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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保富法》（一篇轟動整個上海灘的千古奇文）信璞上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3453d220101gnu6.html   
《保富法》作者聶云台先生，是清代名臣曾國藩的外孫，舊上海首任商會會長。他從自家的經歷和在上海所見所聞的富人家庭的變遷，來談富裕人家的持久發達之道。很值得一讀，特別是在當代。
　　本文曾在上海《申報》連載，轟動上海，激盪時人之心，一時引起各界紛紛捐贈助學金四十七萬餘元（大家想當時的四十七萬元相當於現在多少錢），柳亞子等各界名流紛紛響應，一時傳為佳話。
　　印光大師、柳亞子等佛學高士撰文傾力推薦。
　　民間自發紛相印贈此書，至今在港、台地區和東南亞商人圈仍廣為流傳！

　　不單上海是這樣，在我的家鄉湖南，也是一樣。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富貴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僅剩下財產不多的幾戶文官家庭，後人還較好。就我所熟悉的來說，像曾、左、彭、李這幾家，是錢最少的大官，後人比較多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曾文正公(曾國藩)的曾孫輩，在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幾位曾孫，也以科學專業而聞名；李勇毅公(李鴻章)的孫子輩，有擔任大學教授的，曾孫也多是大學畢業；彭剛直公(彭玉麟)的後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凡是當時的錢來得正路，沒有積蓄留錢給子孫的心，子孫就比較賢能有才幹。其餘文官比較錢多的十來家，現在後人多數都已經蕭條了；武官數十家，當時都比文官富有，有十萬、廿萬銀兩的，各家的後人，也是多數衰落了；能讀書上進的，就很少聽見了。

　　我家與晚清中興時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數都是世代相交的關係，所以各家的興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於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豐厚的，遠遠勝過了湘軍諸人，但是今日都已經凋零敗落，不堪回首了；前後不過幾十年，傳下來才到了第三代，已經都如浮云散盡了。然而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他們的子孫反而卻多優秀顯達。最明顯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只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間房子，也未曾買過一畝田地。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兩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裡只要有一張鹽票的，就可稱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別諭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領；在他逝世後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若是當時化些字號、花名，領一、兩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面上並不違法。然而藉著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是無礙良心，而君子卻是不為的啊！這件事，當時家母知道得很詳細，而外面人卻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說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文正公曾經對僚屬(同事下級)宣誓：「不取軍中的一錢寄回家裡」，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無違誓言；這與三國時代的諸葛公(諸葛亮)是同一風格的。因此，當時的將領僚屬多數都很廉潔；而民間在無形當中也受益不小。所以，為官者躬行廉潔，就是暗中為民造福；如果自己貪錢，那麼部下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老百姓就會受害不小了。

　　《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說：「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因為貪財與不貪財，關係著別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發財便能造罪，不貪財方能造福。世人都以為積錢多買些田地房產，便能夠使子孫有飯吃，過得幸福，所以拚命想發財。今天看看上述幾十家的事實，積錢多的，反而使得子孫沒飯吃，甚至連子孫都滅絕了；不肯取巧發財的，子孫反而能夠有飯吃，而且有興旺的氣象。平常人又以為不積些錢，恐怕子孫會立刻窮困；但是從歷史的事實、社會的經驗看來，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顧己，不留一錢的人，子孫一定會發達。現在我再舉幾個例子來說。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窮秀才的時候，心中就唸唸在救濟眾人。後來做了宰相，便把俸祿全部拿出來購置義田，贍養一族的貧寒。先買了蘇州的南園作為自己的住宅，後來聽見地理風水家說：「此屋風水極好，後代會出公卿。」他想，這屋子既然會興發顯貴，不如當作學堂，讓全蘇州人的子弟在此處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興發顯貴，那樣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將房子捐出來，作為學堂。他唸唸在利益群眾，不願自己一家獨得好處。結果，自己的四個兒子都發達顯貴，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個個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他的兒子們曾經請求他在京裡購買一所花園宅第，以便退休養老時娛樂，他卻說：「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園林甚多，而園主人自己又不能時常遊園，那麼誰還會不准我游呢！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園才能享樂呢？」范文正公的幾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著布素衣服。范公出將入相幾十年，所得的俸錢，也都作了佈施救濟之用，所以家用極為節儉，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不夠。照普通人的心理，以為這樣太不替子孫打算了，誰知道這才是替子孫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單是四個兒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繼承他父親的思想，舍財救濟眾人。所以，范家的曾孫輩也極為發達，傳到了數十代的子孫，直到現在，已經是八百年了，蘇州的范墳一帶，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後人，並且還時常出優秀的子孫後代。世人若是想替子孫打算，想留飯積福給子孫，就請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說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軍師，軍事多數是由他來決策，他卻是借此而救全了無數的百姓。因為元太祖好殺，他善於說話，能夠勸諫太祖不要屠殺。他身為宰相，卻是布衣蔬食，生活儉樸。他是個大佛學家，利慾心極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時候，諸位將領都到府庫裡收取財寶，而他卻只吩咐將庫存的大黃數十擔，送到他的營中。不久，就發生了瘟疫，他用大黃治療疫病，獲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做宰相的卻有十三人之多。這也是一個不肯積蓄私錢，而子孫反而享大發達的證據。

