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貧富差距達九十九倍，已成社會最迫切改革話題，《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師父出馬，十五項政策建議，擲地有聲。 一聽到「不均」一詞，很多人都會用追求「機會均等」來思考問題。 機會均等這個概念很誘人，但難道這表示只要機會均等，就算結果不均也沒關係嗎？就我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即便是最初在意「公 平競爭環境」的人，結果不均對他們來說也很重要。要了解其中道理，我們要先檢視「機會不均」與「結果不均」這兩個概念的差異。 機會不均基 本上是一個「事前」概念（每一個人應該從相同的起跑點出發），但重分配 活動的重點在於「事後」的結果。覺得結果不均不重要的人，認為擔心事後的結果毫無道理，他們相信，當人生競技場的遊戲規則達到一定程度的 公平之後，我們就不應該問結果是什麼。我認為這番論點是錯的。 多數人都無法接受完全視而不見人生起點之後發生的事。很有可能一個人很努力但運氣不好。假設有人落入貧窮線，在任何人道社會裡，這樣的人都應該要能獲得協助。此外很多人也認為，當社會伸出援手時，根本不需要問為何這個人會落到這步田地。 經濟學家拉維.坎伯爾（Ravi Kanbur）和亞當.瓦格斯戴夫（Adam Wagstaff）提到：「評估一個人究竟是因為環境條件還是努力條件……才落入需要接濟的地步，然後根據評估結果決定要不要出手幫忙，」這在道德上很讓 人反感。因此，結果之所以重要，第一個理由是我們無法忽略承受人生難熬困境的人，就算（事前性質的）機會確實均等亦然。 結果不均， 下世代不公平優勢源頭 今天的事後結果，會形塑明日的事前局面：今天由於結果不均而受惠的人，會將不公平的優勢傳給明日的下一代。現代人對於機會不均的擔憂、對於社會流動受限的 擔憂，已經隨著收入及財富的分配越來越不均等而日漸升高。這是因為家庭背景會對結果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取決於背景和結果之間的相關性有多高，以及家庭背景 有多不平等。這個世代取得的不均結果，是下一代人可承襲的不公平優勢源頭。如果我們擔心未來 的機會是否均等，現在就要開始擔心結果不均的問題。 當我們比較各國的所得分配不均時，答案就很明顯。圖一是各國經均等化調整後可支配所得為基礎（涵蓋國家包括澳洲、烏拉圭等國），以及以整體人均所得來 計算（如印度和美 國）的吉尼係數。全球人民之間的不均，反映的是各國內部的不均，再加上國與國之間不均的雙重效應。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百年來全球不均的變化，第一段是富 裕國家內部的不均縮小、但國與國之間的不均卻擴大；現在則是富裕國家內部的不均提高，國與國間的不均反而拉近。 政府政策在影響技術變遷的性質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也影響市場結果的未來走向。而這也導引出第一項扭轉貧富不均趨勢的做法建議： 政策決策者應明確考量技術變遷的走向，要從提高勞工雇用量與強調提供服務的真人面向角度來鼓勵創新。 只會把貧富不均不斷擴大歸咎於我們無能控制技術變遷是沒用的，政府其實可以影響變遷的走向。首先，這代表要達成目標，必須由政府出資支持科學研究。以美國 的iPhone為例，可說明政府資金扮演的重要角色，這支手機靠的是「七、八種基礎科學技術的突破，比方說衛星定位、多重觸控螢幕、液晶顯示、鋰電池以及 手機網路……這些都來自聯邦政府支持的研究。最終產品當然是蘋果公司的功勞，但背後靠的可是政府支持的研究。」 政府挺創新，卻忽視政策隱含分配意義 瑪麗安娜.瑪蘇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她的著作《企業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一書中深入探討蘋果公司的 故事。以觸控式螢幕來說，她指出政府資助的研究實驗室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認為強生（E.A.Jopnson）是電容式觸控螢幕發明者，他在一九六○年代 任職於革國政府機構皇家雷達學院（Royal Radar Establishment）時發表第一批研究……觸控螢幕最初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出現在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山繆.赫靳特（Samuel Hurst）發明的電阻式觸控螢幕……則在他離開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之後隨即問世。」