博士學位後,首先進了業界工作,在史丹佛教授John Moll推薦下,施敏選擇到貝爾實驗室工作,他甚至幾年後成立台灣第一家半導體公司——環宇電子,為的就是讓自己的學生畢業後可以有好的去處,連宏碁創辦人施振榮都曾是環宇電子的員工。不過,環宇電子後來被外國公司收購,回想起創業的歷程,施敏也笑說:「我真的比較適合教學工作。」施敏的教學之路從一九六六年夏天開啟,施敏在台灣學界的邀請下回到台灣講課,儘管那只是清大暑期講座,為期兩個月,卻已在施敏心中起了波瀾。

從台灣回到美國後,施敏又重新專注在他的研究上,一九六七年,他意外地在吃蛋糕時,看到蛋糕中間的一層奶油,靈光一閃,想到在MOSFET︵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中間加一層金屬層,結果讓他發明了非揮發性記憶體,也就是今日我們所說的Flash︵快閃記憶體︶前身。

只是,施敏的這項發明當時並未造成轟動,甚至他還一度認為這項技術「白髮明了」,直到三十年過後,數位相機、手機等消費性電子產品都爭相使用快閃記憶體,快閃記憶體才大鳴大放。

做到最好

堅持將半導體知識帶回台灣正因當時台灣學界的盛情邀約,施敏決定讓自己人生大轉彎——他選擇留職停薪,把貝爾實驗室的工作停擺了下來,回到交大講課一年。

其實,身在美國的施敏,內心一直存有「把半導體知識帶回台灣」的熱忱,即使割捨不下貝爾實驗室的研發工作,他卻一次又一次地短暫回到台灣教書。光是貝爾實驗室的二十七年工作中,他就留職停薪了五次,就是為了回到台灣傳授知識。

施敏是那種「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人,因此,即使每回他留職停薪、短暫返台授課,施敏卻對於教學品質有著極高的自我要求,「我和其他人比較不同的是,我教學用的書,一○○%都是自己寫的。」施敏笑道。

尤其,當時半導體的教科書多為原文書,能採用的相關文獻很有限,這讓施敏決心要寫一本書,一本讓所有想進入半導體產業的學生都看得懂的教科書。「因為我的英文不好,不敢寫太複雜的句子,儘量用最簡單的句子,把複雜的概念說清楚。」如果說進入台灣半導體業有一本必讀的「入門聖經」,那麼施敏寫的《半導體元件物理學》絕對當之無愧,更成了近四十年台灣半導體界最重要的一本書。

在施敏的辦公室裡,有一張泛黃的老照片,照片中的人物是施敏的女兒,站在一疊堆得比人還高的書籍旁,而這一本又一本的書全是施敏寫的,凸顯出他孜孜不倦的態度。

「我以前在貝爾實驗室每週工作四十小時,此外,每個禮拜我還會多花五十小時來寫書。」

催生半導體

沒有他,就沒有智慧型手機施敏除了是台灣半導體人才的重要搖籃外,他對於台灣半導體產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那就是他催生了台灣半導體業的藍圖。

一九七○年代,一個造成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引擎,在時任經濟部長孫運璿擘畫下,台灣半導體產業藍圖逐漸成形。那時,施敏應孫運璿之邀,成了當時「經濟部發展積體電路計畫工作小組」成員之一,施敏所提出的最關鍵建言,就是力薦孫運璿要推動半導體業。

施敏記得很清楚,「當時這個小組給孫運璿的建議是,台灣沒有地下資源、礦產稀少,唯一可以好好發展的資源就是腦力。半導體絕對是最新的高科技,未來發展前景看好,建議台灣應該要發展IC產業。」正是這番話,堅定了孫運璿發展台灣半導體業的決心,也才會有後來向美國半導體廠RCA技轉,引進積體電路技術的發展,創立今日的台積電。爾後,施敏又以工研院的前瞻科技指導委員會的身份,成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重要顧問,施敏笑說:「我真的把能給的建議都給光了。」如果說沒有施敏當年對孫運璿的建言,可能就沒有台灣半導體業產值超過兩兆元的榮景;如果沒有施敏當年發明快閃記憶體,可能就沒有今日的智慧型手機、數位相機。

