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21年學術恩怨未了，林張再次激辯產業政策

經濟學家林毅夫和張維迎之間長達21年的學術爭論再起波瀾，引發廣泛關註。

11月9日下午，林毅夫和張維迎圍繞產業政策舉行公開辯論。這是一場棋逢對手的思想交鋒，不僅是兩個人之間的爭論，更是兩種經濟發展思路之間的爭辯。第一財經客戶端全程直播了這場辯論，並請來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原所長卓勇良和華東理工大學教授伏玉林點評。第一財經記者也在現場見證了兩人的唇槍舌戰。

辯論場上，二人針鋒相對，唇槍舌戰，一度爭得面紅耳赤，臺下掌聲不斷。主持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下稱“北大國發院”）教授黃益平多次感嘆：“當這個主持人太不容易了。”在長達3個多小時的辯論中，林張二人就產業政策的定義、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企業家精神、創新是否可預見、政府是否能確定比較優勢等多個問題進行了辯論。

圍繞產業政策針鋒相對

辯論會場設在北大國發院的萬眾樓。辯論開始之前，二人的座位只隔了一條過道。林毅夫和張維迎幾乎同時起身，互相握手，相視而笑，或許預示著這是一場友好的學術辯論。

林毅夫在開場致辭中說：“我們兩個人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秉持著中國知識分子對學術研究、對國家發展的這種責任感，把自己的看法毫無保留地提出來。我們兩個可以說做到不同而和。”

林毅夫和張維迎爭論的焦點依然是對產業政策的肯定與否定。林毅夫認為經濟發展有產業政策才能成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為的政府”必不可缺。張維迎則表示，產業政策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產業政策阻礙著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

林毅夫在開場40分鐘的陳述里，詳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中國改革的成功確實是往市場方向走，但是不可以把中國改革轉型的成功簡單歸結為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政府應該鼓勵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對其進行補貼。政府能夠幫助企業做到企業做不到的事。

林毅夫特別強調，很多人認為他“講政府”就是認為市場不重要，不重視市場建設，這是不對的，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化的過程，只強調市場建設的那些政策建議是不充分的。他是既要有市場又要有政府。

隨後，張維迎一開講就炮轟了林毅夫的觀點，認為林毅夫一方面對市場的失靈濃墨重彩，另一方面，對政府的失靈輕描淡寫，在林毅夫的理論當中政府官員就是無所不至、無所不能，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麽政府官員比私人企業家更有能力判斷未來、做出好的決策。

林毅夫認為，盡管許多產業政策失敗了，但是不能由此認為政府不能制定正確的產業政策，關鍵不是要不要產業政策，而是要制定什麽樣的產業政策。張維迎對此回應稱，這種觀點很類似上個世紀在討論計劃經濟時的觀點，不是計劃經濟本身不好，而是因為沒有搞好。希望關於產業政策失敗的兩個原因“無知和無恥”能夠說服林毅夫，林毅夫所希望的正確的產業政策過去沒有，現在沒有，未來也不會有。

卓勇良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這場辯論一個很重要的焦點是，林認為政府能確定比較優勢，然後能以此制定產業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而張則認為，比較優勢不是唯一的，比較優勢是可以創造的，比較優勢是會變化的。而且沒有人能準確地預見未來，所以這就需要企業家的創新，而企業家的創新決不是根據產業政策進行的。

在關於創新是否可預見的問題上，張維迎認為，所有因創新而成功的新企業，所有新產業的出現，都是不可預見的。因為創新的過程充滿一系列的不確定性。這意味著我們沒辦法對新產業、對創新做任何規劃，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經濟試驗的自由，而不是通過產業政策將自己鎖定在預定的路徑上。此外，他還不忘調侃林毅夫，當年毅夫回國後用配額買了4臺電風扇，當時他根本想不到以後能用上空調，這一席話引得全場爆笑。

對於林毅夫的“沒有政府協調，市場會出現失靈”的觀點，張維迎認為，林毅夫對市場機制和企業家精神存在誤解，所謂的市場失靈不過是市場不均衡的表現，不均衡意味著存在套利機會。企業家的重要功能就是發現市場的不均衡，然後進行套利，使得市場趨於均衡。

