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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經濟坐標】誰窮誰富

http://www.infzm.com/content/67062

財政部公佈的數據顯示,2011年前三季度,全國財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長29.5%,預計全年將突破10萬億元。根據專家普遍預測,2011年GDP可能超40萬億元。在這個蛋糕中,政府財政收入就佔了約23%。

另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信息,1-11月,國有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334771.4億元,同比增長23.2%,國有企業累計實現淨利潤15372億元。

而同期,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6301元,扣除價格因素後僅增長7.8%,農村居民的現金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後僅增長13.6%。

要洞察中國式財富分配的秘密,似乎需要從利率槓桿來入手。它無形中決定了一些人更容易獲得資金,且成本更低,而另一些人則「無米下鍋」或被迫奉獻。

金融體系事實上的利率雙軌制,讓國企能悠閒享受人為的低貸款利率,無所顧忌地進行投資,從而擠壓民企生存空間。而國企收穫的利潤卻90%以上可以留 在企業內部,只有不到10%上繳國家財政,而即使上繳財政的錢,絕大部分又以國家支持企業創新等各種途徑返回國企。至此,與其他國家的國企通常把50%甚 至更高得多的利潤反哺公共財政不一樣的是,為公共利益而建的中國國企已自成王國,不僅老百姓無緣分享收益,更推動了國進民退,民間資產大幅縮水。

刻意保持的存款貸款利率差,使中國的銀行成為全世界最賺錢的銀行。按照專家的測算,中國的銀行每賺100元的毛利中,除去工資和稅,淨利就高達62 元。在民企哀鴻遍野中,如此的高利潤率,就連銀行行長都承認不好意思公佈。當然,代價卻是「公共」的——長期的負利率沒能讓中國百姓分享經濟高速增長的成 果。

銀監會近期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2011年第三季度,商業銀行資產規模繼續穩步增長,截至2011年三季度末,總資產餘額達83.3萬億元,比上季 度末增加9087億元,同比增長16.7%。今年前三季度,商業銀行累計實現淨利潤8173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138億元,同比增長35.4%。

受益者不僅僅是國企和銀行,政府更是借此大幅舉債,用成熟經濟體中罕見的高達50%的投資率拉動著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保持著經濟增速世界最快。經濟越依賴投資,政府介入經濟成為運動員的衝動就越大,就越需要從體制上保障自己能籌到錢去投資。

很自然地,整個公共財政體系,用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前財政部副部長高強的話說,「對籌集政府收入高度重視,而對增加居民的收入 則重視的不夠。」其結果就是政府越來越有錢,且致富速度遠超百姓。比如今年前三季度,全國財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長29.5%,而同期,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後增長7.8%,農村居民的現金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後增長13.6%。

「主要為政府籌資」的財稅體系,從制度設計上主要保障的乃是為中央政府籌資。而作為政府投資的主體——地方政府籌錢投資的主要渠道就是賣地,其制度 保障就是土地制度雙軌。由徵地引發的衝突故事實在太多。最新的案例則表明,地方政府為土地財政而推進的拆遷,已經從農地和城市居民,轉移到民企所擁有的工 業用地。於是,財富的一榮一損,也注定來得更猛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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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公司江湖】最賺錢,最糾結

http://www.infzm.com/content/84690

和2011年一樣,2012年最能賺錢和賺錢最多的上市公司依舊是貴州茅台和工商銀行。而整個A股市場在這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都陰云密佈。

2013年的中國股市沿著目前出現的小彎鉤,走出一波像樣的上揚行情,現在看來,這樣的機會似乎存在。

2012年,中國股市沒有懸念。和2011年一樣,最能賺錢和賺錢最多的上市公司依舊是貴州茅台(股票代碼:600519)和工商銀行(股票代碼:601398)。

貴州茅台2012年前三季度的營收是199億元,而淨利潤是104億,淨利潤率達52%之上,把其他公司遠遠拋在後面。

這幾年,銀行是中國最賺錢的行業,2012年也是如此。銀行中的老大——工商銀行因此坐在了中國賺錢最多的龍椅上。工商銀行2012年前三季度的營收是4015億,淨利潤是1856億,全年超過兩千億應無懸念。它不僅是中國賺錢最多的銀行,也是全球賺錢最多的銀行。

這是兩張老面孔,也間接反映出,2012年的中國經濟格局並未發生大的改變。

而整個中國A股市場,在2012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陰云密佈。A股市場低迷的表現,是由疲軟的基本面所決定的。

疲軟的基本面

從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的上市公司整體營收的增長速度已經落後於GDP的增速。

上證指數中843家同期可比公司的數據顯示,2012年前三季度的營收同比增長為8.2%,與2011年同期的27.7%相比,落差甚大;一二三季度的營收同比增長分別是12.0%、8.2%、4.7%,下滑趨勢可謂陡峭。其中第三季度4.7%的增速已遠低於同期GDP7.4%的增速。

假如我們再進一步做結構性分析,把其中的14家銀行和2桶油(中石化和中石油)拿出來,可以看到,情況更加令人不安。拿掉銀行股和兩桶油後,上證A股前三季度的整體營收增速只有6.7%,比同期的GDP低了整整一個百分點。三個季度的同比增速分別是8.8%、8.7%、2.9%。

中小企業佔多數的深市的情況令人更加失望,深證指數中的752家可比公司的數據顯示,2012年前三季度的總營收增長只有2.7%,大幅低於同期的GDP增速,與2011年同期的22.6%增速相比,更是堪稱斷崖式的下跌。前三個季度單季的同比增速分別為3.6%、2.9%、1.6%,增長似乎在進入消失狀態。

其次,上市公司整體盈利出現負增長。

上證指數中的843家同期可比公司的數據顯示,整體上2012年前三個季度的盈利減少了近100億元,增長為-0.9%;前三個季度單季的增長分別為0.6%、0.0%、-3.3%。

採用同樣的結構性分析,把上證指數中的14家銀行和2桶油拿掉,數據顯示情況要更加糟糕。拿掉銀行股和兩桶油後,剩下公司2012年前三季度的總體盈利增長為-17.6%;前三季度單季的增長分別為-20.0%、-11.7%、-22.0%。

深市的盈利情況也基本如此,拿掉兩家銀行後,深證指數中上市公司整體盈利在2012年前三季的增長為-19.1%,前三季度單季的增長分別為-20.0%、-20.4%、-16.4%。

2012年以來,由於企業成本高企,費用率上升,尤其是財務費用上升幅度過快,使得滬深兩地上市公司的總體盈利能力變弱,淨利潤率不斷下降。按可比計算,上證指數和深證指數兩者總體的淨利潤率在2011初分別還保持在10%和6%的水平,其後逐季下滑,到2012年第三季度時已分別下滑到8.2%和4.3%,而如果拿出銀行股和兩桶油之後,兩者更進一步分別下滑到3.7%和3.9%。

通過以上整體數據的比較和結構分析,可以發現,在2012年前三個季度裡,從整體上講,中國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在明顯弱化,淨利潤率處在下滑的趨勢中,公司盈利令人意外地快速下滑,並且已經出現了負增長的情況。

正是這種連續的盈利下滑和負增長,逐漸消弭了人們的買股和持股信心,進而對中國的股市估值形成了巨大的壓力,使得估值水平節節下移。

上證指數和深證指數在2012年的平均PE大約分別在11倍和22倍左右。但是,如果把銀行股拿出,餘下的盈利對應餘下的市值,移動PE(Trail PE,以過往的四個季度的盈利之和計算)便分別上升到了17倍和23倍。

從結構上看,對應盈利的下滑情況,中國股市的估值其實還並不低。

銀行最賺錢,也讓投資者最糾結

延續幾年來一貫的趨勢,銀行板塊在2012年仍然是中國股市上賺錢最多的行業,16家上市銀行2012年前三季度的盈利總和為8128億元,佔了滬深兩市同期盈利總和14944億元的54%。也就是說,16家銀行賺的錢,比其他2437家公司賺的錢加起來還要多。

儘管銀行股的盈利佔到了市場總盈利的54%,但是它們所承擔的市值卻很低,2012年以來其所佔市值比例一直在24%的水平,與其所佔盈利比例遠不匹配,也因此拉低了總市值的水平。假若銀行股的市值佔比能夠提高到它所對應的盈利佔比,2012年的中國股市當不至於如此疲弱。

2012年裡,銀行股的PE一直處在低位水平,平均大約在6倍左右,而股市的平均PE大約在10-13倍。但是,拿掉銀行股之後的股市平均PE其實並不低,大約在19-20倍。換言之,是銀行股的PE拉低了中國股市的整體PE,或者說是銀行股的低PE遮掩了中國股市並不很低的PE,使中國股市的PE看起來很低。

銀行是最賺錢的行業,成長性也很好(過往三年的盈利年複合增長率為26%,2012年前三季度仍有16.7%的增速),PE又低,那麼銀行股的股價為什麼漲不上去呢?

糾結主要是來自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又主要在以下兩點:市場認為銀行高成長的盛宴正在接近尾聲,未來的成長性如何,市場的主力缺乏共識;地方融資平台和經濟下滑造成的企業壞賬對銀行的負面衝擊將會有多大,市場沒底。

如果對銀行股的不確定性能夠得到解除,銀行股的市值佔有率力量就可能得到釋放,中國股市估值下滑的壓力或可得到相應的對沖和抵消。但是,如何能真正解除市場對銀行股的不確定性,目前看來依然是一個問題。

A股市場在2012年底的最後一個月裡出現了反彈,人們預期四季度公司的業績要好於前幾個季度,理由來自政府在最近的幾個月裡投資加大帶動了相關領域的活躍性;同時經過前幾個季度的去庫存,在重新補貨的需求下,相關領域的公司有了加大生產的機會。

當然,包括銀行股在內的一些股票的低估值所散發出來的誘惑,也再次喚起了不少投資者的勇氣。如果未來兩個季度出來的業績結果符合人們的樂觀預期,2013年的中國股市沿著目前出現的小彎鉤,走出一波像樣的上揚行情,現在看來,這樣的機會似乎存在。

(作者為深圳君亮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股票估值網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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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公司江湖】移動互聯最吸金

http://www.infzm.com/content/84689

2012年上半年,中國移動互聯網產業投資事件達30起,披露投資金額總額約為3.78億美元,平均單筆投資金額約為2225萬美元。

移動互聯網行業在2012年繼續扮演當紅角色。其中,移動電子商務的概念最為引人注目。

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的數據統計,僅2012年上半年,通過手機接入互聯網的網民數量達到3.88億,手機成為我國網民的第一大上網終端。

而據清科研究中心統計,2012年上半年,中國移動互聯網產業投資熱度不減,投資事件達30起,披露投資金額總額約為3.78億美元,平均單筆投資金額約為2225萬美元。

除手機遊戲及無線增值業務外,移動電子商務相關行業逐漸得到資本追捧,2012年上半年,多家移動電子商務相關的企業相繼獲得投資。清科預計,移動電子商務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移動互聯網投資的主流細分領域。

這個趨勢跟投資銀行Rutberg&Co。提供的全球市場的情況相吻合:2012年上半年,全球移動互聯網領域共完成風險投資總額達39億美元,較上一年度增長10億美元;其中10.09億美元投向了消費型移動應用項目。

而2012年移動互聯網領域最明星的產品當屬騰訊的微信。

2012年,騰訊的營收繼續大增。財報顯示,僅2012年上半年,騰訊的總收入就高達201.75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4.3%。第三季度的財報數據顯示,總收入依然在增長。

同時,騰訊大力發展了微信產品,收穫了2億用戶。這意味著騰訊逐漸擺脫對QQ的依賴,在移動互聯領域站穩腳跟。同時,微信公眾平台建立,微信大步朝著社交性、電商和媒體性的方向發展。

移動電商的火熱背後,是整個2012年電子商務行業紅火的縮影。

艾瑞諮詢數據顯示,2012年前三季度中國網絡購物市場交易規模為7807.7億元,超過2011年7665.8億元的全年交易額,佔中國前三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5.2%。6年前,這個比例為0.3%。

在電商領域,阿里巴巴一家獨大的趨勢越來越明顯。2012年12月3日,阿里巴巴集團宣佈,截至2012年11月30日,本年度集團旗下淘寶和天貓交易額突破1萬億元。這幾乎是2011年的一倍。2011年淘寶網和天貓在線購物交易額達到6100.8億元。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如果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計算,2011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過萬億的省份僅有廣東、山東、江蘇和浙江四個省。這意味著,淘寶網和天貓超過1萬億元的銷售額可以排在2011年省際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第5位,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排名最靠後的云南、貴州、甘肅、新疆、海南、寧夏和青海這7個省份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總和。

從年初的反腐敗,再到高管大輪崗,從回購股份將B2B公司私有化,再到年中價格戰和雙11促銷,阿里巴巴為其集團整體上市做好了內部梳理。

電商行業的集中度提高,也帶來了市場格局的巨大變化。除了阿里巴巴,其他電商從業者日子並不好過。很多垂直電商紛紛裁員甚至傳出出售的消息。

但很多人還是相信垂直電商領域大有可為。專注於用移動互聯網銷售茶葉的大嘉茶事創始人莊景楊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2012年垂直電商領域的一個最大變化就是,眾多的資金湧入了諸如茶葉等傳統農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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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公司江湖】國企為王

http://www.infzm.com/content/84688

2012年,中國的國企實現收入近38萬億元,同比增長10.9%。利潤近2萬億,同比下降7%。

掙了多少錢

財政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前11個月,國有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37.94萬億元,同比增長10.9%。而同期國有企業的利潤總額下降1.94萬億元,同比下降7%,化工、交通和建材等行業均未倖免。

國有企業創造的收入,絕大部分由央企貢獻。2012年前11個月,央企累計實現利潤總額1.37萬億元,佔國企全部利潤的70.33%。

三十餘年國企改革,在「抓大放小」方針的指導下,國企數量減少,行業集中度提高,963戶央企高度集中在軍工、石油石化、鋼鐵、電力、機械設備製造、通信、航空運輸等領域。2012年進入財富500強的中國企業(含香港)有73家,其中42家是央企,前幾名為中石化、中石油、國家電網、工商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移動。

「由於貸款利息比民企低很多,很多國企所取得的利潤實際是貸款利息轉移。」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說。他2012年曾到浙江調研企業融資成本,得出國企貸款利息明顯偏低的結論。「小額貸款平均利率是20%,大型民企拿到10%的利率或多一點的貸款就很高興了,央企是什麼情況?5.3%!」

預計上繳利潤823億元

國企創造的利潤,有多少進入國家財政?

