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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的不靠譜(續) 井底望天

第五個問題，也是小強同學最為看重的問題，就是關於中國的城鎮化。

從厲同學的觀點來看，主要是這樣一個思路：

靠土地財政的路子已經死了，因為該賣掉的都賣掉了。所以要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路子，靠舉債來完成城市建設的資金來源。

如果你搞的是土地財政，那麼是靠搞土地三通一平，導致對土地的重新估價，然後用潛在的價格重估，先貸款出來搞基礎建設。

其實這個就是雞生蛋、蛋生雞。就是用你的雞，將來會下的蛋作為抵押，找別人借蛋，然後用這個蛋養雞，就可以還人家的蛋。

當然現在說的土地財政，是已經平整的土地，通過一個名目，重新估值，比如從商業區變成金融區，來做更大的貸款投放。所以你如果發行公共債券，和之前的靠未來土地抵押是一碼事。主要的區別，就是你拿到的錢，利率是什麼？如果你可以靠公共債券拿的錢，比土地抵押拿的錢，成本更低，那就是你的本事，呵呵。

其實中國現在的土地重新評估，還有很大的空間要走，完全不是無土地可做的情況。主要的問題，就是要防止重估過快，需要一步一步的重估。不過城鎮化是一個大課題，出現什麼樣的幺蛾子都不用奇怪。

第六個問題，是很多市場至上、把私有化吹上天的同學們，都最喜歡干的，就是把國企給咔嚓掉。

大家首先要明白，一個市場，有兩個相對的東西，一個是競爭，一個是壟斷。

以前大家聽到的，就是競爭如何如何好，壟斷如何如何差。但是大家沒有聽過，一定程度的壟斷，是對行業比較好。比如美國的大部分行業，基本上都是兩個壟斷大企業，佔領60%－80％的市場，然後其他的很多小企業，來搶剩下的市場。比如說，美國飲料市場，就是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

當然，很多大企業，比如汽車業的福特和通用，每個後面都有一大堆中小企業的零件供應商。因為很簡單，過度競爭，導致產品價格過低（如果大家不偷偷搞行業協定定價的話），最後就是大家的利潤率太低。

這個大家看一下海外的中餐館，就知道啥叫做過度競爭。或者看一下中國的鋼鐵業，在和人家談判鐵礦石價格的時候。大家通常聽到「中國人賣啥啥就賤，中國人買啥啥就貴」，原因就是中國人的情況，是過度競爭，而去買東西的時候，人家就是適當的壟斷。

所以我說過，只有適當的壟斷，就是所謂行業整合，你才可以真正的出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只要混過西方大壟斷企業的人，大概都知道，大企業真正的厲害之處，是通過壟斷的地位，進而獲取廉價的融資成本，和獲得政府政策的支持。比如在美國這裡，曾經就是如果你是一個公司的CTO，如果你購買的思科的設備，那麼出了問題，就是思科的問題。如果你購買其他人的設備，哪怕是人家的質量更好，價格更便宜，如果出了問題，就是你CTO的問題。當然現在其他的競爭者過來了，比如華為，人家CTO也可以買了，那麼這個時候，就是美國政府出來制止你的。

大家要瞭解的，就是真正的技術創新，是不會從這些壟斷的大企業出來，而是需要其他機制來產生。那麼中國的大型壟斷國企，和美國的大型壟斷私企，主要的區別，是在於你國企的壟斷利潤，還可以去國家財政，而私企的壟斷利潤，就去了大富翁的錢包，然後人家再逃一把稅。

或者像厲同學這樣，堅決反對二次分配啥的。

因此中國的大壟斷國企，如果你要改進目前的問題的話，可以就事論事，看病下藥。不要動不動就要私有化，然後讓來同學、松同學等等的私募基金給吃下來，最後你就會發現，日子不會比以前好多少。

而且國企要漲價，大家還可以鼓噪，罵得政府膽顫心驚，知難而退。

可是到了私人的手上，人家市場要漲價，你敢說市場不是？

結果壟斷的情況，不會有多少變化。

其實現在某黨的很多同學，還是沒有搞清楚這個。但是他們唯一知道的，就是敵人反對的，就一定要堅持。如果你看到美國和其他歐洲同學，每天想著如何算計中國的國企，你就知道，你幹對了。人家沙特的石油公司、新加坡的主權基金，還有北歐的不少東西，都是國企。

第七個問題，中國的民企，其實中國的名企沒有啥大問題。

現在的情況，就是主要靠初級製造，靠挖煤礦等簡單的低技術企業，積累的資金和管理經驗，已經沒法適應未來產業升級的要求了。其實這個時候，開始的金融改革，就是要讓這些企業資本，可以通過專業管理的資金市場，尋找比較有前景的新型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企業去投資。那種事必躬親，啥都要做的傳統老闆方式，應該走不下去了。