　　再說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則徐)，他是反對英國侵略以致於引發鴉片戰爭的偉人。他如果想發財，當時弄個幾百萬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認為鴉片貽害人民非常嚴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燒燬了鴉片兩萬箱。後來，英國人攻廣東，一年攻不進，以後攻陷了寧波、鎮江。清朝不得已，就將林文忠公革職充軍，向英國人謝罪談和。林公死了以後，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都是書香不斷，曾孫輩中尚有進士、舉人，至今日仍然存在顯達者。數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長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這又是一個不肯發財，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再看與林公同一個時候發大財的人，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就是廣東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鴉片場裡發大財至數百千萬銀兩的。書畫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內有名的古字畫碑帖，多數都蓋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圖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經在這三家收藏過，可見得他們的豪富。但是幾十年後，這些珍貴的物品，又已經流到別家了。他們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別家作妝飾、木器了。他們的後人，一個聞達的也沒有。這三家的主人，總算是精明能幹，才會發這樣的大財。當時的林文忠公(林則徐)，有財卻不肯發，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職辦罪，總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數十年以後，看看他們的子孫，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間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卻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闊老很多，我所認識的，也可以舉幾個例子：一個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揚州鄙岳蕭家，就認識這位大富翁(當時的這兩家同是鹽商領袖)。有一天，周翁到蕭家，怒氣勃勃的，原來是因為接到湘潭分號經理的來信，說是湖南發生了災荒，官府向他們勸募捐款，他就代老闆周翁認捐了銀子五百兩，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張，捐得太多，所以才發怒。那時他已有數百萬銀兩的財富，出個五百兩救濟，還不捨得。後來住在上海，有一天，譚祖安先生(譚延闓，曾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與他同席，問他，如何發到如此的大富？他說，沒有別的法子，只是積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歲才死，遺產有三千萬元，子孫十房分了家，不過十幾年，就已經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孫，略能做些好事，這一房就比較好，但也是遭遇種種的意外衰耗，所餘的錢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來說，無論如何，每房子孫都有三百萬，不會一齊敗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實上卻是如此衰敗。若是問他如何敗法？讀者可嘗試著閉目想一想，上海闊少爺用錢的道路便能夠明白，不用多說了。這位老翁，也是正當營業，並未取非分之財；不過心裡慳貪吝嗇，眼見饑荒，而不肯出錢救濟，以為積錢不用是聰明。卻不知道此種心唸完全與仁慈平等的善法相違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獨富之心，而不顧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極處。除了本人自己受到業報外，還要受到余報的支配，也就是《易經》所謂的「餘慶」、「餘殃」的支配，使獨富的家敗得格外的快，使大眾親眼見到果報的昭彰，能夠醒悟。

　　再說一家，是上海十幾年前的地皮大王陳某，家中的財產有四千萬銀元，兄弟兩房，各分兩千萬。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過一次飯，他住的房屋十分的華貴，門前有一對石獅子，是上海所少見的。他的客房，四面的牆壁全部都裝了玻璃架，所陳列的銅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著這些古董告訴我說：「這一間房子裡的銅器，要值銀元一百五十萬，中國的有名古銅器，有一半在此。」這幾句話，正是主人最高興聽的。原來，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誇耀我有的東西都勝過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譽、學問是錢辦不到的，這些富人無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寶、房屋、器具上爭豪鬥勝，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處的客人來恭惟奉承。在我見了他之後，不過才七年的時間，上海地價忽然慘跌，加以投機的損失，以致於破產。陳家的古銅珍寶、房屋地產，一切的一切，都被銀行沒收變賣，主人也搬到內地家鄉去了。