目前,國企財富向政府財政流動,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繳納稅費(包括稅收和各種資源稅),二是上繳紅利。

據財政部數據,2012年前11個月,國有企業共上繳稅費3.03萬億元(其中,中央企業佔75.9%),佔其總收入的8%。

繳納稅負之外,國有企業還需向其所有者(全體國民)代表——政府機構,上繳紅利。根據法律規定,中國對央企的稅後利潤上繳的比例分四類執行。煙草、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等具有資源壟斷型特徵的行業企業,收取比例最高,為稅後利潤的15%。

2012年近兩萬億的利潤,上繳的決算數據尚未公佈。根據財政部《2012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收入預算表》安排,2012年預計收取的中央企業稅後利潤是823億元(其中壟斷行業佔比79.4%),佔13670.6億央企利潤的近6%。

福利挺好的

國企內部的利潤是如何進行分配的,尚未有公開數據。

僅以世界500強央企之一中移動為例。根據中移動香港上市公司2012年半年報,其上半年未經審核的稅前利潤是82.173億元,扣除19.933億的稅項後,股東應佔利潤為62.2億元。而其74.18%的股權則是由中國移動(香港)集團有限公司通過其全資子公司中國移動香港(BVI)有限公司間接持有,74.18%的利潤被拿回集團。

不過,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國企職工和高管的福利待遇,相對比較好。

天則經濟研究所曾對2001年到2009年不同類型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的數據進行了跟蹤比較,結果顯示:從2004年開始,國有企業的人均「勞動者報酬」超過並且越來越高於私營企業和非國有企業。2008年的增長尤為顯著,分別比私營企業高63%,比非國有企業高36%。其中,壟斷行業職工人均年收入達12.85萬元。

最體現國企優越性的是住房和公積金福利。按照現行的公積金制度規定,職工和單位公積金繳存比例不能高於職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資的12%,不少壟斷行業的國企和事業機關將這一比例提升到20%。

整體來看,高管薪酬高於其他企業。中國上市公司從1998年開始披露高管年薪,2006年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水平首次高於民營企業。

不過,國企高管薪酬差別很大,不同行業之間,甚至同一行業的不同公司之間,都有天壤之別。

利潤去哪了

國企上繳的6%的利潤,大多以各種形式回到國有企業本身。

根據財政部公佈的2012年中央國有資本支出預算安排,計劃全年支出的875.07億元國有資本中,調入公共財政預算用於社保等民生支出的金額,僅為50億元,佔全部支出的5.71%。

剩下的錢,悉數以各種名目回流到國有企業。

最大一筆支出251億元,用於中央企業改革脫困補助,110億元用於中央企業重大科技創新項目的支持,5億元專項用於補助困難中央企業離休幹部醫藥費。中央企業在境外設立非金融企業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業的所有權、控制權、經營管理權等正常的海外併購行為,得到80億元的資金支持。若中央企業從事境外投資、對外承包工程和對外勞務合作等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業務,還能得到20億元的資金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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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現實路徑】預算公開:給政府打分的人

http://www.infzm.com/content/84697

通往理想生活的道路,就在每個公民的腳下。南方週末記錄了一些探索者的故事,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堅持推動對一些關鍵領域進行改革。

十多年來,蔣洪和其團隊一直堅持推動預算公開。最初,他只是一個孤零零的呼籲者,甚至即使主動申請也無法得到大會發言的機會;現在,他已經有了許多同行者,在全國兩會時被邀請做大會發言。儘管依然艱難,但他們已經決定把財政透明度項目再延長5年。

孤獨的反對票

上海財經大學的財政學博導蔣洪已年過花甲、白髮滿頭。

從還被人稱為「青年學者」時起,蔣洪就被一個問題困擾——「我的專業是財政理論和政策分析,政府的財政預算信息是研究必需的資料。但長期以來,我們能夠查詢到的財政信息不僅數字籠統,而且發佈滯後,比如有的統計年鑑,兩年後才能查到,這讓我和同行都無法及時、深入地分析財政問題。」

1997年,47歲、正年富力強的蔣洪,當選為上海市人大代表。

在那之前,他一直以為,人大代表肩負審議政府預算報告的職能,觸及的財政預算信息要比一般學者翔實得多。等上了會,發到手頭的報告讓他頗感失望,「這和社會上所能看到的,也差不多」。

「如果無法瞭解清楚錢從哪來去往哪裡,人大代表很難判斷錢花得對不對,可現實是僅提供一些簡單的報表。」於是,蔣洪開始通過分組討論會發言和遞交議案的方式,要求改變。

蔣洪回憶,當時自己談了三個要求:一是要求審查財政預算,不能只公佈一部分錢的預算報告,必須把各種預算外資金、制度外資金的報告一起完整地拿出來;二是不能只有粗線條的信息,必須把錢到底花哪去了講明白,預算必須細化;三是通常一個公司衡量財務時會從現金流量和資產負債兩個角度來衡量,財政也當多角度衡量,那些過去花掉的錢並沒有消失,有的已經變成資產,同樣需要納入監督和考量。

等坐在上海展覽館大會堂裡,要投票表決預算報告時,蔣洪決定棄權,「不能瞭解實際的預算情況,我無法對此報告負起一個人大代表的責任」。

那時上海的人代會還是實行舉手投票,三千多平米的挑高大廳內,唸到投棄權票時,在八百人大代表中間,蔣洪孤零零把手舉了起來,一時前後側目。

不過,蔣洪擲出的要求,以及「忤逆」的棄權票,波瀾不驚,「政府沒有人找過我,媒體也不關注這事,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就這樣,蔣洪當了兩屆上海市人大代表,上面那番話,一說就是十年。到後幾年,蔣洪在舉手錶決時,索性改成了舉手投「反對票」,理由是「多次呼籲,但預算報告始終達不到有效審查的要求」。

但他依然是孤零零的反對票舉手者,有一次,後排一位人大代表以為他搞錯了,好心提醒說「這是反對票哦」。

不再孤零零

2008年,蔣洪開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第一次去北京開兩會。到了政協,他發現政協和人大的會議形式有所不同,政協有一個人大所沒有的大會發言。

蔣洪想讓更多人關注自己在上海已「老生常談」過的預算問題,便寫了一份發言稿,去要求發言。這份發言稿的標題是《陽光財政,我盼得頭髮都白了》,「這話看起來有些誇張,但這件事我從四十多歲盼到了快六十歲,確實是黑髮人也變了白髮人。」

蔣洪沒能爭取到發言的機會。不過在這之後,越來越多的人站到了這位孤零零的舉手者身邊。

這年春天,《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開始實行,這項要讓政府信息「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新規,被認為是革新之舉——政府不僅要主動公開諸多類型的信息,公眾還可以通過申請的方式,獲取更多政府信息。

這些看起來鼓舞人心的舉措,也引來媒體連篇累牘的報導,蔣洪就是在讀報時了看到這個條例。專業敏感度讓他留意到,財政預算公開被條例納入了政府主動公開信息範疇。

受此啟發,由蔣洪擔任主任的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團隊,隨即啟動了一個觀察中國政府財政透明度的五年期項目,「很多年輕教師,對這個項目非常積極」。

蔣洪團隊所做的事情,就是按照財政信息的完整性、詳盡性和多角度的原則,設計出一個評價體系,再組織學生通過網絡查詢、出版物梳理和申請公開等多種方式,收集各省財政信息,再比對評價體系,根據財政信息公開程度,給各省的財政透明度打分和排名——對方態度好不好、回覆得是否及時,都不重要,「我們看的是他們到底能披露出多少財政信息」。

「從來都是政府給別人評判和排名,這一次反過來,由我們來評判政府。」蔣洪說,工作量很大,需要向31個省份多個部門逐一去函申請信息,還需要完成大量的網絡查詢工作,調動了上百學生參與。

蔣洪和他的團隊,不是這年裡唯一吃條例螃蟹的人。

在深圳,海歸商人吳君亮也組織了一個公共預算觀察志願者團隊,向數十家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發去申請,要求他們公開預算報告,再就能夠獲得的報告內容,發佈評讀報告。

兩個團隊的行動,都通過媒體的報導進入公眾視野,獲得諸多讚譽,公眾對財政透明度的認知和呼聲,也日趨高漲——「納稅人的錢去了哪裡」這個問題,似乎一下迫切地擺在了每個人的面前,各種討論亦見諸報端。

2009年全國兩會時,蔣洪被邀請大會發言,主題就是他2008年遞交的《陽光財政,我盼得頭髮都白了》。和過去光談見解不同,這次發言中,他把過去半年裡,團隊所做的財政透明度報告內容也納入進去,得到了熱烈的掌聲。

「潮流中的一份力量」

蔣洪的行動讓政府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友人私下告訴蔣洪,起初,各省份對接申請的政府信息公開辦公室、財政廳等部門,其實也在互相打聽,其他地區提供多少信息,目的是確保本部門「既不在排名中冒尖,也不甘落後」。

現在,蔣洪團隊已經連續發佈了四年的財政透明度報告。他期望,能夠通過排名促使政府提高財政透明度,每年做報告時,也很期盼大家的「成績」能有所提高。

實際情況是,這四年裡,各省份財政透明度指標的平均值從21一路緩緩爬升到25。

在蔣洪的研究中,每年透明度最低的省份在變,但最低值一直在15左右徘徊,並沒有顯著提高,透明度最高的省份也在不斷變化,但指標卻是下降的。

蔣洪和同事們已經下決心,要把這個財政透明度項目再延一個五年。

「任何個人或研究團隊,能起的作用是微小的,也不奢望有什麼直接的結果,我們能做的,是在媒體、公眾的共同努力下,促成社會觀念的改變,我們只是社會潮流中的一份力量。」蔣洪說。


經濟 坐標 現實 路徑 預算 公開 政府 打分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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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迷局】地方債:最大風險在於不透明

http://www.infzm.com/content/97399

既然大門不開,那就只有跳窗戶、走後門。地方債的癥結正在於此,大量地方債處於隱秘狀態,且源源不斷產生,要想控制風險,則必須將之納入正規程序,暴露於陽光下。 

在2013年12月10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防範地方債務風險被列為2014年工作重點,在六項主要任務中,位列第三。

會議中首次提出要將地方政府性債務分門別類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嚴格政府舉債程序,明確責任落實,省政府要對本地區地方政府性債務負責任。

此前,中央高層多次在不同場合釋放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可控的信號,例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曾在2013年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表示,中國正在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有序規範和化解,「可以有把握地說,總體是安全可控的」。

那麼,地方債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國家審計署2013年8月曾啟動對地方債務的第二次全面摸底,審計範圍前所未有地擴大到包括鄉鎮在內的五級政府,涉及73萬個項目,245萬筆債務。

一位中部省份的財政系統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這一次重點審計2011年以來新增的債務,審計人員還從銀行和發改委調取數據加以核實,而國有控股企業的債務也納入被查之列。

2010年底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增長年均增長率19.97%,省、市、縣增速分別約為14%、17%、27%,其中縣級增速明顯。

2013年12月30日,國家審計署公佈了最新的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審計結果顯示,截止2013年6月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負債20.6萬億,負有擔保責任的2.9萬億,負有一定救助責任的6.7萬億。

其中,對於備受關注的地方政府負債,負有償還責任的10.9萬億,負有擔保責任的2.7萬億,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4.3萬億,合計17.9萬億,較上次審計結果2010年6月末的數據10.7萬億高了7.2萬億。

