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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之國資改革---沙盤推演誰是上海第一股 Pune的碎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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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之國資改革---沙盤推演誰是上海第一股
本文不涉及具體代碼 只是給上海國資改革第一股畫一個肖像。這裡我一一推演

1.國資改革而非國企改革

國資改革和國企改革是一字之差，但是意思就完全變了。是資本成本的改革外加 企業話事權的改革。

所以大概會有兩個階段

1.Asset的差價（資產注入）

2.效率提升（管理層佔有公司資產後混合所有制 降維攻擊 股份制）

asset的差價是一次性的。比如隱蔽資產

效率提高是長期的 短看半年（@trustno1 說的 費用市值化導致的 費用下降導致利潤上升）

長期看三五年（最典型例子是04年附近的宇通MBO後的效率替身）

2.第一股是政治不是經濟。

上海20條 是模板是全國第一份成文發表的國資改革文件。

這體現上海的改革決心。

月初上海的國資委亦然走馬換將

臨陣磨槍不快也亮 用我口語化的說法是 帥哥 已經赤膊上陣鳥，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目前各地的國資改革都在盯著上海 比如上海的國企三分法已經得到各地的認同

競爭性 功能性 公益性。

這非常的中國特色 我覺得算上海的創新也是旗開得勝。接下來就看具體行動鳥。

國資改革中國資委的地位非常重要。因為涉及國資的重新定價 不出意外國資改革的方案都要國資委審批通過。

這和05年的股權分置還有差別 當時只要流通股股東同意即可。這票 必須國資委同意。

3.何為第一股的成功？

用常識猜測下。

就是 各方滿意 無非是 輿論和股民滿意 國資自己滿意。

那麼KPI是啥？ 初期的應該是 國資委批准後 股價大漲。直接保值增值。

其次後期應該是兩點股價穩步上漲 然後分紅持續。

4.沙盤推演的結論

根據以上123的判斷為基礎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A.2月底3月初會有 第一批或者第一股停牌。

類似05年股權分置改革的關進去。

因為國資改革按照現在的路徑都是集團做方案 報國資委審批

那麼草案出來到審批結束這段時間必須停牌。

B.前期漲幅大的股票應該不會是第一股或者第一批。

因為這是政治問題 不許吃相太難看。

其實

最近坊間其實傳聞很多

比如 某會話事人被老領導叫過去踢屁股。搞不定ipo回去陪老婆買理財產品算鳥。

比如 某副被11郎叫去說 怎麼不給我面子啊 2000都破鳥 破壞大好局面。。。

so這些坊間傳聞真假難辨但是都折射出一個事情 吃相不許難看

這裡的漲幅過大我心目中的尺度是一倍以上+傳聞出來後漲幅最大的。

也就是現在熱門的傳聞股最後不會是第一股或者第一批通過國資委審批的。

國資委沒必要授人以柄 漲幅大的讓他們停幾個月牌要麼要麼發回重新申報 這幾乎是必然的。（昌九事件重演幾乎必然）

這裡重點指出 這裡只討論第一股

以後的事情 漲多了吃相難看了 也不妨 只要皆大歡喜即可。輿論會放鬆跟蹤的 熱點 多了就不是熱點鳥。

C 速度會加快

年前的傳聞是三月底會有人出方案

我相信市場的熱度升溫會有反身性  熱度上身加速方案起草。誰都想搶首功一件 改革急先鋒。

第一個發表草案時政治資本哦

所以不出意外2月底3月初會有 第一支或者第一批股票被關進去 停牌。

以上就是我的沙盤推演

兩個月內見分曉

我眼中的國資改革（國資討論碎片化發言總結） 見薇知築

http://xueqiu.com/4092336327/27876637
我一直很羨慕釋老毛，能寫出那麼悠揚、令人拍案叫絕的文字。我一直也想定期的碼一碼字練習一下寫作水平，但是發現看得越來越透而能寫下去，且不讓自己反感的卻越來越少。所以，整理了一下自己在碎片哥的國資改革群的發言，眾位權且看看吧，輕拍磚頭。

其實國改吧越是央企，越是大，越是眾目睽睽，如果老大想撈名譽比如傅，越是敢動手。因為不涉及個人表面的經濟利益而拍的是上面的馬屁。如果涉及到地方國企，歸根到底，涉及個人利益。等於董事長自己寫方案把多少股權賣給自己，這樣誰都不好意思或者說不知道多少尺寸為好，生怕留了傾吞國有資產的名聲，所以我們都看到，各個集團都狂開改革討論會統一思想，為以免未來出現問題可以賴上群體決策推脫自己的責任。

但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討論出的方案，就是土地財政到頭以後，社會轉型的財政從哪裡來的問題。央企基本上都是各家的地盤，而真正通過股權混合制持有，提高管理層持股比例，促進整體效益，一定是地方的國企。這其中又特別複雜，有些國企股權直接賣，劃轉入資本運作公司，然後在二級市場或者戰略投資者直接賣掉，就是兌現了國資價值。而30%上繳財稅，長期來說是需要能對財政產生長期收益的。這樣一定是不賣，給管理層股權混合所有以後的效率提升帶來的長久的現金流。如格力直接賣給戰略投資者，這是一次性收益，但國資整體提高效率，才是長久的標的。基於此，我個人比較看重即使在現有國資體制下，已經表現出管理活力，未來通過國資整合，提供給管理層廣大權限和整合資源的公司。只要管理層的利益和國資一致，釋放出的動力，會造就中國的雀巢、卡夫。因為未來很長時間都是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過程。

說到市場走勢，未來會怎麼樣，很難說。但是我看到的是，十八屆以後，保險公司請了基金管理人去掌舵投資，保險公司的權益類投資在放開，新農保和城鎮居民保在對接，為了走私有化道路保住整個階級的既得利益財富，上面反腐並且開始支付社會保障對價。而我們能參照學習的道路只有美國，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處於美國70年代養老年金還沒有開始入市的轉折點。反腐和社會保障對價明顯是從本屆開始的。我個人認為，出現這種結果，和個體區別並沒有關係，而是社會各個層面都表現出要崩盤的特徵，導致最高層認識達成了一致——妥協，然後本屆才被賦予了深耕國內民生的使命。!@#$%^&*() ......綜合種種，讓高層打成了一致意見，妥協，深耕國內民生，同時混合所有制提高效率，為后土地財政時代轉型搞錢。

在石化央企改革第一炮之後，地方國企才剛開始，地方國企的管理層的猶豫、試探、徘徊，都很正常。但是混合所有制，私有化率的提高導致效率的提高是必然的。所以在A股下跌那麼多年後，如果有好的還在底部的具有品牌護城河和一定活力的消費品企業，我覺得值博率非常高。預期整個市場的水位會隨著效率的提高而整體提高，也就是所謂牛市。具體品種，由於本人隸屬的投顧公司管理著雪球私募工場的陽光私募基金，不方便討論。但是可以說明的是，統計顯示，牛市最後漲的最多的，一定是市值小、價位低的股票。通過效率提升，資產注入，管理層利用集團的資源，為自己也為國資和我們其他股東的股權謀福利。尤其對於那些管理層沒有利益，導致那麼多年坑蒙拐騙致使上市公司常年利潤很差股價常年下跌、但是並不會折損現金流的本源體的企業，感覺能夠很簡單的確定邏輯，長期就能獲得超平均水平的收益。

最後，青海 新疆 西藏等偏遠地區的老大們都比較懶、比較楞，但是搞起來都比較貪比較猛，喜歡超額收益的朋友不妨關注。

另外，雪球私募工場和我們同期啟動的陽光私募不少，提示下以後的監管越來越嚴格（會裡新成立的三個處都不是吃乾飯的...），合規性要求越來越高，大家必須遵紀守法，才能基業長青。

國資，深圳的秘密槓桿

http://www.infzm.com/content/99329

這些在GDP佔比中體量微弱的國資，卻在政府的算盤裡顯示了驚人的能量——他們將融來數以百億的資金，撬動數千億元投資。

對深圳來說，與如何讓這些國資「保值增值」或者進行所有制改革相比，更重要的是如何讓國資與土地一起成為城市建設最重要的組合槓桿。

「你說這次國資真的要退出嗎？會一刀切嗎？」任職於深圳市某區屬國資企業的陳輝，反覆詢問南方週末記者。

今年43歲的陳輝在國企工作了20年，十年前已經下過一次崗——深圳市在2001年至2005年推動了一輪大規模國企改制，涉及全市34家市屬一級企業、260多家二級企業和大約6萬名國企員工。當時已是中層管理人員的陳輝「買斷工齡」，離職走人，隨後跳到了一家區屬國資控股平台。

