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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部分互聯網金融產品具系統重要性，將探索納入MPA

（21世紀經濟報道/圖）

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持續開展，下一步監管走向何方？

8月4日晚，央行在《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2017）》中表示，應以專項整治為契機，建立健全法律法規體系，完善金融監管機制，加強自律約束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建設，營造鼓勵創新、規範運作、有序競爭、服務實體的互聯網金融發展新局面，進一步發揮互聯網金融在支持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值得註意的是，對於具體措施，央行提出，探索將規模較大、具有系統重要性特征的互聯網金融業務納入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對其進行宏觀審慎評估，防範系統性風險。

此前，從2016年起，央行對商業銀行將現有的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和合意貸款管理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簡稱MPA），重點考慮資本和杠桿情況、資產負債情況、流動性、定價行為、資產質量、外債風險、信貸政策執行等七大方面。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這是央行首次提出探索將將規模較大、具有系統重要性特征的互聯網金融業務納入MPA。此前，“系統重要性”這一概念主要用於對大型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的監管。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金融監管反思“大而不倒”問題提出監管理念，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多次開展組織了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G-SIBs）的評定。銀監會於2014年印發《商業銀行全球系統重要性評估指標披露指引》。

7月25日，央行在《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7）》中表示，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強化金融監管協調，統籌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統籌監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礎設施，統籌負責金融業綜合統計，推動建立更為規範的資產管理產品標準規制，形成金融發展和監管強大合力，補齊監管短板，避免監管空白。

8月4日，央行在《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2017）》中表示，互聯網金融領域的風險點，除了證照不全、違規經營，風險管控不足，市場存在無序競爭等因素之外，部分互聯網金融產品已具有系統重要性影響，需要防範順周期波動和風險的跨市場傳染。

除了探索將規模較大、具有系統重要性特征的互聯網金融業務納入MPA，央行還提出其他四項意見。

一是加快完善互聯網金融安全等方面的政策體系，建立互聯網金融技術行業及國家標準，制定互聯網金融領域的金融數據安全使用管理辦法，構建維護互聯網金融安全的技術體系。

二是按照“分類控制，分照管理”原則，加強監管協調聯動，建立健全互聯網金融的準入、退出機制和運行規範，為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充分發揮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與地方協會的作用，強化行業自律管理，搭建統一、公開的互聯網金融信息披露平臺。構建以商業銀行作為第三方資金托管的機制，進一步完善互聯網金融消費權益保護體系，切實加強互聯網金融投資者權益保護。

四是加快金融科技在金融服務中的應用，讓金融服務惠及更多領域，提升金融服務效率，推進普惠金融發展。

2015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等十部委聯合印發了《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2016年4月，全國各省市開展了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整治工作按照“打擊非法，保護合法；積極穩妥，有序化解；明確分工，強化協作；遠近結合，邊整邊改”的原則，重點對P2P網絡借貸和股權眾籌業務、通過互聯網開展資產管理及跨界從事金融業務、第三方支付業務、互聯網金融領域廣告等四個大的方面開展重點專項集中整治。

央行表示，經過前一階段整治工作的有效推進，目前互聯網金融風險總體可控，行業規範發展逐步實現。在專項整治工作推動下，部分不規範平臺主動退出經營或停業整改，部分不合法平臺逐步被清理，尤其是《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關於實施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集中存管有關事項的通知》等政策逐步落地，監管工作有序開展，互聯網金融平臺運營的規範性、透明性有所提高，在歷經一輪行業“洗牌”之後，一些創新規範平臺將脫穎而出，逐步走上規範發展的道路。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垃圾分類立法的廣州探索

廣州街頭的垃圾分類箱。（南方周末記者 馮飛/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9月14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源頭減量，生態補償 垃圾分類立法的廣州探索》）

共享單車、快遞、外賣等帶來大量廢棄金屬、塑料，難以回收。解決這一問題的一個有效途徑是按照生產者延伸責任，通過經濟杠桿或者法律促使生產商負責回收廢棄物。

立法會對再生資源回收企業做專門的規定，而對該行業進行補貼的呼聲也在立法咨詢過程中頻頻傳出。

立法很可能會以生態補償作為突破口，為鄰避問題提供化解工具。

2017年9月初，三家外賣平臺被環保組織告上法庭，理由是這些企業在沒有征求消費者意見的情況下過度提供一次性餐具，造成資源浪費和環境汙染。

這起環境公益訴訟也讓垃圾問題再次進入公眾視野。垃圾分類在國內城市已經開展多年，但也一直被詬病“原地踏步”。

2016年，垃圾分類被國家領導層提升到“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突出問題”的高度，從中央到地方又重新發力，開始尋求新的突破。而廣州作為全國第一批生活垃圾分類示範城市，計劃出臺可能是全國第一部專門針對垃圾分類的法律，審議工作已經進入沖刺階段。“圍觀”此立法過程，可以為垃圾分類這一老話題提供新思路。

從末端治理到源頭減量

本次立法，一大亮點是從立法原則和條款上凸顯源頭治理。此次立法在咨詢過程中，就有專家擔心，新法能否超越過去偏重末端處置的傳統垃圾治理思路，真正體現垃圾分類所強調的源頭減量和前端幹預理念。

從各種渠道匯總的信息來看，新法不僅會在指導原則上強調源頭減量，還會設置一系列體現這一原則的條款。

例如，與源頭減量理念相對應，建立體現“誰汙染誰付費；多汙染多付費”原則的垃圾處理收費體系在立法咨詢過程中被強烈建議。

我國自來水費中包括了汙水處理費，但是垃圾收費始終未與垃圾產生量對接。廣州過去幾年一直嘗試改革過去一刀切的垃圾處理收費，想通過經濟杠桿促進源頭減量。這次立法很可能會對垃圾處理收費改革提供新的動力。

近年來新興的互聯網商業模式，比如共享單車、快遞、外賣等，也帶來大量廢棄金屬、塑料，難以回收。解決這一問題的一個有效途徑是按照生產者延伸責任，通過經濟杠桿或者法律促使生產商負責回收廢棄物，這也是源頭減量原則的充分體現。