現在要出現的，就是專業的投資基金和風險基金隊伍、專業的科技研發和創始人隊伍、專業的企業經理人和管理團隊、以及專業的市場推廣、產品銷售和廣告策劃隊伍。

其實我提到的後面的這些中端到高端的各種人才，中國還是蠻缺乏的，這方面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目前看到，某些同學們，一談到企業的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扯到制度問題、法律問題、產權問題等等，就沒有想到，一個現代企業，上上下下，都需要專業和有經驗的同學去運作。以為民企把產權確立了，你就自然而然成英特爾了。

最後一個問題，關於中等收入陷阱，我知道厲同學要為他的弟子大聲吶喊，認為這個在中國不會出現。

厲以寧解讀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怎麽看經濟增長的下降

厲以寧：未來中國經濟更多還是L型 明年不會有大起色

11月4日，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主辦的“第三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做了題為“創新驅動和觀念轉變”的主題演講。

厲以寧認為，最近一些小煤窯又恢複生產，鋼鐵銷路變好，但經濟拐點並未到來。未來中國經濟更多還是L型。明年仍然是在一個“穩中求進”的階段，但是不會有大的起色。

此外，他建議對古典經濟學提出改進：熊彼得認為創新是生產要素重新組合，而現在僅靠合並不會有創新，信息量的組合才能創新，創意創新創業聯系在一起，未來不需要企業家，需要領頭羊就可；失敗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社會人與經濟人相結合。網絡時代創新對資本的要求降低了。

厲以寧

以下為厲以寧演講實錄：

不要輕易談拐點 L形更符合當前現實

第一個問題當前經濟形勢，根據統計局最近所公布的材料，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的確經濟是保持在6.7%的水平上，但是絕不能認為我們的經濟到了拐點，遠遠沒有到。什麽叫“拐點”?就是從現在的下行改為一個長期、平穩地發展，最近我們在外調查，煤的價錢上漲，很多小煤礦又恢複生產了。鋼鐵價格上升了，所以鋼鐵銷路也比較好。

這些情況怎麽來的應該分析，主要是：因為現在的企業的確是改革的地方需要去庫存，所以他為了保證自己的持續前進，必須要增加他的生產資料的儲備料。生產資料的儲備料本來是在減少之中，但是物價只要有一開始上漲就會跟上去。因為再過一段時間這些生產資料貴了，所以就造成了煤炭、鋼材價格的上漲。

這是當前出現的正常現象，但是並不以為著我們下行壓力已經減輕了。要知道經濟轉型絕不是短期內能夠完成的，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因為有很多工作我們需要做。所以這樣一來我們說不要輕易談“拐點”。明年仍然是在一個“穩中求進”的階段，但是不會有大的起色。“U”形、“V”形的都不是今後出現的情況，更多的情況還是一個“L”形的情況，這是符合當前的現實的。

未來或不需要企業家

第二個問題是創新。

二十世紀過去了，二十世紀流行的經濟學術語中最流行而且一直在使用的就是“創新”兩個字，熊彼特提出了“創新”的概念到現在整整一百年了，熊彼特提出了“創新”的概念是一百年以前提出的，思路是對的，需要創新，但很多情況是變了。因為當時還是工業化剛開始不久的時間，那是一百年前，所以熊彼特那個時候提出的看法。

舉幾個例子，第一個，熊彼特說“創新就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這在當時是對的，因為當時是工業化時期，制造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他沒有料到以後就變成了信息化時代了，信息化時代後工業化所必然要經歷的時代，所以目前不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就是創新，是信息量的組合、信息的組合才是創新。不掌握最新的信息，不分析最新的信息，光是生產要素的重組，那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這一點已經被信息化時代所看到了。兩廠一合並就能夠創新了?要看信息量掌握到什麽程度，有沒有真正新的因素在里面。

再舉一個例子，熊彼特認為“企業家是創新者，主要是因為因為他們能夠把發明家的成果用到經濟中去，這就成為了創新。”這個觀點在當時是對的，也沒有問題的。但是信息化時代來了這個觀念是落後的觀念，不是這種情況。現在主要是“創意、創新、創業”三個連在一起，要是經濟能夠創新的話必須先有創意，先有創意的人並不是企業家，先有創意的人是無數正在投入市場的年輕人。別小看那些咖啡館，別小看那些俱樂部，經常有人在那里討論他的創意何在，一旦有了創意了，這個時候能夠發現機會投資的這就是企業家。現在的情況是先有創意才有創新，有些企業是保守的維護既得利益的，每一個大企業都能夠創新?不一定。

第三個例子，熊彼特的觀點是“你要創新創業必須要有資本，先籌資、融資，然後組成一個計劃，然後把發明家的發明移到新的領域來。這個觀點不完全錯，但是不夠的，因為不了解網絡時代給人們帶來的影響。網絡時代使整個經濟運轉的速度加快了，網絡一旦你有新的創意出來，得到這個消息馬上有人自動向你投資，不是過去求別人投資，不是的。這個應該重視到信息化時代應該跟過去是不一樣的。

