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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規矩益大企 左丁山

2010-12-20  AD





 

本欄在八月十五日講倫敦趕客香港得益,引述基金F所講,不少倫敦金融機構大人物會被稅務或新監管環境趕走,多數搬來香港,將令香港豪宅租金上漲、引發豪宅價格上升。

後 事發展果然如此,上星期報紙便有報道,不少著名對冲基金經理來港開店,離開倫敦、紐約、以香港為家,此日基金K在一家灣仔四川私房菜吃晚飯,左丁山唔食得 辣,睇見其他幾位老友食到興高采烈,自己只好食幾條青菜。基金F亦在場,於是大家問佢十一月二十日實施額外印花稅之後,樓市點睇,基金F毫不猶豫咁講: 「係可以趕走啲師奶兵團嘅,但對實力投資者無損,佢地可以繼續買樓收租,未來兩年,適合外來基金經理住嘅樓盤缺乏供應,租金一定爆升。樓價升可以係一個貨 幣現象(即通脹高,游資多,利率低,供樓只付一厘息),但在現時香港,樓價升同時係一個供求現象,實際需求遠遠高於住宅單位落成量,我認為一年即使有三萬 五千個新單位供應,市場可以全部吸納!政府困難在於(一)貨幣現象管不了,因為聯繫匯率是聖牛,(二)供應增加來不及,政府一定要考慮定期賣地,不再倚靠 發展商勾地。」但發展商買咗地,用來曬太陽又如何?一厘息嘅係機會成本,可當冇到,故此利息低迷,其實會有同時刺激需求及抑制供應嘅效果,死未?

呢 日在飯局中見到地產S,問佢實施額外印花稅,對經紀生意有乜影響?佢話:「長期嚟講,係益我地嘅啫,凡政府有任何新措施,都會產生一個可以預測到嘅後果, 就係趕中小經紀出局,益晒我地。我反對成立地監局,認為人人可做地產經紀競爭更大,結果政府話要保護消費者,要考到牌先至做得地產經紀,大廈看更帶人睇 樓,介紹他人買樓,要坐監,結果啲街頭街尾經紀冇晒生意,我地越來越大。有咗額外印花稅之後,因為我地經紀多,人客多,始終有生意做,但靠師奶團短炒客為 生嘅地區性經紀就會好難捱,可能出局。有咗最低工資之後,又係益我地大公司啫,如以前設立MPF一樣,遲啲有埋競爭法,更加令強者越強。我反對競爭法,反 對最低工資o架。越多規矩,中小企越難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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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規矩有錢賺

http://www.cbnweek.com/yuedu/ydpage/?raid=1935
    口口相傳的力量可能很大。比如,這讓最初只有20來輛車的東方時尚駕校成長為有1800輛教練車、北京市場最大、據稱也是亞洲規模最大的駕校。


  2010年,東方時尚招生10萬人,營業收入4億元;2011年,招生12萬人,學完拿到駕照的有10萬多人,而北京這年拿到駕照的新司機有50多萬人,東方時尚在尚有100多家駕校的北京市場上佔有約1/6的份額。


  看起來,口碑傳播與駕校這個行業只做一錘子買賣的特點大不相同。但根據東方時尚自己在招生時的調查,學員來自朋友介紹的佔一半多。


  雖然這家公司也做少量廣告,包括贊助幾檔「紅綠燈」這樣的、分析交通事故原因的廣播節目。但即使是東方時尚的總經理閆文輝自己也認為,聽這種欄目的都是已經成為司機的人,而非那些還沒成為司機的、自己的目標客戶。


  東方時尚口碑的建立,追究起來即非源於特別多的資金,也非深厚的行業經驗。一度它的訓練場都是租用競爭對手、北京另一家大駕校公交駕校的。其根源,來自於這家公司最先解決了這個行業的一項痼疾,而其競爭對手直到很久之後才反應過來。


  這個痼疾,就是教練管學員要回扣。


  中國的駕校行業,從業者最初多由改制國企中的車隊司機、運輸公司司機專業而來。這輩兒人在學駕駛這門技術的時候,這還是門生存的技能,傳授方式則是師傅帶徒弟的方式。


  當閆文輝學開車的時候,也還是這個狀況。教練和學員師徒相稱,那時,一輛解放卡車載著八九個學員,每人每天能開上30多分鐘的車。學車的時候,得想著 法子和教練搞好關係,閆文輝身上常常裝著兩盒煙,好的孝敬師傅,差的自己抽。而且從老大排到老九還要輪流做東請師傅吃飯,給師傅打開水,擦車。學費那時大 概3000元左右,加上額外花銷,閆文輝的花費超過了5000元。


  對業內人來說,這種做法既是習慣,也能帶來利益。東方時尚的創始人徐雄在做駕校之前是做酒店管理的,當他和閆文輝1995年辦東方時尚駕校時,從一個外行人的角度來看,駕校這個行業中教練管學員吃拿卡要的現象就顯得難以理解和極不合理。


  東方時尚之後提出,在它們的駕校,教練和學員是朋友關係,而非師徒關係,不許教練吃拿卡要。


  因為這個行業吃拿卡要的習慣太深,因此,東方時尚最開始不招在其他駕校幹過的司機。閆文輝認為,做過教練員的人往往很難改變腦子裡吃學員的觀念,反而不如培訓一張白紙來得容易。


  打破規則,並沒有立即帶來效益。口碑的傳播需要時間。


  據閆文輝回憶,當東方時尚第二年招生時,由於朋友推薦而來的學員佔這年學員的比例僅約一成,第三年,佔了兩成。而由於這種做法損害了教練的利益,最初幾年,這家公司的教練流失得頗多。


  幸運的是,這個行業招人的要求不算高,會開車、能正常跟人溝通就是最大的要求。最初東方時尚應付人員流失的辦法就是「不斷招」。


  要保證不吃拿卡要的規矩執行下去,更重要的是從制度上來儘量杜絕。徐雄和閆文輝發現,此前之所以教練對學員有吃拿卡要的能力,是因為在一個教練一輛車 同時教好幾個學生時,教練有權力讓某個學員多練一會兒而讓其他人少練一會兒。在1996年,東方時尚是最先實行「單人、單車、單教練」的駕校,並且,實行 計時預約練車。


  此外,在傳統的教授制度下,被指定一個教練後,全程都是由他來教,學員缺乏選擇的權利。東方時尚則率先實行讓學員選擇教練,可以中途更換。


  當被問道,如今東方時尚的諸多做法,比如不許吃拿卡要已經被很多同行學習的情況下,東方時尚不能被覆制的競爭力何在時,閆文輝認為最重要的是保證公司的執行力。


  這兩位創始人經常向員工提到一個他們親眼見證的案例:北京通州的一家廠子被幾個日本人收購後,沒有改一條規章制度,員工也是原班人馬,也未主動炒人。3個月之後,這家廠子就扭虧為盈。原因就在於,這一次在日本人的管理下,那些原有的規章制度被嚴格執行了下去。


  需要被執行下去的,遠非「不許吃拿卡要」的制度。這僅僅是改善其學員用戶體驗最開頭的一項。


  酒店管理出身的徐雄非常注重細節。東方時尚是北京最先給其員工發統一的工作服的公司,並且對其員工的儀表,比如男員工的頭髮長度也有要求。


  當其他駕校的報名點做得還不太講究時,東方時尚在北京各區的報名點則在面積、裝潢上花了更多心思,比如使用黃藍色調統一東方時尚的VI體系。這麼做的用意,是為了讓自己看上去更正規。


  在提升學員實際的體驗上,東方時尚有諸多領先於同行的做法。它是北京最先用空調車來做接送學員的班車的公司,而當時北京的其他駕校都還只有夏熱冬涼的普通班車;它也是最早在教練車裡安裝空調的駕?校。


  有時候,這家公司還有一些讓人意外但印象深刻的舉動,比如其訓練場養了孔雀。去年冬天,駕校門口學員等公交車的地方,放了傘狀的燒煤氣的火爐。


  幸運的是,東方時尚的對手最初對他的做法跟進的不多。當2005年在行業交流會上,北京當時擁有四五百輛車的最大的那幾家駕校發現,2000年時只有 一百來輛車、連自己的訓練場都沒有的東方時尚已經趕超了自己的規模,隨即開始學習其「不許吃拿卡要」等一系列規矩時,距離東方時尚開始這麼做已經過了10 年時間。


