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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部長兩會“首秀”，揭開個稅改革神秘面紗

“這是我聽到最詳細的個人所得稅改革方案介紹。”3月7日，在看完財政部部長肖捷的首場全國兩會中外記者發布會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這樣對第一財經記者評價道。

個稅改革因直接影響老百姓“錢袋子”而備受關註。在近些年全國兩會的財政部部長記者會上，這一問題每次都被問及。此次也不例外，關於個稅改革進展及主要內容和影響，正是肖捷在發布會上被問的第一個問題。

肖捷表示，目前個稅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設計和論證中，未來將綜合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等按年匯總納稅，同時對財產轉讓所得繼續實行分類征收，並考慮增加教育支出等專項抵扣，來降低納稅人負擔。

詳解個稅改革

此次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會，距肖捷履新“財長”不到半年，作為全國兩會的“首秀”，他接過中外記者拋來的個稅改革、地方債危機、減稅降費等熱點難點問題，在103分鐘內一一作答。

就大家所關註的個稅改革，肖捷回應稱，目前個稅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設計和論證中，總的思路是個稅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方案總體設計、實施分步到位，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個人所得稅制。

目前我國的個稅制度是分類所得稅制，具體被分為11類，包括老百姓熟悉的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等。

這11類將如何綜合，哪些又繼續分類？

肖捷稱，目前基本考慮是將部分收入項目，比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等，實行按年匯總納稅。對於如財產轉讓所得等其他方面的收入、所得項目，也考慮繼續實行分類征收。

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是官方首次披露綜合、分類所得的具體思路。將工資薪金、稿酬等勞務收入實行綜合所得的好處是，讓個稅稅制更加公平公正。

在綜合部分所得的基礎上，為降低個人稅負，肖捷表示還將考慮適當增加與家庭生計相關的專項開支扣除項目，比如“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

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國外經驗來說，綜合稅制的個稅普遍會有專項扣除，包括孩子教育支出費用、贍養老人費用、住房利息等。專項抵扣的好處是充分考慮了各個家庭負擔不一，讓個稅制度更加公平公正合理。隨著制度條件的完善，中國也可以做到。

目前工資薪金收入個稅免除額為3500元，下一步是否會繼續提高？

肖捷對此表示，將根據居民消費水平等因素進行綜合測算，以此確定是否提高免征額，該提高就提高。

馮俏彬認為，這意味著未來個稅免除額將根據生活成本變化，采取動態調整機制。

此次肖捷並未談及個稅稅率調整。不過3月7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在審議財政預算報告時建議，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45%降低至25%。

肖捷表示，從國際經驗來看，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度，增加稅前扣除的一些專項項目，需要相對成熟的社會配套條件。比如作為稅收征管部門來說，需要掌握與納稅人收入相關的涉稅信息，以保證新的個稅制度改革能夠順利實施。

張健菁認為，目前需要建立一個居民個人收入信息的綜合平臺，為下一步專項扣除鋪路。

馮俏彬表示，掌握納稅人涉稅信息需要銀行、稅務等多部門實現信息共享，目前我國具備掌握納稅人收入等涉稅信息的基礎條件，下一步是做好運作協調。

今年的預算草案報告明確提出了制定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建設總方案，這將推動個稅改革進展。

回應減稅降費、地方債熱點話題

除了個稅，肖捷還回應了企業家非常關心的減稅降費等熱點話題。

他詳細介紹了今年5500億元減稅降費舉措。比如減稅方面，增值稅的稅率檔次由4檔減並至3檔；享受減半征收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標準年應納稅所得額提高至50萬元等。降費方面，財政部將取消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等政府性基金，取消或停征35項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等等。

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肖捷重申了減稅降費政策，並將主要矛盾指向了清費，這個方向很正確。

“今年的減稅降費措施出臺之後，並不意味著給企業的減負工作畫上了句號。我們要繼續強化‘放水養魚’意識，不會局限於僅算眼前的小賬，更要算經濟發展的大賬，要通過繼續給企業減負為市場加油。”肖捷稱。

此外，肖捷在上述發布會上，首次披露了我國最新的政府債務情況。

他稱，2016年末，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余額約為27.33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前不久公布的去年GDP初步核算數計算，負債率約為36.7%。中國地方債風險總體可控。

肖捷也指出了近年來少數地方存在不同程度的違法違規舉債擔保問題，他表示下一步將堅持‘開前門’和‘堵後門’並舉的做法，進一步健全地方債管理機制，切實把債務風險關進籠子里。

對於今年國務院確定3%財政赤字率，他評價稱，這個安排積極穩妥。一方面2.38萬億元的赤字規模比去年增加2000億元，能夠滿足實施減稅政策和保障重點領域的支出需要。同時，中國政府的債務率和其他國家相比，比較低，現有的赤字規模也是留有余地。

馮俏彬表示，肖捷在擔任部長一職前就已長期在財稅部門任職，財稅工作經驗豐富，並擁有深厚的專業功底，而他在國務院副秘書長的任職經歷，更是增加了他在更高層次上認識和推動財稅問題解決的經驗，這將有利繼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財政部部長肖捷“兩會”首秀 回應個稅減稅等熱點

3月7日，北京梅地亞中心，履新財政部部長一職近半年的肖捷，迎來首場全國兩會中外記者新聞發布會，直面個人所得稅(下稱個稅)、地方政府債務(下稱地方債)、企業減稅降費等熱點話題。

個稅方案考慮教育等專項抵扣來減負

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是這一輪財稅改革重頭戲，因為直接影響老百姓“錢袋子”，也備受關註。

肖捷首先介紹了個稅改革進展。

他稱，目前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設計和論證中，總的思路是個人所得稅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方案總體設計、實施分步到位，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個人所得稅制。

然後，他點出了個稅改革具體方案設想。

肖捷稱，個稅方案基本考慮是，將部分收入項目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等，實行按年匯總納稅。對於其他方面的收入項目、所得項目，比如財產轉讓等，我們考慮繼續實行分類征收。

他稱，財政部還將考慮適當增加與家庭生計相關的專項開支扣除項目。比如有關“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其他的專項扣除項目等。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

針對老百姓關心的方案是否會提高個稅免征額，肖捷回應稱，將根據居民消費水平等因素進行綜合測算，確定是否提高免征額，該提高就提高。

“從國際經驗來看，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增加稅前扣除的一些專項項目，需要相對成熟的社會配套條件。比如作為稅收征管部門來說，需要掌握與納稅人收入相關的涉稅信息，以保證新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能夠順利實施。另外，按照稅收法定的原則，個人所得稅改革方案研究制定之後，還需要相應地修改稅法，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肖捷稱。

去年末全國政府債務27.33萬億元風險可控

政府債務問題也是國內外輿論關註的焦點。肖捷在上述會上公布了我國最新債務數據。

他表示，2016年末，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余額約為27.33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前不久公布的去年GDP初步核算數計算，負債率約為36.7%。根據我們的預測，預計到今年底，負債率也不會出現太大的變化，如果與國際水平相比，應當說中國政府還有一定的舉債空間。