再舉一個例子，中國的古話講過“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個觀念對嗎?越來越不靈驗，假定思路不改你要失敗永遠失敗，你要成功必須轉變思路。成功是成功之母，不是失敗是成功之母，這是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一個新的觀念。這個過程中會出現無數的新的一些投資人，會出現新的組織者。有了成功就會有下一個成功，一直到另外新的創意出來了，這也是一種新的看法。

要知道今天的情況跟一百年前熊彼特的情況是不一樣的，那時候大量的年輕的都是體力勞動者，他們的知識就少，今天不一樣，盡量大量湧入創新市場的、創意俱樂部咖啡館的是年輕人，可都是有知識的人，他們在這當中會發現許多新的問題，也有失敗者，但更多的是成功者。

今天可以這麽，整個經濟運轉的速度比過去不知道快了多少，我們正處在一個加速變革的時期，包括人的觀念要改變，我們曾經這樣想，你能夠知道五十年以後中國的經濟是什麽樣子嗎?總的方向可以講，看準了，對了。但具體的問題不能解決，因為變化太快了，五十年以後的消費是現在的消費模式嗎?五十年以後的投資是現在的投資模式嗎?五十年以後的就業是現在這種就業嗎?那個時候就業者可能完全就在家里面他跟企業是定合同的，他自己有計算機就夠了，能夠跟你聯網就夠了，你要軟件我就給你研發出來。到那個時候，人們還會像現在一樣身上都帶了現金嗎?那個時候人們出來還一定要自己購買汽車嗎?好多東西都在變。失敗者跟成功者同樣在湧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有新的思維。

可以這麽說，未來的時代中，“企業家”這個名詞可能都不存在了，不需要企業家了，需要的是領頭者，領跑人，需要這樣的人。他一旦新的發現就會出現新的領跑者、新的帶頭人，這樣就行了。所以創新是中國的大勢、創業是中國的大勢，我們的觀念需要改變，要深入到下面去看看，下面是一個什麽情況，不是一百年前熊彼特所談的情況。

經濟學不止有理性人心理 更多社會人心理

第三個問題，講一下社會人和經濟人。

古典經濟學重視經濟人，經濟人又被稱為理性的人，都是從自己經濟的利益考慮的。成本要最低成本，收益要最大收益，如果消費者也是最低的價格能夠買到最大的滿足，這就是經濟人的觀念，所以經濟人又被稱為理性人，被奉為古典經濟學的一個慣例。

但是現在來看遠遠不夠了，而且這個觀點並不錯，但是範圍是窄了，不斷地有經濟學家對這個提出挑戰。凱恩斯他就是一個，他認為在投資方面人們往往有動物的本能，沖動性的投資。投資有沖動性這是凱恩斯認為經濟人的假設是不夠的。

凡勃倫的觀點是，人們的消費不完全是為了自己物質上的滿足，有很多原因，為了自己精神上的滿足，而精神上的滿足這種新的炫耀性的消費。炫耀性的消費他明明沒那麽多減產，他一定要坐最好的馬車，在街上走過使大家看到“這是一個有錢的人”，他就感到滿足。他的滿足是花錢能夠帶來一種愉快的感知。常言道“吃是百分之百為自己，穿是八十百分之為別人”，你是為了讓別人看到你感到快樂和羨慕你，是這種觀點。

西蒙認為最優的選擇是達不到的，因為變量太多了，目標又不單一，你怎麽能夠幾個目標同時做到最優呢?所以人們只能夠次優選擇。人們買東西特別是女同誌，比如她們買一件披肩或者是一件外移，別人問她怎麽樣?她說“湊合”，她不會特別滿意的，因為她沒有走到那麽多家企業，她不知道還有比她好的，真要走到那麽多家沒有時間。你買一個縫衣服的針，你要買最尖的針，你到百貨公司去看了有賣針的，我挑一個最尖的針，你自己挑吧，沒有哪個傻瓜自己帶放大鏡來比較在這麽多針當中挑一個最尖的，還要記筆記。沒有的。看到第一個針不行不太尖，換第二個針有點彎，第三個針“行了，不看了”，次優選擇。消費者走在走次優的選擇，還有什麽理性人呢?所以他提出了“優先理性”。這個觀點現在越來越廣了。

實際上在經濟學里面除了有經濟人以外還有社會人，社會人他考慮的是社會問題，比如說有兩個地方可以投資，A、B。A成本低效益高，B成本高效益低。一般按經濟人的假設全部在A投資，因為成本低。為什麽偏偏有些人願意到B投資?這就要分析了，他幹嘛要到B投資啊?一個原因是我之所以到B投資，因為那是我的故鄉，我對故鄉感情留戀，所以說在我有錢的時候回到故鄉去建一個醫院、建一個學校、辦一個工廠，增加當地的GDP。這是一種考慮。