畢竟,正是快閃記憶體成為半導體廣為應用的技術,才讓黑金剛手機演變成今日輕薄短小的iPhone,底片相機也因而成了跟隨時代消逝的浪花,柯達公司只能黯然宣告破產。

科技演進之迅速,看在施敏眼中,他很感慨,「我認為最棒的發明就是手機,但我最不喜歡的發明也是手機,因為智慧型手機壞了全球的眼睛。」七十八歲的施敏,原可享受含飴弄孫的退休生活,但最近的他卻很忙,把書和文獻都搬到交大宿舍,因為要趁空檔籌備線上開放式教學平台的課程。剛從哈爾濱大學講課回來的他,仍不忘初衷,要讓全球有興趣的學生都能上到他的半導體課,認識半導體。

施 敏

出生:1936年

現職:交大榮譽講座教授

經歷:交大工程系教授、

貝爾實驗室工程師、

非揮發性記憶體發明人

學歷:史丹佛大學電機博士家庭:已婚,育有一子一女

半導體聖經

——《半導體元件物理學》為施敏於1969年的著作,被譯為六種不同的文字,銷售超過100萬本,被引用次數逾兩萬次,內容含括重要的元件物理知識以及詳細的元件特性,最新元件如三維MOSFETs、MODETs、共振穿隧二極體、半導體偵測器、量子Cascade雷射、單電子電晶體、real-space transfer都收錄其中,被譽為樹立先進研究與參考標準。

他的學生,撐起台灣半導體業!

——施敏的十大門生

前交大校長張俊彥

前空中大學校長陳龍英

前國科會主委魏哲和

鈺創科技創辦人盧超群

交通大學副校長謝漢萍

台積電技術長孫元成

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文一

佳世達總經理熊暉

交大電子系教授蘇翔

交大電子工程系教授雷添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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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如何角力“經濟憲法”新預算法十年四審塵埃落定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919

2014年3月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開幕。審議並表決預算報告,是每年上會的重要議程。預算報告草案專業性強、審議時間短,亦為不少代表們所詬病。 (東方IC/圖)

幾處不起眼的細節,在有“經濟憲法”之稱的預算法修訂過程中,來回拉鋸,背後是事關宏旨的部委權力與利益之爭。

一群學者持續兩年的鼓與呼,在其間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他們,還只是投身參與到預算法修訂進程中的眾多學者、智庫和各方人士的縮影。

長達十年的預算法修法之路終於塵埃落定。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預算法的決定》。預算法修訂啟動於2004年,其間兩度成立起草小組,歷經三屆人大,啟動四次審議,在中國立法史上並不多見。上一次歷經四審才通過的是2014年4月頒布的新環保法。

翌日新華社發布的決定全文顯示,新預算法對現行預算法的修改多達82處,在全口徑預算、預算公開、轉移支付、預算審查制度、地方債等方面有諸多亮點,但最引人關註的莫過於新預算法對現行法“央行國庫”的保留和對財政專戶的限制,顛覆了之前二審稿、三審稿中新提出的表述。

2012年6月,預算法修正案二審稿公布後,人們發現現行法第48條第2款“中央國庫業務由中國人民銀行經理,地方國庫業務依照國務院的有關規定辦理”被刪去,而增加了“國庫管理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此外二審稿還增加了“依法設立財政專戶”,與“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的概念。

幾處類似的不起眼細節,在預算法修訂過程中來回拉鋸,背後卻是事關宏旨的部委權力與利益之爭。學界普遍認為,主導二審稿起草工作的財政部,企圖取消央行的國庫經理權,回歸財政國庫體制(參見南方周末2013年8月29日“三屆人大,十年修法,預算法考驗中國”與“‘經濟憲法’里的明爭與暗鬥”兩文)。盡管輿論反彈強烈,在今年4月的預算法修訂三審稿中,對此問題依然模糊保留了二審稿的表述。

與此同時,盡管事關現代預算制度核心,在“人大對預算的審查監督權”方面,爭議和反複並不強烈。根據新預算法,預算草案得以提前交至人大財經委員會進行初步審查,問責制度也有所強化。但外界多有期冀的“設立預算專門委員會”,則未能入法。