地方債務風險是否可控一直受外界關註。肖捷稱，中國地方債風險總體可控。

他也提到了近年來一些地方存在不同程度的違法違規舉債擔保問題。

“個別地區的償債能力還有所減弱。為了防範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財政部高度重視，已經建立了風險應急處置預案和分類處置指南等一系列制度。為了制止違法違規舉債擔保的行為，下一步，財政部將堅持‘開前門’和‘堵後門’並舉的做法，進一步健全管理機制。”肖捷稱。

他介紹，所謂“開前門”，就是要合理安排地方新增的債務規模。在今年提請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的預算草案中，擬安排繼續發行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和專項債券，同時也要繼續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以滿足地方政府的融資需求，降低融資成本。

所謂“堵後門”，就是要嚴格落實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和預算管理制度，健全風險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加大對違法違規融資擔保行為的查處和問責力度。

“我相信，采取‘開前門’和‘堵後門’並行、保障和規範並舉等措施，一定能夠合理控制住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量，切實把債務風險關進籠子里。”肖捷稱。

5500億元減稅降費之後還要繼續給企業減負

經濟增速放緩，企業利潤收窄，今年如何進一步為企業減稅降費備受市場關註。

肖捷詳細介紹了今年新增的5500億元減稅降費新舉措。

在3500億元減稅方面，具體舉措包括增值稅的稅率檔次由4檔減並至3檔;享受減半征收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標準年應納稅所得額提高至50萬元;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比例由50%提高到了75%;6項去年底已經到期的稅收優惠政策今年將繼續實施。

在2000億元減費方面，財政部將全面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包括取消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等基金，授權地方政府自主減免部分基金，全國政府性基金還剩21項。二是取消或停征35項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中央涉企收費項目減少一半以上，還剩33項;進一步清理規範經營服務性收費;適當降低“五險一金”有關繳費比例。

肖捷表示，今年的減稅降費政策給企業直接減輕的稅費負擔加在一起，約有5500億元。

“今年的減稅降費措施出臺之後，並不意味著給企業的減負工作畫上了句號。我們要繼續強化‘放水養魚’意識，不會局限於僅算眼前的小賬，更要算經濟發展的大賬，要通過繼續給企業減負為市場加油。”肖捷稱。

3%赤字率積極穩妥留有余地

今年財政赤字率繼續維持在3%高位，財政赤字規模達到2.3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2000億元，創歷史新高。

對於今年3%的赤字率安排，肖捷在上述發布會上評價道，3%赤字率是積極的，這主要體現在雖然今年的赤字率和去年相比沒有變化，或者基本持平，但是赤字規模隨著GDP的增長相應增加。我們測算，今年的赤字規模與去年相比，增加2000億元，能夠滿足實施減稅政策和保障重點領域的支出需要。

“另外，這個赤字率也是比較穩妥的。中國政府的債務率和其他國家相比，屬於比較低的，現有的赤字規模也是留了余地的。”肖捷稱。

中國財政赤字率空間究竟有多大一直是業內討論的熱點之一。

對此，肖捷認為還需要做一些探索性分析，但需要關註兩大問題。

第一，根據現實需要來決定是否擴大赤字。

他稱，我國去年和今年的財政赤字主要是用於減稅降費和保障重點領域的支出，既支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適度擴大總需求。“今後是否再繼續擴大赤字?我認為也應當根據需要來確定。”

第二，赤字累積形成的債務是否有能力償還。

肖捷稱，我們政府舉債籌集的資金不是用於給公務員發工資、搞福利，而是形成了有效投資，這些投資又相應形成了優質資產，也就是說，債務是有資產對應的。“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始終沒有改變。我相信，中國經濟的蛋糕會越做越大，財政收入的蛋糕也會隨之增大，這是償還債務的根本支撐。”肖捷稱。

PPP落地速度不斷加快

自2013年底中央大力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以來，PPP擬投資額井噴，超過13萬億元。但是PPP項目落地難一直困擾各方。

對於PPP落地進度不如人意，肖捷回應稱，PPP在中國還處於探索階段。客觀上，各方面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實踐能力的提升，都需要一個過程。其次，PPP項目普遍資金規模比較大，涉及領域也比較廣，同時專業性也很強，如果前期準備、論證不充分，會給項目後續帶來不良影響。同時，有關PPP項目的信息發布後，社會資本也要有一個適應期和響應期，這些都需要時間。

不過，肖捷表示，隨著各項工作的推進，PPP項目的落地周期已經開始縮短，落地的速度也在不斷加快。

比如，第三批PPP示範項目的平均落地周期為11個月，比第一批縮短了4個月。

“中國有一句老話，在座的記者朋友們可能都耳熟能詳，叫做欲速則不達。PPP項目只有前期的準備充分了，後期的實施才能更加順利。在關註PPP項目落地率的同時，我們也應該關註項目的規範實施和風險防範。”肖捷稱。

他表示，截至去年底，已經簽約落地了1351個項目，總投資達到2.2萬億元，項目落地率已經超過30%，與年初相比，無論是項目落地的數量，還是投資規模，都增長了4倍多。

肖捷稱，下一步，我們將繼續發揮好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進一步優化項目融資的環境，加大業務支持和項目推介的力度，推動PPP項目更加規範運作。

財政部部長肖捷：個稅改革方案正在設計論證中

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於今日9時在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邀請財政部部長肖捷、部長助理戴柏華就“財政工作和財稅改革”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肖捷在記者會上表示，個人所得稅改革涉及到千家萬戶，關系到每個納稅人的切身利益。對於這項改革，財政部和有關方面高度重視。肖捷透露，目前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設計和論證中，總的思路是個人所得稅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方案總體設計、實施分步到位，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個人所得稅制。

鄭州深夜出臺限購新政！明起補繳社保、個稅也不管用了！

3月17日，據鄭州房管局網站消息，鄭州市房管局發布通知，各級審核單位需進一步加強對非本市戶籍家庭購買住房時提交的社會保險證明、個人所得稅完稅憑證的審核，凡屬補繳且補繳日期在2017年3月17日之後的社會保險證明、個人所得稅完稅憑證不再作為購房的有效憑證。

以下為全文：

關於非本市戶籍家庭使用社會保險證明、個人所得稅完稅憑證購買住宅有關事宜的通知

各縣(市、區、管委會)房管局(中心)，局屬各單位，機關各處室，各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地產經紀機構：

為加強房地產宏觀調控，維護房地產市場秩序，經報請市政府同意，各級審核單位需進一步加強對非本市戶籍家庭購買住房時提交的社會保險證明、個人所得稅完稅憑證的審核，凡屬補繳且補繳日期在2017年3月17日之後的社會保險證明、個人所得稅完稅憑證不再作為購房的有效憑證。

特此通知，請各相關單位抓好落實。

2017年3月17日

萬億個稅北上廣深貢獻四成，京滬均超千億

個人所得稅(下稱“個稅”)改革一直是近期較為關註與熱門的話題。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7日在審議財政預算報告時建議，降低個稅中工薪所得最高稅率，由45%下調至25%。去年底剛給員工加薪千元的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則在提交給全國人大的議案中建議，調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至5000元。建議一出，立即引發廣泛討論。

