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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銀行家很重要的一個能力是學會說「不」。客戶或其他銀行家有時會說，「我們可以做這個荒唐的事情嗎？」，這時就要以「不」，或者「這是個有趣的想法，讓我在團隊裡討論一下」——用任何不同版本的「不」來拒絕。

但這在投行業務上可行不通。原因之一是很多投資銀行業務賺的錢在以往的經歷中都是通過聽起來荒唐的事情得來的。比如「我們將按揭貸款打包成債券怎麼樣？」。儘管這樣的成功率很低，但是成功後的回報卻非常高，所以人們才會認真地對待每一個機會，儘管它可能有些傻。

原因之二是，投資銀行有一種「文化」，讓你在做客戶服務前和忙季中讓自己清醒的文化。這就是為什麼銀行家每週工作120小時而且永遠做好準備接電話：因為一個客戶想要什麼，你就要放下手頭所有事情竭力來幫她實現，並在某種程度上超出她的預期。「今天我的股票收盤價格多少？」一個CEO問道，兩分鐘後你就要回覆她一封20頁PPT的郵件，包括她股票表現的圖表，同其他公司的比較，和一份槓桿併購的分析。然後她會說，「嗯謝謝，其實我只想要那個價格，但我在這裡看見了。」

當然，你不能就這份PPT向她收費。邏輯在於，當你經常在客戶面前頻繁而熱情地「表現」，你就會贏得她的尊重（或是同情），這樣她就會在某天雇你做些簡單的事情，如管理她的公司IPO。然後她會付給你一部分錢——數額較大、和管理IPO所需付出的努力完全不相等。你並不是因為IPO而賺到了錢，而是因為這段關係。

這就是投行盈利的模式！——做很多毫無意義的工作，偶爾得到大額的回報。為客戶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看做是在建立關係。你也許會問，「為什麼在過去整整十年內他們從沒為我們的服務付出過一分錢？！」這是因為你們之間的關係還不夠強大。

所以當你問一個典型的資深銀行家，「你是不是會把高價值客戶放在第一位？」，他會說，「對！」然後自認為他很聰明。然後你問他，「我們應該做一些精密的數據分析來考慮我們提供哪一種服務才真正對我們有利可得嗎？」他會說，「是的，你當然應該這樣做，早晨前放到我的桌子上，但是別期望我們會停止那些沒有利潤的服務。」

對於麥肯錫那份報告，麥肯錫總歸是麥肯錫，不是一個銀行，所以麥肯錫人更傾向於高效做事、告訴其他公司如何運營他們的業務，而並非做很多沒有回報的工作。他們擔心全球大投行，因為他們的股本回報率比資本成本要低，而且在變的越來越低。他們的建議在某種程度上是，你應該思考的是你正在做的是什麼，而非做完所有事情。

所以報告說，稀缺資源應該被分配給那些有潛力產生高回報的客戶，減少對那些低回報客戶的注意力。

效率、利潤和ROE對於諮詢公司來說都很重要，但是國際銀行需要更高的東西。

另一方面，我們很難說麥肯錫是錯的。尤其在過去幾年，大的國際銀行按比例縮減了他們的很多業務，比如JPMorgan撤出了學生貸款業務，UBS撤出了投資銀行業務，摩根士丹利轉向資產管理。

最有趣的大概是高盛的決定——讓年輕的銀行家注意休息。無論這樣的決定反映了交易量的下滑還是招聘的競爭，它都標誌著一次文化大轉移——告訴銀行家有時是可以說「不」的：可以說「這是必須的嗎？」或「這是有利潤的嗎？」而不僅僅是「有人讓我這麼做了嗎？」這樣的文化轉換看起來還很飄渺：高盛正在試圖回答那些分析師的問題，就如同麥肯錫認為大銀行應該先開始問他們自己這樣的問題。

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機構投資者發現了這種恐懼：資產組合內各資產的相關性遠超過之前預計。自此以後，他們就開始尋找既能夠提供穩定收益，且與股票和債券相關性低的資產。2012年，紐約大學金融學教授Richard Levich和Fischer Francis Trees & Watts高級外匯組合經理Momtchil Pojarliev利用外匯市場來使投資組合多元化和降低股票的投資風險。

