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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十條”的神秘前傳毒地修複：百余國家試點，到底試了什麽

（農健/圖）

旨在修複毒地的“土十條”國家行動計劃即將頒布，在此之前，國家已在全國各地實施了名目繁多的試點，但大多都秘而不宣。“是到了梳理的時候了。客觀地評估示範成果，總結經驗、反省過失，是修複行業走向成熟的理性選擇。”

“這可是敏感詞啊！”2015年，國家重金屬汙染防治重點區域競爭性評審項目下發了28億元資金，第一個開工的是雲南省陸良縣歷史堆存渣場汙染土壤修複治理項目。但這個在2011年因非法傾倒鉻渣而引起全國媒體關註的縣城拒絕了采訪。

在全國土壤汙染總點位超標率已高達16.1%的局勢下，旨在指導土壤修複的《土壤汙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簡稱“土十條”）頒布在即。可是，那些年動輒耗資數億元的土壤修複試點，目前大多秘而不宣。

“項目才剛剛開始招投標，你們明年再來采訪吧。”湖南省懷化市辰溪縣、東安縣、雲南省紅河州元陽縣均獲得了2015年重金屬汙染土壤修複治理示範項目資金，但都婉拒了采訪。

土壤汙染修複分為場地、耕地和礦區，在公開稱謂上，它們大都被定義為“某地塊”。南方周末記者根據公開資料，搜尋了多個試點項目，發現它們有的是上世紀開礦的礦區，比如湖北大冶、廣西河池。有的是電鍍區、電子垃圾拆解地，如珠三角、浙江臺州。有的是鉛蓄電池生產地，比如重慶市巴南區、浙江長興縣。有的曾是鉻鹽產地，比如青海湟中。有的只是單純的汙水直排灌區，比如甘肅白銀。

實際上，專事土壤修複的示範項目並不多，更多的是其他類型的國家專項里，會涉及土壤修複。據南方周末記者根據公開資料不完全統計，類似的試點項目有上百個。

連名字都如此敏感，相應的試點總結更難得一見。南方周末記者遍訪試點相關人員，以管窺試點的經驗得失。

“是到了梳理的時候了”

2004年，北京宋家莊地鐵站施工工人中毒，中國的毒地問題開始受到重視。但要找到中國第一個土壤修複的試點卻不容易。

中環循環境技術中心主任龔宇陽印象中，2007年前後開始的重慶天原化工場地修複項目應該是國內第一個從汙染調查、風險評估，到修複和驗收的完整案例。項目後被評為環保部科技進步二等獎，也是中國汙染場地修複項目的第一個獎。

2009年涉足土壤修複領域的廣西博世科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稱參與了多個國內“第一”的項目。全國最大的北京建工環境修複有限責任公司則認為其在2012年承擔的原武漢染料廠生產場地複合汙染修複，是國家發改委首個重金屬汙染土壤治理與修複試點示範工程。

多個項目自稱“首家”並不為奇，因為這些國字頭的試點名目紛繁，甚至還包括“資源枯竭城市轉型”，它們不一定是土壤專項，但土壤修複是不可缺少的一環。

比如，試點項目治理的汙染物不同，有的是重金屬，有的是有機物，還有的是複合汙染。範圍也不同，有的是地域性的，比如湘江流域重金屬汙染治理實施方案；有的是跨區域的，比如南水北調工程水源地水質安全保障。分管的單位也包括發改委、農業部和環保部等，甚至在環保部內部還來自不同的部門。

同一個地區也可申請多筆資金，很難歸屬於某個示範項目。據當地提供的資料，比如在湖南省湘潭市嶽塘區，重金屬汙染治理、全國老工業基地整體搬遷項目節能減排綠色搬遷專項、工礦棚戶區搬遷改造……多個項目都給竹埠港工業園區治理提供了資金，每一筆資金均以千萬甚至億元計數。

這些年國家資助了哪些項目，起到了什麽示範作用？多位受訪者表示：範圍太大、內容太多，很難理清。

“是到了梳理的時候了。”龔宇陽說，“客觀地評估示範成果，總結經驗、反省過失，是修複行業走向成熟的理性選擇。”他記得業內人士多次呼籲梳理已有的試點，環保部固廢中心曾試圖出版示範項目的案例集，中環循還曾交過案例，但至今尚未見出版。

工業地塊：“小而嚴”