十年之後，新一波國資改革浪潮再次到來，焦慮的陳輝沒有想到，本輪改革方向悄悄發生了微妙變化。

「2013年深圳的國企收益對GDP增量的貢獻不足5%，但國企所發揮的社會效益和公共服務功能超過許多國資佔比更高的城市。」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張建森說。他曾經親歷深圳國資的多項改革，並參與十二五規劃課題研究。

這正是當下深圳國資的秘密所在——正是這些在GDP中佔比微弱的國資，撬動著每年數千億元的投資。

在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國資作為資本槓桿而獲得了新的意義。對深圳來說，比如何讓這些國資「保值增值」或者進行所有制改革更重要的，是如何讓它們融來更多資金，撬動更多投資。

沒有多少國資了

經過十年前的那波所有制改革後，深圳已經沒有多少國資了，在競爭性領域中基本上「退無可退」。

與其他地區相比，深圳的國資改革比較特別。

「這一輪改革，市屬企業中有幾家小型公司準備改制上市，區屬企業應該會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一位接近國資系統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這是因為，經過十年前的那波改革後，深圳已經沒有多少國資了。

福田區國資委向南方週末記者提供的書面回覆顯示，該區目前僅有兩家國有獨資企業，分別管理區內的體育場館和技術產業園區，國企管理層及員工不足20人，實際上在競爭性領域中已經「退無可退」。

在深圳其他幾個區，情況也大同小異，「沒有多少可退出的企業」。

「如果說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第一個階梯的話，那麼深圳早在十年前就已經跨上了這個台階。」張建森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目前深圳的國資監管體系已經相當規範和制度化，而且比較好地做到了國資管理中「管得住」與「管得活」之間的平衡。

一位曾經參與過多家國企併購與投資評估的專業人士，也贊成這種說法。

該人士是國資系統備案的行業內專家。據其透露，每次項目評估，國資委都會從「專家庫」隨機抽取各領域的專家，按照一系列制度流程進行評估。他說，「最近就有一個國企的房地產交易項目被否決了，因為擔心有國資流失的風險，專家們一致否定。」

在張建森看來，已經跨過所有制改革「門檻」的深圳國資系統，需要尋找的是新的制度和理念突破：比如在監管理念上從「資本回報管理」向「社會效應評估」的轉型。

「比如深圳現有的國企大多集中於公共服務領域。那麼除了投資回報之外，你能不能給普通市民一個看得懂的量化指標，讓他們能清晰地看懂這些國企究竟有沒有做好自己的社會服務職能？」

張建森表示，在深圳的十二五規劃中已經提出，國有企業應該開展「社會效益和社會效應」的綜合評價，但目前還沒有進一步細化和深入研究。

驚人的融資能量

以機場、港口和地鐵等優質資產為依託的新投融資平台，與深投控共同承擔起為政府分憂找錢的重任。

這些在GDP佔比中體量微弱的國資，卻在政府的算盤中顯示出了驚人的能量。

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一份2012年深圳市政府項目投資預算顯示，2011年政府投資項目781個，預計五年內總投資高達3725億元。而在第一年就要掏出的447億元投資中，納入財政預算支出的僅185億元，政府統籌融資的規模則高達200多億元之巨。

所謂政府統籌融資，就是利用深圳市在2011年整合組建的三大投融資平台：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深投控）、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地鐵集團）和特區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特區建發），向金融機構和全社會進行融資。

2012年，三大投融資平台中，特區建發融資94.6億元，深投控融資91.2億元，地鐵集團融資14.2億元。

值得回味的是，十年前深圳第一輪國企改制的一項巨大成就，便是政府費時費力將當時存在的三大國資控股平台整合為一家：深投控。但僅僅幾年，深圳市屬國資平台竟然又回到「三國」模式。

對此，一位接近國資系統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闡述了這一改變的背景：2012年的深圳大運會耗資不菲，令財政系統吃緊；同時由於原特區內開發空間用盡，未來的經濟發展重心轉向特區外的新區，而新區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投入巨額資本，這更令本不寬裕的財政系統難以支撐——可資佐證的是，公開數據顯示，2012年深圳市財政將全市投資計劃76.7%的資金投向了「原特區外新區建設」。

此時，作為市屬唯一投融資平台的深投控「獨木難支」——2012年末其總資產不足1700億元，自然難以支撐深圳市十二五規劃高達3725億元的市政項目投資總額。以機場、港口和地鐵等優質資產為依託的新投融資平台，便應運而生，共同承擔起為政府分憂找錢的重任。

公開資料顯示，正是在2012年7月，深圳市國資委與建行、工行等五家銀行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為市屬國企獲得了合計4600億元的綜合授信額度。

「從深圳市長遠發展的規劃而言，不能說這種模式不對；但是從國資管理和風險控制的角度而言，未來深圳的國資管理系統顯然要承受更大的壓力。」該人士這樣評價。

實際上深投控內部的人士也有著類似的擔憂，「2012年之後，政府把一百多項公共設施建設項目交給我們負責融資，問題是這些基建項目大多是沒有收益或收益不高的，到時候拿什麼去還？」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作為補償，市裡劃了幾個工業園區讓其負責建設和管理，希望通過房地產銷售和出租收益償還融資本息。

這樣的方式，讓多年致力於推動深圳市政府預算公開的君亮資本創始人吳君亮深為擔憂。

「幾千億的投資，幾百個項目，政府又不是神仙，他們怎麼管得過來？」剛看到這個龐大的投資規劃時，吳君亮就嚇了一大跳。隨手翻開項目投資預算中的細目，他又對南方週末記者發出了一連串的疑問：

「一段道路的前期研究動輒幾百萬上千萬，到底研究出什麼東西來了？」「一個招待所一年經費上億，它為深圳市民提供了什麼服務？」

對於國企為市政項目建設承擔融資的「社會功能」，吳君亮認為，在如何公開透明地運營，以及進行業績評估等方面，對深圳都是巨大挑戰。

國資經營與「經營國資」

一種以「國資槓桿」融資，再以土地來還債的「滾動融資」模式由此形成。這正是中國過去30年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形成的獨特的「城市經營」模式。

經由「國資經營」向「城市經營」的演變，深圳國資漸漸形成了兩層。

第一層是國資管理部門作為「股東代理人」，對國企的經營管理履行股東職責並享有相應權利（如人事推薦和分紅權等）。

在這個層面上，深圳自1987年到2005年的18年改革中，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套「國資經營」管理模式；

第二個層面，則是地方政府利用國有資本槓桿撬動社會金融資本，完成規模龐大的城市建設和產業升級。

在歐美等市場經濟國家中，政府除了市政債券等金融工具外，並沒有多少「資本運營」的空間，因而其擁有的少量國企也大多只是提供一些公共服務。而在中國過去30年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許多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資源和國有資產這兩大「資本槓桿」，形成獨特的「城市經營」模式。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國企的盈利收入對於政府而言，遠不如資產規模的擴大重要。因為，只有以龐大的國有資產規模為投融資平台，才能撬動更加龐大的資本投入。

國資規模在最近這些年的迅速飆升，則來自政府將不斷增值的土地資產納入國資體系。

由此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種以「國資槓桿」融資，再以土地來還債的「滾動融資」模式，撬動資本進行城市建設。

深圳的新一輪國資改革，圍繞著「經營國資」而展開。

第一份國資賬本

在2014年的深圳兩會上，政府首次拿出了全口徑預算，讓國資徹底入賬。

政府給出的新賬本，是最新的讓人眼前一亮的動作：在2014年的深圳兩會上，政府首次拿出了全口徑預算，讓國資徹底入賬。

這是指，在2014年提請市人大審議的政府預算草案中，除了常規的政府部門預算和項目預算外，還多出了三張新穎的面孔：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社會保險基金預算。

在包含了四本預算的《政府全口徑預算》解讀中，市財政委寫道：「四本預算之間既保持完整性和相對獨立性，又保持相互銜接，如政府性基金、國資預算收益可調入至公共財政預算，同時部分地方政府因社保基金預算收不抵支，也從公共財政預算中安排資金彌補其支出缺口。」

而在關於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解讀中，市財政委回顧了國資入賬的過程：自1995年深圳通過特區立法頒佈全國首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以來，至2011年開始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並在其後數年中將其納入政府預算體系，提交人大審批。

其中，市財委多次強調自1997年市人大審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以來，人大監督對「完善預算制度、規範預算行為」的重要作用。

南方週末記者在此前採訪中亦獲悉，與某些城市人大預算審查常常「走形式」不同，深圳市人大的預算委委員，多年來在預算審查中極為認真，而且多次在兩會中提出相關改革提案。

早在深圳第一輪國企改制基本完成的2005年，深圳市人大計劃預算委委員戴毅便發表署名文章指出，從建立國資管理體系8年多的實踐經驗看，深圳國企「沒有從根本上擺脫舊有體制下的通病」。

