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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前行長楊凱生:控制好試錯成本,才能實現互聯網金融的持續發展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801/157780.shtml

工行前行長楊凱生:控制好試錯成本,才能實現互聯網金融的持續發展
劉雪兒劉雪兒

工行前行長楊凱生:控制好試錯成本,才能實現互聯網金融的持續發展

由於金融業具有巨大的風險外溢的效應,試錯的成本更要嚴格的把控。

i黑馬訊 8月1日淩晨消息 7月31日,在第六屆上海新金融年會暨第三屆互聯網金融外灘峰會上,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北京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特約高級研究員楊凱生做了演講,題為《控制好試錯成本,才能實現互聯網金融的持續發展》。

楊凱生指出,互聯網金融發展是在不斷試錯中實現的,並以時下很火的區塊鏈技術舉例,談到區塊鏈技術雖然能夠提高公信力和交易高效性,但在技術安全性等方面還需要繼續提高水平,我們需要堅持兩面法看問題,對新事物的產生與發展抱有清醒、科學的認識。

以下是楊凱生演講精選。

各位好,很高興可以來參加今天的峰會。

互聯網金融的持續發展,需要控制好試錯成本。要減少試錯成本,很重要的一點,是在出現問題後要及時地、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否則在不經意間,就會被同一塊石頭連續絆倒幾次。前一階段,互聯網金融業發生了很多問題,特別是在互聯網借貸、理財業務當中,出現了一些所謂的問題品牌,甚至有一定數量的公司跑路了。對於其中蓄意詐騙和涉嫌犯罪的公司及人員,當然應該由司法部門依法處理。

但我也認為,其中也有一些人最初也許並沒有什麽主觀的惡意。當時,他們就是以為自己站在了風口,以為自己真的可以隨風起飛了。他們的思想方法出現了偏差,他們把對金融規矩的漠視及背離,當成了開拓和創新,把忽悠和鼓吹當成了營銷和宣傳。如果說在當下,對於一些急於追求所謂成功的年輕人來說,這里面還有些許可以理解的因素,那對有關方面、有關部門,對一些專家學者和媒體來說,也許需要總結反思的東西應該更多。

現在值得關註的是,我們在面對一些問題的時候,似乎仍然沒有完全改掉那種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絕對化。

例如,關於Fintech的問題。互聯網金融的提法,和Fintech的叫法究竟有什麽聯系和區別?現在也許是互聯網金融的形象和信譽受到了一定程度汙名化的影響,一些人不約而同用“金融科技”來代替“互聯網金融”。希望通過說法的改變,實現與原有一些教法的區隔。我認為這沒有必要也沒有什麽意義。互聯網金融,在我們國家已經廣為人知,一定程度上有通俗易懂的特點,而且對於內涵定義,也已經有了權威、規範的說法。有關部門在文件中已經明確,互聯網金融就是指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企業,利用互聯網技術和信息通訊技術,實現資金的融通、支付、投資和信息中介服務的新興金融業的業務模式,這個定義已經有了,我覺得我們大可不必因為發展當中出現一些問題就改名換姓,也不必咬文嚼字的死摳互聯網金融的落腳是金融,Fintech的落腳是科技等等。我們要摒棄對新名詞追崇的心理,不要一味追時髦趕風頭,要看到事情的本質,只要從事金融業務,就要按照現行的金融從業規則辦,要接受必要的金融監管。如果還是在名詞概念上兜圈子,不利於總結經驗教訓,也不利於控制和減少發展過程中的試錯成本。

再比如說區塊鏈,這個話題越來越熱了。從區塊鏈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確實有可能使互聯網的功能從信息傳遞轉化為價值傳遞。如果真能順利實現這個轉化,它對人們的經濟生活、金融生活乃至社會生活,將帶來遠比當下一般意義上的互聯網金融更巨大的影響、改變。與此同時,區塊鏈技術盡管在金融領域的應用還沒有真正起步,但區塊鏈的概念目前已經從金融領域開始向社會生活的其它領域延伸,比如說用於慈善捐贈、醫療服務等等。

市場上也有不少人爭相投資涉及區塊鏈相關概念的公司,不少搞區塊鏈的公司宣稱自己完成幾輪融資,估值達到了多少多少。面對這樣的形式,值得高興的是我國的創新活力看起來並不遜於一些發達國家,市場的力量遠比我們想像的更加強大。值得擔憂的是,我們對區塊鏈的認識,有沒有可能像前幾年對互聯網金融一樣,再次陷入一種片面性的誤區?從而在發展的過程中,增加更多的、無謂的試錯成本。如果真是那樣,對於區塊鏈的健康發展,將是有害而無益的。我們現在常說區塊鏈的最大特點是去中心化。誠然,理想化的區塊鏈系統,是由許多節點組成的,點與點之間的網絡結構。似乎既不需要中心化的硬件設備,也不需要任何管理它的機構。但是相關區塊鏈的技術標準,它的交易指令格式,以及涉及到金融活動實名要求帶來的區塊鏈交易參與方身份認證與準入許可等等,是否還需要一種中心化、類中心化的機構去制定、規範?R3目前所形成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盟,算不算類中心化的機構?這些問題似乎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厘清。簡單宣稱去中心化,是否或多或少存在既想從事金融活動,又不想接受金融監管的傾向?

