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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誰在推高中國房價？

誰在推高中國房價？貪婪開發商還是精明的丈母娘？「史上最嚴厲」房地產調控為何吃力不討好？回顧十年房價漲跌，答案或許昭然若揭。

中國房市有如迷宮。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以中國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為標誌，舊福利分房模式的告一段落，住房貨幣化改革進程全面開始；進入新千年後，房價持續上漲成就富豪榜上多位地產富豪之餘，也順帶成就了多空雙方的各位名嘴，民眾悲喜更是滄桑百態，電視劇《蝸居》、《裸婚》的熱播不過其中一粟。

曾有媒體報導，大連每平米3萬人民幣的房價令某巴薩球星大為咋舌，據其經紀人透露，他在自己國家的房子附帶游泳池，卻遠低於這一價格。誠然，無論從相對價格還是絕對價格，中國房價可能率先實現「超歐趕美」。

那麼，是誰在推高中國房價？官員往往歸咎於貪婪的開發商，開發商又說是精明的丈母娘，丈母娘們則埋怨黑心中介，而中介們都推給無恥的投資客——於是，幾乎每個房價上漲故事中，不乏一個拿著破皮箱全款付清的外地口音形象閃現：這一形象一方面無可考證，另一方面亦無道德上的優勢，換而言之，既方便上層推諉，也方便下層怨恨。

於是乎，「史上最嚴厲」房地產調控走了計劃經濟的老路，「限購」、「限貸」之下，祭出「戶口」之類手段，也見怪不怪了。以往數次中國房價調控，往往注重從供給端發力，而本次調控則從需求和供給兩端發力，強制降溫。饒是如此，房價仍居高位。

房地產調控為何吃力不討好？簡而言之，這一政策的利益同盟過少，而對立面太多。其討好的對象來自希望購房的人群，但這一群體人數並不佔大多數，且心理預期陰晴不定；與此同時，地方政府、房地產企業甚至持有房產的人都因這場調控不同程度受損。受損方從以往調控經驗出發，往往會以「以時間換空間」的策略應對，這也是地方政府一方面空喊保障房而另一方面不時放鬆的現狀寫照，至於房地產商，也往往寧願惜售也不肯大幅降價，甚至繼續高價拿地。

或許，這是一場從開始就注定無果而終的戰役，無論目的還是手段。經濟學認為資源永遠都是稀缺的，如何分配將成為關鍵，這決定了長期來看，市場價格最終是由需求決定，自發交換往往是最優效率的一種方式，短期的人為干擾只是擾動，管制需求更是緣木求魚。

如果房子少了就限購，車子多了就限行，人多了就計劃生育，那麼空氣不夠又將如何？任何困境，都一個「限」字當頭，即使短期之內可以控制局面，卻無改需求不平衡本質，甚至造成房價報復性上漲的預期，這也是為何當前調控不僅未能改變房價只漲不跌預期，而且也未能撼動當前房價根基。

再看目標，中央政府希望房價合理回歸，但是多少合理呢？房價高低的衡量標準，通常用的標準就是房價收入比，也就是房價與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就是多少年收入可以買一套房。國際水平一般在3到6之間，超過7就要引起警惕。根據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佈的一份名為「全國35個大中城市房價收入比排行榜」報告，2011年中國總體房價收入比為7.4，東部城市集體偏高，第一名深圳為15.6，上海12.4名列第四，北京以11.6排名第五。

為什麼看似如此之高的房價收入比，卻沒有如預言家所言走向崩盤？筆者認為，這一方面源自收入統計的缺失，譬如兼職收入以及灰色收入並沒有統計在案，另一方面則是各種隱性福利分房政策的存在扭曲了市場信號，譬如各地開花的公務員小區。

平心而論，中國房價上漲，是一連串因素的結果，與城市化、人口結構、經濟發展、自有住房率偏高乃至貨幣供給等等因素都息息相關。也正因此，無論從什麼水準衡量，中國房價目前確實過高，但並非高得完全沒有道理，頻頻出現高價地王及天價樓盤的消息揭示了「樓市泡沫」的另一面：存在即合理，這看似不合理的價格背後，有其一定合理性的存在根基。

回顧最近十餘年的房價變化，筆者曾經整理過全國房價的數據作為參考。粗略地看，其中2004與2009年可謂房價起飛的兩個加速點，時間點上剛好對應著土地招投標制度鋪開與四萬億推出，誰是最大的獲益者，誰在推動房價答案昭然若揭。

在房價本應正常上漲的週期之中，不當的政策加劇了市場扭曲，不僅促成了房價的狂飆，也透支了中國房地產業的未來空間：2003年以來土地出讓政策，使得地方政府高度依賴土地出讓金，土地財政模式得以固化，2010年土地出讓金佔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高達76.6%；而2009年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導致隨後的信貸狂歡，洶湧的貨幣缺乏投資渠道，大舉流入房市，不是房子貴了，只是錢更不值錢了。

如此一來，在房價只漲不跌甚至越調越漲的預期之下，買房成為過去十年的最好投資，而「拆」字更是走紅大江南北。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佈的數據，2010年中國家庭淨資產總值高達69.1萬億美元，高出同年美國家庭淨資產總值（57.1萬億美元）21%之多——其中，高房價居功至偉。

換而言之，高房價不僅是分配機制不合理的直接產物，更是中國貧富不均的生動寫照。在這場財富盛宴中，接近權力與資本一方，往往可以先知先覺地鞏固自身先發優勢，拿走蛋糕上最豐厚的一層奶油；而一般民眾，最多不過是追隨者而已，即使奮力趕上了這幾輪房價上漲順風車，卻同樣要承受因房價上漲而帶來的全面生活成本上漲。高房價對每個人都是一種隱形的「稅收」，從鐘點工到高端白領，概莫能外——無論你是否買房，財富的「馬太效應」都在那裡。

中國房價高企，卻被認為風險不高，原因之一就在於居民債務槓桿不高，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風險。中國長期處於金融抑制狀態，社會福利缺失，導致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2012年5月末居民儲蓄餘額已經突破了36.7萬億元，儲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儲蓄接近3萬元。

金融體制不健全之下，居民高儲蓄與長期負利率並存，事實上造成了雙重剝削，一方面儲戶為政府以及企業部門提供不少廉價資金，另一方面也使得利用按揭買房的人群間接剝削了儲蓄的人群。反過來看，風險通過槓桿事實上傳遞到政府以及企業部門，一旦經濟下行，房地產的風險不會過多體現在居民部門，而會體現為政府以及企業部門面臨痛苦「去槓桿」過程。

也正因此，審視中國房地產業，一方面需要正視其高房價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對於其風險不能掉以輕心。身處現代經濟之中，房地產的消費性與投資性俱備，須知大部分交易應該留給市場去做決策。

房地產價格隨經濟增長而增長，具有其內在經濟規律，政府行為只是影響房地產市場的力量之一，過分干預往往是自咽惡果。在房地產市場之中，政府的功能應該定位明確：第一，防止房地產泡沫對整體經濟安全的威脅；第二，防止房價過高帶來的社會問題。當下政策（限購與直接打壓），不過是以過高的代價部分達到第一個目標，對於第二個目標用處不大：房價仍舊在上揚、房屋銷售面積卻在下降，也就是更少的人被解決了房屋問題。

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深度介入，往往會導致了邊界與權限的模糊，不僅使得自身深陷普通商品房、限價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公共租賃房種種泥淖中等無法自拔，而且使得市場正常運行受到干擾，這也就是為何這一輪調控始終無法撼動「房價回歸」的根本原因。

高房價的存在，誠然加大中下階層痛苦指數，也透支了不少年輕人的夢想，但高房價並非依賴行政手段就可以打壓，屢次調控不利反而近乎一種「飢餓營銷」。反觀中國人固有的「居者有其屋」夢想，往往反映在過早買房以及過高的自有住房率上，這一方面源自民間對日益高漲房價的集體焦慮，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產權稀缺環境下的無奈應對。

如何避免高房價的負面效應？如果高房價已經成為一個嚴峻社會問題，政府應該有所作為，但筆者更看好廉租房而不是經濟適用房。不過，廉租房這一模式的運行，同樣應該以市場化的方式來組織，否則其間的腐敗與浪費將必然難以避免：供應端由政府組織市場內企業來招拍賣建設，需求端由政府直接對低收入租戶進行房租券補貼，廉租房管理也應採取市場化方式。

於此同時，政府應該鼓勵市場以市場的方式，探討解決房價過高帶來的社會問題，例如推進租賃市場的積極發展、解決小產權房、探索土地私有化問題等；更進一步看，不僅從限購還是土地供給都應該考慮適時放開，拋去諸多計劃主導市場的意識形態束縛，至關重要。

