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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整車貨運模式

由於現在95%的貨車都是司機購買的（雖然掛靠在物流公司名下，但實際產權是司機的），貨車司機都要自己解決貨源（除了加盟快運公司、專線公司的司機。部分專線因無法為司機提供充足的貨源，司機也需要在貨運信息市場上找貨），所以就出現了貨運中介（俗稱“信息部”）。

當中小生產制造企業和三方物流（服務於大企業的物流公司）有數噸貨物需要運輸時，他們會給停車場的貨運中介打電話，中介把信息寫在小黑板上（如下圖）。司機看到適運貨源信息後，便向中介詢價、侃價，如果成交，先給中介繳納中介費後，才能得到貨主的詳細信息。然後司機直接去取貨，把貨物送到目的地。

中介在此環節為貨主提供了什麽價值呢？第一，找車、議價。因為司機太難纏，貨主一般都不願直接和司機侃價。第二，擔保。中介事前收取中介費，增加了司機違約的成本，如果司機未去裝貨，中介將不退換中介費。第三，認證。核查司機的三證，以確保不是黑車。

由於整車貨運是門到門的運輸，貨物不經過貨運信息市場中轉（這一點不同於零擔專線物流），加之貨運中介所提供的服務可以被互聯網化，所以我們認為這種傳統的模式一定會被顛覆。

未來的獨角獸

很多人有這樣的觀點：貨主找貨車的效率很高，移動互聯網介入後發揮的作用很有限。其實不然。貨主找貨車的速度還算可以（1-2天），但司機找貨源的效率很低。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司機平均配貨的等待時間是2-3天，期間吃住、停車、人員工資的費用是500元/人/天。第二，長距離空駛，因為司機要從上一卸貨點空駛到貨運信息市場找貨，然後再空駛到下一裝貨點，平均冗余空駛的距離在60公里以上，油耗成本在400元左右。第三，給中介繳納約運費10%的中介費，如果是信息多次轉手，中介費用更高。

在整個市場呈現“車多貨少”的格局下，由於車多，大量貨車處於停車等貨狀態，所以貨主找車的速度還OK。但司機在找貨過程中的低效率、高浪費，勢必會擡高司機對運費的要價，如此太高了整個社會的運輸成本。

移動互聯網的介入，不僅可以獲取司機的位置信息，而且可以獲取貨車的空車信息，通過對海量貨源進行“統籌分配”，可以減少司機的等待時間、空駛距離，去中介化，提高滿載率。

物流具有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效應，也就意味著規模越大、範圍越廣，單位運營成本越低，如此未來行業一定會出現獨角獸，這只獨角獸因為掌握了海量貨源，而形成壟斷，獲得行業壟斷利潤。

車貨匹配模式的死胡同

能否把滴滴打車模式移植到整車貨運行業呢？做一款APP，使勁推廣APP，讓用戶發布貨源，讓司機找貨源。如騾跡物流、運滿滿、物流小秘。

但我認為車貨匹配是一個死胡同，原因如下：

第一，整車貨運行業標準化程度低。滴滴打車只有一個匹配條件——地理位置，但貨車的匹配條件至少有三個。（1）車型。貨車主要有平板車、高欄車、廂式車。不同貨物屬性對車型有不同的要求，機械設備需要平板車，瓜果蔬菜等農副產品需要高欄車，附加值較高且單件體積較小的貨物需要廂式車。（2）噸位。整車貨運一般情況下，一車只裝一票貨物。但貨車的載重量從10噸、15噸、20噸，到35噸。貨物噸位與車輛的載重量越接近，運費越經濟。（3）線路。貨車司機一般有常跑的線路，陌生線路一般都不願意跑。

在信息匹配模型中，存在一個拐點，只有當雙邊市場的數據量達到一定的數量級時，才能產生較高的交易量和較好的用戶體驗。匹配條件越多，需要的車、貨數據量越大。假設每增加一個匹配條件，車貨數據量增加N倍，增加三個匹配條件，拐點將提高N3倍。

更重要的是，即使匹配成功，價格未必能夠達成。整車貨運行業，運價是一票一議。不同於出租車，貨車存在返程的概念，而不是像出租車在某一地區（城市）做布朗運動，貨車通常在全國只跑有限的幾個城市。如此，兩個城市間的貨物流向、季節因素都會影響運價。

第二，整合中介，但沒有為中介提供價值。做車貨匹配需要大量的數據，而貨源信息多數掌握在貨運中介手上，而且中介十分集中。所以很容易想到整合中介。但是，中介在停車輛里辦公，不缺車。貨源信息對貨源而言是稀缺資源，如果你讓中介把稀缺的貨源信息發布到APP上，勢必會導致信息透明化，壓縮中介的利潤。從長遠講，中介也知道一旦平臺做大，中介就無立足之地。所以他們會集體抵制。目前大多數車貨匹配模式要麽在一點通、天下通上抓取貨源信息，要麽每人拿著一個pad到貨運信息市場抄貨，發布到App上。

第三，沒有給司機提供保障。司機找到貨源信息後，需要空駛到裝貨地，期間產生了油耗成本，且只有達到目的後才能確認貨源信息的真實性。早期的配貨軟件一點通、天下通（主要用戶是物流公司、中介，貨主和司機使用很少）采用人工上門安裝軟件的方式確保沒有騙子，即便如此也有窮途末路的中介通過配貨軟件騙取司機的中介費，還致使司機空駛。同樣，車貨匹配APP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車貨匹配APP無法保證貨源信息的有效性。貨主如果通過其他渠道找到適運車輛後，是不會主動告訴中介的。所以，在不主動詢問的情況下，中介是不會知道其拿到的貨源信息是否仍然有效，也沒有動力在APP上對貨源信息的狀態進行維護。如此，司機詢問10單貨源，8單貨源的回複可能是已經發運，本已防備心理很重的司機更加懷疑， 劣幣勢必會驅逐良幣。

第四，整合不了中介，是否可以讓貨主通過APP直接找司機進行運輸呢？貨運不同於商品買賣，物流與資金流是同向流動，第三方支付無法發揮作用。而一車貨的平均貨值是20萬元，且貨物是運到千里之外，一旦貨主把貨物交給一個陌生的司機，意味著已經失去了控制力，所以貨主出於貨運安全的考慮，不願意直接找司機。對貨主而言，物流本身是一種采購行為，也更傾向於外包，而不是自己來找車、議價。

車貨匹配模式存在的問題

目前車貨匹配模式普遍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商業模式沒有形成閉環。誰和誰交易了？貨是否運出去了？運價是多少？平臺方一無所知。只知道這條貨源信息被查看的次數。此模式的公司，動輒說自己日成交量多少萬單，成交額多少萬元，但信不信由你。

