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已經歷了6年的下行期,從高速增長到經濟發展的新常態,那麽2017年的經濟走勢如何?中國為什麽會經歷高位下行,下一步如何突圍?
1月18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演講時表示,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包括了全球金融危機收縮外需,以及“不差錢”腐蝕企業家精神。
此外,全球競爭呈現“三明治”態勢,發達國家有獨到性優勢,印度、越南等國凸顯了成本優勢,這對於中國而言,是成本優勢的漸失導致獨到性優勢缺失,以及國內出現體制成本上升太快問題。
周其仁表示,中國經濟發展,下一步突圍的兩個方向是改革和創新。
全球外需收縮是其一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似乎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分水嶺。
周其仁列舉了一系列數據,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9.8%,達到1979~2008年的平均增長率。2009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2013年進出口總額全球最大。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購買力平價(PPP)來計算,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然而,從2007年到2015年,中國經濟呈下行態勢,年增長率從14.2%下降為6.9%,2016年預計在6.5%。這樣的高速下行,給企業和政府都帶來了從未遇到過的挑戰,那麽如何理解中國經濟高位下行的原因?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周其仁表示,首先要看全球格局的變化,因為中國的高速增長是在開放中實現的。
在全球化過程中,歐美等經濟體出現的變化是資本稀缺程度提高,華爾街和矽谷如日中天,非常耀眼,但是失業率增加,國內呈兩極分化狀態;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憑借著龐大的勞動力跟發達國家的技術、資本相結合,通過大量的產品,制造出口賺了貿易順差,率先出現中產階級。
同時中國等國的平均收入增長速度高於發達國家,國內市場拓展吸引了更多的資本和技術投入,本國開始積累資本、技術和研發能力。當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不能進一步發揮作用時,經濟以外的規律開始起作用,導致貿易摩擦、壁壘的出現。
2008年,美國出現金融危機,全球化受到沖擊。這對於依賴外向型經濟的中國經濟來說,沖擊非常大。周其仁表示,從外部角度看,中國經濟高位下行的原因,首先就是金融危機導致全球外需收縮,因沿海城市的就業、稅收都是外向型經濟,外貿出口就出現了大幅下降。
體制成本重新舉頭向上
其次是國內成本出現變化。周其仁表示,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通過成本優勢參與全球競爭。這里的成本更多指的是“制度成本”——整個經濟運行當中制度性的成本。
周其仁說,中國發展是通過一步一步地改革開放,大幅降低原來畸高無比的制度成本曲線,先從封閉變成開放,再在開放中組織創新,進行體制改革、解放生產力、發展民營經濟,又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把全球市場打開,另外加上要素成本低廉,以及學習曲線急升,從而成就了中國故事。
但新的問題在於,成本曲線是永遠在變動的,如今成本曲線降到最低點後又上去了。
周其仁認為,在告訴增長的過程中,國內的體制成本重新又舉頭向上。他列舉了一系列數據,1995~2012年,中國名義GDP增長8.6倍,工資總額增長8.8倍,稅收增長16.7倍, 政府收入增長18.8倍,社保繳納增長28.7倍,土地出讓金增長64倍。這其中,勞動力價格上漲的幅度與名義GDP十分接近,而社保、土地出讓金等漲幅卻高出了數倍。
同時,體制成本的重新上升,還包括市場準入的成本,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等。
對沖體制成本上升的辦法,周其仁認為是要把成本曲線往右推,形成一條長期來看持續有競爭力的成本變動,盡量減慢上升速度,這就需要進行深化改革。“沒有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主動地發起一輪一輪的深化改革,這個成本很難降下來。”周其仁說。
下一步突圍:改革和創新
2017年,中國經濟要實現突圍,要如何走?
周其仁表示,要實現突圍,首要是推進改革。過去的經驗證明,體制成本下降,經濟就會很好地發展;體制成本上升,整個國家民族就會被拖住。
對於目前改革的難度,周其仁說了三個方面。第一,過去都是危機推動改革,過不下去了,不得不改。今天中國經濟位居全球第二位,即便經濟下行也仍是一個大的經濟體,危機沒有切膚之痛。第二,現在我們應該要從自身實際出發來進行改革,而不是再像之前那樣跟隨發達國家,現在很多發達國家的措施在倒退。第三,所有改革都會引起利益的相對變化,有人受益,有人就會受損。現在很多領域的改革觸動的利益存量非常大。
“改革要解決認知問題,到底什麽是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未來利益,同時要找到不同利益和觀念的結合點。”周其仁說。
這就引出第二個突圍的方向,通過創新來突破全球形成的新僵局。周其仁認為,創新不是一定會發生的,而是有條件的。全世界的創業、創新,在一開始都是少數人在少數地點,出來的東西才會普及到全人類,真正能承擔創新創業的不是每一塊土地、每一個人,需要聚合到一起。
結合近日在深圳的調研經驗,周其仁表示,深圳之前的創新都是從下往上,即先產品、再技術,最後到原理,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這次也出現了從原理往下打的苗頭。“希望深圳能像全球的創新強國一樣,上山路、下山路都能打通。”周其仁說。
當前貨幣競爭力已成為國家間競爭的關鍵。
日前,在首屆優V國際貨幣論壇上,麻省理工-東南大學互聯網金融與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劉曉星稱,整體來看,人民幣的綜合競爭力已經超越發達經濟體貨幣的平均水平。但隨著美元的不斷走強,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瞬息萬變,進一步提高人民幣競爭力和擴大人民幣國際影響力的過程絕非一片坦途。
由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員鄒平座與劉曉星合作完成的《國際貨幣競爭力指數研究報告》(下稱《報告》)亦於當天發布。《報告》稱,當前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的國際貨幣競爭格局已然形成,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人民幣在全球的貨幣競爭。
基於貨幣競爭力的形成機制,《報告》將影響貨幣競爭力的因素歸納為貨幣競爭力的基礎因素、幣值因素、環境因素和持續發展因素四大類。構建貨幣競爭力指數體系是基於這四種成分指數進行的合成指數。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等問題,《報告》選取了包括G20在內的23個國家的貨幣相關數據,分別計算其貨幣競爭力指數和成分指數,並根據計算得出的指數值對各國進行了排名。