  但一旦成為了被學習的對象後,對手就開始全面跟進。東方時尚的人也成為行業裡的搶手人才,遠大駕校、公安駕校、新月駕校等都從東方時尚裡找人去當了中高層。


  過去,靠著好口碑,東方時尚的收費始終要高於大多數對手,盈利狀況良好。2007年時,東方時尚新修了自己的訓練場,在硬件設施上做了大幅提升,總面積有800畝。


  規模帶來了良性循環。其中的一項好處是,在採購汽車時,東方時尚獲得的優惠不是「一星半點」,如今已經是東方時尚值班校長的李惠堂說。再比如,東方時尚的班車覆蓋區域廣,班次多,是因為有足夠的學員來接?送。


  此外,做法領先於行業也為東方時尚帶來了優勢:率先實行預約計時制後,東方時尚隨之所做的一項改革,使得這家公司比對手早練了幾年內功。


  徐雄他們發現,當學員能在不同的課時中選擇不同教練後,立馬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不同教練在授課時各有自己的一套,而學員在面對不同的說法後通常不知所措。


  東方時尚隨後開始編寫教學大綱,以對教授方法做統一。教學大綱並非一蹴而就的結果,2000年時,這家公司的教學大綱還比較粗略,每年都會有增改,最 近的一次增改中,這家公司增加了怎麼打開車門的內容:一手握門把,一手扶住車門。而這些內容,連同東方時尚的公司規則,都要在新入職員工被培訓的一個半月 內教給新教練。


  對教學質量較為嚴格的控制,使得這家公司在規模大幅擴張時—如今其教練人數大約是10年前的10倍—管理上也沒出過什麼亂子。


  根據北京市交管局對102所駕校3年駕齡新司機的交通違規、事故發生率、記滿12分的調查,東方時尚的違規、事故發生率是北京最低的。


  漂亮的數字,幫這家駕校獲得了車管所和政府的好感。但這不足以讓東方時尚開出更多的分校—連鎖本是這類公司提升自身商業價值的最好途徑。


  這個行業的問題之一,是招生受地域限制。即使是在北京,東方時尚有覆蓋地域頗為全面的班車,它的招生也受地域影響:學員最多的是離它最近的大興,最少的是處在對角線上的望京—很多人都不願意為了學個車千里迢迢地耗費時間在路上,離得越遠的地方學員就越少。


  而要在其他地方開分校,首先的一個大問題,就是由於需要地的面積太大,但本身能帶給政府的效益平平,很難獲得支持。正因如此,在全國,都沒有形成連鎖性的駕校。此前,東方時尚因為不願意放棄分校的控股權而拒絕了一些合作者。


  這是東方時尚管理層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這家成立了17年的駕校僅僅和云南達成了協議,要在昆明開出它的第一家外地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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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惡搞,硬橋硬馬] 蔡東豪,香港有香港規矩

今日,以蔡東豪口氣,實際卻以丘亦生筆名的金融雲端專欄寫出馬雲,香港有香港規矩,其實這一篇文章寫出馬雲為主席的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的尷尬,主要都是因為管理團隊控股權不穩,但是卻想主導董事局,實際上如果深入瞭解這篇文章的思維,實是可以瞭解「面是人地畀,假是自己丟」的道理。因為時間所限,又說上幾點。

1. 內地報章近日報導,阿里巴巴擬採用類似AB股的股權結構來港上市,B股的投票權較A股低很多,令持有略多於一成股權的馬雲及管理層,可以以小控大,維持在阿里巴巴的控制權。

老實講,我找回資料紀錄,其實根據Yahoo當日公告,作為代價之一,他持有的是A系列優先股,根據蘋果中國估計參考的內地的21世紀新聞的報導,並無提及過A、B股,只是有優先A、B、C股、普通股之設,該報導舉出的例子更恰巧相反,B股的投票權更多,而不是A股較多,不知蔡大總裁的這位代筆者,為何冒出A、B股,相信他只是看到了蘋果報導匆匆寫出,更相信是早上四點起床突然寫出的那一種。

至於略多於一成的報導,其實是參照同一媒體的報導寫出的,翻回阿里巴巴2011年報,其實以馬雲為首這批管理層大約持有11%股權,其中馬雲持有7%左右。但所有人忽略中間的轉變,回購後,他們的股權按比例增加至大約13.6%,加上回購當時,馬雲獲授予1.5億美元的優先購股權,以當時400億估值計,大約是0.375%,又加上和馬雲聯盟雲峰基金擁有者的陳義紅持有的中國動向(3818)投資1億美元,史玉柱巨人網絡也投資5,000萬美元,這一批最多也有0.375%,估計大約有14%,並不算是略多於1成。更重要的是,我們沒有提及員工手上的持股,如果以雅虎和軟銀合計的60.7%倒推,扣除一些少數約佔4%股權的基金,實際員工持股已約35%,和軟銀相若,所以這篇文章可能有些誇大。

老實說,根據最新持股紀錄,蔡大行政總裁任職的精電,大股東高振順只持有18.25%股權,真是非常精采。

2. 不要忘記,當時曼聯大股東格拉沙家族持有曼聯100%股權,也未獲網開一面,何況馬雲只持有一成股權?

如果以未回購前計算,在前文已提及馬雲持有約7.4%股權,回購後估計約9.2%,加上他可購入的優先股約佔0.375%,合計是9.575%,所以這句說法是錯,還有計及高管是14%,所以可以說是少於一成,也可以說多於一成,但不可說持有一成。

正如我之前所說,他點解唔話下自己,是不是他的公司已經上市,人地未上市,就咁霸道呢? 真是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

3. 如果看看馬雲的往績,更難有放行的理由。阿里巴巴去年以招股價把上市五年的B2B業務私有化,長情股東食白果,繼而又用超技術把軟銀及雅虎的支付寶股權據為己有,股東利益在他眼中,確實從來都不是首要考慮。
馬雲要拿投資者的錢,但又不想放棄股票附帶的權利,既想有上市公司的好處,但又要繼續以私人帝國來營運。如何叫人相信,阿里巴巴未來上市,估值不會賺到盡?管理層會善待街外股東?

這一段更為精采,當年雅虎折股的是雅虎中國、淘寶及2.5億現金,合計折成10億元入股雅虎,估值是25億,現在退出19.5%,估值是71億元,估值是364億美元,請問雅虎入股是賺還是蝕,雖然有人不顧股東權益私自把支付寶收為己有,但始終都是賺錢,況且最後股東都獲補償,也算和氣收場。但作者大行政總裁口口聲聲說踐踏股東權益,實際上他經營的公司,回報速遠遜於大市,他在2005年上任該公司行政總裁以來,連股息回報是0.18%,年回報率是0.02%,馬雲的阿里巴巴B2B,以13.5元上市,計算股息42仙,以原價回購,也有約3.11%。大總裁不要說恆指了,連通脹也跑不贏,之前幾年公司連虧幾年,回報率我相信也不要說了,現在已是保留他本人的顏面了。

高振順只控制精電約18%股權,但公司7名董事中,發現最少5名和這名高先生有關係,當然就包括蔡大總裁自己,好心他把自己檢視一次才寫別人,連自己未瞭解,就去寫別人,我覺得他寫出惡搞自己,多過鬧別人。

筆者認為自己懶得評論,我索性原文略改,直接用來形容他本人就好了,即是「蔡東豪要拿投資者的錢,但又不想放棄股票附帶的權利,既想有上市公司的好處,但又要繼續以私人帝國來營運。如何叫人相信,精電上市,估值不會賺到盡?管理層會善待街外股東?

