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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外長公務用車今起改用國產紅旗

http://www.infzm.com/content/91520

據外交部公共外交辦公室6月17日官方微博消息，王毅外長公務用車從當日起使用國產紅旗H7轎車。

該消息引發網友熱議，不少網友對外交部支持國產車的行動表示讚賞和支持。

據中新網早前報導，作為中國一汽集團自主研發的高級車H平台首款量產車型，紅旗H7已走向公務車市場，並於5月30日開始在北京上市。早在上市前2個月，交付用戶已達500輛。

據新華網援引俄羅斯《導報》5月30日報導，此前，一汽集團網站內容顯示，一汽4月份將首批12輛紅旗H7交付採購國產車以響應中共號召的浙江省政府。4月25日，訪華的法國總統奧朗德乘坐的專車，就是新一代紅旗轎車L5。5月3日，中國援助斐濟20輛紅旗轎車，供七十七國集團峰會使用。紅旗H7轎車已經被納入中國商務部對外援助產品目錄。

據中新網6月17日報導，紅旗轎車元首型從60年代開始，被規定為副部長以上首長專車和外事禮賓車。80年代，「紅旗」轎車一度因為耗油量大、成本高、產量低而停產。

公務車新政下的國產車

2003年起實施《政府採購法》第十條明確規定：政府採購應當採購本國貨物、工程和服務。

而根據工信部在2012年2月發佈的《2012年度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選用車型目錄》(徵求意見稿)顯示，入選車型幾乎清一色的為自主品牌車型，這被視為公車採購支持自主品牌的重要信號。

新的政策信息意味著，以一汽、廣汽、上汽等為代表的國產汽車廠商將迎來新的機遇，各大國產汽車廠商開始投入了一輪參與公車採購的競爭。

前述中新網報導援引分析指出，通過政府採購的方式對國產品牌汽車進行扶持，不僅能在銷量上形成直接利好，而且更是一種必要的政府示範。

而據《21世紀經濟報導》3月13日報導，記者瞭解到，正在修訂中的公務車採購標準就包括「自主品牌採購比例不低於50%」這一條規定。

報導稱，2012年12月份，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關於領導幹部「配車問題」發表的內部講話》中表示：「我們逐漸要坐自主品牌的車，現在也有了這個設計和生產，老坐外國車觀感也不好。很多外國領導人都坐自己國家生產的車，除非沒有生產。」

詹宏志：我打交道的公務員，是一群有禮貌的失敗主義者

2013-06-24  TCW

「有政府如此，何須敵人？」六月七日，網路家庭（PChome）董事長詹宏志召開臨時記者會，他的開場白卻是「我母親從小就教我要有禮貌，但我已忍無可忍。」 有趨勢大師、網路教父地位的詹宏志，向來拘謹斯文，生氣時連旁人都看不出來。但日前金管會限制非銀行業者經營「第三方支付」的發言，讓他親上火線炮轟這種「寧可掐死、絕不開放的態度，令人心寒。」 四天後，行政院院長江宜樺隨即召開會議，定調開放，並規畫由經濟部主管此業務，讓向來主張管制的金管會放手。然而，現任總統府資政、前行政院院長陳沖，卻在隔日發出異議，雖支持開放，但認為仍應由金管會來管；部分立法委員則發動決議，反對讓非銀行業者經營此業務。 他們到底在爭論什麼？ 其實，這是一場已連演五年的政策角力大戲，卡司陣容從五位政務委員、經濟金融部會首長、立委，如今連前後任閣揆都親自上場了！ 我們還原五年來詹宏志與官方周旋的轉折過程，由此一窺政府在「悶經濟」當中，究竟如何扮演角色。 首先，網路第三方支付，就是「在網路上幫忙收錢、付錢的業者。」那不就是銀行嗎？但一般銀行並不會為小型網路商家或網路拍賣的個人賣家提供信用卡服務，而這群小人物卻是網購重要力量；若不能直接在網路上付款，消費者下單後，必須出門找ATM（自動提款機）繳款，然後通知賣家、再等貨品送來。 為了提升交易效率，網購平台業者（如PChome）就想跳出來扮演中介角色，讓買賣雙方可在網上完成所有交易（送貨除外），同時做買賣雙方的保障。例如，買家付的錢可先放在第三方業者（如PChome）處，等收到貨、沒問題後再通知第三方業者付款給賣家。 然而，這個服務早在十五年前已於美國上路，當時美國PayPal成立，是全球最早的第三方支付業者，目前已在一百九十多個經濟體通行；九年前，中國的阿里巴巴集團也成立支付寶，如今一年交易金額高達人民幣一兆元（約合新台幣四兆九千億元），已成全球交易金額、用戶數最大的第三方支付業者。 但台灣呢？很遺憾，除非你使用的是淘寶、eBay等外國網購平台，否則，台灣網拍平台至今僅能提供信用卡、提款機轉帳等十分有限的付款方式。 故事要從五年前說起。 二○○五年底開始，詹宏志在PChome商店街推出類似的中介服務，因開店商家多是小商家，不符合申請信用卡特約商店的資格，包括資本額、營業額、保證金等規定，所以由商店街這個「第三方」來替小商家擔保，讓小商家也能提供消費者線上刷卡的便利。 一紙公文，第三方服務就喊停》 但二○○八年底，金管會突然發出一紙禁令喊停（據悉與多年前中友百貨積欠專櫃代收款事件有關）。一夕之間，小商家們就失去了做生意的重要管道。 「當時那個函一來，我們什麼事都不能做了，」詹宏志說，政府可以管理風險，譬如要求第三方將代收款保證或信託，而不是斷然停止服務。「政府沒有感覺到它的決定是馬上影響幾千個網路小店家的死活，所以我生氣了。我很少那樣激動，因為政府不能這麼粗暴。」 詹宏志當時氣到準備開記者會，風聲傳到了行政院，於是金管會就約他去談。「我說，我可以每次都去金管會開會，但至少要有一次是你們來，我是繳稅的人，你來一次，跟你的納稅人開會，有問題嗎？你不能永遠讓我們去衙門！」 後來，金管會時任銀行局局長張道明，果真到詹宏志的辦公室，進行「禮貌性拜會」。直到二○一○年，金管會才修改信用卡管理規定，讓網路交易平台業者可擔任信用卡收款的中介。這項第三方服務，可說是第三方支付的前身。 「禁止，是一道公文來就禁了，恢復，則要花一年多，」詹宏志嘆道。 就在二○○八年，PayPal交易金額突破六百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一兆八千億元），占全球電子商務交易總額的九％；支付寶用戶數則已突破一億人，占中國網民人口的四成。台灣呢？很遺憾，還沒開放網路第三方支付的行業。 悠遊卡能做，網路業為何不行》 二○○九年，《電子票證管理條例》通過，詹宏志看到成為C2C（個人與個人交易）網路支付中介業者的一線希望。他想，既然悠遊卡公司不是銀行，都可以做電子金流，網路業者應該也可以，於是他申請設立資本額三億元的電子票證公司，但金管會假設的模式是有一張卡，詹宏志要的則是雲端模式，不用另外發行一張卡。 二○一○年七月的審查會上，「我幾乎跟每個審查委員都吵起來，因為他們問的問題都很外行。」詹宏志說。 「譬如中央銀行代表問我準備率是多少，我說我沒有準備率，我是百分之百的提存，百分之百要信託，不能有準備率啊！