還有第二種考慮，我之所以在B投資，因為我從小在那里學習過、生活過，當時人們瞧不起我，認為這家夥沒出息。今天我發達了，我就在那里投一個工廠，投一個圖書館給你們看看。這是一種心理，也是社會人。

還有第三種情況，就是我之所以要到那里去投資，因為我在那里曾經做過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比如當初我離開的時候欠了很多人的債沒有還，我欺騙過一些人，找人家借錢就走了。有內疚，今天我回來了。我回想起過去內疚的話，於是我就一定在那里投資來彌補我過去的錯誤，這也是社會人。

現在我們經常講的一個企業之所以能夠發展，一定是企業文化搞得好，而企業文化中的最核心問題是培育職工的認同感，這是非常重要的。同甘共苦不是一個概念，“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同甘”是企業走上坡路、形勢好、紅利多，怎麽樣分配這些紅利必須有制度，沒有制度就亂了，制度不合理仍然是這樣的，到修改以後。這是企業可以做到“同甘”可以靠制度。“共苦”靠精神，必須一種精神在支持他，這是“共苦”制度是不管用的，是不夠的。工廠老虧損，工資兩個月、三個月都沒發出來，這種情況下我走了，你怎麽樣跟他談制度不管用，但是如果企業文化做得好，整個企業有一種共苦的精神，攻讀難關，大家抱團取暖就行了。所以“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這就更證明了認同和社會責任感的發展。今後我們的發展不僅僅要在經濟上發展，經濟人假設仍然在某些上面是有用的但是不夠的。社會人的假設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大家都有一種社會公益感、社會責任感，這樣的話我們的經濟必定能夠走向新的階段。

學者爭辯中國經濟是否已到拐點？厲以寧說遠沒有！

當下中國經濟是否已經開始築底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因為這一判斷影響到多數人的戰略決策。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發現，經濟學家們對於這一問題持不同觀點。有些經濟學家認為，如果是一個“L”形的增長，現在是接近底部或者已經到底，中國經濟基本上觸底。

但在4-5日舉行的第三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86歲的經濟學家厲以寧在演講一開始明確表示，絕不能認為中國經濟到了拐點，遠遠沒有到。

厲以寧：不要輕易談拐點 L形更符合當前現實

4日，雖然有些感冒，身體不適，厲以寧仍堅持在主論壇環節發表演講。他當天講了三個問題，當前的經濟形勢，創新問題以及社會人和經濟人。事實上，厲以寧在宏觀經濟上的表態很簡短，但態度很明確。

厲以寧表示，根據統計局最近所公布的材料，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的確前三季度GDP增速保持在6.7%的水平上，但是絕不能認為中國經濟到了拐點，遠遠沒有到。什麽叫“拐點”?就是從現在的下行改為一個長期、平穩地發展，最近煤炭價格上漲，所以很多小煤礦又恢複生產了。鋼鐵價格上升了，所以鋼鐵的銷路也比較好。

厲以寧進一步分析說，鋼鐵和煤炭的價格上漲主要是因為企業需要去庫存，為了保證持續前進，必須增加生產資料的儲備。生產資料的儲備料本來是在減少之中，但是物價只要有一開始上漲就會跟上去。因為再過一段時間這些生產資料貴了，所以就造成了煤炭、鋼材價格的上漲。

厲以寧表示，這是當前出現的一個正常的現象，並不意味著下行壓力已經減輕了。要知道經濟轉型絕不是短期內能夠完成的，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因為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厲以寧說，所以這樣一來，不要輕易談“拐點”。明年仍然是在一個“穩中求進”的階段，但是不會有大的起色。“U”形、“V”形的都不是今後出現的情況，更多的情況還是一個“L”形的情況，這是符合當前的現實的。

那麽產業界如何看待中國當前面臨的經濟形勢?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9月28日接受CNNMoney采訪時表示，“問題是，中國經濟尚未觸底，如果將杠桿去除太快，經濟會進一步受損。所以，我們不得不等到經濟走上反彈的軌道時，再逐漸減少杠桿和債務。”

另一方觀點，中國經濟基本上觸底

但同時，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當前的經濟已經接近底部或者已經到底。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也在第三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上表示，我們註意到在今年三季度中國GDP都是6.7%，但是我們更看重兩個數字，第一是中國PPI經過54個月以後開始緩升，意味著企業的銷售數據在增長，銷售的環境在變好，PMI表現相對樂觀。第二個指標更為重要，中國工業企業的利潤14個月度突然轉正，無論民營還是國有企業都在增長之中。

曹遠征認為，這兩個變化對金融意味著企業銷售收入增長，現金在增長，企業利潤在增長，還款能力在增長，杠桿有可能穩住。銀行壞帳率環比在下降，存量在增長，環比增量在下降，他反映了中國經濟形勢的變化。

