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降低社保費率與民休養生息

這個建議靠譜。2016年2月27日，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表示，“在全球125個國家和地區中，僅有11個國家和地區的社保費率超過40%，其中10個國家在歐洲，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了。”他建議迅速降低五險一金費率，尤其是養老保險費率，在十年之內，將養老保險單位費率從現在的20%降到10%。

上述建議並非空穴來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說要“適時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6年五大任務之一為“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並五險一金等。

廣東省已經行動起來了。2016年2月29日，廣東省政府官網發布了2016-2018年供給側改革的系列方案，對降低社保費率動了真格：從2016年下半年起，推進基本醫療保險城鄉一體化，逐步將單位費率下調至5.5%左右；從2016年3月1日起，將失業保險單位費率從1.5%下調至0.8%。

養老與醫療保險是五項社會保險中的大頭。如果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能像姚余棟建議那樣把單位費率降低一半至10%，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能像廣東那樣把單位費率從8%左右降低5.5%左右，那被沈重社保繳費負擔壓得直不起身子的企業，又能慢慢恢複生機，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讓企業有活路，勞動者才有活路。

社會保險往往給人一種“政府從企業手里給勞動者爭福利”的錯誤印象。把社保繳費理解成稅就對了。官方教科書上稅有“強制性、無償性與固定性”等特征，社保繳費哪一項都符合：企業與雇員沒有不參保的自由，社保繳費的基數與費率都是由政府強制規定的。既然正名為稅，這社保稅對交易雙方都有影響：既擡高了企業用工成本，也降低了雇員收入水平。

舉個“栗子”。2014年年度某城市五險一金的企業總費率為35%（五險）+7%（公積金），個人總費率為10.5%+7%。一個雇員稅前月薪10000元，假設繳費基數也是10000元，那麽，個人要繳納五險社保稅1050元+公積金700元+個人所得稅395元，合計2145元。個人稅後工資7855元。企業要繳納五險社保稅3500元+公積金700元。企業付出的用工成本為14200元。

這14200元是你的真實稅前收入。你一共繳納了4945元（加上公積金為6345元），你承受的實際稅率為34.82%（加上公積金達44.68%）。公積金可以視為強制儲蓄。

這與另一種安排是等價的：企業給你稅前工資14200元，你繳納稅率34.82%的個稅、社保稅與費率9.86%的公積金。這兩種等價的安排，理論上給員工的稅負痛苦應該是一樣的，但實際上給人的感覺很不一樣，許多人沒那麽理性。

理解了這兩種安排是等價的，也就不難理解，真正對員工收入造成重大影響的，主要是社保稅，而不是個稅。並不是所有員工都需要繳納個稅，但所有員工都需要繳納社保稅。對需要繳納個稅的大多數人來說，繳納的個稅相對於社保稅也只是小頭。

理解了社保繳費是稅的本質，就不難理解，為什麽降低社保費率是供給側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對供給側改革，不同人或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點是共識，那就是減稅，更準確地說是降低稅率。而且，降低稅率並不一定意味著政府稅收收入的減少。稅率降低後，企業經營狀況改善，經濟會更繁榮，稅基也會相應擴大。拉法曲線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或有人說，社保繳費與普通的稅有點不一樣，將來工作者退休後，可以領到養老金，普通的稅收走了也就收走了。其實，普通的稅一般也會轉化為某種公共服務。

更核心的問題在於，你退休後領的養老金來源並非你工作時繳納的社保。中國的小賬戶、大統籌的養老與醫療保險，仍是偏現收現支的。即現在的工作者、年輕人與下一代繳納社保，給退休者、老年人與上一代發放養老金。前者將來退休了，只能指望再下一代。

這種遊戲不可能天長地久。它的實質是資源向上一代轉移，而資源向下一代轉移是天道，是自然法，是基因綿延與種群存續的基本前提。

養老保險是俾斯麥首創的，但德國照樣玩不下去，已從2012年起，將退休年齡延遲到67歲。只要維持現收現支的社保模式，中國延遲退休也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降低社保費率的好處，一是削減了資源向上一代轉移的強度，有利於工作者與年輕人提高收入，二是給純個人賬戶的社保模式留下了空間。

中國的公積金制度就是個人賬戶模式，一些單位搞的企業年金與職業年金也是個人賬戶模式。不降低社保費率，除非財大氣粗的央企與部分外企，一般企業哪有余力給員工搞年金？個人賬戶模式相當於強制儲蓄，個人對自己和家庭負責。從發展中國家的泥淖中拔地而出、興旺繁榮的智利與新加坡，搞的都是純個人賬戶模式，絕不是偶然的。

總之，降低社保費率，與民休養生息，對企業有利，對員工也有利；既有利於經濟繁榮，也有利於社會綿延與文明存續。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周其仁：中國經濟轉型亟需降低體制成本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周其仁：中國經濟轉型亟需降低體制成本

一財網 徐燕燕 2016-03-19 11:16:00

中國經濟在過去的數十年中取得了快速的發展，很大的一個因素在於通過改革降低了體制成本；但目前體制成本從快速降低後再次回升

WOW!義大利 美食之國獄政新出路？ 囚犯當員工 監獄餐廳降低再犯率

歐佩克稱油價中止下跌趨勢 限產壓力大大降低

歐佩克聲明指出，國際原油市場正朝著供需更加平衡的方向發展，油價下跌趨勢已過去。

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成員國2日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歐佩克總部召開的部長級會議，未能就原油產量限額達成一致。這是繼去年冬天會議以來，該組織再次未能就限產達成協議。歐佩克在聲明中指出，國際原油市場正朝著供需更加平衡的方向發展，油價下跌趨勢已過去。

據悉，歐佩克此次會議目的是討論未來6個月的政策方針，並根據目前市場形勢設置新的產量上限，但由於各成員國間存在分歧，會議未能就限產達成共識。自2011年12月以來，歐佩克原油產量一直遵照3000萬桶/日的上限，當前實際產油3250萬桶/日，任何低於現有產量的上限目標都可視作有效減產。

此次會議任命尼日利亞人巴爾金都為歐佩克新任秘書長，從8月1日起，任期3年；批準加蓬在7月成為歐佩克成員國。輿論認為，歐佩克推選出新任秘書長是非常積極的現象，巴爾金都將致力於重拾國際社會信心，向世界表明歐佩克仍是一個強大的組織。連曾宣稱“歐佩克已死亡”的俄羅斯，其能源部長諾瓦克也表態稱，“任命新的歐佩克秘書長是很重要的一步”。

近期，國際油價顯著回升，目前已接近每桶50美元，這讓歐佩克減產的迫切性大大降低。隨著原油消費回暖，國際原油市場供過於求的狀況明顯緩解。國際能源署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國際日均原油產量超過消費需求約130萬桶。以沙特為首的一部分產油國堅持認為，市場正在“重新回歸平衡”。沙特新任石油和礦產資源大臣哈立德·法利赫首次代表沙特出席歐佩克會議，他表示，在產量增速已下滑且需求正對較低油價做出回應之際，限產“為時過早”。

一向同沙特立場相左的伊朗石油部長尚甘尼也對此次會議情況滿意，表示未從其他成員國那里收到有關對伊朗計劃增產的負面反應。伊朗政府認為，伊朗的原油產量和占歐佩克總產量的比例，應當恢複到制裁前的水平。