「最好還是開前門」

中國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2012年6月公佈的預算法修正案草案第二稿也從嚴規範了地方債務,明確規定地方政府不能舉債,只有法律或國務院規定才可由國務院財政部門代地方政府發行債券。

財政部門代地方政府發債是從2009年開始的。2009年到2011年,財政部代理地方政府發債額為2000億元,2012年增至2500億元,2013年為3500億元。

擠進自行發債的行列並非易事,截至目前,只允許上海、浙江、廣東、深圳、江蘇、山東由財政部代發債,江蘇和山東也是在2013年新加入的。

那麼沒有自行發債資格的地方政府又是怎麼舉債的呢?早在1991年,當時國務院進行第一輪政府融資體制改革,要求地方政府不再直接負責基礎設施建設,而是將其公司化運作。地方融資平台,即城投公司,自此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借債主體。

政府用土地的未來收益作為擔保,通過城投公司發債等方式募集資金支付徵地補償費、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將「生地」變成「熟地」後再出售,獲得財政收入,然後通過財政補貼或返還等方式注入城投公司用於還債。

在這個鏈條中,城投公司的償債資金主要來自地方財政,而地方政府的債務究竟有多少,城投公司成為外界觀察的一個重要窗口。

最早給城投公司融資的是商業銀行,但近年來,銀監會多次發文要求各銀行不得新增融資平台貸款規模。這也使得未來幾年,平台貸款的整體到期壓力明顯下降。

截至2013年6月末,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餘額達到9.7萬億元,約佔地方政府性債務的44%。

審計署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6月末,地方債務中商業銀行貸款餘額10.12萬億,相比審計署2011年6月發佈的數據,佔比從79.01%下降到57%。

商業銀行的水龍頭收緊之後,信託、融資租賃、售後回租、發行理財產品、BT(建設-移交)、墊資施工和違規集資等變相舉債應運而生,在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10.88萬億中達到2.4萬億,佔比達到22%。

地方政府性債務也在2008年後進入快速增長期,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財政系主任林雙林發現,1996年到2010年,地方政府性債務的年增長率為27%。而到了2008年,增長率猛增至48%,2009年則增長至68%;1996年,地方政府債務佔GDP比重達到3%,2013年已達到29%。

「如果你已經看到有人跳窗戶、走後門很普遍了,最好還是開前門,這樣好把窗戶和後門給關上,從而更規範一些。」央行行長周小川曾在接受《財經》專訪時這麼表述。他所謂的正門,是指讓地方政府名正言順地發債,使債務更為規範和透明。

失控的地方債務

2013年8月,審計署公佈了對36個地方政府本級2011年以來政府性債務情況的「抽查」結果,審計報告顯示,有9個省會城市的債務率(債務餘額與地方政府綜合財力的比率)超過100%,最高的達到219.57%。

根據招商證券測算,地方政府債務率自2009年的36.8%上升至2012年末的47.6%。雖然絕對水平並不算高,但由於資產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非經營性資產,若將這部分資產剔除計算,2012年末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率達73.6%。

在這樣的負債水平之下,年付息要在1萬億元以上,也就是說地方政府三分之一可投資資金用於利息的償還。

短期內,地方政府面臨的償債壓力仍舊不可小覷。據東方證券測算,2014年到期應償還債務為1.67萬億元,2015年為2.6萬億元,2016年為1.64萬億元,這三年的償債率(債務償本付息金額/當年地方政府可用收入)均越過紅線。

光大證券宏觀分析師徐高選取了全國八百多家城投公司,他發現從2009到2012年,這些公司平均加權資產負債率是在往下走。現在資產負債率約為57%,跟2008年持平。這些公司的總體資產規模是26萬億元,債務的總量約為15萬億。

雖然債務總量並沒有達到危機的程度,但債務收益狀況卻讓徐高有些擔憂——城投公司整體投資回報率只有3%,貸款的平均利率達到6%到7%,也就是說投資回報率無法覆蓋債務成本。這也是因為很多項目是公益性,無法產生現金回報。這種情況在財政能力較弱的縣(或以下)政府也更為突出。

但回報不僅來自基建本身所產生的現金回報,還包括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帶動地價和房價上漲,以及稅收的增長。如果考慮到廣義回報,地方債務的整體投資回報需要重新估算。

林雙林也認為,發展教育、醫療、建設高速公路、建設城市的公路設施、飲用水系統、污水、垃圾處理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資。中國處於快速發展的階段,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負債也會特別多。

「結合中國的經濟發展潛能和政府財政的實力,化解它並不是特別大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說,「但是,還會不斷產生更多的難以控制的地方政府債務,這才是大問題。」

暗賬明翻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將地方政府性債務分門別類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多年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一直游離於中央政府預算管理之外。

前述財政系統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這表明未來地方債務要走預算程序,經地方人大審議;而明確責任落實,意味著中央不會對地方債務進行兜底,各級政府需對本級政府債務負責。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也在近期撰文指出,當前地方政府性債務最大風險在於不透明,某些區域、某些項目可能出現資金鏈緊張風險。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系治本之策,地方政府性債務可「暗賬明翻」。

賈康建議,債務收支必須編制完整預算,每一筆新發生債務的來源與用途、償債的資金來源和計劃都要加以說明。而且,收支預算應當附有對政府債務風險的分析和預測。

債務預算應當和一般預算一樣接受同級人大的審批與監督,債務的舉借必須得到人大批准後方可執行。債務審計應成為財政審計的重點之一,債務審計報告應遞送同級人大,並報中央有關部門備案,對於特別的重要舉債行為,可規定需經中央級審批。

2013年,江蘇省曾因為高額的地方政府債務被推向風口浪尖,截至2013年上半年,江蘇省各級政府尚在存續期的城投債共有280只,債務總額為3253.5億元,整體負債率超過200%,其中鎮江市以460%的負債率高居榜首。

江蘇省財政廳廳長出面回應:江蘇的政府性債務規模與經濟總量、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是相匹配的,是適當的。

事實上,江蘇省已經在醞釀規範舉債的措施,例如,對政府性融資平台公司舉債施行計劃管理和財務監督等。

最近,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等部委也啟動市政債的研究工作,基本原則是由原來的代發代辦的地方債轉向自主發行的市政債。地方政府或者授權機構為發行主體,政府稅收等一般財政收入或項目收益作為償債來源,把一直以來地方政府的隱性、不規範債務轉變成顯性、規範債務。

與此同時,2013年12月,中央組織部把政府負債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強化任期內舉債情況的考核、審計和責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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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破局】什麼國企可以「混合」到什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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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不是新概念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一輪國企改革方針,混合所有製備受關注。

據一位不願具名的國資委官員透露,已經有中央企業主動找到國資委,準備參與混合所有制試點,「但國資委在一些細節操作上還有待統一,因此具體試點企業尚未確定」。

產權,繼續成為國企改革風暴眼,這事實上是貫穿三十餘年國企改革的關鍵線索。

混合所有制並不是一個新提法。早在中共十五大,這一名詞就已進入官方文件。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更是對混合所有制經濟有了明確闡述,強調要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2012年國資委出台的國企改制文件中更明確提出「積極引入民間投資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不過,需要釐清的一點是,並非所有國企都將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

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在出席國新辦發佈會時,將什麼類型的國企可以混合到什麼程度,做了細緻分類:第一,涉及國家安全的少數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可以採用國有獨資的形式。第二,涉及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企業,可以保持國有絕對控股。第三,涉及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行業的重要國有企業,可以保持國有相對控股。第四,國有資本不需要控制、可以由社會資本控股的國有企業,可以採取國有參股的形式,或者是可以全部退出。

在當天的發布會上,有記者提了一個具象的問題:什麼時候我們能看到出現這樣一家企業,它是國有資本退出,由社會資本來控股的?

黃淑和並未直接回答這個時間表問題,而是稱,有一些已經在退出了。據黃提供的數字,目前央企及其子企業引入非公資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業,已經佔到總企業戶數的52%。截至2012年底,央企及其子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總共是378家,上市公司中非國有股權的比例已經超過53%。地方國企控股的上市公司681戶,非國有股權的比例已經超過60%。

不過,上述不願具名的官員透露的數據,目前中央國有企業在重要行業和領域的佔有率依然在80%以上。

民資的機會

這樣的方向,意味著在一些行業中,國有企業的根本原則是做大做強。但在競爭性領域,目前的改革方案以「混合產權」的方式,給予了民營企業機會——民間投資主體可以通過出資入股、收購股權、認購可轉債、融資租賃等多種形式參與國企改制重組。

目前文件明確給出的民企和社會資本參與國企分羹的辦法,以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出台的第一個地方方案——上海「20條」為例,主要有以下方式:

一是民間投資主體之間或者民間投資主體與國企之間可以共同設立股權投資基金,參與國企改制重組,共同投資戰略性新興產業,開展境外投資。

此外,文件要求國企改制上市或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增發股票時,應當積極引入民間投資。國有股東通過公開徵集方式或通過大宗交易方式轉讓所持上市公司股權時,不得單獨對民間投資主體設置附加條件。

「關鍵是如何提高民營資本的份額及話語權。」北京師範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國企研究者高明華對南方週末記者稱,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民營資本參與了國企改組,卻被國資完全控制,最終失去參與的動力。「這是三十多年國企改革被忽視的部分。」

高明華認為,在短期內民營資本難以成為大股東的情況下,必須通過像累積投票這樣的制度形式,保證民營資本的話語權。

MBO會不會重來

另一個混合所有制的題中之義則是「員工持股」。

員工持股的產權形式,早在1980年代末就已在國企改制中出現,並在後來掀起過一場全民大討論,隨後實際上被叫停。

被叫停的原因,一方面是有的企業出現持股平均化和強制性的問題。以平均攤派要求企業所有員工出資入股,如果員工不購買職工股就意味著自動下崗。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則在於,員工持股制度變相成為福利輸送渠道。

上述官員認為,國企前30年的改革比較好地解決了國家和企業的關係,但企業和員工的關係還沒有更好地解決。十八屆三中全會重提員工持股,實際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而一位接近國資委的人士則透露,員工持股寫進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據說是參考了華為的員工持股計劃。

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也在國新辦發佈會透露,就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中實行企業員工持股的問題,國資委正在研究制定具體實施辦法。

「它的實現形式又是複雜的,」上述不願具名的國資委官員稱,「這幾天我們內部正在研究它的實現形式,整個中央企業幾萬家,二級企業幾千家,從哪個層面開始做?員工持股的範圍、比例、退出,怎麼弄?」據其稱,國資委研究員工持股的案例發現,一些國企甚至出現退下來的老同志和高幹持股,現有的人為這些人打工的現象,「這就有一個怎麼退出的問題,畢竟要鼓勵的是現在的人的積極性」。

對於員工持股,社會上也尚存爭議,學者高明華認為需要適度,因為容易出現矛盾。更關鍵的問題在於,國有資產的最終所有者是公眾、全民,讓員工持股,尤其是無償向員工增股,顯然是侵害了其他公眾利益。

至於國企改制中曾經掀起過巨大風暴的MBO和由此帶來的國資流失問題,則更是糾結至今的平衡難題。著名的「郎顧之爭」由此而起,至今仍未能結束。

上海的國企改革20條中特別提到,國企在改制重組中引入民間投資時,應當通過產權市場、媒體和互聯網廣泛發佈擬引入民間投資項目的相關信息。國有產權轉讓時,除國家相關規定允許協議轉讓者外,均應當進入由省級以上國資監管機構選擇確認的產權市場公開競價轉讓。

市委書記韓正更是在上海市深化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把握好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本質。「我們發展混合所有制,不是簡單地把國有企業一賣了之,更不是照搬照抄其他模式,而是要從實際出發推動改革。」

雖然承認運作不規範的可能性存在,但高明華對此持樂觀態度,「不要簡單把出售國有資產說成是私有化,民營資本進入國有企業是花錢進入的。」只要通過規範的市場運作,就不會存在國有資產流失問題,關鍵是透明和規範,不要有人為的暗箱操作。

(馮禹丁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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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破局】財政改革裡的「用腳投票」

http://www.infzm.com/content/97390

900字,「基礎與支柱」

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這一節相比其他十五節,篇幅相對較短,僅不到900字,但財稅改革在此次改革中的份量之重和力度之深,卻顯而易見。

表現之一是,總書記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一文中說,「這次全面深化改革,財稅體制改革是重點之一」。南開大學中國財稅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蔡琛教授指出,「重點之一」的提法僅出現過兩處,另一處是「司法改革是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之一」。

表現之二,決定中把對「財政」的定義,上升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

「這個觀點非常超前,超前到學界都還沒討論到的高度,超出了學界的研究水平。」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財政過去只是一個政策工具,現在涉及了國家治理。」

有人專門考證了「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句話的來源。馬蔡琛注意到,由時任中投公司董事長樓繼偉所著、2013年1月底出版的《中國政府間財政關係再思考》(以下簡稱《再思考》)一書的序言中,第一句話便是,「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