　　再說一個實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園的主人，近日報紙上常有譏諷的評論：說他們生平對於慈善事業不肯多多幫助，並說他有遺產八萬萬銀元。試設想一下，財產八萬萬的收入，就照二釐的利息來計算，每年也應該有一千六百萬，如果他們肯將這尾數的六百萬元，用作救濟貧民之用，那麼全上海的難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難民所中，有十萬人，每人的糧食，以每個月兩元計算，全年不過才兩百餘萬元。到去年米貴的時候，難民所中的難民才不過一萬幾千人，每人的月花費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萬元，也還不過是他們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罷了。再說上海死在馬路上的窮人，去年將近有兩萬多人，前年不過一萬多人，再前年不過是幾千人。就單說去年米貴，死人最多的時候，如果辦幾個庇寒所和施粥廠，養活這兩、三萬人，也不過一年花個五、六百萬元就夠了。這在富豪們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然而這一毛，他們卻捨不得拔。如果能花幾百萬元，就能救幾萬個窮民。他自己的家用，若是沒有特別的揮霍，就算出手如何得闊綽，還是可以將一年所餘的上千萬利息來用作儲蓄的。這樣一來，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譽，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萬的積蓄。這樣的算盤，實在是通極了。然而他們卻沒有這樣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這一千六百萬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銀行帳上，歸為己有，任意揮霍。竟然沒有想到這肉身是會死的，自己既無子女，結果財產全歸了他人。幾萬萬的財產，一旦變為空花，只是徒然帶了一身的罪業去見閻王，而且又遺下一片「為富不仁」的口碑，留在這個社會。

　　他們也掛著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藥師經》上開宗明義，就詳細地說明了慳貪不捨的罪過。經上說：「有諸眾生，不識善惡，惟懷貪吝，不知佈施，及施果報；愚痴無智，缺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心不喜；設不得已而行施時，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終，生餓鬼界，或畜生道。」因為大富之人，錢財有餘，自己放著也沒有用處，明知道多數人將會餓死，卻不肯施財救濟。若是從道德上責備起來，這簡直是間接的殺人。積錢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佈施的，他所負的殺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見到一個小孩，站在井邊，快要落井了；有一個人在旁站著，全不開口，也不拉開這個小孩，而讓他落井死了。我們一定會說，這個孩子算是被他殺死了一樣。而富人的見災不救，正是一樣。何況是大富如此，連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麼馬路上死的幾千幾萬的飢民，豈不是要算他殺死的一樣嗎？殺死幾千幾萬人的罪過，難道是用驕慢心，以信佛作為幌子，勉強花點揮霍不盡的小錢，作點專賣面子的善事，就以為自己已經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過麼？我想恐怕天地鬼神，決不會如此含糊地寬恕他。所以我說這一段事實，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分別真偽，打破心裡的慳貪，切不可蹈積財不施的覆轍！

　　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說過：「現在社會的人，左手進了一百萬元，右手佈施了一、二元，就稱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這種行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還情有可恕，至於信佛的人，應當勉力改之。總要大家發起真慈悲心，救濟一切苦難同胞，以唸佛修慧為正行，以力行種種善事、救人修福為助行，庶與佛法福慧雙修，正助分明才好。我略將上文結束，條例如下：

　　一、數十年來所見富人，後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此文寫於1942-1943年間)來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後人不興；

　　三、惟有不肯發財的幾個大官，子孫尚能讀書上進；

　　四、官極大，發財的機會極多，而不肯發財，唸唸在救濟眾人的，子孫發達最昌盛，最長久，一一都有歷史事實為證；

　　五、上文舉幾個實例，有的三千萬，四千萬，及幾萬萬的幾家，忽然一旦全空，這幾家都是不肯做救濟善舉；

　　六、大富者，只顧自己闊綽享用，積錢留與子孫後代，見有饑荒，卻不肯出大宗的錢救濟災難，無異犯殺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譴責、業報的支配的；