尼日利亞和委內瑞拉等歐佩克成員國此前曾呼籲采取限產等措施進一步提高油價，但隨著國際原油市場的再平衡，這些國家也改變了態度。目前正遭受當地武裝襲擊困擾、曾呼籲采取一致行動“凍產”的尼日利亞石油部長卡其庫在談到此次會議時表示：“市場表現不錯。”

但也有輿論認為，自2014年國際油價下跌以來，歐佩克在4次原油產量會議上均未作出產量調整，擺出一副“無為而治”的姿態，實際上是一種無奈的表現。新科技引領下的頁巖油開采已經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際原油版圖，歐佩克已經難以再現石油危機時期的統治地位。總部位於美國的佩拉能源咨詢公司創始人加利·羅斯認為，歐佩克未能就一個良性的限產協議達成一致，表明政治分歧正在破壞這一組織。

沙特於4月25日公布了旨在擺脫對石油依賴的經濟轉型計劃“2030願景”。花旗歐洲能源研究主管塞斯·克萊曼說，作為歐佩克第一原油生產大國，沙特的經濟改革計劃將歐佩克排除在外，“沒有沙特的歐佩克將無足輕重”。路透社評論說，隨著沙特宣布將努力戒除“油癮”，世界石油市場正在建立新的秩序。

歐佩克是否將從此式微？恐怕只有時間會給出答案。新當選的秘書長巴爾金都斬釘截鐵地表示，他不相信歐佩克會名存實亡。他強調：“短期內，我們需要嘗試讓市場恢複平衡。一個更加平衡的市場，顯然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有益”。

 

• 人民日報
• 陳旭
• 劉水明 王雲松 韓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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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強東：互聯網必須為傳統行業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王亞奇 2016-06-16 13:10

i黑馬訊 6月16日消息 今日，中國“互聯網＋”峰會在京召開，京東集團CEO劉強東在“互聯網+零售”的演講中表示，互聯網必須為傳統行業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如果不能做到這些，所有互聯網參與最後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是註定會失敗的。

他指出，中國零售業態大致經歷了集貿市場、大商場式、連鎖店式，電子商務模式四個階段，每個階段不斷更替的核心原因都與跟成本和效率有關。

成本方面劉強東稱，消費者拿到產品的時候經過層層加價，到最後需要為此付出30%-50%額外的成本，這就是集貿零售模式這種業態必須要有成本的。而效率方面，劉強東稱衡量零售最重要的效率指標是庫存周轉天數。

劉強東認為，只有大幅降低零售的成本，提高零售的效率才能反哺品牌廠商，讓品牌廠商有更好的利潤、更好的現金流投入到研發、創新，去為消費者生產更多更好的產品，最後整個一個產業鏈條才能進入良性的循環之中。

以下為劉強東演講全文：

各位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我們既然談到“互聯網+零售”，其實我一直很希望帶領大家能夠領略整個零售行業上千年以來演變的過程，到底是以什麽樣的主線去推動整個零售的發展，推動著零售幾乎是有了人類社會以來的第一個商業模式。

人類社會有了商業以來第一個商業模式是什麽？其實就是零售。

最早物和物的交換，到後來有了貝殼作為貨幣，到後來金子、銀子、紙幣到逐步的電子化。

有了人類社會以來所有的零售業態大致的劃分可以劃分為四個，第一個是集貿市場，80年代我們在農村生活，每個星期鎮上逢集末、趕集，去集上街兩面都是擺上攤子，這基本上是第一個以集中貿易方式的一種C2C的模式，包括迄今為止中關村電腦城也是這種模式。當然現在逐步在外遷，很多集貿式的，政府疏解交通壓力在往外遷，這是第一個模式。

第二個模式是大商場式的，到了90年代各個縣城大街里逛，村里結婚都要帶自己的準媳婦去城里買貨、買手表，都是逛商場。大商場基本上是我們零售的第二個業態，而且很快就在很多大城市幾乎取代了集貿市場。

第三個階段就是連鎖店式，比如沃爾瑪、家樂福、永輝，包括國美、蘇寧都是連鎖店的形式，密集的開店，到了今天的“互聯網+零售”，電子商務模式。

為什麽四種模式不斷地更替？根據我們研究，除了不斷提升的用戶體驗之外，背後還有一個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每一種新的業態能夠取代上一種業態背後都是跟成本和效率有關。大家如果分析一下，比如中關村電腦城，很多C2C的模式如果把整個渠道成本全部算下來，大概需要30%-50%的渠道成本，不僅僅最後的擺小攤子，上面還有二批、一批，還有全國總經銷上、省經級銷商、市級經銷商、縣級經銷商到批發商，四五層加起來每層都要加上一層利潤。所以，消費者拿到產品的時候經過層層加價，到最後需要為此付出30%-50%額外的成本，這就是集貿零售模式這種業態必須要有成本的，因為它是一整套的產業鏈，需要很多分層的一批、二批合作，需要有人提供資金平臺，有人提供物流平臺，小賣店才能存活下去。

第二，效率。衡量零售最最重要的效率就是庫存周轉天數，也就是存貨周轉天數，這也是涉及到物流成本很重要的方面。集貿那種零售業態平均的庫存周轉天數50天、100天，這就是為什麽過去十年前大家去中關村電腦城買一臺電腦，不管惠普、聯想的，仔細看後面有一個生產的月份，基本上都是兩三個月之前的。你去中關村買，（電腦）要先拿到神州數碼，北京的代理商，再到海龍經銷商，再到海龍里的門店，每一層都有大量的鏈，每次都有損耗，有產生成本，需要時間。所以，到消費者要兩三個月了。生產三個月，兩個月之後硬盤降價了，主板降價了，最後品牌廠商利潤很少，消費者拿到的都是兩三個月之前的產品，也不是最新的。所以，庫存周轉大概50天。

第二大商場式，根據我們核算也需要25%-35%的渠道成本；還需要50天-70天的周轉天數，到今天為止大家如果分析所有大商場式的零售業態，都是50-70天左右。還不包括給大商場供貨的批發商的庫存周轉天數。為什麽連鎖店一起來迅速襲擊了整個零售行業？基本上在沒有電商之前，實際上全球連鎖店都已經取代了大商場跟集貿市場成為零售業的主流，最最核心的就是連鎖零售第一次把費用率降到了只有20%甚至20%以內，也是連鎖零售大規模零售第一次能把庫存周轉天數控制在五六十天左右的水平。

到了今天電商，我們分析電商到底有沒有價值，電商能不能大規模的替代連鎖店成為第四個業態，成為未來零售的一個主流？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分析一下電商除了給消費者帶來用戶體驗的提升，帶來便利之外，能不能把整個行業的成本大幅下降，能不能把整個行業的效率大幅提升。

大家可以讀讀我們過去兩三年的財報，運營數字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京東電商的成本費用率從來沒有超過12%，你在財報上看到我們費用率可能14%，因為有“到家”，有很多其他成本放到一塊了，純粹看電商我們費用率只有12%左右，第一次把整個渠道的成本降到了12%以內。我們庫存周轉天數只有30多天，我們庫存管理了200萬的產品，傳統零售庫存管理只有5萬種，最多沒有超過15萬種，沃爾瑪全球的產品總數只有15萬種，但是京東管理著超過200萬種的庫存產品，全國200個庫房，我們依然能把周轉天數控制在40天以內，30天左右。