該書面世僅一個多月後,樓繼偉出任財政部長。在就任之前拿出一套系統方略,這非常罕見,也因此被認為這套方案得到高層認可。

樓繼偉早在1980年代便在國務院辦公廳、社科院從事財稅研究工作,1994年分稅制改革中,在國家體改委工作的樓繼偉是朱鎔基的得力助手。但樓繼偉曾任財政部副部長長達9年,輔佐兩位財長,之後於2007年調離財政部,出任中投公司董事長。此番上任財政部長,樓繼偉已是63歲,而改革開放以來的歷任財長,履新時都未超過60歲。

「這本書現在被財政口的官員們奉為『寶典』,」一位學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有關財稅改革,很多話究竟什麼意思,翻這本書才明白。"

修修補補不解決問題

此時,新一屆政府正面臨一個財稅體制困局。

1994年分稅制改革卓有成效,但隨著經濟發展和改革向縱深推進,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收入安排、轉移支付等領域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如《再思考》一書的序言所述:「僅僅依靠修補性的調整已經不能解決目前面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這些矛盾和問題包括:地方政府財力與事權不匹配,土地財政盛行,公共服務提供不足,地方債務風險等。它們盤根錯節、互為因果,而財稅改革是被寄予解決這些問題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中之重。

但財稅改革究竟如何改,一直眾說紛紜。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財稅改革做出了「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等總體指示和三方面工作部署: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不難發現,這些工作大多能在《再思考》一書中找到對應的具體路線圖。

比如關於完善稅收制度。營業稅改增值稅之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並未明確究竟如何「完善地方稅體系」,但該書中「適度調整政府間收入劃分」一節對此有明晰的闡述:「地方財政收入應主要由財產稅體系支撐」。對現行政府間收入劃分,樓繼偉提出兩種調整方案:一、在不改變中央地方增值稅分配格局的情況下,將地方分享的增值稅根據人口等客觀因素在地區間重新分配;二、降低增值稅稅率,改為中央稅,同時允許地方在不超過原增值稅分享額度內開徵零售環節銷售稅;「對地方政府而言,現階段比較好的稅種是零售稅,……潛在的地方稅主力稅種是房產稅」。

真正的「用腳投票」

調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關係和支出責任,難點不僅在於事關利益分割,也在於人們在認識層面都還遠未達成統一。近年來,多位知名財政學者圍繞著「財權(力)與事權(支出責任)相匹配」各說各話,難以形成共識。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新的表述——「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勢必將終結之前的爭議。

「『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也超出了學界的討論範圍,學界一直認為事權和支出責任是一回事,對『事權和財權相匹配』討論不休,」李煒光說,「這個思維在財政學界還沒有建立起來,很多學者還不明白中央在說什麼。」

在《再思考》一書中,專節論述了事權、財權、財力之間的關係,認為財權與事權不易匹配,因為二者適用不同的原則和標準,準確的概念定位應該是「財力與事權(支出責任)相匹配」。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先明確政府間事權劃分,界定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劃分財政收入,再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餘缺。

基於此邏輯,樓繼偉認為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上的矛盾是目前我國財稅體制的最大問題:中國的中央政府「過小」(2011年中央政府直接支出僅佔政府支出的15.2%,公務員佔比僅6%),原因在於一些該中央政府承擔的職責下放到了地方,比如地方政府承擔了一定的國防、邊防事務,司法事務也過多地集中在地方;跨地區污染治理、食品藥品安全、跨地區經濟糾紛司法管轄、社會保障等方面,中央政府參與得還不夠。

這與決定中「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區域性公共服務作為地方事權」等內容,相互印證。

在多位學者看來,這將轉變政府職能導向。過去地方政府競爭的是GDP、投資、生產,往往忽略民生、公共服務和環境保護等,而若將地方分享的增值稅收入「根據人口等客觀因素在地區間重新分配」,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等,地方政府間會出現一種新的競爭——吸引人口。

「也就是老百姓用腳投票,地方政府的治理思路就變了。」馬蔡琛說,「這套體系如果構建起來,那確實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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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破局】分權還是收權

http://www.infzm.com/content/97391

「就目前的政府間關係,很難簡單地說進一步分權就是方向,同樣也不能片面地說需要更多的集權」

兩個方向之爭

中央與地方關係上的困局,可追溯至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隨著經濟發展到現在形成的畸形格局:央地之間財政收入各半,但支出比卻為15︰85,地方政府支出的42%來自中央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2012年)。

要走出這一困局,有兩條路——擴大中央事權;或者擴大地方財權和可支配財力。事實上,這正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前業界對財稅改革方向的兩條道路之爭。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對上述兩條路線似乎均有吸收。它既明確提到「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同時也提出「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此外,被視為增強地方財力的「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等多種形式拓寬城市建設融資渠道」也被寫進了決定。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看到決定後,用「久違了」來形容「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提法,「1994年之前,每個財稅文件裡都有這句話,已近20年不見了。」

可能的未來

但懸念猶在。「我認為財稅改革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方向不明,到底應該收權還是放權,實際上沒有討論清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說。

是分權還是集權,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地廣人多的單一制大國治理來說,是個永恆的難題。改革開放後,央地關係也經歷了從1980年代放權過度,到分稅制改革財權集中過度的兩極。如現任財政部長樓繼偉在其新書中所嘆,「集權與分權是政府間財政關係中一個持久主題,也是個引起廣泛爭議的話題」。

樓繼偉曾公開發表過反對過度分權的觀點。早在1986年,他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誌上發表題為「吸取南斯拉夫經驗,避免強化地方分權」的文章,認為南斯拉夫地方分權模式種下了經濟危機的種子,提出「我國不要再走強化地方分權的老路」,「我認為最不該做的事情是削弱中央的宏觀管理,強化地方分權」。

2012年,樓繼偉在《財經》雜誌上發表文章「央地關係重構」,也指出「還有一種方向現在成為潮流,認為中央收入太多,因此應大幅減少中央收入,提高地方收入……這樣的一個方向意味著在事權不調整的情況下增加地方徵稅權。我認為這個方向是危險的,是個分裂的體制。」

最近的新書中,樓繼偉也花了許多篇幅專門闡述了對分權與集權、單一制與聯邦制的思考,代表性觀點有,「從中央與地方支出比例、中央公務員佔比等指標看,中國是過度分權的國家;從中央對地方政府行為的干預看,中國又是高度集權的國家」,「與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政府職能配置明顯過於分權」;「就目前的政府間關係,很難簡單地說進一步分權就是方向,同樣也不能片面地說需要更多的集權……需要考慮的不在於集權還是分權,而是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集權和分權」。

值得一提的是,在「國際經驗借鑑」一章中,樓繼偉如此評價聯邦主義財政的方向,「綜觀各主要發達國家,無論國家結構上採取的是聯邦制還是非聯邦制(單一制),都普遍實行了聯邦主義財政,即以分權基礎上的制衡為最高指導原則……其含義包括兩個層面:一、國家的財政權力和相關權力不僅應該分散由各級政府共同行使,而且應該儘可能多地交由較低層級的政府來行使,即『從低』原則……;二、中央政府必須擁有旨在制約地方政府財政行為的有效手段。」

中國特色的分稅制

事實上,財政聯邦制是魏加寧和社科院教授馮興元等財政學者一直倡導的改革方向。

魏加寧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央地關係的核心是實行地方自治,改革的方向是向地方分權,地方自治是指地方政府成為一個獨立的法人實體,一級政權,擁有一級事權、一級財權、一級財產權和一級舉債權,通過民主監督形成地方自我約束機制。」

據統計,世界上國土面積前十位的大國中,有8個是聯邦制,只有2個實行單一制,其中之一是中國。人口規模前十位的大國中,有6個是聯邦制,只有4個是單一制。但是,在大國當中,即使是實行單一制的國家,除中國以外都實行了地方自治。

魏加寧並不同意說實行地方自治後,中央就一定控制不了地方。「協調中央與地方關係可以有很多方法,美國是靠國會名額分配,法國是靠行政兼職,英國是靠政黨協調,日本則是靠財政部和總務省兩個部委相互制衡。」

北京大學國發院教授黃益平認為,在央地關係中,事權和財權不匹配導致債務風險等,可能只是個表面現象,更根本的原因在於地方政府的行為公司化和軟預算約束,「地方政府增加開支的衝動是一種天性,我問了很多人為什麼願意借錢給地方政府,最後歸結為一條,『如果地方還不上,我相信中央是會兜底的』,這個問題是財權事權怎麼匹配都解決不了的。」但黃同時認為,財政體制不可能脫離更根本的體制改革,獨立出來搞聯邦制。

「我們是在財政聯邦制和原來大一統的分級管理之間走出了一條中間道路,這可能也叫中國特色的分稅制。」在研究財政多年的高培勇看來,中國是在走一條中間道路,因為「分稅制」從字面講,源於聯邦財政制,其核心制度是聯邦擁有稅收立法權,但中國自古是單一制的大一統國家,稅收的立法權沒有下放,在此條件下的分稅制實際是「分級財政管理」。

另一位財政學專家李煒光則再三對南方週末記者強調,此次財稅改革的重心應該放在地方,因為公共財政最重要的是從下往上的邏輯,最基層的公民個體、家庭、社會對公共服務的需要,決定地方政府做什麼,再往上才是中央政府做什麼。「凡是社會能做的地方政府就不要做,地方政府能做的中央就不要做。中央可以出錢,但不能一切事情包辦。」李煒光說,「我們以往的財政概念是從上往下的,基層政府不為老百姓負責,而是對上級負責,這是方向性的錯誤。」

經濟 坐標 破局 分權 還是 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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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破局】「30%」的秘密 國企給大家「交」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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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資本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2020年要提高到30%,存在兩種不同解讀。最重要的不是上繳多少錢,而是在以各種名目返還國企後,真正能有多少用於民生支出。

「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一個多月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裡,這是唯一一個具體到了數字的施政目標,頗為醒目。在決定正式公佈之前,這句話就已被視為三中全會的「亮點」,廣為流傳。

但對於這個數字的具體意義,至今爭議紛紜。事實究竟如何?

兩萬億「第三財政」

首先需要梳理國家與國企利潤分配的歷史沿革。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企作為政府的附屬,實行的是「統收統支」:國企利潤全部上繳,虧損國家彌補,擴大再生產費用由財政部門審核撥付。1978年,「企業收入」是中國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來源。

改革開放之後,這種僵化的機製成為了中國經濟改革首要解決的問題之一。1980年代,國企獲得了「擴大經營自主權,適當留存利潤」的改革政策,利潤被允許適當作為獎勵,用於激勵企業經營者和員工,以打破「大鍋飯」狀態。

如何留存利潤,同期國家進行過多種嘗試。根據世界銀行2006年一份報告回溯,當時中國建過利潤留存公式、試行過「利改稅」、實行過承包經營責任制。很多時候,企業的利潤留存是通過與政府的一對一協商來確定。

這種混亂的局面,終結於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這年,國企開始實施「繳稅留利」政策,即「國家」對國企徵收企業所得稅,並開徵和恢復一些覆蓋國企的其他稅種,但不再參與國企稅後利潤的分配。

當時國企正處在艱難時期:企業還在承擔大量應由政府負責的社會保障責任,陳舊的經營和管理方式不適應市場競爭,國企大面積陷入虧損,反過來還給財政造成沉重的補貼負擔。

代表全民股東的「國家」完全放棄了利潤索求。這樣的手筆,為國企走出困境乃至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力的資金支援。在一些回顧經濟改革歷程的作品裡,這被稱為「父母」對國企這個「共和國長子」的餽贈。

但此後,國企不僅起死回生,還翻身成為中國市場化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1999年,中國國企利潤總額開始超過千億,至2010年後,這個數字已穩居2萬億之上,約等於同期全國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學界把這種隨著國有企業大規模盈利所形成的政府可支配財力,稱為「第三財政」,區別於「第二財政」,以土地出讓金為代表的政府非稅財力。

廈門大學財政系教授張馨在論文中提到:1999-2010年間,「第三財政」年均增幅高達34.1%,大大高於同期財政一般預算(編者註:公共預算的舊稱)收入19.75%的平均增幅。

不過,佔據著諸多壟斷資源的國企,也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實行對國企分紅等制度問題,也為學者廣泛呼籲。

「必要時」用於社保開支

這樣的背景下,1990年代起就被寫入法律、中央政策卻未見實施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終於靴子落地。

2007年9月,國務院發佈《關於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國企上繳包括利潤和股利股息、產權轉讓、清算產生的收益。國務院要求中央當年即開始試行國資經營預算,地方則逐步推行。

當年年底,國務院又下發了一份《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暫行辦法》,根據行業不同把納入國資經營預算的央企劃為三檔,每檔執行不同比例的紅利上繳標準。第一檔為煙草、石油石化、電力、電信和煤炭等壟斷性、資源類行業,上繳比例為其年度淨利潤的10%,第二檔為鋼鐵、運輸、電子、貿易、施工等一般競爭性行業,上繳比例為5%,第三檔是軍工企業、轉制科研院所企業,暫予緩繳,中儲糧、中儲棉兩家政策性央企,予以免繳。

2011年,這個分檔被調整為四檔:原第一檔比例提高至15%,原第二檔提高至10%,原第三檔再加上中國郵政集團和一些新納入預算的企業,上繳比例定為5%,而兩家政策性央企,繼續予以免繳。

至於不在國資委監管範疇內的金融國企,兩次都沒有被文件提及。

2010年,中央國資經營預算首次提交全國人大審查,此後幾年部分省市也在「兩會」上提交了當地的國資經營預算報告。

要注意的是,國資經營預算的建立目的,並不是為了補充公共財政。

在《意見》第一段裡,這樣表述這一制度的價值:對增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完善國有企業收入分配製度,推進國有經濟佈局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集中解決國有企業發展中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這份文件對於國資經營預算的支出範圍,則主要規定用於資本性支出(根據產業發展規劃、國有經濟佈局和結構調整等需要);費用性支出(用於彌補國有企業改革成本等)和其他支出。《意見》還解釋,具體支出範圍依據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以及不同時期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任務,統籌安排確定。

至於民生等支出,這份文件的規定是:「必要時」,可以「部分用於社會保障等項支出」。

這樣的收支安排,也使現行的國資經營預算,被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系主任曾康華稱為是一份「取之於國企,用之於國企」的預算,這幾年學界也普遍對此持批評態度。

國有資本經營收益,九成以上用於央企改革脫困、兼併重組、境外投資等國有經濟體系內的開支,真正屬於公共開支範疇的,只有「調入預算用於社保等民生開支」和「補充全國社保基金」兩項。數據來源:財政部網站,資料整理:王謙秋 陳中小路 (何籽/圖)

0.66%用之於民

目前有多少國企收益為公眾所用?