研究結論表明,以美元為首的發達經濟體貨幣競爭力普遍高於新興經濟體。近年來,新興經濟體貨幣競爭力普遍呈現出提升態勢。其中,韓元與人民幣的競爭力水平處於前列,人民幣的競爭力水平在2008年超越韓元在新興經濟體中排名第一。但人民幣競爭力的影響因素發展並不均衡,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雖然一些反映“量”的指標已經排名世界前列,但諸多反映“質”的指標則相對落後,這與中國當前經濟發展質量亟需提升的客觀要求相一致。
為提升人民幣貨幣競爭力,《報告》建議,可以著重從影響貨幣競爭力的四大因素來探尋。
比如,提高我國全要素生產效率水平,從生產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從貨幣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以“互聯網+金融”為突破口,從金融服務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合理引導我國“資本走出去”,從資本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依托“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從貿易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
此外,還要增強人民幣的貨幣供給彈性,提高人民幣的貨幣生產力彈性,增加對實體經濟和有效供給的貨幣投入。積極參與國家規則的制定和創造國際語境話題,提升國家貨幣話語權。構建新型的金融風險管理體系,實現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自我修複能力,提升人民幣的貨幣環境競爭力。
上海財經大學最新調查結果顯示,房地產調控新政下上海消費者的購房熱情不減,2016年第四季度購房意願指數大幅上升,已經攀升至調查以來的最高點。
1月23日,上海財經大學、中國經濟信息社和中國金融信息中心聯合發布包括2016年度上海市消費者滿意度指數、2016年第四季度上海市消費者信心指數等在內的“2016年度和第四季度上海市社會經濟指數系列”。
根據上海財經大學應用統計研究中心最新調查結果,2016年第四季度上海市消費者購房意願指數上升至73.1點,環比大幅上升9.5點,同比增加7.2點,攀升至調查以來的最高點;購房預期指數79.4點,比上個季度提高了12.2點,同比上升6.4點,也是調查以來的最高點。
上海財經大學報告稱,2016年四季度上海樓市出現了又一輪上漲態勢,同時也出臺了更為嚴厲的調控政策,但消費者對房價堅挺的判斷已形成,在政策調控的窗口期反而導致了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和購買預期的增強。
2016年度上海市房價持續上漲,且幅度較大,同時年內的調控政策也逐步升級,但調查結果顯示27.0%的消費者認為當前是購房的“好”時機,環比基本持平,繼續上升了0.4百分點,同比上升2.5個百分點,認為時機“不好”的則為53.9%,環比下降9.1個百分點,同比下降4.7個百分點。
而在未來六個月,消費者的購房預期繼續調整,認為時機“好”的消費者由為29.4%,相對於上個季度增加了3.0個百分點,同比上升2.7個百分點;而認為時機“不好”的消費者為50.1%,環比大幅下降9.1個百分點,同比下調3.7個百分點。
報告稱,這說明部分消費者對未來房價還存在進一步上漲預期。
不過,消費者對政府最近一輪的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較為認可。
在本季度的調查中,2016年四季度消費者對政府“調控房地產市場”方面的工作給出的評價指數為85.6點,環比大幅提高了16.6點,同比提高了1.0點,達到了年內最高點。
這其中,27.9%的受訪者認為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政策有效,環比大幅增加了8.5個百分點,同比提高了3.3個百分點;有45.4%的消費者對該項工作的評價投了不滿意票,比上季度大幅下降了13.6個百分點,同比增加1.2個百分點,可見去年四季度消費者對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滿意度有較大幅度的回升。
2016年上海市房地產市場持續繁榮的過程中歷經了三次調控,尤以四季度的調控力度最大,效果最為顯著,市場迅速進入冷凍期,特別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未來房地產市場的定位,使得消費者對調控效果的滿意度有所提高。
上海財經大學方面表示,從上海市房地產市場多年來的多次調控經歷來看,單一的調控手段不僅效果欠佳而且不利於市場的安全穩定,因此要綜合利用和合理搭配金融、財稅和立法等工具建立符合市場健康發展規律的基礎制度和長效機制,使得房地產市場回歸本位。
http://www.xcf.cn/newfortune/texie/201702/t20170207_779319.htm
近年来,中国平安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推动公司收入结构更加多元化。同时,以客户迁徙为核心的金融生态圈建设不仅推动了业绩的稳健增长,更是大幅提升了公司价值。
赵湘怀、贺明之、马琦/文
历经20多年的发展,中国平安由蛇口的保险公司成长为总资产超过5万亿的金控集团。1988年5月27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平安保险公司”成立。1995年10月平安证券成立,中国平安实现保险以外的金融业务的突破。1996年4月中国平安收购中国工商银行珠江三角洲金融信托联合公司,并更名为“平安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平安实现了信托业务的拓展。2005年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上海成立,2006年7月中国平安收购深圳市商业银行,之后更名为平安银行,2011年7月中国平安成为深圳发展银行的控股股东,之后深发展吸收合并原平安银行,并更名为平安银行,建立起了全国性的银行业务布局。2012年中国平安成立陆金所,开始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全面布局。2013年1月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中国平安的金控布局基本完成。
互联网金融推动收入结构更加多元化
近年来,中国平安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围绕“医、食、住、行、玩”五大需求,打造“财富管家、健康顾问、生活助手”三大功能,相继推出了陆金所、平安好医生、壹钱包、金融一账通、平安好房等一系列互联网金融业务。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推动公司收入结构更加多元化。根据2016年半年报,中国平安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407亿元,其中约227亿元来自于保险业务,占比约55%,这一比例较2015年同期下降了约14个百分点;而互联网金融业务快速发展,由2015年同期亏损转而贡献利润约71亿元,占比达到18%左右,成为一大亮点(图1)。
陆金所致力于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投资理财的金融服务。截至2016年9月末陆金所累计注册用户达2550万人,较2016年年初增长了约39%,2016年前三季度零售端交易量达到10772亿元,同比增长约239%,在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