只有大幅降低零售的成本，提高零售的效率才能反哺品牌廠商，讓品牌廠商有更好的利潤、更好的現金流投入到研發、創新，去為消費者生產更多更好的產品，最後整個一個產業鏈條才能進入良性的循環之中。

所以，不管“互聯網+零售”還是“互聯網+出行”、“互聯網+餐飲”，各行各業本質上都有共同的特點，如果加上互聯網翅膀能夠飛起來的話，互聯網必須為傳統行業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如果不能做到這些，所有互聯網參與最後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是註定會失敗的。

非常感謝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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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核心關鍵技術對外依存度上海加速新舊動能轉換

7月6日，阿里巴巴集團和上汽集團聯合發布互聯網汽車，拉開汽車產業新變革的序幕，榮威RX5也成為全球首款可量產互聯網汽車。

在確保一定規模占比的同時，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端化轉型，是上海制造業目前的重頭戲。而借助科研成果轉化的市場化機制，迅速實現關鍵核心技術和零部件的突破，是一條重要的路徑。

互聯網汽車、新能源汽車，是上汽集團近些年推進產業轉型的力作。在新能源汽車領域，上汽集團新能源汽車累計推廣超過4萬輛，繼續位居全國第一。
而這些，也恰恰是上海推進制造業轉型，加快科研創新，並實現成果轉化的典型案例。

緩解新舊動能轉換的陣痛

由於全球產業競爭格局加速重構，以及自身產業結構調整等因素的影響，上海的工業增速明顯放緩。

今年1~5月，上海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完成工業總產值12583.34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

上海在上世紀90年代確立六大重點產業，包括汽車制造業、成套設備制造業、生物醫藥制造業等。六大產業增長趨緩給上海制造業發展帶來了不小的壓力。因此，加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提高占比，是上海制造業轉型的一條有效路徑。

進入“十三五”，上海對工業提出了新的要求——工業規模和比重保持合理區間（即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25%、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比20%）；工業築底企穩格局盡快形成；工業供給結構顯著優化；高端產品供給能力明顯提高。

上海制造業的發展目前還存在許多瓶頸，上海市經信委主任陳鳴波曾表示，現在制造業產業核心關鍵技術對外依存度較高，能夠完全自主掌控的技術領域不多，關鍵核心技術和零部件急需突破；缺乏一批能與國際一流跨國公司展開技術競爭的創新性領軍企業，以及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自主品牌。

導致的客觀現實就是，上海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仍處在培育期，而傳統優勢制造業亟待轉型提升，不得不承受新舊動能轉換的陣痛。

而要緩解這種陣痛，加速新舊動能的轉換，有賴於上海科技創新的帶動。

構建市場導向的成果轉化政策體系

7月5日，上海市推進科技創新中心建設領導小組（下稱“科創領導小組”）舉行第二次會議，聽取上海市推進科創中心建設一年來進展情況的總結和評估匯報。上海市委書記、科創領導小組組長韓正主持會議並強調，必須持續突破成果轉化的瓶頸。

韓正表示，要提高科研論文、研究成果從“紙”變“錢”的能力和水平，不斷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要針對成果轉化過程中供需雙方不接軌、市場化程度不高等突出問題抓緊研究突破，進一步增強各類創新主體的活力。要通過深化地方高校改革，探索在科研成果轉化方面可複制可推廣的管理體制機制。

上海交大校長張傑曾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要走通產學研，利益共享機制是核心。上海交大有很多能夠提升產業能級的成果，但是因為政策還沒“走”到這一步，影響了這些科研成果變成現實的生產力。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馬興發今年在“科創22條系列講座”上，就舉了上海交大“植物反應器生產胸腺素技術”轉化的例子。該技術成果經第三方評估價值為1000萬元，但擬合作的企業只願意接受600萬元。由於學校沒有處置權，報批教育部、財政部批準通常要兩三年，結果導致該項成果被束之高閣。

在上海科創中心建設所形成的新政策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構建了一個市場導向的轉移轉化政策體系。一方面是構建高校技術轉移服務體系，加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的下放力度，允許將不低於70%的轉化收益歸屬團隊；另一方面，則是建立市場化的國有技術類無形資產可協議轉讓制度，促進技術類無形資產交易。

比如上海理工大學將太赫茲技術研究院的科研成果作價入股，成立上海上理太赫茲科技有限公司，並將72%的股權授予研發團隊，上海理工大學占股28%。

隨著一系列機制的逐步完善，上海的科技成果轉化也在加速。2015年上海各類技術交易合同金額達到708億元，比上年增長6%。

戰略性新興產業壯大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推進，使得上海的產業技術創新能力不斷提高，重點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持續提升，為上海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強大的驅動力。

比如，在民用航空領域，ARJ-21於6月28日首次實現商業化航線運營，C919總裝下線；而在高端裝備制造領域，上海聯影形成了自主知識產權的業界首臺動態多級3.0T磁共振系統、96環超清高速光導PET-CT等高端醫學影像裝備；上海電氣加快推進與安薩爾多的深度合作，重型燃氣輪機的整機和熱部件項目已經加快啟動建設。

目前，上海還在籌備實施若幹個重大產業項目，快速提升集成電路和新型顯示產業的規模和能級。

正在籌備中的華力微電子二期項目，重點服務國內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先進芯片的制造要求，項目總投資387億元，目前已經完成初步選址、技術來源、人才儲備等準備工作，力爭年底前開工建設。

不僅是大企業、重大項目，一些中小企業也通過科技創新，成為細分領域的隱形冠軍。

比如，上海和鷹機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唯一一家集縫前、縫中、縫後整個服裝工藝產品線的數字化設備全面解決方案提供商，產品在縫制設備行業市場占有率在80%以上，連續9年市場占有率第一。

科技成果的不斷湧現，轉而又使得上海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日益壯大。

數據顯示，2015年，上海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達15%，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全年集成電路產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長15.6%，其中處於產業鏈高端環節的芯片設計業增長26.6%；生物醫藥產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長6.9%。

申請中國“綠卡”門檻降低 廣東要實施這16項出入境新政

8月1日起，達到評分標準的廣東自貿區創新創業團隊的外籍成員和自貿區企業選聘的外籍技術人才可申請在華永久居留。

近日，公安部正式批複同意廣東省自今年8月1日起實施支持廣東自貿區建設和創新驅動發展的16項出入境政策措施，為外籍高層次人才和創新創業人才提供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據悉，這是公安部繼出臺支持上海科創中心、北京創新發展和福建自貿區建設有關出入境政策措施後，落實人才強國戰略、促進創新驅動發展、深化出入境改革的又一項重要舉措。

據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鄭東介紹，此次出臺的出入境政策措施中，6項適用於廣東自貿區，10項適用於廣東全省(也適用於廣東自貿區)，主要針對廣東自貿區建設及創新驅動發展中外籍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人才、外籍華人在出入境、停居留和永久居留方面的需求，重在破除人才認定體制機制障礙。措施出臺之後，外國人簽證審批流程和手續也將進一步簡化，出入境更加便捷。

這16項出入境政策措施主要內容包括：簡化廣東自貿區認定人才申請永久居留手續，加快審批進程;對在廣東自貿區創新創業團隊的外籍成員和自貿區企業選聘的外籍技術人才試點實施永久居留積分評估制;支持外籍青年學生來廣東自貿區創新創業;為外籍華人申請永久居留實施便利政策，為申請簽證和居留證件的外籍華人提供特殊通道;降低在廣東自貿區投資人員申請永久居留投資標準等。