但他就好像有點聽不懂。我感覺公務員不是很用功，他沒有理解你要做的東西是什麼，只關心他自己的那一部分。」 尤其是金管會，「他說『電子票證是高度管制的行業，你們可以接受嗎？』意思是我們管得很嚴喔！這我能怎麼回答？我願意來申請你們的案子，就是願意按照你們的辦法嘛！你只要是合法的管理，我有什麼問題？可是現有架構裡我不贊成的就會說出來，你不能這樣就說我不受管啊！我只是一個愛說話的人，你總不能叫我說『皇上英明』啊！」 詹宏志的申請案，最後並未通過。 金管會副主委王儷玲表示，當時詹宏志提出來的運作模式「透明度不夠」，金管會擔心對消費者保護不足。她也強調金管會的政策必須兼顧整個產業，不能只考慮單一業者。 就在這一年，日本的行動支付市場擴大到四成手機用戶，規模是全球最大，非電信、非銀行的第三方支付業者也竄起。而台灣的網路中介支付仍未萌芽，遑論行動支付這個更新、更有潛力的市場。 電子票證審查會後，詹宏志意識到問題恐怕不是出在單一部會，於是他開始找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立委、政務委員、利用政府找他開會的場合等等，積極表達開放第三方支付的主張。 「他們的態度很友善，但我感覺沒有任何進展。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是（政府）沒有方向，而不是個別的人（公務員），因為沒有方向，個別的人就沒有得到動力。」 喬一個細節，搞個一年才解決》 詹宏志說，他在過程中看到政府部門對電子商務的陌生。「我在一些場合中，會問有沒有人用過電子商務？如果有兩、三成沒用過是正常的，可是如果到公務員裡頭去問，比率就會是七成，這就不正常，這個不正常，就會造成你不知道民間的事。一個社會的公務員，跟民間生活差距這麼大！這就嚴重了。」 二○一○年十月，在科技政委張進福的邀集下，詹宏志與金管會主委陳裕璋、經濟部商業司等官員開會。當時陳裕璋提到無須修法，可在現有架構裡開放第三方支付，亦即透過銀行來代收代付，「他還談到開戶的人不必具備特約商店的資格，這就是過去信用卡無法解決的問題。」 詹宏志以為，那次會談後路就通了，「但我們後來要推的時候，在每一個地方、每一個細節，都還要搞個一年才能夠解決一個步驟。」隔年他與銀行擬好合約，銀行那邊卻傳來，金管會承辦人員說不可以這樣做。在找不到任何一個銀行願意合作之下，C2C交易只好走回傳統的ATM轉帳方式。 「銀行也不敢抱怨金管會，因為每天被它管，」詹宏志說。 對此，王儷玲轉達陳裕璋的回應說，每個制度開始都需要一段準備期，當時銀行局在監督時發現配套措施不足，所以還不能讓業者開動，「確實我們自己的行政體系在運作上比較不迅速，這是可以進一步檢討的。」 直到二○一二下半年，分別來自學界和業界的新政委管中閔、張善政聯手，找金管會和經濟部協調數次後，終於開放非銀行的網路業者擔任中介，使網路拍賣的個人賣家也可以讓消費者利用信用卡線上付款。 今年三月，歐買尬旗下的歐付寶、PChome集團的支付連，成為台灣首兩家網路第三方支付業者。 「這也又搞了一年多，真的讓我內心覺得浪費生命，」詹宏志說，令他痛苦的是，為了要推動一個國際上已經看成理所當然的服務，他花了五年的時間，得到的卻還是一個七折八扣的結果（編按：美國和中國的第三方支付業務還包括儲值、跨境，台灣目前只准信用卡代收付）。 「多少人有五年的時間？我這個世代，它只要兩件事就把我的生涯用完了！」 然而，詹宏志認為的每一個關卡、挫折，在金管會眼中卻是每一個協助產業的進展。王儷玲指出，前述的幾次協調會後，金管會都有陸續開放的措施，「不能說我們都沒有協助。」由此，也凸顯了政府與民間的認知和期待，落差有多麼巨大。 問及協調過程的心得，張善政說他進入政府後，就知道政府做事「完全是另一個調調」，他常常跟自己說「要有耐性」，推動事情要一步一步來，「詹宏志可能是看到這幾年大陸發展得這麼快，所以壓力很大、很著急。」他也說，金管會一開始大概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現在應該明白，這是擋不住的國際趨勢。 個性大剌剌的管中閔則直言，「有些政府部門就是在石器時代，看看二十一世紀要做什麼事情，」他說，如果用舊的眼光，認為最好都不要開放，那產業永遠都不會長大。「我們的電子商務，現在變成淘寶網dominate（主導）整個台灣，當台灣消費者都用慣了支付寶的時候，你就毀了！」 官方：不能說都是我們的責任》 但王儷玲為金管會喊冤，認為台灣網路支付的發展比國外慢，「不能說都是我們的責任，」她強調這件事牽涉很多部會，而金管會的三大前提是保護消費者、防範洗錢、讓市場秩序穩定，「在這些疑慮沒有釐清之前，我們不會開放。」 對於第三方支付的進一步開放，雖然行政院已定調，並宣稱要經濟部在三個月內提出管理辦法，讓非銀行業者可以提供小額儲值的第三方服務，但孫大千等立委已提議反對，政策不確定性仍高。 就在今年，支付寶已將第三方支付推向更新的領域，透過它的「餘額寶」，用戶不僅可以買東西、繳水電費、繳學費，六月起還可以直接扣款購買一個取名「增利寶」的基金。 回顧過去這五年，詹宏志感嘆，「五年來，每一個科技政委都希望促成此事，管財經的政委也都覺得這是好的方向，包括張進福、尹啟銘、張善政、管中閔、薛琦，五年用掉五個政委。 我特別的感觸是，這還是政委們很努力，以為這是單純的事情，相對容易推動，所以去推動，但想不到這一推也是五年。光是這幾位新政委都這麼投入之下，溝通還是這麼困難，讓我有點不能想像自己的國家是這樣的狀態……。」 對比二十、三十年前，詹宏志為了出版自由而與政府衝撞，幾乎每出一本書就要被約談，官員也很不禮貌，「現在每一個（官員）都非常客氣，但你打交道的公務員都是沒有氣力的，是一群失敗（主義）者，每個都說，你講得很好，但是我們沒辦法……。」 他語重心長的說，「我是可以見到部長的人，是一個有抱怨途徑的人，你說現在新創業的三十歲的小孩，誰有這個途徑？而且每一個試圖幫忙的政府官員，他們都是高權力的人，卻也都無能為力，那小老百姓怎麼辦？說起來我不是小老百姓，我是大老百姓耶！」 【延伸閱讀】何謂第三方支付？定義：由第三方機構提供的金流平台 方式：買方經由信用卡或銀行帳戶、儲值帳戶付款時，先代為保管價金，等買方完成取貨(或其他約定條件達成後)，第三方機構再將款項交給賣方 優點：網路賣家或小型商家：不必成為銀行信用卡特約商店，即可讓消費者用信用卡付費，提供多元付費管道 消費者：．用網拍購物，不必到ATM轉帳，可直接用信用卡付款．可預先儲值，先付一筆款項、只須繳一次手續費，日後從儲值中扣款．買國外東西，免到銀行匯款 交易流程：1、買家向賣家選購產品2、買家付款給第三方支付業者3、第三方支付業者通知賣家發貨4、賣家發貨給買家5、買家驗收貨品並通知第三方支付業者付款6、第三方支付業者付款給賣家 【延伸閱讀】台灣未開放儲值、跨境影響1：消費者每次交易都要輸入信用卡資訊影響2：消費者買國外東西，只能透過PayPal或支付寶等外國第三方支付業者，收付款都須先兌換成外幣若台灣第三方業者可做儲值及跨境，消費者就可直接扣款、「存新台幣、付美元」，購物更方便！