第二，高客戶流失率。據上分析，車貨匹配並沒有為用戶提供價值，目前此模式的公司采用百度競價、登錄送話費、發貨送話費的方式試圖黏住用戶。如果沒有提供價值，一旦不送話費了，用戶也不和你玩了。

美國的CH.robinson通過整合了100萬輛卡車，為5萬家貨主企業提供運輸服務，市值超過100億美金。

運策網就是國內一家無車承運人模式的公司，關於無車承運人模式的經驗，希望以後能和大家分享。

實體零售商的O2O2轉型
 
首先，大眾點評和百盛有著高度重合的用戶群，這是雙方能夠達成合作的重要基礎。
 
“很多人想到大眾點評就先想到吃喝玩樂，其實我們購物頻道的流量一直非常高”，大眾點評CEO張濤介紹道，“我們的用戶群對購物有著剛性需求”。據其內部數據分析，同一商圈進行餐飲消費的用戶中，有56%會進行購物消費，用戶重合度很高。大眾點評購物頻道從2014年開通至今，已遍及全國174個城市，收錄商場數量達2759個，覆蓋近40萬商戶。
 
而作為亞太區最大的百貨集團之一的百盛商業集團，在中國擁有470萬名會員，銷售突破220億人民幣。除了百貨，百盛還經營自主產權的服裝品牌；擁有自己的電商平臺。此外，百盛還從美國、東南亞地區引入餐飲品牌代理。
 
據現場透露，大眾點評與百盛此前已有3年的合作，只是最近剛公布雙方新的戰略合作計劃。
 
其次，百盛作為實體零售百貨商，對於O2O轉型有著期待與需求。
 
隨著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實體商業受到猛烈沖擊。新的形勢下，零售百貨和商業地產正逐步嘗試與互聯網資源結合，進行線上線下融合的戰略轉型。
 
據百盛商業集團CEO張瑞雄介紹，此次與大眾點評達成聯盟，源於他們此前受到的啟發。2014年11月，百盛曾與微信合作，以微信紅包為手段，一星期吸引100多萬粉絲，一天的銷售就翻了兩番。“我們由此看到，與互聯網信息平臺合作所能達到的效果，完全超出想象。”
 
張瑞雄表示，百盛即將要打造成“引領時尚生活概念的零售集團”。而與大眾點評的戰略合作，將為百盛帶來一年至少50%的會員增長。百盛的線下購物場景結合大眾點評的線上互動平臺，將為消費者提供更加多樣化、全方位的購物互動體驗。
 
再次，大眾點評對未來購物中心模式有著全新想象。
 
張濤認為，未來一個大的趨勢在於，購物不再單單是買東西，更是變成一個生活場景展示的方式。“現在很多大型購物中心都設有親子、運動、藝術等服務體驗區，成為消費者消磨周末的去處。未來購物將脫離傳統意義，而這與大眾點評做的事關聯越來越大。”
 
通過此次合作，大眾點評希望將吃喝玩樂的高頻次行為向購物多元化引流，為超過2億的月活躍用戶提供更為豐富的應用場景。“大眾點評現在包含餐飲、電影、購物等方面，已經相當於一個線上購物中心。而與百盛的融合，從系統、數據、會員的全面打通，以及與店鋪業態的深入合作，將會為消費者帶來全新體驗。”張濤表達出對合作的期待。
 
同時，借此戰略合作，百盛豐富的跨國集團資源，以及超過8000家中高檔消費品牌合作方，也將在推動大眾點評拓展其國內外市場中發揮積極作用。
 

大數據帶來的新玩法
 
百盛和大眾點評的此次戰略聯盟，將覆蓋百盛在中國34個城市的60家分店。大眾點評將為百盛提供包括移動官網、情景感知、O2O引流、團購、預約排隊、線上支付、會員體系和大數據等諸多行業創新產品在內的一整套O2O解決方案。
 
其中，移動官網指在大眾點評上線的百盛頁面，支持多形態入口，為用戶提供及時的購物信息和優惠促銷活動。百盛可自我維護其移動官網，進行入駐商戶、品牌和優惠的管理。預訂、排隊、外賣等服務，則可進一步發揮大眾點評優勢為百盛進軍餐飲行業提供完善的綜合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情景感知和O2O引流都是基於大數據技術開發的創新功能。據大眾點評垂直業務副總裁婁曉博介紹，他們通過用戶的瀏覽和交易數據，做出“用戶畫像”。得知用戶對部分商圈和品牌的熟悉及感興趣程度，定位精準人群，以主動推送（PUSH）的方式觸達目標。而所推送的內容和相關度更高，點擊率也會更高，進而轉化也會相應提升。以此達到滿足用戶需求和促進商戶流量的雙贏局面。
 
除此之外，WiFi & iBeacon等定位技術的應用，使得消費者在商場用餐時，可以獲得附近商鋪的新品和優惠信息。將餐飲用戶轉化為購物潛在消費者，為商場的線下消費進行從店外到店內的多層次引導。如此，這些功能將幫助商場將線下人流數字化，從而更好地追蹤顧客的行動軌跡和購物偏好，為精準營銷和優化運營提供支撐。
 
最後，張濤表示，1+1>2，要想服務好消費者，必須實現互聯網技術平臺和線下商鋪的全面合作。通過信息、服務、數據、會員體系等多領域打通和深度對接，增強用戶消費體驗，促進實體零售業轉型和線上線下商業融合。版權聲明：本文作者

閑侃“三融”》和《由重啟IPO，想到一個市場退出機制問題》中也都提到過。

    3、關於控制上市公司的總數，這是我又一個補充內容。有上市，就要有退市，並且須要控制上市公司的總數，不宜隨意擴大，不然的話，一多必爛，股市本身的價值必定大打折扣。要讓壞公司早日離開，並讓好公司盡早登臺，只有這樣，才能讓股市始終保持旺盛生命力，引導和推動實體經濟發展。

強推註冊制後果比股災更嚴重

2015-12-06 新浪財經 作者：於衛國

    中國股市的制度死結很多，不一一解開，就強推註冊制，只會給A股帶來更多的垃圾，降低造假和欺詐的成本，比“股災”更嚴重的後果恐怕還在後面。

    中國股市並不具備推行註冊制的條件，原因不在註冊制的“合法性”，也不是因為剛剛經歷“股災”，市場不穩，股市“怕跌”。 股市基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臺灣股市從核準制過度到註冊制用了23年時間。