無論如何,拉鋸總算結束了。而在最後的4個月內,這部法律中的重要條款如何從幾成定局到神奇逆轉,水面下的高層運作過程外界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群學者持續兩年的鼓與呼——集會研討、向上投書、公開呼籲,在其間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為此,南方周末記錄下這樣一群學者不曾為外人知道的努力。

2014年8月31日,北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閉幕後,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在新聞發布會上對新修改的預算法進行了解讀。 (東方IC/圖)

微群里的好消息

微群里平日不大活躍,但這條消息像一顆投向水潭的石子,激起一片歡呼和掌聲,“央行國庫成了,財政專戶成了一半,相當不容易。”

2014年8月11日下午5點08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在一個微群里發出了一條微信:從權威渠道得知,預算法修改最新稿關於國庫問題回到現行稿規定,由央行經理國庫。財政專戶改為由法律規定或國務院批準設立。對此,劉按捺不住興奮之情,隨即給眾人發來喜訊。

同一天,還召開了一個與預算法四審相關的立法研討會。這次座談會由組織預算法修訂的人大法工委召集,與會人士來自銀行系統、財政系統、農業部、郵政總局等預算法利益相關方和學者代表共四十余人。事後一位不願具名的參會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在那次會上他第一次見到上述法條。

微群里平日不大活躍,但這條消息像一顆投向水潭的石子,激起一片歡呼和掌聲。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寫道,“央行國庫成了,財政專戶成了一半,相當不容易。”

8月24日下午,在天津財經大學的辦公室內,李煒光摘下眼鏡盯著手機回想了好半天,“‘成了一半’是什麽意思呢?我表達沒這麽差呀!當時實在太高興所以詞不達意。”而因為表達能力強,李煒光曾數次被推舉為相關會議的主持人。

事後考證,此處的“成了一半”是指,微群里的幾位學者的建議是“除非法律、行政法規允許或者人大常委會批準”,政府不能在國庫單一賬戶之外設立財政專戶,而四審稿中,財政專戶須由“國務院”而非“人大常委會”批準。

這是微群里的八位學者第一次獲知此結果。兩個多月前,他們齊聚北京,共同商討出五條預算法修訂的專家建議,其中最後一條就是關於國庫和財政專戶問題。兩年前,他們中的大多數也在上海召開相同主題的研討會,也提了五條建議,其中第三條也是關於國庫問題。兩次的主張,都是維持央行國庫經理地位。

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中國的人大對財政的管控權力很弱,多一個制衡和監管的力量,對避免財政部門一家獨大,是有必要的。

8月11日之前,他們對於結果毫無把握。今年6月,李煒光對上述五條建議的預期是,“哪怕只成了一條,就算沒白忙活。”結果真的“成了一條”時,他對南方周末記者坦承,“這算是意外收獲。”

兩次會議的發起人,複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韋森教授8月12日在微群留言說,“首先應該感謝劉老師的上傳(學者建議),如果最後結果如此,我們當慶賀,畢竟中國預算制度的改革有我們大家的貢獻。”

兩年前他曾在上海會議結束時動情陳詞,“即使沒人聽,我們說給上海灘聽,即使一條不接受,我們今天的會議全部的價值,留在未來。”另一位參會者,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教授則預言,“它(指會議)有可能載入史冊,有可能一事無成。”

微群中八教授的另外四位是: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財政學教授、全國政協委員蔣洪,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武漢大學稅法研究中心主任熊偉教授,和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全國人大代表葉青。

最終說服高層保留央行國庫經理權的一個重要理由,也還是學者們秉持的那個核心理念,“多一層央行的監督有什麽不好呢?”劉劍文與人大法工委等政府相關部門多有聯絡,他自認為修法過程中學者起了很大作用,“中央高層還是比較重視和關註學者的意見建議”。

韋森則和央行、人大財經委等方面人士保持溝通,四審之前,他也得到反饋:“最近的高層會議討論了預算法問題,會上說,預算法是一個重要法律,綜合考慮專家的意見,央行國庫保持原狀。”