生產者回收責任早已有之，但這項針對電子產品以及其他強制性回收產品和包裝物的政策也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

廣州此次立法的另一個亮點，就是強調產品生產者回收責任。新法會重點規定生產者應避免過度包裝，並且承擔廢棄包裝的回收和利用責任。目前的爭論集中在，如何將新興行業包含進來，是否要將建立有生產者參與的回收基金寫入條款。

為再生資源回收行業輸血

對政府大力推動垃圾分類政策有這樣一種質疑，中國大量存在的民間拾荒者已經將垃圾分類得很好了，並且也體現了源頭減量。

實際上，拾荒業對源頭減量和垃圾分類的實際貢獻不能過分誇大。

民間拾荒只關註有利可圖的廢棄物，消納能力其實非常有限。而更大量的、幹濕不分的生活垃圾難以進行有效的回收再利用，這部分垃圾才是真正困擾中國城鄉垃圾管理的難題。

更重要的是，“有利可圖”也是一個相對概念。近年來宏觀經濟不景氣，各種原料價格下跌，各類廢品價格也跟著下滑，以盈利為目的的民間資源回收行業受到很大沖擊。

我曾經接觸過一些分類工作開展得比較好的街道，它們自己聯系市場上的回收企業來回收廢舊家具，其中一個重點回收部件是廢舊席夢思的彈簧。這些彈簧在前兩年還能當作廢鐵賣到每噸一千五六百元，這個回收價格下，街道能完成分類減量任務，回收企業能賺到錢，兩全其美。

但是從2016年開始，廢鐵收購價一路狂跌，到2017年上半年，每噸一度只能賣到幾百塊錢，再加上居高不下的運輸成本，回收商根本賺不到錢，不願意再幫這些街道收運廢舊席夢思。

沒人要的席夢思一下子變成了真正的廢物，堆放起來還非常占地方，租用的臨時停放點根本不夠用，只好占用公共空間，還因此被居民投訴，讓街道管理者也面臨困境。

另外，民間拾荒行業在環保和勞保上基本是空白，在城市管理和環保處罰越來越嚴格的條件下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長遠來看更可持續的應該是那些比較有規模，環保和勞保都比較規範的回收企業。

然而，這些企業近年來不斷向政府呼籲，再生資源已變成“微利”行業，急需政府補貼。廣州曾在2015年出臺了再生資源行業補貼政策，在全國也是首例，但執行效果尚不明顯。此次立法，會對再生資源回收企業做專門的規定，而對該行業進行補貼的呼聲也在立法咨詢過程中頻頻傳出。

生態補償作為突破口

公眾是生活垃圾產生的主要源頭，號召公眾做好垃圾分類的口號也喊了多年。

經過多年的實踐和反思，政府和民間都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垃圾分類是一項複雜的社會工程，需要社會化的方式來加以操作，而不能再由高度專業化的行政部門包辦。

這樣的反思也會體現到具體的法條內容中，新法很可能會設置專門條款，對包括企業和民間組織在內的多種社會力量的參與權給予更明確保障。

對垃圾分類“社會化”屬性的另外一個重要反思方向，集中在垃圾處理設施引起的“鄰避”問題。國內許多城市的垃圾處理設施都因為在規劃和選址階段就遭遇周邊民眾抵制而無法建成使用，反過來又讓前端的分類工作受到影響。

這個問題讓不少城市感到棘手，一些城市把包括回收利用、生化處理和焚燒發電在內的不同處理設施集中建在一塊場地。這樣的設計原本是為了實現生活垃圾協調共生地綜合處理，但面對社會抵制的時候反而變得更加脆弱。一旦建設項目遭遇抵制，所有設施的建設進度都受到影響。前端分類投放和運輸流程設計得再好，都成了無用功。

此次立法也直面這個問題，新法很可能會以生態補償作為突破口，為鄰避問題提供化解工具。依據“誰受益，誰補償；誰受損，誰受償”的原則，承認廢棄物處理設置周邊居民有獲得補償的權利，並對補償條件、補償內容和程序設置專門條款。

新法還可能會效仿海外的成功做法，更突出補償的社會功能，比如為垃圾處理設施周邊居民和社區提供公共服務設施，甚至對這些社區的經濟發展提供扶持和補償等。

廣州居民小區內的垃圾分類回收桶。（紮吉/圖）

政府與公眾共參與

廣州早在2011年就率先制定了針對垃圾分類的行政命令，從2012年開始又接連開展垃圾分類管理全流程設計，垃圾分類挑選不同的街道社區開展定時定點分類投放試點，建立公眾參與決策機制，還率先提出“原生垃圾零填埋”的目標。

與許多城市的垃圾分類工作一樣，廣州進展較為緩慢。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除了對垃圾分類作為一項長期、複雜的社會工作的難度估計不足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就是末端設備和技術積累未能跟上。

末端設備的建設落後也並非廣州一家的問題。不過，許多城市利用後發優勢，在一些方面甚至有超過廣州的勢頭。在這種緊迫感下，廣州啟動了垃圾分類立法。

討論依然在繼續，諸如工作職責的理順與跨部門的協調、居民參與等問題短時間內難以改觀，目前立法是邁出第一步。

每個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垃圾分類要改變的是大眾的行為、集體生活習慣，是複雜長期的社會變革。這樣一場變革絕不僅僅靠政府立法來推動，更需要以普通市民不斷加強的公共意識和自我管理水平為動力。

（作者為長期研究垃圾分類的學者）

深圳探索發行住房租賃券；華為投資佛山400億元 打造智慧城市...

