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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貧富差距達九十九倍，已成社會最迫切改革話題，《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師父出馬，十五項政策建議，擲地有聲。

一聽到「不均」一詞，很多人都會用追求「機會均等」來思考問題。

機會均等這個概念很誘人，但難道這表示只要機會均等，就算結果不均也沒關係嗎？就我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即便是最初在意「公 平競爭環境」的人，結果不均對他們來說也很重要。要了解其中道理，我們要先檢視「機會不均」與「結果不均」這兩個概念的差異。

機會不均基 本上是一個「事前」概念（每一個人應該從相同的起跑點出發），但重分配 活動的重點在於「事後」的結果。覺得結果不均不重要的人，認為擔心事後的結果毫無道理，他們相信，當人生競技場的遊戲規則達到一定程度的 公平之後，我們就不應該問結果是什麼。我認為這番論點是錯的。

多數人都無法接受完全視而不見人生起點之後發生的事。很有可能一個人很努力但運氣不好。假設有人落入貧窮線，在任何人道社會裡，這樣的人都應該要能獲得協助。此外很多人也認為，當社會伸出援手時，根本不需要問為何這個人會落到這步田地。

經濟學家拉維.坎伯爾（Ravi Kanbur）和亞當.瓦格斯戴夫（Adam Wagstaff）提到：「評估一個人究竟是因為環境條件還是努力條件……才落入需要接濟的地步，然後根據評估結果決定要不要出手幫忙，」這在道德上很讓 人反感。因此，結果之所以重要，第一個理由是我們無法忽略承受人生難熬困境的人，就算（事前性質的）機會確實均等亦然。

結果不均，

下世代不公平優勢源頭

今天的事後結果，會形塑明日的事前局面：今天由於結果不均而受惠的人，會將不公平的優勢傳給明日的下一代。現代人對於機會不均的擔憂、對於社會流動受限的 擔憂，已經隨著收入及財富的分配越來越不均等而日漸升高。這是因為家庭背景會對結果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取決於背景和結果之間的相關性有多高，以及家庭背景 有多不平等。這個世代取得的不均結果，是下一代人可承襲的不公平優勢源頭。如果我們擔心未來 的機會是否均等，現在就要開始擔心結果不均的問題。

當我們比較各國的所得分配不均時，答案就很明顯。圖一是各國經均等化調整後可支配所得為基礎（涵蓋國家包括澳洲、烏拉圭等國），以及以整體人均所得來 計算（如印度和美 國）的吉尼係數。全球人民之間的不均，反映的是各國內部的不均，再加上國與國之間不均的雙重效應。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百年來全球不均的變化，第一段是富 裕國家內部的不均縮小、但國與國之間的不均卻擴大；現在則是富裕國家內部的不均提高，國與國間的不均反而拉近。

政府政策在影響技術變遷的性質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也影響市場結果的未來走向。而這也導引出第一項扭轉貧富不均趨勢的做法建議：

政策決策者應明確考量技術變遷的走向，要從提高勞工雇用量與強調提供服務的真人面向角度來鼓勵創新。

只會把貧富不均不斷擴大歸咎於我們無能控制技術變遷是沒用的，政府其實可以影響變遷的走向。首先，這代表要達成目標，必須由政府出資支持科學研究。以美國 的iPhone為例，可說明政府資金扮演的重要角色，這支手機靠的是「七、八種基礎科學技術的突破，比方說衛星定位、多重觸控螢幕、液晶顯示、鋰電池以及 手機網路……這些都來自聯邦政府支持的研究。最終產品當然是蘋果公司的功勞，但背後靠的可是政府支持的研究。」