還比如,現在常說區塊鏈的一大長處在於任何活動的痕跡均可以追索並不可篡改,這主要是說區塊鏈交易有很高的安全性。但是參加R3工作,並且專門負責向媒體和公眾解釋區塊鏈聯盟的Charley Cooper先生直言不諱的說,比特幣的強硬派說安全性不可能崩潰,可是我這麽久都沒有發現任何不能崩潰的東西。我認為Cooper先生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否則無法解釋一些比特幣平臺為什麽會垮臺,無法解釋曾經創造了耀眼業績的眾籌區塊鏈項目,為什麽也會遭到黑客攻擊,從而發生了具有重大影響的The DAO事件。我們應該註意到,盡管區塊鏈技術從概率上看,發生篡改記錄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但如果發生了集團性的行為,尤其是在一些私有鏈中,是否有可能發生?需要進一步觀察。更重要的是,如果區塊鏈當中一些交易的邏輯、規則,事先就存在有意無意的漏洞,那面臨的安全性挑戰仍然是巨大的。

再比如,我們常說由於通過區塊鏈進行支付,是由交易雙方直接完成的。跳過以往所必須的中間環節,因而效率將獲得非常大的提高。但是我們也需要註意到,要真正實現這個目標,目前區塊鏈技術的水平,還需要有幾個數量級的提升才行。比如,狹義的區塊鏈全網播報耗時行長。昨天謝平先生的報告當中也提到了這個方面,每秒只能處理個位數的交易。而傳統的金融機構,每秒的交易量往往都是超過幾千筆的。據了解,目前最大的區塊鏈比特幣網絡,日均交易量也就20多萬筆,甚至出現了一筆交易經過了10多小時才予以確認的情況。而一家較為大型的銀行日均交易量,往往會超過1億筆。

我之所以講這些問題,並不是要否認區塊鏈技術的重要性,也不是要否認它的有關技術一定會不斷的有所突破、改進,更不是去反對對區塊鏈做進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我只是希望,在推動區塊鏈發展的過程中,要保持清醒的、科學的認識,力戒浮躁,要堅持兩分法,避免片面性。美國著名的IT研究顧問咨詢公司Gartner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一種區塊鏈的狂熱傳染病已經侵入了金融服務行業。這份報告還指出,投資者在制定未來兩年投資方案時,可能要允許區塊鏈項目出現90%的失敗率。這些判斷、這些預告值得我們思考。

總之,金融的進步過程是一個不斷創新、試錯的過程。但由於金融業具有巨大的風險外溢的效應,試錯的成本更要嚴格的把控。從互聯網金融到Fintech,從大數據到區塊鏈,伴隨著金融改革的推進,金融創新是日益加快,金融產品也會日趨複雜。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各種新名詞、新概念,也必然會更多地出現。如何堅持辯證地看待事物,如何註意抓住事物的本質,是減少金融創新試錯成本的關鍵所在,也是我們互聯網金融區塊鏈技術健康發展的基礎所在。

我今天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互聯網金融區塊鏈試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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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V十年·最佳銀行家組合】姜建清和楊凱生:銀行業“黃金搭檔”

如果列一份“中國最傑出銀行家”的名單,或許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答案和排序。但如果要列一組銀行業的“最佳拍檔”名單,大部分人可能都會把這兩個人放在第一順位,那就是工商銀行前董事長姜建清和前行長楊凱生。

在兩人搭檔的八年間,他們帶領工行打下了股改、上市的“攻堅戰”,完成了從“技術破產”到“宇宙大行”的華麗蛻變,抵禦住了信貸擴張期的壓力,推動了工行的國際化發展……

銀行業的“黃金搭檔”

姜建清和楊凱生都是工行元老級的員工,前者在工行成立之年便加入,一路從櫃員到董事長,幾乎經歷了工行所有的業務管理崗位;後者晚一年進行,也歷任工行監察室副主任、規劃信息部主任、深圳分行行長、工行副行長等多個職位。

2005年10月,楊凱生正式擔任工行行長一職,就此開始了與姜建清搭檔的八年。而這也恰好是這家銀行完成蛻變、化繭成蝶的八年。

楊凱生升任行長的那一年,工行正式啟動股改。盡管前面幾年工行已經剝離了大量的不良資產,也逐漸控制住了不良貸款的增長,但對於一家準備登陸資本市場的商業銀行而言,不良貸款高企依然是它沈重的羈絆。