靜靜 2017-10-20 10:19

【黑馬園區日報】第 25 期

文  |  靜靜

一

百城動態

深圳：深圳探索發行住房租賃券

深圳市政府最新一期政府公報提出，深圳將全面構建實物保障和貨幣補貼相結合的公共租賃住房供應體系，探索發行“住房租賃券”。允許現有住房按規定改造後出租。允許現有成套住房以原設計的房間為最小單位對外出租，人均租住建築面積不低於6平方米。

蘇州：北航將與蘇州高新區合作建設研究院和學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房建成等近日到蘇州高新區就合作的落地項目進行具體商討，雙方商定將合作在高新區共建北航蘇州創新研究院和北鬥絲路學院。據悉，雙方將先期啟動建設北航蘇州創新研究院、北鬥絲路學院，預計在3至5年內基本建成。按照“整體規劃、分步實施、成熟一個、推進一個”方式進行推進。

昆明：奧飛數據擬昆明建雲計算和大數據產業園

10月18日，奧飛數據公告，公司於近日出席昆明市政府舉行的“昆明市與珠三角部分重點企業招商引資項目”集中簽約儀式。公司與昆明呈貢信息產業園區管理委員會簽署了《合作協議》，擬建設雲計算和大數據產業園項目。公司稱，上述協議的簽訂符合公司戰略發展需要，對公司業務發展和市場開拓具有重要意義，對公司未來經營業績將帶來積極影響。

上海：上海臨港20億公司債或核準

中國證監會核準上海臨港向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面值總額不超過20億元的公司債券。本次公司債券采用分期發行方式，首期發行自我會核準發行之日起12個月內完成；其余各期債券發行，自我會核準發行之日起24個月內完成。

上海：上海正在籌劃建立自由貿易港

10月19日，上海市代表團在人民大會堂上海廳舉行全團會議，向中外媒體開放。在回答鳳凰衛視記者關於自貿試驗區建設以及籌劃建設自由貿易港相關問題時，韓正表示，自貿區建設，我們走了三步。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掛牌，我們稱之為1.0版；2015年中央批準深化自貿試驗區方案，這是2.0版；今年5月，中央深改組正式批準全面深化上海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這是3.0版。

湖南：湘江新區啟動招商引資“一號工程”

湖南湘江新區昨天召開招商工作大會暨開放崛起專題講座，明確把招商引資作為新區的“一號工程”，進一步統一思想、凝聚共識、落實責任、強力招商。

下一階段，湖南湘江新區將重點推進重大招商引資項目首席責任人工作機制、開展世界頂尖企業招商活動、舉辦包括湘江基金小鎮北京專場招商活動在內的9個招商活動、開展軍民融合產業招商活動、組建全國學會新區聯絡處、分門別類跟進一批簽約項目、差別化擬定產業政策等七大舉措，全力推進招商引資進程，激發招商引資活力。

二

百企動態

華為：華為落戶佛山，投資400億元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日前與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政府簽訂投資額達400億元的“智慧城市及大數據產業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將就發展佛山市南海區智慧城市建設及大數據產業發展，雲計算物聯網產業進行全方位合作。

華潤置地：華潤置地與浙大網新集團戰略合作

10月18日，華潤置地與浙大網新集團簽署戰略合作。據此，雙方將通過搭建產業聯盟，作為在產業地產、特色小鎮、智慧園區建設的合作平臺，形成雙方在產業地產、信息技術、智能制造、醫療健康、節能環保等領域的綜合合作渠道。

同時，雙方將在產業園區共策共建、特色小鎮聯合開發、智慧園區協同建設、智慧城市與城鎮化建設中業務模塊聯動與互補等方面進行深入合作。

坤鼎集團：坤鼎集團欲轉型園區綜合運營商

坤鼎集團董事長邱明近日表示，公司投資、運營的首個文創類主題產業園區項目——臺銘國際企業花園項目，通過近3年的運營，先後引進京視傳媒、陽光七星媒體集團、榮氏家族龍族集團等龍頭，同時拉動產業鏈相關傳媒、數字技術、科技等60余家企業聚集。

通過該項目的運營，公司進一步轉型為園區定位商和園區綜合運營服務商。據了解，目前坤鼎集團已開始對鄭州、上海及周邊城市進行布局，未來將進一步拓展武漢和成都市場。

中電光谷：中電光谷牽手丹東新區

丹東市新區管委會與國內知名產業園區開發運營商中電光谷聯合控股有限公司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就科學制定新老區連接帶和配套區的產業定位、產業規劃，以及園區規劃展開合作。據了解，正在規劃中的丹東“智造港”項目是雙方戰略合作的優先合作項目。

陜西省旅遊集團：全國首單項目收益公司債落地延安

10月18日，由陜西省旅遊集團延安文化旅遊產業投資有限公司發行的我國首單項目收益公司債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掛牌轉讓。公司債券募集資金主要用於陜西省延安聖地河谷文化旅遊產業園區金延安項目建設。

康明斯：康明斯將在武漢投資新建產業園

近日，武漢開發區就康明斯東亞研發中心搬遷、新建產業園、簽訂備忘錄等事項,與康明斯全球集團達成合作意向。康明斯擬在武漢開發區投資新建康明斯產業園，將現有東亞研發中心、康明斯燃油搬遷至產業園一並擴大規模，同時加大對高效率和超低排放發動機、新能源動力、動力總成以及數字化技術等新業務的研發和投入，並整合分布在國內其他地區的呼叫中心、後臺服務中心等。

邦寧集團：邦寧集團電子信息產業園項目落戶馬鞍山

日前，江蘇邦寧集團與馬鞍山軟件園簽署合作協議，馬鞍山邦寧電子信息產業園正式落戶花山區。項目簽約後，江蘇邦寧信息產業有限公司將以分園區物業為載體，負責該園區招商運營、產業孵化等，開展包含招商推廣、招商管理、招商團隊構建、招商政策制定、租賃外包資源整合等在內的招商代理服務，為企業落戶馬鞍山軟件園提供服務，指導企業創業創新，降低創業成本，培育產業集群，積極打造區域內產業創業創新集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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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舊改新模式 15城市將開展老舊小區改造試點