政府挺創新，卻忽視政策隱含分配意義

瑪麗安娜.瑪蘇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她的著作《企業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一書中深入探討蘋果公司的 故事。以觸控式螢幕來說，她指出政府資助的研究實驗室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認為強生（E.A.Jopnson）是電容式觸控螢幕發明者，他在一九六○年代 任職於革國政府機構皇家雷達學院（Royal Radar Establishment）時發表第一批研究……觸控螢幕最初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出現在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山繆.赫靳特（Samuel Hurst）發明的電阻式觸控螢幕……則在他離開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之後隨即問世。」至於構成硬碟基礎的巨磁阻效應原理(Giant magnetoresistance），「則起於兩個分別位在德國與法國，由政府資助與支持的獨立物理學術研究計畫在近年來達成最重大的技術突破之一。」

前述說法或許暗示技術進展是一套線性過程，由政府出資贊助基礎研究，然後由民間部門負責把可贏得諾貝爾獎的研發成果轉變成產品。然而，政府以及整體社會既是轉換階段中的重要利害關係人，也是重要參與者。

重點不是政府能否「選出贏家」，而是能否體認到政府在複雜流程中許多階段都有潛在影響力。在這脈絡下，當政府做任何要支持創新（不論關乎融資、授權、規範、採購或教育）的決策時，應該明確考量當中的分配意義。但現在卻看不出有這種跡象。

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計畫署（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二○○四年曾推出「無人駕駛汽車大挑戰」，當時美國軍方對這個專案訂下一個明確目標，那就是二○一五年前，地面部隊要有三分之一的武力來自 無人駕駛車輛。但是，他們有沒有考慮在軍隊之外造成的更廣大影響（受衝擊的計程車司機以及其他人）？這些計畫，有沒有鼓勵重新安置不再被需要的人類司機？

歐洲在緊接著戰後的幾十年曾縮小貧富不均，當時失業率很低：甚至低至一％。但從一九四五至一九七○年中期和之後的四十年非常不同，一九七五年之後，失業率 比較像兩次大戰之間那幾年，水準一直偏高。 （見圖二）顯然，我們可以推論出，要縮小貧富差距以及減少貧窮，有一條路是對付失業。畢竟，多數政治領袖都同意必須創造就業。

對抗貧窮，政府應提供最低薪資公職

政府在防止與降低失業方面應定明確目標，並透過保證提供最低薪資的公部門工作，以助達成目標。

公家聘用是許多國家活化勞動市場方案的一部分。在美國，公家聘雇歷史由來已久。

美國的公共事業振興署是新政中很重要的項目，從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三年期間曾提供資金，創造出約八百萬份工作。這些預算有一大部分都花在公共基礎建設上，包 括三分之一以上的道路與公部門建築物。在一九六○年代的「對抗貧窮之戰」也將該署列為其中一環，發展出公共就業方案，當時預估能創造出四百三十萬份工作。 這套方案後來並未實施，但卻引進一些較小規模的促進就業方案，逐漸以弱勢勞工為對象，隨著雷根勝選，他「明白反對直接創造工作的做法」，因此大規模的公家 聘雇方案就消失。

時至今日，幾個歐洲國家仍有至少創造出有限公部門職缺的方案（比方說提供庇護性就業）。圖三顯示歐盟統計局（Eurostat）報告，二○一○年時，這類 方案在各國國內生產毛額中的占比，範圍從此利時的○.三三％（如果以英國二○一四年的國內生產毛額來算，約為五十五億英鎊）、法國的○.二％和德國的 ○.○五％（如以英國的數值來算，約為七億五千萬英鎊），占比極低的義大利和英國。

我撰寫本書的用意，是想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想要縮小貧富差距，要怎麼做？我們有很多理由去對抗貧富不均。如果能縮小經濟成果的分配不均，將有助於創造機會均等；機會均等被視為現代民主社會裡的重要特色。

本書目標在規畫前行道路，而不是找到最後終點。我不想描述最終樂土是什麼模樣，反之，本書是要為關心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指出未來的走向，我不認為貧富不均 擴大無可避免：這並非單純由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所造成的結果。政府（可以各自行動，也可以結盟）、企業、產業工會及消費者組織和每一個人都可以採取某些行 動，以縮小目前的貧富不均程度。

書名：扭轉貧富不均

作者：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Atkinson）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30日