    中國股市的制度死結很多，不一一解開，就強推註冊制，只會給A股帶來更多的垃圾，降低造假和欺詐的成本，比“股災”更嚴重的後果恐怕還在後面。

    一，沒有“嚴刑峻法”，註冊制只會帶來更多的造假和欺詐

    我國《證券法》對造假和欺詐發行的處罰力度太低。

    《證券法》第 189條規定：發行人不符合發行條件，以欺騙手段騙取發行核準，尚未發行證券的，處以三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已經發行證券的，處以非法所募資金金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以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的罰款。《證券法》第193條規定：發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義務人未按照規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並處以三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警告，並處以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在核準制下，中國證監會的前端審核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IPO發行中的造假和欺詐，註冊制之後，連公關和尋租都省了，欺詐成本變得更低，約束更少。

    試想一下，註冊制之後，為什麽不造假呢？即使查出來，也不過區區幾十萬罰款了事，與違法所得相比，實在微不足道。

    反觀美國，以2002年美國世通公司財務造假(虛構營業收入90億美元，虛增總資產110億美元)為例，其處罰結果是：世通公司被罰75億美元，首席執行官被判犯有欺詐、共謀、偽造罪，獲刑25年監禁。該公司其他涉案人員，亦被裁定有罪。

    由此可見，“嚴刑峻法”是註冊制的必要條件。那麽，我們現在的股市有“嚴刑峻法”嗎？有公司因造假和欺詐而被直接退市嗎？沒有！沒有“嚴刑峻法”保駕護航，註冊制帶給中國股市的只能是更多的造假和欺詐。

    二，嚴肅的退市制度，是註冊制的首要前提

    沒有嚴格的退市制度，股市就如同一個“只吃不拉”的貔貅(傳說中的瑞獸，有嘴無肛，能吞萬物而不泄)，其結果必然是被“撐死”。在沒有嚴肅的退市制度的情況下，又強推註冊制，其結果只會使A股加速“撐死”。

    註冊制將帶來更多的垃圾股，而股民的錢就那麽點兒，養不起那麽多垃圾。數據顯示，目前A股市場有266家上市公司連續三年虧損，占全部上市公司總數的10%。這266家“垃圾股”在2015年三季末的負債總額高達1.6萬億元，資產負債率達到68.65%，在過去3年中，這266家“垃圾股”還從資本市場融資2500億元。中國股民即使有再多的錢，也會被註冊制後海量湧入的垃圾股圈光的。

    多年以來，嚴肅的退市制度在我國股市一直缺位，尤其是在2001年至2007年之間，更是沒有一家退市。A股上市公司總數從2001年的1120家，增加到目前的2800家； 上市公司總市值從2001年的5320億元，增加到目前的50萬億元；而退市方面，滬深兩市迄今總共僅有100余家公司退市，僅占上市公司總數的3%。 

    反觀美國，1995年至2012年，紐約證券交易所有3052家公司退市，納斯達克有7975家公司退市。2003年至2007年，紐約證券交易所年均退市率6%，約1/2是主動退市，納斯達克年均退市率8%，主動退市占近2/3。紐交所現有上市公司2234家，1995年至2012年，紐交所共有約3052家公司退市，退市公司市值超過3萬億，而同期新上市公司市值僅1.3萬億，退市市值是新上市公司市值的2.5倍！這種“優勝劣汰”的退市制度，是美國股票市場高效運行，長期大牛市的根本原因！

    核準制的初衷原本是保證上市公司的質量和投資價值。其實，保證上市公司質量最有效的辦法，是嚴格的退市制度。“垃圾股”若不能嚴格退市，就相當於扭曲股價信號，縱容投機，汙染市場，股市優化資源優化配置的功能還如何發揮？

    嚴肅的退市制度是價值投資的前提。“垃圾股”不能嚴格退市，這就意味著買垃圾股的投資者沒有本金盡失的風險，只要長期拿著，總有翻本的機會。而更加諷刺的是，根據原安信證券程定華的研究，直接買“垃圾股”是最優的投資策略，從2005年到2012年，如果買入相同金額的所有ST股票，收益率是591%，而同期上證指數的收益率僅有94%。在這樣的市場，劣幣驅良幣，炒作投機大行其道，價值投資成了笑話。

    2014年新一輪轟轟烈烈的退市制度改革，最終也是雷聲大雨點小。2014年11月16日開始施行新的退市制度以來，僅有“ST國恒”和“ST二重”這2家公司因連續虧損而退市，另有“ST博元”因信披違規被暫停上市和“ST新都”因連續兩年被出具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而被暫停上市。而同期滬深交易所通過IPO新上市的公司數目是217家。上市與退市之比是54:1。

    投資者對註冊制的擔憂，主要是擔心註冊制會惡化供求關系，導致股市大跌。如果證監會能夠嚴格執行退市制度，在註冊制推出之時，先行退市200家問題公司，徒木立信，讓投資者相信我們的股市是一個“優勝劣汰”、“有進有退”的市場。那麽，註冊制的推出，可能就不會對市場造成大的波動。

    三，結語

    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紮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

    筆者認為，按照習近平主席的要求，中國證監會現在最應該做的是反思和完善我們股市的基礎制度、監管和法律法規，一一化解A股的制度死結，而不是不顧實際情況，生搬硬套，強推註冊制。

章錚：農民工收入該與什麽匹配

說到農民工收入，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議論：近年農民工收入增速太快，既高於農民工勞動生產率，也高於同期人均GDP的增速。這種增速不可能長期持續，“收入增速與GDP增速要匹配”。

收入的增速長期來看確實必須與GDP增速相匹配。但這里所說的收入，是指包括勞動者工薪、資本利息、企業利潤、政府財政收入在內的全部生產要素報酬。總體上收入增速與GDP增速匹配，並不意味著其中單項要素(如農民工收入)的增速一定不能高於GDP。前些年，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速不是遠高於GDP嗎?

在證明近年來農民工收入增速太快時，議論者往往以民工潮年代為基準。而民工潮年代恰恰是農民工收入的增速遠低於農民工勞動生產率和同期人均GDP增速的年代。舉例來說，從1990年到2000年，按照不變價格計算，中國的人均GDP總計增長了143%，平均年遞增超過9.2%，而據北京大學盧鋒教授的研究，同期農民工實際工資“整體來講，似乎沒有增長”。

議論者可能會說，民工潮時農民工供過於求，收入上不去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要講市場經濟規律和供求規律，就應該一視同仁，為何農民工供過於求時講市場經濟規律，而近年農民工供不應求、收入增速加快時，就不講市場經濟規律，改講用工方能否承受了呢?

