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各路企業搶灘馬術產業，海南賽馬模式仍在探索

“看到諸多與馬運動有關的消息，我還是很興奮的。”近日，海南鴻洲皇家馬術俱樂部經理代健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4月14日，國務院發布《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提出支持在海南建設國家體育訓練南方基地和省級體育中心，鼓勵發展沙灘運動、水上運動、賽馬運動等項目，支持打造國家體育旅遊示範區。同時，探索發展競猜型體育彩票和大型國際賽事即開彩票。

此後半個月，“海南馬文化特色小鎮項目”、“海南國際馬文化體育旅遊度假區”等旅遊綜合體項目頻出。此外，“2018上海浪琴環球馬術冠軍賽”、“中華民族大賽馬·2018傳統耐力賽”、“2018新浪杯未來之星馬術大賽”等大小賽事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布局。整個馬產業市場已充滿著想象。

有業界人士認為，中國馬產業已達到百億級市場體量，未來一到兩年將是中國馬市場的爆發期。但達晨創投董事總經理李永林表示持保留意見。他表示，“馬運動在國際上商業化程度比較高，國內目前非常初期，新的政策會極大促進這個行業發展，各路資本搶灘馬術市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馬運動行業和其他運動類似，需要較長時間，產業才能發展成熟。資本還是要尊重行業規律，防止短期內一窩蜂投入，要有長線思維。”

馬運動發展的轉折點

《2017年中國馬術市場發展狀況報告》顯示，全國馬術俱樂部2017年度平均銷售額達到了637萬元。若以全國1452家俱樂部來計算的話，2017年全國馬術俱樂部銷售總額達到了92.4924億元。

“我們還是比較冷靜的，畢竟馬產業在國內發展還是初級階段，這是中國和歐洲自古以來馬文化不同所致。所以我們俱樂部的布局目前還是與普及馬術運動有關，比如擴建馬術體驗區。”代健表示。

代健有此理性思維，與馬術運動在中國的客觀發展，尤其是具有市場牽引作用的奧運會不無關系。

1982年，我國申請加入國際馬聯。1991年4月，新中國第一個賽馬俱樂在深圳誕生。但中國從1984年加入奧運會到2004年雅典奧運會期間，中國均無馬術選手出現在奧運賽場上，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包括華天在內的六位選手登上了奧運會馬場，但當年全國馬術俱樂部也就300家。

“一項運動發展的好壞與俱樂部的多少還是有一定關系，而馬術俱樂部的發展則與土地政策又有關聯。在一段時間內，很多馬術俱樂部屬於土地違規、非法搭建，馬術運動發展還是非常尷尬的。”一家馬術俱樂部的教練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2014年，《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幹意見》下發，馬術被列入“大力支持發展”的“健身休閑項目”。2016年，國務院印發《全民健身計劃（2016-2020年）》，將馬術列入積極培育的時尚休閑運動項目，明確提出，推動馬術、高爾夫等時尚運動項目健康發展，培育相關專業培訓市場。同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發展健身休閑產業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提出發展戶外運動，發展特色運動，推動馬術、高爾夫等時尚運動項目健康發展，培育相關專業培訓市場。

對於健身休閑項目用地政策，《指導意見》提出要“積極引導健身休閑產業用地控制規模、科學選址，並將相關用地納入地方各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合理安排”“對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環保規劃等相關規劃的重大健身休閑項目，要本著應保盡保的原則及時安排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等。這對於投資者都是利好政策。

2016年，新疆、內蒙古等與馬產業息息相關的省市自治區也出臺了具體政策，使得馬術俱樂部到馬匹種場等相關產業鏈的建設布局開始真正落地。

這一年開始，馬術俱樂部的數量飛速增長。據中國馬術協會的數據統計，從2008年到2015年，中國的馬術俱樂部從300多家增長到了800多家，到了2016年，這個數字變成了907家，2017年底，這個數字變成了1452家。

同時增加的還有馬術愛好者，幾年時間就從十萬左右變成了百萬人，其中活躍的馬術會員占到了52%。

地產企業搶灘馬術產業

數據顯示，2017年，國內各馬術俱樂部平均年卡價格均在12000元以上，北京地區年卡平均消費14402.9元，華東地區更是突破了16000元。

“青少年會員是馬術會員的主力軍，大約占到66%。”代健表示。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目前騎馬的消費者主要有三類人群，一是隨機的散客，二是對馬術有一定興趣和了解的人，而第三種才是真正的馬術愛好者。

大多馬術俱樂部主要是以會員為主的經營模式，盈利空間並不大。上述馬術俱樂部教練表示，俱樂部分淡季與旺季，旺季一般是盈利的，淡季就不好說了，“整體算下來，80%的俱樂部還是虧損的。”

雖然80%虧損的數據並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可，但有業界人士曾表示，在2014年之前，虧損的俱樂部數量在90%。《2017中國馬術市場發展狀況報告》則顯示，在經營方面，75%的俱樂部采取開放式培訓經營，從2015年至今，虧損所占比例逐年遞增，盈利所占比例逐年下降。

“這與馬術俱樂部前期投資成本高，後期收益慢有很大關系。”李永林表示。比如，北京奧運會後，一些俱樂部為提升一流俱樂部的專業水準，會斥資兩億元進行軟硬件配備。

“單是換馬場地面，會花費超過300萬元。但這樣高的成本投資，回報期卻是長期的。若選擇高端路線，定價又會把普通消費者推到門外，而價格太過親民的話，俱樂部就會降低專業水準。這是非常尷尬的，因為許多俱樂部的生存多是企業輸血或者靠個人愛好者苦苦支撐。”上述馬術俱樂部教練表示。

第一財經記者根據公開信息梳理時發現，國內馬術俱樂部的投資方中，各地的地產、煤炭、能源等“龍頭”企業參與投資較多，而這些企業一般又是投資多元化業務融合為主，包括別墅、馬術俱樂部、鄉村酒店、生態農業、旅遊等服務項目，馬術俱樂部一般是這些綜合體中的業務之一。

“這是近些年很多產業最初發展時期最明顯的路線，而文化體育產業因為輕資產屬性很難得到更多的金融支持。”李永林表示。

近期多家布局與賽馬運動相關業務的公司，其背後的投資方同樣具有上述特點。比如，北京鵬興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投資涉及的3家公司，均和馬文化體育產業相關，這3家公司分別是：海南賽馬會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海南賽馬會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海南君安賽馬會有限公司。業務範圍從賽馬文化藝術交流策劃，賽馬市場營銷策劃到體育賽事策劃，企業形象策劃、市場信息咨詢與調查、、文化用品和工藝品銷售均有涉及。

除此之外，有多家上市公司即將或已經在海南省布局跟賽馬產業相關的業務，如羅牛山（000735.SZ）4月17日公告稱，公司的全資子公司羅牛山國際馬術俱樂部有限公司與廣州一馬賽馬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意向協議》，雙方擬共同投資建設海南省海口市羅牛山國際馬文化產業園項目。