在分析了一系列令人觸目驚心的國企管理人員造假和貪腐案例，並提出了簡化國資委託代理關係、規範出資人行為、強化國資經營監督體系等對策後，戴毅在文章結尾強調指出：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的監督主體應是最高民權與民意機關——人民代表大會。

為此他呼籲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有資本預算制度」，將此前人大對國資經營的「部分審議」完善為「全面審議」，把國有資本預算納入公共財政預算體系，「讓人大用資本預算制度來衡量新國資機構的工作成績並建立約束」。

時隔九年之後，這一呼籲終於以「政府全口徑預算」的形式在深圳成為現實。

透過2014年最新出爐的國資經營預算草案，可以看到深圳未來一年的國資經營安排。

預算草案顯示，納入預算的9家國有獨資公司和11家國有控股公司，預算收入和支出均為約21億元。

這21億元的預算收入，是指市屬國企在實現200億元的經營利潤前提下，繳交所得稅和提取公積金後，在剩餘可分配利潤127億元中，按國有股權比例獲得67億元利潤收益，再按30%的比例納入預算。

從國企利潤的繳交比例而言，深圳市屬國企已經位居全國前列，但由於其中相當部分利潤還將返還國企系統，因此財政預算能夠支配的比例並不高。

而在國資預算支出方面，可以看到，除了少量社保資金劃轉和援疆建設等支出外，高達19億元的國資預算支出，被用於新建投融資平台特區建發的註冊資本及資本運作。

這顯示了深圳市政府對於新投融資平台建設的急迫之情。但是，對於這家「新型城市綜合開發運營商」到底在開發運營哪些市政項目，又具體運用了哪些「創新融資方法與手段」，南方週末記者改採訪的多位人士均表示「不太瞭解」。

「儘管還有著這樣那樣的不足，可是作為國資預算的首次公開亮相，它的意義仍然值得肯定。」吳君亮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輝為化名）

國資之「混」：混合的混，混沌的混

http://www.infzm.com/content/99699

由誰來混誰？混到哪一級？怎麼混？在新一輪以「混合所有制」為重要標誌的國資大改革中，雖然中央給出了方向，但細節卻至今仍是一片混沌，這讓改革的未來變得令人擔憂。

似乎每隔十年，國資改革便會迎來一次大變局。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明確了增強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開始推行政企分開，放權讓利，以及利改稅等改革；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自此圍繞國企產權改革，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抓大放小，進行股份制改造，國企數量從1998年的23萬多家減少到2002年的15萬多家；

2003年國資委掛牌成立，刷新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國有企業間兼併重組，做大做強，數量進一步減少到11萬多家，央企減至113家，卻控制了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逾80%市場份額；

又一個十年之後的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新的改革方向——混合所有制。

2014年，央企和地方國資聞風而動，中石化啟動銷售業務重組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中石油擬將搭建六個合作平台引入民資推進混合所有制；國家電網確定直流特高壓等三個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領域；上海綠地借殼上市、中信集團於H股實現整體上市；廣新控股敲響廣東國資改革「第一拍」；河北省國資委要求其監管企業每年吸納社會資本不少於上年淨資產規模的3%-5%……

但與這種積極、高調的市場姿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14年兩會上各界代表們對混合所有制的「真心話」，他們不約而同都心有顧忌。

國企代表擔心國有資產流失的「政治風險」，華電集團公司前總經理云公民稱，「我們國企的老總一定要十二分地小心，國企之間自己混合是安全的，國資不會流失，民企來了就容易出問題。」國電集團原總經理朱永芃則表示：「我其實特別支持混合所有制，但我們也確實有這方面的擔心，不敢混合。回收資產的時候，多了少了怕說不清。」

民企代表們則擔憂混合是為國企圈錢做嫁衣。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表示，「你抓一頭鯨扔到鍋裡，叫我撒一把鹽巴下去，我沒有那麼多錢買鹽巴啊。我沒有錢，我也不敢。」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後均表示，沒有控股權就不會參與國企改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近日調研後總結道，「混合所有制怎麼搞，國企心裡沒數，民企心裡沒底，當年一些民企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最後成『關門打狗』，最後人財兩空。這種事情不解決，對民企來說參與混合所有制可能是個陷阱。」

以大膽敢言著稱的華遠房地產任志強更直言混合所有制是個執行不下去的「偽命題」，「什麼叫混合制，定義是什麼呢？有1%是不是算混合？」他認為，混合的結果，不是國有的侵吞民有資產，就是民營的侵吞國有資產，不會有第三種結果。

同一個概念，不同的路線

中央給出了一個模糊的方向，而持不同意見的派別則各取所需式進行解釋，讓混合所有制的未來走向也變得很不明朗。

混合所有制最早作為官方表述，是在1997年黨的十五大上，由時任總書記江澤民提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新表述是，「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

經濟學家吳敬璉近日對媒體說，三中全會啟動的改革，是按先易後難的順序，「有共識的先改，有不同意見就要放後了。國企改革有一點共識——混合所有制，但什麼叫混合所有制，怎麼搞混合所有制，其實並不很一致。」

國有企業改革被公認為中國經濟改革中最難的環節之一，難就難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各界缺乏共識。據一位國資委人士透露，在討論三中全會的決定終稿過程中，對於是否要寫進「混合所有制」，要不要加「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前綴，高層也是有爭議的，「討論來討論去，最後高層一致認同目前這個提法」。

《國有資產法》起草小組成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也認為，三中全會對於國企改革的目標並不明確，幾乎沒有路線圖，對最敏感、最有爭議性的問題做了低調處理，「只是提出了一個模糊的方向（指混合所有制），這個方向是前期國企改革後的妥協。」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在此背景下，各方人士對混合所有制自然有著各取所需的解讀和希冀。

對主張國企產權改革的一派來說，混合所有制重新燃起了他們打破產權壟斷和市場壟斷的希望。張文魁用「蹉跎歲月」來形容過去十年的國企改革，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諮詢研究部副部長（名字？）則用「朝花夕拾」來描述當前的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從管資產到管資本，員工持股，這些問題無論從理論界還是實務界，都是十年前甚至十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來並且操作的，大家自然會問一個問題，時間都去哪兒了，這十年我們都幹什麼去了？」

李曙光認為，混合所有制這個妥協結果使國企改革的病根再次落到了產權問題上，其真實目的是產權改革，「混合就是把國有獨資、國有一家獨大、國有控股的產權結構給改了，是要用產權結構的變化帶來市場主體的公平平等的競爭環境」。

而對於另一方來說，混合所有的題中之義卻是三中全會決定中的「放大國有資本」。

《環球時報》近日在題為「為國企改革劃定紅線」的評論中，借用《共產黨宣言》所強調的「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指出國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和支柱，國企的不斷發展壯大是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最重要保障。

正因為中央規定模糊，而持不同意見的派別則各取所需式進行解釋，讓混合所有制的未來走向也變得很不明朗。

張文魁警告說，混合所有制不能搞成合夥壟斷，搞成收編民營資本，搞成新的公私合營、新的社會主義改造。「混合所有制本來是讓民營資本來改造國有企業，如果搞反了，讓國有資本改造民營企業，這就反過來了。」

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趙農近日對媒體表示，他對混合所有制持「謹慎悲觀」的態度，「往積極的方向走，會把一些經營性的國有資產的資本轉化成為社保資金，逐步進行退出。更悲觀的角度是往另一個方向演變，少量的國有資本可以控制更大的社會資本，同樣納入到行政性壟斷的範圍之內。兩種可能性都存在，後者的可能性會更大，道理何在？因為政策的制定權掌握在國有資本與公權相結合的部委、部門手中。」

國資委也還在研究

一位國資委人士透露，國資委內部形成的共識是，「不是利益制衡，很難做到真正的制衡」。但具體到混合所有制的領域、比例和結構，均非常複雜。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但作為集央企出資人和監管者於一身的國資委內部，對於如何落實上述政策，其實也並不清楚。一位國資委人士近日在一次內部分享的場合說，「實事求是地講，現在很多概念我們還沒有研究得很明白，正在研究。」

據國資委人士介紹，三中全會決定出來之後，國資委內部花了幾個晚上把國企和國資監管如何改革的問題，歸納為7大類33個題目，分別加以研究，「三中全會對於國有企業改革的論述和提法有很多閃光點，但是這怎麼去量化、去設計，這需要很多智慧。我們要設計的是未來八到十年的改革方案。」