平安好医生聚焦健康管理和移动医疗两方面服务。平安好医生在线上提供在线咨询、预约挂号、慢病管理等服务,在线下提供健康到家、送药上门等服务,进一步完善了生态圈的生活服务功能,截至2016年9月末平安好医生累计为1.1亿用户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日咨询量峰值超过25万,月活跃用户数峰值突破2600万。
壹钱包公司明确以“壹钱包”APP为主体、“积分+支付”共同发展的新战略。2016年前三季度支付及积分业务交易规模达20057亿元,同比增长达107%,累计注册用户6498万,月均活跃用户达620万。
金融一账通致力于成为中国领先的开放式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截至2016年三季度金融一账通已经完成C端和B端的覆盖,在C端方面,一账通为用户提供账户、财富、信用、生活管理四大类用户,用户规模达1.5亿,月活跃客户超2200万,在B端方面,一账通云服务平台已经累计与174家银行及996家非银金融和准金融机构开展合作。
中国平安通过布局陆金所、平安好医生等上述业务,互联网用户规模快速增长。截至2016年9月末中国平安互联网用户规模约3.37亿,较2014年末增长了约1.4倍,年活跃用户量2.29亿,较2014年末增长了约2.3倍,移动端累计用户量2.22亿,较2014年末增长了约10倍(图2)。
构建以客户迁徙为核心的金融生态圈
以客户迁徙为核心的金融生态圈建设推动中国平安业绩稳健增长。自2004年中国平安H股IPO以来,除2008年外,公司每年净利润同比增速几乎都保持在20%以上,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平安凭借金融全牌照的优势,依托逐步完善的综合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布局,以个人客户作为主要对象,构建起了具有较强风险抵抗能力的金融生态圈,实现了信息流、资金流和客户流的协调,在生态圈内,客户在不同业务之间的迁徙及转化成为公司业绩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平安金融生态圈内的客户迁徙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方面是纵向迁徙,即综合金融公司客户向互联网用户的转化以及互联网用户向综合金融公司客户的转化。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平安互联网用户转化为新增客户人数达到823万,约占同期新增客户量的30%,同时有1339万综合金融公司的客户“触网”转化为线上客户,约占同期新增互联网用户量的14%。
第二方面是横向迁徙,即传统金融公司互联网平台的用户与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用户间相互迁徙以及传统金融公司客户间的相互迁徙。2016年上半年,综合金融公司之间迁徙客户760万人次,中国平安集团内各子公司新增客户中有43%来自客户迁徙,其中平安寿险、零售银行成为两大重要的迁徙起点,分别向其他业务板块迁徙客户355万人次和158万人次,而平安产险则成为最大的客户迁徙终点,达到220万人次。
估值方法有待调整 市值仍有上升空间
中国平安的金融生态圈建设大幅提升公司价值。根据惯例,如果企业开展跨行业的多元化经营(比如房地产+制造+零售等),那么在各个产业分部估值汇总基础上应进行折价处理,主要原因是企业的跨行业多元化经营容易分散公司资源,降低经营效率,催生决策失误。但实践表明,金融机构利用多牌照优势进行混业经营往往会提升自身价值。在台湾等地区的关系型社会中,上市的大型金融机构大多是金融控股集团,金控集团往往能够促进业务协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提高客户粘着度,相对单一金融机构享有估值溢价。
2004年中国平安H股IPO时,由于当时中国平安集团的收入大部分由寿险业务所贡献,因此投行对中国平安的估值使用了内含价值估值法。但如今中国平安已今非昔比,2016年上半年保险业务利润贡献占比已经下降至55%,寿险业务利润贡献占比下降至40%以内,传统的内含价值估值法已不大适用于对互联网金控集团进行估值。
据媒体报道,中国平安正在筹备集团旗下陆金所和平安证券的IPO,此前2015年陆金所B轮融资估值达185亿美元,2016年上半年平安好医生A轮融资估值达30亿美元。如果假设中国平安旗下寿险业务、非寿险综合金融业务(包括银行、证券、信托、租赁等)以及互联网金融业务全都分拆上市,粗略估算,2016年底这些分拆上市的子公司总市值有望达到8500亿元(表2)。
截至2016年12月26日,中国平安A股收盘价35.12元/股,总市值约为6364亿元;中国平安H股收盘价38.4元港元/股,总市值折合成人民币约为6368亿元。相较假设中国平安分拆上市后8500亿元的估值总和,中国平安的市值仍有上升空间。
2016年8月下旬以来,中国平安H股最高涨幅21%,中国平安A股最高涨幅16%,H股最高涨幅要比A股最高涨幅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港股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相对于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更能理解中国平安金融生态圈的价值,也更能认可假设分拆上市估值法。
而随着我国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公募基金等机构的发展,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也将逐步由个人投资者为主转向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中国平安金融生态圈的价值会更受到机构投资者的认可。
作者任职于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央企重組步伐在近兩年來明顯加快。國資委已明確,今年年內央企數量將減少到100家以內,企業集團層面的兼並重組將加速。
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認為,2017年國企改革有望進行較大規模的並購重組,並與混合所有制改革、分類改革等相結合。今年央企重組面臨的最大難點,在於如何通過重組提升國有資本運行效率,如何將重組與深化改革相結合,以及如何產生機制轉換與資源配置的協同效應。
如何實現“1+1>2”
國資委主任肖亞慶在此前召開的中央企業、地方國資委負責人會議上表示,推進改制上市,加快深度調整重組步伐,一方面要推動企業集團層面兼並重組,加快推進鋼鐵、煤炭、電力業務整合,探索海外資產整合;另一方面,將進一步推動實施專業化重組,支持中央企業以優勢龍頭企業和上市公司為平臺,通過股權合作、資產置換等方式整合同質化業務。
北京交通大學中國企業兼並重組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張金鑫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央企重組仍將面臨的最大難點是如何通過重組提升國有資本運行效率。企業重組不是兩個企業資產的簡單疊加,而是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產生提高效率的效果。
“以前的央企重組整合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內的重組,目前面臨的難題是如何在規模擴大的同時,通過內部重組剝離低效無效資產。雖然各家企業均有主業,但當前大部分中央企業涉及的行業仍顯過寬,中央企業內部各附屬企業的效益和實力參差不齊。”張金鑫說。
國資委副主任張喜武在此前國資委的媒體通氣會上,明確了央企重組的三大思路,即瞄準培育世界一流企業推進重組,助力產業發展轉型升級推進重組,發揮協同效應提升效率推進重組。