我國將在１５個城市開展老舊小區改造試點，以探索城市老舊小區改造新模式，為推進全國老舊小區改造，提供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１日在廈門召開老舊小區改造試點工作座談會。住建部部長王蒙徽在會上說，推進老舊小區改造，有利於改善居民的居住條件和生活品質，提高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利於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他說，老舊小區改造試點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充分運用“共同締造”理念，激發居民群眾熱情，調動小區相關聯單位的積極性，共同參與老舊小區改造，實現決策共謀、發展共建、建設共管、效果共評、成果共享。

在試點中，要堅持問題導向，順應群眾期盼，先民生後提升，明確近遠期老舊小區改造的重點和內容。並堅持因地制宜，精準施策，結合本地和小區實際，共同制定科學的改造方案。

據介紹，這１５個試點城市為廣州、韶關、柳州、秦皇島、張家口、許昌、廈門、宜昌、長沙、淄博、呼和浩特、沈陽、鞍山、攀枝花和寧波。

王蒙徽強調，老舊小區改造試點要著重探索四個方面的體制機制。一是探索政府統籌組織、社區具體實施、居民全程參與的工作機制。

二是探索居民、市場、政府多方共同籌措資金機制。按照“誰受益、誰出資”原則，采取居民、原產權單位出資、政府補助的方式實施老舊小區改造。

三是探索因地制宜的項目建設管理機制。強化統籌，完善老舊小區改造有關標準規範，建立社區工程師、社區規劃師等制度，發揮專業人員作用。

四是探索健全一次改造、長期保持的管理機制。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指導業主委員會或業主自治管理組織，實現老舊小區長效管理。

（來源： 新華網 記者 王優玲 顏之宏）

北京：探索職工宿舍、單身公寓類集體土地租賃房

今年北京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提出，鼓勵產業園區建設職工集體宿舍，多渠道解決城市運行和服務保障行業務工人員住宿問題。在這幾天審議報告過程中，這一話題也得到了不少代表的關註。有代表建議，本市應該在公租房上面向這些務工人員進行配租，正在力推建設的集體土地租賃房也應該發揮相應的作用。

記者昨天從住建部門獲得最新消息，本市已開始探索研究相關舉措，今年對於集體土地租賃房，會結合市場需求設計並嘗試推出宿舍、單身公寓、成套住宅等不同類型。

企業現狀：

每年花四五百萬元為員工租房

“別的不說，這一條是實實在在幫員工解決困難。”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惠佳豐勞務服務公司總裁張磊對“多渠道解決城市運行和服務保障行業務工人員住宿問題”的內容十分期待。

張磊所在的公司對外提供護工、保潔等勞務服務，大批員工在本市多家醫院等地提供服務。目前，該公司大約有3000位外地務工人員需要他解決住宿。

他也想了很多辦法：多年前，是安排在地下室，租金便宜但不安全；後來搬到了住宅里，每個房間放幾張上下鋪的床，“但民宅里難免對周邊鄰居有影響，房東覺得擾民不願意租給我們；人一多，還有群租風險。”在市場租普通的住宅，屋內人數有限制，企業每年承擔的成本也越來越高。以張磊的公司為例，每年光負擔房租就需四五百萬元。

代表建議：

公租房降門檻面向務工人員

張磊建議，本市的公租房可以面向這些城市運行和服務保障行業務工人員開放，降低一些門檻；此外，這些務工人員有各自固定的工作地點，房源也盡量不要安排得離工作區域太遠。

其實，北京公租房近幾年已經改革優化了相關配租政策，比如已經開放社會單位集中躉租房源，符合條件的企業可以集體申請。這些房源也主要針對周邊上班族。

比如在燕保·高米店家園，面向社會單位無房職工“集體租賃”，解決項目周邊大興區新媒體產業園企業等單位無房職工住房問題。這些房源雖然離中心城區有一段距離，但對於在大興產業基地工作的上班族而言，卻能實現“職住平衡”。

伴隨著本市大力推進建設集體土地租賃房，有代表建議這類房源也可發揮相應作用。市人大代表、北京保障房中心黨委書記金焱說，這類房源可以滿足各類園區周邊企業職工的“職住平衡”需求，以及快遞員、家政服務員等城市運營和服務保障行業務工人員的宿舍需求。“我們做過分析，對集體建設用地上的租賃住房的需求量不低於公租房，可能達到百萬級人口規模。假設4個人租住一套，那就是25萬套。”

政府新措：

集體土地租賃房將設計多種戶型

金焱也認為，有一些公租房戶型比較傳統，並不是專門針對這些職工，因此在戶型上還要嘗試一些調整。

記者也了解到，今年本市住房保障工作要加強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建設，強化有效供應和精準分配，全面提升精細化管理水平，推動住房保障工作實現高質量發展，推進住有所居。

值得關註的是，本市今年也將加大集體土地租賃住房建設推進工作。市住建委相關負責人介紹，今年會優選有信譽有實力的企業或專業機構作為實施主體參與集體土地租賃房建設，實現建設和運營管理專業化。

此外，針對集體土地租賃房，還會開展設計方案國際競賽，結合市場需求設計並嘗試推出職工宿舍、單身公寓、成套住宅等不同類型，發揮標桿作用，打造靈活多樣、精品宜居的租賃房。在“錢”的問題上，也會加大租賃房融資政策支持力度，創新融資產品，破解融資難題。

該負責人也表示，在公租房方面，本市將深入推進公租房精準保障，進一步擴大市場租房補貼範圍，豐富實物和貨幣補貼並舉的多渠道保障方式。

（來源：北京日報 記者：曹政）

流量經濟的成都探索：以平臺企業為圓心加快構建產業生態圈

成都

每經記者 余蕊均 攝影記者 張建 每經編輯 陳旭

城市的邊界是清晰的，空間範圍也是有限的，但為什麽有的城市能夠在全球進行資源配置？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充分發展了流量經濟。

1月23日，在成都舉行的一場“培育平臺企業推進流量經濟發展”的研討會上，成都市經濟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李霞表示，成都提出了邁向“世界城市”的發展目標，需要在更大範圍配置資源，客觀來講就需要發展流量經濟。