誰在謊言圈外

誰在推動朝鮮經濟變革

冷戰結束後，朝鮮持續出現開放變革-收縮求穩的波動，其背後是朝鮮主體治國體制求穩定與求發展之間的衝突。隨著朝鮮對華貿易依存度的增大，這一波動與中國的關係更為密切。

2013年12月12日，有朝鮮「二號人物」之稱的張成澤被處決。作為長期負責中朝經貿的朝鮮領導人，他的死似乎讓中朝商貿進入一個觀望期。

鴨綠江另一側的調整都落在有心眼中。丹東一名邊貿商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最近丹東的朝鮮商社換了一茬新領導，原來的老人們都回朝鮮了。

這個觀望期是暫時的，會持續多久，沒有人能給出一個確切回答。現在，人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

新中朝合作 金正日啟動

最近的中朝經貿合作是由朝鮮已故領導人金正日發起的。2009年至2011年，朝鮮以實現經濟強盛大國為主張，宣佈啟動新一輪經濟變革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貨幣改革，升級羅先市為特別市，成立大豐國際投資集團和國家開發銀行等等。

中朝商貿往來也因此變得密切起來。2010年和2011年，金正日兩年內3次訪華，除與中國領導人會面，還前往吉林與遼寧視察——這兩個省與朝商貿往來最為密切。在領導人的推動下，中朝迅速達成共同開發、管理羅先經貿區以及黃金坪、威化島的開發項目意向。

金正日去世後，這一合作並沒有停滯，反而更為快速，朝鮮表現出史無前例的開放姿態。

2012年8月，時任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行政部部長張成澤率團訪問北京和吉林等地，其間，張成澤與中國有關領導共同出席羅先經貿區和黃金坪、威化島經濟區管理委員會的啟動儀式。

金正日時期設立的大豐國際投資集團並不成功。這一集團負責人為中國朝鮮族企業家朴哲洙。該集團主要負責為朝鮮招商引資，曾向日本兜售過開發8座朝鮮城市的融資計劃，但結果並不理想。2013年年初韓國統一部公佈新的《朝鮮權力組織圖》，大豐國際投資集團和朝鮮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已經從中消失。

從2011年起，朝鮮高調在中國吸引投資項目，除了在北京、瀋陽、丹東等地舉辦招商洽談會外，還在北京、杭州等地建立了引資辦事處。南方週末記者在北京的朝鮮投資事務所展示的動態中，至今仍能看到有關中國領導與張成澤會面的消息。

在張成澤接手的中朝合作項目中，羅先特別市顯然更為重要。羅先特別市由羅津-先鋒兩市和羅津港合併而成。早在1991年底，即由前領導人金日成設立為自由貿易區。1996年，朝鮮舉辦羅津-先鋒地區投資博覽會，吸引了26國投資，總額達到3.5億美元。

在歷任朝鮮領導人改革中，羅津-先鋒地區都是重中之重，它也是朝鮮首個取消糧食分配製度、市場自由合法化、工資待遇優越的試點。2010年1月，朝鮮將羅先自由貿易區升格為特別市，下派經貿相任責任書記，出台《羅先經貿區法》，並特供每天2萬千瓦時用電，為之出台了三十多個新政策規定。不僅如此，為營造開放引資的環境，朝鮮軍隊與強力部門一併撤出。

實際上，早在日佔朝鮮時期，羅津便已經被開發成為連接中國東北、朝鮮和日本的樞紐，至2010年中朝合作開發時止，羅津港依然保持著1933年建港時的300萬噸貨物吞吐能力。

2012年，羅先經貿區實現定位，即重點發展原材料工業、裝備工業、高新技術產業、輕工業、服務業、現代高效農業，逐步建設成為朝鮮先進製造業基地、東北亞國際物流中心和區域旅遊中心。

相對而言，黃金坪、威化島的開發經濟價值並不大。兩島由鴨綠江泥沙沉積而成，並不利於建大型廠房。中央黨校朝鮮研究學者稱，黃金坪、威化島與其說是商貿合作不如說是中國對朝鮮的援助項目。

朝鮮變革離不開中國

自蘇聯解體以來，朝鮮歷代領導人均曾有過啟動經濟變革的舉動。金日成時期，朝鮮曾推出羅津-先鋒自由貿易區。同期，中朝兩國簽訂中朝貿易協定。這標誌著中朝社會主義陣營內易貨貿易的終止，中朝貿易進入主權國家間現匯貿易階段。但在自貿區宣佈成立2年後，金日成去世，朝鮮重提先軍政治和主體思想建設。羅先自貿區近乎停滯。

2000年和2001，金正日訪問中國以後，朝鮮提出「新思考」，並推出了一系列「改善經濟管理措施」，這一措施又被稱為「7.1措施」。除了改進貨幣的市場功能外，該系列措施還試圖減少政府對市場的控制與干預。

同期，開城工業園區、金剛山旅遊項目以及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項目啟動。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曾指定由中國人擔任特首，未能實現。但開城工業園和金剛山至今仍讓朝鮮受益。

2006年，朝鮮首次核試驗引起國際局勢緊張。就是這一年。朝鮮經濟改革出現急剎車。2006年10月，作為「戰略物資」的大米在朝鮮全國禁止買賣，朝鮮政府要求工人回到國營工廠，並宣佈他們將重新通過國家配給體係獲得物資供應。

不過，這一努力未能阻止朝鮮地下黑市的生長。2009年，朝鮮前領導人金正日主持推動了新一輪經濟改革的舉措。

在金正日時代的朝鮮經濟變革，與中朝關係的增長密切相關。

據統計，自2000年以來，包括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溫家寶、李克強在內的至少9位政治局常委訪問朝鮮。2011年底朝鮮前領導人金正日去世，中國領導人溫家寶、賈慶林、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曾到朝鮮駐華使館弔唁。中國在朝鮮投入的外交資源之重可見一斑。

而無論從2000年以來朝鮮前領導人金正日的歷次訪華，或中國領導人的出訪朝鮮，勸說朝鮮求變幾乎是兩國領導人會面時的必談話題。

2006年，金正日訪華時，時任總理的溫家寶曾表示中方將一如既往支持朝鮮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願意向朝方介紹中國改革開放和建設的經驗。至2009年溫家寶訪問朝鮮，中朝間的經貿合作開始大幅增長。黃金坪、威化島等項目漸入公眾視野。

在2009年以來的朝鮮經濟開放中，中國逐漸對對朝商貿政策進行了調整。就在2012年張成澤訪華的同月，據《中國日報》報導，中國商務部官員稱隨著朝鮮致力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中國對朝投資將在未來幾年迎來快速發展勢頭。

2012年10月，中朝羅先經濟貿易區管理委員會在朝鮮羅先掛牌，全長50.3公里的朝鮮元汀至羅津港二級公路正式通車，中國延吉（琿春）至朝鮮羅先國際客運班車實現互通。

2013年年初，中國國家海關總署又批准了開展對朝出境加工復進境業務。吉林省琿春市四家服裝加工企業成為首批試點，可利用朝鮮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進行面向國內市場的加工製造業。

如果朝鮮內部政局穩定的話，中朝商貿顯然將有更大的發展。

經濟合作不會冷卻

丹東和延吉的商人總是能最先感到來自朝鮮的寒流。據他們對南方週末記者的描述，現在對朝邊貿已經進入冷卻期。延吉的商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上半年中國商人到羅先的投資轟轟烈烈，現在大多已經撤了。坊間現在到處都是類似羅先市的朝鮮主管幹部被召回之類的傳言。

許多人都相信，觀望不會持續太久。畢竟，伴隨中朝貿易的增長，朝鮮對華依存度到2011年已經達到70.1%。無論是羅先地區的新樓盤還是平壤的大型超市，背後都有中國商人的影子。

自2000年以來，中朝貿易始終處於單方面依賴狀態，除了2004年兩國進出口貿易曾接近1︰1之外，中國對朝出口大略是從朝鮮進口的兩倍以上。延邊大學學者曹志剛在其《當代中朝貿易發展研究》的論文中提到，2005年以後中國從朝鮮進口的包括鐵礦、無煙煤、木材等資源類商品增加，增進了中朝貿易的互補性。

不過，礦產資源不可再生，受到朝鮮方面的控制。據南方週末記者觀察，2009年以後，朝鮮向中國輸入勞務進入快速增長期。尤其在2010年以來，朝鮮來華人次出現跳躍式增長，從2010年的不足12萬人次增長到次年的15萬人次，並在2012年衝破18萬人次，其中半數為勞務輸出。

相對於中朝經貿，最不確定的是，朝鮮的新一輪經濟改革是否走到尾聲。對朝鮮而言，歷次改革均受其政治體制約束。在冷戰結束以來，開放變革-收縮求穩的波動總是持續出現。只不過，隨著朝鮮對華貿易依存度的增大，這一波動與中國的關係更為密切。