深度解讀》為何20年前就預知破產 卻仍無力回天？ 兩萬退休公務員 成壓垮財政最後稻草

2013-07-29  TWM

六十年來不間斷的人口外移，嚴重侵蝕這座製造業重鎮的生產力；生產力下降，直接衝擊稅收與財政。在這樣的過程中，官民無感，抗拒改革，終於導致了今天的結局。美國經濟復甦了，但救不了汽車之城累積幾個世代的財政沉痾。 撰文‧乾隆來 一八○五年六月十一日，一場大火把美國底特律燒成灰燼，當時底特律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了。由法國天主教徒所打造的新墾地，發展成為以毛皮貿易為主的商業城市，底特律是從蒙特婁到紐奧良之間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國與加拿大之間最重要的貿易門戶。 在一八○五年的大火之後，位在底特律市中心、代表上帝旨意的聖安娜天主堂神父加布列爾在祈福儀式中寫下：「Speramus meliora ; resurget cineribus」（期待好事降臨，從灰燼中重生），從此成為底特律市徽，是兩百年來城市發展的精神象徵。聖安娜天主堂本身躲過大火，前後經歷三百年浮沉，至今已是美國歷史最悠久、持續運作的天主教會。 神父的加持，的確讓底特律浴火重生。大火之後，底特律穩守密西根州第一大城的地位，商業、貿易活動興盛，成為區域最重要的交通轉運中心。製造業投資不斷創造新高，而法國移民的獨特文化，更讓底特律獲得「西方的巴黎」美稱；直到一八九六年，亨利．福特選擇底特律作為汽車工廠的總部，又將底特律推向另一個五十年高峰。 底特律大火之後的兩百年，二○一三年七月十八日，又一場大火將整座城市摧毀，推倒重來。密西根州州長史奈德，以及他指派的「財政急救經理」(Financial Emergency Manager)奧爾（Kevyn Orr）對外宣布，底特律已經向聯邦法院提出破產聲請。三月才上任，肩負底特律財政重整任務的奧爾說，「我們用最高的誠意，與債權人反覆開了一百多次協商會議」，最終被迫選擇破產聲請。 破產早知道！ 拖二十年不理 今日嘗苦果底特律聲請破產的消息，立刻成為全世界媒體報導的焦點，從倫敦到東京、從北京到阿根廷，所有媒體都在討論「政府破產」。焦點不只在底特律高達一八○億美元、約新台幣五千四百億元的負債，創下美國地方政府破產最高金額的紀錄；媒體更關心的議題，則在「公務人員退休金」能否違約重議。 因為，底特律財政破產，就是被公務員的退休福利拖垮的。 奧爾對外發布的資料顯示，底特律背負一八○億美元的長期負債，其中高達六成、超過一百億美元，都是要給退休公務員、退休警察、退休消防隊員的退休金、醫療補助，以及社會福利補助。 底特律市有兩萬多名退休公務員、警員與消防隊員，將一一○億美元的退休金與醫療福利補助平均分配，每名退休公務員將從市庫拿走約新台幣一千五百萬元；但是底特律市已經持續二十年入不敷出，這幾年每年都有將近新台幣一百億元的年度財政赤字，根本沒有能力扛起一一○億美元的公務員退休金。 奧爾對媒體說：「所有人都知道，底特律市政府付不出公務員的退休金。」「而且我們不是今天才知道，二十年前大家就已經心知肚明了，但是沒人敢面對、沒人敢處理，一直拖到今天，才會走上破產的不歸路。」今年六月，應該定期撥入公務員退休基金的四千萬美元，因為市政府帳戶現金枯竭無法撥入，再度跳票。這當然不是第一次，市政府長期跳票的結果，公務員退休基金的餘額，只有法定應撥金額的五八．六％。過去的市長當然知道問題嚴重，卻都不正面處理，只想著最後由州政府、甚至聯邦政府介入來彌補。長期將鴕鳥頭埋在沙堆中的結果，終於在六月這次撥補跳票之後，越過了破產的臨界點。 兩萬名退休公務員就能拖垮底特律？這實在是難以想像；更何況，底特律的退休公務員，領取的也不過就是勉強可以過活的退休金；比起台灣的退休教師、公務員的福利，底特律的同儕領到的，甚至堪稱寒酸。 退休金黑洞！ 公務員早退休又領得多 底特律當地的媒體舉了幾個例子，一位今年六十四歲的退休警察泰勒，在警界服務二十六年後，於一九九八年退休；退休之前的年薪是新台幣一○八萬元，目前每月領取約七萬元的退休金，以及七千元左右的醫療補助。 七萬元的月退俸，在物價遠比台灣高的美國，只夠溫飽；七千元左右的醫療補助，也就只能應付幾次的診所小病診療費用。另外，還有個物價調整機制，每年會調升月退俸四十五美元，退休警察的月退俸，累計七年會再增加近新台幣一萬元。 雖然從個別案例來看，泰勒每月領取的金額不大，但是，這位警察從二十三歲開始，工作了二十六年申請退休，退休當年才四十九歲；以每年一百萬元(退休金加醫療等補助)來計算，退休十五年已經領走了一千五百萬元，如果他活到八十歲，還會再領走超過一千五百萬元。 就是這樣，兩萬多名退休公務員，三千億元的退休負債，成了底特律政府無法承受的負擔。 底特律的財政困難、窘態畢露，早已成為城市衰敗的指標性案例。走在底特律的街頭，到處都是廢棄的工廠、住宅，將近八萬戶廢棄、空置的建築，成了犯罪的溫床；而財政困難的市政府，因為發不出薪水而裁減警察人數，十年來從四千人降到二千六百人。現在的底特律，犯罪受害人打電話報案，平均要五十八分鐘才能看到警察，就算警察到場，破案率也只有八．七％。 政府沒錢了！ 裁警員 公車減班 房價暴跌犯罪暴增、警察人數銳減，只是政府失敗的一個面向。去年三月，底特律宣布公車大減班，因為政府無法支付三千萬美元的公車系統補助費，只好將公車服務「民營化」，將公車司機從政府雇員轉為民間勞工。轉換民營之後，底特律的公車有超過三十條線，發車時間的間距增加一倍，許多原有的路線被取消。在五月紀念美國黑人民權鬥士金恩博士的紀念會上，大量市民集結抗議，高舉「搭公車是基本人權」的標語，抗議公車減班。 而大量廢棄的住宅，更成為犯罪的溫床，讓底特律連續二十年被選入「全美國最危險的城市」。在這裡，隨處可見整條街住戶剩下三分之一，留下的住戶必須自力救濟，買木板將廢棄的屋子全部釘死，否則這些廢棄住宅都會成為強暴、謀殺、綁架的犯罪地點。另外，雜草叢生的公園，政府也束手無策，多數任其荒廢，少數的則在社區熱心人士的組織下，自力救濟鋤草。 為了處理大量廢棄的建築，底特律市府立法取得合法拆除的權力；但是，廢棄屋增加的速度，遠超過政府拆除的能力。相較於中國成長型的都市，政府不斷徵收民間土地，整理出售給開發商；底特律則是完全相反，民間把土地與建物丟給政府，政府回收土地後卻因為產業收縮，以及昂貴的清理費用，反而成為政府財政的另一項負擔。 底特律目前平均一戶住宅價格，剩下新台幣二二○萬元，只有全美國平均住宅價格的一半；整個都市有三分之一都是貧戶，已經病入膏肓。 底特律城市衰敗，因此成為密西根州、甚至全美國象徵性的恥辱。 絕路亦轉機！ 利空出盡 公債利率維持穩定破產聲請雖然震撼，卻也是底特律起死回生的契機。現任密西根州州長史奈德，在一一年元月一日上任之後，誓言要扭轉底特律的頹勢，而七月十八日的破產聲請，正是史奈德逐步清理底特律必然的步驟之一。 史奈德在簽署破產聲請書授權令後，書面寫給財政急救經理人奧爾以及密西根州財務總長的信中就說：「如果能夠順利撇除債務負擔，將是底特律全新開始的機會！」奧爾也在記者會中說，破產聲請提出之後，除了退休公務員的薪資與福利必須重新協議之外，「對於一般市民的生活，絲毫不受影響。」奧爾所言不虛，位在底特律近郊的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三家美國龍頭汽車廠，在底特律提出聲請破產當天的股價完全未受影響。三大汽車廠甚至同時都表達了「支持破產聲請」的態度。 即使是底特律發行的二○二八年四月到期的無擔保債券，原本利率就維持在指標利率加碼二．三個百分點，破產聲請後上揚的幅度並不顯著，完全未出現兩年前希臘、西班牙政府財務危機時，政府公債利率飆漲的現象。 長年財務困難的底特律，過去發行債券由大型擔保公司擔保，在系統上最終的債券持有者已經沒有重大風險，聲請破產，反而是轉機。妙的是，對底特律政府公債提供十億美元擔保的Assured Guaranty 公司，股價在七月還從二十一美元上漲到二十三美元。 顯然，金融市場對於底特律的財政前景，有「利空出盡」的樂觀預期。 今年五十五歲的奧爾，是美國著名的重整律師之一，也是著名的眾達律師事務所(Jone's Day)的資深合夥律師。○九年他擔任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重整律師，曾經一口氣裁撤掉三分之一的汽車經銷商，並且順利爭取到聯邦政府的補助，一推一拉之間，短短三年就讓克萊斯勒汽車公司起死回生。 奧爾今年三月獲得史奈德聘任，擔綱拯救底特律財政危機，也毫不猶豫正面處理公務員退休金的問題；並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躲過退休公務員工會的法律禁制令，直接向聯邦法院提出破產聲請。 破產成「保護」！ 停止償債、合約 財政可止血美國有特殊的地方政府破產制度(Chapter 9)，過去曾經有過加州橘郡、阿拉巴馬傑佛遜、加州聖伯納迪諾、加州史塔克頓、羅德島中央瀑布、佛羅里達布里查等地方政府進入破產程序，成功的機率不低。 進入破產程序的地方政府獲得許多優勢，這也是奧爾積極為底特律爭取的空間。 這些優勢包括市政府可以停止償付負債，可以凍結進行中的法律訴訟，還可以向法官聲請中止包括對公務員、消防隊員、教師工會的合約。有了破產「保護」，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立刻止血，獲得大幅度改善，並且因此獲得與退休公務員工會協商的空間。 美國地方政府的負債，比重都與底特律相近，一部分是退休公務員的退撫，另一部分則是長期建設公債。因此，進入破產程序的市政府，若非要求公務員減領退休金，就是要求債券持有人同意減債。加州橘郡當年破產雖然也是風聲鶴唳，但是最終所有退休公務員，都依照原本規定領到完全不打折的退休俸；一一年聲請破產的羅德島中央瀑布市，退休公務員同意減領五○％的退休金，但是所有債券持有人則一文不少。 公務員反擊！ 破產聲請恐違憲 離成功尚遠不過，史奈德與奧爾的破產聲請，還要通過聯邦法院法官的審核，未來幾周，退休公務人員工會的律師群，也將用盡各種方法，阻擋底特律進入破產程序。根據密西根州的《憲法》，政府必須依法完全承受所有公務人員的退休撫卹義務；因此，藉由破產程序逼迫公務員工會談判，接受退休金減計的計畫，離成功還非常遙遠。 底特律從一七○一年開墾至今，其間經歷產業的興衰，城市大火、金融體系的泡沫，都能夠從灰燼中重新找到生路；如今，不斷膨脹的公務員退休金拖垮財政，導致公共服務失能、城市衰敗，堪稱是一次無形的大火，徹底將底特律摧毀。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總統推動新政建立的退休制度，在八十年後，摧毀了象徵美國產業的底特律。 全世界所有公務員，都認為進入政府之後就拿到「終身」、「不打折」的「鐵飯碗」；然而，從希臘到西班牙，從羅德島到底特律，公務人員退休金拖垮政府財政，最終被迫打折，卻已經成為痛苦的事實。 同樣面臨財政困難、退休金支付快速膨脹的台灣，又學到什麼教訓？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底特律走向破產三部曲 首部曲：人口外流 稅收下滑底特律的人口數從1950年的高峰185萬人，一路下滑到目前只剩下70萬人，而且貧戶比率高達36%。 二部曲：赤字破表 無法借貸底特律累積財政赤字將在今年突破10億美元（約新台幣300億元），從2010年以後已經無法新增借貸。 三部曲：公僕退休金 拖垮財政底特律背負近181億美元長期負債，其中超過一半約100億美元，必須支付退休公務員、警察、消防隊員的退休金與福利金。 底特律現有負債結構 政府債券與銀行借款82億美元退休人員健保與生活補助64億美元公務人員退休金20.4億美元警察與消防隊員退休金14.4億美元資料來源：底特律財政急救辦公室利空出盡！ 破產後反而是轉機 底特律提出破產聲請後，通用等三大汽車公司股價完全不受影響；已發行的市政府公債利率沒有飆漲，提供政府公債10億美元保證的Assured Guaranty保證公司的股價，在七月甚至不跌反漲。

