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建議靠譜。2016年2月27日，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表示，“在全球125個國家和地區中，僅有11個國家和地區的社保費率超過40%，其中10個國家在歐洲，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了。”他建議迅速降低五險一金費率，尤其是養老保險費率，在十年之內，將養老保險單位費率從現在的20%降到10%。
上述建議並非空穴來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說要“適時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6年五大任務之一為“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並五險一金等。
廣東省已經行動起來了。2016年2月29日，廣東省政府官網發布了2016-2018年供給側改革的系列方案，對降低社保費率動了真格：從2016年下半年起，推進基本醫療保險城鄉一體化，逐步將單位費率下調至5.5%左右；從2016年3月1日起，將失業保險單位費率從1.5%下調至0.8%。
養老與醫療保險是五項社會保險中的大頭。如果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能像姚余棟建議那樣把單位費率降低一半至10%，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能像廣東那樣把單位費率從8%左右降低5.5%左右，那被沈重社保繳費負擔壓得直不起身子的企業，又能慢慢恢複生機，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讓企業有活路，勞動者才有活路。
社會保險往往給人一種“政府從企業手里給勞動者爭福利”的錯誤印象。把社保繳費理解成稅就對了。官方教科書上稅有“強制性、無償性與固定性”等特征，社保繳費哪一項都符合：企業與雇員沒有不參保的自由，社保繳費的基數與費率都是由政府強制規定的。既然正名為稅，這社保稅對交易雙方都有影響：既擡高了企業用工成本，也降低了雇員收入水平。
舉個“栗子”。2014年年度某城市五險一金的企業總費率為35%（五險）+7%（公積金），個人總費率為10.5%+7%。一個雇員稅前月薪10000元，假設繳費基數也是10000元，那麽，個人要繳納五險社保稅1050元+公積金700元+個人所得稅395元，合計2145元。個人稅後工資7855元。企業要繳納五險社保稅3500元+公積金700元。企業付出的用工成本為14200元。
這14200元是你的真實稅前收入。你一共繳納了4945元（加上公積金為6345元），你承受的實際稅率為34.82%（加上公積金達44.68%）。公積金可以視為強制儲蓄。
這與另一種安排是等價的：企業給你稅前工資14200元，你繳納稅率34.82%的個稅、社保稅與費率9.86%的公積金。這兩種等價的安排，理論上給員工的稅負痛苦應該是一樣的，但實際上給人的感覺很不一樣，許多人沒那麽理性。
理解了這兩種安排是等價的，也就不難理解，真正對員工收入造成重大影響的，主要是社保稅，而不是個稅。並不是所有員工都需要繳納個稅，但所有員工都需要繳納社保稅。對需要繳納個稅的大多數人來說，繳納的個稅相對於社保稅也只是小頭。
理解了社保繳費是稅的本質，就不難理解，為什麽降低社保費率是供給側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對供給側改革，不同人或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點是共識，那就是減稅，更準確地說是降低稅率。而且，降低稅率並不一定意味著政府稅收收入的減少。稅率降低後，企業經營狀況改善，經濟會更繁榮，稅基也會相應擴大。拉法曲線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或有人說，社保繳費與普通的稅有點不一樣，將來工作者退休後，可以領到養老金，普通的稅收走了也就收走了。其實，普通的稅一般也會轉化為某種公共服務。
更核心的問題在於，你退休後領的養老金來源並非你工作時繳納的社保。中國的小賬戶、大統籌的養老與醫療保險，仍是偏現收現支的。即現在的工作者、年輕人與下一代繳納社保，給退休者、老年人與上一代發放養老金。前者將來退休了，只能指望再下一代。
這種遊戲不可能天長地久。它的實質是資源向上一代轉移，而資源向下一代轉移是天道，是自然法，是基因綿延與種群存續的基本前提。
養老保險是俾斯麥首創的，但德國照樣玩不下去，已從2012年起，將退休年齡延遲到67歲。只要維持現收現支的社保模式，中國延遲退休也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降低社保費率的好處，一是削減了資源向上一代轉移的強度，有利於工作者與年輕人提高收入，二是給純個人賬戶的社保模式留下了空間。
中國的公積金制度就是個人賬戶模式，一些單位搞的企業年金與職業年金也是個人賬戶模式。不降低社保費率，除非財大氣粗的央企與部分外企，一般企業哪有余力給員工搞年金？個人賬戶模式相當於強制儲蓄，個人對自己和家庭負責。從發展中國家的泥淖中拔地而出、興旺繁榮的智利與新加坡，搞的都是純個人賬戶模式，絕不是偶然的。
總之，降低社保費率，與民休養生息，對企業有利，對員工也有利；既有利於經濟繁榮，也有利於社會綿延與文明存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