最後,這名大總裁的寫手總結稱,「我以前也講過,阿里巴巴絕對是一間成功企業,但生意成功,不代表可以凌駕遊戲規則、求其喊一聲芝麻開門,便可衝關,這是金融中心的核心價值,也是香港營商的底線。」我尊重大總裁這一句,但是他當年的幾單財技,損害了不少股民的超過100億利益後,再說出這些義正詞嚴的說話,正如成龍在當年劉嘉玲事件中的角色一樣可笑,我勸告蔡先生本人,不如回去努力搞工業公司吧,因為你的公司連成功都未及得上,但搞的東西損害的是各位股東,不然你寫的東西,我每一篇都當是笑話,所謂「面是人地畀,假是自己丟」,唔好日日寫這些有趣的東西把面子丟盡了,我手上儘是你的文章,你要寫甚麼,我日日跟到你盡,你自己也想人跟香港規矩,但你自己連規矩都唔跟,筆者勸小心你自己的面子吧,你朋友笑唔要面都無所謂,你也不想你的子女笑你是個財技騙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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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的規矩:規則就是拿來博弈的,博弈就是要贏的!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1452

還記得小時候大家一起玩捉人遊戲嗎?有個孩子大聲抗議:“是你說的,你要捉的是人。可是,你抓住的是我的衣服。那可不是人。”

那個孩子就是華爾街。

真聰明,為了取勝不惜一切代價!為了贏得勝利,他們將一直爭論下去,尋找遊戲中那些可以鉆的空子,並最大程度地利用它們。對於他們來說,規則、以及用來描述規則的語言都是可以被人操縱的。只要有足夠的智慧、決心和魄力,他們就能在任何博弈中贏得最終勝利。

比如,美國有一條稅法條款是這樣的:如果押註股市並成功賺得回報,若持股時間不足一年,則需要繳納高達39%左右的資本利得稅。然而,假若持股時間超過一年,那麽就只需要繳納20%的資本利得稅。這種稅款規則是為了以低稅率鼓勵長期投資者,因為這類投資者承擔的風險更高。

華爾街在美國資本市場中又一次扮演起那個聰明孩子的角色,並展示了這種規則是多麽的愚蠢。任何一個華爾街人,誰都不會拒絕節省19%的稅款,這對於他們來說,簡直是莫大的誘餌。

關鍵問題在於:如何將短期賭註變成長期投資呢?

在監管機構死死盯住華爾街的情況下,華爾街人,尤其是那些對沖基金,他們在股市的停留時間有時候甚至還不到一秒鐘,那麽怎麽將如此之短的投資時間變長呢?

華爾街的SHOW TIME開始了!

他們的工具就是複雜的金融產品。更準確地說,是利用德意誌銀行和巴克萊售出的結構複雜的金融產品。好吧,讓我們說的再詳細一點,就是這兩家銀行出售的名為Maps和Colt的金融產品。

這些金融產品是如何工作的通常會令普通投資者深感困惑。英國《衛報》專欄作家Chris Arnade持續研究和追蹤華爾街超過20年,他曾經也很難理解這些產品的轉換原理。 

然而,這一過程的結果和意圖卻十分清晰。華爾街銀行們提供一種金融服務,工具就是大量的殼公司和基礎金融產品,用以將對沖基金的短期交易轉換為長期投資並最終降低所適用的稅率標準。

按照參議院監管機構的說法,自1998年起,華爾街大量使用了這種服務,並且從一種形式演化成另一種形式。這種金融服務實在是影響極大,以致於美國國稅局在2010年將其形容為“濫用”。

那麽,這種金融服務幫助避稅的規模有多大呢?參議院報告估計,“避稅總額超過60億美元”,但具體數據不詳。因為它實在太複雜了。

這60億美元是對沖基金的避稅數額。他們一般都是銀行的客戶。那麽,除了令他們看起來聰明過人,華爾街銀行究竟獲得了什麽呢?參議院報告指出,德意誌銀行通過為對沖基金提供這種金融服務賺取了5.7億美元,巴克萊賺了6.55億美元。

賺錢無數,但這就是華爾街!

然而,多數華爾街公司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不認為這麽做有什麽不對。很多對沖基金也是如此。實際上,圍繞這個問題,他們已經和美國國稅局鬥智鬥勇了很多年,他們拒不服輸。

在華爾街交易大廳,經常可以聽到交易員們這樣形容法律法規:“這麽愚蠢的規則他們也能想得出來,我都替他們感到羞愧。”這個“他們”指代範圍很廣,只要是這些華爾街人想逃避稅收,那麽無論是美國國稅局,還是外國政府,或者愚蠢的法律,甚至是頑固的客戶都包括在內。

對此,Chris Arnade非常感慨:

規則就是拿來博弈的,而博弈就是要贏的!這就是華爾街的核心文化。如果你不了解這一點,那你就根本不了解華爾街。

在我二十多年的華爾街生涯中,為了我們銀行和客戶的利潤,我幫助制定了很多糟糕的避稅規則(我們將其稱為“套利arbitrage”)。我們完全不覺得有什麽不妥。例如Maps和Colt這種極為聰明的機制,其開發者還得到了銀行的稱贊、升職,以及高額獎金。也沒有任何人受到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委員會(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Investigations)的批評。

想想看,在監管者面前將一群一分鐘交易偽裝成看起來像是三年交易,節省19%的稅金。這樣一個規則太容易被濫用。這是一種非常有利可圖的遊戲,華爾街很難拒絕參與其中。

而參議院可以舉行任何他們想要的聽證會。監管者也可以對所有他們想要瞄準的銀行開出巨額罰單。

但這些都不能阻止華爾街。

那個玩捉人遊戲的聰明孩子從來沒有被真正捉住過,也從而輸過任何比賽。他們不介意受到廣泛關註。華爾街也不在乎被眾人矚目。

華爾街正在玩遊戲,一場可以贏得巨額獎金的遊戲。以及,華爾街正在贏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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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中國股市沒規矩 謹慎對待牛市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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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A股周漲幅創四年新高,滬深兩市成交量創歷史新高。經濟學家吳敬璉對火熱的中國股市提出警告,稱中國股市“沒有規矩”,“有人可以看到別人(底)牌”,股市缺陷未得到根本改善,現在看牛市要判斷“制度基礎是不是穩當的、是不是牢固的”,需要“非常謹慎的對待”。

據搜狐財經報道,在2014年搜狐財經變革力峰會上,吳敬璉這樣解釋他在2001年提出的股市“賭場論”:

“我稍微做點更正,我當時不是說中國股市是個賭場,當時有一位教授說,你是主張市場經濟的,為什麽對於股市做了這麽低的評價呢,我說哪怕開賭場也是有規矩的,問題是我們這個股市是一個沒有規矩,有人可以看別人(底)牌的股市。”

談到最近三天股市的“狂飆突進”,吳敬璉說:

“從這個股市低迷狀態如果能夠持續穩定的進入一個能夠為投資者創造財富的一種狀態,當然是一個好事,但是必須註意的是,這樣一個牛市,它的制度基礎是不是穩當的、是不是牢固的,我認為我們股市的缺陷還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所以需要非常謹慎的對待,而且應該把主要的註意力放到怎麽把這個股市正常的秩序建立起來。”

近日吳敬璉接受新京報采訪時還表示,牛市的制度基礎不存在,就很容易出現偏差,很容易出現大起大落。據新京報報道,吳敬璉這樣認為:

“對股市來說,很大的問題就是審批制度,但審批制度最近幾個月沒有減弱反而加強了。其實這些改革如果沒有能夠落實,牛市的制度基礎不存在,就很容易出現偏差,很容易出現大起大落,出現違規問題。我們希望來個牛市,但還是要把主要註意力放在制度的完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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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學家不同,國內分析師較為樂觀,看好明年牛市。

昨日華爾街見聞文章提到最新評選出的新財富最佳分析師的預測。其中宏觀經濟排名第一的海通證券姜超團隊認為,目前降息周期已開啟,企業部門仍在去杠桿,但政府和金融部門開始加杠桿,以對沖經濟下滑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金融市場逐漸成為貨幣創造的主力。在央行降息、量寬不斷的驅動下,股市債市將持續出現雙牛。

本周多家媒體傳出中國央行召開電話會議、明年1月存款保險制度出臺的消息。多位新京報采訪的分析師表示,作為利率市場化的重要一環,存款保險制度落地意味著利率市場化階段性政策落地。同時,銀行股作為估值窪地,有強烈的補漲要求。未來大盤要再創新高,銀行股仍會再續“牛”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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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規矩”的行業里有沒有公平 民謠歌手李誌的價值觀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622

李誌口中的“導師”、一位工程師亢哥評價李誌:從一開始還是文藝青年起,他就有一種傾向:追求他所認為的公平。這跟他的出身、他強烈的草根情結有關。這其實也蠻可貴的,但他把這事情弄複雜了。 (邰一雁/圖)

八年前在一場音樂節的間隙,一個女記者跟他聊了很久的音樂,最後問了一個問題:你是不是叫周雲蓬?從那年開始,民謠歌手李誌基本拒絕了所有媒體采訪。

經紀人遲斌跟他吵了很久,無效。他只能自己出來頂一下,以“李誌團隊”、“經紀人老遲”之類的名義在媒體上發言。這一次,他們要辦一次平均每場五千張票的全國巡演。李誌心里沒底,妥協了。