在我看來，民工潮年代農民工收入增速遠低於農民工勞動生產率和同期人均GDP增速，很大程度上緣於以下兩個因素。

因素一，當年的農民工勞動力市場，處於經濟學意義上的非均衡狀態，各年齡段的農民工都供過於求。由於農民工所能勝任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崗位上，青年的勞動生產率往往比中老年高，且農民工進城工作沒有鐵飯碗，因而支付同樣的工資，城鎮用工方就可以只使用手腳快、動作準的青年農民工，從而降低用工成本。

因素二，中國城鄉生活水平與生活支出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大體上，鄉村人口的人均生活支出僅相當於城鎮人口的1/3。因此，同樣是掙錢養家，與全家生活在城鎮的城鎮戶籍職工相比，家屬留在鄉村，家庭用房也建在鄉村的農民工，所要求的工資底限相應也低。何況城鎮工作崗位原本並不對農民工開放，只有比城鎮職工幹得更多更苦、掙得更少，農民工才能被城鎮用工方所認可，取代城鎮戶籍職工，成為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就業主體。

與民工潮時期農民工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速慢相匹配，當時中國經濟存在下列現象：

——鄉村勞動力就業不充分，大量閑置。

——農民工“青年在城鎮、中老年回鄉村”。

——為了讓城鎮不再需要的中老年農民工回鄉後能糊口，就得讓他們承包耕地。農民工外出打工時，耕地可以臨時流轉給其他農戶;一旦農民工回鄉，耕地就必須流轉回來。其結果，是農業經營只能以農戶為單位、生產規模偏小、土地流轉不穩定、農業規模經營發展受限。

——農民工成為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就業主體，同時大大壓低了這些行業的收入水平。從而使這些行業成為任何希望全家生活在城鎮的普通勞動者(包括城鎮戶籍職工和大學畢業生)都避之不及的“農民工”行業。

——對只能在上述行業就業的農民工來說，這些行業的收入水平支撐不起農民工全家的城鎮化。因而農民工只能長期維持“工作在城鎮、家屬留鄉村”的家庭格局，並因此引發了一系列與留守家屬有關的社會問題。

——鄉村生活支出低，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宅基地不值錢，鄉村住房開支只包括建築成本，因而鄉村平均建房成本只相當於城鎮平均房價的1/6。農戶間自由買賣宅基地會大大增加鄉村的建房成本，為了維持鄉村低生活支出帶來的農民工低工資，農戶間自由買賣宅基地就只能禁止。

與民工潮時期相比，今天的中國經濟發生了一系列影響到農民工收入的變化。

就現狀而論，影響最大的是民工荒，即前面提到的因素一。農民工的收入=工資率(計件工資標準)×勞動生產率。民工潮時期，因為青年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高，即使用工方提高定額或壓低工資率，農民工的收入仍能達到他們的底線。民工荒緣於高勞動生產率的青年農民工供不應求。用工方不得不招年齡更大、勞動生產率更低的中年農民工。如果工資率不上漲，中年農民工收不抵支，他們就不會願意進城工作。因此，隨著平均年齡的上升，農民工低收入的局面就無法持續。

就未來而論，影響最大的是農民工的城鎮化，即前面提到的因素二。中國城鄉生活支出之間差距巨大。用學者遲福林的話來說，農民工變成城鎮居民，其消費“至少增加一倍”。現有收入不增加，農民工進了城也很難生存。如果一大部分進城農民工都要靠城鎮低保生活，地方政府也負擔不起。雖然有關方面說“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是個預期性的目標，不是約束性的目標，所以不存在強力去推進、一定要達到”，但若實際城鎮化的農民工數量大大低於規劃，例如只有20%~30%，恐怕也很難交代。

現在問題的難點在於，從供給側的角度，農民工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速慢，有利於用工方(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降成本;從需求側的角度，如果收入不大幅提高，靠農民工城鎮化來穩增長的經濟目標就有落空的可能。如何破解這一難題，尚待各方討論和努力。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中建投租賃總經理秦群：融資租賃與新能源天然匹配

“缺錢找銀行”——這幾乎是所有企業高管思考融資時，下意識的第一反應。作為新能源的代表，光伏行業素來以前期資金投入大、回收期漫長著稱，其對資金的需求，規模龐大且期限較長。但有意思的是，大部分高速發展中的光伏企業，提到融資，銀行信貸已不再是第一選擇，融資租賃成為光伏企業高管們口中時常提及的融資模式。

融資租賃這種融資方式為何會受到光伏企業的追捧?在經過一段時期的高速發展之後，光伏行業將如何演進?融資租賃企業如何考量評估光伏行業補貼的逐漸下降?近日，第一財經專訪了中建投租賃總經理、中國融資租賃三十人論壇理事秦群。

在近一個小時的訪談中，秦群分析了當前光伏行業的痛點難點後，她就融資租賃這種融資方式支持新能源產業的方式方法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秦群認為，新能源行業是典型的投資大、回收期長的重資產行業，而融資租賃就是設備融資，因此，融資租賃與新能源產業之間具有天然的匹配性。

第一財經：相比起銀行、證券、信托這些融資渠道，融資租賃行業在支持新能源產業發展的優勢和特點在哪里？

秦群：新能源產業是典型的重資產行業，融資租賃行業提供的主要是中長期資金，其支持新能源產業更具優勢。具體來看，在期限上，融資租賃公司的租期一般是3到5年，甚至更長。新能源產業，尤其是光伏電站，投資回收期都比較長，采用融資租賃的方式能更好地滿足其資金需求。

還款方式上，除了如銀行信貸產品等本等息等的還款方式外，融資租賃還可以根據承租人特殊的資金需求來靈活安排還款方式。

資金價格上，金融產品以風險來定價，從風險與收益平衡原則來看，尤其是對中小企業來說，融資租賃這個產品的價格實際是較低的。

資金的獲得便利上，由於融資租賃是以融物的方式融資，所以在整個風險的把控上有其獨特的優勢，尤其是在建設期的光伏電站上優勢明顯。對於銀行信貸而言，此類項目往往風險較高，不願意介入。