最後,工行共剝離出去2460億元損失類資產,轉讓4590億元可疑類貸款。到2005年末,工行的不良貸款率大幅度下降至4.69%。同時,引進高盛等戰略投資者,股改、財務重組為上市掃清了障礙。

由於在1999年~2005年期間,楊凱生還擔任了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一職,其間主導了對中國最龐雜的金融產業“德隆帝國”的風險處置和重組,外界普遍認為,德隆一役也為楊凱生日後在工行上市前的不良處置積攢了經驗。

2006年10月27日工行首開國內A+H兩地同步上市先河。此次上市在當時刷新28項新紀錄,被稱為“世紀IPO”,工行在上市當日的總市值,已經排名全球第五。姜與楊的組合搭檔一年多便打下了一場完美的“戰役”。

此後,隨著大型商業銀行完成股改上市,中國的銀行業迎來發展的“黃金十年”,這也是銀行基礎規模迅速積累的十年。在這期間,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不斷擴張,凈利潤飛速增長。

以一組數據為例,2011年底,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稅後總利潤突破萬億元大關,2003年至2011年,年平均利潤增速為50%。在2014年之前,各家銀行凈利潤幾乎都是兩位數以上增長。

盡管趕上了中國銀行發展的黃金時期,但姜建清和楊凱生卻並沒有太多時間喘息,相反,他們面臨了更多艱難的抉擇和挑戰。事後來看,正是這期間他們的默契配合和果斷決策為日後工行成為全球最大商業銀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堅守與創新的八年

被認為構築銀行業“黃金十年”基礎的是銀行信貸資產的迅猛擴張。

根據銀監會數據,截至2004年一季度末,中國銀行業總資產28.84萬億元,而到2014年末,中國銀行業總資產已經突破了172.3萬億。工、農、中、建四大行十年貸款平均增速均高於15%,十年累計貸款增長3.3倍。

尤其是在“4萬億”投放的特殊時期,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更是大幅增加。按照常理,工行作為國有大型銀行中體量最大的銀行,在特殊時期可能要背負更重的“政策任務”。

但從工行實際操作來看,其在政策需求與商業可持續發展之間亦有所平衡。

以2009年和2010年被稱為貸款猛增的特殊年份為例,2009年五大行信貸增速中工行最低,為25.3%,而中行增速高達48.97%,農行和交行分別為33.48%和38.44%,建行則為27.04%。

這“黃金十年”期間,銀行信貸的迅猛擴張,也可以預見到當經濟處於下行通道,給銀行所帶來的壓力。2013年以來,銀行不良貸款的加速暴露,正印證了這一點。而當年工行在信貸擴張上的“克制”也被視為商業銀行市場化決策的經典案例。

多年之後,楊凱生在一次內部交流會上曾提到,當時是董事長姜建清支持、要求他,在信貸投放的“大躍進”壓力下保持清醒和定力,按照商業原則嚴格貸款發放。

盡管在信貸擴張上有所“克制”,但上市之後的工行在業務創新和戰略轉型上的積極舉措無一不顯現出這對“黃金搭檔”的深謀遠慮。

以國際化為例,姜建清認為,“僅僅做一些中國人在海外的業務,遠遠算不上是當地的銀行”,相比之下,並購的投入產出快,而且能直接獲取當地的網絡、客戶等資源,容易形成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在姜建清、楊凱生搭檔的幾年間,工行加快了國際化的步伐, 頻頻出手接連完成了對印度尼西亞Halim銀行、南非標準銀行、加拿大東亞銀行等幾家外國銀行的並購重組。

姜建清和楊凱生是為數不多獲得業內和媒體一致認可的中國銀行家,他們用一流的專業知識和管理能力,卓越的遠見與膽識讓工行完成了市場化的轉型,讓這家中國的商業銀行走向了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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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凱生:國企降杠桿,出資人應以適當形式註資

“企業杠桿率過高這一問題的本質是企業資本金不足,企業出資人缺乏對企業的資本註入責任,缺乏把企業杠桿率穩定在一個合理水平上的有效機制。”中國銀監會特邀顧問楊凱生在15日召開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中表示。

數據顯示,至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雖然略有下降,但其中國有工業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還是由61.2%上升到了61.5%。楊凱生認為,“三去一降一補”中的降杠桿並不容易,需要進一步從根本上找到降低國有企業杠桿率、穩定國有企業負債率的有效辦法。