來自財政部網站的數字顯示:2012年,全國國有企業淨利潤為16068億元,但只有7.2%被作為國有資本經營收益上繳國庫。

國企利潤是國資作為股權所有者取得收益的最主要渠道,此外還有股利股息、產權轉讓、清算等其他方式獲得收益,這一年全國國有資本經營的總收入是1495.90億元。

支出方面,目前主要就兩個科目對應於公共性質的支出,一是補充全國社保基金,一是調出資金(即劃轉公共財政),前者為17.21億元,後者為56.31億元,而當年總支出是1402.80億元,兩項支出合計也不過佔比5.24%。

如計算這兩項支出與國資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11148億元之比,更是微小到0.66%。

2013年7月公佈的2012年全國財政決算,是首次向社會披露全國國資經營預算報表。不過中央國資經營預算情況,2007年至今的數據財政部都已「曬」出。

加總相關數據可得:2008-2012五年間,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編制範圍的央企,淨利潤總額為45533.6億元,他們總共上繳的收益是3922.4億元,與其利潤之比為8.61%。

而這五年國資經營收益裡調入公共財政和補充全國社保基金的總金額只有244.8億元。如果與同期所有央企的利潤總額相比,僅佔0.40%。

其他九成以上的支出,被以央企兼併重組、節能減排、科技創新、境外投資等各種名目返回央企。

哪個比例提升至30%

以2012年全國國資經營預算為例來看,在這個「國企利潤——>收益上繳——>公共開支」的兩層遞進中,首先只有約10%的國企淨利潤,被作為收益上繳,在這部分收繳上來的收益中,又再拿出約5%用於公共開支。

再回到那句鼓舞人心的「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現在的問題是:30%指向的到底是哪一個比例?

南方週末記者翻閱了過去一個多月來各界人士對此的解讀,發現存在截然不同的兩種看法:

一種認為,國企的分紅比例,要由現在0-15%的水平,提高至30%。「至於是提至最高檔30%,還是整體水平達到30%,就不得而知了。」這是民間公共預算研究者吳君亮所持觀點,也是相對更為普遍的觀點。

另一種看法,認為在國資經營預算的支出裡,調入公共財政、補充全國社保基金的支出,佔總支出比重要達到30%。

不過,沒有一位專業人士認為,這句話意味著能夠最終劃轉用於公共開支的國企利潤比例,會由現在千分之幾的水平,躍升至30%。

理解上的歧義,來自決定裡含糊的表述,一位接近財政部的財政學者認為,這種含糊起於這句話是來自國企改革部分段落,而不是財政制度部分。

「資金要從國企到公共財政,包含了上繳分紅和調入公共財政兩個動作,文件裡卻混為一個動作。」中國社科院財政研究室主任楊志勇,曾為這個問題與同事展開了一場小小的爭論,誰也沒能說服誰。

「一種姿態」

2013年12月19日,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發言,看上去指向的是第一種理解:「國資委將根據中央企業改革發展進程和企業效益狀況,有差別、分步驟逐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最終實現到2020年提到30%的目標。」

在由多位國家領導人和部級官員聯合編寫的《「決定」輔導讀本》上,也持相似表述。

不過,如果現行這種資金在國有經濟「體內循環」為主的國資經營收益支出結構,沒有大幅改變,「上繳比例越大,可能某些政府部門的尋租空間越大,支出的使用效率難以保證,責任難以落實」。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熊志軍2012年就在中央黨校雜誌上提出了這一點。

熊志軍擔憂的「支出效率」問題,實踐中一直存在。

查閱最近幾年中央國資經營支出決算報告時,南方週末記者多次看到「部分境外投資支出項目不具備執行條件」、「新興產業發展支出的部分預算執行單位預算執行率低」乃至「央企財務管理信息化試點支出本年度未執行」等表述。

而且,如果30%指向的是國企分紅比例,那意味著國企收益用作公共開支的比例並無量化約束——決定裡只有一句「更多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

也有接近財政部的學者稱,聽聞財政部目前是按照第二種理解在推進工作安排,這種理解一定程度意味著財政部方面對於國資收益的支出將有更大處置權。目前財政部尚未就此細節有過公開發言或出台文件。

如果以2012年全國國資經營預算為例,按第一種理解,意味著現在國資淨利潤用之於民的比例,可由現在的0.66%提高到2%,如果按第二種理解,則是提高至近4%,相比較龐大的國資淨利潤規模,都是微乎其微。

而且,這裡作為基數的國資,還不包括每年淨利潤過萬億的金融國資。

在財政部財科所國有經濟研究室副主任陳少強看來,決定裡的表述,「更主要是指出方向,是一種姿態」。

在和同事一番「解讀」之爭後,楊志勇在財政部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兩個比例都需要提高》的評論:「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需要同時提高這兩個比例,國有資本收益才能真正做到『為民所用』」。

經濟 坐標 破局 30% 秘密 國企 大家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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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坐標】居民收入靠什麼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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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改革開放35年之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帶來一個全新的開局,未來十年的政經版圖由此開啟。

南方週末經濟板塊的年度特刊「經濟坐標」,聚焦這個或明或暗卻真實影響中國的新的「局」。

在政府財政收入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速都「跑贏」了GDP的情況下,剩下的「輸家」只能是企業收入。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中國的企業正面臨著一場深刻的轉型挑戰,而政府必須通過改變自己來為他們創造條件。

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是新一屆政府提出的最為引人注目的施政目標之一。

在2012年底發佈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在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2013年初,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一段話也曾引起媒體廣泛關注,「如果我們的GDP無法讓人民群眾的收入增長,那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

有研究者總結了自1982年十二大以來,歷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委員會全會上所提出的經濟發展量化指標,其中涉及的七次「翻番」目標,均為「工農業總產值」或「國民生產總值」這樣的國家經濟活動整體指標。

而十八大第一次明確提出「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概念。這不僅在中國經濟政策史上非常罕見,在世界增長史上也非常罕見,僅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末提出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為什麼中央政府在整體經濟發展目標之外,要如此明確地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的政策目標?實現這一目標背後的動力和保障機制又是什麼?

「分蛋糕」背後的輸家與贏家

從收入分配的角度而言,國民生產總值(GDP)主要由三大收入購成:勞動所得(勞動者報酬);資本所得(企業利潤)和政府所得(財政稅收),這叫初次分配。而政府所得部分,又通過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形式構成二次分配。

也就是說,在國民經濟整體增長的過程中,居民、企業和政府各自通過不同的收入形式分享著GDP這個「大蛋糕」。

統計數據顯示,在2000-2008年之間,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從53.3%下降到47.6%,下降了5.7個百分點;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即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由67.5%下降到58.3%,下降了9.2個百分點;而政府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則由14.5%上升到19%,上升了4.5個百分點;企業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由17.9%上升到22.7%,上升了4.8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在過去十年多時間裡,政府和企業收入佔GDP「蛋糕」中的比重不斷提高,而居民收入所佔比重則不斷下降。

這一「蛋糕分配」的比重變化,跟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有著密切關係。

清華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白重恩的研究顯示,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引擎」經歷了一次重要的轉換:自1979年到2007年,中國GDP增長率(以不變價格計算)平均每年是9.8%;而2008年到2011年則為9.7%——但兩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動力來源截然不同。

前28年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效率的改善和人力資本的增加;而在2008年以後,無論是效率提高還是人力資本投入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均大幅下降,資本投入成為了維繫GDP增速的最大動力。

而在依靠大規模資本投入(主要是固定資產投入)拉動GDP增長的同時,投資回報率卻出現了下滑。據白重恩測算,調整價格、稅收等因素後,中國實質的平均投資淨回報率在1993年是15.7%,而在2010年已降至5.1%。

這意味著要維繫GDP的穩定增長,所必須投入的資本規模越來越大,以至於嚴重侵蝕了居民收入增長,並進而造成消費萎縮。

當經濟增長引擎變成今天全靠資本投入維繫的「獨角戲」的時候,中國經濟的增長的結構和由此帶來的可持續性問題開始令人擔憂,這正是十八大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標背後的深層原因。

轉型與「做大蛋糕」

幾乎與十八大正式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標同時,居民收入在GDP中佔比下滑的趨勢似乎正在發生變化:在2013年GDP增長率可能約為7.2%的情況下,1-11月北京地區的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分別達到10.2%和11.2%,超過GDP增長;同期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9.9%,同樣超過GDP增長。

在統計數據更加完整的2012年,全國財政收入比上年名義增長12.8%;城鄉居民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後分別增長9.6%和10.3%,同樣跑贏了GDP增速。

但是在政府財政收入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速都「跑贏」了GDP的情況下,剩下唯一的「輸家」只能是企業收入:2012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僅為5.3%,大大「跑輸」了GDP增速。

這便令人不由得擔心,這種以企業利潤增長為代價的「居民收入增長」,究竟是否能夠持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在經歷了35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經濟將進入一個關鍵發展轉換階段,首先是經濟增速會從過去兩位數的高增長轉入「中速或次高速」增長階段。

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同時,企業經營的「驅動模式」也將迎來深刻的轉變:從過去依賴低成本的要素投入(人力、資本和原材料等),轉向依靠企業經營效率和創新能力為利潤增長的「新引擎」。

而在市場需求上,也將從過去主要依靠外部市場拉動,轉入對國內市場需求的發掘。過去的出口加工模式,將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國際市場在金融風暴後的「再平衡」而面臨巨大的產業轉型和升級挑戰。

在這一企業轉型的關鍵時期,政府一方面要通過財稅制度的改革和調整,適時降低企業稅負。另一方面,則要通過合理的政策引導,對企業提升市場經營效率和進行市場創新的舉措給予更大的空間和支持。

實際上,現階段的企業經營成本,除了人力成本之外,還包括許多方面。比如資金成本、土地成本、流通成本、知識產權保護成本和市場准入成本等等。

而在為了保障居民收入增長,企業勞動力成本投入勢必繼續增長的情況下,政府必須通過實實在在地改變自身的行為模式,來為企業降低成本,為企業的轉型升級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比如改變自己過度依賴土地財政,造成企業用地成本劇增;大幅減少各類市場准入審批制度,降低企業的「市場准入成本」等。

本質而言,居民、企業和政府對「GDP」蛋糕的分享,可以不是「你多吃一口,我就少一口」的零和遊戲,而是共同努力將蛋糕做大,才能真正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收益。


經濟 坐標 居民 收入 什麼 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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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破局】重新設計地方政府的錢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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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目前是地方主體稅種,2012年全國一共是1.5萬億。分幾年逐步完成改革後,地方將只剩3000億。

現在對於財稅改革的分歧意見比較多,我認為未來5-7年中國財稅制度發展方面有幾件比較確定的事:

財稅改革中現在最明確的,不會有任何爭議的,是營業稅改增值稅。從上海開始啟動,這個方向絕對不會動搖,只是一個時間快慢問題。

營業稅改增值稅對整個經濟的影響非常大,實際上相當於我們所有企業的流轉環節全面減稅。

這次改革和1994年稅改有個非常重要的原則的不同,1994年國務院確立改革是保持原總體稅負不變,讓我們設計稅率、設計稅基,原來總的收多少億,你還給我設計收多少億,有的行業多,有的行業少,但是總體上不能減。但是這次營業稅改增值稅國務院確立了首先營業稅要減稅。因為營業稅的負擔總體偏重,要讓服務業發展必須減稅。所以這次的原則和1994年不同。