在這些政策措施中，還推廣了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公安部支持北京創新發展出入境政策措施的相關內容，如允許工資收入和納稅達到規定標準的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對外籍高層次人才暢通從就業居留向永久居留資格的轉換機制;允許外國留學生在我國高等院校畢業後進行創新創業活動;允許外籍和港澳臺高層次人才聘雇外籍家政服務人員;支持廣東省向國務院申請實施51國人員144小時過境免簽並實現廣東陸、海、空港口岸過境免簽政策聯動等。

鄭東表示，廣東經濟外向程度高、毗鄰港澳、海外華人眾多，這次出臺“組合”便利政策，改革力度大，有許多突破和創新。比如，廣東自貿區企業邀請前來實習的境外高校學生可在口岸或入境後申請短期私人事物簽證(加註“實習”)，進行實習活動;允許因緊急事由來粵就讀的中小學校外國學生，申請口岸簽證和居留證件;降低自貿區外國投資者申請綠卡的門檻。

此外，高層次人才認定方式更加靈活，如制定了自貿區高層次人才積分評估體系。廣東省公安廳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長胡善斌透露，標準將按照廣東上一年度工資收入和納稅的倍數進行設定，並根據廣東經濟發展水平實行動態調整，“具體為幾倍要等公安部批準後公布”。

據悉，為了確保每項措施都能落實到“最後一公里”，廣東省公安廳專門制定了5個配套文件，包括：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外籍高層次人才認定辦法、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創新創業團隊外籍成員申請永久居留積分評估標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企業選聘的外籍技術人才申請永久居留積分評估標準、廣東省外籍高層次人才認定辦法、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企業選聘的外國人市場化渠道申請永久居留收入及納稅標準的評定管理辦法。

“以上5個文件下個星期我們就將上報公安部，待批準後正式實施”，鄭東說。

“穩定”變“降低” 政治局會議首提“降低宏觀稅負”有何玄機？

每年年中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是下半年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的風向標。

7月26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一大議程是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在隨後新華社披露的2000余字內容中，最吸引人的是“降成本的重點是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產泡沫和降低宏觀稅負。”

“降低宏觀稅負”可能意味著中央對稅負政策基調的一次調整，因為原來的官方表述是“穩定”稅負。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決定》中涉及稅負的表述是“穩定稅負”和“公平稅負”。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則進一步提出“穩定宏觀稅負”。但這次政治局會議在以往中央精神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降低宏觀稅負”。

宏觀稅負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體現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額，及政府與企業、居民個人之間占有和支配社會資源的關系。通常也是反映一個國家稅費的總體負擔水平的重要指標，因此備受市場關註。

中國自1995年開始，宏觀稅負一路上升，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05年之後宏觀稅負加快上升。但近幾年，宏觀稅負保持穩定。根據第一財經記者從權威渠道獲得的數據，2012年~2015年間，宏觀稅負(IMF口徑)均保持在29%左右，2015年宏觀稅負甚至較2012年下降了0.2個百分點，為29.1%。而宏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為38.8%。

近些年，隨著經濟增速放緩，企業利潤增速下滑，降低宏觀稅負的呼聲越來越高。此次政治局會議首提降低宏觀稅負，也正是回應這些呼聲，也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更好地發揮積極財政政策，降低企業稅負，鼓勵民間投資的一大舉措。

降低宏觀稅負也就是降低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在不考慮經濟總量變化的前提下，即政府收入要減少，相應地企業收入或居民收入會增加。按照中國官方認可的IMF口徑，政府收入包括公共財政收入、扣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之後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

今年是本屆政府實行減稅降費舉措力度最大的一年，這無疑將減少政府收入。

5月1日推開的全面營業稅改增值稅，預計減稅規模為5000億元，為本屆政府最大減稅舉措。同日施行的還有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此舉將減輕企業費用負擔1000億元。

不僅如此，6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清理規範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的通知》，砍掉24項工程領域保證金等，為建築企業盤活了近萬億元資金。

未來還有可能出臺的一項減稅舉措是，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不少企業家呼籲降低目前17%的制造業增值稅稅率，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降成本舉措中，也包括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

宏觀稅負多少才合理?目前29%的宏觀稅負降低至多少才合適?是否宏觀稅負越低越好?

其實，國際上對宏觀稅負的合理區間並未達成共識。宏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為38.8%，發達國家宏觀稅負平均水平為42.8%，比如法國宏觀稅負接近44%，丹麥、瑞典、挪威在40%左右。發展中國家宏觀稅負均值為34.4%。由此看來，中國的宏觀稅負並不高。

不過宏觀稅負只是一個平均數，即有的企業稅負高於這個數，也有企業稅負低於這個數，這也是為什麽一些企業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遠不止29%。

這也就意味著，宏觀稅負數字大小本身意義並不大，而宏觀稅負的趨勢變化卻更能說明問題。判斷宏觀稅負是否合理，本質上看政府是否提供相匹配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如果政府不提供任何公共產品和服務，那麽1%的宏觀稅負也高。如果政府提供完善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那麽像北歐的丹麥、挪威等高宏觀稅負國家，也並未引起民眾抵觸。因此，並非宏觀稅負越低越好。

在當前財政收入增速下滑，而財政剛性支出不減的情況下，財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此時降低宏觀稅負，意味著降低政府收入，為了平衡收支，則需要擴大赤字。

今年中國財政赤字率提到歷史新高3%，財政赤字達2.1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了5600億元。這一舉措是必要的安全的，也正是為今年減稅降費提供空間，同樣也是踐行降低宏觀稅負。

未來中國宏觀稅負降低空間有多大，與財政赤字率空間有多大緊密相關。

我國財政赤字率和政府負債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相對較低。近期官方頻頻發聲，表明我國政府債務仍有一定舉債空間。財政部有關負責人稱，為落實中央“去杠桿”的改革任務，政府可以階段性加杠桿，支持企業逐步“去杠桿”。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則建議我國繼續提高財政赤字率。他認為，未來一段時期，可將我國的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由此可以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有效進行逆周期調控，更好地支持供給側改革，並且不會給我國政府帶來較高的償債風險。

國務院發文：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

據中國政府網22日消息，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印發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通知指出，經過1-2年努力，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較為明顯增強。

通知提出，要合理降低稅費負擔，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年減稅額5000億元以上。清理規範涉企政府性 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有效降低融資成本。企業貸款、發債利息負擔水平逐步降低，融資中間環節費用占企業融資成本比重合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明顯降低，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綜合措施進一步落實，營商環境進一步改善，為企業設立和生產經營創造便利條件，行政審批前置中介服務事項大幅壓 縮，政府和社會中介機構服務能力顯著增強。人工成本上漲得到合理控制，工資水平保持合理增長，企業“五險一金”繳費占工資總額的比例合理降低。能源成本進一步降低，企業用電、用氣定價機制市場化程度明顯提升，工商業用電和工業用氣價格合理降低。物流成本較大幅度降低，社會物流總費用占社會物流 總額的比重由目前的4.9%降低0.5個百分點左右，工商業企業物流費用率由8.3%降低1個百分點左右。

通知要求，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落實好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修訂完善節能環保專用設備稅收優惠目錄。擴大行政事業性收費免征範圍，清理規範涉企收費。取消減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擴大小微企業免征範圍。