去年10月國務院出臺《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提出了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主要途徑。其中降杠桿的7條主要內容包括:一是積極推進企業兼並重組,提高資源整合與使用效率;二是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形成降低企業杠桿率的長效機制;三是多措並舉盤活企業存量資產,在做好存量資產清理、整合工作的基礎上采取多種形式予以盤活;四是多方式優化企業債務結構,降低企業財務負擔;五是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幫助發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渡過難關;六是依法依規實施企業破產,因企制宜實施企業破產清算、重整與和解;七是積極發展股權融資,形成合理的融資結構。

楊凱生表示,不少人似乎還只是把主要註意力集中到其中的債轉股甚至核銷債務等方面,但這畢竟只是治標之計、應急之策,應當找到我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長時間來杠桿率高、負債率高的根本原因。

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推出了幾項重要的國企改革措施可統稱為“撥改貸”——將企業的基建所需資金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將企業所需的一些挖潛、革新、改造資金由國家撥款也改為銀行貸款;將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由財政管理,財政、銀行分別供應的做法改為由銀行統一管理。

楊凱生認為,這一系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增加企業的經營責任,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並進而將企業和銀行打造成真正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但是,由於相應的配套政策不夠完備,這些做法使一大批國有企業經常性的資本金補充渠道變得狹窄了。

“盡管國家曾先後規定企業應當建立自有流動資金補充制度,也曾明確規定有關項目建設必須有一定比例的‘自籌’資金,銀行才能貸款等等,但這些要求在實踐中往往讓步於‘發展’的需要,落實得都不夠堅決,不夠理想。因此,銀行貸款成了企業生產經營和發展擴大所需資金的最主要來源。”楊凱生說。

他表示,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企業所需的資金必然越來越多,各種形式的融資就必然越來越多,企業杠桿率必然越來越高,財務負擔必然越來越重。與此同時,銀行貸款資本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大量銀行貸款沈澱在企業中充作資本金使用而難以盤活,銀行信貸資金的流動性越來越弱。

楊凱生表示,以管資本為主來管理國有企業,還應該包括一個內容,即國企出資人、國企監管人有責任維護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的穩定。

去年在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三十次會議通過的有關文件中,一是強調要建立和完善國有企業出資人的監管權力和責任清單;二是明確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的重點,包括對國有企業的資本金註入;三是要建立企業負債約束機制等。

楊凱生認為,如果不能認真落實這些要求,所謂的各種去杠桿手段只能一時見效,不需多長時間企業的杠桿率仍然會周而複始地不斷攀升。

楊凱生建議,國有企業的出資部門、行使國有資本管理職能的部門應對所管理的企業分行業、分規模確定負債率標準,對企業所有者(出資人)進行約束——企業所有者如果認為某個國有企業需要繼續持有、應該繼續持有,那就要在企業經營發展的過程中隨時關註它的資產負債率變化,一旦臨近或超逾負債率標準,就要以適當形式向其註入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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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凱生:要對監管未覆蓋的交易行為、金融產品實施穿透式監管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銀監會特邀顧問、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3月6日下午舉行的政協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要對各類金融風險引起警惕,要采取有效措施,特別是對現在監管沒有覆蓋到的一些金融交易行為、金融產品實施所謂的穿透式監管。

楊凱生表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及總理昨天提出的對累積起來的金融風險要高度警惕,要築牢防火墻。首先,中央的這種判斷是有的放矢的,是審時度勢之後提出的一個重要工作方針。第二,中國的金融風險目前是可控的。

他指出,現在隨著中國金融改革的深化,隨著市場發育水平的不斷加深,現在許多金融產品、許多金融交易行為已經變成跨行業、跨機構,甚至是跨監管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面對許多事情經驗不足,法規也不盡完備,各個監管機構綜合協調不是完全有效。在這樣的情況下,確實需要對各類風險引起警惕,要采取有效措施,特別是對現在監管沒有覆蓋到的一些金融交易行為、金融產品實施所謂的穿透式監管。

全國政協3月6日下午5位全國政協委員將就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防範金融風險、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回答記者提問。以下為發布會部分實錄:

上海證券報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防範金融風險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請問楊凱生委員,您有非常豐富的金融領域工作經驗,中國的金融風險您怎麽看?下一步中國防範金融風險需要做好哪些工作?想聽聽您的高見。謝謝。