由此，曹遠征認為，這些指標反映了中國經濟形勢的變化，如果說可能在未來中國經濟中間不會出現大的反彈，但是下行風險在減少。如果中國經濟是一個“L”形增長，現在是接近底部或者已經到底，中國經濟基本上觸底。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海聞在此前召開的北京大學全球金融論壇上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從今年前三個季度經濟增速都在6.7%來看，我基本同意宏觀經濟已經在底部運行的觀點，明年是否回升還有待觀察，但是我同意，中國當前經濟處於比較穩定的狀況。

海聞說，中國現在處於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國目前的問題不僅僅是宏觀經濟的問題，還有微觀的產業結構的問題，有的行業非常熱，有的行業非常冷，有的地方非常好，有的地方非常蕭條。

看來，對於中國當前中國經濟面臨怎樣的形勢，是否已經到了“L型”底部，需要更多觀點的碰撞和實地調研來綜合考量。

厲以寧手寫講稿談供給側：政府要知進知退

23日，2016新浪金麒麟論壇在北京舉行，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以手書的演講稿，在會上發表題為了《怎樣持續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演講。

供需綜合考慮

厲以寧首先談了要明確供給和需求的互動關系。他指出，經濟學中供給和需求並重，沒有需求就沒有供給，沒有供給也就沒有需求，兩者之間是互動的關系。主要的問題在於，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而供給方面比較難。

供給方面最要緊的問題是什麽?他表示，需求是短期的調節，主要是為了防止需求過熱、需求不足等問題。而供給最要緊的任務是形成自主經營的、獨立經營的產業主體。供給方面的改革不是短期能完成的，讓企業能夠自主經營、獨立經營，不僅需要環境，還需要企業自身產權清晰，能夠自主經營，這是一個中期的任務。

他說，如果不把二者連在一起考慮，簡單地去刺激需求，或刺激供給，都可以做好，但是這樣對經濟沒有太大的益處，問題會不斷發生，所以結構調整作為一個中期的任務應該得到重視。

供給側方面結構的調整主要含義是什麽?厲以寧表示，結構性方面主要的含義是，培育獨立的自主經營企業，如果沒有這樣的主體，供給側的改革很難推進，即使推進，也會反複和中途變化。

政府要知進退

對於政府在供給側改革中的作用，厲以寧認為，應該從兩個方面看。首先，政府有規劃、引領作用，還可能有微調作用，是在供給側改革中需要的;第二，在市場還沒有發育、企業作為獨立經營者還沒有成長的時候，政府可能在一段時期內有代替市場主體的作用，這在許多國家都有，比如俄羅斯彼得大帝時期，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等。

但厲以寧同時強調，政府要及時退出。“政府不能老待在這個位置上，政府代替市場的主體起作用，只是短期的，否則對經濟是有害的，歷史已經證明了。”

此外，厲以寧談到了供給側改革過程幾大難題：就業、物價上漲和詐騙問題。

他表示，就業問題是供給側改革不得不解決的問題，他用西歐的例子來說明，就業問題在發展過程中是可以解決的。他認為，經濟需要新機遇，就會產生新的就業。

對於物價上漲的問題，厲以寧表示，物價會上漲，但物價的上漲一定是來自需求過旺或者供給不足，應該由市場來解決。

厲以寧同時強調，市場需要擔心的是詐騙的增加和法制的滯後。

“隨著技術發展，一定會產生有人盈利、有人受騙、有人甚至因此傾家蕩產。而法制的進展是緩慢的，還不健全。人們都希望使所有的詐騙者伏法，使所有的欺詐行為能夠受到打擊，這就看政府怎樣使法治問題不斷得到緩解。”

宏觀調控一定要精準扶貧而非大水漫灌

演講的最後，厲以寧談到了宏觀調控的三個問題：重在預調，重在微調，結構性調控。

“有重點、一貫式地調控，而不要像過去大水漫灌。其實過去已經吃過虧，大水漫灌的壞處是浪費了資金。一定要精準扶貧，路子有很多，在中國的宏觀調控的時候，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他說。

厲以寧總結，現在最需要的是發揚創新精神，對於創新要更加加大保護力度，使得供給側改革在創新之下能夠取得進展。

厲以寧：人力資本的革命正在開始 新人口紅利來自農村

12月17日，2016-2017中國經濟年會於北京舉行。會上，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做題為“關註我們周圍發生的變化”的演講中指出，中國正處在一個劇烈的變化時期，人力資本的革命正在開始。中國正在發生新人口紅利，新人口紅利來自農村。