流量經濟，就是在經濟領域中依靠人才流、信息流、資金流等各種要素資源流動而帶來經濟效益的經濟形態。流量經濟發展得越好，意味著對資源要素的控制力、運作力就越強。

李霞舉例介紹說，著名城市評級機構GaWC對全球300多個城市評級的一個核心依據，是這些城市對全球175家高端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吸納能力，而背後原因則是因為這些企業具備在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

換言之，誰控制了流量和入口，誰就贏得了發展的主導權、占領了競爭的制高點。

值得註意的是，在GaWC最新的城市排名中，成都躍升四位進入“Beta-”，顯示資源配置能力在逐步提升。作為成都“六大新經濟形態”之一，流量經濟正依托細分平臺對要素控制力的提升而漸入佳境。

在當天的研討會上，成都公布了首批50家示範型平臺企業。成都的期望是，通過平臺聚合流量，實現流量經濟的創新、集群式發展。與會專家認為，所謂互聯網思維，最重要的就是平臺思維，平臺不僅可以成為信息社會的基礎設施，更在線上線下融合中發揮著核心作用，成都應加快構建以平臺企業為“圓心”的產業生態圈。

企業如何更好地集聚資源、控制要素，政府又能提供哪些支持？探索仍在繼續。

2017年11月，騰訊全球合作夥伴大會在成都舉行，吸引了大量平臺企業參加

平臺細分

認定首批50家示範型企業

2017年11月，成都舉行新經濟發展大會，首次明確提出將“流量經濟”作為重點發展的新經濟形態之一。這讓匯聚流量的平臺企業看到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大家都知道成都的消費能力很強。此前的一項排名也顯示，成都的消費升級指數位列全國第一。”1月23日，出席研討會的成都天地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消費升級作為流量經濟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正顯現出來自成都的巨大潛力，預示著成都流量經濟的蓬勃發展。”

作為中藥材行業的“龍頭”電商，天地網自2008年成立至今，已實現了從純第三方平臺向全產業鏈服務平臺的轉型，意在提升在這一細分市場的要素控制力和運作力。截至目前，除了信息服務平臺、電商交易平臺外，天地網已在全國建立了41個“互聯網+道地藥材”服務基地，主要為當地農戶、種植合作社提供倉儲、加工、質檢、金融等服務，從源頭提升道地藥材產地種植、初加工服務水平。

當然，不止中藥材平臺，經過幾年市場培育，成都的電商企業們在垂直細分領域逐漸做大，並成為行業佼佼者。例如，專註酒類流通的“1919”、促進建材交易的九正建材網、深耕圖書行業的文軒在線等。

“每個行業的遊戲規則都不一樣，尤其是對於B端來說，領域不同特性也就不同，沒有人可以‘一招吃天下’。”成都積微物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面向C端的市場已經被“瓜分”完畢，但是對B端來說才剛剛起步，“大家都在探索路徑，人人都有機會。”

值得註意的是，平臺與行業的應用還在不斷加速融合。數據顯示，在成都為數眾多的平臺企業中，商貿類平臺企業數量最多，占31%；農業類、旅遊業類、文化類平臺企業分別占13%、9%、8%。與此同時，一批專註於大宗商品、消費服務、數字娛樂、商務服務領域的平臺，憑借專業優勢不斷創新商業模式，迅速成長、初具規模。

在當天的研討會上，包括1919、積微物聯、天地網等在內的50家企業被評為成都市首批示範平臺企業。

據悉，這些企業必須滿足“量化指標”——運營時間達兩年以上，同時，最近一個年度的營業收入達500萬元且增長率達20%或最近一個年度的平臺交易額達5000萬元且增長率達20%。同時，還需要具有明顯的平臺特征，規模優勢或成長速度表現“搶眼”。 

成都

整合資源

“把點串成線”提高效率

“每個平臺都講效率，消費者也講效率，酒是不是真的、價格是不是便宜、能不能很快拿到酒等等。”研討會上，壹玖壹玖酒類平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坦言，之前很多資本並不相信成都可以建立這樣一家平臺企業，但四川有很好的白酒資源，成都有很好的配套政策，1919有足夠的優勢成為這個行業的“龍頭”。

的確，從玉林路上一家“賣酒小館”，到2014年登陸新三板、成為國內酒類流通行業首家掛牌資本市場的企業，“1919”發展迅速，目前已與95%以上的名酒廠達成了合作，2017年11月與阿里集團達成合作協議，角逐新零售。

“時代已經變了。”2017年12月，1919的創始人、董事長兼CEO楊陵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直言，原來酒廠總會在電商和傳統經銷商當中做“二選一”的決定，現在“幾乎沒有酒廠是反對擁抱新經濟的，大家達成基本共識——電商和傳統經銷商兩種方式，要兼容並蓄、融合發展。”

垂直縱深、整合資源，電商平臺對實體經濟不再是“沖擊”，越來越多的企業感受到，擁抱互聯網、擁抱新經濟所帶來的信息對稱、效率提升。

“就拿鋼材來說，以前從鋼廠到終端企業，中間需要經過物流、倉儲、加工等多個環節，有人做，但是很零散，流程沒有‘打穿’。”積微物聯相關負責人介紹說，通過線上線下融合，“把點串成線”，不僅為終端企業節省了成本，提高中間企業的管理能力，優化整套流程，還至少比過去節省10%~20%的時間。

在該負責人看來，零散的傳統企業聚集到線上一體化的平臺，會發生從量到質的變化。作為本次獲評的規模型平臺企業代表，積微物聯用了不到4年的時間，迅速躋身全國大宗商品電商百強。“目前我們的平臺以鋼鐵、釩、鈦、木材等品類為主，當然，交易只是一個環節，解決了買賣問題，我們要做的是全服務。”上述負責人說。

第四屆成都創意設計周

構建生態

“最高端的要素是人才”