楊凱生:謝謝你的問題。我註意到了,現在各方面的朋友對我國的金融風險問題都很關註,原因是多方面的,大概有兩個提法引起了朋友們的關心。一是,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個提法,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另一個提法,昨天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到,要對各方面累積的金融風險高度警惕,要築牢各類風險的防火墻。大家看到這兩個提法以後都很關註,認為中國的金融風險到底大不大?表現在哪兒?我的看法,對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及總理昨天提出的對累積起來的金融風險要高度警惕,要築牢防火墻。我是這麽看的。第一,中央的這種判斷我認為是有的放矢的,是審時度勢之後提出的一個重要工作方針。第二,中國的金融風險目前是可控的。之所以說第一句話,主要是因為過去我們講到金融風險主要關心的是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是多了還是少了。現在隨著中國金融改革的深化,隨著市場發育水平的不斷加深,現在許多金融產品、許多金融交易行為已經變成跨行業、跨機構,甚至是跨監管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面對許多事情經驗不足,法規也不盡完備,各個監管機構綜合協調不是完全有效。在這樣的情況下,確實需要對各類風險引起警惕,要采取有效措施,特別是對現在監管沒有覆蓋到的一些金融交易行為、金融產品實施所謂的穿透式監管。所以我認為現在提出加強風險管控的方針是有的放矢的,也就是說是有道理的。

楊凱生:第二,目前金融風險還完全是可控的。怎麽說呢?拿一個老的指標——銀行不良率來說,銀行市場是我國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良率是1.74%。這是一個什麽概念呢?是去年四個季度當中最低的,不良貸款的增加額甚至是近三年來最少的。我們的貸款撥備,彌補損失的,在去年各家商業銀行普遍加大不良貸款的處置核銷力度的同時,我們的銀行存款撥備率保持在70%以上。去年各家商業銀行的年報雖然還沒有披露,但是據我了解,各家商業銀行的利潤總額超過2萬億。現在不良率是1.74%,不良貸款額只有1.5萬多億,我們的撥備是2萬多億,再加上十幾萬億的資本金,銀行業消化目前不良貸款的損失或者稍微暴露出來的不良貸款的潛在損失的能力是強,或者是充分的。對於其他風險,流動的風險、房地產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外部沖擊和匯率帶來的風險等等,理財產品有可能存在跨市場、跨交易的風險,實際上有關部門都在加強管理之中。比如,對所謂的資產管理,最近中央銀行正在牽頭組織有關部門共同制定一個大質管的管理辦法,這些措施跟上去以後,我們碰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新風險是能夠有效控制的。所以我想對目前的金融風險還是兩句話:第一,不能掉以輕心。中央提出的要高度重視,把它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有道理的。第二,對中國的金融穩定,我們要充滿信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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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輝山乳業融資13.5億 九臺農商行“回避”楊凱持股

輝山乳業(06863.HK)的危機,已經開始向債權銀行延燒。沈默數天之後,被卷入危機的九臺農商行(06122.HK),披露了該行對輝山乳業的貸款金額。

3月29日九臺農商行公告稱,2016年12月以來,先後為輝山乳業提供兩筆融資,總金額13.5億元,融資目前尚未到期,該行亦未計提減值損失。但其中一筆6億元融資,為擔保借款,將於2017年6月到期。

若上述貸款發生劣變,九臺農商行資產質量、盈利都將受到沖擊。而正是在進行上述兩筆貸款之間,九臺農商行完成了H股IPO,輝山乳業實際控制人、董事長楊凱,在其上市之時,大手筆買入該行1.18億股H股,成為該行重要股東。但在九臺農商行3月27日發布的2016年年報中,該行未公布前十大股東名單,公告亦未進行說明。

楊凱約見八家債權人

3月29日,第一財經記者從輝山乳業債權人處獲知,27日上午,輝山乳業董事長楊凱約見了八家債權人,約見的主要內容為:一、輝山乳業生產產量和質量正常,未受資本市場的沖擊,正按計劃進行內部重組,計劃引進戰略投資者;二、本次事件引起遼寧省、沈陽市兩級政府高度重視,並已成立五個應急小組協助輝山乳業進行重組;三、上市公司體系內和體系外所有債務都會承擔,但望請債權人續期、展期、再賣一期產品,並給予輝山乳業足夠的時間,不抽貸不壓貸不起訴。

該債權方還稱,27日下午,其工作人員前往輝山乳業沈陽液態奶加工廠了解情況,生產未見異常,超市也正常售賣其產品。

此外,3月28日下午,輝山乳業債權人委員會已組建成立,並召開協調會,遼寧省、沈陽市兩級政府金融辦負責人到場,銀行業協會主持會議,各債權人提供相關材料,核實輝山乳業債務情況,並請債權人不抽貸不壓貸不起訴,為引進戰略投資者提供條件,輝山乳業債權人委員會公約正在由債權金額排名靠前的11家銀行草擬,完成後將發給各債權人簽署。

該債權方還透露,輝山乳業負責財務、現金管理的執行董事丶高級副總裁葛坤失聯後,輝山乳業已任命集團副總裁陳麗娜負責資金業務。

兩筆融資13.5億

九臺農商行29日公告稱,該行共計為輝山乳業提供了兩筆融資,第一筆是2016年12月1日,以購買融資租賃應收帳款受益權的方式,為輝山乳業附屬公司提供7.5億元融資,到期日為2021年12月,並有融資租賃資產、租賃資產保單提供抵押和質押。若抵質押物不足以覆蓋融資應收本息時,輝山乳業附屬公司將補足差額。