中國“金飯碗”美國成“冷飯”：美公務員占比創新低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80229

古人早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說法。公務員是時下中國千軍萬馬競逐的“金飯碗”，而最新數據顯示，美國的公務員就業比例卻跌入了本世紀最低谷，全球兩大經濟體形成鮮明對比。 就在幾天前，也就是上周五公布今年2月美國非農報告後，《紐約時報》的首席金融記者Floyd Norris特別提到，就業遠超預期的2月報告還有個遺憾之處：美國的公務員人數僅占全國就業者總人數的15.9%，這是2001年以來最低比例。 和五年前相比，美國的公務員隊伍減少了將近100萬人。更嚴重的是，在政府用工減少的同時，美國國內還有數百萬有能力找到工作的失業在家。 不過，Norris還看到了一線希望，他預計這種公共部門就業下滑的勢頭可能要走到盡頭。今年2月，美國政府用工增長1.3萬人，比去年3月少9000人。 所以，Norris預計，可能這個月美國公務員人數就會出現同比增長。 西半球美國的專家還在為國內公務員越來越少擔心，東半球中國的公務員熱已經邁上新臺階。 今天的《中國經營報》報道稱，“中國第一考”——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已由1994年的4400人增至2014年的152萬人，20年間漲了344倍。錄取比例也由1994年的9∶1，提高至2014年的77∶1。 耐人尋味的是，今年2月，《光明日報》刊發一篇名為《關於公務員工資的10個問題》的文章，以十個問題的形式為廣大公務員“抱不平”，文章主要提出以下十個觀點： 1、過去10年公務員工資沒漲過，從2003到2013，公務員工資原地踏步。 2、公務員熱高燒不退跟公務員工資關系不大。 3、公務員沒有“隱性福利”。 4、一些外企、央企甚至私企不僅職工工資較高，而且有業績提成，年終獎幾萬元、幾十萬元。公務員則是死工資，沒有年終獎。 5、退休金高的公務員相當有限。 6、公務員的住房福利早已取消。 7、公務員從事複雜工作，工資理應比農民工高。 8、公務員是“整個社會創造經濟價值的必要保障”。 9、“很多政府部門工作任務非常繁重，公務員加班加點還沒有加班費的情況普遍存在”。 10、大多數公務員是“優秀人才甚至是拔尖人才”。

公務員加薪的方案 張化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c88c400101peea.html
現在，大家都說，公務員工資太低，應該加薪。前幾天，某報紙說，副廳級幹部夫妻倆每個月各5000元收入都不到，但是，要花3000元請保姆。云云。

鑑於現在生活費用高漲，我認為確實需要加薪。但是，老百姓已經不堪重負。而且，老百姓的收入更低。怎麼辦？天上能夠掉餡餅嗎？

鄙人有一計獻上：考慮到公務員的產出（即，對社會的貢獻）那麼低（有人說是負數，我不敢苟同），所以，現實可行的辦法是勸退大批公務員，同時大幅減少行政干預，提高公務員的勞動生產率。這樣，才能騰出空間給公務員加薪。否則，加薪的薪從何而來？

深圳樓市成交量暴跌近半 公務員拋盤佔三分之一 世德散人

http://xueqiu.com/6355936297/29634685
2014/06/11 06:46 來源：新華報業網-揚子晚報

深圳樓市「紅五月」泡湯　　傳統「紅5月」的樓市成交慘淡,以降價和大幅優惠為核心的相關廣告詞彙充斥於深圳各家樓盤。一方面地方政府陷入「救市疑雲」,一方面持幣購房的「剛需」則在冷眼觀望。

　　頭腦清醒的地產商已意識到危機正在逼近,已開始部署戰略退卻。在市場陷入低迷時,個人投資者最先感受到寒意。

　　除此深圳樓市除了烏云密佈外,有關住宅空置率至少85%傳聞喧囂之上。業內流傳的一份報告稱,深圳約有950萬套住房,但供電局統計中交電費的僅有250萬戶左右。也就是說,房屋空置率達到近四分之三。

　　深圳五月新房成交量暴跌近5成

　　「最近我一直接到房產中介的電話,不是叫你看房,就是問你有沒有興趣投資商舖。」深圳市王小姐說道,類似這種事情並不是個案。

　　深圳炒房者感受到樓市寒意的逼近,在深圳有數十套房子的鄧先生也按捺不住,開始拋售自己手上的房子,「最近市場不好,樓市一直在降溫,我不如賣了商品房買商舖,投資回報率高一些。」鄧先生表示。

　　往年被業內稱為「紅五月」的這段時期,並沒有進入旺季,樓市和土地市場表現均較為平淡。據深圳市規土委公佈統計數據顯示,5月份深圳一手住宅成交套數為2547套,同比跌48.8%,環比降13.2%,但成交均價從容,23981元/平方米,環比穩漲1.1%。因市場整體環境欠佳,除福田外,各區成交量均明顯下滑。

　　二手房市場則出現大量拋盤現象,即使有大幅降價出售成交也不理想。5月深圳市二手房成交套數為4758套,成交面積為39.8萬平方米,相比4月下跌8.4%,與去年同期相比則大跌24.99%。

　　據中原研究中心監測,全市188個樓盤樣本成交均價為29829元/平方米,相比上個月下降0.4個百分點。

　　美聯地產中介告訴21世紀網;「現在大量公務身份的業主拋盤,拋出房源大約佔到了二手樓盤的三分之一,另外企業主近期也在市場上大量拋盤。」

　　在利率方面,5月以來,房地產信貸收緊態勢在央行「喊話」後較上月並沒緩解,反而商業貸款的優惠利率逐漸減少,利率普遍走高。

　　融360最新報告顯示,深圳27家銀行中,目前最低利率是匯豐銀行的9折利率,其次是招商銀行的9.8折利率,匯豐銀行規定貸款額在150萬以上才可以享受利率9折優惠,100萬至150萬隻能拿到9.5折。同樣的情況還出現在建行、工行及農行,其利率浮動與貸款額度、貸款方式掛鉤。廣州銀行、杭州銀行、光大銀行、平安銀行和上海銀行等五家銀行暫停了房貸業務。

　　近日,萬科董秘譚華傑在機構組織的一次電話會議上表示,5月是市場接近底部的狀態,6月是市場能否復甦的關鍵時間段。

　　深圳住宅空置率至少85%?

　　房價的漲跌與房屋的空置率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而房屋空置率是衡量房地產市場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標,房地產泡沫必然伴隨高空置率。

　　近期,有人士通過深圳的實際用電戶除以存量房建築面積,推算出了深圳住宅空置率至少85%,雖然數字的準確度有待商榷,但這樣的推算結果卻是讓人大跌眼鏡。國際上通行的空置率,是指某一時刻空置房屋面積佔房屋總面積的比率,商品房空置率在5%至10%之間為合理區;空置率在10%至20%之間為空置危險區;空置率在20%以上為商品房嚴重積壓區。照這個數據來看,深圳樓市已在危險的區域內。

　　中原地產深圳公司副總經理賀曉麗告訴21世紀網:「寫字樓的空置率在20%以上就屬於危險區域。住宅則很難得出完美答案,因為居住的功能性不同,有的為了學位房、有的則為了交通便利,但一般樓盤在3年交盤後空置率低於50%就屬於危險範圍。」

　　但如何計算空置率,業界歷來存在爭議。除了計算實際用電量,也有通過用水量、看亮燈率來計算的,早在2011年,就有深圳大學的學生,歷時半年調查121個樓盤的4.1萬套住宅,通過查水表算出,深圳一手樓空置率達到43%。

　　此後,有媒體記者前往深圳各大新興住宅區以燈亮情況來判斷空置率,稱龍崗片區八成空置率,後海片區六成空置率,龍華、阪田的空置率更是高達八成。

　　北京聯大應用文理學院城市科學系主任張景秋曾表示,查兩次水表調查間隔兩個月,其間正值炎熱的夏季,如果有常住戶的話,其用電量應該較大。因此假定,如果兩個月內某住宅用電量在10度以內,就可以認定該住宅為空置。

　　但深圳大量的農民房給空置率的計算帶來困難,深圳樓市在全國來說非常獨特,在已有的住宅存量中,只有大約25%是真正意義上的商品房。剩下的75%,絕大多數是違法建築(小產權房),此外還有部分安居房、單位集資房、軍產房和村子建設的統建樓,這部分的面積每年都在變化,不利於監測與計算。

　　另外,深圳一些違法建築(小產權房)則會出現一戶電表後面有十幾戶同時用電的現象,所以以電表判斷空置率有一定侷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空置率達到60%以上的信息,得到了眾多業內人士在微博、微信上的競相轉載,他們認為,這或表明,深圳也開始進入消化存量房的階段,也就是說,「一線城市」房價相對堅挺的說法或許站不住腳。