Levich稱：

「匯市風險曾被投資者視為需要規避的有毒物質。然而，我和Pojarliev認為，情況恰好相反：匯市能夠能夠提高機構投資者的投資回報。外匯資產是機構投資者在分散投資時未充分利用的資產類別。」

Levich和Pojarliev研究的這種方法需要對「β」進行重新定義。起初，Harry Markowitz對β的定義是，β是一種評估證券系統性風險的工具，用以衡量一種證券或一個投資證券組合相對總體市場的波動性。然而，在外匯領域，β是以下三種外匯策略的風險溢價：套息交易、動能和價值投資。

套息交易策略是，借入三種利息最低的貨幣，並買入三種利息最高的發達國家的貨幣。

動能策略是，做多三種升值最快的貨幣，並做空三種升值最慢的貨幣。

價值投資策略是，買入三種被低估（OECD計算的）最嚴重的貨幣，並賣出三種被高估最嚴重的貨幣。

他們的研究發現，與單個策略相比，把這三種策略結合起來不僅能夠提供更高的收益，還能夠降低股票投資組合的風險。在研究MSCI World Index，這種策略能夠獲得206個基點的超額回報，而單純的「β策略」僅能夠獲得46個基點的回報。更有意思的是，這種經過管理的資產組合的波動率竟然比指數還低。

幾家專注外匯的公司已經開始向機構客戶推薦這些策略，讓它們接受這種投資觀點。比如，位於西雅圖的資產管理公司Russell Investments就有一些日本的客戶，他們採取了這種綜合策略。Russell的匯市主管Michael DuCharme稱：

「這種策略非常簡單，也比較容易複製，且不存在暗箱操作。」

Record Currency Management還使用了第四種策略，該策略的基礎是購買高收益的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和低收益的發達國家貨幣。與Russell不同的是，在這種混合策略中，Record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公式來限制各個策略。Record稱：

「我們有能力做出改變。比如，如果我們認為風險溢價上升，我們會多使用套息交易策略和超配新興市場國家資產。」

Wood-Collins稱，Record過去25年的平均收益為2.5%，波動率為3.5%。他強調，通過使用槓桿，我們的投資組合可能帶來更誘人的回報。

然而，韜睿惠悅諮詢公司(Towers Watson)採取了另外一種策略。Matthew Roberts稱，為了提高收益，韜睿惠悅正在各種貨幣指數中尋找異常值，這種過程被它稱為「聰明β」(smart beta)。例如，相對於拉美國家貨幣，他們往往超配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指數。

韜睿惠悅的策略並不侷限於三種貨幣，而是開發了一個新興市場貨幣指數，在套息交易策略中使用了45種貨幣。他們的策略還包括買入新興市場貨幣的同時做空發達國家貨幣等。該公司稱，通過簡單的套息交易，它們就能夠獲得超過指數的收益。

大家都知道中國出租車牌照值錢，美國也一樣。如今，紐約出租車牌照已經價值130萬美元創歷史新高，如果你1970年代有一張出租車牌照，那麼累計收益率將達到2706%，同期道瓊斯指數和黃金的收益分別只有1675%和846%。

如今，一張紐約出租車牌照價格高達130萬美元，而2008年時還僅值50萬美元。

下表顯示了出租車牌照的相對價格。在1948年時，打車一次（1.5英里，5分鐘等待時間）的平均費用是0.63美元，牌照價格為2500美元，這意味著出租車司機要拉4000單客人就能買一個牌照。而2012年，出租車司機平均要拉82657萬單客人才能買的起牌照。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因當然在政府。

紐約市的出租車牌照發放權為紐約市政府所有。政府控制著誰能夠或者不能夠擁有牌照的規則。早在上世紀30年代，紐約共有30000輛出租車。為了整頓修葺不善、形象不佳的冗餘出租車，市長Fiorello La Guardia簽署了《哈斯法案》，出租車數量隨之下降至16900輛。隨後儘管人口一直在增長，出租車數量最低曾減少至11787輛，現在，紐約全市830萬人口僅有13336張出租車。目前，紐約政府計劃新頒發2000張牌照，按照現有價格，這將為陷入財政困境的政府增加20億美元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