按這位國資委人士的理解，混合所有制的涵義是國有和非國有的混合，而不是國有與國有之間的混合。為什麼現在提混合所有制，一個重要原因是通過產權的多元化完善國企的公司治理結構。

在他看來，目前國資委旗下113家央企，絕大多數是國有獨資企業，從2004年起，國資委推進國企改革的重要舉措是董事會試點，即國資委向社會公開選聘或邀請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出任央企的外部董事。外部董事可以在董事會行使重大事項的監督否決權，從而防止「一言堂」。

但十年下來，國資委搞的董事會試點的效果並不理想，比如外部董事基本不對重大投資投否決票。究其原因，是外部董事、內部董事全都由國資委任命委派，大家為同一個利益主體負責，「傷面子、傷和氣的事外部董事也不會提」。

曾任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總經理的李永安，近日也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直言，國有企業董事會完全是走形式，「董事會首先不是股權多元化，總經理也不是董事會聘任和委派的，董事都是退休的，不是出資人，你這樣搞董事會有什麼意義呢？現在央企裡面還有三駕馬車——董事長、書記、主席，都是上邊委派的，這哪有效率？」

上述國資委人士透露，國資委內部形成的共識是，「不是利益制衡，很難做到真正的制衡」，要在企業董事會內部形成有效制衡，必須利益多元化，讓不同的利益主體在董事會裡發揮作用。

但問題在於，具體到混合所有制的領域、比例和結構，均非常複雜。比如混合所有到哪一層級，僅國資委下屬的113家央企集團公司旗下二級公司就有幾千家，三級公司達到數萬家，究竟在哪個層面混合尚有爭議。

一種意見認為，混合所有制要在一級公司，即國資委監管的113家集團公司層面改革。但反對者則認為它們是代表出資人意願的平台公司，多元化應該在面向市場的企業實施。不過，在反對觀點內部，進一步的分歧是，應該在二級公司混合還是二級以下公司全都實行混合所有制。

其次，國有獨資企業搞混合所有制時，是引入民營資本，還是民營企業，是引進金融資本，還是產業資本？混合所有制必然涉及國有控股或者非國有控股，哪些行業變成國有控股，哪些非國有控股，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

上述國資委人士介紹，對於「不屬於重要行業」的央企，改革思路是進一步深化股份制改革。目前央企有378家上市公司，地方國企控股的上市公司681家，一種改革設計是把其中已實現整體上市的企業的母公司撤銷，因上市公司中股權已經高度多元化。但這一方案的問題在於，很多企業國有股權比重太大，國資委正在研究，是否將國有股權拆分出一部分進入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去運作。

還有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包括，還要不要搞國有獨資，如果在一級集團層面保留國有獨資，其董事會怎麼搭建？

「乾淨的出資人」與三類平台

「這表明國資委將不再既當老闆（出資人），又當婆婆（監管人）」。

三中全會決定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一個重要提法是：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

國資委人士介紹說，這段話的核心是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將從管企業到管資本，要害一是改組和組建資本運營平台，二是分類監管。

李曙光認為，這表明國資委將不再既當老闆（出資人），又當婆婆（監管人），要做「乾淨的出資人」，「一邊履行出資人職能管著企業，一邊又是監管人，制定法律法規，幫著處理企業的產權糾紛，這明顯存在利益衝突」。

原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陳清泰近年來一直主張國有資產資本化，他認為政府把國有資產資本化委託給以社保基金、匯金公司、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為代表專業機構來運作，使國有資產由實物形態轉為價值形態，可實現三個解放：一是國有資本持有機構和企業建立「股東-代理人」關係，解除政府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使企業「有股東、沒婆婆」；二是資本化的國有資產流向資本回報更高的部門獲取更高的投資收益，解放國有資產的流動性和效率；三是解放政府，使政府擺脫與企業無限責任的關聯關係，可以站到超脫地位進行市場監管，提供公共服務，公平對待各類市場主體。

據上述國資委人士介紹，針對三中全會提出的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資委內部正在設計但還未確定的方案（註：這個方案目前披露合適嗎？），是成立三類資本平台公司，一類是在公益性的、保障性的自然壟斷行業成立產業投資公司，比如中石油、中石化、電信公司，「這一類產業的特點非常明顯，就是一個專業的主業，數量不多，強調保障、公益和產業研發創新力量，國有資本要獨資或絕對控股」。

第二類平台公司是國有資本投資控股公司，改組或組建一批投資控股型的集團公司，類似於華潤、保利、招商局這樣的企業，它們不做產業運營，底下若干個多元化的子公司，目標是保值增值、資本回報最大化，更強調投資的功能。

對這類公司，將來國資委作為出資人，將把現有一部分權力讓渡給平台公司，授權它用市場化的手段去管理企業。具體讓渡哪些權力，國資委人士介紹，現在央企的考核、薪酬、投資權、人事權都是國資委和其他政府部門在管，按照上述三中全會「有條件的」的提法，他理解這個有條件主要是指是否市場化，比如有市場化的能上能下、能進能出、能高能低的用人制度，才把人事權讓渡給它。但同時他也坦承，「現在央企一把手是中組部管，副職是國資委管，還涉及很多問題，所以改革是很難的。」

第三類平台公司是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更強調對股權的管理，包括一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權可以放到國有資本運營公司，通過資本手段運作這些股權。

該人士介紹，在設計方案中，將來大約會設立八至十家投資控股公司，和三至五家資本運營公司，一家資本運營公司可以注入八至十家國有企業資本。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的功能，體現了從不同類型的國有企業的實際出發，分類改革監管。

國資委人士介紹，分類監管的原因是國資委一個部門面對這麼多的企業，用一個標尺不利於科學化的監管，但這個問題的爭議最大，一開始國資委將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定為逐漸形成公益性與競爭性國企兩種類型，後來又分成公益性、保障性、商業性，最近又有觀點提出應分為公益性、壟斷性、競爭性三類。

無論如何分類，一個難題是有的企業兼有幾種特徵，該如何劃分，比如中石油、中石化既有保障性功能，又與全球巨頭競爭。

李曙光直言，這類交叉重疊的劃分標準沒有太大價值，他主張在現存國資委（針對工業國有資產）外，另外建立針對金融國有資產、土地和礦產等資源性國有資產，以及文化產業國有資產的三個國資委，在此基礎上再按產業分類監管國有資產。

思考的碎片---20140612 國資改革必須避免家化悲劇 Pune的碎片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54e96a0101h2nr.html
早上碰到@巴菲林奇小厄姆 

上海國資開啟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幕 民資入場時機到？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98142