出道十年,這是37歲的李誌最大的一次個人演出,一切都要好好琢磨。演出曲目還在考慮。

2014年,李誌在北京參加一場拼盤演出,第一次審批報了六首歌,五首沒通過。《和你在一起》被斃了,因為里面有一句“我願意為你死去”,有“死”字不行;《天空之城》被斃,因為“愛情是生活的屁”,低俗;《杭州》被斃,因為有一句“掏出你左手的手槍右手的菜刀中間的兇器”。

第二次報批他有經驗了,像歌詞“再見也他媽的只是再見”,把“他媽的”去掉,通過。

這樣縮手縮腳讓他很不習慣。在剛出道的時候,他想唱什麽就唱什麽。酒吧演出不需要報批。那時,酒吧基本是他唯一的陣地。

李誌始終不與唱片公司簽約。“嫌公司會規定我吃什麽穿什麽說什麽。”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於是他多年來可以在微博上肆無忌憚地罵人,對同行尤其是民謠界同行的音樂任意臧否。而他的歌迷還就好這一口兒。

很長一段時間他的網名是“BB”。他解釋那是“Black(黑色)”、“Blue(藍色、憂郁)”的意思。音樂人都有歌迷中流傳的昵稱,崔健是“老大”,汪峰是“老板”,李誌是“B哥”。

李誌現在名氣大了,這些自由慢慢都少了。

只有兩個人沒票可以進場

李誌臉頰圓圓,架著一副近視眼鏡。有人說他長得像個學霸。

他的母校是江蘇省金壇市的華羅庚中學。李誌至今還記得開學第一天的校長訓話:“……什麽都可以學不好,數學一定要學好!”一個班60個學生,有52人考上第一批本科,包括東南大學自動控制專業的李誌。

全年級360人,一半名額是針對縣城的招生,剩一半才分給縣城之外的17個鎮、10個鄉,平均一個鄉鎮只有幾個孩子能考上這所重點中學。李誌就是從其中一個鎮考上來的。14歲以前李誌是標準的農村孩子。父親常年外出打工,母親一人操持家務和農活。農忙時他經常中午吃不上飯,導致他現在吃飯帶著一股狠勁。

念到大二,李誌就退學了。有一場沒一場地混演出,靠借錢維持生活。專輯出了好幾張,但都掙不到什麽錢。2007年,他實在維持不下去,去成都做了兩年白領才把債還上。

退學的一個原因是:大學跟他心中的夢差得太遠。高曉松們在音樂里描述的“白衣飄飄的年代”根本不存在。同學們都夾著個包行色匆匆,大學像工廠流水線一樣制造合格學生,哪兒有人在草坪上彈吉他唱歌啊?

“我覺得他輸出的主要不是音樂,是價值觀。”杭州演藝現場“酒球會”老板王滌辦過李誌的演出,一個細節他至今不忘:演出前,幾個朋友來跟李誌吃飯。朋友都自己買演出票。吃完飯回現場,李誌自己走樂手通道,讓朋友去排隊檢票。“他連加塞的權利都不給”。

自2009年專心做音樂、演出以來。李誌從不贈票,他讓演出現場的工作人員也拉下臉,沒有票的一律不讓進。他說,只有兩個人沒票可以進場,一個是崔健,一個是羅大佑。

南京知名的鼓手余贛寧還記得,李誌把樂隊全體成員召到一起吃飯,席間說:今後,咱們得打考勤了。遲到一分鐘扣排練費一半,遲到三分鐘扣全部。我遲到的話,請大家吃飯。“咦,本來好好的,怎麽有這樣一個制度?不習慣。”余贛寧說。

遲到是中國獨立音樂界的通病。樂手們多為兼職,常常趕完一個場子再趕下一個;演藝現場的老板們也習慣演出晚一會兒開始,以便抓住那些臨時路過的觀眾,多賣幾張票;音樂人成名以後又習慣故意遲到一會兒耍耍大牌……

每個樂隊成員都被罰過,有人不久之後離開。余贛寧留下了,今天已是隊長,並給多個音樂電視節目擔任著客座樂手和編曲。他說他趕場子從來不遲到。這幾年,好多人朝余贛寧要李誌演出的票或是托他買票。他只有兩個字:沒有。

成都的兩年工作,培養了李誌的守時意識。那是一家移動增值業務供應商,工資不低,規矩也很嚴。李誌帶一個小團隊,到期必須拿出符合質量的彩鈴、彩信等產品。遲到、早退、完不成任務,扣錢沒商量。他慢慢覺得挺好。

那兩年中,他參加了2008年在杭州舉辦的西湖音樂節,發現很多歌迷喜歡他。“你應該做得更專業一些,不然不公平。比如演出經常遲到,這就對那些準時來的觀眾不公平。”從那一次起,“公平”成了李誌的一種追求。這也成就了他的名聲,從“契約精神”到“偏執”、“軸”和“不近人情”。

2013年跨年演唱會前,李誌專門給團隊說明跨年票務事宜。 (邰一雁/圖)

都這麽熟了還要什麽錢

北京音樂人崔忠鵬仍然記得那個極其難堪的場景:壓軸的李誌拒絕演出,帶著樂手和團隊絕塵而去;臺下黑壓壓一群歌迷圍著自己大聲斥罵。那是2013年5月19日,崔忠鵬主辦的首屆“北京夢象音樂節”上。

按李誌的說法,崔忠鵬可以算作他的“伯樂”。當年這位《口袋音樂》雜誌的老板把李誌做成樣片的兩張專輯起了名字《被禁忌的遊戲》、《梵高先生》,在國內發行,並在雜誌附送的CD里三次收錄了李誌的歌。不履行合同,我就把你晾在這兒。

但這都不妨礙李誌跟他較真:“合同簽得很明確,先打一部分定金,演出前尾款到位。”李誌回憶,崔忠鵬不久就多次跟他交底:錢不夠了,能不能先演出,以後我湊錢給你?要不我以個人名義跟你借二十萬?

該李誌上場了,崔忠鵬還是說沒弄來錢。李誌說:你不用勉強,你沒錢,沒關系,不演了。他給北京另一家演藝場所麻雀瓦舍打了個電話:今天晚上有演出沒有?能不能讓我演一場?我不收門票,你們也別收我場地費了。

那晚的免費演出通過微博招來了上千名歌迷,成了李誌在圈內一次著名的“行為藝術”。當天同在“夢象”演出的多支樂隊和獨立音樂人也沒有拿到報酬,但都上了場。

崔忠鵬對南方周末記者坦承:李誌的罷演,給他帶來了很大壓力,對“夢象”的聲譽也有很大影響。這屆音樂節賠得夠嗆,他至今都沒緩過來。

2010年9月,李誌聯系小河、萬曉利、周雲蓬等民謠音樂人,在網上公開抗議蝦米網未經授權提供自己音樂作品的收費下載,要求網站立即下架他們的作品並道歉。

侵權的網站數不勝數,李誌專挑蝦米網開刀,許多人都認為,這是因為他唯獨跟蝦米網不熟。但李誌恰恰只認識蝦米網的CEO王皓。挑蝦米抗議,是因為唯有蝦米提供付費下載,一首歌0.8元。其他網站基本是免費的。

“當時蝦米網規模還很小,確實沒有取得李誌授權。”王皓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網站2008年上線時就有李誌的歌,他們定了個規矩:下載產生的收入,一半歸音樂人。他們確實付過一些人分成,但沒有李誌。

王皓一邊道歉、撤歌,一邊叫人給所有能聯系上的獨立音樂人打電話,一個個簽授權合約。有些樂隊如“頂樓馬戲團”說:都這麽熟了,還要什麽錢,你們用就行。這回較真的是王皓:那也得簽。

2014年8月,李誌最新的專輯《1701》在蝦米網獨家授權首發。現在,從包括蝦米網在內的網站,他每年能收到幾十萬的網絡音樂使用費。

李誌的法務顧問、北京律師吳登華從2012年起一一與侵權的網站聯系、發律師函。他發現對方的口氣很像,都是居高臨下:我發個合同給你,你簽字授權不就行了嘛。費用?我把你的歌放在我們的平臺上,幫你傳播,你還要費用?

“這個行業完全沒有規矩。”吳登華感嘆:收到律師函,對方最多把作品下線幾天,就又借“網友上傳”的名義發上去了,有時還改歌名。有些網站故意把公司地址隱藏在非常不顯眼的位置,甚至登一個錯誤的地址,即使律師函發過去也收不到。

李誌說,他起訴另一個侵權網站酷狗音樂的案子將於2015年5月12日開庭。

多少錢算公平?