【通知全文】

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

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是黨中央、國務院為有效緩解實體經濟企業困難、助推企業轉型升級作出的重要決策部署，對有效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增強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具有重要意義。為切實抓好各項工作任務的組織落實，確保取得成效，特制定本方案。

一、總體要求

（一）指導思想。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及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按照“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采取針對性、系統性措施，有效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優化企業發展環境，助推企業轉型升級，進一步提升產業競爭力，增強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動力。

（二）目標任務。經過1—2年努力，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較為明顯增強。一是稅費負擔合理降低。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年減稅額5000億元以上。清理規範涉企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二是融資成本有效降低。企業貸款、發債利息負擔水平逐步降低，融資中間環節費用占企業融資成本比重合理降低。三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明顯降低。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綜合措施進一步落實，營商環境進一步改善，為企業設立和生產經營創造便利條件，行政審批前置中介服務事項大幅壓縮，政府和社會中介機構服務能力顯著增強。四是人工成本上漲得到合理控制。工資水平保持合理增長，企業“五險一金”繳費占工資總額的比例合理降低。五是能源成本進一步降低。企業用電、用氣定價機制市場化程度明顯提升，工商業用電和工業用氣價格合理降低。六是物流成本較大幅度降低。社會物流總費用占社會物流總額的比重由目前的4.9%降低0.5個百分點左右，工商業企業物流費用率由8.3%降低1個百分點左右。

（三）主要原則。

堅持全面系統推進和抓住關鍵環節相結合。妥善處理政府和市場、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全面推進降成本工作。突出問題導向，創新工作思路和方法，針對造成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居高不下的關鍵因素，制定可操作、可落地、可檢查的系統性政策措施。

堅持解決當前問題與著眼長遠發展相結合。堅持標本兼治、遠近結合、綜合施策，一方面及時出臺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緩解當前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另一方面通過深化改革，營造良好發展環境，逐步解決造成實體經濟企業成本過高的體制機制問題。

堅持支持企業發展與實現優勝劣汰相結合。突出政策措施的針對性和差別化，既要有效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加快轉型升級步伐，又要充分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加快落後產能退出，提升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

堅持降低外部成本與企業內部挖潛相結合。在加強制度設計、優化政策環境、發揮好金融系統支持作用，有效降低外部成本的同時，引導實體經濟企業采取提升生產效率、提高管理水平、加快技術創新等挖潛增效措施，降低企業內部成本。

堅持降低企業成本與提高供給質量相結合。以增加有效供給、提高供給質量為前提，發揮好骨幹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廣大員工的關鍵作用，加強質量管理，增強創新能力，進一步增加產品和服務供給，增強產業競爭力。

二、合理降低企業稅費負擔

（四）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將營改增試點範圍擴大到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並將所有企業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範圍。（牽頭單位：財政部，參加單位：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

（五）落實好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修訂完善節能環保專用設備稅收優惠目錄。加強協調配合，落實好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研究將新材料、關鍵零部件納入首批次應用保險保費補償機制實施範圍。修訂完善《環境保護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和《節能節水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牽頭單位：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參加單位：稅務總局、國家發展改革委、環境保護部、保監會）

（六）擴大行政事業性收費免征範圍，清理規範涉企收費。將國內植物檢疫費、社會公用計量標準證書費等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的免征範圍從小微企業擴大到所有企業和個人。全面實施涉企收費目錄清單管理，將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政府定價或指導價經營服務性收費和行政審批前置中介服務收費等項目清單，在地方政府及國務院各部門網站常態化公示。進一步清理各類電子政務平臺的服務收費，嚴禁依托電子政務平臺捆綁服務並收費。查處和清理各種與行政職能掛鉤且無法定依據的中介服務收費。加強涉企收費監督管理，暢通企業舉報渠道，完善查處機制，制止亂攤派、亂收費等違規行為，堅決取締違規收費項目。（牽頭單位：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參加單位：國務院國資委、稅務總局）

（七）取消減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擴大小微企業免征範圍。取消大工業用戶燃氣燃油加工費等地方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落實好已明確的減免政府性基金等政策，將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育林基金征收標準降為零，停征價格調節基金，整合歸並水庫移民扶持基金等7項政府性基金；將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設基金免征範圍由月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3萬元的繳納義務人擴大到月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10萬元的繳納義務人。（牽頭單位：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參加單位：國土資源部、水利部、農業部、稅務總局、國家林業局）

三、有效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八）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通過差別準備金率、再貸款、再貼現等政策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三農”等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的信貸支持力度。發揮開發性、政策性金融作用，為基礎設施建設和重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供長期低成本資金。（牽頭單位：人民銀行、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參加單位：工業和信息化部、農業部、銀監會）

（九）降低融資中間環節費用，加大融資擔保力度。完善信貸資金向實體經濟融通機制，降低貸款中間環節費用，嚴禁“以貸轉存”、“存貸掛鉤”等變相提高利率行為。引導金融機構針對不同企業合理定價。督促銀行業金融機構依法合規收費，制止不規範收費行為。發展政府支持的融資擔保機構，允許有條件的地方設立政府性擔保基金，探索運用資本註入、再擔保、風險補償等措施，提高融資擔保機構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小微企業、“三農”服務積極性。（牽頭單位：銀監會、人民銀行、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參加單位：工業和信息化部）

（十）完善商業銀行考核體系和監管指標，加大不良資產處置力度。綜合考慮盈利能力、經營增長、資產質量、資本充足率等方面的考核因素，適當提高風險容忍度，落實小微企業貸款風險容忍度要求。完善信貸人員盡職免責政策。支持和督促商業銀行補充資本，按市場化方式及時核銷不良貸款，做到應核盡核，增強對實體經濟的信貸資金投放能力。適當調整不良資產轉讓方式、範圍、組包項目及戶數方面的規定，逐步增強地方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的能力，完善不良資產轉讓政策，提高不良資產轉讓的效率和靈活性。支持有發展潛力的實體經濟企業之間債權轉股權。（牽頭單位：銀監會、人民銀行、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稅務總局，參加單位：國務院國資委）

（十一）穩妥推進民營銀行設立，發展中小金融機構。推進已批準民營銀行的籌建工作，引導其積極開展業務；穩妥推進民營銀行發展，成熟一家、設立一家。加快發展金融租賃公司、融資租賃公司、村鎮銀行等各類機構。（牽頭單位：銀監會、商務部，參加單位：人民銀行）

（十二）大力發展股權融資，合理擴大債券市場規模。完善證券交易所市場股權融資功能，規範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新三板”）發展，規範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改革完善公司信用類債券發行管理制度，合理擴大債券發行規模，提高直接融資比例。在投資者分類趨同的原則下，分別統一公司信用類債券市場發行準入標準和審核規則。加快債券產品創新，發展股債結合品種，研究發展高風險高收益企業債、項目收益債、永續債、專項企業債、資產支持證券等。加大信息披露力度，規範債券發行企業信息披露行為，提高市場透明度。加強信用評級制度建設，強化市場化約束機制，積極穩妥推進債券市場開放。（牽頭單位：證監會、人民銀行、國家發展改革委，參加單位：財政部）