　　七、佛法的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感謝的人，天就歡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發怒。古語說：「千夫所指，無疾而終」，《尚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華嚴經》云：「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所以欲求得福，須多造福於人，否則，佛天亦無可奈何；

　　八、富人求神拜佛燒香唸經，若不起大慈悲心舍財濟眾，仍是不會與佛法相應。

　　總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須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遼遠的見識與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說范文正公等幾位，就是屬於此類。而其餘不善於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們不能使子孫長保富厚，只因為是自己的智慧不夠；能見到一點，卻遺漏了萬端；只看見表面，而看不到內涵；簡單點說，他們看歷本，只看見初一，還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會曉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這等愚痴的人，雖然很多，而社會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經人點撥，即可覺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會開朗了。

　　再講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請細細品味老子《道德經》上的兩句話：「既以為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本篇所敘述的範文正諸公的幾個例子，就是這兩句話的註腳。須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學中的一個。他的政治、經濟、軍事學也都極為高明，他的人生哲學是不能為時代所搖動的。老子學說的精義，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動。」大意是要反轉過來，就是幡然覺悟的動機；他的整部書多半都是在說明這個道理的。再引兩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錢有勢，可以驕傲，乃人人所貪圖的；惟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是要避免這樣煊赫的氣焰，極力地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為天下溪」這句話是眾人反而歸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做大官，享大名，體面榮華，別人羨慕，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要避免體面榮華，極力地韜光養晦退讓謙虛。《中庸》說：「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譬如穿著錦繡的衣服，卻要加上罩衫，不願意使錦衣露到外面。這是表明了君子實修善義，不務虛名，以避免產生負面的影響，此種人更為社會所敬重。這些見解，都是與世俗之見相反的。換句話說，違背了情感慾望，以求合乎理智，這種話，多數人是不入耳的，或者以為這是講天文學，不能懂。然而社會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當然是會讚許的。

 

中　篇

　　天道是什麼呢？《易經》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個陰陽，不是虛玄的，一一都有事實可以作為依據。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漲就有潮落。由這些自然界的現象來觀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虛，一消一長。從這個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說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樂，一憂一喜，一治一亂等等。但是天時的陰陽，有一定的標準，是萬古不變的；而人事的盛衰，則是隨著人心的動向，變化無常。這種無常的變化，乃是依著天道一陰一陽有一定的標準牽發而來的。我們試說如下：　　比如說一個人若是喜歡驕傲，就一定會有忽然倒架子的時候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懶惰安逸，就一定會有極困苦的日子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慳吝貪錢，就一定會有嫖賭浪費之子孫替他破敗；一個人若是喜歡機巧計算，就一定會有糊塗愚笨的子孫被人欺騙。這些變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會留心看得出來，曉得與日月起落、寒暑往來的道理是一樣的。天道是個太極圖，半邊是黑的，半邊是白的，中間有一個界限；過了這個界限，陰陽失去了平均，就要起變化了。這叫做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換句話說，就是盛極必衰，消極必長。

　　古今以來的偉大聖哲，都能夠洞悉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教人常須自己立在吃虧的地位，就是要謙卑退讓，舍財不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沒有見識的人，是一定不肯做這種吃虧事的。在新學家而言，還要譏笑地說，這是消極的道德。要知道，一切偉大積極的事業，都是從這種消極的道德人做出來的：因為惟有消極地克己，才能夠積極的利人；惟有舍財不貪，才能興辦公眾的利益；惟有謙卑退讓，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欽佩，做事也格外順利，容易成功。開始似乎是吃虧，後來仍然是會得到大便宜的。

　　淺見無知的人，只能看見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見事物的對面。譬如像下棋一樣，只看得一著，看不到第二、三著。不知道世間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動一著，對方就要應我一著，而且馬上就有第二、三著跟著來。佛法明確說明了一因一果、感應的道理，實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學和哲學。我把下棋拿來作譬喻：我們說一句話、做一件事，都是對人動了一著棋；我們出言做事的時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對天公動了一著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們下棋的對手。