從2012年6月預算法二審稿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以來,以八位專家為代表的許多學者、民間智庫多次召開研討會,提建議,發表文章、聯名信,接受采訪,意圖阻止預算法修訂過程中的倒退,使人大具有預算監督實權,防止政府內部沒有制衡。

即便在預算法三審前後,種種跡象表明財政部與央行已就國庫爭議達成一定妥協,民間學者仍在堅持發聲,以期局勢的真正明朗化。

他們的堅持多大程度上左右了結果不得而知,但至少贏得了尊敬,著名經濟學家王則柯近日在微博中贊譽道,“平均來說,法學界對於我國社會進步的貢獻,明顯高於經濟學界;在經濟學界里面,財稅學者對於我國社會進步的貢獻,又明顯高於其他的經濟學者。”

三審稿依然難以令人滿意

接近三分之一的委員在發言中提及了財政專戶和國庫問題。“本質不是國庫的管理問題,而是是否要建立權力制衡的機制問題。”

2014年4月21日至24日,預算法修正案草案卡著最後期限,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進行了三審。此時距離2012年6月的二審已時隔1年又10個月,按照立法法,法律草案經過兩年沒有再次審議的將成為廢案,終止審議。但三審後並未提起表決通過,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參會的人大常委會委員對三審稿提出了諸多修改意見。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在會上說,“這次提請審議的三審稿,還沒有完全達到三年來大家對預算法修改的期待……仔細看下來,預算法修正案三審稿還難以令人滿意。”

接近三分之一的委員在發言中提及了財政專戶和國庫問題。一位委員認為有些財政專戶甚至成了部門的“小金庫”,助長了財政管理上的權力尋租,可能滋生腐敗。因此建議將修改稿的55條第二款修改為,“依照國務院的規定在國庫下設立財政專戶”。

至於國庫庫款支配和國庫業務經理的權限,他認為應由不同機構分別行使,不宜由財政部門在行使庫款支配權的同時經理國庫業務,“讓國家財政的錢多一點監督有什麽不好呢?”

“這個問題的本質不是國庫的管理問題,而是是否要建立權力制衡的機制問題……由人民銀行經理國庫是財政公開透明、防止內部腐敗的重要舉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當時發言認為。

還有多位委員談及,三審稿中人大對預算的審查監督權的落實,較之二審稿有一些進步,但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韋森與李煒光等學者看到三審稿後也不滿意。三審稿並未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學者們大多是在4月下旬人大常委會三審之後,通過媒體才拿到三審稿。

在他們看來,三審稿對二審稿的主要進步,在於立法宗旨層面,第一次明確預算法立法宗旨是“為了規範政府收支行為,強化預算約束,加強對預算的管理和監督,建立健全全面規範、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但在具體執行層面,人大的預算監督審查權仍被虛置。

學者們認為,預算法作為一部“限權法”的核心條款在於兩方面,一是在現有框架下盡量加強人大對財政部門預算的監督;二是央行通過國庫經理權監督財政部門。“三審稿看來是外部監督不接受,有限的內部監督也不想接受,那就是倒退了。”李煒光說,“這也是專家一定要堅持出來說話,不能妥協的原因。”

只是這一次,情況有所不同。

還要不要堅持

為此李煒光一開始還挺糾結,他並不願意站在某個部委的立場參與此事,“墨家思想”使他改了主意,“既然部委之爭難免,咱要看誰有道理,誰是弱勢者。”

出乎學者們意料的是,三審稿雖然在國庫問題上基本沿用了二審稿說法,但央行這次沒有主動聯系學者。

在二審稿出來之後,王雍君、李煒光、施正文等學者們最早曾被央行找去開會座談國庫問題。一位與會者回憶,他參加的那次會上央行兩位局長在座,“說央行國庫局都快名存實亡了。”

為此李煒光一開始還挺糾結,他並不願意站在某個部委的立場參與此事。但聽完座談會、看完央行給的材料之後,“墨家思想”使他改了主意。墨家思想是源於中國東周時期的一派古代哲學,主張墨者應該為了民之福祉,冒著危險而奔走。