目前我國個稅收入的總體情況如何？不同地區之間有何差異？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對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及部分二線城市的統計發現，不同城市之間的差異比較大，京滬以千億元的個稅收入領先全國，四大一線城市總量占全國的比重達到四成左右。

北上廣深占四成

2016年我國個稅收入增長較快，且首次突破萬億大關。財政部1月份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全國個稅收入10089億元，同比增長17.1%。

近年來全國個稅收入一直保持著較高速度的增長。數據顯示，2013年個稅收入為6531億元，同比增長12.2%；2014年為7377億元，同比增長12.9%；2015年為8618億元，同比增長16.8%。

分城市來看，2016年，上海以1482.7億元的個稅收入位居榜首，北京以1428.15億元緊隨其後。京滬也是我國目前僅有的兩座個稅收入超過千億元大關的城市。

究其原因，京滬作為超一線城市，個稅收入最多是在情理之中。同時，這兩大直轄市現代服務業最為發達，而這正是高收入群體所集中的行業。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年平均工資最高的是金融業114777元，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112042元，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89410元。從分布上看，上海和北京恰好又是這些高收入行業最為集中的城市。

此外，京滬還集聚了一大批央企、國企的總部以及跨國公司的中國總部，其分布在其他城市的員工個稅也都是在總部上交。“總部在哪里，管理人員就在哪里，稅收也主要是在那里上交。” 廣東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

京滬之後，位居第三的是深圳，2016年其個稅收入達到757.87億元，盡管只有京滬的一半多一點，但考慮到深圳的人口僅為其一半左右，如此算來，深圳的人均創稅水平也不比京滬低。這也證明，深圳的薪資收入水平與京滬同處我國薪酬收入水平的第一方陣。

從產業結構上看，作為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深圳聚集了大批金融機構，加上高新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也作出了較大貢獻。深圳市財政委的信息顯示，去年其新興產業稅收快速增長，1~11月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四大未來產業稅收實現1631.4億元，增長21.9%，其中互聯網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分別增長33.1%和41%，成為稅收快速增長的重要動力。而與之相應的是從業人員的收入水平也相應提高。

相比之下，盡管位居一線城市行列，廣州與北上深之間卻有著不小的差距。去年廣州的個稅收入僅為385.95億元，僅相當於京滬的四分之一、深圳的一半。

彭澎說，廣州與北上深之間最大的一個差距是在上市公司數量，這三地的上市公司數量均為廣州的好幾倍，企業高管多，高收入群體也多，且上市公司的收入比較顯性化。

沈小姐大學畢業11年，目前在上海一家外資汽車企業工作，此前曾經在廣州的汽車企業工作多年。她告訴第一財經，以汽車行業來講，廣州與上海的收入差距也比較明顯，同樣一個職位，從廣州調到上海，收入一般會高出三到四成左右。相對來說，北京、上海、深圳的工資水平較高，中等收入群體也多，房價也較高，同時這三座城市的高端住宅也就相對較多。

廣州的產業結構也是形成差距的一個原因。相比北上深以金融和高新技術產業等為主打，廣州更為傳統。彭澎舉例，廣州存在著大量的專業批發市場，其占比要遠高於其他三個一線城市，而這些對於個稅收入的貢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很多小微企業就幾個雇工，也就很難會繳納個稅。”

加上廣州，北上深廣四個一線城市的個稅收入之和超過4000億元，占全國比重達到四成，可見目前我國的個稅收入在區域上相當集中。

一二線城市間差距大

北上廣深之後，其他城市的個稅收入都在300億元以下，比如蘇州和杭州，均介於200億元~300億元之間，南京、成都則都是在200億元以內。

值得註意的是，不同城市之間個稅收入的差距，要遠大於它們在經濟總量和人口方面的差距。比如成都的經濟總量超過萬億元大關，相當於北京、上海的四到五成，但在個稅收入方面，僅為京滬的一成多。

彭澎說，包括成都在內的二線城市，制造業相當重要，制造業產業的工人收入比較穩定，增速較慢，收入水平也不如現代服務業高。成都、重慶、武漢等二線城市的工資水平要比北上深低不少，可能相同的收入，放在上海是低收入，但放在成都就很不錯了。

“我們前年從南昌的一家汽車企業招了一個畢業兩年多的小夥過來，當時他在南昌的月收入是4000元，上海就是8000元。而上海這個薪資要在本地找到合適的人已經挺困難了。”上述外企工作的沈小姐說。可見，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十分明顯。

是否要全國統一納稅起征點，還是分區域來定，一直都是各界關註的焦點。

彭澎認為，分區域的話，如何劃分也是個難點。例如，雖然廣東是第一經濟大省，但省內粵東西北與珠三角的差距實在太大，“像粵西、粵北，如果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那這些地方基本無法收繳個稅。需要因地制宜，相應的不一定要把起征點提高，而是可以考慮降低稅率。”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部分重點城市的個稅收入數據尚未發布或者不詳，在此只選取部分城市比較。其中，杭州的數據為預計數。

表：部分城市2016年個稅收入

城市

個人所得稅（億元）

上海

1482.7

北京

1428.15

深圳

757.87

廣州

385.95

杭州

288.8（預計數）

蘇州

262.56

南京

193.16

成都

166.93

富豪們繳的個稅比工薪階層還低 專家：稅率設置不利中產

距離上一次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下稱“工薪個稅”)稅率調整已經過去6年多，隨著居民收入、物價，尤其是房價的上漲，當前工薪個稅稅率及檔次已不盡合理，降低稅負呼聲日漸強烈。而新一輪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方案仍在設計中，實施尚無時間表。

在個稅改革總體方案短期難以實施和民眾呼籲盡快降低個稅稅負這一矛盾下，一個可選的方案被包括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在內的官員學者提出：先行降低工薪個稅稅率，合理調整稅率檔次，以此為突破口來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

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目前45%的工薪個稅最高邊際稅率可以適度下調，針對中低收入的稅率級距應調寬，稅率要適度下降。工薪個稅稅率和級距調整，應該兼顧財政收入、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以更好地發揮收入調節作用。

中等收入者稅率過高

我國個稅制度是分類所得稅制，具體被分為11類，包括工薪、勞務報酬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財產轉讓所得等。

最為老百姓關註的工薪個稅采取超額累進稅率。為降低中低工薪所得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從而加大對高收入者的調節力度，2011年9月，國務院提高工薪個稅起征點至3500元，將此前的9級稅率縮減到7級，稅率範圍為3%~45%。

黃奇帆在今年全國兩會審議財政預算報告時表示，這些年雖有提高起征點、調整稅率級距等改進措施，但與當前經濟發展水平提升、居民收入方式變化等新形勢已不適應。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810元，2016年這一數字為33616元，相比2011年增長約54%。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主任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我國工薪稅率過高，稅率級距窄，不利於吸引高端人才和培育中產階層。這一問題已經比較突出，需要盡快調整。