本周一（6月7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印發了《關於推進本市國有企業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若幹意見（試行）》的通知，以推進上海市國有企業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這份意見明確提出，上海國資改革的主要目標是經過3-5年的推進，基本完成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除國家政策明確必須保持國有獨資外，其余實現股權多元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企業股權結構進一步優化，市場經營機制進一步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一步完善，國有經濟活力進一步增強。 如何實現混合所有制？意見提出了9條具體措施，分別是：推進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優化國有企業股權比例結構，加快開放性市場化聯合重組，實施股權激勵和員工持股，明晰企業改制重組的決策程序，規範財務審計和企業價值評估，堅持市場決定對象和發現價格，平等保障相關利益主體合法權益，完善國有企業改制的政策和環境（逐條詳解間後文） 目前，上海多家市屬國有企業的國有股權依然占比較大。例如作為中國最大港口集團，上港集團董事長陳戌源稱上港集團國有股成分事實上有90%，真正市場流通僅有10%，股份調節空間還很大。 有評論提到，上海國資借此契機引入民營資本，既有助於提升企業競爭力，又能讓上海騰挪出空間扶持重點產業，有助於轉型升級發展。 在地方國資系統中，上海國資是地方國資國企的重鎮。2012年，上海市國資委系統企業資產總額占全國地級國資委系統企業總和的九分之一。 截至2013年底，上海市國資委系統混合所有制企業已占系統企業總戶數的63%、資產總額的55%、主營業務收入的83.5%、凈利潤的92.4%。 在去年12月，東浩集團將與蘭生集團實施聯合重組，此為上海新一輪國資改革的“第一單”。在更早前，上海就已經出臺了國資改革20條——《關於進一步深化上海國資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內容涉及國企分類監管、國資流動平臺搭建、股權激勵擴容等細則。 今年1月，上海城投控股獲得國內PE巨頭弘毅投資近18億元的投資，從上海城投接手了城投控股10%股權。此事具有標誌性意義，是此輪國資國企改革啟動後混合所有制改造的首個案例。改制後，上海城投總公司的股份由56%降為46%。弘毅占10%，成為第二大股東，並參與法人治理。 上海國資概念股包括：上海機場、航天機電、上海建工、上海貝嶺、東方創業、金豐投資、新世界、棱光實業、龍頭股份、三愛富、號百控股、飛樂音響、飛樂股份、強生控股、中華企業、交運股份、亞通股份、華域汽車、上實發展、蘭生股份、友誼股份、上海九百、上工申貝、上海醫藥、氯堿化工、上海物貿等。 下為上海國資家底（來源於21世紀經濟報道）： 意見逐條解讀（來源於自貿區郵報分析員王道軍） 關於推進本市國有企業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若幹意見（試行）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積極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要求，根據《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深化上海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現就推進本市國有企業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提出如下意見。 一、指導思想 以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引，以促進各類所有制經濟相互融合、共同發展為導向，以發展公眾公司為主要實現形式，實現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與優化國資布局結構、實施開放性市場化聯合重組相結合，與推動國資有序流動、盤活用好國有資產相結合，與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相結合，為上海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二、基本原則 （一） 堅持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 （二） 堅持市場導向改制轉型。 以市場化、專業化、國際化為導向，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立足改革轉制增強活力、創新轉型增強核心競爭力，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市場經營機制，加快轉變發展方式。 【解讀】一名國資專家告訴澎湃新聞，企業改制轉型的決定因素在市場，要看能否推動企業增強活力、提高效率，而不是以國資委的意誌為決定。假如改革繼續是政府在推動，甚至重組整合“拉郎配”，改革的目的肯定會放空。這就是為什麽要強調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三） 堅持依法規範公開透明。 遵守國家法律法規，遵守市場經濟和企業發展規律，既解放思想、改革創新、大膽實踐，又完善制度、規範程序、加強監管，維護各類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 （四） 堅持統籌兼顧穩妥推進。 加強頂層設計、統籌安排、系統推進，積極發揮資本流動平臺作用。充分調動和激發全社會支持和參與改革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職工可承受的程度相統一。 【解讀】文件提出了積極發揮資本流動平臺作用。目前，上海國際集團和上海國盛集團已經成為上海市確定的兩個國資流動平臺，相關方案基本成熟。韓正3月19日在上海市國資委調研時指出：“國資流動平臺建設是具有戰略意義、長遠作用的基礎性改革，國資改革探索了很多年，終於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平臺是關鍵的一招。” 上海國資系統一名權威人士表示，“原先我們對國資流動平臺的理解只是局限於對上市公司的股權運作，而現在的方案並不完全只是股權運作，還包括一些非上市公司開放性市場化重組的業務。” 三、主要目標 經過3-5年的持續推進，基本完成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除國家政策明確必須保持國有獨資外，其余企業實現股權多元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企業股權結構進一步優化、市場經營機制進一步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一步完善，國有經濟活力進一步增強。 四、具體措施 (一）推進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利用國內外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具備條件的企業集團實現整體上市，成為公眾公司。發揮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資源整合優勢，推進競爭類企業主營業務資產、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競爭性業務資產上市，提高證券化水平。加快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經營機制市場化。探索建立特殊管理股制度，試點設立優先股。 【解讀】明確提出，三類企業都要推動核心資產上市，提高企業證券化率水平。除一些科研院所和投資公司之外，目前上海市屬大型國企均有一家或多家上市公司，例如光明食品集團就有金楓酒業、海博股份、上海梅林、光明乳業4家上市公司，上海華誼集團則有三愛富、雙錢股份、氯堿化工3家上市公司。隨著改革的推進，這類企業資產註入的可能性非常大。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了“特殊管理股”的概念，並且說明，“特殊管理股”是針對已經轉制的重要國有傳媒集團設置的。一般認為，不論有多少普通新股加入，特殊股權的持有者都不必註入新的資金，仍能保持自己所持股權在決定重大事務時具有足夠的發言權與決定權。 （二）優化國有企業股權比例結構。 根據不同企業的功能定位，合理設定國有股權比例，優化股權結構。負責國有資本運營的國有資本管理公司，保持國有獨資；負責基礎設施和功能區域開發建設、提供公共服務和保障改善民生的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國有企業，可保持國有全資或國有控股；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中的國有重點骨幹企業，可保持國有控股或相對控股；一般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按照市場規則，根據發展實際，有序進退、合理流動。 【解讀】上海國企中，資本管理公司主要是上海國際集團、上海國盛集團等。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國有企業主要是上海地產集團、上海申迪集團、上海臨港集團、上海久事公司、上海城投公司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中的國有重點骨幹企業主要是指上汽集團、上海電氣集團、東浩蘭生集團等。 此文件明確一般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可以有序進退，也就是表明這類企業可以國資不控股或者直接出售。 （三）加快開放性市場化聯合重組。 支持國有企業通過合資合作、戰略聯盟等方式，聚焦產業鏈、價值鏈，與各類所有制企業實施雙向聯合重組。支持國有企業通過證券市場、產權市場等引入各類投資主體參與改制重組，投資主體可用貨幣或實物、知識產權、土地使用權等法律法規允許的方式出資，支持國有資本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用事業運營項目，可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引入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等非國有資本參股。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在企業經營管理中積極發揮作用。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 【解讀】上海國企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方向應該是聚焦產業鏈、價值鏈，和產業相關，這點文件已經明確。 通過證券市場、產權市場等引入各類投資主體參與改制重組，在公開市場進行，這點很重要。 上海國資相關人士此前向自貿區郵報透露，在新一輪的國企改革中，上海將探索國有土地在劃撥過程中“作價入股”。在這個方面上海將不再出臺相關政策規定，而是采取企業一事一議的辦法，“比如一些政府平臺公司，還有一些需要整體上市的企業，都可以探索土地作價入股。” 一名知情人士此前告訴自貿區郵報，本輪國資國企改革中，公共服務類企業改革的市場化，主要實現形式是特許經營。按照相關計劃，上海將探索、建設形成有效、公平、合理的良性公用事業定價機制，完善特許經營制度設計，以“利益平衡、風險分擔”為原則，加強政府監管，對公共服務業進行市場化改革。 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應是文件的亮點之一，這就意味著今後將出現國資不控股企業。 （四）實施股權激勵和員工持股。 鼓勵整體上市企業集團的經營者、技術管理骨幹實施股權激勵；符合條件的競爭類企業集團及下屬企業完成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後，可實施股權激勵。實施股權激勵的企業應同步建立業績掛鉤、財務審計、信息披露、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約束機制；同步建立職工收入正常增長、工資集體協商和困難職工幫困托底機制。鼓勵國有及國有控股的轉制科研院所、高新技術企業對重要的技術和經營管理人員實施股權和分紅激勵。混合所有制企業按照國家規定探索實施員工持股。 【解讀】目前上海國企中實施股權激勵的企業僅有光明乳業、上海梅林等少數幾家，上海建工、上港集團、上汽集團等實行的是中長期激勵，算是激勵基金。此文件明確了股權激勵的條件和要求。 上海國資系統相關人士此前曾說，目前在上海國資系統，長效激勵機制主要有現金激勵和股權激勵兩種模式，其中70%多采取的是現金激勵。 該人士還透露，按照相關計劃，那些充分競爭性行業公司，以及人力資本要素貢獻占比較高的科研院所、高新技術企業試行員工持股的可能性比較大。 5月7日，上海國資系統東浩蘭生集團旗下的蘭生股份（600826）發布公告稱，將在貿易板塊實施改制，試點員工持股。 “按照國務院國資委的設計，要圍繞勞動、知識、技術、管理等，對國企管理團隊、技術骨幹探索多種激勵方式。這個方面，國資委是鼓勵的，今年或許會出臺相關辦法。而對員工持股，或者全員持股，需要進一步研究、規範。目前在這個方面的態度則比較謹慎。”該人士稱。 （五）明晰企業改制重組的決策程序。 企業改制重組應履行法律法規明確的決策程序。市管企業改制重組，由本市國資監管機構根據優化國資布局結構的要求和企業改革發展的設想，提出方案報市政府同意後實施；集團下屬企業改制重組，一般由集團公司決定，重要子公司改制重組方案報本市國資監管機構備案，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按規定程序執行。改制重組涉及公共管理事項的，須報政府有關部門審核或征求意見。實行經營層、技術管理骨幹持股方案，須經企業董事會或黨政班子集體討論，履行職工（代表）大會民主程序，並按照產權管理關系上報一級核準。由集團公司批準的持股方案，報本市國資監管機構備案。所涉企業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參與改制重組方案決策。 【解讀】文件明確市管企業集團改制重組需要市政府同意，下屬企業改制重組集團可以自主決定，不過有的也需要報國資委備案。這等於給了企業一定的自主權。 涉及公共事業的企業，還得相關部門審核，比如申通地鐵集團，除了國資委監管，上海市交通委也參與管理。 （六）規範財務審計和企業價值評估。 企業改制重組前，由產權持有單位聘請具有資質的不同專業機構實施財務審計和價值評估。財務審計涉及影響資產價值的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和已核銷的資產損失，由決定或批準單位認可並落實責任。改制為非國有控股公司的，須進行企業法定代表人經濟責任審計。企業價值評估結果按照規定公示並予以核準或備案，重大項目評估報告須經專家評審委員會審核。核準或備案的評估結果作為國有資本出資額或產權交易價格依據。企業改制方案由審批單位的法律顧問或聘請律師事務所出具法律意見書。 【解讀】此條在文件送審稿中並未出現，頗具深意。在國資重組中，一些企業最為擔心的是國資流失問題，因此企業價值評估十分重要。此條對規範程序和決策進行了規定。 （七）堅持市場決定對象和發現價格。 根據企業發展實際，重點並擇優選擇能夠在技術、管理和資源上形成互補、協同和放大效應的戰略投資者。確定合作對象時，應與多個意向合作方進行充分溝通，必要時可對參與競價的投資者數量設定下限。企業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參與改制或受讓，應與其他投資者平等公開競爭。企業改制重組涉及國有股權、產權或資產轉讓、增資擴股等，應在證券市場、產權市場等場所公開進行。 【解讀】強調戰略投資者能夠在技術、管理和資源上形成互補、協同和放大，而不是簡單的財務投資，有錢就行。而這也是上海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目標，其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獲取資本。另外，強調應在證券市場、產權市場等場所公開進行。 （八）平等保障相關利益主體合法權益。 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國有資產監管制度，維護出資人權益。根據股權比例，各方股東通過制定或修改公司章程，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和制度安排，依法行使知情權和表決權，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尊重維護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知情權， 完善職工董事、職工監事制度，企業改制方案提交職工（代表）大會審議，職工安置方案經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後實施。職工安置方案應在尊重職工意願的基礎上，對人員分流安置、勞動關系調整、工齡計算、社會保險關系接續等作出妥善安排。對繼續履行勞動合同、未實行經濟補償的職工相關安排，應與其他股東協商後形成一致意見。按照“誰決策、誰評估”原則，實行穩定風險評估，制定預案，落實責任。 （九）完善國有企業改制的政策和環境。 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優化制度規定，簡化工作手續，提高行政效率，加強事中和事後監管。不斷完善國資監管、工商登記、土地變更等制度或政策。認真落實企業改制、兼並重組中有關資產評估增值、股權轉讓收益、債務重組收益、土地房屋權屬轉移等稅收政策。細化落實改革創新的容錯機制，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產權保護的法治環境、寬松和諧的輿論環境，促進各類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今後，國家有關政策規定如有調整，按照調整後的國家政策規定執行。 各區縣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參照本意見執行。