第二筆融資,則發生於輝山乳業危機爆發前夕,時間為2017年3月7日,金額6億元,到期日為2017年6月,由輝山乳業提供擔保。但融資方式、具體借款人,該行未予說明。

3月24日,輝山乳業“跳樓”式暴跌後,隨即有消息稱,此前的3月23日,輝山乳業與23家銀行債權人召開會議,尋求銀行債權人按正常方式續貸。其中,九臺農商行為第二大債權人,貸款金額為18.3億元。3月28日,輝山乳業承認,在3月23日的債權人會議上,中國銀行、九臺農商行、浙商銀行於會上表示,將繼續對該公司保持信心。但鑒於最近股價大幅下跌和媒體報道,不能保證這些銀行的意見將維持不變。

在3月29日的公告中,九臺農商行稱,截至目前,該行共計為輝山乳業提供貸款13.5億元,且不存在不能按時收取利息的情況。目前,該行正在積極采取措施,以保證上述融資安全,尚未對上述融資計提減值。

值得註意的是,九臺農商行對輝山乳業的兩筆貸款發生時間間隔僅3個月,正是在進行上述兩筆貸款之間,九臺農商行完成了H股IPO,楊凱成為該行重要股東。

港交所披露信息顯示,2017年1月12日,九臺農商銀行上市之時,楊凱大手筆出資5.38億港元,以發行價4.56港元,買入該行1.18億股H股,占後者發行H股的17.88%,據境外媒體報道,楊凱買入九臺農商銀行,正是通過冠豐完成,而冠豐的控制人正是楊凱。

不過,對於楊凱持有該行股份一事,九臺農商行在公告中沒有進行任何說明。3月27日發布的2016年年報,九臺農商行也並未披露其股權結構,以及前十大股東名稱。招股說明書顯示,H股上市前,九臺農商行前十大股東包括吉林信托、長春華星建築有限責任公司、長春市華美旅遊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等。

恐將波及資本充足率

對輝山乳業的貸款,已經波及九臺農商行。3月27日,該行股價大幅下跌,當日跌幅8.71%,盤中一度重挫超過10%。不僅如此,輝山乳業13.5億元的貸款,如果發生劣變,可能還將波及到九臺農商行的資本充足率。3月27日,九臺農商行公告稱,建議發行不少於五年期的二級資本債,融資不超過13億元,用於補充該行資本。

2016年年報顯示, 截至當年12月底,九臺農商行總資產為1914億元,貸款余額621億元。而在2016年6月底,該行總資產、貸款余額分別為1600億元、532億元。在整個資產結構中,其貸款業務占比僅為33%左右,依靠同業及投資業務驅動資產規模擴張。

九臺農商行還控股了數量眾多的小型銀行。截至2016年6月底,該行共入股了37家商業銀行,其中21家為控股,持股比例在50%以上,其中包括遼陽農商行,以及分布於廣東、湖北、山東、吉林等地的20家村鎮銀行。截至2016年6月底,21家控股銀行的總資產,在九臺農商行總資產中占比17.2%。

根據招股書披露,截至2016年6月底,九臺農商行前十大單一貸款人中,貸款金額最多的為7.5億元,最少的為3.2億元,前十大合計41.4億元。2016年業績報告顯示,截至當年底,該行前十大單一客戶貸款總計48.5億元,貸款最多的為6.15億元,最少的3.9億元,但在兩份披露材料中,該行均未公開具體借款人的名稱。

公開信息顯示,2015年,九臺農商行與五家信托公司開展了31.6億元的信托業務。截至2016年6月底,這一數據為14.3億元。同期,該行還進行了93億元、165億元的資管業務。

截至2016年底,九臺農商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0.35%,一級資本充足率為10.52%,資本充足率為13.79%,不良貸款率為1.41%。而輝山乳業的13.5億元貸款中,第一筆貸款離到期尚有四年多時間,而第二筆是短期貸款,在輝山乳業深陷危機的情況下,3個月後的到期日能否償還,將存在很大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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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凱生漫談《金融筆記》:銀行有道十成,吾僅知其一二

“我始終認為,銀行有道十成,吾僅知其一二。”這正是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的核心觀點。

4月1日,“中國金融改革:過往與前瞻暨楊凱生《金融筆記》新書發布會”在複旦大學舉行。曾作為世界上最大商業銀行的行長,楊凱生見證和參與了我國金融改革最重要的一段,《金融筆記》記錄的是銀行業以及整個金融業在改革中的重點、熱點和難點問題。

