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理想生活的道路，就在每個公民的腳下。南方週末記錄了一些探索者的故事，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堅持推動對一些關鍵領域進行改革。
十多年來，蔣洪和其團隊一直堅持推動預算公開。最初，他只是一個孤零零的呼籲者，甚至即使主動申請也無法得到大會發言的機會；現在，他已經有了許多同行者，在全國兩會時被邀請做大會發言。儘管依然艱難，但他們已經決定把財政透明度項目再延長5年。
孤獨的反對票
上海財經大學的財政學博導蔣洪已年過花甲、白髮滿頭。
從還被人稱為「青年學者」時起，蔣洪就被一個問題困擾——「我的專業是財政理論和政策分析，政府的財政預算信息是研究必需的資料。但長期以來，我們能夠查詢到的財政信息不僅數字籠統，而且發佈滯後，比如有的統計年鑑，兩年後才能查到，這讓我和同行都無法及時、深入地分析財政問題。」
1997年，47歲、正年富力強的蔣洪，當選為上海市人大代表。
在那之前，他一直以為，人大代表肩負審議政府預算報告的職能，觸及的財政預算信息要比一般學者翔實得多。等上了會，發到手頭的報告讓他頗感失望，「這和社會上所能看到的，也差不多」。
「如果無法瞭解清楚錢從哪來去往哪裡，人大代表很難判斷錢花得對不對，可現實是僅提供一些簡單的報表。」於是，蔣洪開始通過分組討論會發言和遞交議案的方式，要求改變。
蔣洪回憶，當時自己談了三個要求：一是要求審查財政預算，不能只公佈一部分錢的預算報告，必須把各種預算外資金、制度外資金的報告一起完整地拿出來；二是不能只有粗線條的信息，必須把錢到底花哪去了講明白，預算必須細化；三是通常一個公司衡量財務時會從現金流量和資產負債兩個角度來衡量，財政也當多角度衡量，那些過去花掉的錢並沒有消失，有的已經變成資產，同樣需要納入監督和考量。
等坐在上海展覽館大會堂裡，要投票表決預算報告時，蔣洪決定棄權，「不能瞭解實際的預算情況，我無法對此報告負起一個人大代表的責任」。
那時上海的人代會還是實行舉手投票，三千多平米的挑高大廳內，唸到投棄權票時，在八百人大代表中間，蔣洪孤零零把手舉了起來，一時前後側目。
不過，蔣洪擲出的要求，以及「忤逆」的棄權票，波瀾不驚，「政府沒有人找過我，媒體也不關注這事，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就這樣，蔣洪當了兩屆上海市人大代表，上面那番話，一說就是十年。到後幾年，蔣洪在舉手錶決時，索性改成了舉手投「反對票」，理由是「多次呼籲，但預算報告始終達不到有效審查的要求」。
但他依然是孤零零的反對票舉手者，有一次，後排一位人大代表以為他搞錯了，好心提醒說「這是反對票哦」。
不再孤零零
2008年，蔣洪開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第一次去北京開兩會。到了政協，他發現政協和人大的會議形式有所不同，政協有一個人大所沒有的大會發言。
蔣洪想讓更多人關注自己在上海已「老生常談」過的預算問題，便寫了一份發言稿，去要求發言。這份發言稿的標題是《陽光財政，我盼得頭髮都白了》，「這話看起來有些誇張，但這件事我從四十多歲盼到了快六十歲，確實是黑髮人也變了白髮人。」
蔣洪沒能爭取到發言的機會。不過在這之後，越來越多的人站到了這位孤零零的舉手者身邊。
這年春天，《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開始實行，這項要讓政府信息「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新規，被認為是革新之舉——政府不僅要主動公開諸多類型的信息，公眾還可以通過申請的方式，獲取更多政府信息。
這些看起來鼓舞人心的舉措，也引來媒體連篇累牘的報導，蔣洪就是在讀報時了看到這個條例。專業敏感度讓他留意到，財政預算公開被條例納入了政府主動公開信息範疇。
受此啟發，由蔣洪擔任主任的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團隊，隨即啟動了一個觀察中國政府財政透明度的五年期項目，「很多年輕教師，對這個項目非常積極」。
蔣洪團隊所做的事情，就是按照財政信息的完整性、詳盡性和多角度的原則，設計出一個評價體系，再組織學生通過網絡查詢、出版物梳理和申請公開等多種方式，收集各省財政信息，再比對評價體系，根據財政信息公開程度，給各省的財政透明度打分和排名——對方態度好不好、回覆得是否及時，都不重要，「我們看的是他們到底能披露出多少財政信息」。
「從來都是政府給別人評判和排名，這一次反過來，由我們來評判政府。」蔣洪說，工作量很大，需要向31個省份多個部門逐一去函申請信息，還需要完成大量的網絡查詢工作，調動了上百學生參與。
蔣洪和他的團隊，不是這年裡唯一吃條例螃蟹的人。
在深圳，海歸商人吳君亮也組織了一個公共預算觀察志願者團隊，向數十家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發去申請，要求他們公開預算報告，再就能夠獲得的報告內容，發佈評讀報告。
兩個團隊的行動，都通過媒體的報導進入公眾視野，獲得諸多讚譽，公眾對財政透明度的認知和呼聲，也日趨高漲——「納稅人的錢去了哪裡」這個問題，似乎一下迫切地擺在了每個人的面前，各種討論亦見諸報端。
2009年全國兩會時，蔣洪被邀請大會發言，主題就是他2008年遞交的《陽光財政，我盼得頭髮都白了》。和過去光談見解不同，這次發言中，他把過去半年裡，團隊所做的財政透明度報告內容也納入進去，得到了熱烈的掌聲。
「潮流中的一份力量」
蔣洪的行動讓政府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友人私下告訴蔣洪，起初，各省份對接申請的政府信息公開辦公室、財政廳等部門，其實也在互相打聽，其他地區提供多少信息，目的是確保本部門「既不在排名中冒尖，也不甘落後」。
現在，蔣洪團隊已經連續發佈了四年的財政透明度報告。他期望，能夠通過排名促使政府提高財政透明度，每年做報告時，也很期盼大家的「成績」能有所提高。
實際情況是，這四年裡，各省份財政透明度指標的平均值從21一路緩緩爬升到25。
在蔣洪的研究中，每年透明度最低的省份在變，但最低值一直在15左右徘徊，並沒有顯著提高，透明度最高的省份也在不斷變化，但指標卻是下降的。
蔣洪和同事們已經下決心，要把這個財政透明度項目再延一個五年。
「任何個人或研究團隊，能起的作用是微小的，也不奢望有什麼直接的結果，我們能做的，是在媒體、公眾的共同努力下，促成社會觀念的改變，我們只是社會潮流中的一份力量。」蔣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