根據已有報道，場地（指工業地塊，集中在城市）和耕地是“土十條”關註的重點。場地修複的相關試點，從技術到管理以及資金，都已積累了不少經驗。

“小而嚴”是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到的場地修複試點的特點。比如在大地益源修複有限公司總經理辜曉平的印象中，公司承擔過江蘇溧陽農藥場地修複。公司通過招投標拿到這個世界銀行的項目，雖只有300萬元，卻使用了四種技術，方案由環保部委托南京環科所設計，驗收由環保部組織。

當時沒有相關技術與標準的導則，只能參考國際標準，試點中的經驗對以後的工作仍大有裨益。比如在工廠拆遷之前，修複公司就要進入，以防止拆遷過程中造成二次汙染。參與評估的龔宇陽點評說，這次示範最大亮點是首次解決了農藥生產設施的無害化處理問題，最終還出了導則。

項目在信息公開上也有啟示。“施工之前要求公告周邊百姓，我們在做什麽，怎麽做。”辜曉平記得一開始要公告時，大家還有顧慮，怕引起恐慌，結果公眾很支持。所以在後續項目中，公司都會找來當地政府各個部門、街道辦，告知修複情況，甚至還安排修複的參觀路線。

在湖南，重金屬土壤修複的規範流程已日臻嫻熟。湖南凱天重金屬汙染治理工程有限公司總工史學峰發現，在2009年剛剛啟動時，企業的利潤還比較高。現在業主對於流程已相當熟悉，連征地、搬遷費用都愈發規範，工程公司的利潤低多了。以前還曾出現農民為了一棵橘子樹的補償而阻工，得當地政府出頭幫忙協調，現在則少得多。

進一步的，不僅是修複項目，場地修複在管理上也有試點。2014年環保部選擇了湖南、重慶以及江蘇常州、靖江開展汙染場地環境監管試點工作。環保部曾向媒體解釋過試點的背景：“我們選取了一個省、一個直轄市、一個地級市和一個縣級市作為試點，這些試點的共同點在於其前期基礎工作開展得比較好，如果這些試點成效顯著，我們將擇機向全國推廣。”

這也是南方周末記者唯一找到的針對土壤修複監管的試點項目。

江蘇聖泰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理楊軍就記得，在公司中標修複的汙染場地中，靖江當地的環保部門不知道如何驗收，還委托了環保部的專家編制了驗收表。

重慶在2015年排查出疑似汙染場地387塊，湖南省環保廳提供的數據也顯示，湖南篩查出891個重金屬汙染場地，分級排序建立了重金屬汙染場地數據庫。

這些都已經和“土十條”摸清底數、開展詳查的要求非常接近。“為下一步建立潛在汙染場地清單信息數據庫及‘土十條’項目儲備庫提供了支撐。”重慶市環保局回複稱。

而在國家相關的標準還沒有修訂之前，湖南和重慶的管理辦法和地方標準都已先行頒布。

耕地：敏感、無定論

因可轉為城市建設用地，汙染場地修複的商業模式已較為清楚，這些年來的國家試點項目已經減少。對於耕地而言，專門的土壤修複的項目不多，主要依托於重金屬汙染防治。

2013年，在廣西河池，歷時兩年的“大環江河流域土壤重金屬汙染治理工程項目”一期工程耗資兩千多萬元，修複了1280畝受到砷、鉛、鎘、鋅等重金屬汙染的農田，被媒體解讀為“環江模式”。

作為技術支撐單位負責人，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複研究中心主任陳同斌認為環江從技術和產業模式上都有了探索——政府主導，科技支撐，企業參與，農民實施的模式把各個利益相關方都調動了起來。

不過，相較於場地，耕地修複的經驗要少得多，在有著“鎘米”難題的湖南亦是如此。據凱天重金屬汙染治理工程有限公司技術副總經理李娟介紹，湖南的耕地都還在做試點，沒有成熟的技術和模式，規模都不大。公司計劃今年以1000畝為單位，在修複的耕地上種植有機食品提高價格，逐步推廣。

其他的重金屬示範區也嘗試修複耕地，但最終還是因為成本太高而放棄。在銅產量連續18年同行業全國第一的甘肅白銀，廢水汙灌造成了流域七千多畝農田重金屬嚴重汙染。雖然獲得了7.2億元的專項基金，但用於農田修複的並不多，只修複了65畝農田，因每畝成本高達10萬元而未能大規模推廣。