“比如你的工薪收入在扣除3500元和三險一金相關費用後，超過4500元到9000元的部分，稅率就由10%直接跳到20%，而超過9000元至35000元部分稅率升為25%。稅率檔次間隔太窄，收入升高一點稅率升幅很大，這不利於培育中產階層。”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上海一家金融機構的一位普通員工，稅後月入9000多元，繳納個稅1000多元。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上海房租就占了工資的三分之一，基本存不下錢，更不奢望買房，目前4500~9000元部分適用20%的稅率太高了。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個稅目前的超額累進分級不利於中產階層形成。隨著近些年個人收入增加，2011年取消了15%的稅率檔次，使得應納稅所得額超過4500元的部分的稅率直接從10%跳至20%，這導致中等收入者稅負明顯增加，現在國家提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應該考慮對個稅稅率進行調整。

目前我國個稅以工薪稅為主，且中高收入工薪階層貢獻較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稅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閆坤在《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幹熱點問題的思考與建議》一文中引述有關統計稱，近年來工薪收入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比在65%左右。

她稱，普通工薪收入者繳稅較少，而中高工薪收入者的貢獻較大。

比如，北京市年收入20萬元以上的工薪收入者占全部工薪收入者的比重為5.3%，繳納稅款占總稅款比重為77.3%。其中，年收入50萬元以上的工薪收入者占全部工薪收入者的比重僅為1.1%，繳納稅款占比為46.4%。

高稅率不利於人才集聚

當前工薪個稅不僅不利於培育中產階層，而且最高45%的邊際稅率過高(月應納稅所得額超過8萬元)，不利於吸引高端人才在中國(內地)納稅，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費，而真正的富豪通過眾多避稅手段來躲避高稅率，使得個稅“調高”難。

黃奇帆表示，當前，個人所得稅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工薪所得實行45%的最高邊際稅率。跟周邊比，中國香港只有15%，新加坡為22%;跟發展中國家比，俄羅斯只有13%，巴西為27.5%;跟發達國家比，加拿大為33%，美國為39.6%。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稅前抵扣項目也不少，投資買房、按揭利息、子女學費、看病就醫、撫養贍養等大項就能抵扣掉一半左右。

黃奇帆表示，目前工薪高稅率不利於吸引和集聚高素質人才。當前，我國人才供求結構失衡，高技能、高層次人才短缺。吸引高端人才，加快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需要好的稅收環境。許多跨國公司在亞太區的收入一半以上來自我國，但其亞太總部大部分設在中國香港、新加坡，主因之一就是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過高，達到鄰近國家或地區的兩倍多，同時也沒有合理的退免稅政策，使得不少企業和專業人才望而卻步。

不少地方為了吸引高端人才和行業緊缺人才，采取了個稅優惠政策。

比如深圳2012年印發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個人所得稅財政補貼暫行辦法》稱，在前海工作、符合前海優惠類產業方向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其在前海繳納的工資薪金所得個人所得稅已納稅額超過工資薪金應納稅所得額的15%部分，由深圳市人民政府給予財政補貼。申請人取得的上述財政補貼免征個人所得稅。

目前，以工薪為主的勞動所得個稅最高45%稅率遠遠高於資本所得20%的個稅稅率，這也引起工薪階層不滿。

一位年薪百余萬的稅務總監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加班加點掙得的年薪卻要繳納三四十萬元個稅，而有人炒股一夜暴富掙了幾百萬元，股票轉讓時卻不用交稅，不太公平。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樊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個稅稅制設計之初，我國缺乏資本，因此當時對資本輕稅，對勞動重稅。而現在客觀條件已經改變，應該更加鼓勵勞動所得，加強對資本征稅，平衡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稅負水平。

黃奇帆表示，工薪階層尤其專業技術人才，由於收入來源單一、稅收由單位代扣代繳而成為個人所得稅收入的主力，這個占比已升至70%左右，而美國個人所得稅的70%左右來自10%的高收入者。相比之下，我國高收入群體避稅動機很強、方式很多，比如采取“工作在中國、工資在海外”或者“錢在企業、不拿工資”等方式避稅。因此，高稅率並沒有給我們帶來相應高稅收。

張健菁稱：“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企業老板不拿工資，或者拿著1元錢工資，從而不用繳納工薪個稅。他們賣掉股權獲得的投資所得也只需要繳納20%的個稅，遠低於目前最高45%的邊際稅率。當然這些做法屬於合理避稅，並不違法。但真正富豪繳納的個稅比工薪階層還低，這就使得當前個稅改革迫切。”

當然，把國內取得的收入放到海外並不意味著不繳納個稅。張健菁表示，中國政府已經簽署了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標準(CRS)，將與其他國家互換金融賬戶涉稅信息，未來個人海外收入將被本國稅務機關掌握，此舉目的就是打擊利用跨境金融賬戶逃避稅行為。

下調工薪稅率建議不一

對當前工薪個稅稅率和級距進行調整已經達成一定共識，即應降低45%最高邊際稅率，減少稅率級距，擴大級距範圍。具體如何調整各方有不同意見。

黃奇帆認為，目前我國正在研究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但由於社會信息共享度不高、個人所得稅數據庫建設緩慢等原因，操作上尚需時日。

在這種情況下，黃奇帆建議，首先降低個人所得稅中工薪所得最高稅率，由45%下調至25%，作為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的突破口。降低工薪所得最高稅率，自然帶動稅率級距的減少，還能實現與資本利得稅率相當，也有助於提高社會對納稅的遵從度，降低監管難度，提升監管有效性，為今後實施個人所得稅改革創造便利。

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考慮到周邊國家和地區個稅最高稅率更低，並與企業所得稅稅負(25%)相對接，我國工薪個稅稅率最高邊際稅率可以考慮定在25%。他建議，可以將現行工薪個稅7檔降為6檔，對月應納稅所得額在5000元以下，適用3%的稅率;5000~1萬元適用5%稅率;1萬~5萬元適用10%稅率;5萬元~10萬元適用15%的稅率;10萬元~20萬元適用20%稅率;20萬元以上適用25%稅率。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近日撰寫文章《個稅改革：需要知行合一》稱，實際上，各地為了鼓勵人才引進，留住稅收大戶，也多采取對高稅級被征稅者先征後返的方式，故實際被征高稅級者少之又少，這部分人要麽合理避稅(如到香港納稅)、要麽逃稅(走費用)、要麽被優惠。因此，與其現行稅制下大量稅源被流失，不如采取國際通行的做法，把現行的7級超額累進稅率調整為5級，即把6級(35%累進稅率)與7級(45%累進稅率)去掉，剩下5級再做相應調整，最高邊際稅率為30%，最低為5%。

上述稅務總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是大勢所趨。不過，他對工薪個稅最高稅率降低到25%並不樂觀，因為這可能對財政收入影響比較大。

我國近10年個稅收入情況

樊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降低工薪稅率和級距之前，應該考慮個稅在整體收入中的比重保持在什麽水平。如果按照本輪稅制改革提高直接稅(如個稅)比重，降低間接稅比重的大方向，個稅稅率和級距調整後，個稅收入如果大幅下滑顯然不符合改革方向。因此，在實際操作中，還需要根據個稅大數據來合理界定稅率和級距水平。