（十三）引導企業利用境外低成本資金，提高企業跨境貿易本幣結算比例。推進企業發行外債登記制度改革，擴大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試點範圍，進一步簡化程序，合理擴大企業發行外債規模，放寬資金回流和結匯限制。在合理調控外債規模、促進結構優化和有效防範風險的前提下，鼓勵資信狀況良好、償債能力強的企業赴境外發行本外幣債券。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引導商業銀行改善金融服務，提高企業在跨境貿易中使用本幣結算的比例，降低匯兌成本和匯率波動影響。（牽頭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國家外匯局）

四、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十四）打破地域分割和行業壟斷，加強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建設。清理廢除地方自行制定的影響統一市場形成的限制性規定，加快放開壟斷行業競爭性環節。開展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試點，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連鎖企業要求設立非企業法人門店和配送中心的，所在地政府及有關部門不得以任何形式設置障礙。組織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從源頭上防止排除和限制市場競爭的行為。健全競爭政策，完善市場競爭規則，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強化價格檢查，優化市場環境，健全經營者自主定價領域的市場規則。（牽頭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工商總局，參加單位：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務院國資委、國家能源局）

（十五）深化“放管服”改革，為企業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同步推進，提高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為企業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推進行政審批制度和監管制度改革，優化行政審批流程，重點圍繞生產經營領域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合並具有相同或相似管理對象、管理事項的證照資質，實行聯合審批。大幅壓減各類行政審批前置中介服務事項，無法律法規依據的一律取消。進一步優化企業投資項目相關審批程序，利用好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落實平臺建設中的識別代碼和個性化審批監管要求。保障各類市場主體在投資核準、政府扶持、參與政府投資項目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對民間投資進入自然資源開發、環境保護、能源、交通、市政公用事業等領域，除法律法規有明確規定的外，取消最低註冊資本、股東結構、股份比例等限制。簡化外商投資企業設立程序。研究推廣對符合條件且不需要新增建設用地的技術改造項目實行承諾備案管理。規範涉企行政檢查行為，落實“雙隨機”抽查機制，建立隨機抽查事項清單。（牽頭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土資源部、商務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工商總局、質檢總局，參加單位：環境保護部、住房城鄉建設部、交通運輸部、國務院國資委、國家能源局）

（十六）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利用好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及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加強信用信息歸集、共享、公開和使用。開展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在行政管理、公共服務、市場交易和投融資等領域對守信企業實施優惠便利措施，對失信企業依法嚴格限制和約束。將註冊登記、行政審批、行業主管部門作出的行政許可和行政處罰等信息歸集到相應企業名下，依法予以公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加大對專利、註冊商標、商業秘密等方面知識產權侵權假冒行為的打擊力度，降低企業維權成本。（牽頭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工商總局、國家知識產權局，參加單位：工業和信息化部、商務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質檢總局、銀監會等）

（十七）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合理降低服務收費標準。全面推廣國際貿易“單一窗口”，推進口岸管理相關部門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對信用記錄良好的企業降低出口商品查驗率，降低企業貨物的通關成本。整合建立統一的公共資源交易平臺體系，依法確定收費範圍，規範服務收費行為，合理降低服務收費標準。積極穩妥推動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厘清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職能邊界，清理行業協會商會違法違規強制企業付費參加考核評比、表彰、贊助捐贈等項目。（牽頭單位：海關總署、質檢總局、國家發展改革委、民政部，參加單位：工業和信息化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環境保護部、住房城鄉建設部、國務院國資委、國家林業局）

（十八）加快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減輕企業負擔。建立政府和國有企業合理分擔成本的機制，堅持分類指導、分步實施，多渠道籌措資金，加快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全面推進國有企業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剝離企業辦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機構，對國有企業退休人員實行社會化管理，解決好廠辦大集體等國有企業歷史遺留問題。（牽頭單位：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五、合理降低企業人工成本

（十九）降低企業社保繳費比例，采取綜合措施補充資金缺口。從2016年5月1日起，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超過20%的省份，將單位繳費比例降至20%，單位繳費比例為20%且2015年底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可支付月數超過9個月的省份，可以階段性將單位繳費比例降低至19%；將失業保險總費率階段性降至1%—1.5%，其中個人費率不超過0.5%。以上兩項社保費率降低期限暫按兩年執行，具體方案由各省（區、市）確定。綜合采取實施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開展基金投資運營和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以及支持各地通過拍賣、出租政府公共資源資產等方式籌集資金，為降低企業社保繳費比例創造條件。（牽頭單位：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務院國資委）

（二十）完善住房公積金制度，規範和階段性適當降低企業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對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高於12%的一律予以規範調整，不得超過12%。從2016年5月1日起兩年內，由各省（區、市）結合實際，階段性適當降低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生產經營困難企業除可降低繳存比例外，還可依法申請緩繳住房公積金，待效益好轉後再提高繳存比例或恢複繳存並補繳緩繳的住房公積金。（牽頭單位：住房城鄉建設部，參加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民銀行）

（二十一）完善最低工資調整機制，健全勞動力市場體系。統籌兼顧企業承受能力和保障勞動者最低勞動報酬權益，指導各地合理確定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和調整頻率。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居住證制度全覆蓋，將外來務工人員納入當地教育、基本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覆蓋範圍，降低勞動力自由流動成本，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體系。（牽頭單位：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安部、財政部）

六、進一步降低企業用能用地成本

（二十二）加快推進能源領域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加快推進電力、石油、天然氣等領域市場化改革。完善光伏、風電等新能源發電並網機制。2017年基本放開競爭性領域和環節價格管制，形成充分競爭的機制，使能源價格充分反映市場供求變化，提高價格靈活性。（牽頭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參加單位：國家能源局）

（二十三）加快推進電力體制改革，合理降低企業用電成本。加快實施輸配電價改革試點。積極開展電力直接交易，放寬參與範圍，有序縮減發用電計劃，擴大市場化交易電量的比例。對未參與直接交易和競價交易的上網火力發電量，以及重要公用事業和公益性服務等用電，繼續實施好煤電價格聯動機制，合理調整一般工商業企業用電價格。簡化企業用戶電力增容、減容、暫停、變更等辦理手續，縮短辦理時限。（牽頭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參加單位：工業和信息化部）

（二十四）完善土地供應制度，降低企業用地成本。積極推進工業用地長期租賃、先租後讓、租讓結合供應，工業用地的使用者可在規定期限內按合同約定分期繳納土地出讓價款，降低工業企業用地成本。保障物流業用地供應，科學合理確定物流用地容積率。（牽頭單位：國土資源部，參加單位：財政部）

七、較大幅度降低企業物流成本

（二十五）改善物流業發展環境，大力發展運輸新業態。健全現代物流標準體系，強化物流標準實施，推動物流業與制造業等產業聯動發展。完善城市物流配送體系，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物流效率。推廣多式聯運，加快構建國家交通運輸物流公共信息平臺，推進跨部門、跨區域、跨國界、跨運輸方式物流相關信息互聯共享，鼓勵企業間運力資源共享，提高運輸車輛實載率。大力發展多式聯運甩掛、企業聯盟甩掛、幹線運輸和城市配送銜接甩掛等運輸模式。推動無車承運人業務加快發展。（牽頭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運輸部，參加單位：質檢總局）

（二十六）合理確定公路運輸收費標準，規範公路收費管理和監督執法。盡快修訂《收費公路管理條例》，科學合理確定公路收費標準，逐步有序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堅決查處高速公路車輛救援服務中的各種亂收費行為，規範車輛超限處罰標準，減少各類執法中的自由裁量權，堅決杜絕亂罰款、“以罰代管”等行為。（牽頭單位：交通運輸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安部）