　　我們對一隻狗表示好意，狗就會對我們搖搖尾巴表示親熱；若是惡聲對它，它就會拖下尾巴走開。對人則更不用說了！我若是對待別人謙和寬厚，別人就會感謝；若是待人驕傲刻薄，別人就會懷恨在心；這還是小的對手。若是我們欺凌了沒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們受了損害還不覺得；或是藉著特別的地位，例如做官、做公司的經理等職務，暗中謀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對於災難不肯救濟，自己家裡卻是享用舒服。這些事，眾人固然是無可奈何，法律也辦不到他，他算是棋贏了，他對方的棋都輸了。可是天道卻是不許他贏，會替眾人做他的大對手，老天只要輕輕的動一著，就叫他滿盤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敗塗地，這叫做「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我們天天都是在對人下棋，實際上是在對天下棋；若是對人贏得愈大，就會對天輸得更厲害。反過來講，若是對人肯讓一些，還處處幫旁的人一著，使旁人免得輸，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會大輸的，反而要對天贏了一盤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說的范文正公，是個最顯明的例子，他本來很窮，做了將相幾十年，到死的時候，仍然沒有私人的田產園宅。若是從俗人的眼光看起來，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對天卻是贏了一盤大棋，他的子子孫孫，多是貴盛賢才啊！其餘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幾位，都是肯輸棋的，到後來都贏了天公一盤大棋。而那些會贏棋的許多人，發了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幾萬萬財的，卻是後來被天動了一著，就都輸完了。古人說：「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陰陽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們做的事情過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於我們的心先違反了陰陽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應，受到陰陽定律制裁，使回歸到平均的狀態。天公下棋，是不動心，也不動手的，而人們就自然輸了。譬如對牆壁拋皮球，球自然會回拋過來，拋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牆壁本身，亦並未動手費力和有損分毫。所以《書經》上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說：「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意思就是自作業，自受報；這跟佛經所說的「自造因，自結果」正是一樣的道理。

　　而所謂的人定勝天，也不是真正地勝了天，這是說人照天的定理，存心做事，究竟會得到後來的勝利。本來窮困的，後來亨通了；本來憂患的，後來得到安樂。這樣的勝利，便是天理的勝利。我雖然說善人對天贏了棋，實際上就是天贏了；須知天道是永不會輸的。天道一陰一陽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稱中和；《中庸》上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世間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會引起天道的變化；就像戰爭及饑荒等等的大劫數，都是由於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國與國之間的鬥爭，黨與黨之間的鬥爭，無論暫時的勝負如何，結局仍然是兩敗俱傷，就是暫時勝利的，也將終歸於失敗。請翻一翻世界各國的歷史，就知道贏棋的，到底也都是輸了，這就可以知道天理終究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會被天理裁製的。

　　世間的人類，男人與女人的數目，永遠是平均的。有姓張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計數，男女的數目不會相差太大的。這就證明了天道的公平，與陰陽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議、自然調整的能力。若是我們想要仗恃著我們的本領，來違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後畢竟是要自己吃苦頭的。若是天理陰陽沒有裁製調整的力量，那麼人的男女數目也不會永遠的平均，世間一切的事情，都會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強的、巧的則永遠富貴，善人也永遠不會抬頭了。世界就會大亂，災禍就會降臨。

　　歐美人用短淺的眼光來觀察天理，以為世間只有強的、巧的會得到勝利，安分懦弱的，應該被人制服，所以名為「優勝劣敗」。這種不究竟的學說，引起了世人的驕滿作惡：驕就是有所恃而無恐，我有勢力，不怕你，擺架子，顯威風；滿就是有勢要用盡，有福要享足，專顧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設想，只管目前快意，不為日後顧慮。德國、日本等國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學說所誤啊！

　　天道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就是過分的，要受到制裁；吃虧的，要受到補益。中國的聖哲，儒家、佛家、老莊的垂訓，都是反覆的叮嚀，說明這個道理。《易經》上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尚書》說：「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說：「惟天福善禍淫。」淫字的對面就是善。善字的意義甚為廣泛，若是要確切的說明，眾善都含有謙德的意義，都是以謙德為基本。《易經》是說明天道的書，乾坤兩卦是總說天道的大意，乾卦說：「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這就是謙德的意義；坤卦說：「坤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不敢成也。」這句的解說，是才華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務名，不誇功，也是謙德的意義。《金剛經》說，度盡眾生，自覺未度。又說，佈施濟眾，不覺有施。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謙德在內。