“既然部委之爭難免,咱要看誰有道理,誰是弱勢者。這個事上央行明顯弱勢。”李煒光說,“財政部如果自己搞一個國庫,它的權力將大過發改委。”

作為一名制度經濟學家,李煒光的好友韋森離預算這一專業領域較遠,但他是個熱心腸,曾經因為讀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中的“稅收法定”四個字而興奮得“夜里都跳起來”。為了解預算,他還專門去美國考察了國會和預算撥款委員會。

也是在二審稿出來後的2012年7月25日,韋森在上海召集21位專家召開預算法修正案二審專題研討會,李煒光向韋森推薦了相識多年的王雍君和施正文。

專業研究預算問題的王雍君在這次會上向與會者系統地闡釋了取消央行國庫和財政專戶納入單一賬戶體系,這背後的利害關系。

研討會之前,韋森已閱讀過王雍君撰寫的相關文章,“國庫管理是個很細分的專業領域,我們中的很多人雖然關註預算改革,但也看不出這部分條文細節調整的深意,好在王雍君專註這個領域,他發現了問題,並率先公開提出。”

而曾在財政部條法司從事財稅立法和政策研究工作的施正文,則在會上詳解了二審稿對人大權力的弱化和虛置。他直言二審稿是一次沒有產生規範、不解決問題的“小改”,“按照預算法,財政部門想怎麽幹,人大沒辦法去監督它,那麽我們立這樣的法幹什麽?”

會後21位與會專家學者聯署了《對預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的五點修改意見》,提交至全國人大常委會。

同期,劉劍文和天則經濟研究所也在北京召集了兩場預算法研討會,專家學者們的修法建議通過媒體獲得公開傳播,並遞交到了人大。

學者們嘗試著各種發聲的渠道。今年7月,韋森還與北京一位著名智囊經濟學家深聊預算至半夜,並托其向高層轉交一篇自己關於預算的7000字長文,同時囑咐其轉述:“管好一個國家,先要管好預算。美國1776年建國到1921年一百多年,賬也沒有管對。在這之後美國有了管理預算的法律和機構,才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我們現在建國才六十多年,還不晚,我們可以通過推動預算改革,來推動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民間和學界的強烈反應,客觀上至少改變了預算法修法工作的節奏。一位學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於預工委組織起草的二審稿被指有被財政部主導之嫌,國務院法制局後來介入修法,因此三審稿直到今年4月才過審。

三審之後,幾位學者從各自的渠道獲知,在中間人的斡旋之下,財政部與央行已經達成妥協,雙方都各讓了一步:國庫依然設在央行,財政部支持國庫集中支付;但在立法層面,三審稿仍然維持二審稿的處理。

葉青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據他所知當時財政部和央行都有所讓步,並同意雙方根本性的分歧交由高層決定。

韋森得到的反饋是,“現在央行和財政部關系好了。”眾所周知,2013年中央政府換屆後走馬上任的財政部長樓繼偉,和央行行長周小川,是曾在一起合作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的老熟人。

商量之後,韋森與李煒光決定不管部門之間的博弈,學者們獨立起草一個“理想中的預算法”。但與眾人商議之後覺得“目前不現實”,決定還是在三審稿基礎上提修改意見。當時並不知道何時會四審,學者們決定盡早開會。

分歧中的最大公約數

長達10個小時的會議共討論了四十多條三審稿條文,僅達成五條共識。大家推舉熊偉執筆整理起草一份材料,原因是,“向上報的材料用詞要精準,需要一個有法學基礎的人起草。”李煒光說。

6月14日,北京多雲轉雷陣雨,八位學者在北京朝陽公園東南角的郡王府飯店召開“預算法修法研討會”,閉門會議開了一整天。

八位參會者中,年紀最大的蔣洪已67歲,最年輕的熊偉才43歲。劉劍文、施正文和熊偉是財稅法學家,王雍君是預算專家,蔣洪、李煒光是財稅學專家,韋森是制度經濟學家,葉青則是活躍在媒體上的學者型官員。除劉劍文和熊偉外,其他六位都是2012年上海研討會的參會者。熊偉被李煒光戲謔為財稅法學界的帥哥。