在追求公平的路上,李誌絕不總是勝利的一方。

2010年,他的專場演出門票60元,他聽到有人議論:真貴。那多少錢算公平?李誌幹脆搞了一次單人巡演,“去沒去過的地方”,海口、拉薩、西寧、烏魯木齊……聯系好酒吧,把琴盒放在門口,願意放多少錢,隨便。

一共演出了10個城市,平均每場都有二三百人。演完數錢,平均每個人10塊。是技術原因?人性原因?他不明白。總之再也不幹了。

2013年,李誌在全國辦了二十場左右的巡演。在成都,他發現100元一張的門票被黃牛炒到1000元。在杭州,因為怕現場檢票處網絡不良、二維碼顯示太慢,李誌鼓勵觀眾把二維碼打印出來。有人買一張票,打出十幾張二維碼,每張賣100塊,買票的歌迷到了現場才知道被騙。還有人私信他,說自己是花錢讓黃牛聯系“內鬼”從後門帶進去的……

2013年底南京跨年演唱會,他在微博上聲明,請花錢被帶進場的歌迷告訴他,是誰帶的。不管是誰,查清楚了,就不再和那一方合作。還真的鎖定了一個“內鬼”,事實卻讓他泄氣。那是劇院上級領導塞進來的一個工作人員,誰也動不了。

2014-2015的跨年演出,李誌打擊的重點是炒票黃牛。演出在網絡上賣票,一個身份證只能買若幹張。他指揮團隊,在一個工作日的中午,用微博和微信宣布放票,搞突然襲擊。12分鐘,3300張票宣布售空。

23歲的IT工程師董清特意從北京到南京去看李誌的跨年演出。董清是買到票的幸運者之一。她把李誌的微博設置為“特別關註”,一有更新手機就收到提醒。這樣,她才搶到兩張票。網絡異常擁堵,她的另一個同事就沒搶到。

“黃牛加價,那些最窮的人就被剝奪了來看演唱會的機會。這對他們不公平。”李誌這樣解釋自己的動機。但這又催生了新的不公平:那些不懂網絡搶票技術的,或沒有時間精力盯著放票消息的歌迷,被排斥在外了。

李誌“網絡鬥牛”,經紀人遲斌是第一個反對者。“假如我工作很忙,根本不確定那天能不能去,如果那天我七點之前能走,就直接到那里買黃牛票,省了時間。從經濟學的角度,這是完全正常的。”

“黃牛的本質問題是供需矛盾。你為什麽不提高票價?僅僅是為了照顧窮人,體現公平嗎?排除不正當因素的話,富人不是更勤奮嗎?靠勤奮獲得財富不也是公平的嗎?”微信上,一個朋友問他。

李誌答:“你說得很對,幾年前偉大的‘亢哥’就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教育我。……我的祖祖輩輩都是農民,我一直窮困潦倒。我更願意和善良的底層人民在一起。”

“亢哥”,1982年出生在山西長治的一位廣州工程師,是李誌口中的“導師”。他幾年前推薦給李誌一本書:美國經濟學家曼昆的《經濟學原理》。

“從一開始還是文藝青年起,他就有一種傾向:追求他所認為的公平。”亢哥在電話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跟他的出身、他強烈的草根情結有關。這其實也蠻可貴的,但他把這事情弄複雜了。”

“李誌不簽公司,也就沒有直接的渠道了解自己的市場需求到底有多大。他不必太多去關註這些事,不需要這麽糾結或這麽執著。應該把精力放在音樂上。”在給李誌寫的那篇文章中,亢哥又說,“價格出現了扭曲,市場自然會產生黃牛來進行調整,這個不是簡單的技術手段能解決的。即使價格壓低,受益的也不一定是窮學生。”

李誌仍然沒有看那本曼昆的《經濟學原理》。

在他的貼吧里,有一篇名為《李誌先生鬥牛記》的文章,詳細記錄了他用微博所發“鬥牛”的過程和結果,以及關於“公平”的內心自述,足有三千多字。

有人評價:“有點政治家的意思!關於黃牛,的確涉及公平。”也有人評價:“B哥要是去從政,都不知道怎麽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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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PPP立規矩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245

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通過改革讓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 (東方IC/圖)

在“缺錢”和“發展”的雙重壓力下,目前PPP模式成了最受地方政府青睞的抓手。

但是,PPP的規則誰來制定?管錢、花錢部門一齊上陣,能否改變地方政府花錢、籌錢的固有模式?

部委“飆”文件

兩個實權部門在同一領域一齊“飆”文件,極為罕見。

2015年4月14日,財政部在官方網站上發布了關於印發《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指引》的通知,這是財政部關於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發布的最新政策。按照財政部的定義,所謂PPP項目財政承受能力,是指識別、測算PPP項目的各項財政支出責任,科學評估項目實施對當前及今後年度財政支出的影響,為PPP項目財政管理提供依據。

財政承受能力論證的結論分為“通過論證”和“未通過論證”。“通過論證”的項目,各級財政部門應當在編制年度預算和中期財政規劃時,將項目財政支出責任納入預算統籌安排。“未通過論證”的項目,則不宜采用PPP模式。

換句話說,如果未通過財政承受能力論證,該項目將申請不到財政預算資金。

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是財政部提出的PPP項目評價體系的兩大標準之一,另一標準是物有所值(VFM),其征求意見稿也已於2015年1月底發布。“評價體系是命門,VFM和財政承受能力測試掐住了地方政府的脖子。”君合律師事務所律師劉世堅評論說。

自2014年5月財政部PPP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以來,財政部一直不斷地頒布為PPP立規矩的政策。但在過去,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新增項目的審批權和主管權,是國家發改委的領地。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財政部被中央選為“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改革的第一責任人。多位PPP業內人士認為,這是因為中央既想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來維持經濟增速,又想控制地方債風險,因此希望通過PPP讓社會資本取代財政資金,接力進行基礎設施投資。

“財政部是管錢的,發改委是花錢的。讓財政部來管這個事,主要是為了防止地方政府借此亂上項目欠一屁股債。”一位與這些部委多有交道的PPP專家對南方周末分析說,選擇對地方債負有“兜底”責任的財政部來主導PPP,可以從動力機制上解決地方債問題,並為存量項目解套。

但發改委似乎也並未放棄PPP的主導權。

2014年12月4日,財政部發布《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試行)》,從項目識別、準備、采購、執行和項目移交五個方面對相關實務操作給出了具體的指導意見。同一天,國家發改委通過官網公布了《關於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指導意見》以及《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通用合同指南(2014版)》,並要求各地發改委2015年1月起按月報送PPP項目,建立發改委的PPP項目庫。

2015年1月20日,國家發改委公布《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公開征求意見的公告。同一天財政部也公布了《關於規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合同管理工作的通知》,並發布《PPP項目合同指南》。

一邊是有著7位正部級官員在任的“小國務院”,一邊是強勢部長領導的“錢袋子”,兩個實權部門在同一領域一齊“飆”文件,極為罕見。

名詞解釋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簡而言之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共同提供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社會資本負責承擔設計、建設、運營、維護基礎設施的大部分工作,並通過“使用者付費”及必要的“政府付費”獲得合理投資回報;政府部門主要制定公共物品的價格和質量監管。

財政部當仁不讓

在一個機構都不能增加的背景下,財政部PPP中心的編制獲得特批。

“這一輪PPP浪潮里財政部是弄潮兒。”劉世堅評論說。

2013年底,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在一次內部講話中指出,財政部將從組織建設、制度建設和試點推廣三個層面推動PPP。遵循這一路線圖,2014年財政部當仁不讓地行動起來。

2014年5月,財政部成立PPP工作領導小組,由王保安任領導小組組長,財政部金融司、經建司、條法司、預算司、國際司等相關負責人為小組成員。

12月3日,財政部網站發布消息稱其事業單位PPP中心正式獲批,“樓部長說PPP是個大活、硬活、細活,必須要有專業機構支持,所以在一個機構都不能增加的背景下,財政部PPP中心的編制獲得特批。”該中心一位人士透露。

財政部還聘請了法律和財務方面的兩家國際機構——英國律所品誠梅森和普華永道,作為自己的“外腦”。之所以選擇品誠梅森,據說是因為考慮到PPP起源於英國。

此外,財政部一邊會同國家發改委研究制定《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法》,一邊還在擬定《政府采購法》修正案,以適應PPP模式。

但由於立法進程的緩慢,財政部更傾向於在既有法律框架內,用部門規章為PPP立規。

“如果你是法治國家,根本不用為PPP立法,就用合同法。法不宜多,要有通用性才能保證屁股不決定腦袋。”上述財政部人士說,“財政部更多的是推進指南,指南都是兩年有效,可不斷修正修改,像我們的PPP操作指南廣泛征求意見,修改了一百多次。”