國企改革：為何兩桶油不在國資委改革試點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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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國資委召開“四項改革”試點新聞發布會，通報在中央企業開展“四項改革”試點工作的有關情況。國資委新聞發言人、國資委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彭華崗表示，試點的目的是要試出新體制新機制新模式。 那麽“四項改革”具體指什麽呢？華爾街見聞網站今日介紹過： 一是中央企業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二是中央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三是中央企業董事會行使高級管理人員選聘、業績考核和薪酬管理職權試點；四是向中央企業派駐紀檢組試點。為抓好試點，國資委專門成立了四個專項小組，破解國資國企改革面臨的難題。 盡管納入國資委首批“四項改革”企業名單包括了國投、中國建材、新興際華、國藥集團等央企，但是中石油、中石化卻不在其中之列。對此，新華社采訪的國資委人士及相關領域的專家表示，在沒有破除壟斷前，有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 此外，他們還表示沒有納入試點的企業在不涉及違反現有法規、政策的情況下，應可以自主搞改革， 彭華崗向21世紀經濟報道詳解了試點目的： 探索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資監管體制模式。在國有投資運營公司的試點中，將主要是從兩個層面進行探索：首先是國資監管層面，探索國資委與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關系，理清國資委怎麽樣向管資本為主轉變，把該放給企業管理權限類放掉；其次是在國資運營層面，主要是探索國資委授權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經營國有資本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如何有效的服務國家戰略目標，調整優化國有資本投資方向和重點，提高國有資本的運營效率和效果。 在混合所有制的試點中，中央希望探索一條發展經濟的有效途徑。混合所有制是亮點也是難點，如何通過引入非國有資本與股權結構的變化，促進法人治理結構的變化，經營機制的市場化，進一步放大國有資本的功能，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對於董事會授權試點的意義在於探索一套完善國有企業和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機制。主要是通過進一步落實職權，減少出資人管理市場，使董事會更好的發揮決策作用，理順董事會和經理層、監事會、黨組織的關系，建立起法人治理完善、監督有效、經營管理規範的企業制。 第四個試點是向央企派駐紀檢組，其意義在於探索一種對國企負責人重點監督的紀檢監察方式。紀檢組的試點主要是加強對企業領導班子和主要負責人的重點監督，增強監督的相對獨立性、權威性和有效性，推動央企防腐敗的體制機制創新。 新華社與國資委人士及相關專家的問答： 為何兩桶油等壟斷國企不再試點企業之列？ 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認為，壟斷企業涉及壟斷利益，無論是搞混合所有制試點還是搞員工持股，在沒有破除壟斷前，都有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因此，壟斷性行業企業納入試點，“應該放在後面一點”。 非試點央企還改革嗎？ 國資委人士表示，沒有納入試點不代表就不推進改革，“只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遵守現有政策法規，都可繼續推進”。不過，該人士也提醒，有些改革牽涉到體制、監管與企業關系問題，需要一步一步地做。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提醒，監管部門要厘清試點企業和非試點企業關系。此前，各方在等總體改革方案出臺，現在提出試點，要防止一些企業既“等文件”又“等試點”的“雙等待”局面，改革不能等，不能因試點而讓非試點企業改革停滯下來。 彭建國也認為，沒有納入試點的企業在不涉及違反現有法規、政策的情況下，應可以自主搞改革；他同時提議，對於試點企業，監管應允許適當突破相關法規政策。 國資委會放哪些權？ 此番試點中，一項重大突破即為監管部門將一些關鍵性權力下放到企業董事會。根據國資委的安排，將對中國節能、新興際華、中國建材、國藥集團等四家中央企業董事會授權行使高級管理人員選聘、業績考核和薪酬管理職權。 國資委人士表示，試點要探索一套完善國有企業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工作機制，通過進一步落實董事會職權，減少出資人管理事項，使董事會更好發揮決策中心作用，同時理順董事會、經理層、監事會和黨組之間關系，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完善、經營管理規範的現代企業制度。 國資委人士還透露，根據整體部署，７月份晚些時候國資委還將在更大的央企範圍里下放２１項權力，到９月份下放權力項目的範圍還將進一步擴大。 為什麽要搞紀檢工作試點？ “國有企業腐敗以及國有資金違規使用等案件頻發，凸顯相關紀檢體制、機制存在漏洞，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談及紀檢工作納入此番試點，一位國資專家如是說。 在彭建國看來，向中央企業派駐紀檢組，最重要目的在於守好“國有資產流失”的紅線。國資委人士表示，力求通過紀檢試點加強對企業領導班子和主要負責人的重點監督，增強監督的相對獨立性、權威性和有效性，推動央企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 試點有沒有時間表？ 針對這些問題，國資委人士說，試點目的是以點帶面，有序推進改革。試點是改革落地的關鍵一步，也標誌著國資國企改革進入頂層設計與試點同步推進階段。