張喜武表示,中央企業重組整合,不是簡單地減少戶數,也不是單純地做大規模,而是為了行業產業的調整優化、轉型升級,提高國有資本配置效率、打造世界一流企業。
一個生動的例子是,去年12月,戰略重組後的中國五礦集團,在整合融合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正式提出打造千億內部市場。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打造千億內部市場這樣的創新舉措,顯示了兩大世界500強企業的融合工作推進到實際操作層面。如果內部市場開拓有力,實現了“1+1>2”的效果,將為大型中央企業重組開辟整合融合的道路提供樣本。
推動國資向主業集中
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南日前表示,今年央企數量將被壓縮至100家以內,但這並不是最終目標,央企數量要根據“做強做優做大”的要求來確定。
李錦表示,2017年國企改革有望在規範中進行較大規模的並購重組,與混合所有制改革結合、與分類改革結合,有很多將會出現在央企與地方國企,或者央企與民企之間,2017年重組動作會比過去兩年都要大,也更加頻繁。
對於今年的央企重組思路,李錦認為,新一輪國企重組將會更加註重結構調整,推動國有資本向前瞻性、戰略性產業集中,向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優勢企業集中。同時扣住供給側改革的主線,清理退出一批國企,加快處置低效無效資產,淘汰落後產能,進而實現央企“瘦身健體”、結構優化、提質增效的目標。
張金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只吃不吐”就無法形成國有資產的良性流動和國有資本的有效增值。但如何平穩有序地處置應戰略性退出的業務,既需要企業的操作經驗和智慧,也需要制度和輿論的配合,目前仍是制約中央企業重組效果的難題。
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表示,經濟結構調整、壓縮過剩產能和清退“僵屍企業”都將為央企間重組整合提供新的機會,與此同時,國有企業改革的全面推行也將進一步“點燃”央企間重組整合步伐。
根據國資委的部署,多家央企也提出了自己的重組思路。比如國機集團董事長任洪斌表示,內部資源重組和對外聯合重組是國機集團今年的工作重點之一;而中國石油集團和中國南航集團則提出重點推進業務整合。
李錦認為,許多大型央企在原有業務重疊、多級法人體制的低效率弊端下,又增添嚴重的主業重疊和關聯交易,當前結構調整就是要解決央企“過長”、“過寬”的問題,向主業集中才能做優做強。
在剛剛過去的2016年,中儲糧與中儲棉、港中旅與國旅、中糧與中紡、中國建材與中材集團、寶鋼與武鋼等5對10家中央企業完成重組整合,中國航發集團成立,國資委監管企業戶數減少到102家。此外專業化整合和企業內部重組也取得了新進展。
2017年春運開始收尾,初步統計數據顯示,2017春節假期國內航空公司共執行航班8萬余班,運送旅客984萬人次,航班準點率提升。鐵路返程客流持續高位運行,2月13日,全國鐵路發送旅客980萬人次,同比增長9.8%。
第一財經記者從交通運輸部拿到的數據顯示,2月12日,春運第三十一天,全國鐵路、道路、水路、民航共發送旅客8253.2萬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長2.91%。其中鐵路發送旅客1010.1萬人次,增長9.9%;道路發送旅客6987萬人次,增長1.68%;水路發送旅客106.12萬人次,增長15.56%;民航發送旅客149.99萬人次,增長9.48%。
1月12日下午,福建省福州公交集團51路駕駛員郭秀梅在擦拭車窗。攝影/章軻
民航局數據顯示,2017春節假期國內航空公司共執行航班8萬余班,同比增長11.9%;運送旅客984萬人次,同比增長15.1%;提供座位數1283萬個,平均客座率83%。除夕(1月27日)和大年初一(1月28日)是旅客運輸最低谷,正月初二至初五(1月29日—2月1日)旅客運輸量逐步攀升,初六(2月2日)開始進入旅客返程高峰。
根據飛常準數據統計,節日期間,南方航空、東方航空和中國國際航空實際到港航班量分列前三。春節期間全國平均航班正常率85.6%,同比提高3.1%。春秋航空以94.10%準點率、吉祥航空以93.85%準點率、中國國際航空以92.14%準點率拿下準點率前三。
隨著航班量的增加及性價比提高,越來越多人熱衷春節出門過年。春節大數據顯示,2017年境內出行熱門航線主要集中在南方城市,排名前五的分別是西雙版納嘎灑飛昆明長水,深圳寶安往返上海虹橋,北京往返四川成都。
境外出行也以短途為主,主要集中在中國香港、日本大阪等亞洲城市,其中選擇出境的國內機場主要是上海浦東機場和北京首都機場。假期國際(港、澳、臺)航線中,上海浦東飛往中國香港、日本大阪關西機場的航班最多,實際執飛香港航班量為210架次,飛大阪關西機場的航班量為144架次。
從全國千萬級機場出港情況來看,相比去年同期,2017年出港準點率有所提升,延誤時長也有所改善。其中,西安鹹陽國際機場出港準點率最高,達到91.97%,廈門高崎機場的準點率最低,僅為60.47%。
延誤方面,大連國際機場起飛平均延誤時長12分鐘,延誤時間最短,同時也是延誤情況改善進步最大的機場(去年同期延誤時長高達63分鐘),其次是天津濱海國際機場、青島流亭國際機場和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延誤時間最長的海口美蘭機場,起飛平均延誤時長達到39.77分鐘。南方熱門旅遊目的城市機場成為延誤的重災區。
中國鐵路總公司公布的數據顯示,連日來,全國鐵路返程客流持續高位運行,2月13日,全國鐵路預計發送旅客980萬人次,同比增長9.8%。
2月12日,全國鐵路發送旅客1010.1萬人次,同比增加91萬人次,增長9.9%,運輸安全平穩有序。其中,上海鐵路局發送旅客180.4萬人次,同比增加12.6萬人次,增長7.5%;廣鐵集團發送旅客123.5萬人次,同比增加13.4萬人次,增長12.2%;成都鐵路局發送旅客93.9萬人次,同比增加7.7萬人次,增長9%;南昌鐵路局發送旅客89.8萬人次,同比增加11萬人次,增長13.9%;武漢鐵路局發送旅客77.7萬人次,同比增加5.3萬人次,增長7.3%。
中國鐵路總公司介紹,為應對持續客流高峰,鐵路部門增加運力方便旅客出行。2月13日,全國鐵路預計增開旅客列車840列,其中,跨鐵路局中長途旅客列車465列,鐵路局管內旅客列車375列。沈陽鐵路局增開長春至北京、沈陽至齊齊哈爾、烏蘭浩特至北京等熱門方向的旅客列車16列;西安鐵路局增開宣漢至上海、廣州方向務工專列,方便陜南外出務工旅客出行;南昌鐵路局增開南昌至廣州、深圳、上海等地的始發旅客列車27列;成都鐵路局增開去往北京、上海、廣州、福州等方向旅客列車59列。
鐵路部門提示廣大旅客,返程客流保持高位運行,已成功預訂但尚未取票的旅客,請盡量提前辦理取票手續,以免在取票高峰時因取票不及時而耽誤行程。春運期間,鐵路車站和列車加強了實名制車票查驗工作,請廣大旅客妥善保管好車票,在進站、乘車時保證票、證、人信息的一致性,以免影響出行。
“品牌驅動、目標用戶驅動、技術驅動”成為國產品牌三大溢價提升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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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國產智能手機平均售價從15年的1256.11元上漲到了1714元,與此同時,國產2500+以上中高端市場也迎來了歷史最大增幅。有接近7000的金立,也有標價3299卻一直被市場加價熱炒至萬元的美圖手機。在消費升級持續、匯率波動、BOM成本上升、國產品牌綜合競爭力進一步增強等多種因素的綜合疊加下,可以預見,2017年國產智能手機的漲價風潮必將持續,國產廠商們將會進一步上探中高端市場,以謀求更高的產品溢價。
但問題是:在中高端市場,與蘋果、三星相比,你有足夠的溢價籌碼讓消費者為之欣然買單嗎?