卓勇良對本報記者表示，林毅夫的意思很明白，即政府是理性的、科學的，因此不但能知道比較優勢，而且能科學制定產業政策。所有失敗的產業政策是因為沒有照此去做。張則認為，是無知和無恥導致了對產業政策的信奉、制定和實施，按張的說法，政府存在著很大的非理性。

林毅夫在總結陳詞中說，希望能夠提供一個框架，政府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能夠給國家、給社會帶來進步、帶來繁榮。張維迎則表示，在市場當中政府最重要的職責是保護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現有的所謂市場失靈，是市場理論的失靈，包括壟斷導致的失靈、外部性導致的失靈和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失靈，這跟市場失靈沒有關系。

伏玉林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沒有人反對政府幹預，特別是在市場失靈方面。伴隨著中國經濟從要素投入模式向創新驅動發展模式的轉變，以及之前確立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中國的產業政策也應該與時俱進，做出相應的調整。逐步退出選擇性產業政策，更多地發揮功能性政策作用，特別是向市場強化型政策轉型。

辯論結束後，兩人再次微笑握手，握手的時間長達數十秒。林毅夫還摟住了張維迎的肩膀，耳語幾句，仿佛剛剛的面紅耳赤都不曾發生。

長達21年的爭論

林毅夫與張維迎均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創始教授。林毅夫為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世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張維迎1997年離開CCER，後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2014年底重回北大國發院。

在美國留學期間，林毅夫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的學生，舒爾茨的研究領域是農業經濟和人力資本。張維迎早年在英國師從研究企業理論和博弈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後來對米塞斯與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學說十分推崇。

張維迎表示，他們有關產業政策的分歧，其實是有關市場理論的兩個不同範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範式”，他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範式”。新古典範式是“設計範式”，米塞斯-哈耶克範式是“演化範式”。

今年8月25日，張維迎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2016年夏季峰會上做了題為《為什麽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的演講。隨後，林毅夫撰文《經濟發展有產業政策才能成功》，反對張維迎的觀點。張維迎繼而拋出《林毅夫在產業政策問題上的四個錯誤》進行回應，林毅夫則以《回應張維迎指出的所謂四個問題》一文，將產業政策到底有無必要、“市場”與“政府”到底孰優孰劣的辯論推向高潮。

林張之爭甚至驚動了國家發改委。9月14日，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表示，世界各國確實都在運用產業政策，通過產業政策在不同領域、不同側面發揮作用；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政策確實對我國的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趙辰昕同時表示：“我們現有的產業政策確實存在與新常態不相適應的地方，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難題，要通過相關的調整來使這些政策適應新常態的需要。”他一方面肯定了產業政策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產業政策存在的問題。

此次產業政策存廢之爭，實際上仍是林毅夫和張維迎在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上爭論的延續。此前21年，他們已有3次交鋒。

1995年，林毅夫與張維迎圍繞國企改革的方向展開了一場論戰，張維迎認為國企沈屙是國有制的產權安排所致，唯一出路是變國有為非國有；林毅夫則批評了“國企改革的關鍵是改變其產權”的觀點，主張剝離國企的戰略性和社會性政策負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2004年，林毅夫、張維迎二人就中國經濟發展的預期表達了各自的觀點。林毅夫認為，只要沿著當前的路子走下去，中國經濟再增長二三十年沒問題，到2030年，經濟總體規模一定趕超美國。張維迎則擔心在未來20年里，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將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這將使中國企業面臨很大的挑戰。

2014年，張維迎與林毅夫就“政府定位與後發優勢”再次爭論。張維迎認為，沒有國家和政府參與，市場或變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場，後發優勢就要轉變為後發劣勢了。林毅夫則強調，後發國家需要政府發現和扶持企業的比較優勢，不然就是無效市場。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後盤和林認為，探討我國產業政策取向並不該指向“廢存之爭”，而是要從幹預市場和限制競爭的“政府直接幹預型”，轉向“強化市場型”，例如放寬微觀管制、完善市場競爭機制、建立健康的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等，這也是這次張維迎、林毅夫產業政策之爭的真正意義之所在。

辯論結束時，夜幕已降臨在未名湖畔。一位北大教授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爭辯可以引發思考。關於產業政策的爭論，是非對錯應交由實踐和歷史評說，但是，應向兩位獨立思考的學者致敬，這場辯論體現了對學術的尊重和獨立思想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