國資改革新方案釋放三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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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改革備受關註，發展混合所有制已經成為共識，國資委最新透露的“四項改革”試點，顯示國資委在建立現代企業治理同時，也並不想放棄黨的領導。 坊間傳說的國資改革試點方案終於揭曉，國資委在7月15日公布的國資改革方案共四點內容，包括，中央企業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中央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中央企業董事會行使高級管理人員選聘、業績考核和薪酬管理職權試點；向中央企業派駐紀檢組試點。 國資委稱，已選擇6家中央企業作為改革試點企業：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中糧集團、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新興際華集團有限公司。此外，還要選擇2到3家開展派駐紀檢組試點。 國資委發布的“四項改革”實際包括了兩個方面，前三個與國資改革與發展混合所有制相關，第四個是紀律檢查試點，與黨管企業有關，這兩種改革試點不可能放在一家企業同時進行，因為可能帶來公司治理矛盾。 前三個試點包含了三個層面，其中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帶有全局色彩，即解決國有資本存在形式的問題，也就是在國有資本管理方面，探索如何實現控制力問題；央企發展混合所有制試點是對具體國資控股企業的改革試點，關系到所有制改革，目的是提高效率；董事會職權試點，則探索建立現代企業公司治理，由黨管幹部過度到企業自行任命高管。 “四項改革”放到一起，勾畫了國資改革的大體輪廓，反映出國資委小心翼翼的改革心態。 信號一，國有資本仍要保持控制力。 對國有投資公司的試點，體現出兩方面想法，一是如何讓國有資本保值增值，二是如何通過國有資本投資，來實現國家控制力。國資改革比較敏感，不僅存在利益調整問題，而且關乎國家制度基礎。雖然民營經濟發展迅速，但目前中國基本經濟制度仍強調以公有制為基礎，因此，國資改革在強調發展混合所有制同時，依然要考慮到政治控制力，這意味著國資改革並不是全面推廣混合所有制，而是在保持國有資本對重要領域控制力同時，來提高國有企業運行效率。 這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即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從自身利潤最大化出發，不斷擴大投資範圍，導致國有資本對民間資本帶來“擠出效應”。因此，明確界定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資本投向，應該是改革重要內容。 信號二，混合所有制帶有功利主義色彩。 由於沒有全面的國資改革方案，對國有資本界限定義不清，這就使目前的混合所有制試點僅僅體現在提高央企運行效率上。由於私有化仍是禁區，混合所有制在理論上被賦予公有制的新形式，但在混合所有制的股權安排上尚無具體描述，這可能源於政治上沒有形成統一認識。在沒有明確所有制安排原則情況下，混合所有制試點能夠達成的目的就是改善國企公司治理。如果民間資本沒有控制權，混合所有制可能更多吸引財務投資者，而非實業資本進入。當然，試點就是要探索各種可能性，但對於這種試點，不要抱過高期望值。 信號三，黨管企業要變換方式。 向央企派駐紀檢組試點，不應該成為國資改革的一部分，因而作為“四項改革”之一的紀檢改革，與輿論普遍關註的改革內容相矛盾。當然，這項改革是另起爐竈，在其他企業內試點，這倒可以看做是抑制央企腐敗的一種做法。按照國資改革一般思路，在發展混合所有制同時，應該建立完善公司治理機制，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要發揮各自作用，企業事情由企業自己決定，公司違法問題當由法律調整。在央企派駐紀檢組，仍然是傳統黨管企業思路，這與建立現代公司治理理念不符，更容易導致以黨的標準來幹預企業運營問題，從而降低企業運行效率。 以目前試點方案看，並無明確國資改革原則和總體思路，仍處於摸索階段，國資改革的理論和意識形態爭論仍需要時間解決。 本文作者為 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南開大學國經所客座教授 。微信公眾號：劉杉評論。本文首發於百度百家，作者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管資本」VS「管人管事管資產」 200萬億國資改革誰主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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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巨額國資的改革誰來主導，走向如何，萬眾矚目。

2014年7月15日，國資委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在其所監管的中央企業開展「四項改革」試點工作：包括在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中糧集團開展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在中國醫藥集團、中國建築材料集團開展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以及在其他數家公司開展董事會和紀檢工作試點。

在人們期待國資改革總體方案出台的當下，這次發佈會多少顯得有些讓人意外。

一是它由國資委單獨召開，而非多部委聯合召開；其次，國資委宣稱此次試點在其管轄的幾家央企中進行，外界並不清楚這次試點是否會左右國資改革的總體方向。

國資改革被視為新一屆政府推動的經濟改革領域最重要而敏感的一環。但現在，對於中國巨額國資究竟應該怎麼改，出現了微妙的分歧。

財政部屬意淡馬錫模式

這一設想與現行體制安排的最大不同，是國資委淡出出資人代表職責，由若干新組建或改組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行使出資人職責，國資委只做專業監管者。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國資委其實一直處在相對沉默的狀態之中。直到2014年2月，副主任黃淑和在《求是》雜誌上撰文表示正抓緊研究深化國企改革意見。

與此同時，財政部多有舉動。

2013年11月14日至21日，財政部企業司司長率團考察了新加坡淡馬錫、以色列財政部國有企業局。在隨後的報告中，財政部企業司認為，兩國的經驗對我國深化國企改革有著重要啟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必須加快轉變職能，由現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多重身份轉變為專業監管者，由財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負責研究制定國有資本存量管理、動態調整規劃、收益收繳和支出管理、財務管理及防範內部人控制等方面的政策法規，履行公共管理職責」。

報告也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將現有特大型中央企業集團近120家（其中國資委直接管理的113家）分為一般競爭類企業集團和公共保障、戰略性、國家安全類企業集團。組建或改組成立若干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行使國有資本出資人職責，依法行使對出資企業的股東權利。

淡馬錫模式在中國成名已久。淡馬錫公司由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並負責監管，財政部主要通過推薦公務員任職，行使高級管理人員任免以及審核財務報表等監管職責。淡馬錫最高權力機構是董事會，新加坡政府不干預淡馬錫在營運或商業上的各種決策。

在財政部之外，淡馬錫模式也被很多官員學者看作三中全會所提「管資本」的典型樣本。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和中央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擔綱撰寫的「383改革方案」中也提出，國資改革要參照新加坡淡馬錫資產管理公司模式，建立和完善出資人制度和職業經理人制度。

國資委首任主任李榮融也曾對淡馬錫模式頗為認可，2003年他上任之初就親自率隊赴新加坡考察，回國之後多次強調要向淡馬錫學習，還曾在寶鋼等7家央企試行外部董事制度以及決策權（董事會）和經營權（總經理）的分離。

在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一份今年3月發出的《財政部關於加強企業財務管理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中，財政部也提出，以管資本為主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由國有投資運營公司履行出資人代表職能，以股東身份從事國有資本投資運作，制定並實施財務規劃與發展戰略。投資運營公司主要從事資本投資運營，不直接干預實體企業的經營活動，「破除行政化管理等各種體制機制弊端」。

在財政部企業司的設想方案中，將來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均屬中管幹部，由中組部管理，中央任免；國資預算政策、預算編制和預算信息的公開由財政部負責並報國務院和人大審批，戰略性、安全性、公共保障類政策及發展戰略由發改委和工信部制定並報國務院和人大審批。財政部、發改委、工信部等公共管理部門應當按照「一企一策」原則研究制定各投資運營公司的經營目標、考核辦法等，國資委根據「一企一策」的要求對若干家國有投資運營公司進行監督。

這一設想方案與現行體制安排的最大不同，是國資委淡出出資人代表職責，由若干新組建或改組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行使出資人職責，國資委只做專業監管者。

如果淡馬錫模式成為國資改革的方向，無疑財政部將在改革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新匯金與老國資委

「國資委不參與分紅，匯金參與分紅；國資委不派出董事，匯金派出董事。」「匯金是近股東，國資委是遠股東」。

在中國，最接近淡馬錫模式的是金融國資的「匯金模式」。

2003年12月國務院批准設立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動用外匯儲備註資金融企業，代表國家行使對重點金融企業的出資人權責。十年間匯金公司挽救了危機重重的中國國有銀行業，使金融資產保持高速增長，至今掌控了金融資產的半壁江山。

曾任匯金公司董事長的現任財政部長樓繼偉2013年對「匯金模式」的定義是，匯金公司探索形成的一種市場化的國有金融資產管理模式，即根據國家授權，遵循市場化方式，積極履行國家注資改制平台和國有金融資產出資人代表兩大職責。重要特徵之一是始終堅持市場化的履職行權方式，「只做股東，不做婆婆，沒有任何行政審批色彩」。

「既做股東又做婆婆」，正是多年來外界對集出資人與監管者兩種角色於一身的國資委最常見的批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有過很形象的比喻：你是出資人，又是監管人，自己監管自己？

曾有人將匯金公司稱為「金融國資委」，但匯金公司與國資委的區別是，前者是一家公司，後者是正部級特設機構。匯金公司原總經理謝平曾對媒體解釋過，匯金是家公司，不是「金融國資委」，「國資委不參與分紅，匯金參與分紅；國資委不派出董事，匯金派出董事。」

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專門撰文比較過匯金模式和國資委模式，他認為匯金所扮演的股東角色離其控股國有企業非常近，是「近股東」，而國資委則是「遠股東」。兩者的主要區別有，匯金本身是投資公司，國資委則屬於行政序列；匯金不以行政命令約束派出董事的投票，但國資委系統仍用行政化的「紅頭文件」來管理企業，其派出的董事或者監事服從的是行政紀律；匯金的治理結構相當清晰，中央和地方國資委兩級所有制結構則很難實現各司其職。