公務員手機的“保密”難題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405

“因為工作崗位的保密要求高，我的加密手機配得比別的部門早。在別的職能部門，一般只有局級幹部才能配手機。”

在涉密部門和人員的範圍沒有嚴格限定的當下，哪些公務員的工作真正涉密、公務員手機里的哪些信息需要用加密服務來保護，都需要認真甄別。

在中國，目前的保密通信更多地依托於傳統的安全通信渠道，而不是借助於開放的公共手機網絡。

四千滬官換加密手機

酷派集團上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員最近兩個月以來，一直忙著給上海一些黨政系統的幹部進行手機的培訓和技術咨詢。

培訓內容，與“加密手機”有關。酷派集團上海分公司總經理項飛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他們最近向上海的黨政軍系統售出了4000臺加密手機。

2014年8月13日，上海媒體《新聞晨報》報道稱，“因近期蘋果手機頻頻曝出的信息漏洞，上海不少機關公務員開始更換國產加密手機來規避信息泄露的風險。”

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一些部門官員已經換上了加密手機。不過，副處級幹部秦翔（化名）還沒輪到，他至今還用著自己的舊手機。“上海人大是在用加密手機，但決策跟人大無關，是市里相關部門同意的。”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一名7月份更換加密手機的上海公務員對媒體表示，因工作原因，他經常會接觸到一些政府內部文件，以及經濟領域的敏感數據，“如果我的手機被竊聽，或者是內存數據能通過後臺被盜取，一旦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可能就會泄密，對方甚至可以窺探政府內部人士變動和政策走向，從而制定應對措施。”

這些加密手機的網絡運營商是中國電信。上海電信政企客戶部首席經理虞琦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稱，三大運營商中，目前只有中國電信提供加密通信服務。

項飛介紹，2014年5月28日，中國電信、酷派手機會同上海黨政軍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召開了一個主題為“加強手機加密”的溝通會。

“我們進行了宣講，讓這些官員進一步了解到在新環境下洋手機品牌的安全隱患，以及國內新的加密技術。”項飛說，在那次會議之後，上海一些黨政部門表現出明顯興趣，批量的訂單開始湧向電信運營商和手機廠商。

7月，蘋果公司承認，該公司員工可以通過一項未公開的技術獲取iPhone用戶的短信、通訊錄和照片等個人數據，此事加重iPhone用戶對手機泄密的擔憂，多位信息安全專家呼籲黨政機關、重要行業企業人士不應用iPhone手機。

當月，加密手機在上海的黨政軍系統火了。項飛說，“最近這兩個月，我們的工作人員每周都要跑上海的黨政部門。加密手機培訓一周一次，技術顧問一周三次。”

出現在媒體報道中的加密手機，外觀和普通手機無異，只有撥打電話時才顯示出與眾不同——打電話時，屏幕上除綠色撥號鍵外，還有一個紅色加密鍵，點擊就可進入加密通話模式。當有加密電話打來時，手機屏幕上也會彈出一個紅色提示按鍵，里面有“加密”二字，點擊後就可進入加密通話模式。“兩個電話撥打時有密匙，來保證兩個相互撥打的電話沒辦法被監聽。”

酷派通過電郵發給南方周末記者的信息稱，該品牌加密手機具備三大功能：防個人位置跟蹤，防微信短信等被竊取，可阻止微信讀取手機聯系人名單、短信記錄以及通話記錄、位置信息等；防電話竊聽；溝通國家保密局保密認證，啟動保密通信後，全網杜絕被竊聽可能性。

在國家商用密碼管理辦公室的官方網站上，國家密碼管理局商用密碼檢測中心2013年11月8日發布了《通過密碼檢測的中國電信SJT1001加密手機系統語音加密終端產品目錄》。該目錄顯示，有酷派、華為、海信等品牌的22款手機通過了相關密碼檢測。

南方周末記者註意到，已有10款品牌的加密手機的證書過期。

誰該用加密手機

“我個人認為，加密手機在公務員系統的大批量的推廣會是一個趨勢。”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這些年中國經濟、科技領域的信息泄露比較多，對國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早就該推行加密手機了。

公務員用加密手機，無疑是為了保密，哪些部門公務員會接觸到涉密信息呢？

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官方資料發現，從公安、組織、紀檢到水利、電力、勞動、環保、國土部門，再到海洋、石油、檔案、民航、教育、民政、審計、稅務、衛生等部門，幾乎所有黨政部門都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密法》，印發了相關文件，認定各自領域工作中都有屬於國家秘密的工作內容並確定了密級。

例如，在民政部和國家保密局下發的《民政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範圍的規定》中，“民政部門掌握的國家或軍事主管部門尚未公開的建國以來歷次戰爭中傷、殘、亡的總人數”和“有關部門為犧牲的特殊人員申請批準烈士的情況”等信息，都屬於機密級的國家秘密。

此外，各部門除了國家秘密外，還有一些不能對外公開的“工作秘密和內部事項”，例如《紀檢監察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範圍的規定》就規定，“領導的住址、電話號碼、車號”都屬於要保密的內容。

檢視現行各部門保密文件可以發現，完全不“涉密”的部門基本沒有。在涉密部門和人員的範圍沒有嚴格限定的當下，哪些公務員的工作真正涉密、公務員手機里的哪些信息需要用公款購買的加密服務來保護，都需要認真甄別。

現實操作中，公務員所在的部門和級別，往往是重要考慮因素。上海市政府中，已有約10個職能部門用上了加密手機，特別是一些對保密工作要求較高的部門如國資委，很早就開辦了加密業務。

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認為，有保密需要的部門一定級別的領導應該換，因為涉密會議經常開，確實有必要配加密手機，“像組織部門研究人事、發改委研究規劃等，都有較高的保密需要。”

“因為工作崗位的保密要求高，我的加密手機配得比別的部門早。在別的職能部門，一般只有局級幹部才能配手機。”上海市委一名副處級官員透露。

上海電信政企客戶部首席經理虞琦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中國電信的加密通訊業務主要是針對一些政企單位、軍隊，包括比較敏感的航空航天或者軍工企業。目前，上海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和市政協四大班子的大部分公務員都已經在用加密手機。

項飛認為，加密手機的配備，“和官員級別的關系不大，主要是根據崗位的性質，有些崗位涉密的工作比較多，會更加註意保密。”

他介紹，現在上海公務員使用的酷派加密手機，在研發過程中未和政府部門合作。一名接近國家保密局的人則透露，該加密手機並未使用更高級別的軍用加密技術，也不屬於軍用保密無線通信網絡內的通信終端，主要用於商業，批量投產、公開售賣。

保密通信較少借助手機網絡

手機加密的話題引起了很多公務員的興趣，也令一些官員感受複雜。

“有的官員本來已經準備買蘋果和三星手機的，現在也不敢買了，萬一以後不能用，買了也是白買。現在，我也在猶豫，如果現在的手機壞了，或者說國家有這樣的政策出來，我肯定也會選擇一個國產加密手機。”葉青說。

事實上，在保密手機成為熱點話題之前，地方普通公務員在手機選擇上，和公眾並無差異。

“我現在有一個蘋果，有一個三星。”湖北一名地級市紀委書記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葉青也用的是三星手機。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買手機時國外品牌手機的安全問題並未暴露，身邊的官員目前大多還是用蘋果和三星手機。

上述兩名廳官雖然都在敏感部門，但並未發現手機信息被竊取或出現泄密的情況。大多數時候，他們在使用手機時的煩惱主要來自各種抽獎、廣告等垃圾信息。

南方周末記者接觸到的一些省部級官員，普遍對手機的安全問題比較重視。一名接近中央高層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國家領導人一般不用手機。

事實上，在中國，目前的保密通信更多地依托於傳統的安全通信渠道，而不是借助於開放的公共手機網絡。

葉青所在的湖北省統計局，平時工作中非常註意保密，“審計部門在開會時，規定參會者要把手機放在會議室外面”。葉青說，一是能保密，審計部門的會議經常會涉及一些關鍵數據；二是可以讓官員不玩手機。

葉青所在的審計部門，有專門的保密電腦用來處理重要的文字和文件，重要的處室都會配備這種電腦，“所有上網的電腦都可能被破解，電腦不上網是最簡單的保密方法”。

上述地市級紀委書記介紹，紀檢部門平時是外網和內網分開。內網用於處理紀檢部門的公務，與互聯網隔絕，外網可以上互聯網，為了防止泄密，嚴禁一臺電腦兩網同時用。山西省紀委辦公廳一名官員也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該委也有同樣的規定。

廣州市公安局一名警員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也稱，公安系統的保密措施做得很好，手機泄密的情況不太可能發生。這些保密措施包括，辦公室的電腦不能插U盤和數據線、禁用路由器、上外網要用專門的辦公網線等等。

南方周末記者查閱大量官方資料，並未找到公務員手機泄密案件。不過，公安部門一名警員提醒，手機泄密案件肯定有，“可能案件本身也涉密，一般不對社會公開”。

上海、廣東、河南、湖北、重慶等地均有警方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目前公安系統在處理公務時，較為普遍使用的是具有保密功能的警務通。