　　再說，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都是義務心重，權利心輕。而義務心，是自己覺得我對他還有義務應盡，這就是謙。世間作惡的人，不過是權利心重，沒有義務心。古語說，所說重利輕義，正是謙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謙德里面：由謙發動，對父母兄弟，就是孝悌；對社會人群，就是忠信禮義廉恥。凡人對于謙德善行，都是恭敬歡喜；而對於驕滿惡行，都是怨怒隱恨。那麼天道的降福降禍，說是天道，實是人情；說是天降，實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說過，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現，《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華嚴經》說：「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所以，我們為善加福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福；我們為惡加害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禍。從此可知，我們對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隨處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沒有別的天理可以表現。

　　那麼我們對他們做事、說話，起念頭、表示臉色，都要格外地小心注意。雖然他們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兒、寡婦，無人幫助；我們若是欺凌了他們，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我自己或我的子孫，也會同樣的愚懦孤寡，被人欺凌。反過來說，若是我們對於這些無力可憐的人，心存慈愍，並且設法幫助他們，後來我也會得別人的幫助，而我的子孫則永遠不會愚懦孤寡，被人欺凌了。這種天理循環的感應果報，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會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來觀察，更可以在歷史上一個一個善惡的人的結果中來證明。這也是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云台臥病書

 

下　篇

　　去年(一九四二年)春天，我曾經寫了《保富法》上、中兩篇文章，送請《羅漢菜》月刊刊出，後來因為患病臥床，未能繼續撰寫下篇。今年春天，經榮柏云、黃警頑兩位先生將該文再送登《申報》，頗受讀者們讚許，並有許多人出錢印單行本；但是因為沒有見到下篇，而感到遺憾。

　　我寫下篇的計劃，原本想專門收集些古人行善積德，能使子孫富貴顯赫的事蹟，作為印證。近來因為編寫《先母崇德老夫人紀念冊》，恭敬謹慎地敘述了數代祖先的嘉言懿行，並且特別撰寫了《七世祖樂山公行醫濟世善行的果報》這篇文章。七世祖樂山公捨己利人，兩百年來，我家多代子孫，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作為《保富法》這篇文章非常適當的佐證資料。這雖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樂山公的善行事跡，曾經刊載於《府縣誌》這本書中，而且又為當時的社會賢達，所推崇重視；祖先數代的積善事蹟，也有歷史資料可以考證，堪稱足以取信於社會大眾；正好是《保富法》的證據，所以將它作為《保富法》的下篇，我想應該會得到讀者們的認同。

　　我時常自我檢討，聽聞聖賢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過錯，又已經是太遲；回想生平所作所為，所犯的罪惡過失，不勝枚舉，真是愧對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啊！而現在自己則已是衰老遲暮，疾病纏身，更是覺得缺乏補過的勇氣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澤，自我而墜，從此默默無聞；所以，恭謹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來告訴後人，使大家能獲得一些警惕、啟示和策勵，以略補我的過失。

　　開始的時候，並不敢將此文刊出問世，實在是因為好友們一再的督促與要求，務必要完成《保富法》這篇文章的全文，這才敢將此文拿出刊行，並盼望能對讀者們有所交待。　　

　　一九四三年四月聶云台臥病書

 