鐘偉的結論是，「近股東」模式嚴格優於「遠股東」模式。

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後，中石油窩案爆發，國資委原主任蔣潔敏因涉嫌受賄罪被立案偵查，使人們再次審視現有國資監管體系。

據《財經》雜誌報導，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國資委的領導層還沒有想清楚怎麼具體落實，到春節後只拿出一個「約六頁紙」的綱領性文件。新一輪改革明確以國有資本管理為主，使國資委目前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現有的國資管理體制走到了盡頭，「在以『管資本』為改革目標的歷史新階段，國資委成了國資改革的天然障礙，不排除傳統意義上的國資委將退出歷史舞台的可能」。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南方週末記者曾在多個場合聽聞政府官員和學者談論，國資改革將從「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國資委模式，切換到「管資本」的匯金模式。

「匯金模式為藍本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會大行其道。」證監會上市公司一部副主任周健男就認為，與國資委模式和「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的文資辦（國有文化資產監督管理辦公室）模式相比，匯金模式更加市場化，更符合長期趨勢。

國資委的反駁

「有人認為以管資本為主，就是要求國資委不再管企業、不再管國有資產了，甚至有人認為就是去國資委化，諸如此類不是對三中全會決定的誤解，便是主觀臆斷或惡意曲解。」

進入2014年，國資委開始頻頻對外傳遞聲音。

今年4月，前國資委副主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邵寧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上講到，匯金公司還不是國資改革體制樣板，「匯金本身的職能非常有限，所以能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如果認為匯金公司是體制樣板的話，就意味著要回到多頭管理、無人負責的狀態」。

「完善國資管理體制不可以虛化國資委的作用。」2014年5月，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王絳在《現代國企研究》上發表題為「別曲解國資監管改革的手段與方向」的文章，為國資委正名。「有人認為以管資本為主，就是要求國資委不再管企業、不再管國有資產了，甚至有人認為就是去國資委化，諸如此類不是對三中全會決定的誤解，便是主觀臆斷或惡意曲解。」

2014年7月17日，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評價「國資改革走淡馬錫模式、匯金模式都行不通，很不合適」，甚至是「開歷史倒車」。

「全國人民都不會答應。」在彭建國看來，國資委設立的初衷就是為了結束政企不分、「五龍治水」的局面，淡馬錫模式是重回老路。「國資委11年來通過管人管事管資產的模式，國有資產從7.6萬億增值到40萬億元，營收、利潤同步增長。對此十七大、十八大都是肯定的，這個大框架要堅持，不能推倒重來。」

彭建國說，匯金公司監管的金融資產與國資委監管的實業資產有巨大的區別，在實業資產中推行匯金模式不符合國有資產「分類監管」的原則。中國國有資產的體量與新加坡也不可比，新加坡只有1萬億元國有資產，中國的實業資產40萬億，金融資產160萬億，加起來是新加坡的200倍。「這麼龐大的國有資產，政府部門哪有時間來管？必須有一個專門機構來監管。」至於李榮融之前倡導學習淡馬錫，他指出學習的是管理模式，而非體制安排。

也有媒體報導稱，之前財政部在制定國資改革方案時，隨著問題的深入研究，發現對產業國資的問題估計不足，匯金模式難以推行。

南方週末記者獲知，財政部傾向方案的一大難點，是在央企之上新組建若干投資運營公司，央企集團母公司股權直接轉入。但如今的央企個個財大氣粗，誰都不願跟人合併或被重組。

相對而言，7月15日公佈的國資委的方案則主張以現有大企業集團為基礎形成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比如邵寧也提出把目前113戶央企通過重組壓縮到70戶左右，再授權這些大企業作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

國資委的方案是在實踐中用教訓買來的。邵寧介紹，10年之前，深圳市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改革起步就是三層結構：深圳市國資辦——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市屬國有企業。但在運行中發現體制不順，矛盾和摩擦很多，企業意見非常大，最後不得不變為兩層結構。

李榮融時代，國資委也曾試圖在國資委與央企之間建立淡馬錫式的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並先後成立了國家開發投資公司、誠通控股集團，但效果並未達預期，一個主要原因是企業都不願意進入資產管理公司。

對於外界始終擔心的，由國資委主導的國資改革將無法解決其角色衝突和去行政化問題，彭建國坦承以前國資委管得過多過細，很多時候是替其他部委承擔了社會公共管理職能。

「國資委就像一個漏斗，經常被叫去開部門聯席會。」他說。現在正在把審批事項分成「不該管的、可管可不管的和應該管的」三類，對前兩類要「堅決取消或下放」。將來國資委「管資本」的職能將通過「章程管理、戰略管理和預算管理」來實現，包括向央企派出總會計師等，「這些工作都不能等不能拖」。

誰也說服不了誰

「國企怎麼分類，部委裡面也是吵得不可開交，大家都有一套說法，誰都說服不了誰」。

截至目前，國資改革究竟如何辦，並沒有定論。

於是，大到究竟採用何種國有資本授權體制，小到國有資本分類問題，各方都各執一詞。

比如，對國企的分類問題，就是誰也說服不了誰。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一位國資專家被財政部邀請去提建議，討論「國有資本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具體怎麼實施。這是三中全會決定中的一條，後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將這一提法的方案起草任務交給了財政部。

但這位專家尷尬地發現，財政部其實難以主導方案。因為決定並未對何為「公益性企業」作出界定，而「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意味著要用非公益性國企的利潤提成來補貼公益性企業，這就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正因為如此，財政部、國資委和各大央企，在國企分類問題上分歧巨大。

「圍繞分類問題部委裡面正吵得不可開交，大家都有一套說法，誰都說服不了誰。企業這邊，不同的公司對自己的認定也不一樣。」一位證券分析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目前全國各地對國企分類的標準也五花八門。比較常見的分法包含了公益類和競爭類，實際上這並非一個層面的劃分標準，比如中石油、中石化這類大集團，它們旗下公司往往兼具了公益性、壟斷性和競爭性。對這些央企來說，不同的分類涉及是否可以獲得財政補貼，或薪酬體系是否要向公務員看齊等，它們的態度也隨之搖擺。

「現在的改革一旦涉及部委既得利益，往往屁股指揮腦袋，」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評論，「基於部門權力與利益的改革不是真改革，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提到政治的高度。」

國資委官員：國企改革各部門仍存分歧 破除壟斷前不應先進行“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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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近日表示，國資委目前正在研究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但對頂層設計這一塊各方面認識還有一定差距。

他在接受中國證券報采訪時提到，關於頂層設計，最重要的有兩個文件：一是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指導意見，二是關於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

目前，這兩個文件正在國資委和有關部門抓緊協調和研究，方案目前已修改十幾稿，每個部門對方案都有初步考慮，關鍵是要統一達成共識，最後報給中改辦來決定。國資委希望方案越早出臺越好，年底前出臺是有希望的。目前，競爭領域的企業都在抓緊制定改革方案，第一批試點的六家央企的改革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每星期都會與國資委相關司局有一至二次碰面。

他指出，此次推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三個方面有非常大的突破：一是在混合所有制的地位和作用方面有很大突破，將混合所有制提到了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的高度，因此將來大部分國企都要搞混合所有制；二是提出鼓勵非公經濟控股；三是允許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這三大突破與以往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可同日而語。

彭建國還稱，國企改革是有順序和底線的。壟斷體制在被打破之前不能先進行“混改”，應先破除壟斷再進行所有制改革。否則即便引入民資也只會形成新的壟斷，很容易帶來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

央企搞混合所有制的熱情其實是非常高漲的，如果國家允許的話，一夜之間都能“混”完。目前最擔心的便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過程中出現賤賣國有資產的情況，現在有很多人鼓吹搞“私有化”，不能在改革的一片聲浪下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也不能讓此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為最後一頓國企盛宴。因此，好的國企搞混合所有制要出臺很細的操作方案以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

他提到，深化改革推進混合所有制首先要進行分類改革，目前根據企業不同類型分為三大類：一是公益類或公共服務類；二是保障類或戰略類；三是商業類或競爭類。根據三大類不同情況進行分類改革，關系國家安全或國家經濟命脈的領域應絕對控股，體現國家戰略導向的可以相對控股，其他大部分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資本沒有必要控股的，可參股甚至全部退出。

從壟斷行業看，國家的自然壟斷是必須要保留的，如礦產資源、管網、鐵塔等必須絕對控股；行政壟斷指的是壟斷環節的上下遊，比如說加油站、運營商的增值業務和轉售業務等板塊可進一步放開。對於中石油、中石化等企業放開銷售業務引進民資，個人認為應先破除壟斷，然後再進行所有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