誰為“保密”埋單

在上海，被加密手機生產和銷售廠家認定為潛在用戶的黨政部門公務員人數在15萬左右。

酷派上海分公司總經理項飛介紹，上海公務員所使用的酷派加密手機目前市場價為1990元。今年年底，上海可能會有5萬黨政幹部成為加密手機用戶。據此估算，銷售商今年將有近億元的銷售額。

上海公務員使用的加密手機由誰埋單？項飛說，“雖然是單位統一預定，但錢還得公務員自己出。”

葉青也認為，“采用單位團購方式，廠商相應降點價，我想公務員應該也可以接受。”

不過，上海媒體《新聞晨報》曾報道稱，“吉先生是機關工作人員，上周，他剛領到一部單位發放的加密手機。”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市委一名副處級官員稱其使用的加密手機是單位集中購買、統一下發的。

在上述接近國家保密局的人士看來，即使由政府埋單，也無可厚非。“政府部門要求員工保密，就應該給予相應的保密經費，涉密人員本來就有保密費。因此，政府采購保密設備應該由政府支出。”

一旦手機列入保密設備，由政府經費支持，另一些問題隨之出現：保密手機應該如何使用，哪些秘密信息能通過手機傳播，以及如何避免工作手機保密功能用於個人私密目的。

一位觀察人士認為，一些官員對手機保密的興趣高，也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嫌疑。官員的手機里，除了可能存在的涉密信息外，包括領導電話、社會關系資源和個人短信郵件等個人隱私信息，一些腐敗官員甚至還有一些公款吃喝、行賄受賄及與情人的曖昧短信等信息不希望被發現。

7月28日，中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處長方文碧透露，在中央紀委宣布對安徽省政協副主席韓先聰立案調查的當天，“他的手機信息顯示，當天他有兩場飯局，中午晚上各一次”。

竹立家認為，“加密手機除了能把工作領域的機密加密，還會把一些公務員貪腐甚至出軌的證據也加密，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如果要真正推廣加密手機，政策還需要進一步細化。什麽人用加密手機什麽人不用，要區分；什麽信息需要加密什麽信息不加密，也要區分。

在5月28日上海電信、酷派和黨政部門舉辦的溝通會上，一位參會人士註意到，參會的官員在現場沒有就手機安全的技術提出疑問。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加密手機的外觀和使用是否流暢，另外，“對加密手機的支付功能需求也比較強烈”。

60年來，中國公務員怎樣發工資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619

新中國成立以來，公務員工資管理的權限經歷了高度集權到有限分權，再到分權的過程，2006年工資改革再度將工資管理權限集中在中央政府。

公務員工資改革陷入央地關系的怪圈：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

該不該給公務員漲工資？這個話題始終處在公共輿論熱點，又始終說不清楚。在停滯八年之後，最新一輪的公務員薪酬改革也已經箭在弦上，但新的爭議也再次出現。

另一邊廂，2013年國家公務員考試中，仍有138萬人爭奪12901個職位（競爭比例約為107∶1），其中最熱門職位競爭比例高達9411∶1。也就是說，即便最近的“八項規定”等擠出了一部分公務員的額外收入，可它依然還是個誘人的金飯碗。

中國的公務員工資制度正在陷入一個各方不滿的怪圈：合理的公務員漲薪也可能引起民眾的“拍磚”，人事部門長期壓制工資增長又會引發公務員的不滿，還會導致地方政府變相給員工漲工資。

筆者過去六年的跟蹤研究發現，公務員工資管理一大癥結在於中央地方關系。新中國成立以來，公務員工資管理的權限經歷了高度集權到有限分權，再到分權的過程，而2006年工資改革再度將工資管理權限集中在中央政府。

集權的1956年工資制度

1956年工資制度是最集權的。全國幹部適用同一張工資表，分為三十個工資等級，同一級別的幹部收入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全國一共分為十一個工資區。當時的幹部平均工資高於全社會平均工資。

第一個工資制度的出臺是在1956年。

之前，為了鞏固政權，中央政府集中精力處理解放戰爭後的一些相關事宜，經濟建設的權限就交給地方政府。問題隨之而來，人才流失問題在當時非常突出。許多又紅又專的幹部選擇留在地方政府工作，有些為了照顧家庭從中央政府轉到地方政府，有些因為地方政府可以讓幹部們創新地開展工作。不過，新中國成立後幾年，中央政府開始有意識地逐步收權，提高中央權威，1956年的工資制度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此時的工資制度是最集權的。當時全國的幹部適用同一張工資表。這張工資表中，政府的雇員被分為三十個工資等級，工資一至三級是給最高級的領導幹部（比如主席、總理、副總理等）。同一工資級別的幹部的收入在各個地區是不同的，全國一共分為十一個工資區。新疆等地的幹部收入就比其他地方高。

一張工資表，對人事幹部來說是再省事不過了。不過，負面效應也層出不窮，人事管理官員無法應付不同的情況。地方上想出不少方法補償，比如提供房屋、托兒所、理發室和食堂等。諸如此類的方法變相地侵蝕了正式工資制度的效力。看起來中央政府對工資管理事項有絕對的權威，事實上地方的執行卻脫離正常的軌道。

值得註意的是，工資管理與財政管理的關系極為緊密。如果地方政府對財政支出擁有極大的支配權，可能會將一部分公共資源用於改善職工的福利。1956年之後30年的工資制度雖然是集中管理機制，但伴隨著財政管理權限多次的變遷——分權和集權交替進行，工資制度的實際執行也出現多次的波動。

總的來說，當時的幹部平均工資高於全社會平均工資，而幹部實際收入與自己的努力和承擔的責任關系不大，與所在機構、所在地區的財政汲取能力卻有很大的關系。盡管在一張工資表下，這一時期的地方幹部工資分配已經出現差異，當然，嚴重程度上還是遠遠趕不上後來。

有限分權的1985年工資制

雖然有限分權，當時社會上的平均主義還是占上風，因此地方政府在工資管理方面的創新也極其少，“下海”和人才流失問題逐步凸顯。

1980年代的旋律主要是放權。

就工資的分權管理而言，這個階段國家領導人提出的政府機構改革起到了重要鋪墊作用。當時一些領導人認為，中國政府要減員三分之一，地方政府要減員更多，認為在減員基礎上建立一個有效的幹部工資制度對吸納人才極為重要。這些說法現在是常識，當時剛經歷“文革”，還是很受抵制。因此，一些開明領導人對幹部體制改革及工資改革的支持的重要性不能低估。

改革開放初期，中央政府還批準了數次幹部提薪。盡管這些計劃有很多阻力、政府的財政赤字也因此擴大，工資改革的思路卻已奠定下來。

1985年的工資制度與1956年的截然不同，采納的是結構工資制（沿用至今）。也就是，我們無法簡單根據一個幹部的工資級別來判斷其工資收入水平。工資分為多個單元，每個單元承擔不同的功能。比如1985年的工資分為基礎工資、職務工資、工齡津貼、獎勵工資。基礎工資是希望能大體維持工作人員的基本生活費用，而工齡津貼則是反映一個幹部參加工作的年限。

1985年也明確了工資分級管理權限。當時的工資改革文件稱，“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機關行政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職務工資標準，由國家統一規定。省轄市、行署、縣、鄉國家機關行政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職務工資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在不超過本方案附發的省轄市、行署、縣、鄉國家機關行政人員職務工資標準和國家安排的工資增長指標範圍內制定”。

之所以稱之有限分權就在於中央政府對於工資、獎金、津貼等有原則性的規定。而工資管理（包括確定職務工資），各部門和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權。

盡管是有限分權，但當時社會上平均主義還是占上風。因此，地方政府在工資管理方面的創新也極其少，“下海”和人才流失問題逐步凸顯。

逐步發育壯大的私營部門實施靈活的工資政策，工資水平與市場基本相匹配。當時民間有說法是“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這種所謂的“腦體倒掛”與公共部門工資制度僵化有關。1980年代中，鄧小平在深圳河畔的一個小漁村問當地一戶農民收入，女兒鄧榕怕他聽不見，就大聲講：“老爺子，比你工資還高呢。”

1993年工資制：繼續分權，地區津貼出世

地區附加津貼成為地方工資分權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也讓公務員工資管理陷入各種批評。比如“自肥”，一些重要部門有各種額外收入，成為公務員津貼的來源。

八年之後，進一步分權的1993年工資制度在國家推行《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的背景下出臺了。“腦體倒掛”現象因為新增的“地區津貼制度”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但也誘發了更大的負面效應，為之後長達十余年工資管理混亂埋下伏筆。

1991年，時任人事部部長趙東宛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國光聯合主持“工資改革理論研究研討組”，這個課題組的調研意見影響了1993年工資改革。小組的研究報告提出，適當的工資分權管理將會提高公務員隊伍的工作效率，有利於人才的吸納以及公務員隊伍的精簡。

課題組還提出一個工資指數，這個指數與當地的通貨膨脹率、財政收入的增長率以及國有企業的增長率相掛鉤，讓地方政府在調整當地公務員薪酬時有所依據。這個思路與當前許多發達經濟體所做的薪酬調查是相當接近的。遺憾的是，這個工資指數沒有被采納。

1993年工資改革的序言提到“防止高定級別、高套職務工資等現象發生”。這是此前工資制度集權或有限分權的遺留問題——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工資標準與當地的生活水平若有極大的脫節，地方政府就想方設法通過高定級別、高套職務工資來滿足當地公務員一些合理（也包括不合理）的要求。