樊勇認為，大幅降低工薪個稅稅率做法簡單，但調節收入作用和效果並不精準。而通過推出住房貸款利息、教育支出等個稅專項抵扣方式，與個人負擔緊密相連，減稅效果更好。

他同時表示，目前應該降低45%的最高工薪邊際稅率，將7檔降為5檔甚至更少，從而提高稅收征管效率，降低高收入群體避稅動力。具體稅率和檔次設計則需要依賴大數據，平衡好財政收入規模、減稅效果和稅制公平公正。

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海外經驗表明高稅率並不一定帶來高稅收，一些人覺得難以承擔反而選擇避稅甚至逃稅。而適當降低個稅邊際稅率有可能吸納更多人納稅，財政收入不減反增。

從“富人稅”到“國民稅” 個稅改革難在何處？

一些企業高管宣布不拿或者少拿工資，而將自己的收入轉移到股息分紅上，避免高工資所帶來的高稅負。（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

因為牽一發而動全身，涉及利益群體極廣，過去20年里，個稅改革一直是社會關註熱點。

“如何尋找一個最大公約數，這是個稅改革的一個重點。”

2017年3月20日，國務院公布的《2017年立法工作計劃的通知》中，個人所得稅法修訂未被列入22個“力爭年內完成”的立法項目。

這意味著備受關註的本輪財稅改革的重頭戲——個人所得稅（下稱“個稅”）改革，今年不大可能正式實施。

在2017年全國兩會上，新任財政部部長肖捷在答記者問時，並未透露個稅改革正式實施的具體時間，只是強調了當前個稅改革需要成熟的社會配套條件，比如掌握納稅人的涉稅信息。在2016年的國務院立法計劃中，個稅法（修訂）被列入研究項目，由財政部和稅務總局起草。

肖捷還表示，目前個稅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設計和論證中，未來將綜合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等按年匯總納稅，同時對財產轉讓所得繼續實行分類征收，並考慮增加教育支出等專項抵扣。

這也符合1996年以來的“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稅改革方向，但是這一縱跨四個“五年計劃”的稅改，始終沒有能邁出實質性步伐。

過去20年間，個稅法歷經六次修改，除了三次調整工資、薪金所得的減除標準外，還有兩次是針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的征收問題，一次是針對個體工商業戶主經營所得的扣除標準，兩次是關於納稅申報。

2013年前後，財政部曾成立幾個稅種改革的專家小組，時任湖北省地稅局局長許建國教授曾受聘為財政部稅政司個稅改革專家小組成員。他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財政部一直在抓緊研究制定具體的個稅改革方案。今年這個方案沒能在兩會期間亮相，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這麽多年都在提個稅改革，專家學者給了不少建議，主管官員也都講了很多，甚至連具體的方案都有了，為什麽始終難產呢？”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系教授林江也感到不解。

理論儲備已20年，互聯網技術也已高度發達，今天個稅改革早已具備了相應的條件。只是這一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涉及利益群體極廣，使得它在過去的20年里，一直在傳統的分類制中難以突破。

最近幾年經濟下行壓力大，個稅改革現在推的阻力可能會更大。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個稅改革越往後越被動。”

提高起征點的尷尬

“如果真要在起征點上面做文章，就需要重新修訂個稅法，將決定起征點的權力交給地方。”

3月13日這天晚上，格力電器公關部的工作人員群發了一份郵件，郵件的內容是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女士的兩會議案，其中一個建議是將個人工資、薪金所得的起征點從現在的3500元提高至5000元。

從1994年新的個稅法正式執行至今，個稅法共進行了6次調整。在這6次調整中，給人印象最深的便是將工資、薪酬所得的減除標準逐次提高：從800元提升到1600元，再到2000元，再到3500元。

時至今日，提高個稅起征點，依然是每年兩會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熱衷於討論和媒體追捧的話題。

財政部部長肖捷在答記者問中也表示，“我也可以明確告訴大家，在研究制定改革方案的時候，我們將根據居民消費水平等因素進行綜合測算，確定是否提高免征額，該提高就提高。”

我國現行的個稅采用的是分類所得稅制，將個人取得的各種所得劃分為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轉讓所得等11個類目。

這11個類目所構成的個稅收入結構並不平衡。工資、薪金所得占比常年維持在60%左右。而在今天來看，對個人收入影響更大的股息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占比僅在10%左右。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收入規劃核算司的數據，在2013年，工資薪金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轉讓所得的占比分別為62.70%、11.11%和10.35%。這樣的結構也意味著如果提高工資薪金所得的起征點，無疑會使一部分工薪階層免於交稅，以減少納稅壓力。但另一方面，納稅對象的減少也會降低個稅的整體收入，且不能起到對富人的收入調節作用。

數據顯示，在2012年，工資薪金所得起征點從2000元提高到3500元時，當年的個稅征收額出現了小幅度的下滑。當年的工資薪金所得為3589.54億元，低於上一年的3901.84億元。

多位個稅方面的學者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均對提高起征點的方案持保守態度。

“起征點之所以比較尷尬，就是拿不準起征點多少才合適。”林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董明珠女士說定在5000，可能也有人會說定在8000、1萬，但定得太高就會帶來一個問題，一些欠發達省份根本就收不上稅了。”

他建議，如果真要在起征點上面做文章，就需要重新修訂個稅法，將決定起征點的權力交給地方，由地方根據自己的工資水平和吸引人才的策略，來決定起征點的多少。

2016年兩會過後，賈康也曾針對“提高起征點熱”專門撰文《過度關註起征點將誤導個稅改革》，在文中他不客氣地指出，“社會各界在討論這個專業性很強的財稅問題時，往往會陷入非理性、情緒化和非專業化的境況。”

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在複雜的個稅改革中，提高起征點只是一個低水平的改革方案，“過去幾次對起征點的調整，也只是迫於輿論壓力的權宜之計”。

2017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奇帆建議，將個稅最高邊際稅率由45%調低至25%，引發了不小的爭議。（視覺中國/圖）

降稅率與加抵扣項

“馬雲和一個打工仔都要按照一個標準來納個稅，這就有點尷尬了。”

個稅，被譽為“世界最優質的稅種”，主要是因為它對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調節作用——越富的人的邊際納稅額越高。但在中國所有稅收中，個稅僅占比不到7%，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一直不顯著。

1980年代新的個稅法修正時，工資薪金的起征點為800元，800元在當時是高收入水平。而如今收入趨向多元化，即便將起征點提高到1萬元，對於真正的高收入群體來說，收入調節作用也有限。

中國政府對不同類目的收入實行不同稅率。工資薪金收入、承租經營所得等采用稅率從3%到45%不等的累進稅制，對勞務報酬、稿酬、股息紅利等實行比例稅制。

45%的累進稅率本意是為了調節富人的收入，然而一直以來，這個邊際稅率卻成為了擺設。不少企業的高管宣布不拿或者少拿工資，而將自己的收入轉移到股息分紅上，這樣就避免了高工資所帶來的高稅負。

“又不能拿著槍逼著他給自己開100萬的工資，這種情況下，45%的最高邊際稅率掛在那里，其實沒有什麽意義。”林江評價道。

2017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奇帆發言稱，“（個稅）看起來稅率高，實際上收不到稅”，他建議將邊際稅率由45%調低至25%，提高社會對納稅的遵從度。