有趣的是，中朝貿易的基礎設施情況卻遠為落後。中朝貿易使用的10座國境橋均存在嚴重的破損，危橋等級均在三級以上。除了2010年連接琿春與羅先的跨境大橋進行了加固和尚在修建中的新鴨綠江大橋以外，朝鮮方面並沒有打算改變這一局面。

「藥房託管」：誰在推動圈藥房運動

醫藥企業、地方政府、公立醫院正共同掀起新一輪「藥房託管」浪潮。藥房託管並非新事物，自2001年開始就發生了兩次託管浪潮，但多以失敗告終。在這新一波所謂三方共贏的改革背後，患者贏了嗎？

「幾次改革，均以失敗告終」

打著醫改的旗幟，藥房託管浪潮再度襲來。

2014年1、2月間，康美藥業（股票代碼：600518）連續發佈四則公告，宣稱已和共計81家公立醫院簽訂藥房託管協議。所涉醫院包括吉林省通化市市屬全部45家公立醫院，以及康美總部所在地——廣東省普寧市下轄的10家公立醫院、遼寧中醫藥大學直屬的4家醫院、遼寧省中醫醫療集團所屬的22家醫院的中醫藥房。

康美藥業是一家發跡於廣東潮汕地區普寧市、主要生產中藥飲片的民營企業，選擇的合作夥伴多為中小城市的二級及以下醫院，以中藥藥房為主。

南方週末記者通過聯絡與其合作的醫院瞭解到，這些合作大多尚未進入實質運轉階段。通化市衛生局辦公室工作人員對南方週末記者稱，「項目是市政府牽頭搞的，任務還沒佈置到衛生局，還沒進入實施階段，還不知道怎麼弄。」

這其實已經是過去十餘年中發生的第三波藥房託管浪潮。

最早的藥房託管試驗發生在廣西，直接參與者和推動者是當時的三九醫藥集團。該集團從2001年開始託管了柳州市中醫院等7家醫院藥房（藥劑科）。

曾對三九藥房託管模式進行過調查，並給衛生部寫過內部報告的吳永佩稱，這個「藥房託管」最早的試水案例在幾年後「以醫院相繼收回藥房告終」。吳永佩現任衛生部醫院管理研究所藥事管理研究部主任。

此後，各地雖有零星嘗試，但均未成氣候，直到2006年，南京政府在全市範圍強力推行藥房託管試驗，才掀起藥房託管第二輪熱潮。

此輪改革由南京市紀委牽頭，從2003年開始在棲霞區堯化醫院試點，2006年在全市一、二級醫院全部推行，參與藥房託管的公立醫院達156家。此後，南京市還曾嘗試將藥房託管推行到三甲醫院，但成效甚微。

2009年，新醫改在基層醫療機構推行基本藥物統一招標後，這場由地方政府強勢推進，主要由國企南京醫藥集團所屬醫藥企業參與的藥房託管行動隨即偃旗息鼓。

「南京這個改革，一年多下來企業虧了約2000萬，給醫院交的錢太多，還要給職工發工資，企業最後也沒有太大興趣參與了。」吳永佩稱。

自2013年開始，藥房託管第三波開始回潮。根據南方週末記者不完全統計，在2013年一年裡，至少有6起公開宣佈的藥房託管案例，涉及醫藥企業十餘家，公立醫院兩百餘家。

2013年歲末，國家衛計委醫改辦專門組織召開了「藥房託管相關情況研討會」，8個省市的有關負責人、院長和4名專家受邀參會。「衛生部從來沒有說過支持藥房託管這件事。」吳永佩對南方週末記者稱，「但正在關注相關進展，遲早要表態。」

而醫藥商業企業的主管者——商務部，則是藥房託管的支持者，其發佈的《2012年藥品流通行業運行統計分析報告》顯示，僅2012年，參與藥房託管的醫藥企業就有29家。

藥房託管，誰受益？

無論動機如何，也不論具體細節如何變化，從最初的三九模式、到後來的南京模式，再到如今新一輪熱潮，藥房託管的一些關鍵細節都並未改變：藥房的產權仍歸屬醫院，託管醫藥企業只在具體經營上做文章；藥房原有員工的人事關系、歸屬並未改變，工資和薪酬由託管企業負責；必需保障醫院不低於託管前的藥品收益，按一定比例上繳利潤。

康美藥業的新圈地運動，在這些具體做法上也並無實質突破。但在康美的公告中，對一些關鍵細節並未明示：比如，是否需要上繳利潤給託管醫院及上繳比例是多少，是否需要承擔藥房職工的薪酬發放等。

在以往的三九模式和南京模式中，參與託管的企業均需向醫院繳納一定比例的託管費（以房租、管理費、質量保證金等名義收取），例如在南京模式中，醫藥商業企業需將銷售收入的30%-40%上繳醫院。

表面看，醫藥企業與擁有壟斷權的公立醫院簽署的似乎是一個不平等條約，僅就經濟利益而言，醫院是「保賺不賠」的獲益方。

曾將藥房託管的青海紅十字醫院院長張建青在向媒體介紹其藥房託管經驗時稱：3個月的藥品收入將近一千萬元，這給了醫院充足的現金流。藥房的人員工資和房屋水電均由企業承擔，藥品的失效報廢等風險也轉移到企業身上，「醫院藥房因此由虧損變成了盈利」。

對於地方政府而言，這也是一筆划算的買賣，除去醫改政績不談，藥房託管可以減少財政支出和對公立醫院的投入也是地方政府熱衷推進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的託管甚至還可以增加政府收入。

在南京藥房託管方案中，參與託管的醫藥企業被要求承諾在現行價格基礎上將採購成本平均值從75%降至45%，其中10%直接讓利於患者，10%設立「南京市貧困患者救助基金」，交由政府「藥房託管綜合管理辦公室」統一管理。

因而，在各地藥房託管的熱潮中，多見地方政府積極的身影。2003年的南京模式中，藥房託管改革直接由紀委牽頭；本次康美藥業和通化45家醫院的合作協議，則是直接和通化市人民政府簽署。

看似不合算的醫藥企業，在這場藥房託管盛宴中，除了收穫壟斷渠道，控制終端等「中長期」目標外，也不可能長期放棄現實盈利。既要支付醫院不低於託管前的藥費收入，又要滿足政府政績讓利於民，參與託管的企業的利潤從何而來？

在託管方案最初的設計中，減少中間環節，壓低公關費用，節約物流成本等被當作「壟斷渠道」者的利潤之源。「實事求是地講，降低經營成本也是可能盈利的。」北京安貞醫院副院長周生來認為，一個醫藥企業，壟斷幾十家醫院的藥品供應，規模上來，成本就降低了。

「三九集團肯定是賺了錢的。」吳永佩稱，其採用的卻是另外一些「賺錢的手法」。

據吳永佩的調查，在藥房託管後的實際運作中，三九集團為節約成本，獲得利潤，儘可能節約支出。將藥房處方審核的功能取消掉了，還不允許藥師人員出去交流學習。藥房就剩下一個發藥的功能。企業為了提高利潤，更多銷售自己企業生產的藥品，而且進便宜藥（同一個通用名藥品，由不同廠家生產，成本質量不同，價格不同，但賣給消費者都是相同的價格），藥品質量無法保障，缺藥很多，最後醫院看苗頭不對，只能收回。

另外一些帶著美好想法的企業，則在現實中敗下陣來。在南京的藥房託管試驗中，部分託管企業除了支付零售收入總額36%-45%左右的費用外，還承擔藥房人員薪資福利以及藥房的固定費用開支；租用藥房的房屋及設施，支付租金。2005年起，陸續有託管方因為虧損陸續退出託管，逐漸轉變為配送關係。

吳永佩認為，所謂的「藥房託管」改革，如果為了「錢」和「政績」，反而損害患者權益，不符合「醫改」方向。

難以實現的公益目標

以探索「醫藥分家」之名進行的藥房託管改革，打出的社會公益目標是切斷醫生和藥商之間的腐敗通道，有效降低患者醫藥費用。

官方提供的一系列數字都證明了這兩個目標的達成。根據陳天明、張文鳴主編的《南京衛生改革與發展報告》提供的數字，據不完全統計，至2007年上半年，二級以下藥房託管的醫療機構藥品銷售5.98億元，直接從處方上讓利群眾3134.9萬元。

此外，其認為醫藥經營企業與醫院的利益關係儘管依然存在，但由於與醫生的利益聯繫切斷了，因而醫藥代表到醫院活動的現象不見了。

湖北鄂州提供的官方數字則是：在湖北鄂州，相關醫院實施藥房託管後，在原先藥價基礎上通過讓利方式使患者藥品費用降低5%，實施託管10個月內即直接從處方上讓利患者近300萬元，藥品費用總水平也因大處方和高價藥的使用減少而明顯降低，藥品費用佔比從實施前同期的平均47%下降4個百分點至43%。