地方的訴求在1993年工資改革中得到了回應，出臺了地區津貼制度。

地區津貼又分為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和地區附加津貼。艱苦邊遠地區津貼主要適用於一些特殊地區，實施過程中爭議不大。而地區附加津貼是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費用支出等因素來定，同時還要考慮公務員工資水平與企業職工工資水平的差距，一開始就被賦予極重的任務。要試圖彌補中央所定工資與地方實際生活水平的差距，還要彌補當地公務員工資水平與其他企業工資水平的差距。

功能繁重的地區附加津貼成為地方工資分權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也讓公務員工資管理陷入各種批評。1993年工資改革的文件明確寫明，地區附加津貼的細則在1994年適當時候出臺。迄今為止，這個諾言沒有實現。當時的人事部部長宋德福曾經在多個場合解釋細則未出臺的原因，歸結起來主要是經驗和人力不足。

工資分權管理後，地方政府及用人單位可以靈活運用地區附加津貼來調整本地區和本單位的工資，也可以在人事管理方面有所創新，比如深圳政府就曾在人事管理方面有一定的創新，不過，工資“雙重不平衡”的問題依然難以解決，高級人才的薪水遠低於企業同類員工的水平，低技能公務員收入卻高於企業同類員工。

與此同時，地區附加津貼展現了巨大的負面效應，成為“自肥”工具。一些重要部門有各種額外收入，其中一部分就成為津貼的來源。地區津貼與當地生活成本、工資差距關系不大，完全取決於政府部門的汲取能力。

重新集權的2006年工資制

各種批評下，2006年工資改革進行全面的中央收權。財政部的綜合司還加掛了一塊牌子，“清理規範津貼補貼辦公室”。

結果，2006年工資改革的重要目標就定在了“規範津補貼”上。2006年工資改革文件開宗明義提出：“努力解決當前公務員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突出矛盾，逐步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促進公務員隊伍建設，促進黨風廉政建設。”

各地公務員工資收入差別很大。即使是省內，公務員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很大，2001年廣東有關部門做了官方的工資水平調查，發現深圳市的科員或者東莞市的科長的工資水平比大多數其他地方的處長還高。

亂發津補貼則與腐敗有很大的關系。許多部門以權謀私，盡管最終不是部門首長獨占私利，而是全局員工一起分享“收入”。政府的掠奪行為與公共服務背道而馳。

各種批評下，2006年工資改革進行全面的中央收權。財政部的綜合司還加掛了一塊牌子，“清理規範津貼補貼辦公室”。許多與此相關的工作中，紀委和監察部門也參與其中，他們的目標是像抓廉政建設一樣治理工資和收入分配問題。在此過程中，工資管理出現了一些關鍵詞。比如“陽光工資”“同城同待遇”和“限高、穩中、托低”等。

“陽光工資”意味著所有公務員的工資都是公開透明的，但這個“陽光”主要還是對內。

“同城同待遇”是要求在一個城市工作的公務員，如果職位資歷相同，不論是在財政局工作還是在文化局工作，都應拿到相同的工資。

“限高、穩中、托低”是公務員工資管理中的新詞。限高是封頂一些油水部門的額外收入；“托低”就是增加基層和“清水衙門”公務員的工資；“穩中”則是保持原來分配較合理的部門的工資水平。

規範津補貼的目標在於實現工資管理內部透明化、部門之間和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不能過大。不過，中央政府至今並沒有明確列出相應的標準。

至於中央政府的收權，則主要是通過工資審批權限進行的。按照現行的做法，地方的津補貼標準要根據“下管一級”的辦法報請上級政府審批。也就是縣里的津補貼標準要由市級政府進行審批。

再度集權之後，“雙重不平衡”依舊

各級地方政府需要轉變職能和改善公共服務，而當前的公務員工資集權管理卻是一個重大的障礙。

工資管理權限變遷的背後是財政管理權限的變化。198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逐步獲得財政管理的重要權限，這些權限對地方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好處。許多西方學者認為，將權責和激勵機制解決得很好的中國式財政分權對中國經濟騰飛有重要貢獻。

1994年分稅制實施後，政府的財政收入端趨向集權，支出端則高度分權。地方政府因此有余地設置各類支出的優先順序。在此基礎上，有些地方政府及部門利用津補貼制度變相給公務員漲工資，引發中央政府於2006年重新界定工資管理的權限。

問題在於，再度集權管理後，問題是否得到了解決？

過去六年間，筆者在中部和東部地區做過多輪公務員工資管理調研。總的發現是津貼和補貼的規範程度確實上升了，許多“清水衙門”與“油水部門”的公務員工資已經比較接近甚至拉平。

但是，2008年，筆者卻在某省黨報看到這樣一份有趣的來信，作者是當地地稅部門官員，他認為，陽光工資後收入沒有差別，稅務人員變得懶惰、懈怠，當地政府為了激勵，在完成一定的稅收任務後給予額外的報酬（不一定是貨幣形式）。換句話說，地方政府在用更巧妙的方法增加公務員實際收入。

這樣的情況並非個案。“雙重不平衡”問題，在集權管理之下，並未得到解決。高級和低級的公務員之間的薪酬差距較小，因此高級幹部或者有著居高不下的工資外福利，或者選擇跳槽下海，或者幹脆用各種方法“自肥”。另一方面，低級公務員的實際薪酬仍然有著極大吸引力，公務員考試熱度依然不減即是佐證。

從全球範圍來看，公務員工資管理的權限出現下放的趨勢，重要原因便是“雙重不平衡”——低級別公務員職位的工資比私有部門同類職位高，高技能、高級別職位則比私有部門同類職位低。從公共部門的發展趨勢來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是增加的，而一些技術含量很低的工作可以外包給一些私有部門。一套由中央制定、幾乎不重視當地勞動力市場現狀的工資管理模式是很難處理“雙重不平衡”問題的。因此，許多發達國家要求給基層政府的人事部門放權，各種工資管理創新也在公共部門展開。

為了應對市場經濟的需求，各級地方政府需要轉變職能和改善公共服務。而當前的公務員工資集權管理對政府轉變職能卻是一個重大的障礙。

在分權框架下解決合法性問題

公務員工資陷入中國央地關系的怪圈：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

近年來西方國家政府改革的經驗表明，三項政府改革至關重要。一是財政管理和預算改革；二是官員隊伍內部的組織改造；三是公務員薪酬體系改革。因為公務員薪酬改革極富爭議性，多數國家先著手的是前兩項，不過，一旦薪酬改革失敗，前面改革的成效會大打折扣。

對中國來說，公務員工資改革的重要性，無需贅言。最新的消息是，新一輪公務員薪酬改革正在準備當中，總的目標是“調整工資結構，擴展晉升空間，建立比較機制，實施配套改革”。

從歷史來看，中國公務員工資改革陷入央地關系的怪圈：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

要走出當前的困境，中央地方關系的重塑是必不可少。一些研究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學者早已指出，集權和分權不是一種零和遊戲。分權並不等於削弱中央的權威，在一些操作層面上的分權反而有利於中央政府對全局的控制。

在公務員工資管理事項中，中央政府可以制定工資結構和工資指導原則。更直接的，中央政府可以制定全國和分省的工資總額，地方政府在此約束下再自主決定工資管理具體執行方案。

更重要的是，工資制定的合法性基礎應該在分權的框架下進行解決。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要想民眾對公務員薪酬有一定的認同度，立法機關對工資方案的事前公開的審查是極為重要的，此外還需要進入民意機關的辯論和審核。這樣，公務員獲得相應的薪酬（哪怕是高薪），也有了民意基礎和程序上的公正性。這也是此前工資改革沒有抓住的要害。

（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本版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我考了八次公務員才上。你有故事嗎？”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616

大學四年，向博考過心理咨詢師、秘書、導遊。大四上學期開始，他跑遍湘、黔、川、渝四個省市，考了一整年公務員：兩次國考、三次省考，還有選調生、法院檢察院、司法幹警考試。

2013年上半年的四次考試中，只有第一次國考，向博考進了面試，但最終也失利了。臨近畢業，向博找了份宣傳工作。幹了幾個月，家里人覺得沒前途，於是向博打了辭職報告，拒絕一切人際交往，埋頭繼續考公務員。

“知道”（微信號：nz_zhidao)帶你走近這位考了八次公務員的《我知道》選手向博。

《我知道》八進六的這場淘汰賽，向博成了最忙、壓力最大的選手。一共7盤比賽，他打了4盤。兩盤圍棋，兩盤點球之後，向博最終還是落敗，沒能進入六強，但他沒什麽遺憾，他想的是：“這次大家總算能記住這個名字了吧”。

除了想贏，向博也很在意能不能被人“記住”。初賽時，向博答出了“暖男”，但他普通話不標準，讀成了“luanlan”，全場大笑。節目播出剪掉了這段，他覺得有點遺憾：“剪進去大家可能就記住我了”。