5月8日午間，羅牛山再發公告稱，日前，上述子公司的“海南國際賽馬娛樂文化小鎮”項目已獲得《海南省企業投資項目備案證明》。據披露，擬建設地點位於海口市美蘭區三江鎮羅牛山農場；建設內容包括海南國際馬術中心、國際賽馬公園、馬匹設備等；項目總投資額287.8億元，擬建成時間為2020年。

海南賽馬模式仍需探索

“我們也會慢慢涉及海南的體育文化產業領域，但關鍵是主導方的思路要明確，不要搞重複項目，我們是不會一哄而上的。”海南一家地產企業董事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海南馬術運動重要推動者曾也表示，“掛羊頭賣狗肉”的現象應該在馬術運動領域杜絕。

那一個投資成本高、收益周期長的產業如何做才能吸引投資者呢？ “國家和地方出臺的這麽多政策以及國外的馬產業的經驗借鑒是重要的吸引力之一。”李永林表示。

比如，香港賽馬會每年向香港提供110億港元的財政稅收，占香港總財政收入的1/10左右；作為世界馬術中心的德國，成為世界各個國家優秀騎手訓練比賽首選，德國形成了龐大的馬術產業，從業人數達30萬人。

“前景大家都很看好，目前關鍵馬文化體育產業的消費市場的培養與成長。”代健認為。

諸多業界人士認為，像馬術這樣小眾體育項目消費市場的培養一是靠明星選手的效應，二是靠“互聯網+”方式。但目前中國騎手的成績在世界排名是差強人意的，至於後者，最大的想象便是馬彩。

但馬彩在國內是明令禁止的。199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於堅決制止賽馬博彩等賭博性質活動的通知》，此後在2002年國家五部委也曾聯合打擊過賭馬現象，這些都是從國家層面對於賽馬賭博的禁止態度。

就《意見》而言，海南鼓勵發展賽馬運動等項目，探索發展競猜型體育彩票和大型國際賽事即開彩票，二者是並列提出，並未有顯示有任何聯系。

有一種業界比較認可的觀點是，海南賽馬連固定、正規的賽事和配套基礎都尚未完成，要談及馬彩還為時過早，即便將來會對賽馬運動和彩票相結合進行探索，也並非一朝一夕可促成之事。

尾氣凈化裝置成本高難普及 專家建議探索新型減排技術

機動車排放與燃煤、工業生產排放一起，已成為我國大氣PM2.5汙染的主要來源。

國家大氣汙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日前公布的研究結果顯示，從2011至2015年，全國機動車氮氧化物排放占比由26%上升到31%，其中柴油貨車的排放分擔率過半。

於今天（16日）成立的中華環保聯合會機動車汙染監測與防治專業委員會（簡稱“機動車汙防委”）建議，在深刻認識治理機動車汙染的基礎上，堅持“三個結合”，推進我國大氣汙染防治攻堅戰取得實效。

機動車汙防委是中華環保聯合會在機動車汙染防治領域成立的專業分支機構，由從事機動車汙染防治技術研究、開發、服務、工程、投資的企業、事業單位，社團組織和相關單位為實現共同意願而自願組成的非營利性、全國性社會組織。

2016年，全國柴油車（其中貨車約占85%）總數為1878萬輛，僅占機動車保有量的6.4%，但其氮氧化物排放量為367.3萬噸，占比高達63.6%，柴油車排放的顆粒物更是占到機動車排放的99%以上。

研究發現，重型貨車排放的氮氧化物（NOx）和顆粒物（PM）是細顆粒物（PM2.5）和臭氧（O₃）超標的重要原因。截至2016年底，全國重型貨車保有量達到785.4萬輛，其中重型柴油車為708.9萬輛，占全國汽車保有量的3.6%，但其排放的NOx、PM分別占全國汽車排放量的53.0%、60.5%，成為機動車汙染防治的重中之重。

北京市環保局15日公布的PM2.5源解析結果顯示，北京市全年PM2.5主要來源中本地排放占三分之二，區域傳輸占三分之一，2017年PM2.5年均濃度58微克/立方米中，區域傳輸貢獻約20微克/立方米。隨著汙染級別增大，區域傳輸貢獻上升，重汙染日區域傳輸占55%至75%。從北京市當前本地大氣PM2.5來源特征看，移動源占比最大，達45%。

在今天的成立大會上，機動車汙防委籌備組組長姜明吾表示，機動車汙染防治應堅持“三個結合”。第一個結合就是“堅持車輛減排與節能相結合，采用具有節能功效的減排技術”。

他解釋說，治理柴油車超標排放的首要目標是減少顆粒物排放。為此有兩種技術路線，一種是發動機後端處理技術，對柴油車排放的尾氣進行減排處理，目前通用的設備是尾氣凈化裝置（DPF）；另一種是發動機前端處理技術，通過改進燃料在發動機內的燃燒狀況從源頭上減少汙染物的排放，目前市場新興的氫氧減排技術（0ET）就是一種新型的前端減排技術，例如水助動機、車載氫氧機氫動力發生器等。

“幾年來，我國治理柴油貨車排放汙染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國家有關文件要求柴油貨車加裝DPF，但加裝DPF難度較大。”姜明吾分析，主要原因是由於車輛使用DPF後能耗上升、動力下降、運營成本增加，企業和車主實際收益減少。他認為，為化解這一矛盾，應尋求和探索使用新型減排技術。實踐證明，堅持減排和節能相結合，采用既能使車輛減排達標又減少能耗的新型減排技術是一條化解這一矛盾、加快柴油車排放汙染治理的有效途徑。

姜明吾說，第二個結合是車輛減排與優化燃料結構相結合，推廣清潔能源汽車。他說，根據我國目前LNG卡車、純電動卡車、柴油卡車的發展情況和貨運特點，在城市物流中應鼓勵使用純電動汽車和天然氣汽車替代柴油輕卡，而在中長途貨運中應鼓勵優先使用LNG重卡或國五排放的柴油重卡。

“第三個結合是堅持車輛減排與改善管理相結合，加大柴油車的維護保養。”姜明吾說，柴油貨車排放超標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車輛沒有按照規範要求進行維護保養，致使車輛技術性能下降，排放超標。因此，加強柴油貨車的維護保養，積極推進IM（檢測/維護）制度。針對IM站非法運行行為開展整治活動，確保在用車及時得到有效檢測、維護，使在用車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尾氣排放凈化潛力。

姜明吾介紹，機動車汙防委將在落實與加強機動車監測與防治兩個方面下功夫，堅持減排與節能相結合，加快機動車排放技術改造和淘汰更新，開展先進的創新的排放技術試點與示範，鼓勵優先使用既減排又節能的新技術。

此外，機動車汙防委還將促進產學研相結合，不斷引進國外機動車汙染監測與防治的先進技術，提高機動車汙染監測水平。協助成員單位申請國家級、省市級的環保示範、試點工程項目，促進機動車汙染監測與防治行業的良性發展。

國家大氣汙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此前也建議，強化監督檢查，確保柴油貨車達標運行；開展清潔柴油機行動，優化機動車保有結構；提升科技監管水平，加強柴油車汙染在線監控；加快推進清潔柴油供應，保證油品達標染。