“作為我國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這麽多年改革的一個經歷者,有責任有義務把自己這些年間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感悟,對一些問題的體會和認識如實地記載存錄下來。因為我國金融改革的宏大歷史畫卷實際上是由大大小小許許多多塊拼圖組成的,如果自己積累下來的這些東西能夠成為一塊巨大的多彩拼圖中的一小角,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楊凱生在新書發布會上表示。

發布會期間,除了分享過去的從業經驗,楊凱生也就金融機構是否為暴利行業、中國銀行業是否存在壟斷等熱點問題與嘉賓熱烈討論。

親歷金融改革二十載

楊凱生於1996年任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1999年任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此後擔任工行行長,並於2013年退任。而這一時期,中國銀行業經歷了一場巨變。

新書的五個章節標題也基本概括了這一段歷程——資產管理公司原原本本,商業銀行改革的零零總總,國際金融危機的兩兩三三,互聯網金融的是是非非,心路歷程的點點滴滴。

楊凱生回憶稱:“上世紀90年代爆發了亞洲金融危機,在總結了那場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之後,我國中央政府決定要加快我國銀行業的改革。”

當時,制造業產能不斷累積、企業利潤率迅速下降,1998年和1999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分別高達33%和41%。在1.4萬億元的不良資產中,9800億元是四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

1999年,華融、東方等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成立,剝離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2000年,政府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註資,充實資本金;2004年,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成立股份制公司;2005年,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在香港H股市場上市,並於2006年在大陸A股市場上市。

“由於我國銀行業改革可以說是搶先了一步,所以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我國銀行業表現的相對健康、穩健,比較成功地應對了這場金融風暴。”楊凱生稱。

另一場巨大的變革就是技術革命。尤其是2013年以來,隨著信息科技的快速發展,互聯網金融在中國呈幾何級增長,監管出現了滯後。楊凱生在書中就監管與創新、國際和國內,以及歷史的傳承和未來的發展作出了解析。

他也表示,在金融改革進程中存在著種種爭議,而這種爭論可能持續至今,並將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例如,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到底怎麽成立的?它們有沒有資本金、資本金從哪來?再比如,當時國有企業為什麽要加快改革、為什麽有這樣沈重的歷史包袱?又如,銀行財務重組究竟付出了多大的成本、成本是由誰來承擔?還有,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深層原因究竟是什麽?我們如何解決“大而不能倒”的問題?甚至這一概念被人認為是偽命題。再有,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甚至被人們說有可能顛覆傳統銀行業,究竟是不是這麽回事?互聯網金融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什麽樣的問題?是要加強監管,還是要“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楊凱生回憶稱,當年為了答疑解惑,他趕在2014年6月4日的一個大手術前完成了《關於銀行業需要澄清的幾個問題》一文。文章針對如何評價我國幾大銀行的改革成果,我國銀行業究竟存在不存在壟斷,我國銀行業究竟是不是“暴利”行業這幾方面進行了闡釋。

不應斷言中國銀行業“暴利”

發布會上,在面對讀者“實體經濟創造利潤,但是金融機構賺錢太多”的質疑時,楊凱生表示,銀行業應不應該讓利給實體經濟的前提是,準確定義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但是目前沒有任何學術文件或權威文件能夠準確定義兩者,也不能回答銀行和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分別是什麽關系。

“鄧小平同誌有一句話是我非常贊成的,就是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因此它們是緊緊包裹在一起,而不是遊離的。也就是說所謂的實體經濟和金融業實際上是肌肉、骨骼、血液的關系,無法分離的,更不應該簡單對立起來。”楊凱生說。

楊凱生此前在《關於銀行業需要澄清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也提到:“首先,應該肯定經濟決定金融,銀行業的利潤增長是我國經濟這些年持續平穩較快增長的一個折射。銀行利潤的增長,尤其是國有控股銀行的利潤增長是對國家的貢獻,是對股東、投資者的貢獻,是履行社會責任的最主要表現。”

他寫道,目前,在大型銀行的股權結構中,國家控股比例超過70%。也就是說,這些銀行每創造1元錢利潤,至少有0.7元是國家的直接收益。五大銀行自股改上市以來,共實現稅後凈利潤約39300億元,按70%比例計,其中國有股獲利超過27500億元,國有股權從中現金分紅達11000億元,國有凈資產增值超過3.6倍。與此同時,其他股東與國有股東是同股享有同權的,在權益分配上不可能有任何區別,同樣也是銀行盈利的受益者。

近幾年來,社會上對銀行盈利的批評主要有兩種:一是認為銀行的利潤多主要是因為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存貸款利差太高;另一種認為,銀行的利潤多主要來自收費項目太多。

但在楊凱生看來,我國銀行尤其是大型銀行,近年來的利潤增長並不是來自於高息貸款。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此前利率政策,在當時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的情況下,不準商業銀行高息攬存,不準搞不顧風險的不正當競爭。