“我們這八個人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各取所長相互彌補,誰還缺不了誰。”李煒光說,“我的主要貢獻就是把這幾個人給攢一塊兒。”

但八位學術背景、關註點、思維方式各異的學者在一起開會,爭議和分歧是必然的。八位學者事先把新老預算法條文做成PPT,從早上8點開始逐條討論。“主要是爭論,修改意見不大。”韋森說。

分歧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一是熊偉等學者認為,預算法應該是一部比較純粹的規範政府財政支出的法律,不該它管的不應該納入進來。比如稅、費等財政收入,都是依據稅法或相關法規征收,不應該納入,“難道說人大否決了預算政府就不收稅了嗎?”其次,熊偉認為分稅制、轉移支付、地方債等不涉及預算,而屬於上下級政府關系的問題,也不應納入預算法。

但其他大部分學者認為一部全面、完整的預算法,是現今中國防止政府隨意花錢、收錢所需要的,且中國沒有其他法律來規範政府間收入劃分、財政轉移支付和公債等財政行為。

此外,法學家更看重法律條文之間的呼應、銜接、執行效力和用詞的精準。而財經專家更重視理念、立法宗旨層面的超前,而不願糾結於個別詞句的斟酌。

“八個人之間對幾乎每一條都有爭議,都有分歧,到最後條文都沒有討論完。”熊偉回憶說。

由於分歧頗多,大家商定按“最大公約數”規則,凡有分歧而無法達成共識的建議,一律不以八名學者聯名修法建議書的方式提出,留作個人意見表達。

長達10個小時的會議共討論了四十多條三審稿條文,僅達成五條共識。大家推舉熊偉執筆整理起草一份材料,原因是,“向上報的材料用詞要精準,需要一個有法學基礎的人起草。”李煒光說。

“我們是為國為民”

“基本算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勝利,已經是目前可能達到的比較理想的結果。”

回到武漢後,熊偉花了兩天時間寫出了長達七八千字的初稿。商量之後,2014年6月底,2700多字的《<預算法修正案(草案三審稿)>的修改建議》得以定稿。

這五條建議是:進一步完善預算法的立法宗旨;增加規定政府預算活動的目標;強化人大預算審查監督,設立預算專門委員會;落實財政透明度原則,健全政府財務管理;明確央行國庫的職能,從嚴格限制財政專戶制度的設立到逐步取消財政專戶。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設立預算專門委員會”這一條大家一拍即合地寫進了建議書中,“其實已經超出預算法修訂的範疇,我們都覺得做不到。”韋森說,但劉劍文、施正文等人認為,做不到不妨提,為將來中國建立現代預算制度、做實人大做鋪墊。

以這份稿件為藍本,劉劍文等人修改之後,中國法學會以《要報》的方式遞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等部門。中國法學會是部級機構,其會長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王樂泉。

此外,學者們也盡可能通過各種私人關系,輾轉向上傳遞。

最終在9月1日新華社公布的新預算法修改決定中,上述五條的具體建議僅有最後一條得以入法。

韋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幾位學者最看重的三點修法意見:人大設立專門的預算監督機構;保留央行國庫;預算法建立真正問責機制。現在看來第一點沒有實現,第二點完全落實,第三點做到一點點,“基本算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勝利,已經是目前可能達到的比較理想的結果,我們可以喝酒慶功了。”

“我們不是為了央行,我們是為國為民。”韋森感慨道。蔣洪說,“要真正監督權力,不能單純依靠政府內部的自我約束,必須倚靠社會、公眾、人大的外部力量。”

“其實正因為人大監督權力需要加強,才需要制定這樣一部面面俱到的預算法。”熊偉打比方說,“一個內功高強的人要想制敵,輕輕一推你就倒了。如果本身很羸弱,招式再多也無濟於事。”