“互聯網+”產業的上海探索：與實體經濟加速融合

目前，上海的產業數字化轉型已處於全國第一。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近日發布的《數字中國建設發展報告（2017年）》顯示，在包括信息服務應用、信息技術產業、產業數字化、信息基礎設施、網絡安全、政策環境等6個方面指標的信息化發展評價體系中，北京、廣東、江蘇、上海、福建等10個省（市）綜合指數在65分以上，信息化發展水平位於全國前列。

在產業數字化轉型方面，上海以18.57的指數得分排在10省市的第一位。近年來，上海全面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提升了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務的融合等水平，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正在深度融合，產業發展走向了高端化。

2017年上海市信息服務業收入構成 數據來源：上海經信委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2017年11月，國務院發布《關於深化“互聯網+先進制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指導意見》，在全國範圍內系統構建工業互聯網生態體系。

2016年以來，上海立足產業和信息化基礎，圍繞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在工作布局和產業創新等方面率先啟動與探索，將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深度作為抓手，推動“上海制造”向“質造”和“智造”轉型升級，在提升實體經濟能級的同時，構築上海發展的戰略優勢，助力上海“五個中心”建設。

上海市經信委主任陳鳴波此前曾說，上海將把工業互聯網作為新時期上海加快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兩化”深度融合、落實中國制造2025戰略的重要抓手，作為加快新舊發展動能和生產體系轉換、促進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突破口。

近年來，上海兩化融合指數穩居全國前五；處於信息化集成提升和創新突破階段的企業占50%，高出全國近30個百分點；重點行業雲計算覆蓋率超過50%；多數國有企業采取“混合雲”方式加快業務轉型。

但上海也面臨著發展瓶頸，比如，龍頭企業引領效應不強、企業互聯網應用廣度深度不夠、產業生態環境不健全、傳統企業轉型乏力等，這些問題亟待解決。

為搶抓消費互聯網轉向企業互聯網這一機遇，上海進一步明確了以“互聯網+先進制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作為新一輪產業革命的著力點，全面促進企業降本提質增效、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助力國家在工業互聯網發展中的主導力和話語權，以此推進上海經濟發展質量、效率和動力變革。

2017年上海軟件和信息服務業與其他服務業的增加值對比情況 數據來源：上海市經信委

在促進互聯網與制造業融合、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方面，上海接下來將會有哪些新的舉措？上海市經信委信息化推進處處長裘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海即將發布《上海市工業互聯網產業創新工程實施方案》（下稱《實施方案》），以銜接《全力打響“上海制造”品牌加快邁向全球卓越制造基地三年行動計劃》。

《實施方案》的目標中，具體包括了建立工業互聯網平臺體系，培育打造一批通用型、行業級和企業級工業互聯網平臺，實現千個工業APP加載、十萬級企業上雲上平臺；以及基本建立工業互聯協同創新與產業應用生態體系，建設十個以上創新實踐示範基地，建設百個以上創新應用重點項目，培育百家工業互聯網服務機構等。

《實施方案》還提出，上海將通過功能體系建設行動、集成創新應用行動和產業生態培育行動具體推動22條措施。

在促進產業生態培育方面，上海擬加強產業創新，促進邊緣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在工業互聯網的深度應用；推進工業傳感器、5G物聯網通信模塊、智能硬件等技術研發與應用；培育形成一批基於工業互聯網的工業智能軟件和服務的整體解決方案。

此外，上海還將加大財稅支持,整合、優化和發揮好市級財政對於工業互聯網發展的專項支持，明確各區財政資金配套保障，設立工業互聯網產業發展基金，支持大型企業工業互聯網平臺建設和中小企業上雲上平臺。

新三板牽手貿仲委設調解中心，探索市場糾紛解決捷徑

5月18日下午，全國股轉公司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以下稱“貿仲委”）簽署合作協議，揭牌成立貿仲委調解中心，為新三板市場日趨增長的證券事務糾紛提供“一站式”解決機制。

股轉公司總經理李明在致辭時表示：“（新三板市場）糾紛正呈現出新型、複雜和多發的特點，需要進一步探索低成本、高效率、兼具專業性和權威性的糾紛解決方式……全國股轉公司與貿仲委合作，共同建立專業調解+商事仲裁的新三板市場糾紛解決機制，將有利於爭議的徹底解決。”

截至目前，新三板共有掛牌企業11300多家，累計交易及發行融資金額均突破4000億元。隨著市場規模不斷擴展，新三板市場呈現出利益關系日趨複雜，投資者、主辦券商、掛牌公司及其董監高人員等各類市場參與主體之間的經濟糾紛呈現增長態勢。

據萬德資訊統計，過去一年里，涉及新三板掛牌企業的訴訟仲裁案件共發生2234起，超過了新三板正式成立五年多以來的這類案件總數的一半，並且絕大部分都是民事訴訟，耗時較長。更加便捷高效的仲裁只有146起，占總數只有6%。

“股轉公司和貿仲委簽署合作框架協議，是經過多次調研和密切協商，最終達成共識。”李明說。

他表示，此舉是雙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與證監會關於開展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試點工作精神的重要舉措，將進一步完善投資者保護和市場風險防控機制，為新三板深化改革，實現從“量的發展”到“質的提升”提供更為堅實的制度保障。

根據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將通過媒介宣傳、業務培訓等方式，將適宜調解的各類糾紛引導至貿仲委解決。雙方共同確定具備專業北京、調解能力、良好公信力和職業操守的資深專家為當事人提供專業、快捷的調解服務，及時有效化解糾紛。

經過貿仲委調解達成和解協議的，當事人還可以申請由貿仲委進行快速仲裁裁決，以使和解協議的內容具有法律強制執行力，確保糾紛得到徹底解決。

“調解強調當事人自願原則，發揚和為貴的精神，可以為商事主體提供一個成本較低、對抗性較弱、有利於修複關系的糾紛化解途徑，滿足多元化的爭議解決需求。”貿仲委副主任兼秘書長王承傑在致辭中表示。

他指出，貿仲委調解中心將以仲裁為主業，同時與法院積極配合，大力推進調仲對接、調訴對接機制，實現各類商事爭議解決的“一站式”服務。貿仲委和股轉公司將致力於和諧化解資本市場糾紛，維護投資者合法權宜，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新時代 新作為 新篇章】“互聯網+”產業的上海探索：與實體經濟加速融合

目前，上海的產業數字化轉型已處於全國第一。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近日發布的《數字中國建設發展報告（2017年）》顯示，在包括信息服務應用、信息技術產業、產業數字化、信息基礎設施、網絡安全、政策環境等6個方面指標的信息化發展評價體系中，北京、廣東、江蘇、上海、福建等10個省（市）綜合指數在65分以上，信息化發展水平位於全國前列。

在產業數字化轉型方面，上海以18.57的指數得分排在10省市的第一位。近年來，上海全面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提升了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務的融合等水平，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正在深度融合，產業發展走向了高端化。

2017年上海市信息服務業收入構成 數據來源：上海經信委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2017年11月，國務院發布《關於深化“互聯網+先進制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指導意見》，在全國範圍內系統構建工業互聯網生態體系。