在這些數字的背後，隱藏著怎樣的現實？

《中國醫藥導報》曾對南京藥房託管試驗進行調查，揭開了數字背後的秘密。南京市某託管了幾家醫院藥房的醫藥商業企業負責人向其記者介紹，是否降低患者負擔，政府部門主要是考察藥費是否降低，參考的指標是「藥佔比」，就是藥費佔全部就醫費用的比例。既要降低「藥佔比」，又要做大銷售額，怎麼辦？只好讓患者多做其他的化驗、檢查。為了這個目的，有的醫院還派專人監督臨床醫生，督促他們給病人開化驗單、檢查報告。

南京建鄴醫院的一位醫生則對記者說，這些指標其實並不能說明託管的效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降低單張處方值還不容易？拆處方不就行了？比如，原來一張處方單上開四種藥，價格共40元錢，現在我把藥開在兩張處方單上，處方值就下來了，但藥品總價格沒有變」。

廣東省衛計委副主任廖新波認為，藥房託管表面上切斷了藥品與醫院的關係，但實際上醫生處方與藥品銷售的利益鏈並沒有因為藥房的託管而消失，原來怎麼樣現在還是怎麼樣。因為醫院要與醫藥公司分成，在政府投入基本沒增加的前提下，醫院為了保持至少達到藥房託管之前的藥品收入，保障醫院正常的運轉秩序，反倒會更加趨利。

即便把藥房託管出去，購藥行為還是受醫生的處方權指揮，「只有多開藥，多開貴藥，從藥品數量和單價上共同提高，才能達到加成總利潤的提高，進而給醫院的分成才會水漲船高，醫藥公司也是喜聞樂見的，因為他的利潤也高了」。

在如此邏輯下，醫藥企業和醫院結成利益同盟，最終由患者和醫保埋單。「說藥房託管是探索醫藥分開，實際是在偷換概念。」吳永佩稱，國家醫改政策中提出的「醫藥分開」，實際上是指將醫藥企業藥品購銷合同中，利益與醫院醫務人員行為之間的分開，而不是要把醫和藥分開。

據吳永佩介紹，在歐美等西方國家，醫院往往不設藥房，80%的藥品銷售由社會零售藥店完成，有其特殊背景和歷史成因。這些國家社區醫療很發達，承擔了常見病、慢性病、疾病恢復期的診療任務，普通疾病患者的醫療需求一般可在社區醫療機構解決，醫院門診量不大。另外，這些國家社會零售藥店很發達，不但數量多，規模也很大（多為連鎖店），而且從業人員業務素質高，持有執照的註冊藥師直接對患者用藥履行責任。

「這些條件在中國尚不具備。」吳永佩稱，在社區醫療服務尚不發達，藥品經營企業技術較弱，藥品分類管理尚不完善，醫院門診量還很大的情況下，硬性把門診藥房從醫院分離出去，會產生更多負面問題。

其在對部分託管醫院的調查中發現，為了實現盈利目的，一些託管後的醫院藥房，部分進口藥、合資藥、品牌藥已經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沒有在醫院公開招標藥品目錄內的品種，甚至是一些缺乏市場競爭力的小藥廠的產品。

將藥房託管給企業，用藥合理不合理，誰來管？誰來監管醫院藥品的質量好壞？誰來防止用藥錯誤？誰來承擔醫療事故？「這些都已是以往藥房託管中顯露出的現實問題。」吳永佩稱。

託管給誰，誰說了算

廣東省衛計委副主任廖新波認為，此輪藥房託管重新興起，和2009年新醫改後一系列政策帶來的利益變動有關，「在藥品零差率改革背景下，醫院為甩掉藥房成本包袱，降低運行成本而有了參與意願。」

廖新波所稱的藥品零差率改革，是本輪醫改中被官方強力推進的改革措施，即要求公立醫院以採購價銷售藥品，取消原來政策允許的15%藥品加成比例。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的公立醫院改革中，這個政策被用來彌補公共財政投入的不足，成為醫院資金來源的主要途徑，俗稱「以藥養醫」。

目前，「藥品零差率」的改革已在全國基層醫療機構覆蓋，並自2013年開始在縣級公立醫院推廣，影響醫療機構近95萬家。

取消藥品加成，意味著醫院近一半的收入來源被切斷。在原本的方案設計中，這個虧空將由醫療服務收費的提高和財政補助的增加解決。但具體執行時，因地方財力不同，改革醫院各異，有的省市地區不願意拿錢，補償機制不到位，醫院藥房從創收源變成成本源。

「一些地方為了甩包袱，就將藥房託管給企業，由企業來投入，承擔藥劑科的成本開支。」吳永佩說，所以此輪藥房託管中，醫院院長的積極性相比之前略高。

那麼，哪些企業又能在此輪藥房託管競爭中勝出？

「藥房託管的本質，就是政府及公立醫院拿權力換取金錢，企業拿金錢換取獨家供貨權。」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副會長牛正干對南方週末記者稱。

康美藥業之所以在通化和普寧勢如破竹，或與其過往積累的政府資源密切相關。其合作的主要對象之一——吉林省通化市，為著名的中藥之都，而以中藥為核心產業的康美藥業早就在此有業務開展。

早在2009年，康美藥業與集安新開河重組的合作簽約儀式上，就有多位吉林省和通化市的領導參加。2012年，康美藥業吉林人參產業園也在通化落成。

一位不願具名的醫藥企業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稱，吉林通化堪稱「藥都」，薈萃了一大批實力雄厚的製藥企業，比如修正藥業、通化東寶、通化萬通藥業等，但偏偏該市的45家公立醫院的藥房交給了「外地人」康美藥業。「在地方保護嚴重的醫藥行業，如果沒有過硬的政府關係，很難跨過這批地頭蛇。」

一位不願具名的通化市「被藥房託管」的醫院藥劑科主任對南方週末記者稱，通化市的藥房託管全部是直接和市政府談的，沒有徵求過醫院和藥劑科的意見，從來沒有上面的人到醫院就相關問題作出解釋和說明，目前在醫院層面還沒有任何進展，「我們和你們知道的一樣多」。

這位藥劑科主任稱，目前藥劑科的工作人員對藥房託管改革「比較擔憂」，因為都知道在別的地方也搞過，都不成功，「藥劑科人員薪酬待遇怎麼弄，能不能保證藥品質量和按時供應，是不是真能降低醫藥費用，這些都是疑問」。

在通化，除了公立醫院藥房，康美的業務還延伸到公立醫院產權改革。2013年11月和2014年1月，康美分別與該市下轄的梅河口市和通化縣簽訂合作協議，整體收購通化縣人民醫院、通化縣中醫院、梅河口市婦幼保健院、梅河口市友誼醫院及梅河口市中醫院等5家醫院。

除了通化市，另外與康美簽訂了合作協議的10家醫院，均在康美總部所在地廣東省普寧市。

就此次藥品託管改革的有關問題，南方週末記者多次聯絡康美藥業負責人表達採訪意願，康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宣傳的段女士稱，公司負責藥房託管事務的李姓副總目前正在東北出差，聯絡其未回覆，公司目前尚不能對「是否進行過招標程序」等問題做出回應。

而在另外一些藥房託管案例中，大部分是通過招標方式確定參與託管的企業。例如南京模式、鄂州模式等。雖名為公開招標，但能獲得壟斷經營權的也大多為「政府信任」的企業。在南京藥房託管中，80%以上的業務由國有上市公司南京醫藥壟斷。

事實上，在各地推行的藥房託管實踐中也不乏藥商的抵制。曾參與藥房託管改革的台州市中醫院院長李秋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稱，改革的阻力「不是一般大」，藥商們私下聯合，集體不參加醫院的投標，連續導致兩次投標「流產」，一些醫藥代表甚至給醫院的每位中層及骨幹醫生都寄了快件，意圖煽動他們反對藥房託管。「當時幾十封快件堆在醫院的傳達室中」。

2014年3月4日，牛正干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部分醫藥界全國人大代表在3月3日聯名提議，叫停以行政權力配置資源的藥房託管，歸還醫療機構採購藥品的自主權。

杭州：誰在悄悄退場 「馬年第一降」之後

杭州樓市正在為過去過度的樂觀和瘋狂付出代價。投資客退場，房貸收緊，樓盤滯銷。還有媒體指出杭州商住房庫存可能超過44萬套。

不少開發商正在轉向或退場。就連地產大佬綠城，也開始做經濟適用房代建了。「大家的心態就是儘量清盤。」黃衛華說。

44萬庫存房？

「這一個禮拜都沒賣出十套房。」杭州一家大型樓盤的銷售經理這樣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銷售不暢現在成了普遍現象。」

僅僅在幾個月前，這還是一個擁有著「日光盤」驕人成績的城市。但馬年剛過，過去開盤人滿為患的場面，就如前塵往事般遙遠了。杭州透明售房網的數據顯示，上一週，杭州主城區只成交了354套，就連沉寂多年的樓盤促銷電話都突然多了起來。