但“特許經營法”起草小組成員、清華大學建設管理系教授王守清認為,在中國為PPP專門立法還是必要的,原因有三:一是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中很多是有礙於PPP推進的,比如土地招拍掛制度、稅收制度、會計準則等,部委出的規章政策的法律效力不如這些法律;二是因為PPP項目周期一般長達10-30年,靠兩三年一修的短期文件來規範,在政府信用不足時加大了投資者風險;三是如果沒有一部法律,可能出現多個部委各自發文,若有沖突,反而是給地方政府和投資者出難題。

試點方面,財政部公布了30個PPP示範項目,總投資規模約1800億元,涉及供水供暖、汙水處理、垃圾處理等多個領域。這些項目中有22個是存量項目,8個是新建項目。

財政部還要求地方要新上PPP項目必須向財政部報批,實施文件要向財政部PPP中心報備,接受財政部門監管,進行績效考核。財政部還要設立PPP基金用於投資,參與項目退出等。

一位財政部PPP中心負責人近日在一次研討會上指出,從PPP的幾大屬性來說,它都應該屬於財政部的職能範圍之內。首先PPP項目需要政府來規劃管理,它是政府的資產,如果需要安排財政支出付費,最後PPP也是政府采購。在以上屬性中,規劃管理、資產管理、預算管理和政府采購,都屬於財政部的職能。“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終歸有真理。”他說。

“按說財政部只應負責存量資產、地方債的處理,為增量部分立規矩已超出了它的傳統職權,最起碼應該是和發改委商量著來。”一位PPP專家說,“財政部想做的事情遠遠超出它說的。”

不同所在

在財政部頒布的關於PPP的規章和文件中,沒有一處提到招投標法。

財政部力推PPP做得風生水起時,國家發改委內部反腐正如火如荼。2013年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被調查,隨後2014年共有11名國家發改委官員涉案被查。

“發改委去年顧不上別的事,所以在PPP上比較‘低調’。”一位接近國家發改委的人士透露,發改委最早只有法規司受人大法工委和國務院法制辦的委托,在起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法》。由於涉及多個部委包括發改委、建設部、財政部、交通部、水利部、環保部等的利益和權力劃分,特許經營法立法推進極其緩慢,2014年5月發布了征求意見稿第五稿,目前已改到第八稿,“改一個字,都要爭論幾小時”。

自從2014年年中國家發改委法規司一位負責起草法律的處長離職後,特許經營法的立法工作一度陷於停滯,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可能要成立多個部委都參與的工作小組聯合起草,由於財政部的主張,法律的名稱可能也會向全國人大法工委申請調整。

4月2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多位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該管理辦法就是特許經營法(征求意見稿)的刪減版,其刪去了爭議較大的條文。“管理辦法中的那套項目遴選和實施方案的報批、確定、監管這套體系,實際上發改委原來就有,只是這次為PPP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一位專家說。

到2014年下半年,財政部要全面主導PPP的意圖顯現無遺時,發改委投資司和體改司才更多參與到PPP工作中。

從業界對兩家發布的PPP合同指南的反饋看,多位業內人士認為,財政部的指南“活兒更細”,有6萬多字,而發改委的只有1萬多字。

劉世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財政部與世界銀行和亞開行素有淵源,在PPP制度引進方面做了紮實的工作,“他們出的東西不是外行做出來的。”他說,“但是否跟中國的實踐契合,還需要實踐檢驗。”

而國家發改委的文件則脫胎於住建部和幾十個地方政府的特許經營辦法/條例,相關行業監管部委、地方政府和投資者都比較熟悉。

發改委把能做PPP的項目分為三類,一類是經營性項目,其收入能覆蓋成本並盈利,以高速公路為代表;其次是準經營性,指有收入但不足以覆蓋成本,比如地鐵;最後是非經營性,比如濕地公園、河套治理等,這類項目的收入很少,收益主要是社會效益。

發改委認為,前兩類項目適合於搞PPP即特許經營,第三類則最好搞政府采購或委托經營。換句話說,在發改委眼中,除公益項目外的PPP應以特許經營為主。特許經營便適用於發改委或住建部、地方政府之前頒布的特許經營條例或辦法,按其規定,大多數特許經營項目都要走招投標流程。

而財政部則回避了特許經營,它認為PPP是政府采購行為,堅持PPP只能適用於政府采購法及相關法規。“在財政部頒布的關於PPP的規章和文件中,沒有一處提到招投標法。”一位PPP專家說。

“我們不太愛用特許經營這個詞,它有管理的色彩,實際上PPP是政府和市場之間基於合同的關系,長達二三十年的購買服務的合同關系。”上述財政部PPP中心人士說。

但據王守清介紹,發改委所指的特許經營與財政部所說的PPP並無實質區別。事實上特許經營法起草時爭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該法的名稱到底該叫特許經營法,還是PPP法,之所以沿襲了特許經營的提法,一是尊重歷史,二是因為PPP中的第二個“P”本意是私人資本,但在中國把國企央企排除在外不現實,後來財政部對第二個“P”的定義也是模糊的“社會資本”。

王守清不贊同政府采購可以替代特許經營的觀點,“財政部老說PPP不需要政府授權,但PPP是提供具有一定壟斷性的公共產品或服務,比如給老百姓供水,當然需要政府的同意和監管,否則出了事誰負責?”

兩套規矩

納入預算管理後,對地方政府有了更強的法律約束,有利於打消社會資本的疑慮。

由於規矩並未明晰,地方政府和PPP業者有點無所適從。

按傳統,項目的立項報批是發改委在管,但現在財政部在高調力推PPP,又管著錢袋子。“我告訴他們,在目前中央還沒有明確PPP的審批主管部門時,如果這個項目需要動用財政補貼或轉移支付的,必須聽財政部的。如果不需要,就聽發改委的。”王守清說。

但事實上也沒那麽簡單。劉世堅最近碰到一個醫院項目,投資人已經準備投資了,發改委反饋說建議這個項目搞PPP,投資人就“懵了”。按過去的模式,民營資本投資醫院,財政自然會給補貼,但現在想拿到財政資金的PPP項目,必須按照財政部的要求和流程進行報批。

“現在的情況就是,你要想做一套財政系統認可的PPP,實際上要報財政和發改兩條線。”劉世堅說,“兩個部門都各自有一套項目識別、準備、報批、確立的流程,各有各的規矩。”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上述部委的各自發力也構成了直接的法規沖突。比如某地要上地鐵項目,如果它想申請成為財政部認可的PPP項目,得遵從財政部的規定適用於政府采購法,或財政部頒布的競爭性磋商管理辦法。但同時,它又不能回避和違背發改委的現行法規,即按照特許經營管理條例(或辦法)進行招標。

在過去發改委主導的特許經營項目中,其管理職能主要體現於劃定邊界條件,進行項目審批,立項後進行招投標。項目進入建設和運營階段之後,由相關職能部門管理。

而財政部則強調一種“全生命周期管理”,即從項目發起時政府就要實質性參與,項目實施過程中政府要監管,退出時要兜底。“過去我們設計、建設、運營分別是不同的部門,但通過我們搞全生命周期管理,政府的支出完全是按績效、質量付費,替代了過去的基本建設支出、人頭費、機構費、維修費,使PPP的業態發生變化。”財政部PPP中心人士說。

在一位PPP專家看來,財政部是想為PPP重新立一套自己的規矩,“PPP走招投標還是政府采購,只是形式之爭,最重要的是PPP的評價體系,即什麽項目才能做PPP。”

發改委的評價體系已經通用了很多年,但財政部提出兩個新標準——物有所值(VFM)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VFM是指PPP方案必須證明該項目采用PPP模式,比政府自己做成本更低,這需要基於大量的歷史數據進行的風險定價和外部性價值的計算。

在最新發布的“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指引”中,財政部規定“每一年度全部PPP項目需要從預算中安排的支出責任,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例應當不超過10%”,在之前的征求意見稿中,這一比例是5%。劉世堅認為之所以改為10%是因為5%偏低,“10%‘一刀切’成為財政系統自定天花板,接下來發改委如何應對成為焦點,部門協同依然是大問題。”

根據國務院提出的201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情況看,今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145988億元,這意味著將有1.46萬億的PPP資金入市。