“我們想尋找既經濟又實用的技術來治理農田，但國家並沒有明確的技術和標準。”白銀市環保局總工張瓊說，“修複完以後雖然重金屬不超標了，所用的試劑會不會形成二級汙染？是不是可能比重金屬還嚴重？這些都沒有定論。”

多位專家表明，國外幾乎沒有耕地汙染，無法借鑒經驗，而國內已有科研成果的應用也不多。比如“農業面源和重金屬汙染農田綜合防治與修複技術研發”重點專項2016年度申報指南就直接指出：我國在近十年中針對農業面源和重金屬汙染形成的理論和技術多數僅停留在“實驗室”和“論文”里。

相較於場地，耕地示範區的另一特點是地偏，敏感，大部分地區不太願意接受采訪。

環保組織申請信息公開也杳無音信。湖南省環保組織曙光環保在實地調研後發現了一些問題，便三次向當地環保局申請《石門雄黃礦區砷汙染綜合治理工程（一期、二期）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報告》，但都沒有回應。

陳同斌坦陳，環江農田土壤修複的效果，驗收結果，錢花的是否合理，都有第三方監理和評估報告。但項目涉及到局部地區汙染信息，而且管理部門也沒有要求公開。“不是對土壤數據保密，而是擔心公開農產品質量數據，會造成不良影響。”陳同斌說，“以後如果項目管理公開，可能會向公眾公開。”

陳同斌覺得，環江農田修複工程除了取得技術和工程突破外，吸引廣泛農民參與土壤修複活動，同時還取得良好社會效益尤為重要。項目的實施還獲得了精神文明典範。環保部曾在環江召開“農田土壤修複現場會”。

國家“ 土十條”即將開啟我國土壤修複新時期。（CFP/圖）

評估不足，修複過度

根據《十三五規劃綱要》，“十三五”期間要完成100個農用地和100個建設用地的汙染治理試點，建立六個示範先行區。這些內容很可能也會在“土十條”中體現。

這六個示範區包括貴州銅仁、廣西河池、廣東韶關、湖南常德、浙江臺州以及湖北黃石。據專家介紹，這些試點都有前期技術儲備和實驗，比較成熟，故抽出來作為重中之重來支持。

修複產業界對於迫在眉睫的“土十條”非常期待，卻也表示了擔憂。反映最多的是前期評估不足以及後期的過度修複。

前期評估好比去醫院看病。在臺灣，評估要占到土壤修複一半的時間和精力。但現在國內項目申報期限都很短，導致前期評估工作不夠細致，後面的工程實施難免有出入。“如果診斷得不對，很可能將小感冒誤診為大手術，明明是大腿有毛病，卻把胳膊切了。”高能環境修複公司副總經理馮國傑說。

不僅時間短，評估工作在國家撥款之前就要啟動，需要事先墊資。所以在項目批下來之前，評估公司的積極性並不高，最終只能是地方政府墊資。“得探索模式調動第三方評估公司的積極性，不然在重點汙染區域，十幾個項目的評估都要地方政府墊資，根本墊不起。”史學峰說。

對於修複到什麽程度就足夠了，企業也是沒底。多位受訪企業人士表示，目前的試點中存在過度修複的情況——如果該場地是用作展覽會用地甚至公共綠地，並不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而在一些偏遠地區，非耕地的土地上切斷汙染源，做好生態恢複就已足夠。“不是修幹凈，而是減少到可以接受的風險水平。”龔宇陽強調。

對於基層環保部門來說，在示範之外，更希望得到監管方面的指導。“土壤修複這塊，我們確實是門外漢，我們學到的知識和接下來的工作不配套，有點著急。”浙江省長興縣環保局汙防科科長俞文傑說。在被列為國家重金屬汙染防治重點區域的浙江省長興縣，如何開展鉛蓄電池關閉場地治理修複工作，迫切需要技術指導和支持。

陳同斌希望“土十條”中的示範區可以建立起一系列管理模式和制度，如果這樣區域性試點取得成功，就可以為提供可複制到全國其他地方的經驗。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有關部門要篩選和推薦成熟技術，多組織現場會和培訓會，也要加強宣傳教育和正確引導，“我們要告訴老百姓土壤汙染的問題和危害，但也要讓他們建立這樣的意識：土壤修複好比量大面廣的慢性病，有的可以治療，但不會短時間解決，需審慎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