降低個稅最高邊際稅率在學界幾乎已是一個共識，也符合“供給學派”的稅收思想：適當調低稅率，可以刺激富人投資積極性，從而帶動經濟發展和稅收增長。但是上述調低至25%的言論還是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高收入群體肯定願意降稅率，但25%的調節力度太小。”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在他看來30%是理想的最高邊際稅率。

林江則認為，大幅度降低邊際稅率，可行性不是很強。目前我國針對工資薪金累進稅率分為7級，分別為3%、10%、20%、25%、30%、35%和45%。如果降低到25%，稅率就沒有幾檔了，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就會變小。

許建國認為理想的最高邊際稅率是35%。他還建議增加一個15%的檔級，以減緩對中等收入群體的累進程度。

雖然說向富人的口袋要錢，是個稅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但這並不意味著個稅改革就是向富人征重稅。比如，在最有可能給富人帶來巨額收入的利息、股息紅利所得上，多位學者就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可能依然會維持在20%的比例稅制不變。

“經濟發展需要資本和創新活力，這些都離不開富人。”施正文說，“如何尋找一個最大公約數，這是個稅改革的一個重點。”

個稅改革的另一個重要的目標，是提高個稅收入的體量。

中國的個稅在所有稅收中占比一直都不高，長期處於7%以下， 2014年僅為5.91%。而一些高收入國家，個稅的占比可達40%以上，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個稅收入均占到25%以上。

許建國的個人感受是，“通過這些年的發展，我們的個稅已經從‘富人稅’轉變成‘國民稅’了。”在他看來，新的個稅改革，將會使得個稅的體量及其在中國稅收總收入的比重，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在未來的10年中，後者理想的比例應該在15%左右。

但如何在提高征收額的情況下，又不增加納稅人的生活壓力，不少稅務學者將目光放在了個稅的“扣除項”上。

中國目前的個稅體系，基本上不考慮家庭成員、老人、兒童等情況，並且以個人為單位進行“一刀切”的納稅申報，按照相同的比例來扣除。但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輕人賺1萬塊錢，跟無贍養負擔的人賺1萬塊錢，所承擔的壓力是大不同的。在三四線城市的生活開支與一線城市的相比，也存在著很大差異。如果按照相同的稅率去扣稅，顯然不合理。

因此，增加家庭贍養負擔、住房按揭利息負擔、子女教育負擔等專項扣除，是這次個稅改革被普遍關註的話題。兩會期間，肖捷部長就表示，在新的個稅改革方案上會適當增加與家庭計生相關的專項開支扣除項目，比如有關“二孩”家庭的教育支出。

“我國的個稅現在沒有相應的扣除項，起征點對所有人都一樣，也就是說，馬雲和一個打工仔都要按照這個標準來納個稅，這就有點尷尬了。”林江說。

據許建國介紹，美國的個稅征收十分重視納稅人家庭其他成員的情況，尤其是孩子的數量，同等收入的兩對夫妻，有孩子和沒孩子所繳納的稅收是有差別的。

2005年時，全國人大曾就個稅的扣除費用舉行過一次聽證會，那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進行立法聽證，還進行了全程電視直播。當時辯論的一個焦點就是，將個稅的起征點調高至1600元是否合理。時任湖北經濟學院院長的許建國是20名公眾聽證陳述人之一。

“當時有人建議將起征點提高到5000塊、1萬塊，我們覺得太高了，很多人覺得我們是財政部的托兒，不為老百姓說話。”許建國笑道，當時他的一個理由就是，過度提高起征點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同時也會降低其他專項扣除的空間。

自主申報和代扣代繳

以今天的公民納稅意識，即便推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在申報納稅環節，也不能放棄代扣代繳制。

中國的個稅實行扣繳與申報相結合的管理模式，但始於2005年的“年收入12萬元要自行申報納稅”制度一直未能有效推行，直至2016年，這一有著11年歷史的規定還被人誤解為“新政”，使財政部不得不出面辟謠。

擔任湖北省地稅局局長時，許建國曾去瑞士、西班牙、以色列等地考察過當地的稅務系統。在瑞士首都伯爾尼，稅務官員為他們展示當地稅務系統時，他震驚於其個人綜合信息平臺，“一個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全部在上面，需要納多少稅，允許抵扣多少項目，都清清楚楚。”

增加專項扣除離不開一個強大的個人信息系統，也離不開公民的主動報稅意識，但這兩個條件在中國都並不具備。

河北某地稅系統的一位工作人員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長時間以來，個稅申報制度落實並不好，“很大程度上，稅務系統對於那些沒有申報的人沒有多少辦法。”

據許建國主編的《中國個人所得稅改革研究》一書中的數據，自從2006年開始實行個稅申報制度至2016年初，個稅申報人數從未超過所有納稅人數的5%。

施正文認為，雖然代扣代繳制度使得中國的征稅系統更為直接和簡單，但幾十年的代扣代繳也使得公民的納稅意識和參與意識不強。

對於個稅申報的另一個誤解是，報稅就意味著多繳稅。但實際上，這項政策更多是為了數據收集。“個稅繳納其實還是單位代扣代繳，只不過要求年收入12萬以上的人再去申報，把你納入數據庫里面。”林江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包括賈康、許建國、施正文在內的專家學者，均主張迫切引入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個稅申報的制度，以更好地兼顧征稅和扣除額的公平。

但也有學者認為“家庭申報制”並不一定公平，比如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在2012年時，他曾專門撰文《按家庭征個稅會更公平嗎？》認為，在夫妻雙方都有收入的情況下，如果按照家庭征收，夫妻雙方合並收入，就會使納稅的適用稅率上升，“這無疑會對婚姻產生‘懲罰’”。

但在個人信息系統並不完善的情況下，自主申報如何防範不誠信、虛假申報、騙稅等問題，是對稅務系統征管能力的一大挑戰。“（個稅征收不力）如果要打板子的話，30%在稅制，70%在征管和社會協稅措施配套。”許建國認為。

他舉例說，對於給富人帶來更高收入的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和財產轉讓所得，如果沒有證監系統和工商管理部門的配合，只靠稅務部門自身，很多稅收都難以征到。

此外，由於體量小，在地方稅務系統里個稅也處於邊緣地位。上述河北省地稅系統的工作人員就直言，地稅局更多的精力還是放在了對企業稅收的征管上，個稅的征管隊伍很小。

根據《全國稅務統計》，從2002年到2011年，地方企業所得稅分成從1294.34億元增長到7841.12億元，在地方所有稅收中占比維持在56%到69%之間。而個稅的規模僅從605億增長到2421億元。甚至在2012年，因為個稅扣除標準提升，個稅在地方的分成部分出現了3.86%的下滑。

許建國從瑞士考察回來之後，就開始著手推動建立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省級個稅征管信息系統，這也是他的理想。目前該系統的基礎數據庫已經初具規模，它包含了自然人納稅人家庭情況的基本信息，以及房產、汽車、收入、出入境等涉稅信息。