“指引”還規定,通過財政承受能力論證的PPP項目,其財政支出責任將納入預算統籌安排。這被業界視為該指引的一大亮點,PPP項目推廣的主要風險包括政府信用風險,包括地方政府換屆、法律法規環境變化、審批延誤、項目唯一性風險等。“納入預算管理後,對地方政府有了更強的法律約束,有利於打消社會資本的疑慮。”信用評級公司中債資信的一份報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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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不守規矩,拼車成了一件生死攸關的事情 | 觀點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519/149852.html

黑馬說:拼車市場變量叠出,小公司該怎樣認清大勢、避免厄運?一位資深投資人給出的建議是,“找到自己最能當老大的那一個攤位,然後不惜一切代價去沖破壟斷。”

口述 | 某出行領域投資人
整理 | 雷曉宇


整個出行市場里面,戰場很多。包括個人出行、類出租出行、類公交出行。這是一個多層次、多階梯的大市場。


原先,在不考慮Uber的情況下,本來是一個很好的錯層競爭的狀態。滴滴快的以大量的租賃車混合少量的私家車,提供等於或者高於出租車價格的服務,符合國家政策。拼車公司使用私家車源,但是並非隨叫隨到,限制一天兩單,提供低於出租車價格的服務。這也符合國家政策,不會違反政府的本意。這兩種業態中間的一根線,某種程度上由國家把持著。

但是現在的劇本有一個問題,就是Uber不守規矩。它不僅使用私家車,而且在很多重點城市一開始以黑車司機為主,提供低於出租車價格的服務,瘋狂擴大單量。

這個變量一旦發生之後,會怎麽樣?

於是,拼車對於滴滴快的成了一件生死攸關的事情。如果現在滴滴快的再做拼車,它一定是想做Uber一樣的事情:就是以拼車的名號做外皮,真想幹的是大量吸納私家車主,直接提供低於出租車價格的服務。

互聯網的本質就是擴張和壟斷。對任何公司來講,商業模式是不是最終有效,在一開始都不是最重要的。所謂快魚吃慢魚,不是說你一天工作12個小時,他一天工作6小時,所以你比他快,而是你的模式比他更快。

舉例來說,滴滴一開始做出租車,但出租車根本是個偽商業模式,理論上講,易到才是正確的最終模式。但最終,滴滴還是要做專車,而且在規模上超越易到。你會發現,一開始做正確事情的人,反倒被一開始做錯誤事情的人超過。這是因為,先做出租車的話,擴張速度更快,擴張能力更強。

所以,現在滴滴快的有沒有可能受到Uber巨大的威脅,甚至被幹掉?本質就在於,你是用國家標準來擴張更快,還是用私家車來擴張更快?

在互聯網,唯一的商業模式就是壟斷。你做很大的單量,這既有意義,也沒意義。你現在掙錢,但是不具備壟斷性,那麽將來你的業務和利潤都會變得沒有。你只要是壟斷的,哪怕今天是賠錢,也總有一天會賺錢。互聯網的擴張就是從一個壟斷走向另外一個壟斷,從小的壟斷走向大的壟斷。就像Facebook,一開始對大學生壟斷,後來開始更大的壟斷。

出行是個極其巨大的市場,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供給不足。上下班高峰期,你把幾家拼車公司算上,再把滴滴快的和Uber都算上,一定是不足的。在這種情況下,拼車還有機會。只是說,如果你的模式和滴滴快的、Uber太像的話,就更容易被它們的炮火打到。我給小公司的建議就是,找到自己最能當老大的那一個攤位,然後不惜一切代價去沖破壟斷。\版權聲明:本文述者某出行領域投資人,整理雷曉宇,文章僅代表述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觀點與立場,i黑馬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zzyyanan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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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TPP? (梁淑怡/圖)

TPP不僅是純粹的自由貿易區的概念,也涵蓋了對各參與國間關於市場金融監管的政策,包括經濟立法、經濟透明度、反貪汙、金融改造、產品標準統一,甚至環保評估標準等一系列的一體化。套用一句中國的古語,就是“車同軌,書同文”。而這個標準,則勢必由美國來主導。

“美國版TPP”的最根本目的,就是和美國-歐洲間曠日持久扯皮、尚未達成的“跨大西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定”(TPIP)一起,構成以美國為內核的貿易自由化(對內)/貿易排他化(對外)經濟體系,從而取代在美國看來越來越難以駕馭的WTO舊框架。

當地時間2015年10月6日,美國亞特蘭大,從美國高調介入起,折騰了近4年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定(TPP)框架協議,總算“落地開花”——在經歷3個延長期和多次周折之後,12個與會國終於簽署了協議。

對於這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協議,人們給予了不同的解讀:有人歡呼是“自由貿易原則的勝利”、“誕生了世界最大自貿區”;也有人指責它是“又一個最大的變相集體性貿易壁壘誕生”;有人認為是“經濟一體化的成果”;也有人斥之為“政治考量壓倒經濟的表現”……

更有趣的是,協議簽字僅兩天後,美國前國務卿、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中呼聲最高的希拉里·克林頓居然高調抨擊TPP。要知道,她不僅和一力促成TPP的奧巴馬同屬一個黨,TPP的“美國化”更是她當初國務卿任上的得意之作。

一個貿易架構居然引發如此激烈的爭論,要弄清孰是孰非,恐怕首先要弄明白一件事:TPP到底是什麽?

TPP如何“美國化”的

如今談到TPP,人們往往會習慣地將之稱為“美國的國際性貿易標準”。在目前看來,這種說法並沒有錯,但最初卻並非如此。

在克林頓/小布什時代,美國所積極倡導的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即在東盟“10+N”的基礎上構建一個橫跨亞太的區域貿易聯盟。這個聯盟將包含美、中、日、韓、澳大利亞和東盟“四小龍”、“四小虎”。一旦這個貿易聯盟構成,將令整個亞太地區實現貿易一體化。

而當時TPP的構想業已誕生——2005年6月,由智利、文萊、新加坡、新西蘭4國發起並簽署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定》悄然出爐。TPP模式和RCEP最大的不同,是“兩兩談判”,即所有成員國間的自由貿易基於“一對一”的自貿協定基礎上,然後這些“一對一”自貿協定再“焊接”成一個統一的TPP。

最初,對於TPP,美國政府不屑一顧,但自奧巴馬2008年在第一次大選中獲勝後,情況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他還沒等到正式宣誓就職,就宣稱對TPP模式很感興趣。2009年初,美國高調宣布參與TPP雙邊貿易談判,並隨即先後與前述4國及澳大利亞、秘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展開TPP雙邊貿易洽談。

在奧巴馬和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籌劃下,美國利用自己的實力,對TPP進行了改頭換面的“大換血”。如前所述,“四國版”的TPP構想並沒有統一的約束機制,各項政策的實施,是建立在各參與國之間一個個“一對一”雙邊協商認同的基礎上,且僅限於關稅和經貿方面。

美國參與後,便力圖掌控TPP的主導權,提出要在雙邊協議的基礎上,形成一個統一的全面協議文本,今後各參與國無需再進行一對一的逐個協商談判,而只需認同並簽署全面協議文本,並得到其它參與國的認同即可。換言之,美國希望成立的,是一個類似歐盟前身歐共體那樣的泛亞太自由貿易區。

21世紀的“車同軌,書同文”?

按照美國的計劃,TPP不僅是純粹的自由貿易區的概念,也涵蓋對各參與國間關於市場金融監管的政策,包括經濟立法、經濟透明度、反貪汙、金融改造、產品標準統一,甚至環保評估標準等一系列的一體化。套用一句中國的古語,就是“車同軌,書同文”。而這個標準,則勢必由美國來主導。

正如此次協議簽署前後奧巴馬所言,“美國版TPP”的最根本目的,就是和美國-歐洲間曠日持久扯皮、尚未達成的“跨大西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定”(TPIP)一起,構成以美國為內核的貿易自由化(對內)/貿易排他化(對外)經濟體系,從而取代在美國看來越來越難以駕馭的WTO舊框架。

按照希拉里當年的說法,TPP是“高標準嚴要求”的黃金標準,是WTO的升級換代版。而在批評者看來,TPP/TPIP實際上是新的“美國標準、美國要求”。這從屢次談判受阻、跳票幾乎都因為美國單方面強加對自己單邊有利的標準、要求遭抵制便可見一斑。

不僅如此,“美國版TPP”還屢屢強調TPP的價值觀屬性(當然,根據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有時露骨有時委婉),並屢屢被美國官方和支持TPP者用於作為吸引亞太國家,尤其與中國有矛盾國家的賣點。