研討會上，專家和企業都在不斷強調“互聯網思維”。“平臺不再是原來的園區概念，既有實體功能又突破了空間局限”“做平臺一定要有開放的心態，大家一起來玩兒”“信息對稱，將更有利於投資機構找到好標的”……

“生態”，成為高頻詞。那麽，如何構建生態？

作為投資機構的代表，深圳經世匯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郝二輝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行業發展需要龍頭企業的帶動，而良好的產業生態系統則為包括龍頭企業在內的全行業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在他看來，經過多年的發展，成都的平臺企業發展在中西部地區已處於領先水平，但還沒有形成規模化的產業生態。“很多新經濟企業，在中早期都是輕資產，需要資本給他們提供助力。”郝二輝認為，“政府除了加大對企業的支持，還應該加大對投資機構、基金公司等的落地支持。”

當天，成都市電子商務企業協會分別與深圳經世匯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億邦動力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簽訂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約定共同為成都優秀的平臺企業提供涉及金融、人力資源、戰略咨詢、市場推廣等方面的服務，並在此基礎上探索共同構建平臺企業創新創業服務體系。

成都高新區

值得註意的是，“人才”毫無疑問是贏得未來發展最高端的資源要素，但和多數行業面臨的問題相似，“人才供給不足”也是平臺企業面臨的問題。

成都市電子商務企業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成都引領電子商務創新發展的企業家隊伍和創業群體規模還比較小，融通互聯網和實體經濟的專業人才也比較少。“下一步我們將和企業一起，加大力度建設人才隊伍。”

據了解，目前，一個以平臺企業為“圓心”，吸引人才、技術、資金、信息、物流等要素聚集，構建具有產業自行調節、資源充分交互、企業核心競爭力持續成長的流量經濟產業生態圈的計劃正在加速推進。

成都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表示，未來將每年組織開展平臺企業的申報認定和考核評估，並根據初創型、成長型、規模型企業的不同需求，加強人才、技術、資本等要素的供給和專業服務體系建設，加大力度厚植土壤，促進平臺企業更好地推進流量經濟發展。

雄安新區管委會：探索住房租賃管理新模式

CFP圖

10日，河北雄安新區管委會召開以“住房租賃積分為切入，探索住房租賃管理新模式”為主題的學術性研討會，並邀請國內專業研究機構、高等院校、金融機構等相關機構的專家，為新區住房租賃制度建言獻策。

探索城市開發建設運營新模式

記者從會上了解到，雄安新區管委會有關負責人表示，雄安新區將以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為抓手，以大數據監管平臺為依托，引入國內外知名房屋租賃管理機構，實施住房租賃積分制度，規範租賃市場，引導健康綠色的生活方式。

過度依賴土地財政推動城鎮化建設的發展模式，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費和市場主體活力，出現資源配置失衡、投機炒作、房地產價格上漲，易產生經濟運行和金融風險等問題。雄安新區管委會有關負責人表示，新區必須著力打造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範區，堅決不搞土地財政，不走房地產主導的城市發展老路，努力探索城市開發建設運營新模式，構建新的住房保障體系。

建立住房租賃積分制度

據介紹，雄安新區的住房體系設計是為了準確有效地服務於雄安的公眾群體，真正讓那些為雄安當前發展做出努力的人有房住、租得起，讓那些為雄安長遠發展做出貢獻的人有房產、買得起。為此，雄安新區積極探索建立住房租賃積分制度，從住房租賃市場主體屬性、政策激勵、租賃行為三方面，運用區塊鏈、大數據等前沿技術，建立科學、有效的住房租賃積分全生命周期管理機制，營造活力、健康、有序、可持續的住房租賃生態。

雄安新區管委會有關負責人表示，新區住房租賃制度管理的總體思路將堅持政府主導、企業運營、依法監管、積分激勵、租購同權的原則。通過實施住房租賃積分制度，將政府的管理目的和要求與個人的價值取向、利益訴求相結合，以內在驅動替代外部強制，改變傳統的管理模式，以引導激勵的手段形成積極向上、公平正義、誠實守信、健康綠色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

住房租賃制度的創新意義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表示，新區住房租賃制度的創新意義十分巨大。首先，居住行為的數據化創新了租賃管理的新模式；其次，以租住行為為核心的舉措創新了居民權益的界定；最後，以積分激勵機制為措施創新了城市管理的新方式。

隨後，來自高校和相關領域的專家都肯定了探索這項制度的必要性，並一一發表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議。

（來源：人民網 記者：栗翹楚）

網貸平臺探索供應鏈金融市場

與核心企業合作，向產業鏈中的上下遊企業提供供應鏈金融服務——在不斷加強的監管和開拓資產來源的驅動下，供應鏈金融成為網貸行業新的資產來源。

近日，開鑫金服與上市公司長久物流達成合作，通過開放風險控制、系統搭建、產品設計等服務的方式，開展供應鏈融資業務，為長久物流供應鏈上遊承運商提供精準融資。下一步，雙方將在系統功能定制、創新產品研發、服務更多圈層供應鏈企業等方面進行更深層次合作。

開鑫金服總經理周治翰稱，資金墊付的壓力大、回款周期長、融資渠道少，是供應鏈上的中小企業面臨三大痛點，加上缺少可抵押的固定資產、存貨、應收票據等，更增加了這些企業的融資難度。該平臺與長久物流合作，優勢是依托於核心企業，實現了風險控制、產品設計的定制化，24小時之內可以實現放款。

周治翰還稱，面向汽車承運商的業務只是試點，未來將與長久物流合作，覆蓋整個汽車領域。

2017年下半年以來，隨著監管不斷加強，校園貸、現金貸等被禁止，金交所進入整頓，一級互聯網資管被叫停，部分業務存在問題的互聯網金融面臨能否繼續生存下去的巨大不確定性，而一些相對規範的平臺也存在業務合規和資產來源壓力。在此背景下，一些平臺開始尋求進入供應鏈金融領域。