營業稅減了,改成增值稅勢必也要全面減少增值稅的稅負,因為我們雖然維持了增值稅的稅率,但是增加了抵扣的項目,這對增值稅來說就是減稅。上海2012年整個營業稅是1000億,改革的範圍是300億,300億營業稅改革以後減了120億,同時增值稅的抵扣增加了120億。

實際上,營業稅改增值稅如果是5年或者7年全面完成的話,相當於我們國家的流轉稅制全面減稅,但是減稅以後企業的利潤會增加,利潤增加了企業的所得稅會增加,也就是說,這就是一個流轉稅降低比重,所得稅增加比重的措施。

任何一個地方政府、任何一個企業都會面臨營改增帶來的利益的調整。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次營改增改革的深度、影響的面,不亞於1994年。只不過不像上次是1994年1月1日出台,這次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是要分在若干年之內逐年推進。

第二件確定無疑的,就是現在的營業稅改增值稅以後的增值稅是100%歸地方,而原來的增值稅是75%和25%分成,這樣一個稅種兩種分成的制度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的,因為企業在資本市場上沒法算,所以或遲或早一定會把所有的營改增以後的增值稅也變成中央地方分成。

如果這樣改變的話,就意味著地方收入減少。營業稅目前是地方稅收裡面最主要的一個稅種,它不但要減稅,改成增值稅後還要劃出一個大部分的份額給中央(中央一定會佔大頭),最後保留給地方的收入就會大幅度地降低。

我們算一個靜態的賬,2012年全國營業稅是1.5萬億,減稅之後上海減了40%,深圳減了35%,全國估計不會減那麼多,大概20%,完成後大概剩了1.2萬億(要分好幾年完成)。如果實行75︰25分成的話,地方只剩3000億。這意味著,1.5萬億的營業稅,地方只剩3000億。

所以現在有一個共識,就是在營改增中間一定要重新設計一個地方稅主體稅種,這個稅種的收入一定要上萬億的,不是幾百億或者一兩千億這種量級。

什麼樣的稅作為地方主體稅種比較合適?有好幾種建議。

有人說財產稅作為地方的主體稅種,但我認為不可行,真要這麼幹可能就是災難性的,對整個的稅制和地方財政帶來的損害是難以估量的。

還有一種建議是降低增值稅率,從17%降到15%,留2個點讓地方去收。我認為中國的增值稅17%的稅率,跟歐洲的增值稅相比稅率並不高,但是中國的增值稅稅負高,主要的問題不在於稅率而在於允許抵扣的項目少。而不允許抵扣的恰恰就是營業稅,所以隨著營業稅改增值稅以後擴大了抵扣,所以我覺得還是保持17%的稅負,隨著營改增逐漸地增加增值稅的抵扣項目,這樣的路徑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

我和一些同事的建議就是把現在在生產環節徵收的消費稅轉移到零售環節作為地方稅。把現在已經在零售環節的車輛購置稅劃給地方,這兩樣加在一起是1萬億出頭,就可以充當地方稅的主體稅種。

這會給經濟帶來很多其他的改革的活力。比如說所有生產消費稅產品的企業,財務成本會大幅降低,出廠價可能也會大幅度降低,對生產、批發、零售的影響應該都是非常大的。同時可以把這些消費稅稅率調整等一定的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這對於我們國家的稅制和將來中央與地方在立法權上的分佈會起到一個積極的作用。第三個紅利,如果把生產環節的消費稅移到零售環節,會適當減弱地方政府對於投資的衝動,而相應增加地方政府對於在本地消費的衝動。地方政府要多收稅,就要擴大消費,那就要解決居民收入問題,所以對於地方政府的行為導向有正面作用。

另外,如果改到零售環節可以施行價外稅,對於稅務局徵收機關的制約力度會加強,自由裁量會減少,同時對納稅人納稅意識的提高也會有很大的幫助。1994年我們曾經設想在零售環節施行價外稅,但是當時沒敢,就怕社會不能接受。現在出國的人很多,比如去美國買東西,零售環節的稅都標在發票上,大家也能接受。

我覺得發生的時間可能取決於什麼時候要把營業稅改增值稅之後的部分實行中央地方分成,那時候就要把消費稅轉到零售環節劃給地方政府。

從稅收來看,我覺得在未來5-7年或多或少一定會沿著這樣的方向去做。所有的地方政府、所有的企業都要考慮怎麼應對這樣的一種變革。

(作者為原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本文節選自其2013年12月7日在佛山論壇上的演講,標題為南方週末編者所加)

經濟 坐標 破局 重新 設計 地方 政府 錢袋子 錢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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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迷局】新股改革,何時向審批權力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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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改革無疑是國內資本市場目前阻力最大,也是觸動既得利益者最大的一場變革,是對改革者勇氣和魄力的巨大挑戰。發審制度凝結了太多人的利益,這也是新股改革舉步維艱的重要原因。

2013年11月30日,證監會制定並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不少市場人士為此歡呼:股票發行將從核准制向註冊制過渡,並認為這吹響了「新股發行市場化改革」的號角。

2013年12月,IPO各項配套措施也陸續發佈,新股重啟進入倒計時。IPO開閘也讓市場參與者的命運出現了轉機,本來面臨裁員降薪風波的券商投行精英們,在年末突然身價倍增。急於分享IPO大餐的券商們,對投行保代重新開出高薪,在各大招聘網站的投行保代類職位上,不少券商開出的最高年薪達到80萬,最低有60萬,准保代職位也有30萬-50萬的年薪。

但緊接著,2013年12月20日股市出現暴跌,浙能電力新股(由B股轉A股)上市後跌停,給正在衝刺的IPO重啟蒙上了一層陰影。招商證券一位保薦代表人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如果股市持續下跌,IPO即使重啟也會面臨首日破發的尷尬局面。」

新股改革已成中國股市難解之謎。從1990年代至今,新股發行體制進行過八輪重大改革。然而,圍繞新股的各種問題,依然不能有效解決。一批批質量低劣的上市公司被「保送」到A股市場,IPO財務造假、上市欺詐也時常曝光於媒體,A股多年來惡性圈錢等積弊,依然苦求改革良方。

誰來問責發審委?

證監會在《意見》中明確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是「向註冊制過渡」。這也被市場認為是新股發行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標誌。

不過,也有不少證券市場人士對《意見》持保留態度。這些保留態度人士的觀點是:《意見》依然迴避了最核心的發審制度改革,發審制度不改,市場化改革只能流於形式。

發審制度是現行股票上市發行核准制度的核心一環。在現有發審制度下,發行權和審核權高度集中在證監會發行監管部和發審委。發審委委員由證監會的專業人員和證監會外的有關專家組成,由證監會聘任。這些專業人士主要是會計師和律師。

多年來,證監會的審批權力和發審委一直被市場人士詬病為「股市毒瘤」。證監會發行監管部曾出現王小石之流的貪腐官員。

審批權力過大,也給發審委和證監發行部門提供諸多尋租貪腐空間。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就炮轟,「證券市場已經變成了權貴尋租的理想場所」。

最近發生的發審委員顏克兵被解職事件,是最新的案例。2013年12月10日,證監會網站掛出一則公告,稱第十五屆主板發行審核委員會委員顏克兵因個人原因辭職,證監會決定解除顏克兵擔任的第十五屆主板發審委委員職務。

雖然證監會沒有說明解除顏克兵職務的具體原因,但細心的投資者還是從公開信息裡發現不少蛛絲馬跡。顏克兵是北京市天銀律師事務所律師,連續兩屆擔任證監會主板發審委委員,均為專職委員。顏克兵還承辦多家上市公司的證券業務。其中,華誼嘉信上會時在招股說明書涉嫌隱藏關聯股東,存在關聯股東代持股份的嫌疑。河南新大新材,也存在諸多問題。上述兩個項目,均由顏克兵擔任簽字律師。

顏克兵所在的北京市天銀律師事務所,也承攬諸多上市公司業務,其中,2010年因虛假陳述和隱瞞「喪失核心專利權」被撤銷IPO的蘇州恆久,以及財務造假、虛增利潤的創業板上市公司海聯訊,兩家「問題」公司的IPO法律業務均為天銀律師所負責。

事實上,對發審委和發審委員的責任認定,一直處於模糊和空白地帶。事後追責也流於形式,對造假上市公司投贊成票的發審委員,僅僅受到證監會解聘的處理。以2012年財務造假的新大地為例,參與新大地首發審核的7名發審委委員中,6名投贊成票的委員孫小波、李文祥、李建輝、陳靜茹、龔牧龍、譚紅旭,僅僅未能留任下屆發審委員,來自深交所的孔翔因為投了新大地的唯一一張反對票,而得以留任。

創業板首家造假欺詐上市的萬福生科,其IPO首發審核的7位發審委委員也均未受到任何事後追責。

發審委權力過大,為發審委員提供了可能的尋租空間,形成一長串的隱秘利益鏈條。仍以萬福生科為例,中磊會計師事務所擔任其財務報表審計,中磊所鄒宏文擔任簽字會計師,鄒在此期間正是創業板發審委委員。

「觸及靈魂深處的革命」

「發審委和證監會屬於同一層級,證監會很難問責發審委,若要處罰發審委的話,證監會等於『自己打自己耳光』。」深圳一位資深證券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證監會監審分離的第一步,是把發審權力下放給交易所。發審委可以設在滬深兩家交易所,或者滬深兩家交易所可以參考港交所的上市委員會。這樣,如果交易所層面的發審委出問題,證監會作為上級單位,可以對其失職行為進行問責。」一位深圳資深證券人士建議說。

不過,即使發審委下放到交易所,也需要改變其權責不分的混亂局面。對此,該資深人士認為:「目前,發審委負責審核,又不用承擔責任,這是權力和責任的錯配,如果證監會真的有勇氣把發審權力下放,交易所也要吸取教訓,清晰界定發審委的職務和責任,以及如何對失職行為進行問責。」

然而,讓證監會放棄審批權力,何其之難?

中國投資總公司總經理高西慶曾形容「實質性審查權力是證監會握在手中的一把利劍」。作為中國證券市場的設計者之一、曾經的證監會副主席,高西慶一直堅持自己當初的想法——證券發審權應該還給市場。

在前不久的三亞財經論壇上,高西慶公開回憶說:「我最早到證監會,證監會剛成立沒幾天,我們在開會時,我覺得證監會的發行審批這個權力不應該有,應該放出去。但有人就告訴我,不能這樣說,不然把證監會的飯碗砸了,我才知道證監會還有飯碗的問題。」

審批權力之誘人,讓人難以抵禦。高西慶說:放棄一個具有如此規模和深度的權力,恐怕需要經歷一場「從靈魂深處的革命」。他在證監會待了三年半,「據說是得罪了六組不同的利益,然後又被攆出來到社保基金理事會做副理事長」。

新股改革無疑是國內資本市場目前阻力最大,也是觸動既得利益者最大的一場變革,是對改革者勇氣和魄力的巨大挑戰。一位接近證監會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目前的發審制度凝結了太多人的利益,這也是新股改革舉步維艱的重要原因。

「當然,也要看到,本屆證監會下放行政審批已經有了很大進步,肖鋼主席主導的資本市場的實質改革,值得期待。」上述人士說。

經濟 坐標 迷局 新股 改革 何時 審批 權力 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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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海藍籌,坐標轉換——滬港通對兩地市場的中長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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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Billy 於 2014-9-27 23:21 編輯

滄海藍籌,坐標轉換——滬港通對兩地市場的中長期影響
作者:王勝

從4月11日“滬港通”的決定公布以來,市場上對於滬港通的影響討論頗多,其中的共識是滬港通既便於內地投資者直接使用人民幣投資香港股票市場,也可以給境外人民幣資金開辟新的投資渠道,有利於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便利人民幣資金在滬港兩地股票市場順暢、有序地跨境流動,促進人民幣跨境使用和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從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而且可以為上海股票市場引入總投資額度達3000億元的境外人民幣資金尤其是長線資金,有利於改善A股市場資金面。本文將從一個中長期的視角來對“滬港通”的影響進行分析。

2014年5月,國務院印發了《關於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幹意見》,其中,有一點較為新穎的提法叫做“擴大資本市場開放”,其中涉及了便利境內外主體跨境投融資、逐步提高證券期貨行業對外開放水平、加強跨境監管合作三點具體內容,從中長期的視角來看,“滬港通”僅僅是擴大資本市場開放的一小步,而資本市場未來的逐步開放則會引發A股的整體估值體系的變遷,也會引發投資者投資策略的革命。

一、藍籌龍頭的ALPHA效應初露端倪

海外的“藍籌股”通常是在其所屬行業內占有重要支配性地位、業績優良、成交活躍、紅利優厚的大公司股,傳統思想認為對於大盤的趨勢判斷來自於對這些傳統行業的大公司的判斷,但事實上,我們發現在“平行世界”的一邊,藍籌一改原有的同漲同跌的特征,很多行業內部出現了部分Alpha的效應,藍籌也開始面臨選股問題。