「幾乎可以說陷入停滯。」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賈生華說。

引發這股風潮的，是轟動一時的杭州「馬年房價第一降」。2月18日，位於杭州城北橋西板塊的德信·北海公園樓盤率先宣佈降價3000元/平方米，引得區域的天鴻香榭裡也跟風應戰，七十多名憤怒的老業主拉著橫幅衝進售樓處，把沙盤砸了個稀巴爛。

「當時售樓人員賣房時當我是上帝，現在他們卻說買了我們的房子是你倒霉！」一位現場抗議的業主說。

3月15日，「崩盤論」興起。一篇《杭州房產降價調查天量庫存或引爆商住房降價潮》的報導撩動著人們敏感的神經。這篇報導指出，杭州的商戶型庫存已超過44萬套。

但它很快遭到了中共杭州市委機關報《杭州日報》的反擊。題為《謠言為什麼總是糾纏杭州樓市》的評論，引用杭州住房保障和房產管理局官方網站的數據批駁說，「44萬套商住房庫存」是個「滿嘴跑火車」的假數據。截至3月16日，杭州可售商業性質房源庫存量僅約為4萬套。

不過，事實本身或許已無意義。它「引發了外界對中國房地產市場健康狀況的擔憂，並導致週一地產股下挫」。——《華爾街日報》這一斷語或許代表了大多數國人的心聲。

「非常不妙」，據傳是萬科董事會主席王石預測2014年樓市的評語，一夜過後，開始盛行。

而在杭州房產界的微信朋友圈裡，像是一個巨大的隱喻，人們突然瘋狂轉發起財經作家吳曉波的一篇舊文，題目正是：「杭州：飄忽不定」。

溫州人走了

不過，風波過後。降價潮並未如想像中如期而至。在開發商們看來，「崩盤論」，更像是屌絲們一廂情願的臆測。

「這兩個樓盤的降價都不具有典型意義。」一位杭州本土開發商的副總經理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業內的理解看，它更像是一種經營策略。

「德信的北海公園降價，是因為它已是尾盤銷售，如此操作，本身並無異常。」他指出，降價清盤的操作手法，在業內並不鮮見。「它降價的幅度稍大些，可能是因為最近新增了很多項目，迫切需要騰出資金和人手來運營。」

而跟風降價的天鴻香榭裡，則被視為是借了東風。「城北橋西板塊樓盤很多，競爭激烈，天鴻香榭裡並無品牌，原先的價格並無優勢，死撐不動，只能等死。」對於這樣無法承受巨大融資成本的開發商而言，降價回籠資金，無疑是正確的選擇，「它有迫不得已的元素，但也在可以理解的範圍內」。

不過，賈生華的分析有些不同，「降價的問題，確實不是想像的那樣，不可能不約而同地統一下降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但「總的供求關係，確實在2014年發生了逆轉」。

他分析，杭州的房產存量在增加，人們的預期在下降，都在期待價格下降的餘地，觀望情緒十分濃厚。

斷臂求生不願，剜肉飼虎不甘，徘徊中，開發商和購房者，都選擇了集體觀望。

疲軟與觀望，正是業內對杭州樓市最大的觀感。「這和2014年宏觀經濟的影響直接相關。」賈生華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一位地產基金經理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兩年，實體經濟不好，溫州、台州客人越來越少，加上地產投資收益越來越少，杭州樓市正失去過去購房最重要的推動者群體。

在過去，杭州樓市的每一次瘋漲，都被視為溫州、台州客人帶動的鯰魚效應，「杭州人都喜歡跟風，看到溫州人搶購，都會跟著買」。

但現在，投資性購房幾乎已經絕跡。過去衝鋒陷陣的溫州炒房團，在溫州的經濟危機中，早已自顧不暇。

缺乏了豪氣的溫州、台州客人，杭州的開盤現場，當年「賣白菜」般的搶購場景，只能「此情可待成追憶」。

短期來看，宏觀經濟回轉，政策放鬆的可能性不大。在「這種形勢下，打折、促銷、讓利，都將成為開發商正常的市場反應。」賈生華提醒說，但他反覆強調，整體崩盤目前肯定不會出現。

浙江財經大學不動產研究所副所長黃衛華的觀點與此接近。「十八屆三中的政策影響，讓杭州房價繼續暴漲已無可能，漲的可能都很小。住宅受預期影響，價格將會穩中有降。」

開發商顯然已經感到壓力。南方週末記者詢價包括萬科在內的多家房企在售樓盤，雖然形式不一，但他們大多表示，比起過去，現在都有接近一千元左右的優惠。

更令人擔心的

對於樓市，銀行家們總會顯得比別人更早一步。

「銀行是個風向標。」賈生華開玩笑說，哪裡形勢不好，銀行就會在哪個行業釜底抽薪。「他們只會錦上添花，可從不會雪中送炭。」

釜底抽薪已經開始。在房地產市場上，整體市場的資金鏈已經非常緊張。地產基金的經理們正頻頻出動，等待著最佳的出手時機。

開發貸款已基本不放，能獲得的只剩寥寥幾家。知情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現在幾乎商業銀行都已經實行名單化管理，「只有認可的公司才會放」。而這些公司，往往都被限定在國內銷售五十強以內。

而既往售房的按揭款，現在的辦理速度也慢了不少。從今年一開始，銀行的按揭貸款就一直放得很慢。

「開發商賣出房，常常只收了個首付，餘款都沒法拿到，往往只回了一半錢。」該知情人說，「中等開發商拿不到開發貸，一旦銷售不暢，接下來的資金成本壓力將持續放大。」很多開發商，很明顯撐不下去。

不過，比起杭州的住宅市場，更令人擔心的是杭州的寫字樓市場。要求匿名的一位地產基金高管提醒南方週末記者注意，按照目前杭州寫字樓市場供應存量，達到預售條件的存量房，按照過去幾年銷售的速度，還可以銷5年。

「個別地塊的寫字樓將出現危機。」對黃衛華的判斷，多位業內人士均表示同意。

寫字樓若崩盤，最早可能集中在蕭山區的錢江世紀城。「它正處於危險的狀態」，知情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當年蕭山區推出錢江世紀城，曾以很便宜的價格，推地給企業造總部大樓。一些實體企業搖身一變，成了寫字樓的開發商。「這些企業如果資金充足尚可，如果處在資金高槓桿的狀態，恐怕將在接下來死得很慘。」

一位要求匿名的地產基金總經理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不久前，曾有一家企業前來洽談合作，這一樓盤，已經達到預售條件，但到現在，一套都沒有賣出。

清盤離場？

擠出泡沫、看空投資性需求……這種階段性的調整，在業內看來，對整個行業的市場健康，無疑是件好事。

「杭州的樓市二十年來，一直都是看漲，從來沒停掉。現在的杭州房價，只是在回歸到比較理性的角度。」黃衛華解釋。

市場調整，或許已是眾望所歸。除了政府、購房者，「即使是理性的開發商自己，也不一定希望房價一直升上去。」賈生華說。一個跡像是，早在此輪風波前，瘋狂的杭州樓市，早已開始悄悄退場。

黃衛華注意到，杭州的一些開發商，現在正開始有意識、有計劃地轉向。以杭城本土的房地產大佬「綠城集團」為例，這幾年，昔日高高在上、只做高端房產的綠城，姿態已降得很低。「現在他們連經濟適用房代建都做了。」

這兩年來，綠城集團的佈局和結構在做相應調整。「現在宋衛平的更多精力，已經放在旅遊房產、休閒養老地產上了。」知情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綠城為了轉型，甚至開始設立農業部，進軍高端農業，開始挖掘內部業主的消費潛力。

這無疑是理性判斷的產物。大家都在未雨綢繆。多位杭州房產業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經歷了2011和2012年的危機風波後，本土的開發商在做土地投資時，已變得十分謹慎。也因此，在這一輪風潮中，做好了充分資金儲備的本土開發商，將會挺得更久一些。

「這兩年在杭州拿地的，大多是外來的大開發商。」一位業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們急於擴張，對局部市場缺乏準確的判斷，往往會顯得更大膽一些。

接下來，「個別企業、個別項目，應該會承受壓力。」賈生華說，但也是為過去投資決策過度樂觀、不夠慎重付出的必要代價。

濱江集團的經營策略，或許是反例的最好見證。這幾年，濱江開發的樓盤，「戶型設計、價量都更務實一些，這幾年，他們主要依託品牌，走批發效應。」黃衛華說。

「大家現在的心態，就是儘量清盤，儘早把項目做完。」

美債收益率之謎：到底是誰在大舉買入美債？

美國國債收益率的大跌恐怕是今年最讓投資者感到意外的行情了。在美聯儲逐漸減少資產購買、美國經濟加速回升、2015年加息的預期之下，作為避險資產的美債可能沒那麽有吸引力了，收益率應該提高才是。