此外，融資租賃的交易結構設計非常靈活，能夠滿足企業個性化的需求，為其量身定制。

正因為融資租賃與新能源行業較高的契合度，使得新能源產業對於融資租賃青睞有加。同時，隨著融資租賃對新能源產業的介入，也助推了新能源規模擴張和快速發展。

第一財經：一般而言，銀行貸款往往要求項目資本金比例最低不能低於20%，融資租賃在支持新能源項目時，是否有這個要求？

秦群：在這個問題上，融資租賃沒有硬性要求。融資租賃企業主要是根據項目的風險來設計相應的保障措施，事實上，這也是融資租賃產品相比銀行貸款的又一大優勢。

第一財經：新能源產業近期的繁榮與國家大力的支持密不可分。從中長期看，補貼政策將逐漸退出。你如何評估這一退出的進程產生的影響？融資租賃又需要作出哪些改變以適應此種趨勢？

秦群：隨著補貼下降，企業要靠技術進步來促進自身發展。從目前看，企業成本的高企是制約綠色產業發展的掣肘之一。技術進步可以提高新能源產業的產出效果，同時降低成本，技術是綠色企業走得更遠的出路。

綠色產業產出的社會綜合效益，國家財政補貼會下降，但是不會斷檔。我們會關註國家政策導向及財政補貼到位的情況，據此來安排融資租賃業務。同時，融資租賃會跟蹤新能源行業技術進步的趨勢，重點關註一些有核心競爭力，研發能力比較強，而且經營管理水平高的企業。

趨勢上分析，綠色產業的發展將是有波折起伏的，可能這一波高速發展之後，兼並重組將是一個趨勢。那些技術跟不上，成本降不下來，管理也上不去的企業可能會被淘汰。對於融資租賃企業來講，存量資產就可能面臨風險。因此，融資租賃企業一方面要把好準入關;另一方面，需積極完善風險控制機制，研究退出渠道，以及對沖風險的產品。

第一財經：具體到中建投租賃方面，中建投租賃在新能源領域的資產規模有多大？主要集中在哪些板塊，哪些區域？

秦群：中建投租賃作為光伏綠色生態合作組織(PGO)成員單位，重點為光伏、光熱等新能源項目提供融資租賃服務。目前，中建投租賃新能源業務的規模呈快速上漲趨勢，所投的領域，包括光伏、汙水處理、余熱發電、大氣汙染、新能源汽車等等。其中，光伏占得比重較大。事實上，中建投租賃介入光伏產業時間較早，已經有六七年的時間，對整個行業的進入退出，風險控制方面有比較完善的措施。

第一財經：目前，融資租賃行業的盈利模式還主要靠利差。長遠來看，您認為融資租賃行業比較合理的盈利模式是怎樣的？

秦群：短期來看，融資租賃以利差為主的盈利模式沒法改變，但長遠來看，隨著二手設備市場的逐步發達，法律和稅收環境的進一步完善，融資租賃會回歸到它的本源去。

其實，隨著整個金融業的發展，金融產品的日益豐富，替代品競爭的加劇也將倒逼融資租賃追求綜合收益。除了通過利差獲取收益外，還有設備余值處置收益、資產管理收益、沿著產業鏈條的咨詢服務收益、貿易價差收益甚至包括股權跟租賃結合所帶來的投資收益等。當然，追求綜合性收益的前提，是必須要對這個行業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在這個行業里獲取更多的利潤點。

【基金新政追蹤四】需求匹配貫穿委外基金 銀行自設門檻不再“任人唯親”

就像一股清流，去年以來銀行委外的進入打破了公募基金既有的沈寂。“爭取銀行委外資金。”這是目前基金同行見面提及頗為頻繁的話題之一。“大家都在爭取銀行委外資金。”不論是中型基金公司規模的壯大、大型基金地位的穩固抑或是次新基金彎道超車的機會，公募基金早已不再避諱對銀行委外資金的向往。

另一方面，隨著銀行理財新規即將落地，征求意見稿中對於非標資產的限制意圖將醞釀出委外市場新格局。“一旦征求意見稿落地，加之大量非標資產到期。銀行會有很多資金找不到合適去向。業內一個共識是，要做好進一步加大標準化資產配置力度的預備。由於銀行缺乏各個細分領域專業人才，委外便成為重要發展方向之一。”一位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產管理部總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根據申萬宏源證券分析師孟祥娟的估算，2015年銀行全口徑委外規模是16.69萬億，其中理財委外規模5.17萬億。其中股份制銀行是委外的主力軍。

需求匹配的過程

近期一系列事件使得委外業務再一次引發行業關註：一是基金業協會召集北京多家知名私募舉辦私募對接銀行委外資金專題座談會；二是一只封閉期長達7年的公募委外定制產品向證監會申報，這也是目前可見到的封閉期最長的委外定制產品。

4月，300億規模委外定制在2天內完成募集，隨後7年封閉期的委外債基也上報證監會受理。7月27日，基金業協會在北京舉辦私募基金對接銀行委外資金專題座談會，會上協會秘書長賈紅波表示，銀行委外業務對於私募行業意義重大。

一位銀行系公募部門副總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我們平常也會接觸到別的銀行找過來，實際上，通常來說銀行會找多家基金公司。委外的量還是很大、需求還是蠻多的。所以銀行遴選也不會在一個籃子里，通常是根據每個公司的強項，找幾個公司來做。”

反之亦然，多位銀行資管部門負責人向本報記者表示，公募基金與私募基金找上門來談合作的情況非常普遍。

記者采訪了解到，盡管在一些起步晚、作風謹慎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委外資金余額占全部理財的比例也達到5%。而一些自身配置能力較弱的小型銀行(以城商行和農商行為主)，委外資金余額高達30%到50%左右。此外，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的委外資金主要集中在私人銀行與資管部門，私人銀行委外比例較高。

“委外資金從去年到今年年初有較大增幅。去年整個債市曾有一波大牛市，整個委外機構的業績表現非常好，今年債市動蕩，委外機構的業績表現參差不齊，所以一定程度上委外增速不及去年。”一位銀行內部人士指出。

“就是看需求吧，看銀行的是什麽需求，基金公司能不能提供相應的產品和服務，就是一個需求匹配的過程。”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總經理助理說。

本報記者也註意到，實際上目前來看委外走在前面的並不是通常所說的銀行系公募，譬如華南某基金公司大概在兩年前就配備了銀行渠道人員，各股份制銀行都會有相應的配額。在利益共享的合作基礎上，基金公司的投研團隊與銀行配合，讓雙方都能有業務收入。

當前的一個問題是，公募基金流動性大，特別是去年很多優秀的基金經理“奔私”，如果要真正拉長過往業績來選擇，可選基金經理的範圍並不是很大。亦有業內人士透露，盡管同為銀行系基金公司卻發展不一，有些基金公司的委外業務走在了前面也有些則落在了後面。