八位學者只是投身參與到預算法修訂進程中的眾多學者、智庫和各方人士的縮影。同道中人有的更願意做幕後英雄,有的卻偏好通過媒體高調造勢,而非訴諸體制內的上書通道。

體制內渠道是學者們眼里更穩妥的渠道,比如,上海財經大學一群財政領域學者組成課題組,從2008年起,持續以課題組名義上書全國人大遞交修法建議和各種相關問題研究成果,四審前,他們抓緊最後時間提交了最新的一份。“當時恰好人大換屆,前一屆人大沒有按計劃完成預算法修訂,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成立課題組,就是為了參與到預算法修訂,在其中發揮學者價值,課題的學術成果本身倒是其次。”課題組成員之一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劉小兵說,接下來課題組還會繼續以這樣的方式參與預算法實施條例的制定。

記者出身的龔成鈺屬於後一類,他創立的財稅智庫天和經濟研究所在三審稿出來之後,花了兩個月時間,用電子郵件的方式征集到132位學者專家的55條修法建議。7月28日,天和在北京召開財稅論壇,蔣洪、劉劍文、李煒光、王雍君、葉青、熊偉等數十位學者參會,會上天和公開發布了“百名學者修訂預算法對照表”。

“在傳統思維上,我這種方式可能有待商榷,但為什麽我要這麽做?因為今天互聯網技術正顛覆一切,公開透明是趨勢,公民有知情權。”龔成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就覺得這是一件正確的、有價值的事情。”

預算法修訂過程。 (李伯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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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成功的13位哈佛輟學者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1064

對於一些成功者而言,大學並非是唯一選擇,即便是哈佛這樣的名校。上課、學習、考試、畢業、就業這樣的模式有可能會使得天才變得平庸,所以他們必須選擇不走平常路。以下是哈佛歷史上最成功的13位輟學者。

蓋茨:1973-1975在校

主修應用數學的蓋茨顯然對於學習36個小時休息10小時的“哈佛模式”不感冒。他最終選擇和艾倫一起開創微軟王國。

1

馬克戴蒙:1988-1992在校

知名演員馬克戴蒙主修英語,在出演了Geronimo: An American Legend之後選擇全身心投入演藝圈。在1997年馬克戴蒙憑借心靈捕手一片榮獲奧斯卡最佳男藝人。

馬克戴蒙接受哈佛學生報紙Harvard Crimson采訪時回憶到,“實際上,當時我經常準備回去,我幾乎讀完最後幾個學期,但還是被迫離開了”。

2

紮克伯格:2002-2004年在校

2003年,當時哈佛大學物理專業大二學生的紮克伯格開發了一款名為“Facemash”的網站,該網站邀請用戶對學生的火辣程度進行判斷。但是學校官方和很多學生對此表示不滿。2004年紮克伯格推出社交網絡Thefacebook.com,該網站允許用戶創建包含個人信息和照片的簡單個人賬戶,這便是Facebook的前身。隨後紮克伯格離開哈佛並最終讓Facebook在2012年上市。

3

羅伯特·弗羅斯特:1897-1899年在校

作為20世紀最受歡迎的美國詩人之一,弗羅斯特1897年進入秋哈佛大學,主修自由藝術。但不到兩年因為肺病而中斷學業,從事養雞。他曾當過新英格蘭的鞋匠、教師和農場主。他的詩歌從農村生活中汲取題材,與19世紀的詩人有很多共同之處,相比之下,卻較少具有現代派氣息。他曾贏得4次普利策獎和許多其他的獎勵及榮譽,被稱之為“美國文學中的桂冠詩人”。

4

亞歷克莎·馮·托貝爾:2002-2006年/2008-2009年

亞歷克莎·馮·托貝爾本應於2006年從哈佛大學畢業,加入摩根士丹利,成為一名交易員。她希望學習從未涉獵的個人理財知識,但發現很少有適合初學者的資料。2008年,她從哈佛商學院輟學,創立了LearnVest網站,專門教女性用戶如何理財。該網站能幫助用戶找到各種小提示和工具,來設立並遵守理財計劃。用戶還可報名參加關於個人理財、擺脫債務、削減開支和積累財富的網上“訓練營”。