（二十七）規範機場鐵路港口收費項目，清理不合理服務收費。全面清理機場、鐵路、港口碼頭經營性收費項目，除法規規章規定的項目外，禁止指定經營、強制服務、強行收費行為，清理強制對進出港（場）企業收取的不合理費用和地方政府設立的不合理涉及鐵路收費。（牽頭單位：民航局、鐵路總公司、交通運輸部、國家發展改革委）

八、提高企業資金周轉效率

（二十八）推進實體經濟經營性資產證券化，開展投貸聯動試點支持科技創新創業企業。鼓勵實體經濟企業將符合條件的經營性資產證券化，或通過金融租賃、融資租賃方式盤活存量資源。選取部分符合條件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和地區，在依法合規、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對科技創新創業企業開展投貸聯動業務試點，為科技創新創業企業提供合理的融資結構和持續的資金支持。（牽頭單位：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商務部，參加單位：工業和信息化部）

（二十九）支持重點企業資金周轉，多方籌資清償拖欠工程款。鼓勵地方政府加強協調，支持重點企業籌集周轉資金，防範企業資金鏈斷裂風險傳導。地方政府統籌置換債券資金在內的預算資金，按照相關規定妥善償還經清理核實屬於地方政府債務的拖欠工程款；通過出讓資產等方式獲得的增量資金，優先用於清償政府投資項目拖欠工程款。（牽頭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民銀行、銀監會，參加單位：住房城鄉建設部）

（三十）清理規範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減少資金占用。摸清目前建築業所需繳納各種保證金現狀，研究制定依法依規開展清理工作的意見，按照既有利於減輕企業負擔、又能形成新約束機制的原則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牽頭單位：住房城鄉建設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務院法制辦）

（三十一）加強資金清欠，化解企業債務鏈風險。鼓勵企業加強往來款項管理，引導企業加快付款，減輕全社會債務負擔。發揮財務公司在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方面的作用，加快產業鏈企業間資金周轉，推進財務公司延伸產業鏈金融服務試點。對債務規模較大且有三家以上債權銀行的客戶，協調各債權銀行成立債權人委員會，避免因單家機構處置不當引發新的風險。（牽頭單位：銀監會、人民銀行，參加單位：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國務院國資委）

九、鼓勵引導企業內部挖潛

（三十二）引導企業管理創新和精益生產，利用信息技術手段降低成本。鼓勵企業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手段，實現內部管理升級，創新營銷模式，提高效益水平。大力發展智能制造和智慧流通，提高產品的成品率、優質品率和精準營銷匹配率。加快推進綠色制造，大幅降低資源能源消耗，實現降本增效。推進小批量、多批次、低庫存、少環節的柔性化生產和作業成本法應用，提高企業供應鏈管理水平。（牽頭單位：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

（三十三）加強先進技術推廣，鼓勵企業加強目標成本管理。完善鼓勵和支持企業轉型和技術創新的政策，支持推廣可有效降低企業成本的各種技術，促使企業持續提高生產效率。引導企業加強目標成本管理，對生產經營全過程和各環節耗費實施嚴格的全面控制，制定相應降成本目標。（牽頭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務院國資委）

十、落實降成本工作配套措施

（三十四）推進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積極穩妥推進國企改革和企業兼並重組，有序推進財稅、金融等領域體制機制改革，加快推進資源要素市場化改革，降低供給成本、提高供給效率，形成有利於企業降低成本和健康發展的制度環境。

（三十五）支持創新活動。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入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加強科技創新、管理創新、機制創新、營銷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發展新興產業，加大對企業創新活動的支持，提高創新資源產出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三十六）發揮“互聯網+”作用。充分運用互聯網、物聯網、雲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改進生產經營模式。通過“互聯網+”協同制造，提升企業運營效率，降低運營成本。通過“互聯網+”高效物流，提升運輸效率，降低流通成本。通過“互聯網+”政務服務，實現部門間數據共享，提高服務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支持企業利用電子商務拓展市場、降低生產經營成本。

（三十七）利用兩個市場。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推進雙邊和多邊貿易投資談判，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結合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加大支持企業“走出去”力度，鼓勵企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原材料成本。

（三十八）改進企業管理。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優化運營模式，培育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發揮好廣大企業職工的作用，激勵挖潛增效。鼓勵企業與國際先進企業對標，加強企業標準化建設，推進企業研發設計、物流、采購、安全生產、銷售服務等管理標準化，提高運行效率。

（三十九）降低監管成本。加強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知識產權保護、質量安全監督等市場監管；充分運用大數據手段，加強對市場主體的監管，提高監管效率。整合優化執法資源，有效避免多層多頭重複執法。

（四十）改善公共服務。加強政府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擴大覆蓋面，延伸服務終端，優化服務流程，提升服務效能。加強標準體系建設，開展強制性標準整合精簡，加快制定公益類推薦性標準和滿足市場、創新需要的團體標準，降低市場推廣應用成本。推廣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提供公共服務。

（四十一）優化產業布局。加強規劃引導，綜合考慮資源、市場等因素，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產業布局。加大對國家級新區、開發區等功能性平臺建設支持力度，加強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平臺建設，完善產業鏈、物流鏈，提高產業發展的配套、協作和集約化水平。

（四十二）分行業降本增效。增強降成本工作的針對性，根據行業特點，研究制定具體政策措施，加快實施轉型升級降本增效專項行動，有序推出並切實落實煤炭、石化、鋼鐵、有色金屬、建材、機械、汽車、電子信息、消費品、物流等行業的轉型升級降本增效方案。

十一、建立健全降成本工作推進機制

（四十三）加強組織領導和工作協調。由有關部門建立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協調機制，加強綜合協調，統籌推進各項工作，跟蹤督促落實。省級人民政府要建立完善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推進機制。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要加強工作指導，形成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的長效機制，重點是建立健全常態化的組織協調和督促落實工作機制；建立效果評估和統計監測機制；建立根據形勢變化動態調整政策措施機制。

（四十四）加強對落實情況的督促檢查。有關部門、地方人民政府是本領域、本地區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的第一責任主體。各部門、各地區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根據本方案抓緊制定實施細則。加強專項督查，推動各項政策措施落實，並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充實完善政策措施。適時將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轉為常態化工作，加強企業運行情況動態監測和常態化監督檢查。

（四十五）適時評估總結和推廣經驗。各部門、各地區要在2017年3月底前進行一次政策落實情況及效果評估，積極推廣效果良好的政策和做法，研究解決出現的問題，相應及時調整政策；從2017年起，每年年中報送一次政策落實情況。根據工作進展，適時進行階段總結和協調，對後期常態化工作提出要求；在階段性完成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任務後，組織進行全面工作總結，完善推進降成本工作的長效機制。

專家建言“一帶一路”融資：要降低政策性金融資金成本

近兩年來，絲路基金、亞投行、金磚銀行等金融機構相繼成立並投入運營，但“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資金缺口仍需完善。

日前，在國辦信息公開辦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聯合舉辦第28次文津圓桌研討會上，參會專家建議，要支持政策性金融機構建立多元、穩定和低成本的本外幣資金籌集渠道，以便更好地發揮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的作用。