厲以寧發表演講

以下為演講全文：

我要講的題目是《關註我們周圍發生的變化》。中國正處在一個劇烈的變化時期，我談到的第一個變化就是人力資本的革命正在開始。我們以前都聽說中國的人口紅利快完了，中國的改革紅利枯竭了。但是現在給我們的一個感覺是什麽呢?中國正在發生新人口紅利，新人口紅利來自什麽地方?來自農村。

我走了幾個省考察，現在這個農村跟以前是不一樣的，很多農民他辦了家庭農場，土地確權以後，土地流轉以後，總有人在辦農場，家庭農場或者轉包了人家的土 地，或者租了別人的土地來。辦農場以後就要傳給第二代，就學習，所以把孩子都送到技術學校、農業學校去學習了，他自己進了學習班，家庭養殖、家庭果園等等 各種，包括家庭農業就起來了。

在農村看到另一個現象就是農村很多勞動力過去去打工的回來了，回來幹嘛呢?因為聽說家里農業已經確權了，土地確權了，土地好種了，外面又辛苦，特別是兩地分居問題。中國有好幾千萬，大概據說是三千萬或者至少兩千多萬是兩地分居的。他們在外邊家里老婆、孩子、老人沒人 照顧，在外面打工這麽多年，他們就感覺到自己交了朋友、學了技術，懂了市場還積累了錢，回去幹去不是一個人，而是相互的抱團回家了，回去以後就開各種小微企業。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小微企業，一個最普遍的就是沿旅遊區周圍的公路兩邊都是小的摩托車修理廠、汽車修理廠，誰開的?打工仔回來開的。

這還不算，在貴州畢節看見了，回來以後在畢節的那些縣跟鎮上辦什麽呢?辦面包房，做雞蛋糕的地方，在貴州畢節，過去人家不吃面包的好像，也不興什麽過生日送禮物的，現在都不同了，現在小孩過生日要買蛋糕，老人過生日要買蛋糕，這個起來了。是誰辦的?是打工仔回來辦的，他們給了他一個名詞叫“城歸”，過去沒聽說過，過去只有“海歸”，到國外留學幾年學成了回國報效祖國，現在多了一個城歸，在城里打工幾年回來了，回來就辦了，這是中國的一個很值得研究的。

說中國人口紅利沒有了，人口紅利正在起來呢!你們不了解情況的，外國人在看，中國正在起這個變化。職業學校現在可是紅了，我走了幾個地方，職業學校現在都是成了職業教育城，職業教育城里頭有的是幹什麽呢?有的是教縫紉的、教鉗工、教木工、教做衣服的，做衣服的很紅的，到城里打工做衣服，現在孩子起來先學縫紉，在下面開時裝店。

在畢節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是畢節扶貧組的總顧問，我經常去畢節，在畢節就看到那個時裝店開了非常便宜，凡是外面商店有的他都會，而且便宜，你還可以自己帶料子做。這一下整個經濟就活了，所以這就是中國發生的第一個變化：農村里的變化。

我們知道“創新”這個詞怎麽來的?是100年前熊彼特，是奧地利原籍後來入了美國國籍的經濟學家，他提出的創新，可他的觀點現在在中國用都變了，中國不用他的觀點，中國的創新跟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因為一百年前的東西工業化初期的東西中國現在是什麽?中國現在開始進入後工業化，開始信息化的時代了。舉幾個例子說說看熊彼特什麽叫創新?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叫創新，中國現在什麽概念?我跟那些大學生研究生講，中國的概念是：信息的重組更重要，不是生產要素的重組，而是信息的重組。這個就跟他不一樣了。

熊彼特過去的觀點是企業家要把發明家的果實買進來，買他的專利，然後投到經濟中去，辦成企業，這就叫創新，現在中國是這個情況嗎?中國當然也有，但更多的年輕人，你看重在創意，創意創新創業，你看那些咖啡館，北大附近1898咖啡館，1898是北京大學成立的那一年嘛所以叫1898咖啡館，其他好多地方都有，還有一些會所。他們談什麽呢?都是年輕人在那里談創意，要有創意才行。有了創意不要去投資金的，資金自然就到了，為什麽?大量資金等待有好項目，沒有好項目他不出手，有好項目這個創意起來以後，他一看成功了資金自然就到了。

所以這樣下去是不是就一定是有企業家呢?企業家起作用還是要有的，但今後更多的是新領域的領路人，中國正在發生變化。跟100年前熊彼特寫那個關於創新的理論的時候不一樣，那時候的年輕人是什麽?是體力勞動者，是不了解科學技術的，現在怎麽樣?中國現在這一大堆年輕人，包括大學畢業生他們在幹什麽?他們正在搞創意、創新、創業，他們都是新的。現在農業大學的學生最大的誌願是什麽?大家想想看。農業大學生我見到過一些，因為他們也在北大旁聽，他們說農業大學的學生最大的誌願是畢業後到農村去，跟農民合夥辦農業企業，他是這樣一種想法，他能把他學到的東西用到這里來，這都是新的。