據他所知，類似的信息管理系統在一線城市也已經開始探索。但許建國認為，基於今天的公民納稅觀念和意識，即便推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在申報納稅環節，還應當進一步加強個稅的源泉扣繳制度。

珠海樓市限購升級：非本市居民購房需5年個稅或社保

珠海市政府4月8日發布公告稱，自4月8日起全市範圍內的所有戶型住房，全部納入限購範圍。非本市居民購房需5年個稅或社保。在現行限貸政策的基礎上，對於擁有住房和貸款不同情況的居民，申請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購買普通住房首付款比例提高至不低於40%、50%，購買非普通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分別提高至60%、70%。

購房資格方面，要求無法提供購房之日前在本市連續繳納5年及以上個人所得稅證明或社會保險證明的非本市戶籍居民，暫停在全市範圍內向其銷售住房。通過贈與方式轉讓住房後，須滿3年之後方可以再次購買住房；接受贈與的，必須符合本市的現行限購政策。居民家庭和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法人單位新購買的住房，須在取得不動產權證滿3年之後才能上市交易(轉讓)。

信貸政策方面，新規要求，居民家庭名下在本市無住房但有已結清的住房貸款記錄，或擁有1套住房且相應貸款已結清的，申請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購買普通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於40%;購買非普通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不低於60%。居民家庭擁有1套住房且相應購房貸款未結清的，再次申請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購買普通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於50%;購買非普通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不低於70%。對擁有兩套及以上住房的居民家庭，繼續暫停發放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

以下為通知全文：

珠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進一步做好我市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的通知

珠府辦函〔2017〕79號

橫琴新區管委會，各區政府(管委會)，市府直屬各單位：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國家、省有關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保持和促進我市房地產市場的平穩健康發展，經市人民政府同意，現就進一步加強我市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大住宅用地供應力度，完善土地出讓機制

進一步推進土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工作，優化住宅用地出讓節奏和規模，平衡全市各區住宅用地出讓計劃，防止區域分化進一步拉大。加大共有產權房、保障性住房用地供應，平衡市場供給。進一步完善全市各區域“招拍掛”出讓住宅用地的土地溢價率和人才住房、公共租賃住房面積配建標準的設定工作，強化土地出讓工作的監管。

二、優化土地出讓模式，加強土地購置資金監管

研究試行“限地價、限房價”等新型土地出讓方式，穩定市場合理預期，促進土地市場理性穩定。

強化對土地購置資金的監管，提高競買土地保證金的比例，企業和個人競買土地保證金不得低於出讓底價的60%;企業和個人參與商品住房用地“招拍掛”前，承諾土地購置資金來源不屬於開發貸款、資本市場融資、資管計劃配資等，違反承諾的取消中標資格並沒收競地保證金。

金融監管機構嚴查企業和個人購買商品住房用地資金的來源，稅務部門嚴查偷稅漏稅行為，對存在違法違規的企業和個人以及金融機構，依法依規嚴厲處罰。

三、強化“限購、限售、價格備案”政策

(一)加強住房限購、限售政策。

自本通知發布之日起，加強本市範圍內的住房(含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房)限購、限售政策。規定如下：

1.全市範圍內的所有戶型住房，全部納入限購範圍。

2.無法提供購房之日前在本市連續繳納5年及以上個人所得稅證明或社會保險證明的非本市戶籍居民，暫停在全市範圍內向其銷售住房。

3.通過贈與方式轉讓住房後，須滿3年之後方可以再次購買住房;接受贈與的，必須符合本市的現行限購政策。

4.居民家庭和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法人單位新購買(本通知發布之日起購買，下同)的住房，須在取得不動產權證滿3年之後才能上市交易(轉讓)。

5.下列需購房的非本市戶籍的高層次人才，按非戶籍居民家庭標準執行購房政策，但不需要提供納稅和社會保險證明：

(1)新引進院士，國家“千人計劃”，廣東省領軍人才等;

(2)博士後研究人員;

(3)取得《珠海市青年優秀人才證書》的青年優秀人才;

(4)我市重點產業發展急需的專業技術人才和高級經營管理人才。

以上高層次人才由市人社部門認定並出具相關證明。

(二)加強商品房交易價格管理。

新建商品住房價格備案時，要嚴格按照調控政策規定的程序，對項目前期價、周邊價和區域價逐級進行比選，不得超越比對級次、比選高價進行價格備案。

四、加強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

經廣東省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研究通過，對我市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作以下調整：

(一)居民家庭名下在本市無住房且無住房貸款記錄的，繼續執行購房首付款比例不低於30%的政策。

(二)居民家庭名下在本市無住房但有已結清的住房貸款記錄，或擁有1套住房且相應貸款已結清的，申請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購買普通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於40%;購買非普通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不低於60%。

(三)居民家庭擁有1套住房且相應購房貸款未結清的，再次申請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購買普通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於50%;購買非普通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不低於70%。

(四)對擁有兩套及以上住房的居民家庭，繼續暫停發放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

五、發揮聯席會議聯動作用，建立長效機制

進一步加強市房地產市場調控聯席會議的工作力度，完善管理機構，建立健全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長效機制，進一步推進房地產市場的監測、分析工作，及時完善相關監管措施。

六、加大房地產市場的監管力度

市房地產市場調控聯席會議各成員單位要加強市場監管，加強稅務稽查、工商經營檢查、金融檢查。產權登記、稅務、人社等部門要嚴格審查購房居民的購房資格，嚴厲查處規避限購政策、偷稅漏稅、虛假廣告、擾亂金融秩序等違法違規行為，進一步整頓房地產中介市場，並積極指導各企業進行行業自律、誠信經營，維護市場的正常秩序。

開發企業、中介機構違反規定依法受到處理的處罰信息納入本市企業信用信息系統。

七、做好輿論宣傳工作

充分發揮輿論正面宣傳和輿論引導的作用，加強對“房子住而不炒”的屬性以及房地產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宣傳，倡導住房理性經營和消費觀念，禁止各類機構及個人利用公共平臺散布虛假消息及制造、傳播謠言，穩定市場預期。

本通知自印發之日起實施。

珠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室

2017年4月8日

這個科技成果轉化背後：團隊打消賣房顧慮，千萬個稅暫不繳納

“太赫茲科研團隊一度以為轉化成果時要交1000萬元個人所得稅，由於團隊成員沒有這麽多現金，有人打趣說只能靠賣房子來交稅。其實這筆稅可以暫時不用交，可以推遲到股權轉讓時再交。”

4月13日，在國家創新型試點城區上海市楊浦區的創智天地，上海市國稅局、地稅局所得稅處負責人陳華在“稅企同舟、共話雙創”主題論壇上，向包括第一財經在內聽眾介紹全國首個享受稅收優惠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故事。

這個項目正是上海理工大學的太赫茲科研項目。

太赫茲波是頻率在0.1THz(太赫)-10THz 範圍內的電磁波，是電磁波譜中唯一待全面開發的頻譜資源，主要應用於通信、太空探測等領域，已成為發達國家爭先搶占的核心頻譜資源和科學制高點。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將太赫茲科技評為“改變未來世界的十大技術”之一，日本政府也將其列為“國家支柱十大重點戰略技術” 之首。我國也很重視太赫茲這一前沿顛覆性技術，在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太赫茲項目中，上海理工大學是唯一承擔設備系統的單位。