5

科爾·波特:1913-1914年在校

美國著名百老匯、好萊塢作曲家,曾四度被奧斯卡提名。耶魯大學畢業之後,為了討祖父的歡心,科爾投身哈佛大學法學院學習法律,而事實上他的主修課程依舊是音樂。很快從哈佛脫身之後,科爾前往紐約,並依靠其多才博學的個人魅力融入了曼哈頓的社交之中。

6

達斯汀·莫斯科維茨:2002-2004年在校

達斯汀·莫斯科維茨是紮克伯格在哈佛的室友,和紮克伯格一起選擇離開哈佛並成為Facebook第三名員工。莫斯科維茨是Facebook第一位首席技術官,隨後成為工程副總裁。2008年,他離開Facebook,創辦了一家開發在線協作和信息分享的軟件公司Asana。2013年以凈資產為38億美元成為2013年最年輕的億萬富豪。

7

威廉·倫道夫·赫斯特:1881-1885(被開除)

威廉·赫斯特(1863-1951)為赫斯特國際集團(Hearst Corporation)的創始人。報業大王,新聞史上飽受爭議的人物,被稱為新聞界的“希特勒”,“黃色新聞大王”。20世紀初掀起黃色新聞浪潮,對後來新聞傳媒都產生深遠影響。

大學二年級,因在慶祝格羅弗·克里夫蘭當選總統時大放煙火被哈佛勒令休學。複學幾個月之後,由於同教授們惡作劇,被逐出哈佛。

8

邦妮·瑞特:1967-1970年在校

瑞特在哈佛Radcliffe學院學習時,對政治和音樂的十分狂熱,成為學校中反戰組織的領頭人物。業余時間專心研習非洲文化,希望將來能到坦桑尼亞去作一名慈善工作者。幾年後,由於對音樂的熱愛終於使她放棄了去非洲的願望。最終選擇從哈佛輟學後,便與華納唱片公司簽約,開始了她的歌手生涯。

9

Buckminster  Fuller:1913-1915年在校

偉大建築師Fuller是家族第五位進入哈佛學習的人,但是也是首位沒有畢業的人。在一次到紐約的旅行中,Fuller用宴會招待了女演員,結果花光了那年所有的學費。哈佛大學開除了他。他來到魁北克作為一名工廠工人開始工作,後來他母親說服他再次申請哈佛大學。Fuller再次申請成功,也取得了幾項學術成就,但是最終厭煩了就離開了哈佛。

他獨創的dymaxion概念(即動態最大張力)被用於設計房屋、汽車等。而他的“測地線穹頂”更是得到了全世界業界的認可。Fuller1961年回到哈佛接受了哈佛大學諾頓藝術教授職務。

10

皮特·西格爾:1937-1938年在校

美國民歌之父西格爾(Pete Seeger)1936年在哈佛大學新聞系學習,當時的理想是成為一名記者,不過他在大二時退學。

在從哈佛輟學後作為民歌四人組合The Weavers的一員非常出名。根據學生報紙Harvard Crimson的報道,他在畢業年鑒上寫下這樣的話:“我很高興在那里度過了2年,我學到了非常寶貴的東西,但是我在兩年中也我也缺乏某種哈佛不能教給我的東西。”

11

Edwin H. Land:1927-1928年在校

兩度從哈佛大學退學的發明家 Edwin H. Land被視為喬布斯的偶像。Land主修化學,1926 當他走在紐約百老匯大街上,汽車和商店招牌的燈光十分刺眼,他意識到了其中的安全隱患,思忖著偏振光能否解決這個問題。於是他退了學,開始在紐約公共圖書館里做研究,後來他又在哥倫比亞大學里發現了一個窗戶經常不鎖的實驗室。

喬布斯也未避諱過談及自己對 Land 的崇拜,在 85 年的一次采訪中,他說:“Land 就是國寶級人物,我真的很不理解為什麽這樣的人都無法被人們看做偶像。而且他所做的事情也是最神奇的事情——宇航員和球星都不能與之相比。”

12

James Blake:1999-2001年在校

布雷克是哈佛大學經濟學系肄業生,曾代表哈佛校隊橫掃大學網球界,隨後成為職業網球運動員。其在硬地賽事的表現曾被公認為“翻版阿加西”,代表美國隊參加北京奧運會,世界最佳排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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