過去常說的中國的老話是“失敗是成功之母”，對，有道理，但不夠了，這觀念過時了，也不說是過時，至少是狹隘了吧，現在是“重在思路”，思路不改你失敗、再失敗、永遠失敗，改了思路就成功了，所以“思路是成功之母”，不是“失敗是成功之母”，主要是轉變思路的問題，這就是中國的現狀。

所以我們知道在農村中剛才講的有“城歸”，在城市中現在有一大批年輕人是這樣的情況，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值得關註的，消費正在變化，現在的消費方式跟過去不一樣了，現在到商店里買東西的人不是求最優，也不是求價格最便宜，你最優怎麽知道它最優呢?你得各家比較，價格最便宜，你走一家就知道它價格最便宜了?還有別家呢，要走要費時間，所以一般買東西的人都是這樣幹的，他不是抱著最大滿足的，最大滿足是做不到 的。第一家商店里面買件披肩，特別是女同誌不行到第二家，看看沒有合適的不買了，我下次再來，再來她買到了怎麽樣?還可以湊合吧，其實她就是在次優選擇，人都在次優選擇，現在的消費者沒有最優選擇，現在消費都是在變化的，“1111”剛完，“1212”就來了。

改革不是一次，改革是沒有終點的，剛才兩位都談到了，我們現在要做的不是以後不改革，還要不停地改革，這就是我們的現狀。

厲以寧薦書：什麽是中國最大的資源和優勢

3月1日，以“導航新經濟，創享人才能”為主題的“《增長的革命》專家座談會”在京召開。《增長的革命》由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由經濟學專家白津夫、嶽文厚等編寫，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作序推薦，中國留學人才發展基金會、中國人才科學研究院鼎力支持研究出版。

厲以寧在推薦序中強調，《增長的革命》嘗試，通過對經濟增長相關要素的摸底分析，找到增長方向，獲得發展動力，從而使經濟增長成為一個長期的、持續的系統，形成人才要素的增長路線圖，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課題，具有一定的開拓意義和現代價值。從根本上說，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不竭力量蘊藏在人民群眾之中。9億多勞動力，1億多受過高等教育和有專業技能的人才，是我們最大的資源和優勢。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推動發展轉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資源和科技創新，既是一個伴隨陣痛的調整過程，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升級過程。只要闖過這個關口，中國經濟就一定能夠浴火重生、再創輝煌。

《增長的革命》作者、中國人才科學研究院秘書長嶽文厚指出，面對增長乏力和環境壓力，新常態下的供給側改革如何引領新經濟，形成新產業、新動能、新業態，是一項重要歷史使命。作為人才領域的研究者，我們必須進行前瞻性的研究，發現規律和方向，找到發展源動力，實現有質量的增長。在大量調研與實踐案例研究的基礎上，我們發現了創新發展的“人才能”，提出了飛躍產業斷層，進行人才供給側改革，迎接新工業時代的未來之路。

《增長的革命》作者、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原巡視員兼副局長白津夫認為，未來經濟的出路在哪里?未來的發展源和增長點是什麽?中國轉型升級在哪里?關鍵在人，關鍵在人才!人才引領著增長，人才創造著經濟的價值和產業的流向。

國家科委部調研室原主任、中國人才科學研究院胥和平副院長指出,創新是解決供給側改革的突破口，創新不僅僅依靠的是產品更新換代和轉型升級，它更多帶來的是人的思維轉變和頭腦風暴。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人才。國家如此，企業亦如此，創新就有活路，新工業革命根本等不來。企業是新工業革命的元素，國家的創新歸根結底還是企業的創新，企業永遠是創新的主體，而我們企業創新更重要的是解決人才問題。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周天勇副所長認為：“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也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發展的關鍵階段。未來五年，我們可能面臨五個方面的重大挑戰，其中，創新不足使彎道超車難度加大是最大的挑戰。這就需要全中國敞開大門、不拘一格，營造鼓勵創新、勇於創新的良好氛圍，讓企業持續生命力，讓人才創造附加值。

一文看懂政協記者會：厲以寧等談如何推進“三去一降一補”

全國政協3月6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召開十二屆五次會議記者會。全國政協委員厲以寧、陳錫文、楊凱生、常振明、錢穎一就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防範金融風險、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回答記者提問。

厲以寧：中國經濟達到轉型階段拐點不符合國情

中國現在正處在轉型階段，這就是說，要從原來把速度和數量放在主要位置的發展方式，轉變為以效率和質量為中心的發展方式。所以我們的結構性改革問題一直在進行之中，沒有結束。而且即使經濟在運行中不會是像過去那樣有一個V字型下去再上來，或者U型的下去再上來。我們的國情表明，我們是在不斷的轉型、不斷的改革當中來達到新的位置。所以現在已經是處在轉型階段的拐點了，我看不一定符合中國的實際。