更何況，作為美債的第二大持有者（美聯儲第一），中國最近已經減持了美債，其他央行對美債的需求似乎也在減弱，例如俄羅斯，為保衛本國貨幣，俄羅斯似乎賣了不少美債。在過去四周，美聯儲替他國央行代持的國債數額已經減少了485億美元。

既然大買家們都在減持，收益率又不可避免地會走高，那到底是誰在買美債？

這背後的一大需求來自美國的銀行。

來自聖路易斯聯儲的圖表顯示了去年以來美國的商業銀行持有的除MBS外的國債與機構債券，在2013年，銀行大多都是空頭，但在過去12個月，銀行卻在持續大規模的買入，其規模已經超過了1450億美元。

這背後的動機是什麽？

金融博客Marc to Market給出的解釋非常有意思——這僅僅是因為，銀行的錢太多了。

目前，銀行的存款增速超過貸款。截至今年9月，銀行的存款規模達到了創記錄的約10.4萬億美元，存款與貸款的差額也創新高。儲戶將錢存到銀行，但銀行卻不放貸，家庭並未再度舉債，標普500公司的收入節節攀升，但是債務負擔為克林頓時期來最低水平。

例如赫芬頓郵報的這張圖表提供了一個典型的案例。摩根大通最近剛剛公布了三季度財報，超額存款（藍色柱狀）是2010年的兩倍多，存貸比（紅色曲線）持續走低。三季度摩根大通每一美元的存款借出了56美分。

其他銀行的比率稍微高一些，花旗每一美元的存款借出了67美分，富國是76美分，美銀是80美分，這三家銀行的超額存款總計達到7660億美元，此外摩根大通一家就有5900億美元。

這部分超額存款屬於金融系統中流動性非常高的一部分資產，大約一半被用來購買美債，考慮到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銀行賺取了所有的收益。

除此以外，還有另一個因素鼓勵銀行持有更多國債。那就是年初生效的流動性新規，規定要求銀行持有更多流動性更高的高品質資產。根據報道，美聯儲預計銀行可能需要再融1000億美元以達到2.5萬億美元的基本要求。

股價暴跌逾五○％ 近十萬張空單賺飽飽 危機前融券大增 是誰在放空勝華？

一張圖看清全球各資產表現：誰在飆漲 誰期待逆襲？

德意誌銀行制作了如下所示的圖表，描繪年內至今全球各資產的表現。

從圖表上可以看出來，今年買了印度、中國甚至是美國的股票的人會賺的盆滿缽滿；然而，如果做多了日元、盧布或者主要的大宗商品，你會賠的血本無歸： 

（圖片點擊放大：菱形為9月18日以來的表現，因為美股等此後出現了拋售）

（股市 企業債 國債 外匯 大宗商品）

不過，好消息是，2014年還有一個月，投資者還有機會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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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創業家】“科通芯城”康敬偉VS“房多多”段毅：2014誰在顛覆？

 
【年度創業家】康敬偉：用微信讓科通芯城做到100億

7月18日上午10點左右，科通芯城在香港上市，股票交易代碼400。科通芯城確定發行價為4港元（發行價區間為3.2港元-4.48港元），發售3.4億股，融資13.75億港元。
 
科通芯城成立於2010年，是國內首家面向中小企業的IC元器件自營電商。短短3年時間，科通芯城的年營業額已經接近100億元。在快速成長壯大的背後，科通芯城究竟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故事和商業思考？ 
 
以下為科通芯城的創始人、董事長康敬偉在接受i黑馬采訪時的口述：

 
中國的電子制造業有300萬家企業，每年大概要采購兩萬億元的IC元器件，其中大企業的采購規模占采購總額的60%。所以華為、聯想、金立這種大企業的數量不超過1%，但原廠或者大分銷商都在幹一件事兒：服務大企業。當你有一個客戶是華為的時候，你哪兒有精力去管小客戶的需求。
 
那長尾市場去哪兒了？中國有成千上萬的中型貿易商，而且中國每個城市都有個華強北、中關村這樣的電子配套市場。它們或者在大代理商貨多的時候弄點過去分銷，或者向大型EMS工廠買些尾貨。這兩種貨源的供應量都不穩定，而且元器件出了問題沒人負責。
 
我們說那就做一個IC元器件電商平臺。我們就一個賣點：假一賠十。而且客戶在科通芯城采購後，不管是方案設計的問題還是產品質量的問題，我都拍胸脯幫你解決。因為我賣的是微軟、英特爾的東西，出了問題它比我更著急。我們的口號是“你能享受到華為享受到的供應鏈服務”、“華為都相信科通芯城，你也可以相信我”。我們要把華強北、中關村里的貿易商的生意給搶過來。
 
基於這樣的目標，我們開始研究商業模式。阿里巴巴是黃頁模式，它們做得是流量生意，收得是廣告費。阿里巴巴不介入交易環節，一旦兩端的企業和商家開始做生意，它們就可以撇開阿里巴巴。
 
京東是交易模式，它自己買貨，加一定的差價，再賣給客戶。京東模式的第一個好處是客戶的粘度高;第二個是平臺的交易額跟公司的營業額有關系；第三個是積累出的交易數據有很大價值。它不好的地方是公司要備庫存，相對來說重資產，業務流程也很複雜。
 
我們還分析了潛在的競爭對手。我當時最擔心的就是阿里巴巴調一個部門來做這個生意，所以我得選阿里巴巴不敢幹也不願意幹的事兒。阿里巴巴的DNA是PC互聯網的流量思維，它不太敢去做交易環節，它不太願意做任何有庫存的事。2012年科通芯城與阿里巴巴的IC元器件頻道合作，我問馬雲IC元器件市場夠不夠大，他說足夠大，但他有別的大事要去做。
 
科通芯城把“客戶怎麽來我們這個平臺買東西”作為第一位的目標值。最後我們選擇了比較重資產的京東模式。科通芯城就掙差價，交易量起來了去跟供應商要返點，我不要廣告費。如果我有幾百家頂級供應商的幾萬種高端元器件，那總有客戶需要的東西。反過來講供應商也是一樣。
 
那我們怎麽讓自己沒庫存風險？
 
第一，我們把成千上萬的企業的訂單匯集在一起給供應商。我們90%的訂單是客戶先給我們下訂單，我們再給供應商下訂單，這樣的話90%的庫存風險就沒有了。
 
第二，我們利用比較大的交易量跟供應商簽了換貨協議：我可以把賣不掉的貨換新的來賣。
 
第三，IC元器件占地小、單價高，科通芯城2013年平均每一單的交易額差不多是十幾萬元，而京東是幾百塊。
 
過去這三年，我們還是有一點庫存，但它屬於“滾動資金”：今天來，明天就走了。所以對我來講沒風險，我們的庫存等於零。解決庫存講起來容易，但如果沒有很強的用戶基礎和行業關系，就得虧很多錢才能補足經驗。這個錢不是燒流量那種級別的錢，吃錯了一把庫存就能虧掉一千萬美元。
 
做我們這種生意需要大量的現金流，這怎麽解決？
 
第一，我們公司足夠大，我們讓所有的供應商給我們30天賬期，而我們給大客戶的賬期一般是45-60天，中小企業客戶一般是COD。
 
第二，我們在香港每年可以拿到上億美元的銀行貸款，並且年息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第三，我們基本上沒做過廣告。科通芯城主要是靠口碑營銷、事件營銷、做活動的方法做品牌。我們在2013新增一個客戶的成本大概是1000美元，但一個新客戶一年平均的交易額是20萬美元。
 
高風險的事，在我這的風險就沒那麽高了。我們沒融過資，也沒燒過錢，成立以來沒虧過本。事實上，我們用輕資產模式幹了重資產模式才能做得活兒。
 
長尾市場很難做成規模，我們的策略是先從大客戶下手。對於華為、聯想這些大客戶而言，我們除了給原廠同等價格外，我們還提供更好地服務，這些增值服務包括供應鏈管理，新產品信息以及強大的售後服務體系，而這些所有的服務都是免費的。大客戶很容易就把交易額做起來。目前大客戶貢獻了科通芯城50%的營業額，它把科通芯城的運營成本降得很低。

對於中小企業而言，我們有最頂級的供應商體系，其意義在於我們有核心的高端IC元器件資源，這些對於中小企業都是稀缺資源，而且由於大客戶的規模效應，產品具有價格優勢，又能享受到華為等大客戶才能享受到的服務，自然就可以吸引中小企業。
 
對於供應商而言，我們替供應商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售後服務，而供應商自己做服務的成本是遠高於我們，因為我們有規模效應，除此之外，我們還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幫助供應商推廣新產品和技術，供應商也願意依托我們的平臺。
 