“對銀行來講，集團經營肯定要考慮如果我自己沒有能力就要從外面找;還有一個就是機制的問題，大行機制不夠活、不夠有競爭力、留不下最好的人員，那也可以讓外部的人來幫忙做。”上述滬上公募副總經理如是表示。

北京星石投資總經理楊玲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目前銀行的委外業務，大銀行相對成熟，小銀行還在建設當中。其中發展最快的是債券業務，因為銀行對債券業務的體系相對比較熟悉。而股票、股權業務都比較少，股票相對比股權多一點。

“我們對這個業務非常感興趣，也很看好它的前景，專門有積極去溝通與拓展。星石有40人的投研團隊，10人的基金經理專註在股票主動管理，而銀行的團隊主要是做固定收益，在股票上的人員配置比較少，因此星石與銀行在投資上的互補性非常強。”她說。

如何評估

銀行委外與基金對接，對於投資管理人的評估是核心。近兩年的發展中，一些公募基金率先走出一步積極探索與銀行委外的合作模式、產品形態，而這些公募也受益於此，實現了規模的跨越式發展。

證監會最新的《基金募集申請核準進度公示表(簡易程序2016)》顯示，華福基金上報了5只期間在2年至7年不等的封閉式債基，這些債基也被證實確為委外定制。尤其是期限七年的產品引發行業熱議，此前期限最長的是興業基金的一只封閉期五年的債基。

委外業務的大規模爆發出現在2015年，尤其是資管能力相對較弱的城商行對資管的需求促成了委外業務的發展。在選擇委托機構時，記者了解到，有些銀行會設置入圍基金產品的“白名單”，凈資本、過往業績、規模、排名、投研團隊等因素都是評估的因子。

以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委外業務為例，該行委外以專戶形式居多，由於銀行對於信用債的周期、評級、涉及行業、杠桿配置、委托人、其他投資人等諸多因素有不同要求，所以銀行大多希望走定制化的專戶。

該行投公募基金主要是買貨幣基金，以前打新基金很火的時候買過一些打新基金。由於公募債券基金都是買標準化產品，風控和準入並不一定能和銀行的標準相契合。目前該行定制化專戶與買公募的比例結構是1:1。而定制化基金則沒有開展。

具體而言，對於投資哪些資產，銀行有非常嚴格的限制。例如上述銀行主要投債券類資產，凡是涉及權益、轉債股一般都不做。對於風險比較低的打新策略，該行會參與一些。此外銀行對於杠桿、單只券的集中度、行業、評級等都有限制。

對於合作機構的挑選，銀行普遍對基金券商設有準入名單即“白名單”。記者從某國有大行了解到，該行委外資金一部分在私人銀行，一部分在資管部門。銀行的中臺協商部門會聯合風控部門等一起制定準入名單，只有進入準入名單該行才可以做。

此外，銀行會在投資標的上再進一步做出限制。即使一家機構在管理人準入名單中，方案也需要符合各項準入要求，例如銀行一般會邀請機構上門做路演，對投資能力、市場判斷、信用風險把控能力等進行綜合評估，優中選優。

在銀行與機構商討定制委外專戶的過程中，銀行會將基本的準入要求發給機構，機構根據準入要求做定制化方案，包括收益率要求，配哪些券種，對未來收益率的測算，基本配置和交易策略等。

“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資者之間的關系最重要的是，你的產品、風控等都是滿足人家的要求。專業機構也會對此進行相應的評估。”上述北京基金公司總經理助理說。

“有些銀行可能會采購像晨星這些第三方機構的數據服務，銀行總行會自己建一個模型，定期來篩選基金。會有一個核心產品庫，現在大的銀行會用自己的研究人員來建模構建核心產品庫，首先就是要爭取你的產品能進銀行的核心產品庫，才有跟銀行合作的可能。”有業內人士則告訴記者，隨著委外愈發市場化，股東關系也開始不那麽“牢靠”。

所謂股東關系，是指銀行委外資金專門投資銀行系基金的現象。這種支持自家銀行集團內部基金子公司的現象曾一度很普遍。但隨著市場發展和委外市場日趨成熟，銀行投資選擇也更趨多元。

一位股份行資管部副總告訴記者，一般情況下，銀行對集團內部設基金子公司都十分照顧，如果監管上對關聯方沒有限制，銀行系基金子公司管理能力又不太差的話，都會選擇支持自家基金子公司，即“自己的兒子”。

談到這種合作的優勢，他認為，銀行系基金子公司的風險偏好和銀行資管契合度更高，行為習慣上更一致。此外，背靠銀行這座大山，萬一流動性出現問題，集團可以幫助解決問題。

但關鍵因素還是基金公司的實際管理能力。以一家體量較小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例，該銀行雖然也下設基金公司，但由於基金子公司規模小，所以銀行委外資金選擇了非銀行系的傳統大型基金公司合作。“父親和兒子”只是在低風險的貨幣基金領域保持了合作。

“簡單說，就是如果你的投資能力不行也不能給你，還是一個綜合的考量。說白了還是看投資能力。不會說因為我是你的子公司就一定要如何，只是說同等條件下我會優先考慮。”上述銀行系公募部門副總亦坦言。

收益、風險考量

通常來說，委外機構與銀行合作時會約定固定收益率，收益會略高於銀行理財收益。在當前銀行理財收益率普遍在3.5%-4%區間的大環境下，銀行委外對收益率會提出怎樣的要求?基金公司又是如何滿足的呢?

“投資者的利益是第一位的。沒有好的投資業績、沒有給客戶提供好的回報，客戶也不會選擇你。機構來買的時候，肯定會對基金契約里的流程、風控、投資都是會考核的。”上述滬上公募副總與《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私下交流時也表示。

事實上，由於債券市場的行情波動，銀行對於委外市場的投資收益率也一直變化。上述股份行資管負責人向記者介紹，銀行不會提特別離譜的收益率要求，目前業內對委外的收益率一般是4點多，上5%的情況已不多見。而銀行理財端發行價格也多在3.5%-4%左右，所以賺不了特別多錢。

如果銀行對收益率要求過高，就會促使基金公司管理人加杠桿從而引發風險。他指出，這時候銀行會將業績基準和策略整體做比較。例如：也許一家機構對委外業績基準報的非常高，但如果策略是風險型高的，銀行便不會考慮。“理財資金是客戶的資金，安全性要求很高。收益風險比會折中來看。不會片面追求業績基準。”他表示。

在定制合同時，銀行會給委外投資杠桿率設定上限，以上述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例，該行最高杠桿率上限是2倍。但在實際項目運行中杠桿一般只有一點多。原因是當前整個債券市場波動較大，杠桿加的越高，承擔的風險就越大。此外，委外管理機構自己近期也在主動縮減杠桿。