阿特金森簡介

英國經濟學家，現任英國國家學院研究員、倫敦政經學院講座教授，經濟學知名的「阿特金森指數」即是以他為名。阿特金森的研究以兩個領域為主：一是不均與貧 窮問題；二是現代公共經濟學。影響力及於當今青壯世代經濟學家，《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提研究師承阿特金森，尊稱他為「所得與財富歷史研究敦 父」。

經濟學通常假設個人經濟財富之間的互動依賴性不存在，或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但約翰.多恩是對的，這位十七世紀初英國詩人寫過一句詩：「沒有人是孤島，沒有人可以自全。」

只看總體經濟加總後的結果是不夠的，個體間的經濟差異，是首要之事。

充分就業、薪資分配，以及更傾向公平主義的資本所有權，在任何縮小貧富差距策略中都是必要的元素。

許多國家推出退休金改革時，內容多是對退休人員有利;因應經濟衰退，卻又是先砍有助於年輕人就業的方案。超過六十歲的政治人物，為了自身與退休族群選票考量，推出高預算比重的老人福利政策，恐會造成年輕人淪為失落的一代。

馬克思曾說，資本主義會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當前社會的貧富差距反而是與年紀脫不了關係，形成年長者愈富、年輕人愈窮的現象。

根據學者卡蘿·葛萊翰

(Carol Grahham)與茱莉亞·波佐羅(Julia Ruiz Pozuelo)最近的研究報告，人生快樂曲線出現反轉向上的時間點，已開發國家會比其他國家早。以英國與丹麥為例，轉折點出現在四十四歲，逐年攀升，到 七十歲時，快樂程度好比回到三十歲，年紀愈大愈快樂。背後原因可能有很多，如服用抗憂鬱藥、工作純粹出於興趣等等，但更實際的理由是世代貧富差距：在已開 發國家裡，財務安全感似乎隨著年紀而增加。

年輕族群失業率攀升

比利時經濟智庫布勒哲

爾(Bruegel)的琵雅·胡特(Pia Huettl)、凱倫·威爾森(Keren Wilson)、古恩川·渥夫(Guntram Wolff)，最近提出報告說明這個現象。他們發現，多數歐洲國家在二00七到一三年期間，年輕人的物質匱乏率逐年成長，但在六十五歲以上族群中卻下滑 ——物質匱乏率為無法支付非基本必需品的比重。年輕人失業問題嚴重是主因，從歐盟統計局(Eurostat) 數據可看出，歐盟內十五到二十四歲族群的失業率，0八年僅一五.二％，一四年年底達到二一.四％，是總勞動人口失業率的一倍以上。

景氣衰退時，年輕人找工作確實不容易，一來對工作內容欠缺經驗，二來是求職技巧也偏弱。再加上年輕人工作很多屬於打工性質，因此失業率會增加並不意外。比 較少人會直覺想到，世代貧富差距之所以拉大，國家政策也必須負起一部分責任。許多政府這幾年面臨經濟衰退，紛紛先砍有助於年輕人就業的方案，反而是老人福 利增加。

在0八年到一三年增加健

保與家庭補助預算的國家中，老人福利預算的增速更快。「退休人口是財政調整的主要受惠者。」琵雅等人的報告寫道。

許多國家推出退休金改革

時，內容多是對目前的退休人員有利。退

休金制度要做到公

平，必須讓退休人口

與工作人口的收入比

例長期維持穩定，但

希臘、西班牙、賽普

勒斯、羅馬尼亞、匈

牙利等國卻偏袒目前

的退休人口。金融海嘯的重災國家當中，

只有義大利考量到年

輕人的未來，將退休金制度修得更公平。

政府預算獨厚年

長族群，是因為政

治人物大多屬於這個

年齡層。根據學者蘇姍.史凱羅(Susan Scarrow)與柏庫·吉斯格(Burcu Gezgor) 一0年的報告指出，歐洲各政黨逾六十歲的黨員人數愈來愈多，常常與年長者占總人口的分布不成比例。