2016年以來，上海立足產業和信息化基礎，圍繞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在工作布局和產業創新等方面率先啟動與探索，將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深度作為抓手，推動“上海制造”向“質造”和“智造”轉型升級，在提升實體經濟能級的同時，構築上海發展的戰略優勢，助力上海“五個中心”建設。

上海市經信委主任陳鳴波此前曾說，上海將把工業互聯網作為新時期上海加快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兩化”深度融合、落實中國制造2025戰略的重要抓手，作為加快新舊發展動能和生產體系轉換、促進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突破口。

近年來，上海兩化融合指數穩居全國前五；處於信息化集成提升和創新突破階段的企業占50%，高出全國近30個百分點；重點行業雲計算覆蓋率超過50%；多數國有企業采取“混合雲”方式加快業務轉型。

但上海也面臨著發展瓶頸，比如，龍頭企業引領效應不強、企業互聯網應用廣度深度不夠、產業生態環境不健全、傳統企業轉型乏力等，這些問題亟待解決。

為搶抓消費互聯網轉向企業互聯網這一機遇，上海進一步明確了以“互聯網+先進制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作為新一輪產業革命的著力點，全面促進企業降本提質增效、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助力國家在工業互聯網發展中的主導力和話語權，以此推進上海經濟發展質量、效率和動力變革。

2017年上海軟件和信息服務業與其他服務業的增加值對比情況 數據來源：上海市經信委

在促進互聯網與制造業融合、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方面，上海接下來將會有哪些新的舉措？上海市經信委信息化推進處處長裘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海即將發布相關事實措施，以銜接《全力打響“上海制造”品牌加快邁向全球卓越制造基地三年行動計劃》。

在其目標中，具體包括了建立工業互聯網平臺體系，培育打造一批通用型、行業級和企業級工業互聯網平臺，實現千個工業APP加載、十萬級企業上雲上平臺；以及基本建立工業互聯協同創新與產業應用生態體系，建設十個以上創新實踐示範基地，建設百個以上創新應用重點項目，培育百家工業互聯網服務機構等。

上海還將通過功能體系建設行動、集成創新應用行動和產業生態培育行動具體推動22條措施。

在促進產業生態培育方面，上海擬加強產業創新，促進邊緣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在工業互聯網的深度應用；推進工業傳感器、5G物聯網通信模塊、智能硬件等技術研發與應用；培育形成一批基於工業互聯網的工業智能軟件和服務的整體解決方案。

此外，上海還將加大財稅支持,整合、優化和發揮好市級財政對於工業互聯網發展的專項支持，明確各區財政資金配套保障，設立工業互聯網產業發展基金，支持大型企業工業互聯網平臺建設和中小企業上雲上平臺。

京滬廣深等16城市要探索宅地供應多元化，下月上報具體方案

針對近期部分城市房地產市場出現過熱苗頭，投機炒作有所擡頭等情況，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近日印發通知，重申堅持房地產調控目標不動搖、力度不放松，並對進一步做好房地產調控工作提出明確要求。

在住房用地供應環節，住建部要求地方抓緊調整住房和用地供應結構。各地要有針對性地增加住房和用地有效供給，切實提高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應比例，建立房價地價聯動機制，防止地價推漲房價；提高住房用地比例，熱點城市住房用地占城市建設用地的比例建議按不低於25%安排，大幅增加租賃住房、共有產權住房用地供應，在新增住房用地供應中的比例達到50%以上。

住建部要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16個城市要探索推動供地主體多元化，6月底前提出並上報具體實施方案。

不過，除了北上廣深外，住建部此次沒有公開其他12個城市的具體名單。

官方數次提及

“供地主體多元化”的提法今年開始被官方多次提及。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

今年1月中旬，原國土資源部高層表示，我國將研究制定權屬不變、符合規劃條件下，非房地產企業依法取得使用權的土地作為住宅用地的辦法，深化利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推動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政府將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

這意味著，政府將不再是住宅用地的唯一提供者，房地產開發商也不再是一手住房的唯一提供方。

過去多年來，我國城市住宅開發的模式一般為房地產開發企業從政府部門購得國有土地，然後進行開發並對外銷售。其特點一是政府土地部門通過招拍掛方式提供新增居住用地，二是出讓對象必須是國有土地，如集體土地須征收為國有土地後方能出讓。

政府不再壟斷住房用地，盤活非房地產企業自有土地、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是貫徹中央提出的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兩多一並舉”住房制度基礎性的土地制度變革，可望漸別土地財政、抑制地產投機，滿足住有所居，同時維護不動產市場穩定。

在推動供地主體多元化方面，已經有一些地方政府走在了前面。

北京市住建委相關負責人去年年底曾介紹，北京進一步引導和鼓勵全社會支持參與住房保障工作，不斷拓寬保障房籌集渠道，多主體供給，形成了廣泛合力。其中，鼓勵國有企業利用自有用地建設保障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目前已建設約12萬套。

“鼓勵國企拿出自有用地建設保障房，是增加保障房的供給渠道,而非企業自建房為企業內部職工福利分房。”上述負責人表示，這些房源均面向社會符合條件的保障房家庭進行公開配租配售。

集體土地供應與嚴禁小產權房

除了可以盤活非房地產企業自有土地，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也是一個可以提供住宅用地的供應渠道。

去年8月底，為增加租賃住房供應，緩解住房供需矛盾，構建購租並舉的住房體系，建立健全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國土部會同住建部根據地方自願，確定第一批在北京、上海、沈陽、南京、杭州、合肥、廈門、鄭州、武漢、廣州、佛山、肇慶、成都等13個城市開展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

北京2017年確定了較為宏大的利用集體土地建租賃房計劃，從2017年起的5年里，將供應1000公頃集體土地，用於建設租賃住房。

截至2017年12月底，北京市實現集體地租賃住房用地供應203.9公頃，完成率102%，超額完成2017年度供應任務。

上海也早在數年前就已進行了相關探索，並在部分區域進行了集體土地建租賃房試點。

除了北京和上海早有推進外，官方信息顯示，另外11個城市集體土地建設租賃房方案今年年初也獲得了兩部委的聯合批複。自去年8月開始啟動的這項試點工作正在進入加速通道。

有一些城市的集體土地建設租賃房試點實施方案中提出了較為具體的建設目標。合肥試點實施方案中稱，2017年至2020年完成試點目標5000套，建設面積約45萬平方米，其中：2017年底啟動試點項目，2018年完成1000套，2019年完成2000套，2020年完成2000套。

廣州試點實施方案則表示，至2020年全市計劃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建築面積300萬平方米，每年批準建築面積按100萬平方米控制。

南京試點實施方案中提出的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底建成一批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項目，建設集體租賃住房總建築面積30萬平方米左右。

利用集體土地建設租賃房雖然實現了多主體供應，但禁止以租代售，防止出現小產權房也成為各方共識。

此前，業界就曾擔憂，都是在集體建設用地上蓋的房子，如何界定集體土地建租賃房與小產權房的差？如果利用集體建設土地建設的租賃房，產權能夠分割，再加上一個是長期租賃合同，實際上就成了變相賣房，與小產權房無異。