除了風險與收益，記者發現，“有來有往”，“智慧投資”也是銀行在委外合作中常打的小算盤。“除了委外資金投資合作，銀行更期待能夠把基金公司的錢拿來銀行做托管業務。另一方面，銀行在合作中會有意識地組織專業團隊學習投資策略、儲備專業人才，應對大資管時代的挑戰。”上述銀行資管人士表示。

華創證券分析師屈慶也指出，過去的模式是銀行將資金委托給投資管理人管理，而沒有別的訴求。但現在更多銀行希望通過委外的業務不僅僅獲得預期收益，更期望在業務過程中培養銀行自己的團隊。因此銀行對投資管理人的研究服務，業務中雙方團隊的融合看的更為重要。

理財新規下新趨勢

銀行理財新規漸行漸近，銀行委外資金監管有何變化趨勢?某股份銀行負責人對記者表示，目前來看和原來一樣，監管機構近期對銀行委外資金還沒有做更多具體指示和要求。

2014年7月銀監會印發的《關於完善銀行理財業務組織管理體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35號文”)，明確不得開展資金池業務，每筆資金要有嚴格而明確的投資標的。對於上述要求，一位股份制銀行資管內部人士告訴記者，在實際操作情況中，銀行業可以做到。例如發一筆理財，銀行會單獨建賬、管理、核算。每筆資金多少，背後投向如何，都會在會計報表中體現。

實際上，銀行委外市場受制於兩套監管體系。一方面委托方銀行資管處於銀監會監管體系之下，而與銀行合作的基金公司則是受到證監會監管。在日常合作中，二者是否會出現政策打架的情況?

對此，上述銀行資管負責人告訴記者，證監會對於信托以外的非銀機構監管要求比較細致。而反觀銀監會，對銀行理財的征求意見稿一直沒出，所以相對管理要求沒有那麽細化。所以在實際業務中，他發現，凡是證監會對機構的要求，銀監會都能滿足。

但隨著銀行理財新規征求意見稿下發，正式規定落地在即。記者采訪了解到，銀行委外市場也會受其影響，規模有望進一步擴大。

正在討論中的銀行理財新規征求意見稿顯示，投資非標不能通過信托以外的其他通道，此外對銀行資金投非標資產做出了一定限制。記者采訪了解到，目前銀行資管行業的一個共識是：未來理財新規落地後，非標投資將會受到較大影響。這就促使銀行不得不擴大標準化資產投資規模。

“隨著大量非標資產到期。銀行會有很多資金錢找不到合適去向。這會使得銀行加大標準化資產的配置力度。目前銀行業內大家都想盡辦法做大標準化資產，一方面通過銀行自己想辦法，另一方面是通過委外機構。所以預計銀行對委外需求會進一步加大。”上述銀行資管人士指出。

此外記者了解到，委外規模變化也並非只取決於監管因素，在監管新規尚未落地前，市場因素是主導銀行委外規模的主因。“今年三月份之後，債市比較震蕩。銀行理財沒地方投，委外機構也沒有更高的資產可以投，所以一些機構後來就不是特別願意接新資金了，基金機構也在控制規模，全市場都缺資產。銀行委外資金只不過是銀行將自己的投資壓力轉嫁給了基金。”他指出。

記者發現，如果銀行對委外有一些收緊，有時候是銀行的主動行為。采取主動收緊委外態勢的銀行主要有兩點顧慮：一是對債券市場違約風險的擔憂。二是對杠桿率過高的擔憂。

園區開發PPP火爆 項目支出與財政匹配難題待解

在PPP模式推廣眾多領域中，園區開發類PPP項目受地方熱捧。

8月19日，濟邦咨詢聯合園區中國發布了《園區開發PPP模式藍皮書》，該藍皮書對園區開發領域應用PPP模式的現狀、問題、面臨的挑戰及解決之道做了系統地分析。

濟邦咨詢董事長張燎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早在去年財政部就對園區開發類PPP項目很重視，隨後財政部PPP中心也將園區開發PPP項目納入重點研究項目。

濟邦咨詢總經理徐玉環介紹，目前園區開發PPP模式很受地方歡迎。截至今年6月底，地方相繼推出了片區開發類PPP項目高達552個。僅在財政部第二批PPP示範項目中片區和園區相關PPP項目數量為10個，投資額約574億元。這些項目特征是涉及行業多，投資金額大，項目周期長，建設內容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涉及運營環節少。

園區中國控股執行董事梁椿表示，園區PPP也是一種新的革命性機制，能夠把產業園區應有的公共屬性和服務效應更好地解放和體現出來，讓產業園區能夠真正納入到一種可估值、可定價、可持續、可退出的良性框架之中，是一個極大的利好驅動。

徐玉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園區類PPP項目運作複雜，目前存在項目實施與現行財政可承受能力不匹配等難題。

財政部明確PPP項目需要進行財政可承受能力評價，每一年度全部PPP項目需要從預算中安排的支出責任，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例應當不超過10%，以保證地方政府能夠履行PPP項目的支出責任。

不過，徐玉環告訴記者，由於園區類PPP項目前期投資額巨大，投資周期長，政府財政支出很容易突破上述10%紅線，這也限制了PPP模式在園區開發類項目上運用。

她建議，可以考慮用全口徑財政預算來區分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將土地出讓金定向支付部分從10%的紅線統計口徑中核減。同時考慮園區PPP項目前期投入大，能產生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少的特點，探索跨年度的綜合財政預算， 以中長期財政支出責任評估替代年度預算評估 。

張燎告訴記者，這些具體建議已經提交相關政府部門，相關政府部門表示願意討論研究，也意識到目前的財政承受能力評價方法和指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PPP專家、中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周蘭萍表示，目前片區開發PPP項目的特點與現行PPP模式的財政承受能力評估體系要求之間的不一致，以及片區開發的綜合性、複雜性對於PPP項目運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引起業內關註。

徐玉環認為，園區類PPP項目成功實施離不開土地、金融、稅收等配套政策的有力配合，包括土地使用權的獲得、融資渠道的拓展、金融產品創新、稅收優惠等。

平安首席保險業務執行官李源祥：險企要堅守資產與負債相匹配

近日，保險行業首份中報出爐，中國平安以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同比增長17.7%的成績“秒殺全場”，而就在此前，另外三家上市險企新華保險、中國人壽、中國太保相繼發布業績預減公告，2016年上半年的凈利潤同比分別下滑50%、65%~70%和46%。

在中國平安凈利潤逆勢增長的背後，是多年來一貫堅持的穩健投資、經營策略，8月18日，中國平安首席保險業務執行官李源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平安內部一直強調要健康、可持續的發展，如心電圖般的業績表現不利於公司的經營。

壽險管理框架調整

記者：近期，平安人壽重新調整了管理架構，從區域事業部管理制轉為五大事業部和五個共享平臺，平安人壽為何要進行這樣的調整?