由於占比較高,行業同質性較強,銀行中的大行走勢與上證指數的走勢高度相關,向來是是判斷大盤走勢的重要標準,然而,我們漸漸發現在“平行世界”的這一邊,大行已經悄悄的跑贏銀行板塊的走勢、跑贏整個滬深300。



地產中的四大龍頭公司“招保萬金”歷史上也是判斷整個地產板塊以及大盤的重要指標,然而今年萬科、金地的走勢也脫離了整個滬深300和地產板塊,走出了獨立行情。



電力公司中的國投電力、煤炭開采行業中的中國神華均脫離了滬深300的軌跡,走出了獨立的Alpha行情。這一現象與傳統觀念上藍籌對於判斷大盤意義重大的概念產生了分歧,似乎藍籌中也能做出Alpha,非常值得重視。





從中長期的視角,A股立體交易的時代越來越近,在融入到全球化大環境的進程中,我們需要對曾經被拋棄的“藍籌的Alpha效應”給予重視,原因如下:

二、逐步開啟“全球企業比較模式”

“滬港通”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配置策略發生了“坐標轉換”,全球資金配置的著眼點可能突破先“國別比較”後選Alpha的模式,直接過渡到“全球企業比較模式”。例如,原來為配置亞洲鋼鐵股而配置在韓國浦項鋼鐵的全球配置資金,可能因為A股市場的進一步開放而部分轉移到中國的鋼鐵龍頭股上來。中國的部分行業中的部分企業在全球具有領先的地位,一旦全球化這扇窗打開,資金的進出更加便利自如,原來苦於沒辦法配置中國這些企業的資金,將重新啟動對於這些公司的配置行為,這有利於國內藍籌龍頭的估值修複。邊際交易者決定邊際價格,全球資金配置的著眼點不僅僅是中國內部行業之間、公司之間的比較,而是直接進入到全球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的比較。

哪些行業龍頭股票可能具有國際比較優勢?對家電、工程機械、汽車、機場、鐵路運營、食品飲料、建築工程、煤炭、鋼鐵等行業龍頭企業的盈利能力和估值水平進行對比,我們發現作為股票資產,很多國內的藍籌龍頭與國際可比企業相比,具有盈利能力相當、甚至更強,但估值水平偏低的特征,具體如表格所示(見附表),我們認為可以重點關註機場(上海機場、廈門空港,國際估值水平遠遠高於國內)、機械(南北車、中集集團、三一重工)、醫藥(雲南白藥、天士力)、白酒(貴州茅臺、洋河股份)、食品(伊利股份)、建築工程(中材國際、中工國際、中國建築)、汽車(上汽集團)、房地產(萬科A)、交通運輸(大秦鐵路、鐵龍物流)、鋼鐵、石油石化(中國石化、中海油服、萬華化學)、珠寶(老鳳祥)、家電(美的集團、格力電器)。

——估值體系從“中國特色”到“全球接軌”

資本市場國際化的一個結果就是估值體系從“中國特色”向“全球接軌”切換。以臺灣股市為例,1996年底臺灣對外開放深化之前,金融等行業的PE估值明顯與全球估值出現大幅度的背離,聯動性弱。1996年底臺灣市場深度開放,納入全球資產配置,國際資本大量進入,行業持股比上升,臺灣金融行業PE指數明顯下降,與全球估值體系漸近,之後趨於平穩。同樣的表現也出現在其他放開的行業,比如非必須消費品等等。其背後正是QFII大幅度放開,國際資本大量流入,而後臺灣不少行業估值體系逐步和全球接軌,關聯度日趨緊密。



A股原來對於小盤股的偏好度更強,主要原因在於:1)“存量博弈”格局;2)特殊的“個人投資者為主”的市場結構;3)產業資本對於市值管理的訴求導致小盤股估值部分失真。因此,導致A股有大量藍籌龍頭估值偏低,與海外可比公司比較有較強的相對比較優勢,將在中長期逐步受益於估值體系接軌的估值修複。

從行業的角度,我們建議更加關註商業和專業服務、公用事業、食品飲料、汽車、金融等行業。



回歸投資本源——以公司治理為例

外資持股比例上升將使得整體市場的投資風格逐步回歸本源,投資者更加註重企業的現金流持續性、ROE穩定性、公司治理優劣程度等方面。以公司治理為例,海外比較現實外資持股比例的上升可以倒逼公司治理國際化。以臺企為例,外資持股比例越高的企業,如盛余、仁寶、中和、中信金、臺達電、鴻海、勁永、日月光、臺積電、美律及信邦等,外資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企業,為了維持外資的支持,引進專業經理人及專業獨立董事,以及企業組織結構及治理模式逐步國際化。




高外資持股比例倒逼公司治理優化,股價更容易獲得超額回報。我們統計發現,從1998年12月至2002年12月,電子行業、傳統行業和金融行業中,外資持股比例較高的公司往往倒逼公司治理優化,這些公司的股價最後顯著的跑贏可比公司。



三、部分行業可能呈現出強者恒強的趨勢

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部分行業內部可能呈現出強者恒強的趨勢,蛋糕重新劃分,行業內部出現分化,藍籌龍頭也可能有基本面支撐。在經濟周期波動偏弱,甚至波動向下的當前,盡管市場需求偏弱,但部分行業的龍頭企業抗風險能力較強,在渠道、品牌或者規模等方面有較強的比較優勢,也可能在這個過程中進一步侵占小企業的市場份額,因此藍籌龍頭的脫穎而出可能有其基本面的支撐。


四、資本市場國際化趨勢使藍籌龍頭煥發新生

資本市場國際化趨勢不可阻擋,衍生品等多種交易工具精彩紛呈,A股迎來立體交易時代,藍籌龍頭煥發新生!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大背景下,作為最重要的人民幣資產之一,A股資產逐步進入到全球投資者的視野,封閉式的A股環境即將發生巨變,海外投資者作為“邊際增量資金”之一將對市場定價體系產生深刻影響。經過測算,以目前A股全球市值中的排名,對應目前MSCI權重分布,保守估計A股納入全球資產配置,其在MSCI核心指數中的權重有望從0%調升至7%,全球資產配置帶動的主被動投資,將給A股引入約9000億人民幣的國際資本,海外投資者對於業績穩定性、分紅率、流動性等指標的重視將重構A股定價體系。

A股國際化完成將引入約9000億人民幣

全球資產配置下,A股有望納入MSCI。臺灣地區QFII放開的經驗表明,臺股進入全球資產配置,納入到全球核心指數體系中比如MSCI後,將引來巨量的主被動國際資本進入。以臺灣為例,當臺股在MSCI新興市場指數中的權重被調升至21%後,被動流入資金57億美元。


以目前A股全球市值中的排名,對應目前MSCI權重分布,我們保守估計A股納入全球資產配置,其在MSCI核心指數中的權重有望從0%調升至7%。

表7:A股在MSCI核心指數中的權重有望從0%調升至7%


全球資產配置帶動的主被動投資,將給A股引入約9000億人民幣的國際資本。僅以MSCI為例,若A股權重調至7%,以6.2元人民幣對1美元匯率計算,將使得全球以MSCI為標的的ETF被動引入1800億人民幣的國際資本流入。計入指數基金和以MSCI為基準的部分全球主動配置基金規模約為7500億美元(估),因此被動引入7500*7%*6.2≈3200億人民幣。以富時、標普等其它全球核心指數為標的的資產規模V.SMSCI為標的的資產=4:5(估),因此被動引入(1800+3200)*0.8=4000億人民幣。納入全球資產配置下,約9000億人民幣(估)國際資本有望被動進入A股。


4.2投資者結構健康化有利於藍籌龍頭享受估值溢價

投資者結構差異導致估值體系發生變化,香港市場機構投資者和海外投資者占比較高,中長期來看,隨著開放力度不斷加大,有助於引入新的投資主體,改變目前A股以散戶為主體的市場結構,占比高達80%-90%。而港股市場機構投資者多,散戶較少(2012/13財年,港交所僅23%成交量由個人投資者完成)。



與港股不同,A股投資者結構中個人與一般法人的占比較多,從而導致投資風格和偏好也差異較大。


以臺韓為例,97年以前,臺股月均換手率在25-35%左右,但97年後迅速降低至15%-20%,韓國在98年徹底放開QFII後,換手也從30%降至15%。背後原因正是QFII機構投資者規模的擴大,其較為長期的投資理念,帶來一定程度上的市場理性和穩定。臺灣股市外資持股增加後,對抑制個人投資者的炒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市場投機氛圍顯著降低。


上海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股票的換手率差異較大,香港交易所換手率遠遠低於上海交易所,對於高息率、流動性較好的藍籌龍頭有更強的偏好,A股國際化開放程度越高,越有利於藍籌龍頭的估值修複。





同時,國際化的浪潮也將倒逼A股衍生品等多種交易工具的加速推進,融資融券制度的完善、個股期權、股指期權等都將逐步推出,A股真正開始準備迎接立體交易時代,“藍籌龍頭”有望煥發新生!













(本文作者王勝就職於申銀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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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海 藍籌 坐標 轉換 滬港 通對 兩地 市場 中長期 中長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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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活法】長航油運小股東王樹珍: 我想投反對票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593

我買的都是央企的股票,但這8年,央企股把我害慘了。

不久前,長航油運的重整方案通過,其中內容包括,所有中小股東須讓渡其持股總數的10%用於償債。

我想投反對票。

我不同意10%的讓渡股權,給債權人給得太高了。大股東讓渡股權是合理的,我們(小股東)買了好幾年了,受了這麽多折磨,讓我們讓渡不合理。

我1996年入市,那時快退休了,牛市來了也賺了點錢,就把閑錢都投了股市,還想要提前退休去炒股。2000年我還賣了兩套房子,拿著二十多萬也投進了股市。

2005年左右,我在股市里的五六十萬只剩七萬多塊錢。當時就貸款了,看到形勢好,覺得還能漲。我是天津港的會計,看好港口和航運。我買了中海集運,其中90萬是個人的,還有40萬是貸款。14萬股中海集運,十多塊的成本,最後在2塊錢“割的肉”,後來就買了長航油運。

長油退市的時候,我跑去北京維權了幾次,難道他們對小股民一點兒不感到羞愧?就說行業不好,真的就是行業不好嗎?他們在舟山群島、曹妃甸、張家港建設儲油罐,國家也要儲備原油。我還買了地圖,(運油的線路調整後)船只不用繞馬六甲海峽,直接從緬甸過來,到雲南、重慶,近了好多。我對這些企業一直很關心,不知道(為什麽虧),現在還鬧不清。

我買的都是央企的股票,但這8年,央企股把我害慘了。(股市)風險太大了。

現在我每月要還貸款,還完貸款後,就剩兩千塊,連租房的錢都不夠。於是我又去做會計,可是到了人家公司,人家需要我做假賬。我不敢幹,連工資都沒要就走了。

2014年我確實挺困難的。但多大困難我也得挺過去,我又去幹家政,一個月1500元,賺房租錢。幹家政的時候我還碰上一個河南的,她說她的股票都賠慘了,她還說幹護工掙得多一點,一個月4000元。

這就是命運。

經濟 坐標 活法 長航 油運 股東 王樹 樹珍 我想 想投 反對票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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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活法】東星集團總裁蘭世立:從頭來過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594

 

蘭世立 (CFP/圖)

一條微博,價值三千萬,完全驚喜。

2014年9月25日,是我四十八載人生中最有意思的一天。

那天從鄭州登機飛往廣州白雲機場途中,我突發奇想。一落地,就在我上線一年、有近百萬粉絲數的新浪微博上發了一條微博:“……品質港泰七日六晚遊!售價:1999!凡本人粉絲,買一送一!”