合肥試點實施方案中要求，集體租賃住房建設，必須依法履行相關報批手續，房屋建成後只進行出租使用，不得出售，不得轉租、抵押、轉讓，不得改變房屋和土地用途，堅決杜絕變相小產權房。

武漢試點實施方案也要求，對未經批準擅自建設租賃住房、將租賃住房銷售、違法用地、違規建設、質量不達標等情況一律依法予以查處，切實防止以租代售、“小產權房”出現，保障試點項目依法依規建設。、

此前，住建部等部委已經要求，集體租賃住房出租，應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和租賃合同約定，不得以租代售。承租的集體租賃住房，不得轉租。

立白掌門巨資投建共享醫院 盈利模式待探索

“美國、日本等國家的Medical Mall發展相對比較成熟，國內剛剛起步，對我們來說，現在最具有挑戰的是，中國還沒有一個成功的案例出現。”立白集團董事長、廣州國際醫藥港董事長陳凱旋近日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

去年9月，國內首家醫療商場杭州江幹全程醫療國際Medical Mall（下稱“全程醫療”）拿到“準生證”並開門營業。隨後，多地開始跟進。第一財經記者不完全統計，目前正在籌建的Medical Mall項目數量至少達到5個。在Medical Mall項目建設熱潮下，實質面對的挑戰並不少。

所謂Medical Mall，簡單言之，就是共享醫院，由多個醫療機構“拼”起來的醫院，該模式推崇“共享”的概念，可以為入駐其中的醫療機構提供檢驗、病理、超聲、醫學影像、醫技科室及藥房、手術室等共享服務。

陳凱旋是最新的入局者，他所掌舵的廣州國際醫藥港，近日宣布與跨國醫療英慈醫療達成戰略合作，雙方合作推出Medical Mall，項目總投資約10億元，首期投資約5億元，經營規模約3萬平方米，目標對準粵港澳大灣區，希望可以在灣區內提供“一站式”的醫療服務。

“Medical Mall在國外的發展，是比較成功的模式。我們希望能夠探索出一種創新的模式。” 陳凱旋說。

除了廣州國際醫藥港這樣的民營資本，部分地方政府也投身於Medical Mall。

“我並不認為Medical Mall可以拔高到是一種促進醫療體制改革的新生事物，它無非還是一種商業模式。由於互聯網經濟的興起，實體的商業經營受到很大挑戰，通過與醫療結合的方式，來盤活這些實體資源，未嘗不可。一方面，可以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的問題；另外一方面，可以給醫生集團提供一個經營的場所，醫生集團走的是一種輕資產商業模式，它自己沒辦法去自建藥房、醫學影像等設施，但通過Medical Mall的模式，可以實現拎包入駐。” 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副會長、交通大學國家健康產業研究院發展評估研究院院長閆東方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Medical Mall項目到底如何盈利呢？對於所有的入局者而言，這現在依然是摸著石頭過河。以全程醫療為例，它是以租賃的形式，將部分空間租給品牌連鎖醫療機構。入駐醫療機構可以共享全程醫療的手術室、醫技科室、藥房等資源，並按照相應規定，繳納費用。

這樣一種租賃方式，業內也不乏爭議。閆東方認為，其實業內一直在探討Medical Mall的商業模式，盈利模式到底應如何把握、到底能不能實現盈利。“尤其在大城市，在醫療服務資源並不緊缺的背景下，它到底可以帶給老百姓哪些方便？ Medical Mall的投資人通過租賃的模式將場所租給了醫療服務集團，相當於將風險轉移到後者身上。對於承租方而言，租金成本不可小覷。承租方在這里運營，到底能不能賺錢，這需要深思。在我看來，引進Medical Mall的，應該還是有社會影響力的專家、醫療服務品牌，這樣做，才有可能保證盈利的可能。”

“整個Medical Mall的模式還在探索中，投資方需要做好虧損準備。” 閆東方說。

此前，有觀點認為，由於醫保體系尚未打通，大部分醫療分享活動尚未納入社會基本醫療保險體系，因此難以解決看病貴的問題，這是制約Medical Mall發展的一種因素。相比而言，目前的Medical Mall項目，還是更青睞發展中高端醫療服務。如上述的廣州國際醫藥港Medical Mall項目，以輕醫療為主，會考慮設計醫美、口腔、兒科、產科、月子中心等項目。這樣做，一來與傳統的醫療機構形成差異化補充；二來並不會牽涉到醫保支付的難題，後者畢竟保障的是基本醫療服務項目。

“它並不像傳統的醫院，只是一個局限於治療疾病的場所，從概念上，Medical Mall應該說是不同業態的集合，即健康與零售業的有機結合，它主打的還是以中高端醫療為主。”作為廣州國際醫藥港的合作方，英慈醫療業務發展副總監周徹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Medical Mall是一種舶來品，最早見於美國，之後，有日本、迪拜、新加坡等國家在推廣該模式。Medical Mall到底是否適合在中國大躍進推廣？

周徹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各國的社會制度、醫療體系不一樣，不同背景下產生的Medical Mall業態，中國只能作參考，但無法照搬。美國是一個以商業保險、私立的非營利機構為主導的醫療體系，由於醫療費用支付昂貴以及醫療服務的不可及時性等催生了Medical Mall的出現，而中國的醫療體系則以普通的公立醫院為主導，Medical Mall的出現，則適逢國家鼓勵醫療資源共享相關政策出現。“站在我們的角度上講，Medical Mall並不適合在全國遍地開花，還是應該結合本地的情況去發展相應的醫療服務。”周徹說。

探索建設內陸自貿港，中西部省份正積極研究和申報

在海南被確定將建設自由貿易港之後，內陸地區也在積極爭取建設自由貿易港，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為此展開了相關研究和申報工作。

其中，四川省自貿辦近日提出，四川自貿試驗區將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探索以航空為特色、空鐵公水多式聯運優勢集成的內陸自由貿易港，探索建設一批內陸與沿海沿邊沿江協同開放示範區。

西安市自貿辦有關人士也在近日向第一財經介紹，該市空港新城申報首個內陸型自由貿易港的文件已經遞交陜西省政府。陜西省確認西安空港新城為陜西省申報、建設自由貿易港主體。

圍繞內陸自貿港建設，相關專家也就此提出了一些研究意見，比如建設內陸地區的自貿港，不僅限於港口模式，可以進行多類型、多元化探索。

不過，相關部門回應稱，自貿港建設目前處於探索期，由中央統一決策部署確立。

探索建設內陸自貿港

實際上，今年以來，各地就開始了建設自貿港的研究。

今年1月7日，西安空港新城舉辦了“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研討會，邀請商務部研究院、陜西省內外知名高校的領導和專家學者為空港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把脈支招。

1月16日，成都雙流自貿試驗區舉行了以“從自由貿易試驗區到新時代內陸自由貿易港”為主題的空港型自由貿易港建設研討會，邀請了來自中央部委以及學術界專家為雙流如何建設空港型自由貿易港出謀劃策。