楊凱生：目前金融風險還完全是可控的

對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及總理昨天提出的對累積起來的金融風險要高度警惕，要築牢防火墻。對此，全國政協委員楊凱生表示，第一，中央的這種判斷我認為是有的放矢的，是審時度勢之後提出的一個重要工作方針。第二，中國的金融風險目前是可控的。

楊凱生：要對交易行為、金融產品實施穿透式監管

同時，楊凱生指出，要對各類金融風險引起警惕，要采取有效措施，特別是對現在監管沒有覆蓋到的一些金融交易行為、金融產品實施所謂的穿透式監管。

楊凱生：銀行業有充分能力消化目前不良貸款的損失

去年各家商業銀行的年報雖然還沒有披露，但是據我了解，各家商業銀行的利潤總額超過2萬億。現在不良率是1.74%，不良貸款額只有1.5萬多億，我們的撥備是2萬多億，再加上十幾萬億的資本金，銀行業消化目前不良貸款的損失或者稍微暴露出來的不良貸款的潛在損失的能力是強，或者是充分的。

楊凱生：國有企業資本補充有列支渠道

國有企業的擁有者——我們的政府，國有企業的監管者要有資本意識，要註意讓企業的資本充足率保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上，是企業的擁有者、監管者的責任和義務。那怎麽來做?我們每年的國有資本的財政預算中是不是通過改革的辦法來有這樣一個列支渠道，補充國有資本。那這里面，國有的資本財力是不是力所能及，因為我們要幹的事情很多，涉及到民生、醫療、教育等等，還有沒有錢補充企業的資本金，這就要和企業的改革結合起來，國有企業的布局優化、混合所有制的推進，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等等，這些都是政府工作報告里講到的，用改革的辦法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用改革的辦法積極穩妥地實施去杠桿。

陳錫文：推進農業科技和經營體系創新

對於如何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全國政協委員陳錫文表示，最重要的就是兩方面的創新。第一，推進農業科技的創新。從良種的培育到栽培養殖技術的創新，一直到後續的加工儲運等等，都要采取一些新科技，讓它產生更高的效益。第二，要去推進農業經營體系方面的創新。

錢穎一：去杠桿會穩步推進 不會在短期內劇烈調整

全國政協委員錢穎一表示，從經濟學上來說，在短期穩增長和去杠桿之間會有一定的張力。昨天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確立了今年非常重要的戰略導向，就是穩中有進，所以穩定是第一重要的。同時，去杠桿是“三去一降一補”中的一個環節，但是它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所以在政府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時候，在去杠桿這方面，首先會穩步推進，不會在短期內劇烈的調整。

常振明：國有企業去杠桿要以債轉股為主要方向

在去杠桿方面，我認為我國國有企業的問題比較突出，因為國有企業的債務負擔比較重的，它的資本補充機制還不夠，所以在去杠桿方面，今後以債轉股為主要方向。

陳錫文：2020年我國農藥和化肥的投入量要實現零增長

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一是調優農產品，讓所有農產品質量往優的方面走，滿足現在的新需求。第二，使得生產更加體現綠色發展的理念，不像過去那樣單純為了產量去大量地投入資源，大量地投入化肥和農藥，大家都知道，農業部門早就提出到2020年，我國農藥和化肥的投入量要實現零增長。現在有些省已經實現了零增長，個別省已經開始在負增長了。這樣才可能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第三，調新。要有新的產品、新的產業把它從供給方面提供出來，讓農產品的消費市場、讓居民能夠獲得更喜歡、更適合的農產品。

厲以寧：中國經濟達到探底拐點不符合國情

據中國網報道，全國政協3月6日15時在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召開十二屆五次會議記者會。邀請全國政協委員厲以寧、陳錫文、楊凱生、常振明、錢穎一就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防範金融風險、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回答記者提問。

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表示，結構性調整沒有結束，是在不斷的轉型、不斷的改革當中來達到新的位置，中國經濟達到探底拐點不符合國情。

新華社記者：

我們都知道，去年中國經濟穩中向好，實現了“十三五”良好開局。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經濟增速設定在6.5%左右，這是近年來較低的一個預期目標。請問厲以寧委員，您是否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一個探底的拐點?謝謝。

厲以寧：

我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知道，中國現在正處在轉型階段，這就是說，要從原來把速度和數量放在主要位置的發展方式，轉變為以效率和質量為中心的發展方式。所以我們的結構性改革問題一直在進行之中，如果認為現在中國經濟已經到了轉型的階段，那首先要問：難道我們的結構性調整已經結束了嗎？沒有結束。而且即使經濟在運行中不是像過去那樣有一個V字型下去再上來，或者U型的下去再上來，現在不可能是這樣的。我們的國情表明，我們是在不斷的轉型、不斷的改革當 中來達到新的位置。所以現在已經是處在轉型階段的拐點了，我看不一定符合中國的實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