至於構成硬碟基礎的巨磁阻效應原理(Giant magnetoresistance），「則起於兩個分別位在德國與法國，由政府資助與支持的獨立物理學術研究計畫在近年來達成最重大的技術突破之一。」 前述說法或許暗示技術進展是一套線性過程，由政府出資贊助基礎研究，然後由民間部門負責把可贏得諾貝爾獎的研發成果轉變成產品。然而，政府以及整體社會既是轉換階段中的重要利害關係人，也是重要參與者。 重點不是政府能否「選出贏家」，而是能否體認到政府在複雜流程中許多階段都有潛在影響力。在這脈絡下，當政府做任何要支持創新（不論關乎融資、授權、規範、採購或教育）的決策時，應該明確考量當中的分配意義。但現在卻看不出有這種跡象。 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計畫署（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二○○四年曾推出「無人駕駛汽車大挑戰」，當時美國軍方對這個專案訂下一個明確目標，那就是二○一五年前，地面部隊要有三分之一的武力來自 無人駕駛車輛。但是，他們有沒有考慮在軍隊之外造成的更廣大影響（受衝擊的計程車司機以及其他人）？這些計畫，有沒有鼓勵重新安置不再被需要的人類司機？ 歐洲在緊接著戰後的幾十年曾縮小貧富不均，當時失業率很低：甚至低至一％。但從一九四五至一九七○年中期和之後的四十年非常不同，一九七五年之後，失業率 比較像兩次大戰之間那幾年，水準一直偏高。 （見圖二）顯然，我們可以推論出，要縮小貧富差距以及減少貧窮，有一條路是對付失業。畢竟，多數政治領袖都同意必須創造就業。 對抗貧窮，政府應提供最低薪資公職 政府在防止與降低失業方面應定明確目標，並透過保證提供最低薪資的公部門工作，以助達成目標。 公家聘用是許多國家活化勞動市場方案的一部分。在美國，公家聘雇歷史由來已久。 美國的公共事業振興署是新政中很重要的項目，從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三年期間曾提供資金，創造出約八百萬份工作。這些預算有一大部分都花在公共基礎建設上，包 括三分之一以上的道路與公部門建築物。在一九六○年代的「對抗貧窮之戰」也將該署列為其中一環，發展出公共就業方案，當時預估能創造出四百三十萬份工作。 這套方案後來並未實施，但卻引進一些較小規模的促進就業方案，逐漸以弱勢勞工為對象，隨著雷根勝選，他「明白反對直接創造工作的做法」，因此大規模的公家 聘雇方案就消失。 時至今日，幾個歐洲國家仍有至少創造出有限公部門職缺的方案（比方說提供庇護性就業）。圖三顯示歐盟統計局（Eurostat）報告，二○一○年時，這類 方案在各國國內生產毛額中的占比，範圍從此利時的○.三三％（如果以英國二○一四年的國內生產毛額來算，約為五十五億英鎊）、法國的○.二％和德國的 ○.○五％（如以英國的數值來算，約為七億五千萬英鎊），占比極低的義大利和英國。 我撰寫本書的用意，是想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想要縮小貧富差距，要怎麼做？我們有很多理由去對抗貧富不均。如果能縮小經濟成果的分配不均，將有助於創造機會均等；機會均等被視為現代民主社會裡的重要特色。 本書目標在規畫前行道路，而不是找到最後終點。我不想描述最終樂土是什麼模樣，反之，本書是要為關心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指出未來的走向，我不認為貧富不均 擴大無可避免：這並非單純由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所造成的結果。政府（可以各自行動，也可以結盟）、企業、產業工會及消費者組織和每一個人都可以採取某些行 動，以縮小目前的貧富不均程度。 書名：扭轉貧富不均 作者：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Atkinson）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30日 阿特金森簡介 英國經濟學家，現任英國國家學院研究員、倫敦政經學院講座教授，經濟學知名的「阿特金森指數」即是以他為名。阿特金森的研究以兩個領域為主：一是不均與貧 窮問題；二是現代公共經濟學。影響力及於當今青壯世代經濟學家，《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提研究師承阿特金森，尊稱他為「所得與財富歷史研究敦 父」。 經濟學通常假設個人經濟財富之間的互動依賴性不存在，或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但約翰.多恩是對的，這位十七世紀初英國詩人寫過一句詩：「沒有人是孤島，沒有人可以自全。」 只看總體經濟加總後的結果是不夠的，個體間的經濟差異，是首要之事。 充分就業、薪資分配，以及更傾向公平主義的資本所有權，在任何縮小貧富差距策略中都是必要的元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