同時，四川的其他地市也在積極研究準備，比如，不在四川自貿區範圍內的宜賓市就提出，在四川申報內陸自貿港的時候將其納入。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霍偉東向第一財經表示，各地積極申報自貿港，是對十九大報告的呼應，顯示出各地政府高度重視改革開放的探索，尤其是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

而在此過程中，內陸地區相當積極，雖然沿海地區具有海港的優勢，但內陸地區依托空港和鐵路港，在向西、對歐的開放中，無論是國際航線和中歐班列上，都可以化地理劣勢為比較優勢。

參加前述地方座談會的中央部委的專家也表示，“自貿港依托於港口，既可以是海港，也可以是空港、陸港（鐵路港），有的還提出是江港。”在中西部地區建設內陸自貿港，可以與“一帶一路”和西部大開發結合起來。

霍偉東也向第一財經表示，自貿港不一定是海港，也不一定是先在沿海再在內陸設立，是可以在海港、陸港（鐵路港）、空港各選一個點設立自貿港。中央提出探索內陸開放，要解決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自貿港就是助推劑，不然內陸地區永遠落後於沿海地區。

南開大學自貿區研究中心主任佟家棟在雙流自貿區的座談會上表示，中國自貿港可以多種類型的港口進行多元化探索。

因此，四川提出探索以航空為特色、空鐵公水多式聯運優勢集成的內陸自貿港；陜西將西安空港新城作為建設主體，而河南省申建自由貿易港，也主要依靠河南自貿區、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鄭州國際陸港及各類口岸特色優勢。

深化自貿區改革

不過，在目前，這些地方的申報意願尚未有實質性進展。

今年2月，重慶市商務委在該市政府公開信箱中答複市民時表示，自由貿易港建設目前處於探索期，由中央統一決策部署確立自由貿易港建設城市，不受理地方自行申報。重慶將持續關註自由貿易港建設動態，切實把握自由貿易港建設契機。

西安市自貿辦有關人士也向第一財經透露，在該市空港新城的申報文件遞交陜西省政府之後，陜西省商務廳與商務部進行過溝通，商務部口頭答複表示，內陸自貿區剛開始試驗，自貿港建設也在探索，暫時沒有啟動申報。

霍偉東向第一財經表示，自貿港並非是對自貿區的取代，十九大報告提出，“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這是兩層意思，不是自貿港也並不阻礙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可以推進自貿區深化改革創新。

重慶市商務委也在上述答複中表示，重慶自試區建設尚處於起步階段，下一步將切實用好中央賦予自貿區的更大自主權，加快具有內陸開放特點、適應市場主體需求的政策創新和制度建設，打造自貿區升級版，成為內陸自貿區高標準高水平建設典範。

四川省自貿辦也提出，2018年，四川自貿區將提升到2.0版，推動第二批省級管理權限下放，探索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爭取本外幣賬戶管理體系試點，探索多式聯運“一單制”、科技金融服務新模式等。

事實上，參加雙流自貿區座談會的專家也談到，目前自貿區試驗存在一些問題，與設立初衷存在差距。自貿區目前主要進展在於投資便利化上，其他方面還有待加強。自貿區建設需要繼續推進體制機制的創新。

佟家棟在上述雙流自貿區座談會上提出建議，在自貿區範圍內的海關特殊監管區設立自貿港，施行典型自貿港政策體系，以貿易自由化倒逼改革；而在自貿區非海關監管區則繼續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重慶市商務委也表示，重慶已建議中央允許內陸自貿區四至範圍內的綜合保稅區和保稅港區，試行自由貿易港政策，並做好承接的準備工作。

1300萬預期受益對象 社會力量扶貧新探索

作為家中的“頂梁柱”，雲南省鎮雄縣今年24歲的趙勇，在2017年被查出感染性休克、急性腹膜炎、闌尾膿腫、腸間膿腫等十余種疾病，危及生命，經過手術搶救，終於脫離生命危險。他說，等病好了，要繼續外出打工，賺錢養活家人。

而國家醫療體系報銷和頂梁柱健康扶貧公益保險項目（下稱“頂梁柱保險項目”）的保障報銷，大大減輕了趙勇的家庭負擔。

趙勇是頂梁柱保險項目受益的109萬群體中的一個。5月23日，在頂梁柱保險項目成果報告暨百縣資助計劃發布會上，國務院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副司長陳洪波稱，要清醒地看到，到2017年底，全國還有3000多萬的貧困人口沒有擺脫絕對貧困，特別是在深度貧困地區，重病患者等特殊貧困群體問題日益嚴峻，扶貧攻堅形勢依然嚴峻。

一直以來，疾病都是貧困人口脫貧路上最大的攔路虎。防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是脫貧攻堅這個“硬骨頭”中的“硬骨頭”。相關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300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因病致貧、返貧的貧困戶占總數超44%，居所有致貧因素的首位。

國家衛生健康委扶貧辦組長程萬軍稱，健康扶貧已經成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一場關鍵戰役。這個“硬骨頭”要通過重點發展基本公共服務、完善基本醫療保險、大病統籌救助、商業醫療保險等方法建立長效機制。

2017年7月，中國扶貧基金會、阿里巴巴、螞蟻金服三方共同發起“頂梁柱健康扶貧公益保險項目”，以“互聯網+精準扶貧”的模式，為現行貧困標準下18周歲至60周歲的建檔立卡貧困戶提供專屬扶貧公益保險。

阿里巴巴集團合夥人、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理事長、脫貧基金副秘書長孫利軍表示，未來將繼續整合資源，通過阿里巴巴公益平臺和螞蟻金服公益平臺面向公眾眾籌，整合阿里巴巴集團各業務板塊的力量，大力支持頂梁柱保險項目的順利開展，助力脫貧攻堅。

據了解，項目啟動不到10個月，累計籌資5527萬元，支出2370萬元，覆蓋貴州、雲南、四川、新疆4個省、自治區，15個縣，建檔立卡的家庭勞動力超過109萬人直接受益。

中國扶貧基金會理事長鄭文凱稱，在貧困農戶家庭中，家里勞動力既是頂梁柱，也是主心骨。瞄準這個群體，實際上就是瞄準貧困家庭增收致富發展的核心力量。這樣不僅有效降低了因病致貧、返貧的發生率，而且還能充分利用大數據和網絡功能，逐步建立建檔立卡貧困戶家庭中勞動力健康檔案和救助工作體系，創新精準對接與社會扶貧工作的機制。

中國扶貧基金會助理秘書長秦偉介紹，因病致貧、返貧的貧困戶占建檔立卡貧困戶總數的44%，意味著1300多萬貧困人口是頂梁柱保險項目的預期受益對象。在2018年至2020年的未來三年期間，頂梁柱保險項目將計劃投入3億元，覆蓋百縣1000萬人次，為建檔立卡戶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提供醫療保障。

對於頂梁柱保險項目的發展，程萬軍建議：一是以需求為根本，拓展項目覆蓋地區，爭取讓更多的貧困人口獲益，適當的時機也可以考慮將項目的受益人群拓展到農村所有的人口，不只是建檔立卡貧困戶；二是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扶貧，擴大投資規模；三是充分發揮“互聯網+”、區塊鏈等新技術應用，讓“數據多跑腿”，讓群眾少跑路，簡化理賠流程，保障信息安全，在此基礎上，做好與醫保系統的有效銜接。