老人執政左右政策方向

在六十歲以上政黨黨員比率低於六十歲以上占總人口的比率的國家裡，如葡萄牙、西班牙、希臘等國，左派政黨的勢力大到足以顛覆政局，因為這些國家的激進左派 分子以年輕人為主，不希望自己的世代淪為失落的一代。他們可能不知道怎麼具體預防，但從他們的種種作為來看，原本對抗階級制度的訴求可能逐漸質變，形成打 擊世代不公平的戰爭。

這個現象值得年長的政治

人物好好思考。與其想辦法鞏固退休選民的選票，不如多花心思重新調整社會制度，解決年輕人失業問題，這樣對仕途可能更有保障。要調整心態確實很難，畢竟， 今天的中年人回想過去，只記得自己無憂無慮，懂得吃苦耐勞。但別忘了，年輕人少了發展機會，容易形成吸毒氾濫、社會動亂、選舉政治激進化等亂源，也間接造 成歐洲目前人口成長速度落底。歐盟目前每四個工作人口養一個退休人口，但根據歐洲委員會預估，這個比例到了二0四0年會變成二比一。屆時快樂曲線會怎麼 走，誰也不知道，難保再也笑不出來，變成直直落的一條線。

瑞士的國民月薪公投，不只是爽領八萬元的議題，而是點燃了全球對貧富不均的焦慮。 進入機器人的時代，大量傳統工作將被取代，未來貧富差距只會更大，社會該如何安定？

這個世界真的「錢太多」了嗎？美國聯準會狂印鈔票；日本發出一千兆日圓國債，買了三百多兆日圓鎖進央行保險箱；歐洲央行從六月起在市場買企業債券，直接送錢給歐洲大公司；還有中國人民銀行，在今年第一季猛灌兩兆多元人民幣，創造了房地產與大宗物資的狂飆漲勢。

然後，瑞士在六月五日舉行被稱為「躺著也發錢」的「國民月薪」公民投票，主張只要是瑞士公民，每月可享有二千五百瑞士法郎（約新台幣八萬三千元），連未成年的孩童也發給六二五瑞士法郎；也就是說，一個四口之家，父母不必工作，就可以從政府拿到超過新台幣二十萬元的月薪！

生猛提案！

完勝中美日英ＱＥ撒錢

瑞士這種「終極撒錢」的方案，從金融貨幣的角度來比較，生猛指數完勝中美日英的央行QE（貨幣寬鬆）；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比較，慷慨手筆讓挪威、瑞典瞠目結舌；一旦實施，瑞士將成為國父孫中山一心想打造的「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的大同世界，或徹底實現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國度。

六月五日的「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法案，正是瑞士公民對於人民的憲法權利、國家的任務、以及面對工業四．○全面機器人化的新世紀，再一次全民深度的思考。

公投結果，有七六．九％的公民投了反對票，議案雖然沒有通過，但這個聽起來匪夷所思的議案，發生在以「理性討論」聞名於世的瑞士，的確值得探究。

這起「國民月薪」公投案的發動者，不是中央銀行，也不是社運團體，而是五十八歲的藝術家施密特（Enno Schmidt），以及二十八歲的歷史學者華格納（Che Wagner）。

施密特從二○○六年就啟動這個被視為激進的運動，並在一三年十月通過瑞士《公民投票法》需十萬人同意的門檻，完成十二萬六千多人連署支持。

國民月薪制度主張，國家應保障所有國民基本生存權，使國民不必為餬口而勉強工作，所有的工作與薪水才能展現「真正的附加價值」。因此，企業主雇用的員工，會是真正有意願想要上班的員工，企業的績效將大幅提升，最終創造整個社會最大的福祉。

此外，國民月薪制可以一次解決「社會福利成本過高的問題」，因為簡單、無條件，替代掉大多數的社會福利津貼，讓政府毋須再為社福相關政策，雇用大量人力、購買複雜的電腦系統。