2011年11月12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文萊、智利、馬來西亞、新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10國搶在APEC夏威夷峰會開幕前夕,發布了關於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定》的聯合聲明,並強調將加快協商進程,“爭取在一年內達成全面協議文本”。這在當時引發轟動,被某些人認為有意孤立中國,並被另一些人預言很快瓜熟蒂落。

菲律賓在愚人節知難而退

然而,事情並不那麽順利。

2011年底,奧巴馬和希拉里曾預言,亞太範圍內將掀起爭先恐後加入TPP進程的熱潮。然而,截至2015年10月6日協議簽字,TPP談判國僅從10個增加到12個(加上了一開始就參與,但因國內原因暫緩在聲明上簽字的加拿大和墨西哥)。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因不同原因始終若即若離,而另一個一度熱心入夥的菲律賓則在2015年愚人節知難而退。

按照原定計劃,TPP框架協議本應在2012年底以前成形、簽署,此時應已獲得全部或大多數參與國議會的批準。實際上,談判卻艱難備至,一次次被傳達成協議,又一次次跳票。最新的一次是今年7月31日夏威夷回合,在與會12國在即便最悲觀觀察家都認為“好歹這回會有個協議出臺”的情況下,居然又在最後關頭談崩。

這也罷了,美國自己也屢屢出問題:本來,前共和黨小布什政府為減少美國達成國際性自由貿易協定的障礙,在2007年推動議會通過了俗稱“快速通道”的《貿易促進授權》(TPA)。根據TPA,議員們只能對某項貿易協定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兩個選項,而無法選擇“同意,但是需要修改一下”。這樣一來,貿易協定的通過率會大幅增長,通過效率也將大大提高。

TPA的有效期只有6年,如逾期兩年後無法續期,將自動作廢。2015年5月12日,美國參議院就此作出程序性表決,結果52票贊成、45票反對,未能達到法案通過所必需的60票。但是,兩天後又戲劇性逆轉通過“同意討論”。

把美國國內規矩變成TPP通行規矩

之所以如此一波三折,奧妙便在於美國,TPP和它的孿生兄弟TPIP是極富爭議的概念。大型工商業和支持自由貿易者熱情贊成,但工會組織、中小企業主等則普遍堅決反對。前者認定美國在國際貿易中是優勢競爭者,公共自由領域越大,對美國這個強者越有利,因此對任何自貿協定都持歡迎態度。後者則認為,美國面臨一系列挑戰,需要保住自己的市場份額、制造業份額和就業機會,TPP之類的構想則與之背道而馳。

尷尬的是,支持TPP/TPIP理念的是共和黨及其基本盤,反對的倒是民主黨及其基本盤。正因如此,5月12日美國參院表決TPA時,才出現共和黨議員多數投票贊成、民主黨議員除一人外全部投票反對的場景。以至於剛辭職的共和黨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博納諷刺“到底誰在跟政府過不去”。

奧巴馬政府之所以不顧民主黨內主流意見強推“美國版TPP”,其根本目的在於當現有的國際經濟金融體系話語權開始動搖之際,通過創造一個“國際體系中的核心國際體系”,重新確認美國獨一無二的話語權。而TPP其它11國之所以明知道美國打的小算盤,也要硬著頭皮來加入,是有著自己的戰略考量的。那就是通過加入TPP,承認美國在這個新“核心國際體系”中的地位,換取美國減少針對該國產品、服務的貿易壁壘。這11國幾乎都以類別不同的貿易立國,美國這個世界上最成熟的市場對它們有多大吸引力,不言而喻。倘能換到一張直通美國市場的VIP門禁卡,就算“門衛”臉色難看、“小區”規矩苛刻,能忍也就忍了。

但在民主黨內主流意見和票倉效應的制約下,自TPP談判推動以來,美國談判的戰術思路被心照不宣地置換成“把美國國內規矩變成TPP通行規矩”,而且專揀對美國有利的部分變,農產品出口問題、勞工及環保標準問題、國有企業行業準入問題等等莫不如此。

就拿最後一次談崩的關鍵(藥品專利保護期問題)來說,本來美國法律規定的期限就是全球最長的,但為保護美國患者利益,其國內法律里是有若幹豁免項目的,而美方貿易代表在夏威夷談判桌上卻回避這些,一味強調“12年一年都不能少”。這自然讓另11個夥伴寒心,只肯占便宜,一點虧也不吃,如果TPP以後都照這麽立規矩,那將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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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和懂規矩的人在一起

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是每個人都追求的境界。但是,你永遠都不知道現在所處的時間和所做的事情是否正好在那個節點上。一個企業在創辦之初,跟誰一起玩兒,玩完之後,哪些人可以繼續跟你一起玩落去,這個選人的過程,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很多人的失敗,很多事無法再走下去,原因其實都是在人上,無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企業、還是個人,想要有所成就的時候,跟什麼樣的人在一起做事是很關鍵的,所以,我們要和懂規矩的人在一起。

有的人只喜歡獲取,而不願意奉獻,可曾想過,當你只知獲取而不知奉獻的同時,你獲取的數量也會不斷的減少,當人把自己局限在利己的圈子裡的時候,你的選擇範圍會變小、能力範圍會變小、甚至你的人脈範圍會變的更小。

我們不能總是渴望在別人身上去獲取多少的價值,真正的價值,是人與人交流之後,思想的相互碰撞,是相互給予,是向外而展的火花。很多時候更多的結果是,你燃燒了自己,只是照亮了對方。

男人和女人談戀愛可以,但生意卻萬萬行不得。你的一片熱誠,常常會被對方所用,使自己陷於被動和失敗。

上聯:我本將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下聯:衰On鳩。


對待朋友,我們當然要正直,要誠心正意;但是面對動輒千萬的投資,面對基於各自立場的生意,利益才是雙方關注的焦點,分清朋友和生意的界限,是一種更為職業和專業的方式,因為在面對生意的時候,並不是一種單純的個人行為,不管這個事情是不是由你一個人在運作,你只能代表公司,你的失誤或者成功都與公司的利益息息相關。

終其一生,我們都在經營著信任。為什麼說要跟懂規矩的人在一起呢,很簡單,因為有人就有江湖,有一個人,就帶動一個人,就變成一種社會,在這種形態下,懂規矩尤為重要。社會是這樣,團隊之間更是這樣。團隊之所以被稱為團隊,其前提就是彼此之間的信任,如果沒有了基本的互信和基於信任的彼此依賴,那麼,增加的溝通成本和由溝通不暢產生的摩擦成本,都將給組織帶來巨大的傷害。

那麼,什麼是懂規矩?第一點就是高度的價值觀的認同,如果價值觀的認同不夠,就算再往一起走都是沒有前提的。除了價值觀以外,第二點就是對於彼此的信任,很多人認為有些事我說了、表達了、做了,你就應該信任我,其實,只有你真正的認同他的想法、理念和做事方法的時候,才能真正的信任,才能不質疑。

還有一點懂規則是你要意識到,在江湖上你要懂得別人的世界、別人的動作以及你個人的動作對別人意味著什麼,你在過手的時候,有沒有在自己的行為裡考慮過別人?任何一個創業公司都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無論是對投資人還是合夥人,哪怕是你的一個員工,你都不是一個人。

除了眼界、格局、能力、胸懷以外,在每一個與別人交往中,真正的管理核心是什麼?真正的行為準則是什麼?都應該發自內心的把這些規矩界定清楚。無論是與社會相處,還是與人相處,第一個前提就是規定動作。

規定動作是什麼?規定動作是從一開始就都要講清規矩,這是最基本的前提,定下的規矩也會無條件的遵守,為什麼要這樣做,很簡單,以身作則是對規矩最大的遵守和敬畏。規矩至上、問題在桌面、不問為什麼。

在團隊中,你是不是懂規矩,對規矩的理解尤為重要了。對於規矩的制定,全部是由大家共同來完成,是把大量的問題放在桌面上討論而來的。沒有經過討論的規矩是沒有依據的,也是沒有可執行性的。既然商量之後定下了規矩,在執行的過程中就不問為什麼,出了門,也不能反悔。

規矩一旦延續下去,無論將來是怎樣的合夥人或員工加入,因為有章可循,所有人都很容易知道自己的動作在哪裡,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如果對企業的制度和規則無法認同和執行,也就沒有資格加入到其中。

無論是一個企業、還是一個創業人,懂規矩,講規矩,永遠是第一位的。一個不懂規矩的人,是沒有合作可言的;一個不懂規矩的人,也是沒有成功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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