“探索者”周正慶： 三十年證券市場崢嶸 | 人物

從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算起，中國證券市場已經發展了近三十年。周正慶，作為第三任中國證監會主席，雖然僅在任三年時間，但他卻以不同的身份，參與了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各個重要階段。

在他主政證監會時期，曾推動出臺了轟動市場的“搞活市場的六項政策”，並由此引發了著名的股市“5·19”事件。之後回憶起那段經歷時，周正慶曾表示，自己經歷了資本市場“一段艱辛而複雜的道路”。

周正慶自1951年進入金融系統工作，先後在人民銀行、國務院證券委、證監會工作，離開證監會之後，又在全國人大財經委擔任委員。如今，在金融市場奮戰終生的“老兵”停下了腳步，將推動市場發展的任務交給了後來者。

2018年7月21日，周正慶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歲。

“這真是一個噩耗。”一位長期關註證券市場的學者聽到上述消息時，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周正慶身上有濃濃的學者味道，很懂金融，而且深入參與了金融改革的很多細節，對此表示非常惋惜。對於周正慶“幹預市場”的主張，市場頗多爭議，但他對改革的努力、對投資者的關心，依然廣受贊譽。

作為監管者，他曾公開呼籲，“我們要擔起歷史責任，切實履行職責，為建設一個健康發展的證券市場而奮鬥”；作為市場建設者，他曾在90年代率先提出，要糾正過去談“從資本市場籌資多少”比較多，談“資本市場給予投資者多少回報”比較少的觀念；而作為探索者，直到80多歲高齡，他依然活躍在一線，在為市場創新、監管法治建言獻策。

“5·19”事件中的周正慶

周正慶1951年進入金融系統工作，曾先後任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市分行辦事處出納員、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市分行副行長等職務，並於1986年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1990年12月19日，周正慶代表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海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95年5月，他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兼任國務院證券委主任，1997年5月他又兼任中國證監會主席。

“他的履歷生涯的大部分，都是在中國證券市場。在我國的金融改革過程中，他一直是一個探索者的角色。”前述學者對記者說。

他上任證監會主席時，國內外經濟形勢異常複雜。“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余波未平，國內經濟增長‘保八’失敗，經濟存在較為明顯的通貨緊縮。再加上當時銀行、政府、國企這‘三座大山’，內外情勢都不樂觀。”一位機構人士回憶稱，而此時，股市的“財富效應”，吸引了當時監管層的註意。

“5·19”事件之所以載入史冊，跟當時行情發生的背景，以及後來的巨大影響都有關系。1999年5月19日，股市在沈寂兩年多之後突然出現井噴式上漲，滬深證券市場分別上漲50點和127.56點，漲幅都超過4%。

而這波行情的直接“推手”，正是周正慶。

對於為何“出手幹預”，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曾表示，在“周邊”股市危機四伏的情況下，中國的股市沒有出現大幅波動，成績來之不易。但是，在隨後的近兩年時間里，特別是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投資者中有種關於中央支持不支持股市的擔心與疑慮。

在他看來，當年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繼續向好，而股市卻與整體經濟形勢的走向相背離，這種現象並不正常。數據顯示，1998年境內籌資比1997年減少了484億元，下降36.6％；成交總量比上一年減少7177億元，下降23％；印花稅減少27億元。

基於此，他組織證監會有關部門對市場狀況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並於1999年初，醞釀了一份關於進一步規範和推進證券市場發展的若幹政策意見，請示國務院。

經過方方面面的協調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國務院批準了這份包括改革股票發行體制、逐步解決證券公司合法融資渠道、允許部分具備條件的證券公司發行融資債券、擴大證券投資基金試點規模、搞活B股市場、允許部分B股H股公司進行回購股票的試點等6條主要政策建議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說的“搞活市場六項政策”，由此引發了著名的“5·19”行情。

對於他的做法，當時有較大爭議。市場有觀點提出，這是“政府監管機構直接出面發動證券市場行情”，用投資者的資金，填補了市場改革的資金黑洞；但也有觀點認為，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階段，可以看到1999年~2001年這波“世紀大行情”，保證了前期金融整頓的平穩過渡，讓數百家金融機構實現了“軟著陸”。

歷史不容假設，我們無法評價如果沒有這波“世紀大行情”，中國金融改革會是怎樣一條軌跡。但是從“5·19”事件中可以看出，周正慶對於市場幹預一直持有強烈支持的態度。

他曾說過，“監管部門不能抱著聽其自然、任其發展、無所作為的態度，要從實際出發，以‘三個有利於’為指導，積極主動引導證券市場健康發展”。他還說過，“正確的輿論引導和正確的政策措施，能夠促使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反之，錯誤的輿論引導和不當的政策措施，必然阻礙證券市場穩定健康發展”。

主張“有形之手”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東南亞各國資本市場，受害各國金融體系幾乎崩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預測當年全球的經濟增長速度會下降0.6個百分點，東南亞國家和韓國下降3個百分點。

對此周正慶曾回憶稱，“可見金融危機影響之大、破壞之重”，且可以看到，“金融危機所涉及的國家，首當其沖的是資本市場”。

盡管中國當時資本市場尚未開放，但全國統一的證券監管體制尚未形成，國內非法發行證券和交易活動猖獗、場外交易混亂、證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證金、期貨市場突發事件頻頻發生。

從數據可以看出問題的嚴重性。當時全國涉及18個省市，未經國家批準非法設立的股票交易場所41家，有520家上市企業，涉及340萬投資者，市值300億；全國證券公司普遍存在違規吸收社會資金、挪用客戶保證金以及違規從事同業拆借活動的行為，涉及金額達1000多億元；1999年3月前，各地擅自或者越權批設了75只證券投資基金，總資產90多億元，涉及22個省市、120萬投資者。

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防範金融風險的通知》。國務院為此專門成立了清理整頓場外非法股票交易和整頓證券期貨市場工作小組，周正慶擔任組長。

這場清理整頓從1998年4月開始，經歷一年半的時間基本結束，主要整頓五方面內容，場外股票交易市場、證券交易中心、證券經營機構、期貨市場、原有證券投資基金。

到1999年底，41個交易場所全部關閉，520家企業全部摘牌；經過一年多的整頓，全國90家證券公司，有35家完全歸還了挪用的客戶保證金，15家增資改制，批準了4家為綜合類券商，11家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1999年3月，證監會發出對證券投資基金進行清理規範的通知，各類基金逐步摘牌……

清理整頓阻力重重，在當時來看，其涉及範圍之廣、清理難度之大，都是我國證券市場歷史上所沒有過的。

對於能夠平穩完成，周正慶認為，政府幹預功不可沒。他還在1998年赴美與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交流期間，對自己的做法的合理性做了“確認”。