自2016年下半年開始,國產新品價格開始進入大幅上探期。華為、vivo、金立的旗艦產品紛紛踏上4000+市場,甚至其部分產品還走上了價格萬元的奢侈品路線,諸如華為Mate9保時捷設計版本一度被炒到了兩萬多元,而美圖T8這款自拍神器在未正式發布之前,因資源的稀缺,也從官方推出的5000元預約價一度被炒到了17999元的價位。
但這只是國產品牌溢價提升光鮮的一面,在光鮮之後,消費者面對國產產品價格的大幅提升,也有頗多的尷尬。特別是在高端市場,當國產的價格與蘋果、三星旗艦產品持平時,消費者發出最多的疑問是:如此價位,我為什麽不買蘋果、三星?
這也讓國產認識到:對於經歷多年“性價比”熏陶的消費者而言,讓其貿然接受國產的品牌溢價,其實並不容易,國產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打造出更多的溢價籌碼,以此打破消費者的認知囚牢。而從各大廠商在當下表現最為突出的溢價籌碼打造方式來看:“品牌驅動、目標用戶驅動、技術驅動”成為了頗具代表性的三大溢價提升之道。
“品牌驅動、目標用戶驅動、技術驅動”成為國產品牌三大溢價提升之道
1.品牌驅動型廠商——蘋果、華為
從智能手機市場來說,蘋果是最為明顯的品牌驅動型廠商,從在國產智能手機廠商中,當下的華為正在朝著品牌驅動不懈努力。
近來,我們看到,華為在其產品上開始更少的談論其產品配置,而更多的談論其產品所能代表的生活方式,對消費者更多的輸出品牌價值觀。在與之對應的營銷方略上,則是著重於“文化與科技的跨界合作,著力於華為生活方式的打造”。
2.目標用戶驅動型廠商——OPPO、vivo
而以OV為代表的廠商,則是走上了目標用戶驅動的道路。從OPPO、vivo這兩年來諸多舉措來看,我們能夠發現,他們更願意與年輕人打成一片,通過各種有趣的活動、營銷將自家產品推向年輕化用戶,向他們傳達其年輕、時尚、活力的品牌調性。
3.技術驅動型廠商——三星、小米、美圖
在品牌和目標用戶驅動之外,也有諸多廠商(諸如三星、小米、美圖等)在產品上著眼於技術驅動,欲求通過技術創新,在產品上創造出領先於當下同類產品的差異化功能特征,從而滿足當下正處於技術饑渴期的消費者求新求不同的消費訴求,通過“黑科技”來俘獲市場。
諸如三星,通過雙曲面屏幕、IP68級防塵防水等功能為其產品註入差異化特性,小米在小米MIX上,通過全面屏、全陶瓷機身、懸臂梁式壓電陶瓷聲學系統、超聲波距離感應器、榫、卯式結構設計打造“黑科技”,近期更是試圖通過自行設計CPU芯片來提高議價能力。
技術驅動型手機廠商中,美圖手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存在,它在自拍美顏上執著到底,剛剛發布的美圖T8上不僅在前置攝像頭上搭載光學防抖、雙像素對焦技術和雙攝像頭的廠商,還為之配備了可針對不同人臉、性別、年齡的差異性進行制定專屬美顏方案的AI美顏黑科技,使之成為真正的自拍神器。在別的AI都在下棋、預測天氣、醫療研究等高端行業時,美圖把AI加到了自拍美顏上,不得不說是這家註重顏值的公司對於科技的自我深入見解。
“品牌、目標用戶、技術驅動”三大溢價提升路徑優劣分析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不同的溢價提升之道,也有各自的優劣所在,認清自己所選道路的優劣,進行針對性的不足,對於品牌的均衡發展,有著莫大益處。
1.品牌驅動——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品牌不僅是識別標誌、更是精神象征與價值核心體現,其構建了消費人群的區隔。其能在消費者心中建立起極為明顯的強(正、負)認知,從而直接影響消費抉擇。
為什麽會這樣?原因在於更多的消費者在消費抉擇時,更傾向於作出低風險式、強認知的消費抉擇。換句話說:用戶更願意選擇自己熟悉的品牌,在社會上擁有更高品牌美譽度的產品。一旦一個品牌在消費者心中建立起強相關的品牌認知,這種認知就很難被改變,這一品牌就能更為輕松的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所以我們能夠看到:雖然蘋果在iPhone7發布之後,被科技業界一片看衰,但是在2017財年第一財季(iPhone7上市銷售首季)銷量依舊能夠同比提升5%,達到7829萬部,創造歷史新高。
這種認知強相關是品牌驅動的核心優勢所在,但它也恰恰是品牌驅動的隱憂所在。一方面是品牌認知容易畫地為牢,以靜態過往認知代替(忽視)品牌的動態發展,諸如,許多iPhone用戶對於安卓的認知還停留在卡頓時代,在智能手機時代,眾多消費者對於諾基亞的品牌認知,依舊是堅固耐用的功能機。而另一個方面則是當品牌走向下滑時,容易形成倒戈之勢,所謂愛得越深,傷得愈痛,兵敗如山倒。
2、目標用戶驅動:四兩撥千斤,但易品牌汙名化
目標用戶驅動,首先則是精準框定了產品的受眾範圍,明晰了產品受眾的核心需求——是年輕群體需要的時尚美感還是商務人士需要的成熟穩重等等。擺脫以往諸多功能疊加進行的試誤性探索,實現了從盲人摸象到精準瞄定。這一轉變,使其推出的產品,能夠快、準、狠的擊中用戶需求,直奔主題,讓廠商得以用最少的功能投入實現最大化的效果,可謂是事半功倍,四兩撥千斤。我們看到,OPPO在以往僅僅憑借“充電五分鐘、通話兩小時”這一功能就實現了超過三千萬的中端智能手機銷量。
但目標用戶驅動的軟肋則在於,其在消費市場中容易發生品牌汙名化。在現實中,消費者時常會對目標用戶驅動型廠商產生誤解,認為其本事只是在於其所具備的強大、精準的營銷推廣,利用信息不對稱賺取小白用戶的鈔票。而在品牌汙名化這方面,想必當下目標用戶驅動型的代表廠商——OPPO、vivo是深有感受。
3.技術驅動:秩序重建的基石,但技能冷卻時間長
技術作為產品發展的基石,在當下這個同質化時代,也是俘獲消費者最具效能的手段。通過技術支出,在產品上放大招,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改變消費認知,讓路人轉粉,形成新的市場風潮。
過往,蘋果利用多點觸控技術和應用商店將手機產業從功能機時代帶入智能手機時代,而在當下,我們也看到,因小米MIX的技術創新,使得小米形象得到了快速的提升,讓路人轉粉,一機難求;美圖因其在自拍領域的各種領先技術,使其新品能從官方擬定的5000元市場盲定價被一度炒到了簡直不科學的17999元價格高位。