我們想用互聯網的方法去擴大小客戶的數量。2011年，科通芯城做了一個網站，把所有產品和方案都放上去。我們還模擬線下交易的全流程做了一套工具，希望客戶下訂單、查庫存等環節都在線完成。我們想得很好，產品做得也挺好，但是業績很一般。2011年科通芯城只做了不到1億元。
 
我們意識到，B2C的那套打法用來做B2B是行不通的。
 
第一，B2B的應用場景太複雜。企業要采購元器件，得通過選方案、選產品、談價格、下訂單、確定交貨期、付款、驗收等漫長的過程，其中交易環節占得比重比較低。而B2C非常簡單，消費者看好價格，點一下就買，然後等配送就完了。
 
第二，B2C是消費者從頭到尾一個人決策，而B2B的商業決策是一群人通過流程做出來的。為什麽阿里巴巴幹完在線黃頁這件事兒後不往下做？不是他不想做，是B2B的應用場景和業務流的複雜度太高。不光是我們兩家，不光是我們這個行業，無窮的先烈都沒做成。
 
第三，B2B做不成還因為企業的一些習慣。江浙一代很多商人和小老板不太喜歡坐在電腦前指揮公司，華為員工的電腦不允許接入外網，你怎麽做B2B?我看現在做TO B的人中99%還是PC思維。
 
我們不能用書本上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那應該怎麽做呢?直到移動互聯網出現後我們才找到感覺。B2B是公司與公司之間的交流，但那也是人與人的交流。一個公司就那麽三五個關鍵決策人決定了這個公司的行動。如果能把決策流上的三五個人圈在一起，形成社區，科通芯城只需要影響到這群關鍵人，我的生意就活了，我就能把他們的采購決策轉化成交易量。我也不需要去找幾千萬個粉絲，1萬個企業的關鍵決策人的數量可能才5萬人，而這5萬人可能決定了1萬億元的采購額。
 
要改變客戶的習慣太難了，但如果我們能用一套移動互聯網或者IT工具，從一個環節開始，把B2B的每個環節的信息都給它記錄下來，隨時能掌控這些信息的話，就會是很大的進步了。2012年三四月間，我跟張小龍在深圳聊天時，突然意識到微信有可能是我們正在尋找的一個工具。
 
人人都有一個手機，所以微信把不太上PC互聯網的那一票傳統行業的高端人士都囊括進去了。但微信不只是一個通訊工具，我們認為它是移動版的Face book，它是個交互式的終端。我根本不管什麽內網，我用微信打進去。從2007年我們就在研究怎麽找到Facebook這樣的社交工具幫企業做營銷，現在科通芯城可以通過微信來掌控整個業務流程的信息。
 
但我們不是讓客戶在一夜之間放棄線下搬到線上來。我們先用信息把它的整個業務流打通，線上的效率比線下高，當客戶嘗到甜頭了，他自己會一步步把業務環節搬到線上去的。這種TO B生意要求的服務形式應該是O2O，一部分流程線上做，一部分流程線下做，效率比以前高就行。很多人都會犯的錯誤是他第一天就想把自己的模式做到最完美，這是不現實的，要學會管理客戶的期望值。
 
一下子，Sky is open（豁然開朗），科通芯城通過微信找到了革命性的突破口，而微信也通過科通芯城，找到了一個新的切入點，其實，當時，微信也在探索除了人與人交流之外其它的連接形式，包括人與物，物與物的連接，而科通芯城的想法恰恰和微信的戰略吻合。於是，微信和科通芯城的戰略合作開始了，雙方找到了一個雙贏的方向。
 
於是，我們以“把微信作為CRM”的思路研發了公眾賬號“芯雲”。芯雲是一個傻瓜式的前臺，它的界面很簡單，你在上面輸入關鍵詞或者語音詢問一下，系統會自動回答問題。它的功能就是打穿B2B的交易環節。我們找了一百個樣板客戶，得知零庫存是大家最想做到的目標，那到貨時間的準確度就很關鍵。芯雲是免費的服務。
 
客戶除了最怕自己信息滯後外，還最想知道別人在幹什麽。比如客戶要做手機，那該用誰的指紋識別方案？如果芯雲告訴客戶Iphone6的指紋信息是A公司提供的，華為馬上也要采用，你（指創業家記者）說這對客戶來講有沒有影響？我會告訴你我認為能夠影響你產生采購的信息。
 
不管是信息還是產品還是服務，你對我都會產生依賴，那我就可以搜集無窮多的數據。我們的智能化後臺積累了馬雲都沒有的高質量的企業數據，包括設計人員喜歡查什麽資料、采購人員喜歡問什麽問題等。數據越多，我就能更準確的分析行業狀態和需求特點。
 
挺有意思的是，我們絕對不做信息轟炸。“你跟做手機的工程師講冰箱，人家不感興趣;你給做電表的人講汽車，人家也不感興趣。但找對了人，經常是你給工程師介紹三個產品，他就會買一個，就嘗試幾十萬美元的采購。”康敬偉說，“我們看中微信的就是精準和轉化率。”供應商每天都有想推銷的新產品。他們把信息庫給我，我的工作只幹一件事，篩選。科通芯城篩選完了後把有用的信息給需要它的人。
 
我們不會告訴做電表的人手機圈的事。我的後臺能精準定位到客戶是哪個公司，公司做什麽產品。我只針對你，一個星期給你一兩條信息。我們這個客戶數據庫現在有大概1萬家公司。
 
信息化帶來的好處越來越精準的管理，最後大家的效率都提高了。科通芯城現在有80%的客戶是通過微信來服務的，我們的內部目標是要在2014年年底之前通過微信服務100%的交易客戶。我們的客戶目前的重複購買率超過90%。
 
由微信主導商業模式後，我們的業績在2012年下半年開始突飛猛漲，當年營業額大概做到了6億元。2013年的營業額我們大概做到了40億元。2014年，科通芯城會成為年營收80到100億元級別的公司。2013年我們的凈利潤超過1億元。
 
大部分人沒搞懂我們的業績為什麽是滾雪球式的。
 
第一，科通芯城比很多企業少了浮躁的心態。你（指創業家記者）知道的所有互聯網應用，我在2000年全做過。我們當時融到錢了，也有很牛的人，但我們的定位非常混亂，一會想賣產品，一會兒想做服務，結果什麽都沒做成。我從中得到的最大教訓就是要把公司的定位想得非常清楚。科通芯城在這幾年雖然做了很多微調，但商業模式一點沒改過。我們就掙差價。
 
第二，IC元器件市場每年2萬億，中小企業每年采購的就有8000億。我們沒有去創造市場，它一直存在。而這2萬億僅僅是電子制造業采購市場的一部分，據易觀國際數據顯示，電子制造業包括硬件，軟件和服務的采購市場近10萬億，這是一個可以和馬雲的B2C消費市場同樣大的垂直市場。過去這二十年，互聯網在傳統行業之外，創造了一個在政府看來相對非主流的針對消費者的市場，它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非常有限。現在互聯網正在進入國民經濟的每一個行業，每個行業都可能出現一個BAT。
 
第三，科通芯城的團隊是“混血”。我們是個是兼具線上推廣和線下交易、服務的平臺，有大概五六百人。其中線上團隊是新建立的，而線下團隊額是經過科通集團十幾年熏陶出的完整團隊。如果你要新建線下團隊，得花很多錢，而且創業者耗不起時間。我們是把十幾年積累下的知識、經驗全放到科通芯城上面去了。
 
第四，科通芯城從創業第一天起就沒缺過資源。我早就在這個行業積累起了對別人來講好像是要捧在天上的資源。我賣的模塊或設計方案，現在賣元器件，但客戶都是華為、中興、那幫人。我們的網站上線第一天就把全世界最牛的幾百家公司給拉到線上了。
 
第五，我們的後臺IT系統都是自己做的，這個才是真正的積累。吸引客戶的不是“芯雲”本身，而是它所傳遞的內容，後者才是產品。那個界面人人都可以做，但做成“芯雲”的難點在於對業務流程的理解和對後臺系統的設計。而我們花了十幾年時間把CRM、ERP那一套早就搞通了，我們IT系統的底層軟件都是我們自己寫的。
 
當科通芯城成功以後，我們一定會被同行當成學習的目標，但別人不一定做得成。做互聯網流量思維的人一般不太懂怎麽做傳統生意。線下的創業公司不具備我們的資源配置。業內規模能跟我們比的美國和臺灣公司對中國互聯網的理解就是就是“做個網站，賣點東西”。剩下的大陸的大公司有學會並超過我們的可能性，但我們之間的規模已經拉開距離了。按照我們目前的速度，GMV（商品交易總額）1000億元這個目標即便不是唾手可得，也在看得見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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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創業家】段毅：如何帶著房多多3年做到2000億？