行業第三方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國超過100家網貸平臺從事農村金融相關業務，其中近20家平臺有從事農村供應鏈金融業務，占正常運營平臺的比例為1.3%。此外，還有部分有上市公司背景的平臺，主要依托股東的主營業務開展供應鏈金融。

不過，網貸平臺進軍供應鏈金融，也存在現實難題。業內人士稱，供應鏈金融必須依托於核心企業，而部分平臺的合規、信用、實力等均存在問題，很難與擁有實力和資源的企業合作。即便能獲得入場券，受產品開發、服務能力限制，合作也難以持續。

“供應鏈不是一個新詞匯，很多年前就在講的產業集群，本質就是供應鏈，供應商、經銷商圍繞核心企業形成一個產業集聚生態圈。”周治翰說，產業生態圈的形成需要龐大的資金，一般企業很難涉及。

多地探索建設自貿港 “遍地開花”可能性小

在自由貿易試驗區（下稱“自貿區”）之後，自由貿易港（下稱“自貿港”）又成為各地希望爭取到的重大改革事項。十九大報告提出，要賦予自貿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貿港。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李鋼近日稱，自貿區能否自然而然走向自貿港，在政策層面上並不會如此，“還是要有中央授權”。

自貿港不會遍地開花

何為自貿港有嚴格的界定，自貿港是設在一國（地區）境內關外、貨物資金人員進出自由、絕大多數商品免征關稅的特定區域，是目前全球開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經濟功能區。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都是比較典型的自由貿易港。

“自貿港一定是在一個完整獨立的關稅區內設置的區域，肯定不會遍地開花，（不會）像自貿區這種布局方式，理論上也沒有這種可能性。”李鋼說。

隨著海南的加入，截至目前全國已經有12個自貿區。近日發布的《雄安新區規劃綱要》提出，河北省支持以雄安新區為核心設立中國（河北）自由貿易試驗區。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則在4月26日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稱，商務部作為國務院自貿區工作部級聯席會議辦公室，將與河北省一起，會同相關部門抓緊研究總體方案。

這也就意味著，與過去30年相比，我國對外開放的國際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以全球價值鏈革命為代表的新經濟全球化技術紅利，和以WTO為代表的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紅利時代已經過去了。這種大背景的變化，也引發了吸引外資路徑的變化。“沒有意識到一點，按照傳統的辦法去把大門打開或是提供特殊的優惠政策，外資也不會像過去那樣如潮水一般湧過來。”王新奎稱。

王新奎對第一財經記者稱，自貿港建設中，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針對某一個重要的產業或行業，或與當地優勢有關的行業政策體系，比如海南的自貿港首先就要從旅遊消費行業開始。

李鋼則表示，未來自貿港會在法律制度、稅收制度、市場開放、金融自由化和監管等制度上有重大突破，最主要的核心內容就是資本和金融制度上一定要重大突破。

自貿區該如何建設？

而在自貿港成為新目標的情況下，自貿區又該往哪里去？

對此李鋼認為，自貿區與自貿港都是探索貿易投資自由化，也都是自主開放的特殊區域。但二者又有不同：自貿區著重可複制可推廣，但是自貿港則強調不可複制推廣；二者的選取標準不同；未來全國人大的授權不同；未來自貿港要向WTO通報並作出說明。

“大多數自貿區還是要立足於中央批複的方案，按照定位，突出特色，開放發展，不搞’一窩蜂’。”李鋼說。

海南自貿區建設同樣提出以現有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內容為主體，結合海南特點來實施推進。

李鋼認為，開放新格局中自貿區的戰略定位，一是要對內與對外開放相結合的試驗田作用繼續保持下去，二是為協議開放做測驗和壓力測試。

不少專家也表示，自貿區建設也面臨一些問題，比如頂層設計不足，協同推進難；充分授權不足，實踐創新難；壓力測試不足，開放廣度拓展難；進度標準不足，任務期限判定難。

中山大學副校長李善民稱，在多個自貿區調研中發現，很多地方都反映出一個共同的聲音，即“深層次改革推進的難度很大”，“最基層陷入了一個迷茫期”。

比如，西部某片區反映，目前爭取到的省里的31項管理權限下放不足，希望下放更多的管理權力，但是上級又擔心放了權之後下面能不能接得住。

李鋼認為，自貿區探索“準入前國民待遇”的外資管理模式的使命基本完成，現在需要考慮的是，自貿區改革發展新的使命是什麽，以及未來怎麽推進自貿區。

李鋼稱，自貿區的建設還是要回歸到自由貿易本身，回歸到貿易投資自由化的軌道上來，在自貿區率先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政策，著力於要素自由化，實現商品、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動，而不是談一些很瑣碎的問題。“每個自貿區都有許多經驗可複制、可推廣，但是跟自由貿易、投資自由化相關聯的到底有幾條可以落下來，真的要畫一個大問號。”

因此，推進自貿試驗區建設，需要擴大改革自主權，要加強制度建設，充分授權。國家層面的試點工作，能在自貿試驗區試驗的，優先在自貿試驗區試驗。或者授權地方，自動獲取試點國家各項試點舉措的權利。

李鋼同時稱，自貿區要堅持體現戰略性，既不能將自貿區功能擴大化，盲目堆疊與其功能不匹配的試驗任務，也不能將自貿區功能縮小化，簡單理解為園區招商引資。

中央鼓勵海南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業界已躍躍欲試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願意與海南在知識產權證券化這一塊能進行合作，比如知識產權的價值評估體系。”近日，國內一家知識產權研究機構的相關負責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上述人士有此接洽業務想法源於海南將鼓勵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近日，《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出臺，《指導意見》中提到將設立海南國際離岸創新創業示範區，建立符合科研規律的科技創新管理制度和國際科技合作機制，鼓勵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完善知識產權信用擔保機制。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鵬舉表示，我們希望政策性驅動與海南具體改革中的產業發展能夠將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探索往前推進一步。