他後來回憶說，“我認為，作為宏觀管理部門要為證券市場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要適時進行宏觀調節。縱觀世界各國對證券市場在必要時沒有不進行幹預的。遇到重大問題，進行適當的幹預是十分必要的。這一點，美聯儲主席表示認同”。

自我國證券市場創立之初，“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的爭議就一直不斷。周正慶還曾明確表示支持“政策市”，但他對“政策市”的理解有些不同。

“對於‘政策市’的說法，確實到了該全面剖析、客觀看待的時候了。”周正慶2014年接受采訪時曾提出，政府通過政策和輿論來間接引導資本市場，這樣的“政策市”是國際慣例，無可非議。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沒有政策和輿論引導的資本市場，不是正確的政策和輿論引導市場，就是錯誤的政策和輿論引導市場。

比如，美國“9·11事件”發生後，總統、財長、美聯儲主席都號召居民樹立信心，購買股票，並要求投資機構不要賣出股票，旨在穩定股市；再比如德國提出發展資本市場的10點計劃，內容包括減稅、拓寬資金進入股市的渠道等。

他還曾說過，“就市場而言，我認為，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都要用，不是只用無形的手，只要有利於經濟發展需要，都是可以用的”。

對此，前述接受采訪的學者表示，政策對市場的幹預，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不進場的政策，如周正慶所提出的市場改革、推動增量資金入市、加強市場監管等等；但還有一類，是當前監管層用得比較多的，直接進行窗口指導或行政幹預，限制價格、限制買賣等。對於前一種，確實是國際慣例，但對於後一種，則存在明顯局限性。

市場法治推動者

無論是在任國務院證券委主任時，還是擔任證監會主席期間，周正慶對於以制度、法治規範市場都極為重視。

在離開證監會之後，他更是全面參與到《證券法》、《公司法》、《期貨法》等重要法律的修訂及形成當中。2001年5月，他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的身份參加《證券法》執法檢查；2003年6月，他擔任《證券法》修改起草組的組長，牽頭負責《證券法》的修改。

這一次修改意義重大。《證券法》形成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於1998年12月通過，1999年7月1日正式施行。當時，國內吸取了金融危機的教訓，從制度和立法上防範金融風險，成為當時證券法立法考慮的一個重要考慮。比如，規定多項限制性條款，包括“分業經營和管理”，只允許“現貨交易”，禁止“國企炒股”，禁止“融資融券”和禁止“銀行違規資金進入股市”等等。

“當時規定這些條款是當時條件所必需的。”周正慶後來曾表示，經過幾年實踐看，這些條款的內容有些已經不適應資本市場發展需要，有必要對這些條款進行修訂。

在周正慶等委員推動之下，《證券法》在修改時，強調了要提升資本市場在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中的地位，著重為證券市場的創新發展提供法律依據。同時，強調要建立嚴格的市場主體約束機制，完善監管措施，使市場更加規範健康。另一個重點是通過立法加強對投資者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樹立投資者信心。

參與金融市場幾十年，周正慶發現，投資者風險教育至關重要。為此，他在擔任證監會主席期間，還親自主編了《證券知識讀本》，另一位原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對此評價稱，這是一本很好的教材，“內容豐富，資料翔實，為廣大從業人員和其他讀者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糧，對近年來資本市場知識的宣傳、普及發揮了重要作用”。

除了《證券法》和《公司法》外，周正慶還非常關註期貨市場法律的制定。在他看來，中國期貨市場經歷了初步形成階段(1990年~1994年)、清理整頓階段(1995年~2000年)、規範發展階段(2001年之後)。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大整頓當中，期貨市場也是周正慶重點發力的五大領域之一。

“1997年5月，我擔任證監會主席，繼續加強對期貨市場的管理。主要對期貨交易所和期貨經紀機構進行結構調整，並重新調整了期貨合約。清理了非法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的期貨經紀公司，清理規範境外期貨代理業務資格，取締非法外匯交易和境外期貨交易。”他在後來回憶說，經過清理整頓，原有14家期貨交易所撤並為3家；交易品種由原來的35個壓縮到12個；179家期貨經紀公司完成了增資和重組，期貨公司的抗風險能力有了較大提高。

與此同時，還加強了期貨市場的法規建設，出臺了《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及四個配套管理辦法。

2007年，證監會舉行《期貨交易管理條例》座談會，也專門邀請周正慶參與。他認為新的條例在擴大調整範圍、加強風險控制和監管、鼓勵市場適度創新等方面有了重大進步，特別是明確證監會對商品和金融期貨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監管，為期貨市場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有效避免了期貨市場的分割和多頭監管的問題，將為期貨市場的規範發展提供更好的法制環境。同時，新的條例也成為當時全國人大財經委正在推動的《期貨法》立法的前奏。

此後，他又公開提出，應加快制定《期貨法》，完善期貨市場基礎性法律制度，進一步規範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提供有效的權利保障。

投資者保護深入人心

證券市場成立初期，“融資者”比“投資者”更受重視。

但是，周正慶認為，這樣的觀念是需要糾正的，應該重視投資者的回報。他在2003年曾表示，當時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開戶數已達到6884萬戶，股票、債券已成為越來越多的國內居民重要的投資品種。

在他看來，如果廣大投資者不能得到合理的回報，其合法權益不能得到有力的保護，這樣的資本市場好比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沒有生命力的，無法長久存在。

“我理解，投資回報包括即期回報和長期回報。即期回報就是平常說的上市公司股票的股息紅利。為此，就要改變目前存在的某些上市公司‘不分紅’現象。”周正慶2004年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長期回報則是要求上市公司要有長遠的發展規劃，要建立有利於防止經營者短期行為的激勵約束機制，同時，投資者也要更多地關註公司的長遠發展和長期收益，逐步樹立理性投資的觀念。

如今，投資者的數量已經翻了一番。截至今年7月20日，投資者總數已達1.4135億戶，其中包括1.41萬名自然人，35.23萬戶機構投資者。

投資者保護也成為中國證監會的一項重要工作，不但把防控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防範中小投資者因市場大起大落遭受損失，還要督促上市公司加大現金分紅力度。同時，推進制度化建設，實施證券期貨市場統一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辦法，初步構建證券期貨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完善持股行權、糾紛調解、支持訴訟和先行賠付等制度機制，以及持續進行投資者教育等。

證監會數據顯示，2017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現金分紅達到9784億元，現金分紅比例繼續上升。

值得一提的是，“直接融資比重過低”的問題，一直困擾周正慶多年。而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也是歷任證監會主席推動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

以2002年為例，我國直接融資占間接融資的比重僅為9%，在企業負債高企的背景下，銀行面臨很大潛在風險。經過十多年發展，直接融資市場規模不斷提升。截至2017年底，滬深兩市上市公司已經達到3485家，總市值56.71萬億元。另外，還有新三板掛牌公司11630家，總市值4.94萬億元。交易所市場發行債券2433只，合計籌資3.91萬億元。

從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至今已經近三十年時間。周正慶在金融系統當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與證券市場發展相關的領域。但是不容否認，中國的證券市場依然“年輕”，需要解決的問題也還很多，但是，“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這三大改革方向，必將在每一任證監會主席的手上薪火相傳。

責編：陳天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