而從另一方面來說,當下,技術驅動正處於黃金時期,我們能夠發現,過往的品牌認知秩序在當下正處於重建階段。若是此刻廠商們能夠善用新技術,在同質化時代促進消費體驗升級,那麽技術驅動者或將獲得品牌秩序重建的機會。
而技術驅動的最大制約則是:一次大招釋放之後,其技能的冷卻時間頗長,帶給消費者的技術震撼遵循逐漸衰弱路徑。新奇技術釋放,能夠在短時間內經驗無數消費者,帶來品牌的迅速提升,但從過往經驗來看,技術釋放發展路徑則是需要遵循“釋放——改進——成熟——淘汰”的周期循環。要進行持續不斷的技術釋放,帶給消費者持續的技術震撼,則需要具備深厚的技術底蘊積累。
寫在最後:
國產品牌們正欲求進入高溢價區間,但在固有消費認知的羈絆下,讓消費者在當下欣然為國產品牌付出高溢價,卻並非易事。在“品牌驅動、目標用戶驅動、技術驅動”這三條溢價提升路徑中,要真的說誰更可取,其實我更認為這是皆為可取之道。
對於廠商而言,最好的方式,是匯百家之精華,揚長避短。而從實際上來說,我們也看到,廠商對這三大溢價提升路徑的態度,並非是非此即彼,而是在綜合運用,只是這三大路徑在不同品牌中所占權重有所不同而已。在此,我們也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看到,在高端市場,國產品牌將於蘋果、三星這兩大勁敵平分秋色。
商業健康險全行業虧損的狀況並沒有隨著稅優健康險試點不斷擴容而發生改變。農工黨中央建議將現行稅優健康險的稅前扣除額從2400元/年提升至6000元/年,以進一步擴大參保人群,構建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
針對稅收優惠政策對健康險需求的激勵效果沒有達到預期的現狀,農工黨中央將向3日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提交《關於完善健康保險稅收優惠政策的建議》。
稅收商業險的利好還在持續出臺。目前一些地區陸續出臺政策,允許醫療保險個人賬戶資金用來購買商業保險。在這份提案中,農工中央還建議保險監管部門和社保部門聯合出臺規則,將基本醫保賬戶資金的使用更多定位於稅優健康保險產品。
提升現有稅收優惠額度
第一財經記者在2月27日農工黨中央召開的“兩會”情況通報會上了解到,2017年農工黨中央提交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提案39件,內容涵蓋醫藥衛生、生態環境、人口資源、精準扶貧、經濟發展、司法改革等領域。
農工黨中央參政議政部副部長王素芳表示,作為一個以醫藥衛生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環境保護和人口資源領域為主的參政黨,農工黨中央非常重視在“健康中國”領域的建言獻策。在這39件提案中,與“健康中國”相關的有14件,占到提案總數的36%。
2015年5月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開展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試點,對個人購買這類保險的支出,允許在當年按年均2400元的限額予以稅前扣除。同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保監會聯合發布《關於開展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政策試點工作的通知》,決定於2016年1月1日在全國31個城市開展試點。
稅優健康險在試點這一年多以來並沒有迎來業內預期的爆發式增長。截至2016年底,共有23家保險公司經監管部門審核獲得稅優健康保險經營資格。與機構獲批擴容速度不相匹配的是稅優健康險在市場上的銷售情況並不理想,保費規模不足一億元,參保人數只有數萬人,稅優健康險漸漸成為保險機構產品線上的“雞肋“。
《關於完善健康保險稅收優惠政策的建議》認為,稅優健康保險業務規模有限,保障人群範圍不足是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截至2016年11月,全國稅優健康保險承保44035人,保費規模7124萬元,人均保費僅為1618元,還沒有用足每人每年2400元的額度。
提案認為,稅收優惠政策對保險需求的激勵效果沒有達到預期的首要原因是稅收優惠額度偏低,激勵效果不明顯。因此亟須提升現有稅收優惠額度。
提案稱,目前2400元/年的稅前扣除額度偏低,國際經驗顯示,發達國家一般同類政策的稅收減免額度大體為平均工資水平的10%左右。按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全國平均工資數據,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2029元,相應的我國減免額度應為6000元/年左右為宜。
提案認為,當前稅優健康險存在的其他問題還包括社保配套政策缺失,無法有效銜接現有社保的規模優勢;稅收減免實際操作流程尚未順暢;試點城市開放較少,受眾群體狹窄;產品推廣力度不夠,消費者缺乏認知等。
允許醫保個賬資金購買稅優險
長期以來,職工醫保個人賬戶支付範圍一直嚴格管理,賬戶資金余額沈澱龐大,使用效率不高。
為了提高個人賬戶資金的效率,今年1月1日起,上海職工醫保個人賬戶歷年結余資金可以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專屬產品。除上海之外, “十三五”期間各省(市)紛紛出臺政策,放寬個人賬戶資金使用範圍,允許用來購買商業保險。
提案建議充分把握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個人賬戶改革的契機,進一步擴大稅優健康保險參保人群。目前保險市場上商業健康保險產品數量巨大,質量參差不齊,而稅優健康保險產品由於其費率和條款受嚴格監管,是保障功能最全面、價格最合理的產品。