房地產營銷領域目前正處於新老對決。一方是代表廣告的信息平臺搜房網，一方是代表交易的O2O服務平臺房多多。這場決戰的本質，是誰能更準確地向消費者提供地產信息與服務。所以，誰對房地產和購房需求理解最透徹，誰的執行力最強，誰的朋友最多，誰就將勝出。
 
房多多已經交出答卷：2014年，房多多預計自營平臺上的交易額為2000億元。7月時，該公司估值據說已達5億美元。當萬科副總裁肖莉離職，加盟房多多後，段毅本人無疑成為2014年的大贏家。

以下為房多多創始人段毅在接受i黑馬采訪時的口述：

 
在中國，房地產經紀人是爭議很大的角色，很多人說互聯網應該去中介化，但我個人判斷中介不會消失，為什麽？我們來看美國，到今天為止，美國經紀人是一個非常發達的行業。為什麽我們所有人對中國的經紀人有偏見呢？因為現在這個行業的發展不是很健康，很多中介公司是靠信息不對稱在賺錢。
 
以二手房為例，假如你想在北京三元橋一帶買房子，經紀人永遠帶你看那兩套，實際上可能有50套在賣。經紀人發到網上的信息幾乎都是假的，把價格標低或者那套房子根本不存在，他吸引你打電話過去，得到你的信息，再不停地打電話給你推銷房子。你沒有買過房，所以經紀人跟你談交易環節的所有流程，你肯定是不知道的，你在這個領域里是“小白”，我怎麽說怎麽算。互聯網最終影響這個行業的發展會有幾個方面，它會讓信息更加對稱，中介怎麽賺錢呢？是靠他的服務賺錢。

在美國，待售房屋的價格都是透明的，你上網搜完以後，在網上解決了信息不對稱，你買房過程中需要更好的服務，一定需要經紀人。因為整個房產的交易過程比較複雜，你不光需要了解信息，而且涉及到坐下來談判、交易、辦手續等一系列的問題。
 
生態系統里面你永遠不要設定誰會存在
 
對個人來說，房地產是大宗交易，一個人可能這輩子買房子只有一兩次，不可能掌握這方面的全部知識，你甚至都不知道什麽房子是好房子，什麽房子是差房子。如果你第一次買房子的時候，我會告訴你，兩房好，還是兩房半好，因為你有了居住體驗之後才會知道，房子的開間應該是四米二好，還是四米五好，不是越大越好。
 
知識的空白和交易頻次低，導致房產服務行業會長期存在，也是服務費能產生的主要原因。但是這種長期存在的行業，是不是就是中國現在這個狀態存在呢？肯定不是。我一直講，房多多做的是生態系統，生態系統里面你永遠不要設定誰會存在，誰不會存在，所以我特別不喜歡聽說誰沒了，誰出來誰就死了。
 
誰都死不了，你一定要把各個角色用他最真實的、最本源的形態搬到這上面來。說到根子上，經紀人服務的好壞，是他能否通過專業知識讓購房者買到滿意的房子，讓售房者滿意地賣掉房子。

以前的交易鏈是房東把信息給到中介公司，經紀人發到網上，我作為買房的人到網上來看，你怎麽保證信息是真實的？有的房地產網站本質上就是廣告。
 
買房子和賣房子的信息對稱 是地產買賣中最關鍵的部分

2001年，我以蘇州一家大型房地產代理公司的創始股東的身份進入這個行業。摸爬滾打快十年後，我發現自己做得比較痛苦。這個行業對參與者而言都很痛苦，消費者信息不全、經紀人收入過低、地產公司推廣成本過高……偏偏又沒有一方認為你對他產生了價值。

我創辦房多多的初心是改變這一切，我想做一個能夠提高房屋買賣效率的平臺。互聯網改變了很多行業，唯獨沒怎麽改變房地產行業，我希望改變這個行業，我希望有一個平臺能夠集合這個行業所有的信息，並為提供更好服務的經紀人使用，讓買房子和賣房子的人能夠充分交流。雖然房子不可能在線上交易，但是我相信交易只是最後的一個動作，最終讓信息對稱，這才是整個房地產買賣中最關鍵的部分。

我一開始跟李建成講，他也聽不懂我到底想做什麽。這不奇怪，他是騰訊出來的，並不了解房地產行業。我用了一年來跟他鼓搗這事，正式幹是2011年，我把原來公司的股份全部處理掉，跑到深圳跟他租了一個民房。其實在做第一套系統的時候，我們什麽商業模式都沒想好，我只是覺得一邊把新房放上來，一邊把所有經紀公司的經紀人放上來，它的效率就能夠提高，當時我們就想著一點，怎麽樣通過這個系統讓賣新房的效率提高，就這麽一個想法。

具體來說，在沒有我們平臺之前，市場上有幾家大的房產互聯網媒體，中介可以在上面發布房源廣告，而我們是幫買房和賣房的人做以交易為導向的真實信息平臺，這是本質的區別。經紀人依靠自己的信譽與服務水平在平臺上生存。
 
建立信用體系是成功的關鍵

在我這個平臺上所有行為我都記錄下來了，每一個行為都產生積分和信用，例如帶客看房次數、成交套數、業主和買家對你服務的好評差評、累計的星鉆冠、你的響應速度、服務專業度、對小區與市場的熟悉程度等等數十個緯度，長期的日積月累會建立起來一個體系。
 
衛哲在阿里就幹了建立信用體系這事，所以他看到房多多為什麽要投，因為我們是有信用體系支撐的。只有把交易的每個環節都搬到我的系統里面來，才能談得上信用體系的建立，這相當於我們把每一個經紀人的行為搬到我這兒來，我才能知道他這個經紀人到底是從善的還是從惡的。

現在，開發商或房東直接把房產信息發給房多多，中介到房多多平臺上提供服務，買房子的人上房多多看房源信息，他要不要你這個中介服務，完全看你的服務評級，如果你服務不好，一天到晚騷擾我，一個差評就能拉黑你，拉黑之後就再也無法聯絡到房東或購房者了。
 
推著推著你的商業模式就出來了

經紀人通過房多多平臺促成交易，我會跟他分成。這種交易模式對開發商、購房者、經紀人、平臺四方都是正向的作用。對中介公司來說，未來比拼的是大家資源獲取的成本和運營的效率，我提供了移動端的平臺，讓他的效率更高。相當於你本身是開實體店的，現在順便在淘寶也開家網店，有兩頭客流過來。

我們的系統做出來以後，沒有變現能力，所以只能靠一個個去推，但推著推著你的商業模式就出來了，因為有的經紀人開始嘗鮮上來了，開發商願意把一些房子放上來，慢慢有了交易以後，我們就有收入，有收入以後，這套東西就慢慢的成型了。

房多多剛開始出來的時候，我跟所有的開發商講他們聽不懂。一邊說服別人，還必須做出交易效果來，這件事起步就難在這。到今天，我們去找開發商，會跟開發商說，我會讓你看到龐大的數據量和你在短期之內實現的爆發式的房屋銷售量。

2012年2月，產品推向市場。2012年我們迅速開了十個城市。2012年平臺的交易額是40億，2013年是400億，今年上半年是500億，今年全年我們的目標是2000億。

我們之前的業務主要是B2B，連接經紀公司和開發商，買房用戶並不知道我們的存在，即使他是通過房多多買到的房子。今年我們開始推用戶端了，之所以現在才開始推，過去沒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讓用戶端的體驗好，一定要把底層基礎做好，如果沒有那麽多人給他服務，沒有那麽多的房源，你讓用戶上來幹嘛？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先推經紀人、先抓房源，然後再做買家用戶。

去年年底，我們推出了房點通，房點通可以將開發商的樓盤項目，直接投放到很成熟的互聯網精準效果營銷渠道上面，從搜索引擎等各個互聯網流量入口平臺找到精準的購房受眾。

房點通對房產媒體廣告模式是最大的顛覆。媒體廣告模式的核心邏輯是這樣的，它在360、百度等流量入口投廣告，采購流量，流量買來，加上自己寫軟文打包高價賣給開發商，買來一塊錢的流量，賣給開發商是十塊錢。
 
開發商對這個沒有感覺，他出1塊錢和10塊錢差別不大。但是，當所有開發商的利潤降到了0.1%的時候，你看它還投不投廣告？房點通是去中間廣告層，我們給開發商做了移動端，開發商按照效果付費的方式把他的廣告通過房點通直接投放到360、百度等流量平臺上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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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創業家”評選活動：《創業家》作為創業、創新領域的第一媒體平臺，每年都要對新冒出來的創業新貴進行表彰，是為“十大年度創業家”。“年度創業家”每年評出10個，獎勵通過產品、商業模式等顛覆性創新，挑戰行業既有秩序，並被公認取得成功的高成長企業創始人。這樣的創始人已有比較高的個人影響力和號召力，未來3-5年有成長為商業領袖的潛能。

歡迎大家一起 參與，評選出你心中的十大“年度創業家”，猛戳點擊評選開始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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