同時,當時的貸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是放開的。就拿2013年為例,實際執行的結果是,我國幾大銀行當年新發放的人民幣貸款中,執行下浮利率的約占17.18%,執行基準利率的約占34.25%,執行上浮利率的只占48.57%。

中國銀行業並非壟斷

盡管就股權結構來看,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並不能完全說是國有壟斷的,但規模如此之大仍始終讓人認為有壟斷的嫌疑。

在回答“宇宙第一行”——中國工商銀行是不是過於壟斷、有損公平競爭時,楊凱生表示了否定。他稱,世界各國有一個通行的衡量標準叫做銀行業集中度,其中最主要的指標是CR5(Concentration Ratio 5),即一國前五大銀行(TOP5)的總資產占該國銀行業資產的比例。

他稱,我們可以將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西班牙、荷蘭等經濟體量排名居前的10個發達國家,以及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等4個金磚國家的銀行業集中度(資產CR5)與中國作一些對照和比較。

“在這14個國家中,除了印度之外,其余各國前五大商業銀行的資產CR5都高於50%,尤其是10個發達國家的銀行業,澳大利亞、荷蘭超過90%,德國、加拿大超過80%,西班牙、法國、英國、意大利超過70%,美國、日本也在50%到60%之間。”他稱。

這些國家的銀行業集中度,基本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之後隨著金融自由化進程的加快而明顯提升的。楊凱生認為:“事情並不像有的人所想象的那麽簡單,以為只要銀行市場進一步開放,中小銀行將紛紛湧現,大銀行的競爭優勢將逐步削弱,它們的市場占比應該會也必然會隨之下降。”

轉視中國銀行業,“五大行的資產CR5大概是41%左右,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五大銀行市場占比是逐年下降的,並且是快速下降的,從最初的百分之七十幾、五十幾再到現在的四十幾。反觀剛才說‘10+4’經濟體(全世界10個發達經濟體和其他金磚四國),看CR5指標,有的是平穩的,有的時候是快速上升的。什麽時候上升?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就是上升的。”楊凱生表示。

楊凱生在《關於銀行業需要澄清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也提及,在上述國家,銀行業集中度的高低似乎與金融市場的穩定水平存在著一定正相關性。例如,銀行業集中度最高的澳大利亞、加拿大、荷蘭在這一輪金融危機中,銀行業表現得就更穩健一些。

相比之下,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末儲蓄信貸機構危機爆發之前,銀行業資產CR5一直低於15%,在那場危機之後,美國銀行業的資產CR5快速上升。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的資產CR5更是從2007年的44%上升到2010年的48%,2013年達到63.2%。

“我們曾與美國一些著名的銀行家以及監管官員交流,他們都認為這一趨勢還會繼續,美國銀行的數量將繼續減少,銀行業集中度還會進一步提高。”他稱。

這些情況說明了什麽?這與人們現在常常說的所謂要警惕銀行“大而不能倒”的理論又有什麽內在聯系?楊凱生認為,這些都需要我們認真研究,簡單的人雲亦雲並不有助於揭示經濟生活的內在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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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山乳業實控人楊凱減持九臺農商套現3.55億港元

據港交所數據顯示,輝山乳業實控人楊凱在3月28日、29日、30日、4月5日分別減持九臺農商(06122.HK)1225.5萬股、223.1萬股、118.9萬股、6100萬股,減持的均價在4.58港元/股至5.144港元/股之間,合計套現逾3.55億港元。

港交所數據顯示,楊凱3月28日以4.763港元/股價格減持1225.5萬股、3月29日5.061港元/股減持223.1萬股、3月30日以5.144港元/股減持118.9萬股、4月5日4.58港元/股減持6100萬股,合計套現逾3.55億港元。九臺農商銀行(06122-HK)今年1月12日剛剛登陸港交所,輝山乳業主席楊凱原來透過Champ Harvest Limited持有1.18億股九臺農商銀行H股,股權占比15.55%,在近期連續減持後楊凱持有九臺農商的股份下降至3.57%。

輝山乳業港股股價3月24日出現“閃崩”,隨後停盤至今。而九臺農商銀行(06122-HK)在隨後的3月27日也放量大跌約10%。3月29日,九臺農商行公告稱,2016年12月以來,先後為輝山乳業提供兩筆融資,總金額13.5億元,融資目前尚未到期,該行亦未計提減值損失。但其中一筆6億元融資,為擔保借款,將於2017年6月到期。

輝山乳業債務危機持續發酵,部分卷入的金融機構披露了對輝山乳業的貸款金額。在這些銀行中,九臺農商行顯得尤為矚目,雖是小型城商行,但是債權排名第二,達到13.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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