提案還建議保險監管部門和社保部門聯合出臺規則,將基本醫保賬戶資金的使用更多定位於稅優健康保險產品,同時通過家庭參保的方式,將保障人群擴展到職工直系親屬,有效解決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化解“因病致貧、因病返貧”風險。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郭廣昌今年的提案之一,是建議在繼續深化供給側改革中,應當加大對傳統產業向C2M模式轉型的鼓勵和支持,從全方位、全覆蓋、產業鏈全過程、全社會管理等角度推動C2M案例的落地,並以此為抓手為構建全社會2.0版的智慧經濟體。
郭廣昌指出,我國經濟正處於一個主動換檔的階段。在這種經濟新常態下,經濟存在繼續穩步增長的動力,但仍面臨著制約發展的瓶頸,如:部分產業的產能落後和絕對過剩,以及供應和需求雙方的錯位和失衡等。
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必然選擇,其核心要素是增強供給側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提高供給體系的適宜性和有效性,逐步消滅盲目生產,加大有效供給和中高端供給,滿足消費者差異化的個性需求。
如何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郭廣昌認為其中一條實現路徑是C2M模式。C2M,即消費者到創造,是基於互聯網對產業的滲透,無縫打通客戶需求和設計、制造和服務,構建一種新型的供需關系。
通過C2M的模式,可以實現:(一)生產與消費者的直接觸達和交互;(二)消滅無用的中間環節,並引導、優化新需求結構;(三)提升供應鏈效率,讓傳統制造轉變為適應新需求、個性化需求的柔性化、智慧化、低成本的生產。與此同時,當大多數企業轉型為C2M模式時,全社會智能化程度將大大提高,我國經濟也將成為更加靈活、高效的智慧經濟體。
郭廣昌指出,在走訪調研中,通過對具體案例的了解,發現C2M模式具有以下四個特點:
(一)C2M模式要以互聯網為渠道直接觸達客戶需求,這是中國經濟的優勢。中國互聯網經濟占GDP比重早已超過美國,中國互聯網及相關產業在全球擁有著明顯領先優勢。而C2M模式中,服務或生產者與消費者產生直接交互,最方便的渠道就是互聯網,尤其通過在某一垂直領域有巨大影響力的流量入口。比如總部位於北京的某全球最大母嬰社區,最大優勢就是能及時了解消費者的需求更新。在此基礎上,他們與傳統制造業合作,研發推出如孕婦專用無刺激漱口水等新產品,以滿足不斷升級的新需求。
(二)C2M模式實際是對供應鏈的智慧化重構和對生產鏈的柔性化升級。生產端能夠高效快速、低成本、大規模的適應客戶的柔性化需求,一定要對整個供應鏈進行重構,包括信息流、資金流和物流都要更加互聯網化、智慧化、柔性化。比如杭州某互聯網家裝企業,其優勢在於完整建立了一套從工廠到現場的供應鏈信息系統和供應體系。消費者與設計師共同在電腦前選擇風格並下單,1:1可見即可得,且個性化配件直接從工廠發往施工地點,效率比傳統家裝大大提高。
(三)C2M模式可更加高效的促成需求與供給匹配,尤其針對個性化、中高端需求的服務質量將大大提升。C2M模式不僅可對制造業進行升級改造,同樣也可以在金融、健康等服務業中加以應用。比如國內某新設健康險與醫養機構深度結合,根據消費者的需求設計出面向不同人群和不同疾病的差異化險種,並倒逼醫養機構為患者提供更有針對性的診療和看護服務,從而打造更加精細化的服務型C2M閉環。同樣在醫療服務領域,像烏鎮互聯網醫院等創新模式也通過線上、線下打通來遠程服務患者。這打破了地域限制,讓醫療資源得到最大效率應用,也是C2M模式的具體表現。
(四)C2M模式不僅存在於個別領域,還可向全產業推廣。C2M模式的核心在於直接觸達客戶的能力和供應鏈的重構能力,讓生產和服務可以柔性、高效和低成本地滿足客戶快速變化的個性化需求。這也正是供給側改革中對企業的要求。因此,C2M模式可向全產業推廣。如山東某男裝企業經過13年的研發,終於打通了服裝行業的C2M改造之路;現在,除其自身應用C2M模式不斷升級外,還將理念和模式對外輸出,幫助服裝、家俱、裝修、化妝品等多個大類60多家企業進行了C2M改造。
因此,郭廣昌建議在繼續深化供給側改革中,應當加大對傳統產業向C2M模式轉型的鼓勵和支持,從全方位、全覆蓋、產業鏈全過程、全社會管理等角度扶持典型C2M案例的落地,並以此為抓手為構建全社會2.0版的智慧經濟體:
(一)以C2M模式構建智慧經濟體2.0,企業是主體,要主動擔當;政府要主導,只有政府主導才能在更大範圍內推廣。因此政府應首先著力扶持一批典型C2M模式企業,形成示範帶動效應。
(二)著力倡導自主創新,形成一批清新的供給側價值新文化,反對低質、劣質、假貨支撐的絕對低價邏輯,塑造中國制造的新形象。
(三)建議進一步鼓勵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主動全球整合資源,並支持這些將這些海外項目帶回中國發展。特別對與C2M模式和智慧經濟體相關的技術、品牌和渠道資源整合給予重點關註和支持。
“品牌驅動、目標用戶驅動、技術驅動”成為國產品牌三大溢價提升之道
本文由鄰章(微信ID: kejilinzhang)授權i黑馬發布。
2016年,國產智能手機平均售價從15年的1256.11元上漲到了1714元,與此同時,國產2500+以上中高端市場也迎來了歷史最大增幅。有接近7000的金立,也有標價3299卻一直被市場加價熱炒至萬元的美圖手機。在消費升級持續、匯率波動、BOM成本上升、國產品牌綜合競爭力進一步增強等多種因素的綜合疊加下,可以預見,2017年國產智能手機的漲價風潮必將持續,國產廠商們將會進一步上探中高端市場,以謀求更高的產品溢價。
但問題是:在中高端市場,與蘋果、三星相比,你有足夠的溢價籌碼讓消費者為之欣然買單嗎?
自2016年下半年開始,國產新品價格開始進入大幅上探期。華為、vivo、金立的旗艦產品紛紛踏上4000+市場,甚至其部分產品還走上了價格萬元的奢侈品路線,諸如華為Mate9保時捷設計版本一度被炒到了兩萬多元,而美圖T8這款自拍神器在未正式發布之前,因資源的稀缺,也從官方推出的5000元預約價一度被炒到了17999元的價位。
但這只是國產品牌溢價提升光鮮的一面,在光鮮之後,消費者面對國產產品價格的大幅提升,也有頗多的尷尬。特別是在高端市場,當國產的價格與蘋果、三星旗艦產品持平時,消費者發出最多的疑問是:如此價位,我為什麽不買蘋果、三星?