多項新政支持知識產權證券化

知識產權證券化是指發起人以知識產權未來可產生的現金流量（包括預期的知識產權許可費和已簽署許可合同中保證支付的使用費）作為基礎資產，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對其中風險與收益要素進行分離與重組，轉移給一個特設載體機構，由後者據此發行可流通權利憑證進行融資的過程。

作為泛文娛產業發展中的核心融資方式，知識產權證券化在國內已有初步嘗試。早在2005年，我國率先在信貸資產證券化領域展開資產證券化業務試點。為此，國家先後出臺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關於信貸資產證券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關於進一步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有關事項的通知》等政策法規，這些政策法規為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的展開和發展奠定了政策基礎。

尤其是從2009年開始，隨著華誼兄弟（300027.SZ）、光線傳媒（300251.SZ）等文化類公司相繼登陸資本市場，具有高附加值和強融合性的泛文娛產業成為各地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引擎，同樣也成為金融資本服務的創新領域之一。

其中，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影視行業成為我國版權質押最先嘗試的領域。2006年，華誼兄弟投資拍攝的《集結號》率先以電影版權質押方式獲得金融機構5000萬元貸款。

但在行業內人士看來，《集結號》只是金融機構的一次嘗試，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版權質押。因為一方面除了電影版權質押外，華誼兄弟的掌門人王中軍抵押了自己的全部身家；另一方面，金融機構提出了較為苛刻的條件，其每一筆貸款資金的使用及電影的拍攝進度都要受到金融機構的嚴格監控。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信貸多為知名企業或者大型項目提供服務，而大多數泛文娛企業則希望通過知識產權證券化進行融資。

直到2013年公布的《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出臺，資產證券化在交易結構、基礎資產類型以及發行渠道上才有了重大突破。

在交易結構上，新規將突破信貸資產證券化僅限於金融系統內部信貸資產組合、管理、發行、承銷的模式，規定由企業信托資產作為基礎資產，證券公司作為發行人、計劃管理人，通過特殊目的載體發行證券。特殊目的載體可以是證券公司設立的專項資產管理計劃，也可以是證監會認可的其他特殊目的載體。

基礎資產類型上也大為擴展，既可以是財產，也可以是財產權利，包括企業應收款、信貸資產、信托受益權、基礎設施收益權等財產權利，商業票據、債券及其衍生產品、股票及其衍生產品等有價證券，商業物業等不動產財產。

“因為知識產權及其相關權益被包含在可證券化基礎資產之中，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合法性問題在這個新規中得以解決。”魏鵬舉表示。

而更為積極的信號來自2014年的一項改革——證監會將不再受理作為資產證券化載體的證券公司專項投資申請，資產證券化業務將由新設立的公司債券監管部負責。這一體現市場化原則的管理體制被業界認為是“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業務樂觀發展的”重要政策基礎之一。

2017年，國務院印發《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建設方案》，以加快建設和完善國家技術轉移體系。《方案》提出，要完善多元化投融資服務，具體措施之一就是“開展知識產權證券化融資試點。”

業界寄望海南探索助推法律完善

“目前國內還沒有直接將知識許可使用費作為基礎資產進行發行ABS(ABS是以項目所屬的資產為支撐的證券化融資方式，即以項目所擁有的資產為基礎，以項目資產可以帶來的預期收益為保證，通過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來募集資金的一種項目融資方式。)的案例，目前只有租賃公司以無形資產作為租賃物所發行的租賃ABS。”文化產業天使投資人周凱旋表示。

2014年成立的北京文化科技融資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國內第一家文化融資租賃公司，註冊資本為11.2億元。按照10倍的杠桿率，文化融資租賃公司可為文化企業提供總額112億元的融資服務，財政資金放大率為37倍。

今年4月上旬，北京市國有文化資產監督管理辦公室、北京市文化投資發展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聯合北京銀行共同啟動“文租貸”金融服務方案，致力於為京城小微文創企業量身打造特色服務方案。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日本就開始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1997年1月，美國著名搖滾歌星大衛·鮑伊(David Bowie)由於短時間內缺少流動資金，於是通過在美國金融市場出售其音樂作品的版權債券，向社會公眾公開發行了為期10年利率為7.9%的債券，為自己的音樂發展之路募集資金5500萬美元。這一融資行為大獲成功，也是世界上第一起典型的知識產權證券化案例。此後，知識產權證券化逐漸延伸至電影、音樂、專利、商標等領域。

公開數據顯示，在1997年到2010年間，美國通過知識產權證券化進行融資的成交金額就高達420億美元，年均增長幅度超過12%。

“從涉及的行業來看，證券化的知識產權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音樂雖然是開創了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先河，電影業卻在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發展中呈現出後來居上的態勢。”周凱旋表示，目前，電影的知識產權證券化在發行總量中已經達到了42%的比例。

相較於美國、日本，中國知識產權證券化的起點並不高。我國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制度的立法是在1995年，這一年頒布的《擔保法》讓知識產權質押有了法律依據。 在其頒布後，為規範知識產權質押的操作，當時的國家版權局、國家知識產權局和國家工商局先後制定了《著作權質押合同辦法》、《專利質押合同登記管理暫行辦法》以及《商標專用權質押登記程序》，但業界人士認為三者都較為抽象籠統，細節規定不夠明確。

即便2007年頒布的《物權法》中進一步明確了可以質押的知識產權種類，並一改《擔保法》完全列舉的列舉方式，但價值評估體系以及交易平臺的環境與國外還是有所差距。

以日本為例，日本的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相關立法比較完善，尤其在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方面較為出色。“日本多部法律都有關於質押有明確規定，其中規定的可以質押的知識產權種類十分廣泛，且不同種類知識產權可以單獨或組合進行質押融資。知識產權自身價值中涉及所在企業信息、市場價值預估與分析等內容，已經形成較為全面的評估體系。此外，日本針對中小企業的法律有30多部，有力地減少了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度。”上述研究機構相關負責人表示。

包括上述負責人在內的知識產權運營者均表示，在泛文化產業快速發展融合的階段，希望海南關於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探索能夠推動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能夠讓國內的中小泛文娛企業有真正成長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