“一帶一路”融資機制仍需改進

基礎設施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基礎設施先行不僅是貿易暢通的根本保障，也是“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今年7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訪蒙古並出席第十一屆亞歐首腦會議就提出，要加強中蒙在金融等領域的合作，推動“一帶一路”與“草原之路”對接，為經濟增長註入新動力。

對於跨境基礎設施的投融資機制，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曹紅輝稱，長期以來存在缺陷，其中一個是對外投資主體依然缺位。他說，內外市場化的力量仍然不夠，內部市場的資金成本高，外部資本市場則由於國內管束比較嚴格，也沒法有效發揮作用。

民營企業融資的難也飽受詬病。山東臨沂天元建設集團海外公司總經理劉乃柱說，這是目前民企面臨的最大問題。“一去談項目，對方就是要優惠貸款。” 神州長城股份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助理周潤凱也認為，民營企業在“一帶一路”的融資機制仍需改進。他說，工程履約保函額度太小了，導致公司在海外開展業務總是不夠用，尤其是在融資優惠政策方面，銀行對國企跟民企區別對待。劉乃柱補充說，很多民企做得很大、信譽很好，但很難拿到免擔保、免抵押的純信用額度，企業自身融資難度很大。

周潤凱建議，應該對一些優秀民營企業或行業龍頭企業設立“一帶一路”融資配套優惠政策標準，達到這個標準，就可以享受“一帶一路”融資優惠政策，這樣有利於降低銀行風險的同時，又能推動民營企業在海外業務的迅速發展，這樣自然會帶動產業鏈上的很多小型企業走出去。

此外，國內融資成本比較高也成為主要問題之一。

中國進出口銀行戰略規劃部副總經理雷鹹成稱，一般來講，基礎設施需要的是金額大、周期長、低成本的資金。中國進出口銀行的信貸資金看起來成本較低，但和國際上比還是偏高，因為發達國家都是低利率，甚至是零利率，比如日本。這導致有時我們能成功支持的是發達國家覺得風險比較大，不願意支持的項目。

至於優惠貸款管理方面，雷鹹成認為，與國際上相比，還需要有一些改進。他說，優惠貸款需要走很多審批程序，對資金運用方向、利率、期限都有限制性規定，“一帶一路”國家和我們談項目都希望要優惠貸款，但我們很多都支持不了。這就需要優化融資渠道和手段，提高融資效率，防範風險。

雷鹹成建議，要降低融資成本特別是政策性金融資金成本。支持政策性金融機構建立多元、穩定和低成本的本外幣資金籌集渠道，以便更好地發揮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的作用。對於國家優惠貸款的管理辦法應該做一些修改和調整，在控制風險的情況下，規模要適當擴大，利率要做相應調整，審批程序要盡量簡化和優化。

另外，他認為，中國現在需要真正的政策性投資基金，由國家財政給予風險補償，讓基金更加註重社會效益。因為“一帶一路”國家的項目大都資本金不足，需要這樣的投資基金來支持，然後再到銀行融資，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貸款，而且融資成本也不高，風險還小。還有，當前外貿形勢嚴峻，出口企業不僅需要融資支持，也需要資本金的支持。應該借鑒目前國家支持穩增長、調結構而建立的專項建設基金的運作方式，建立專門支持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專項建設資金。

需加強“一帶一路”政治、經濟戰略統籌

除了融資機制方面的問題，曹紅輝認為，我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還是缺乏統籌，不僅與國外政府和企業缺乏統籌，且與國內各部門也缺乏統籌，政商之間缺乏統籌。當前，各個機構、各個部門、各個地方政府出臺了各種版本的“一帶一路”方案，內容相互重疊，這就需要理順關系。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辦公室主任陳歡表示，“一帶一路”要本著“雙贏”或“多贏”原則，不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在企業層面。如果只體現中國戰略或利益意圖，或企業抱著消化國內過剩產能，搶占資源與市場的心態，從長遠看，是行不通的，也不利於我國的大戰略布局。

此外，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企業自身也面臨轉型。

雷鹹成提到，以前企業走出去都是搞工程承包，建完就走人。但這些項目所在國大多是發展中國家，本身管理和運營能力都很差。我們需要幫助他們搞好運營，即便沒有精力，也應幫著做未來經營方案。這個目前企業是做得不夠的，跟不上他們基礎設施發展的需要。不過，曹紅輝說，企業尤其是國企動力不足，民企又實力不濟。我們的企業在成熟的市場中待習慣了，自身的能力建設不足，對外部那種不成熟的市場和法制環境不適應。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相均泳認為，“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建設基本都是硬骨頭，仍然沒有成熟的經驗可供參考，需要我們企業不斷去探索，不斷去實踐，不斷去創新，並進行持續的總結、評價和推廣，但是目前無論從國家層面還是企業層面都沒有相應的評估機制。

明確“一帶一路”戰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盡管存在融資機制、協調組織方面的問題，但是對“一帶一路”戰略及其實施，曹紅輝認為，要進行一個整體性評估和戰略性評估，以確認戰略方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後再具體說問題和解決辦法。

他說，首先，必須明確，“一帶一路”不僅在經濟上是有合理性的，而且在政治、文明交流等戰略層面，也是正確的事情，必須堅持不懈地做下去。其次，這件事不是一蹴而就的，充滿艱巨性、複雜性的挑戰，是長期的宏觀戰略，即打造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制造業中心，構建歐亞大陸新政治、經濟、文化格局。這是改變整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大事。最後，應該讓整個社會都參與到“一帶一路”的運作和發聲的過程中。否則，會招致國外地緣政治企圖的質疑。

陳歡也認為，應該認識到“一帶一路”中政治、商業戰略的不同。政商還是要分離，政治上就是要有比較清晰的戰略，對一些問題要形成國家決策層面上的統一思路。

至於融資機制和企業資質認定，他說，首先，屬於國家戰略的，國家應出錢，或國家與企業(包括受援國國家或企業)共同出錢;屬於企業商業行為的，就由企業自己幹，不能什麽都讓國家包辦，這個要分清楚。其次，應當承認，我們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社會責任還很不到位。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對走出去的企業一定要從企業文化到產品質量嚴格把關，其中，企業文化是關鍵。

當然，在金融支持“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時候，需要處理好政策性、開發性、商業性金融的關系。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所副所長蔔永祥表示，對於政策性金融就是國家兜底，財政照單全收，主要發達國家都設有對外援助機構，這些機構對外提供國際援助，支持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體現自己的國際義務。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於“一帶一路”建設也需要發揮對外援助機構的作用，當然，定向支持誰和支持多少要心中有數，實現對外援助的戰略目標。

至於開發性金融，他說，首先要有開拓性、創造性的進入某些目前其他機構不願意做、沒有回報的領域，並充當酵母，帶動商業性金融進入，把該領域盤活、做大。開發性金融不需要多大資金，但是可以吸引來商業性金融的大錢。資金量的重頭還是商業性金融。無論如何，要講究回報和財務的可持續性，不做虧本買賣。

曹紅輝建議，要設立開發性金融機制。雖然有言論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法制不健全、市場不規範、治理不完善。那麽怎麽辦呢?總不能等它都完善了再去呀。為此，應該在境外欠發達地區，建設開發性的金融機制，主動與當地政府、企業溝通合作，共同把市場培育、建設起來，推行開放性金融的國際實踐。在欠發達地區，不可能吃現成的。而且這方面，中國也有著三十多年的經驗，比如，以往這個項目賠錢，但是那個項目賺錢，把它們打包起來全部都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