這也讓國產認識到:對於經歷多年“性價比”熏陶的消費者而言,讓其貿然接受國產的品牌溢價,其實並不容易,國產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打造出更多的溢價籌碼,以此打破消費者的認知囚牢。而從各大廠商在當下表現最為突出的溢價籌碼打造方式來看:“品牌驅動、目標用戶驅動、技術驅動”成為了頗具代表性的三大溢價提升之道。
“品牌驅動、目標用戶驅動、技術驅動”成為國產品牌三大溢價提升之道
1.品牌驅動型廠商——蘋果、華為
從智能手機市場來說,蘋果是最為明顯的品牌驅動型廠商,從在國產智能手機廠商中,當下的華為正在朝著品牌驅動不懈努力。
近來,我們看到,華為在其產品上開始更少的談論其產品配置,而更多的談論其產品所能代表的生活方式,對消費者更多的輸出品牌價值觀。在與之對應的營銷方略上,則是著重於“文化與科技的跨界合作,著力於華為生活方式的打造”。
2.目標用戶驅動型廠商——OPPO、vivo
而以OV為代表的廠商,則是走上了目標用戶驅動的道路。從OPPO、vivo這兩年來諸多舉措來看,我們能夠發現,他們更願意與年輕人打成一片,通過各種有趣的活動、營銷將自家產品推向年輕化用戶,向他們傳達其年輕、時尚、活力的品牌調性。
3.技術驅動型廠商——三星、小米、美圖
在品牌和目標用戶驅動之外,也有諸多廠商(諸如三星、小米、美圖等)在產品上著眼於技術驅動,欲求通過技術創新,在產品上創造出領先於當下同類產品的差異化功能特征,從而滿足當下正處於技術饑渴期的消費者求新求不同的消費訴求,通過“黑科技”來俘獲市場。
諸如三星,通過雙曲面屏幕、IP68級防塵防水等功能為其產品註入差異化特性,小米在小米MIX上,通過全面屏、全陶瓷機身、懸臂梁式壓電陶瓷聲學系統、超聲波距離感應器、榫、卯式結構設計打造“黑科技”,近期更是試圖通過自行設計CPU芯片來提高議價能力。
技術驅動型手機廠商中,美圖手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存在,它在自拍美顏上執著到底,剛剛發布的美圖T8上不僅在前置攝像頭上搭載光學防抖、雙像素對焦技術和雙攝像頭的廠商,還為之配備了可針對不同人臉、性別、年齡的差異性進行制定專屬美顏方案的AI美顏黑科技,使之成為真正的自拍神器。在別的AI都在下棋、預測天氣、醫療研究等高端行業時,美圖把AI加到了自拍美顏上,不得不說是這家註重顏值的公司對於科技的自我深入見解。
“品牌、目標用戶、技術驅動”三大溢價提升路徑優劣分析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不同的溢價提升之道,也有各自的優劣所在,認清自己所選道路的優劣,進行針對性的不足,對於品牌的均衡發展,有著莫大益處。
1.品牌驅動——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品牌不僅是識別標誌、更是精神象征與價值核心體現,其構建了消費人群的區隔。其能在消費者心中建立起極為明顯的強(正、負)認知,從而直接影響消費抉擇。
為什麽會這樣?原因在於更多的消費者在消費抉擇時,更傾向於作出低風險式、強認知的消費抉擇。換句話說:用戶更願意選擇自己熟悉的品牌,在社會上擁有更高品牌美譽度的產品。一旦一個品牌在消費者心中建立起強相關的品牌認知,這種認知就很難被改變,這一品牌就能更為輕松的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所以我們能夠看到:雖然蘋果在iPhone7發布之後,被科技業界一片看衰,但是在2017財年第一財季(iPhone7上市銷售首季)銷量依舊能夠同比提升5%,達到7829萬部,創造歷史新高。
這種認知強相關是品牌驅動的核心優勢所在,但它也恰恰是品牌驅動的隱憂所在。一方面是品牌認知容易畫地為牢,以靜態過往認知代替(忽視)品牌的動態發展,諸如,許多iPhone用戶對於安卓的認知還停留在卡頓時代,在智能手機時代,眾多消費者對於諾基亞的品牌認知,依舊是堅固耐用的功能機。而另一個方面則是當品牌走向下滑時,容易形成倒戈之勢,所謂愛得越深,傷得愈痛,兵敗如山倒。
2、目標用戶驅動:四兩撥千斤,但易品牌汙名化
目標用戶驅動,首先則是精準框定了產品的受眾範圍,明晰了產品受眾的核心需求——是年輕群體需要的時尚美感還是商務人士需要的成熟穩重等等。擺脫以往諸多功能疊加進行的試誤性探索,實現了從盲人摸象到精準瞄定。這一轉變,使其推出的產品,能夠快、準、狠的擊中用戶需求,直奔主題,讓廠商得以用最少的功能投入實現最大化的效果,可謂是事半功倍,四兩撥千斤。我們看到,OPPO在以往僅僅憑借“充電五分鐘、通話兩小時”這一功能就實現了超過三千萬的中端智能手機銷量。
但目標用戶驅動的軟肋則在於,其在消費市場中容易發生品牌汙名化。在現實中,消費者時常會對目標用戶驅動型廠商產生誤解,認為其本事只是在於其所具備的強大、精準的營銷推廣,利用信息不對稱賺取小白用戶的鈔票。而在品牌汙名化這方面,想必當下目標用戶驅動型的代表廠商——OPPO、vivo是深有感受。
3.技術驅動:秩序重建的基石,但技能冷卻時間長
技術作為產品發展的基石,在當下這個同質化時代,也是俘獲消費者最具效能的手段。通過技術支出,在產品上放大招,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改變消費認知,讓路人轉粉,形成新的市場風潮。
過往,蘋果利用多點觸控技術和應用商店將手機產業從功能機時代帶入智能手機時代,而在當下,我們也看到,因小米MIX的技術創新,使得小米形象得到了快速的提升,讓路人轉粉,一機難求;美圖因其在自拍領域的各種領先技術,使其新品能從官方擬定的5000元市場盲定價被一度炒到了簡直不科學的17999元價格高位。
而從另一方面來說,當下,技術驅動正處於黃金時期,我們能夠發現,過往的品牌認知秩序在當下正處於重建階段。若是此刻廠商們能夠善用新技術,在同質化時代促進消費體驗升級,那麽技術驅動者或將獲得品牌秩序重建的機會。
而技術驅動的最大制約則是:一次大招釋放之後,其技能的冷卻時間頗長,帶給消費者的技術震撼遵循逐漸衰弱路徑。新奇技術釋放,能夠在短時間內經驗無數消費者,帶來品牌的迅速提升,但從過往經驗來看,技術釋放發展路徑則是需要遵循“釋放——改進——成熟——淘汰”的周期循環。要進行持續不斷的技術釋放,帶給消費者持續的技術震撼,則需要具備深厚的技術底蘊積累。
寫在最後:
國產品牌們正欲求進入高溢價區間,但在固有消費認知的羈絆下,讓消費者在當下欣然為國產品牌付出高溢價,卻並非易事。在“品牌驅動、目標用戶驅動、技術驅動”這三條溢價提升路徑中,要真的說誰更可取,其實我更認為這是皆為可取之道。
對於廠商而言,最好的方式,是匯百家之精華,揚長避短。而從實際上來說,我們也看到,廠商對這三大溢價提升路徑的態度,並非是非此即彼,而是在綜合運用,只是這三大路徑在不同品牌中所占權重有所不同而已。在此,我們也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看到,在高端市場,國產品牌將於蘋果、三星這兩大勁敵平分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