李源祥：事實上，一家企業隨著市場變化以及自身的需求而變化是很正常的。這次，我們對平安壽險的組織架構進行重新安排：在後臺，我們成立了5大渠道中心，包括產品支持中心、科技支持中心、投資管理中心、服務支持中心、共同資源中心，這5大中心對應支持前臺的5個渠道：代理人渠道、網銷渠道、銀保渠道、電銷渠道，其中，由於代理人渠道非常重要，所以，我們又把代理人渠道分為兩塊，也就是一元事業群、二元事業群。

我們盡可能的把同類型的分公司放在一起，使其在業務推動方面更有力度，未來的資源投入、投資管理、政策制定更加有針對性。

記者：在這樣的框架調整下，平安也將越來越多的權限下放，這是出於何種考慮?

李源祥：過去，平安在集團層面的控制力度比較強，政策的制定都掌控在總部，也是因為在早期旗下各個分公司的能力有限，我們同時也希望透過這個“大中央”把所有分支機構的運作標準化。而經過幾年的發展，我們發現，無論是分公司還是總公司，中高層管理幹部隊伍都非常穩定，這些管理層積累了很多經驗和能力，考慮到未來更夠更快的回應市場的變化，所以，我們把權限盡可能下放，包括人事、財務和制度等。

資產與負債要匹配

記者：目前，市場上有不少中小型保險公司憑借銀保渠道大力銷售萬能險等高現金價格產品，借此迅速占領市場，你如何看待這種經營模式?

李源祥：由於每家公司的發展階段不同、股東背景不同，使得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經營策略。我始終認為保險要做回本業，即幫助客戶管理好中長期儲蓄和保險的需求，從平安壽險行業起家開始，我們都是這樣核心觀點，我們也堅持本行，關註價值經營，幫助客戶處理好中長期的儲蓄需求，給股東帶來長期合理的回報。

記者：業內通常認為，目前保險行業已經演化成兩種發展模式“資產驅動負債”和“負債驅動資產”，你如何看待這樣的分類?

李源祥：我堅信對於保險行業來說，最重要的風險管理。我並不認為“資產驅動負債”或者“負債驅動保險”的提法是正確的，對於保險公司來說，無論是解決客戶中長期的保險需求還是解決短期的保險需求，其實最重要的是資產和負債要匹配，如果出現資產和負債嚴重錯配的時候，就要確保風險可控，尤其是當市場上黑天鵝來襲的時候，如何應對市場和客戶的需求，有什麽手段能夠度過難關，在這一點上，從事金融行業偏向保守一點會更好。

拓寬保證險的資金來源

記者：根據平安半年報，保證險保費收入同比下降85.0%，大幅下滑的原因是什麽?

李源祥：我們經營信用保證險業務近十年時間，早期主要服務於平安內部的小額消費信貸業務，也從海外的花旗銀行聘用專業的團隊幫助我們建立這套信用管理平臺。大家都知道，小額消費信貸業務是有信用風險的，所以，我們一直非常謹慎，考慮到信用保證保險的風險，我們過去選擇只是做平安內部的客戶，因為我們對於自己的信貸管理能力很有把握。

但這塊業務重組之後，目前把它放在整個大陸金所平臺里面，過去消費信貸模式是銀行加上保證保險，考慮到未來小額消費信貸業務的發展，我們也拓寬了它的資金來源，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上半年整個信用保證保險業務量減少了一些。但這只是一個短期現象，待整個消費信貸模式穩定下來之後，還是會恢複快速成長的。

記者：你如何看待未來5年保險行業的機會和挑戰?

李源祥：從壽險角度來說，中國處於機會遠遠大於挑戰的階段，比如，老齡化就是一個機會，客戶有管理中長期儲蓄的需求，另外，近些年中國民眾購買保險的傾向明顯提高，對於保險的認識可謂跳躍式發展，過去，我們和客戶談保險，客戶會問什麽是保險，現在我們和客戶談保險，客戶問你有什麽險種，保險的普及對於保險公司而言是巨大的機遇。

至於挑戰，我認為，短期挑戰就是目前的低利率環境，這對壽險來說不是好事，會給壽險公司帶來經營的挑戰。不過，我認為，從長期來看，中國GDP會恢複到健康的增長態勢，進而驅動利率緩慢回升。另外，中國消費者購買保險的深度還不夠，這就要求保險公司要透過產品創新捕捉更多的價格。

過去，我們或許可以透過利差獲得利潤，如今，隨著利差一步步收窄，我們要維持產品的利潤率，就必須要提升運營效率，提高產品的豐富程度，從產品創新的角度去實現利潤。

首次太空活體生物DNA測序 與地球上的結果“完美匹配”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官網30日宣布，剛過去的周末，NASA宇航員凱特·魯賓斯在國際空間站內成功完成微重力條件下的DNA測序， 這標誌著人類已迎來“能對太空活體生物進行基因測序”的全新時代。

剛完成測序任務的魯賓斯表示，她與地面同事一起見證了基因和系統生物學研究來到了太空。“我們現在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科學領域——太空基因組和系統生物學。”

這次太空測序是“生物分子測序研究項目”的一部分。測序使用的是英國牛津納米孔公司提供的MinION測序儀，只有手掌大小，既方便又快捷。測序原理是通過納米孔施加電流，同時讓含有檢測樣本的液體流經檢測儀，不同的DNA分子會引起不一樣的電流變化，通過電流變化就能識別出這種基因序列的生物。

該實驗準確來說是一個測試，測試MiniION便攜式DNA定序器是否能在太空正常運行--事實證明到目前為止，運行沒有問題， 太空和地球上的兩種測序結果能完美匹配。

有了在太空中測序DNA的方法，就能識別出國際空間站內的微生物是否威脅宇航員的健康，幫助地面科學家隨時了解宇航員們的生活環境，及時告知他們是否要做清潔或服用抗生素。太空DNA測序儀對未來造訪火星等需要長時間待在空間站的宇航員來說，是保護他們健康的重要工具。

另外，測序儀還會成為空間站其他科研的重要工具，比如直接檢測繞軌飛行中遺傳物質或基因表達的變異，而不用再像以前一樣等幾個月返回地球後才知道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