上海理工大學太赫茲科研團隊在中國工程院院士莊松林帶領下，在太赫茲技術研發和應用上取得重大突破，今年有望推出3款新產品，沖擊目前美英等國把持的市場。

然而這樣一個國際領先的科研項目在成果轉化時遭遇了不少波折。

上海理工大學科技處處長張大偉在上述論壇上介紹，2015年上海“科創22條”的出臺鼓勵科技成果轉化，規定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收益歸屬研發團隊所得比例不低於70%，據此上海理工大學做了“破冰之舉”，將三項評估價值近2900萬元的太赫茲技術按79.42%獎勵研發團隊個人，金額為2303.2萬元。

問題來了。由於獲取股權需要繳納高額個人所得稅，太赫茲團隊成員需要為此支付將近1000萬元的個稅。而太赫茲技術的相關產品還沒有投入生產，在沒有產出利潤的情況下要拿出千萬現金交稅，成了研發團隊意想不到的燃眉之急。有成員打趣說只能靠賣上海房子來交稅。

在了解這一情況後，上海市稅務局迅速幫助團隊解決問題。

陳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其實早在1999年稅務總局就發文明確，科研機構、高等學校轉化職務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資比例等股權形式給予科技人員個人獎勵，經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2016年，稅務總局又進一步簡化審批科技成果轉化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備案手續，技術成果價值評估報告、股權獎勵文件及其他證明材料由獎勵單位留存備查，不再需要報送主管稅務機關。

目前，上海理工大學已在楊浦區稅務局成功辦理了《科技成果轉化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備案，以太赫茲科技研發成果作為無形資產獲得股權獎勵的上海理工大學科研團隊暫不繳納個人所得稅1035.09萬元，成為全國首單科技成果轉化暫不繳納個人所得稅優惠案例。

上海財經大學胡怡建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理論上個人獲得股權需要交稅，現在對科研成果以股權形式轉讓暫不交稅，遞延到獲得股權收益轉讓所得時候再征稅，這減輕了個人現金流負擔，有利於創新創業。

張大偉說：稅務局這些舉措讓教授團隊很受鼓舞，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免收稅款，而是看到政府下決心推進科研成果轉讓，這讓老師們放下負擔，去年我們學校就有11項成果轉讓。

上海同濟資產經營公司總經理高國武也在上述論壇表示，過去10年同濟大學科研成果轉讓價值不足5000萬元，而去年政府將科技成果轉讓處置權下放學校後，不到一年時間，科研成果轉讓價值超過了1.7億元。政策放寬推動了學校老師學生創新創業熱情。

據了解，上海科技成果轉化實行備案管理，僅楊浦區就有多所重點高校有意向對3個科研項目研發團隊給予激勵，公司估值共計約8000萬元，按80%的比例獎勵給研發團隊，金額約6400萬元，暫不征稅。

目前，我國已基本形成了全方位支持科技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體系。

對於初創企業經常遇到缺少資金問題，稅收優惠政策對專門投資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業投資企業，給予投資額的70%抵扣應納稅所得額的優惠，對金融機構向中小企業的貸款給予更大力度的準備金扣除政策，對中小企業擔保機構給予增值稅優惠。

對於通過股權激勵方式吸納科技骨幹人才的非上市公司，實行遞延納稅政策;對於獲得國家級、省部級以上獎勵的科研人員所獲得的科技獎金，免征個人所得稅。

稅收優惠政策還幫企業營造創業環境。對於專門從事孵化創業創新企業的大學科技園、科技孵化器，免征出租房產、孵化服務收入的增值稅，提供給孵化企業的房產、土地免征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

對於已形成的科技成果，稅收優惠政策還促進其早日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對科技成果轉讓，免征增值稅，減免企業所得稅;對科研機構、高等學校轉化科技成果實施的股權獎勵實行遞延納稅等。

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羅天舒近日表示，2016年，促進創新的優惠政策新增減稅約800億元，稅收優惠“小投入”帶來高新技術產業的“大產出”。

他介紹，稅務總局今年還將繼續加大稅收支持力度，將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進一步激勵中小企業加大科技投入。對投向種子期、初創期等創新活動的投資，加大稅收支持力度。

個稅改革未列入今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 方案或難出臺

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重點工作安排和《政府工作報告》，國家發改委會公布每年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這是當年經濟領域改革重點工作的清單，透露重大改革動向進展，因此備受關註。

近日，國務院批轉國家發改委《關於2017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下稱《通知》)，在備受關註的財稅改革領域，個人所得稅改革未被列入。

在此前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通知中，2016年的提法是“逐步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2015年稱“研究提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個人所得稅改革方案”。

值得註意的是，3月20日公布的《國務院2017年立法工作計劃的通知》中，個人所得稅法修訂也未被列入年內力爭完成的項目。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意味著今年個稅改革不大可能正式實施，不過相關改革進展還會繼續推動。

個稅改革一直是這一輪財稅改革的重頭戲，改革目標是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度。

今年全國兩會上，財政部部長肖捷在中外記者發布會上介紹，目前個稅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設計和論證中，總的思路是個稅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方案總體設計、實施分步到位，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個人所得稅制。

肖捷稱，目前基本考慮是將部分收入項目，比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等，實行按年匯總納稅。對於如財產轉讓所得等其他方面的收入、所得項目，也考慮繼續實行分類征收。

在綜合部分所得的基礎上，為降低個人稅負，肖捷表示還將考慮適當增加與家庭生計相關的專項開支扣除項目，比如“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並將根據居民消費水平等因素進行綜合測算，以此確定是否提高免征額，該提高就提高。

肖捷並未透露個稅改革方案公布時間。業內學者專家對個稅改革方案年內是否公布也持不同意見。

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今年個稅改革方案(征求意見稿)未必能向社會公布。

盡管今年個稅改革方案是否披露未知，但個稅改革正在積極推進中。

比如，財政部已經成立個人所得稅處。今年的預算草案報告明確提出了制定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建設總方案，這將推動個稅改革進展。

另外，上述《通知》明確提出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

3月8日，財政部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歐文漢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目前已經基本形成政策建議。基本思路是實施遞延納稅政策支持，即由個人自願建立個人養老賬戶，對在規定額度內進入該賬戶的收入，以及在賬戶中投資運營的收益暫不征稅，其應繳個人所得稅可延期至將來領取養老金時再征收。

個人稅收遞延養老保險是由保險公司承辦的一種商業養老年金的保險。社會公眾投保可以享受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稅收延遲繳納的優惠。而政府通過稅收延遲繳納的激勵來籌集養老金，建設或者豐富保障體系，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通過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的激勵政策，可以鼓勵社會公眾積累幾倍甚至十幾倍的養老金，這樣不僅有利於促進養老保障體系的建設，還可以減輕財政負擔，並有利於豐富養老保障層次，促進商業養老保險發展，滿足民眾多層次的保障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