公投否決！

政府扛不起預算暴增三倍

如此慷慨的直升機撒錢，到底需要多少錢？

根據瑞士國會議員克勞圖（Raymond Clottu）的估算，每年至少要新增二千億美元的預算，但是瑞士聯邦政府每年的預算規模，也就只有六八○億瑞士法郎（約七百億美元、二兆二千億元台幣），為了一個沒有實驗過的福利，政府預算一下子暴增三倍，恐怕瑞士很快就淪為希臘了。

但是，施密特認為，這個方案的財政負擔影響遠低於外界的憂慮，他的論述是，發放國民月薪之後，大家都有了基本生活保障，所有的工作都會成為「附加價值型」的工作，實際上雇主付出的薪水會大幅降低，企業人事成本大減，企業獲利增加，政府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會大幅增加；至於社會福利支出方面，國民月薪內含了既有的社會福利支出，新增的支出其實也是有限的。

瑞士聯邦政府反對這個方案，主要理由還是財政，在聯邦政府的網站上載明，「這個方案會大幅減少政府稅收，必須增稅來因應支出，而且無法取代既有的社會福利系統。」另外，瑞士政府也警告，一旦啟動直升機撒錢的模式，必然會引發通貨膨脹，所謂的「基本生活費用」會被迫不斷上調，對原本穩健的瑞士經濟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公投結果其實早已預見，過去半年的民調，「強烈支持」的瑞士公民約只有一二％上下，而「強烈反對」的選民則在五○％以上。

除了聯邦政府公開表明反對之外，也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支持，一位瑞士國會議員說得很簡單：「這個議案是建立在『鎖國』的前提之下。如果通過，將導致數百萬移民湧進瑞士，立刻拖垮國家財政。」不過，施密特等提案人卻欣喜若狂，因為運動獲得高度關注，在瑞典、丹麥、英國甚至美國，已有團體啟動同樣議案；荷蘭烏特勒支市（Utrecht）一七年元月將啟動類似實驗；芬蘭政府也在研擬實驗，對八千名低收入戶直接發給國民月薪，並計畫擴及全國國民。

在社會學的教科書中，全民發薪的概念問世超過一百年了，為什麼到一六年，才在瑞士的公投運動中引爆全球注意？

今年五月，一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來台演講，對於全球化造成的貧富不均問題特別關注，耗費多年心血鑽研解方。他強調：「政府有責任照顧低收入的人民，而且應該推動『基本收入津貼』（編按： Basic Income Grant，即國民月薪）。」背後意涵？

全球貧富不均的反撲

舊金山的創投公司Y Combinator 總裁歐特曼，出資啟動基本收入津貼時也說：「政府發給人民基本收入津貼，是達成『真正的機會平權』必要的工具。」網路通訊公司Netscape創辦人馬克．安德森，也公開支持這個理念。

紐約的創投大師溫格納，則設立一個鼓吹國民月薪的網站，他強調：「我們即將進入機器人的時代，大量傳統工作將被取代，未來貧富差距只會更大，社會如何安定？」溫格納不僅贊助瑞士的公投，也在底特律啟動一個千人社區的發錢實驗，給予所有居民每人每月四百美元的無條件津貼。

總部在英國的慈善團體樂施會（Oxfam）最新統計，或許可作為「國民月薪」在全球熱炒的注腳。

報告指出，全球七十三億人口中，最富有的六十二人所擁有的財富，剛巧等於三十六．五億人、相對貧窮的全球一半人口所有財富的加總；而全球的財富，有一半被掌握在最富有的一％富豪手中。

報告更強調，「經濟發展沒有帶來均等的富裕，對於我們的下一代來說，我們留下的是只有一％富豪享樂、其餘九九％陷入貧困的不均等社會。」或許，在機器人大量取代傳統勞工、大量失業中產階級陷入只能餬口的惡性循環，中央銀行狂印鈔票，又造成更大的貧富不均後，政府真的必須向極少數的超級富豪徵稅，用難以想像的直升機撒錢「國民月薪」制度來維持社會安定，這個未來，到底是無奈還是期待？現在誰也說不上來。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撰文 / 乾隆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