消息一出,蜂擁而至的網民令我始料未及。從機場到酒店四十多分鐘,有上萬條的轉發轉評、百余萬的瀏覽量。當天即成交16000多人,入賬3000萬。連司機、秘書都上來幫忙打電話給求訂粉絲,公司連夜擴線到上百條,電信局也傻了。

一條微博,價值三千萬,完全驚喜。當時我籌劃了多條銷售渠道,卻在談判中屢屢遇挫。發微博可能起到宣傳作用,我從未想過通過這個去賣。

起名為“東星勵誌遊”,是想在大家的見證下,講自己的勵誌故事。1993年我成立東星旅遊公司,進軍旅遊業。2005年登上《福布斯》百強富豪排行榜,成為湖北首富。2009年之後,六個月被監視居住,兩年半牢獄,兩度病危。如今複出,頂著坐牢、破產兩大帽子,我需要恢複和重建信譽。

2013年8月出獄,10月開通微博,目前我三大微博總粉絲量逾800萬。很多粉絲已經去過港泰,報名勵誌遊就是出於支持。

媒體盛贊這是“粉絲營銷”的成功。騰訊的陳一丹見到我都傻了,說一天內微博收益幾千萬,不可思議。

出獄後,我的頭等大事就是會老友。王石、任誌強、陳東升、李國慶、郭廣昌、雷軍、沈亞等都是我的座上賓。這一年,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大量進軍旅遊,進行收購,線下包括王健林都開始做旅遊,大家達成了一種共識。

友人慷慨解囊,助我將數億元流動資金納入啟動資本。原先設定的三到五年的投資目標,在三到五個月內速成。東星老員工也悉數歸來,目前已有四五百名中高層管理人員回歸麾下。

會完故友,我上路尋覓新知,一個人拖著箱子周遊世界,足跡遍布東南亞,遠至歐洲和中東,與航空公司、酒店、景區、旅行社等旅遊資源商談全面合作、資源整合。目前東星已與泰航、亞航以及臺灣、香港、肯尼亞、約旦等地的航空公司達成合作。

以性價比打響頭炮,低價並不是東星的產品定位。下一步圍繞旅遊這一核心,東星將建立移動互聯網、旅遊、交通三位一體的創業模式,打造出“旅遊業的阿里巴巴”。“東星在線”將隨時上線,形成一個集結酒店、機票、門票、導遊、車輛等線下服務的旅遊產業鏈平臺。

這一年很有意思,冰火兩重天。得到很多朋友、媒體、粉絲的支持,卻也經受了人情冷暖、冷眼相待,背負著兩頂帽子,從頭來過。

經濟 坐標 活法 東星 集團 總裁 蘭世 世立 從頭 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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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活法】快的打車COO趙冬:你打德州撲克麽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595

趙冬 (CFP/圖)

每個人都要往底池里下註,給底池做貢獻。

2014年上半年,我們投入了大規模的錢去補貼出租車司機和乘客,外界可能理解為燒錢,但我們是看到了這種投入和關鍵指標(如訂單量、用戶數)之間的明顯正相關,而且是指數級別的。“燒錢”這件事大大加速了打車軟件蠶食線下市場的速度,現在用軟件來打車的量占到全國打車市場的30%以上。

那時候大家每天看著數據增長,很亢奮。雖然錢燒了,但也達到了預期目標。而且剛“燒”了沒幾天,就有投資人要趕著進來,生怕趕不上這班車了。

說實話我們對“燒錢”的爭議不太在意,一個創業公司做的就是新的、沒人做過的事,如果很在意別人的看法,這事兒恐怕永遠只能在現有的框架下去做。

不知道你們打不打德州撲克,每個人都要往底池里下註,給底池做貢獻。什麽時候能贏到一個比較大的底池呢?只有別人也做大牌、敢投入、也想贏的時候,你才有可能贏把大的。如果大家都對這個事情不抱信心,對這個市場投入得很少,我們身處其中也很難快速增長。

今年我們又發現一件事情,即使用很先進的調度技術,整個出租車行業的訂單滿足率也就是六七成,算下來中國每天沒被滿足的訂單至少有2000萬單。按照現在的出租車供給制度,就是滿足不了的,但2000萬單的需求在那里,這不符合市場經濟。所以我們要去生產供給,來滿足這個需求。

之前我們只是在出租車的數量管控之下,做一個效率的提升,無非是把空駛率從25%降到20%,再降到15%,這對需求的滿足是有限的。今年6月份,我們推出專車產品,這就像打開了一扇無限供給的門,真正市場化的一個門。只要有需求和匹配的價格,我就完全可以生產供給去滿足需求。而且,出行體驗一定會越來越好。

政府發文曾經讓我們感到壓力很大。但是無論政府出臺什麽樣的文件,我們以及我們競爭對手的專車訂單量都已經上到了幾十萬單的水平了,無論是誰都看得到這個趨勢。

比如北京發文了,可我們在北京的專車訂單量還是在漲。文件是文件,市場還是市場。發文是在說,你要規範管理,什麽樣的車和司機是合格的。但這些都是在如何把這個事做得更好的層次上,而不是說可不可以做這件事的層次上,總體上來說政府也還是支持的。

經濟 坐標 活法 快的 打車 COO 趙冬 你打 德州 撲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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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活法】自由執業醫師張強: 再也不想回去了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596

張強 (CFP/圖)

一個人裸奔,和體制單打獨鬥,很多政策都配套不上來。

一周前,我的從業恩師Bryner教授過世了。兩年前的同一天,我提交給原單位——上海東方醫院的辭職信正式批下來,我從此離開體制,成為一名自由執業醫生。

說不清兩者間有怎樣的隱喻。

兩年來,失去和收獲並存,是過去20年沒有過的人生經歷。並非一帆風順,雖然很少對人提及。

比如,剛出來不久,工商、稅務就找上門來,原來是有人舉報。我當時簽約在外資醫療機構沃德,算是自由執業,不當雇員,也不拿工資。難題來了,怎麽定義自由執業醫生的診療行為?收入怎麽納稅?以前在公立醫院,醫生到外面的醫院開個刀,收的出診費是不納稅的。

一個人裸奔,和體制單打獨鬥,很多政策都配套不上來。

只好請客吃飯、溝通,最後工商部門建議,成立個公司吧,有個法人實體。稅務局說,你們這麽大的專家,按一個月三萬塊工資繳稅吧,這還是照顧我。

自由執業的概念,就是不在醫療機構拿工資,而且剛出來,進賬為零,哪里有三萬塊的收入?但不行,沒得商量。只好自己每個月打三萬塊“工資”到沃德的賬上,扣掉幾千塊,再把剩下的兩萬多塊拿回來。

這些事情,我很少對外說,因為沒有時間去糾纏,幹起來再說。

我算幸運,沒幾個月病源就上來了;出來三個月的時候,收入就和公立醫院當主任時的陽光收入持平了;兩年下來,已經做了七百多例手術。

這兩年,環境變化太快了,醫生自由執業已經不再是新鮮詞匯,兩年前《南方周末》寫“解放醫生”,現在是解放後醫生去哪的問題了。

我出來的時候,沒什麽選擇,能為醫生自由執業提供平臺的醫療機構少之又少,既然沒有,就自己來,做醫生集團。

醫生集團要做的,就是為自由執業的醫生服務,給他們配備好助理、護士團隊,解決稅收簽約問題。因為我走過這樣的路,最知道自由執業的醫生需要什麽。

與公立醫院醫生依附於機構不同,醫生集團探索的是一種新型的醫生和組織的關系。在這里,醫生是自由執業的,不拿工資,也不打卡上班。醫生、醫生集團和他具體執業的醫療機構的關系,就好比演員、劇團和劇院。

很多醫生願意來,找我談,我都先是潑冷水,把困難告訴他們,潑不掉的人才是有可能真正出來的。這些醫生,我稱他們為天山上的雪蓮。

2014年7月1日成立至今,我們已經有五個團隊在運轉。從那一刻起,我就又變窮了,因為沒有融資,為專家配備的團隊,其工資、五險一金,都是我個人在貼。

未來,希望每個專家成長起來後,能覆蓋掉自己團隊的成本。但我不會靠“宰醫生”、收他們的管理費賺錢。還是希望做平臺,聚集最優秀的醫生隊伍,價值自然就形成了,這是互聯網思維。

現在,我還在籌劃著在杭州建立一個日間手術平臺,項目書已經寫了三分之一,融資正在談。

前幾天在北京,和醫生女超人於鶯吃飯,在酒仙橋的愛江山。兩年前離開體制,她就是在這里請我吃飯,半年後她也離開了協和,現在當上了CEO,正在籌備一家私立全科診所。女超人講起創業故事,也是驚險離奇,據說還被隔壁混黑社會的東北大哥敲了一筆不小的竹杠,好在女超人在急診科時已經練就了和派出所大哥、社會各色人等和諧共處的技能,各種風險都被她一一化解。

談到離開體制後的生活,我們一致覺得,計劃趕不上變化,得到太多,再也不想回去了。

經濟 坐標 活法 自由 執業 醫師 張強 再也 不想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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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活法】中石油員工伍極瀚:菜只剩下兩葷兩素了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597

 

(東方IC/圖)

對反腐我是既理解、支持,又多少有些“心情複雜”。

中石油無疑是這輪“反腐”里受影響最大的央企,沒有之一。作為員工,對反腐我是既理解、歡迎、堅決支持,又多少有些“心情複雜”。

我其實是“石油二代”,父親是老一輩“石油人”,在行業里還比較有名氣。1990年代,周永康當中石油總經理時,父親還曾就業務上的問題與他單獨交流過。那次,我就在中石油總部的樓下待著,沒上去,沒見到周永康。

我進中石油有五六年了,入職以來,每年都在漲工資。但2014年,就不漲了。不僅不漲了,福利也少了很多。

以往,我們一年發的購物卡,每個人有2萬元左右,現在一分錢的卡都不發了,過節費也比原來少了很多。

這樣一來,收入就下降了一大塊:每個月正常工資2600元左右,扣去住房公積金等,不到2000塊了;再加上點獎金、補貼,一個月也就3000塊出頭。

說出來你可能有些不相信,我們是“產油”、“賣油”的,但現在包括我在內,身邊好多同事能不開車就不開車了,因為大家的日子都過得比較緊張。單位領導上下班,也很少見到專車接送的了,都是自己開車。

往年黨組織搞活動,都要“紅色旅遊”,去遵義、井岡山,今年哪都沒去。但政治思想學習卻比原來多了幾倍,每次上面有新的重要講話,單位就會組織我們集體學習,今年都學了差不多20次。

單位的紀委原來是個“閑差”,一年到頭基本沒事。現在好了,隔三差五就要給我們傳達各種材料。那里面的同事說,比我們業務部門的還要忙。

今年單位的新年文藝晚會也取消了,原來是會邀請一些或大或小的明星來表演的。

還有一個很明顯的變化,就是單位的食堂。

食堂是自助餐形式,原來每頓飯有十幾個菜,像鹵牛肉、酸湯肥牛、鱔魚粉絲、炸大蝦等等,各式各樣,料好、味道也好。一頓飯多少錢?五塊。服務員則個個年輕、模樣端正,我基本可以肯定,她們是被專門挑選過的。

可今年,還是自助餐,還是五塊錢一頓,菜只剩下“兩葷兩素”了,服務員也少了幾位。很多時候,我們寧願湊份子到外面去吃了。

(伍極瀚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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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坐標·活法】《羅輯思維》羅振宇:幹一件獨創的大事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587

羅振宇 (CFP/圖)

兩年前我們不敢想象移動互聯網會如此劇烈地改變我們的活法。

2014年對我來說最難的是兩點。一是堅持,二是保持高勢能。

傳統媒體是一個大組織來進行內容生產,而我們主要就是三個人做內容,一個制片人,一個導演,還有主講人我自己。所以每天壓力都很大,幾百萬的用戶每天都要聽要看,每周還要做一個脫口秀視頻。

這種事做一段時間不難。難的是每天都要承當這種連貫性的壓力。

2014年,我學會了一種辦法,就是進入一種修行者的狀態,讓自己一口真氣不散,咬牙往前走。

修行的搏鬥對象是自己。我經常跟同事們說,當外在環境過於複雜的時候,戰略著眼點就要回到我們自己。我們的戰略就是“鼠目寸光”,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不去考慮太遠的事,把當下和當天的事做好就行。

今年我們的另一個大焦慮就是如何保持高勢能。我的訣竅就是我們公司墻上一句話。這是我們安徽老家的俗語:“劫就劫皇綱”。在這個時代,搶個老百姓,去趟東莞,能有多大出息?換句正經話說,幹事就要幹一件獨創的大事。

這個時代變化太快。兩個月之前,有一個大平臺想用幾千萬元和海量用戶來跟我們合作。一開始我們覺得很好。僅僅過了一個月,我就覺得沒意思了,不想要別人的錢和用戶,把自己綁上一條並不熟悉的道路。僅僅一個月,對一個機會的價值判斷就會出現大幅度的波動。因為我們在成長,環境也在變化。都快得驚人。

似乎所有的東西都在變。連學習方式也在變。我們的CEO李天田,一年前我剛認識她時,覺得她對互聯網還不太了解。但是僅僅合作半年多,她就用那種超級強悍的學習能力讓我刮目相看,在很多領域已經成了我的老師。她的訣竅就是,什麽事不懂,她就去找這個領域最牛的人聊天。向人學習的速度,遠超於向書本學習的速度。

這個時代的偉大之處在於——從遠古就開始的那個“人的延伸”的過程躍遷到了一個新的境界。每個人都可以借重科技的力量完成自我的擴張。你可以脫離組織,用手藝、用堅持、用稟賦獲得有尊嚴的生活。

這一切的發生只有兩年的時間,兩年前我們不敢想象移動互聯網會如此劇烈地改變我們的活法。

現在很多媒體人創業,那些有好奇心的人開始嘗試新的活法。過去創業是另建一個組織,現在更多的是用個人的方式面向社會。過去是大家在紅海里廝殺,現在創業者遇到的都是藍海。因為現在是生態時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越豐富和多樣。生態越好,每個物種都會得利。

(羅振宇為自媒體視頻脫口秀《羅輯思維》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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