看完電視直播，向博又在網上找視頻重看，特別留意了評論區：沒有人罵，但也沒人誇。他稍有些不滿意，覺得和他第一次考公務員時一樣：緊張、拘束，卻假裝淡定。

參加益智答題節目，秀一下自己，是向博一直以來的夢想。他過去老看別人在電視里答題，發現別人會的題目，他都會。朋友慫恿他上節目，他也一直在找機會。

不過，向博也發現，電視里的選手，不僅能答題，還得有故事可講。他只能對著自己搖頭：太平凡了，沒什麽可以拿出來說的經歷。考了八次公務員後，他終於覺得自己有點與眾不同了：“考公務員的人多，但是一年內考了八次的人，全國也就我一個了吧。”

看完向博的比賽，一個學弟跑來問他：怎麽報名參加第二季《我知道》？向博拿出自己的經驗，反問他：我考了八次公務員才上。你有故事嗎？

中國的考試就是喜歡摳字眼

如果不是同場冠軍肖揚選擇了郭敬明做導師，向博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可能也會選擇郭敬明。上節目之前，朋友們建議他，如果想出名就選郭敬明，郭敬明微博上的三千多萬粉絲會一下記住他，而崔永元只有七百二十萬粉絲。

這個推測，在蘇哲倫一桿清臺的那場比賽得到了應驗。向博註意到，蘇哲倫的微博那個晚上漲了一千多粉絲。

另一方面，崔永元並不擅長“導師提示”，有時候讓選手白白錯失機會。一道答案為“伏尼契手稿”的題目，崔永元給出提示：“第二個字是美國跟中國建交的那個總統，他的第一個字。”選手高磊眼睜睜看著時間耗盡，沒有答對。

郭敬明在一旁著急：“尼，和尚的反義詞，第一個字！”

“崔老師確實很有內涵，郭老師就是直截了當，提示得很有技巧。到了我們這個層次不是說我不知道，只是我沒想起來，你只要把這個字告訴我，我就知道了。”向博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

為了在《我知道》有好成績，向博在比賽前半個月就開始準備，他專門去南方周末官網上做過去的小強填字，每天兩套。但大部分的知識來自過去的積累。

八進六淘汰賽，向博和陳文仕打到點球大戰：每人依次任選3題作答，正確率高者獲勝。前三題，向博和陳文仕各答對兩題，輪到陳文仕劃開一道題：中國最大的一部類書，《大英百科全書》稱之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這是關鍵的一題，誰答對誰就能勝出。

“當時特別希望對手答不出來”，事後向博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陳文仕果然沒有答出，機會交給了向博。“永樂大典。”向博不假思索說出答案。

“最大的叢書是《四庫全書》，最大的類書是《永樂大典》，類書和叢書有區別，這個細節很少有人註意。”向博對這道題印象深刻，跟高考有關，“我當時歷史很厲害，這道題考試的時候錯過。”

另一方面，向博也從這道題看出“中國一切考試的特點”，“就喜歡摳字眼、考倒你、難為人”。

在考試這方面，向博顯然經驗十足，光公務員，他就考了八次。

一年考了八次公務員

向博曾經把所有的的筆試、面試準考證攤開來，拍了張照片放在網上，看過的人都嚇了一跳。公務員面試，主考官也常常以此發問：你為什麽熱衷於考公務員？

向博從沒覺得這是個問題，“如果考進（比如說）地稅局，對女生來說，一輩子可以很安穩、很舒服。對男生來說，成家立業不用愁了。”

想考稅務系統的向博，高中時數學成績卻特別不好。他上數學課總忍不住看課外書。有一次他看王蒙的《蘇聯祭》，數學老師走過來問，王蒙是誰？向博回答，王蒙當過文化部的部長。老師當即訓話：你現在看這個書有用嗎？對你考試有幫助嗎？”

2009年向博高考，數學拖了後腿，高考也考得不怎麽樣。這讓當時的他覺得，毀了。“為什麽會看得那麽重？因為老師說，考上大學就改變命運了，沒有好大學。就沒有好的人生。

大學向博選了會計專業，這是聽從了媽媽的建議，方便以後考公務員。從小到大，他習慣被安排。

大學四年，向博考過心理咨詢師、秘書、導遊。大四上學期開始，他跑遍湘、黔、川、渝四個省市，考了一整年公務員：兩次國考、三次省考，還有選調生、法院檢察院、司法幹警考試。

2013年上半年的四次考試中，只有第一次國考，向博考進了面試，但最終也失利了。臨近畢業，向博在湖南省環境保護廳找了份宣傳方面的工作。幹了幾個月，家里人還是覺得，這沒前途。每天定時定點，向博都會收到爸爸的短信：快回來吧，我再養你一年，考個公務員。

一個月後，向博打了辭職報告，拒絕一切人際交往，埋頭繼續考公務員。

第五次公務員考試是最大的一次打擊。抱著“遊考”的心態，向博報考了重慶大足區地稅局。成績很不錯：筆試第三，面試第三，總分第三。

一共招四個人，向博原本以為是鐵板釘釘的事，沒想到最後栽在了體檢上。體檢他被測出了血壓偏高。從來沒得過高血壓，也沒有家族高血壓病史，24歲的向博有點想不通。他用盡一切辦法補救：去報考的單位當面申訴、給國家公務員考錄司寫信、向重慶市委舉報，求助媒體記者、化名登報。重慶方面最終承認錯誤，但錄取時間已經結束。他只能接著考。

“盡最大的可能利用規則，為我服務”

向博最後考上的是“司法助理”，還沒來得及搞清楚這到底是幹嘛的，反正“有警服穿、又沒有公安辛苦，還是公務員”，他就上了。

向博還在培訓期，沒有正式上崗，他漸漸知道這份工作是幹什麽的了，不僅心理輔導、普法宣傳，還要搞一些人民調解，社區矯正。社區矯正就是那些快刑滿釋放，但是在監獄里面表現得好，可以申請減刑、監外執行，假釋的，保外就醫的，都要在司法局報到，相當於就是監獄的外延。

考上了公務員，“好為人師”的向博開始給人上公考培訓課。他常用自己的經歷鼓勵學生：那都不是事兒。但他從來都沒跟學生講過自己在重慶的遭遇，“不想動搖學生的信心”。

公務員面試有一種題型叫“情景模擬”。向博常常考學生這樣一道題，如果你是城管隊員，現在有一個小販在你的轄區內擺攤設點，違章了，讓你去勸他離開，你怎麽做？

大多數學生會要求對方：必須要這樣做，不然就沒收了。

向博覺得這不對，思想工作不等於說教，不應該把自己當作權威，懂規則的方式是“心理輔導，好好說話，把別人的心靈給打開了，讓他自己把這個事給想通。”

有學生直接問他，公務員考試到底黑不黑？

向博喜歡跟學生打比方，“考公務員和玩打飛機的遊戲一樣”：“一開始有人打一兩百萬都打不過，打到一兩千萬的時候，你就知道遊戲規則了，還會知道利用遊戲規則。”

他要求學生把公務員考試當做一場遊戲，“不要去想黑不黑，遊戲規則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每個人都要學會最大利用規則，為自己服務”。

鐵腕整治公務員的雅加達新市長

2014-12-08  TCW

論種族與宗教，華人與基督教在印尼是少數。但印尼首都雅加達，卻將由一位華人基督徒來統治。他就是剛被印尼總統佐科威，任命為雅加達特區首長的鍾萬學。 今年四十八歲的鍾萬學是客家人，輿論都以客家話「阿學」稱呼他。二○一二年「阿學」和現任總統佐科威，搭檔參選雅加達特區正副首長。佐科威今年當選總統後，遺留的特區首長空缺，就由鍾萬學扶正。 雖然是少數族群，鍾萬學在政壇卻不廣結善緣，而是以強硬聞名。他在雅加達副首長任內，每次上新聞的內容都是「阿學痛斥財務局長」、「阿學打臉公共工程部」。印尼《雅加達郵報》形容鍾萬學「喜怒無常」。和他的搭檔佐科威相比，鍾萬學自稱佐科威是「煞車」，可以控制他的脾氣。 事實上鍾萬學二○一二年擔任雅加達副首長後，就將他和公務員開會實況上傳視頻網站，這是印尼政府的創舉。而這些視頻內容，多是鍾萬學斥責下屬未達績效，揚言再做不好就開除。在一些民眾看來，印尼公務體系腐敗老朽，正需要像鍾萬學這樣的鐵腕來整治，這也讓他人氣因此扶搖直上。 此外，雅加達當地有一家著名夜總會Stadium，歷任首長都沒敢動它。但今年五月鍾萬學卻以該夜總會涉及毒品為由，勒令其關閉。此外他還以妨礙交通為由，逮捕雅加達數千名街頭攤販。他的解釋是：「你想要住得舒服，就得讓一切有秩序。」 雖然鍾萬學以鐵腕出名，但他也不是沒有爭議。二○○四年他進入政壇，是加入「新印尼黨」，當選東勿里洞縣長。二○○九年，他又代表「專業集團黨」當選國會議員。二○一二年他又成為「鬥爭民主黨」雅加達副首長候選人。十年來換了三個黨，被批評者指為缺乏原則。 「不要因為某人的種族或宗教就投票，要看他的成就及清白紀錄。」今年七月，鍾萬學對一群印尼小孩講述民主理念時，曾如此表示。以「治世之能臣」形象聞名的鍾萬學，能讓印尼民眾拋開種族與宗教的偏見，成為雅加達史上第一個華人基督徒首長，這也可算是他的幸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