附錄一：七世祖樂山公行醫濟世善行的果報

　　(一)樂山公善舉

　　我家祖籍是江西，從九世祖起龍公才開始遷居湖南衡山。七世祖樂山公出生於清朝康熙十一年，也就是西元一六七二年。他的學問積得很深，文章做得很好，但卻未參加考試，而是跟從祖父學醫，並開了一家小藥店；因為他的醫術精良而且又樂善好施，所以醫名大著。後來因為藥店被偷，因此關店歇業，還抵押了住的房子還債，暫時遷居鄉下。當時的地方官紳，因為樂山公行醫救人遭此不幸，於是就湊了錢協助他贖回原來居住的房子，另外再租一間房屋開藥店。康熙四十二年，也就是西元一七零三年，衡山發生了大瘟疫，求醫的人晝夜不斷，因而救活了很多人；而樂山公對於窮人和受刑犯救濟尤其的多。當時的縣長葛公，以樂山公的盛德及博學多聞，特別聘請他到縣府裡擔任幕僚，並且向樂山公說：「你存心救人，我沒法報答，就教你的兒子讀書成名，作為對你濟世救人的回饋吧！」樂山公接受了葛縣長的建議，就送兒子先燾進入了雯峰與集賢兩書院讀書。後來先燾不久即考中了舉人，繼而又考中進士。樂山公當時已六十七歲，送兒子進京參加會試，經過一個名叫灄口的地方，正好碰到嚴冬的時候發生了瘟疫，經樂山公醫治的病患，都能立即病癒。樂山公七十四歲的時候，又帶領兒子進京等候任用，經由運河北上，當時的運糧船工有許多人得了傳染病，經樂山公醫治都能立刻痊癒。此事遍傳於各糧船間，許多糧船的病患，紛紛於船旁呼叫，並用繩子將樂山公乘的船繫住，使船無法前行，樂山公不忍見死不救，就囑咐兒子先燾，改從陸路雇乘騾轎趕赴京城，自己留下繼續治病救人。經過了幾個月，等到傳染病停止了，他才到達京城。此時，正好先燾已奉派擔任陝西省鎮安縣的縣長，樂山公於是陪同兒子上任。到達鎮安縣以後，指示山地民眾，就地採藥，以增加收入。次年，返回湖南衡山老家後，即寄信給兒子，教他愛民治世的方法和道理，信中情詞懇切，被兒子的上司陝西巡撫陳文恭見到，大加稱讚。即將這封信印發送給全省的官府參考，以資策勉。這封信以後被刊入《皇朝經世文編》這本書中，為世人所傳誦。

　　樂山公在衡山的時候，常到監獄裡為犯人義診。兒子富貴顯赫的時候，樂山公已經八十多歲了，仍然常到監獄探視病患義診；縣官見他年老，派人向樂山公辭謝，他回答說：「救人是我最快樂的事情。」樂山公八十四歲的時候，兒子先燾因為繼母逝世辭官回家，而又因為父親年事已高，就決定不再復出做官。在某一天的深夜裡，大雪紛飛，有一個病患的家屬敲門求醫外出赴診，先燾就起身開門，並對來人說：「我父親年老，深夜不方便驚動，您可否明天早晨再來？」不料這時候樂山公已經聽到聲音披衣起床，就叫先燾入內室，並且對他說：「這應該是生產急診，怎麼可以延遲醫治呢？」於是就穿上木屐隨同來人前往赴診。這種捨己救人的情操，如此的真切，著實令人欽佩。所以老天有眼，明察秋毫，報施給樂山公的果報也特別的豐厚。因此，樂山公九十三歲的時候，孫子肇奎，獲得乾隆壬子年鄉試的第二名。曾孫有七人，鎬敏、鐵敏兩人都是翰林，並膺任主考學政的官職；鏸敏、鈺敏兩人都是舉人，做過縣官；鏡敏在拔貢考試通過後，派在軍機處任職；而鎮敏擔任京官，钑敏則選上孝廉方正，當時人們尊稱他們為「衡山七子」。

　　先高祖母康太夫人七十壽辰的時候，當時的名士阮文達曾送有一副賀聯稱：「南嶽鐘寧，南陔衍慶；七旬介壽，七子成名。」賀聯的詞意貼切，實在是人間佳話啊！

　　我的祖父亦峰公，是樂山公的玄孫，考中咸豐癸丑年的翰林後，歷任廣東石城新會的知縣，高州府的知府及奏獎道員。而且居官廉潔，盡心民事，造福地方，對於當時所發生的械鬥巨案，寬厚地處理，保全了很多生命，積德甚厚。民間還特別建立了生祠來紀念他，可見其受人尊敬的程度。

　　(二)福澤後裔

　　我私下常想孟子所說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這句話的涵義。樂山公的子、孫、曾、玄四代都發了科第做官；到了第五代的亦峰公，也仍然能夠積極地行善積德，發揚祖先的遺德；而到了我的父親中丞公，則更為貴顯。本人則忝為第七代，仍然承受著樂山公的餘蔭遺澤；所以說樂山公的厚德，澤被子孫，實在是已經超過孟子所說的五代了。探討其原因，樂山公的醫術高明能救活病人，已經是不容易了；而醫術精又能夠輕財仗義，誠心濟人，則更是難上加難了。我們所見到各地的許多名醫，靠行醫而積了不少財，甚至千萬、億萬財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財富能夠傳到第三代的卻是很少，就算偶然有例外，也必然是醫術精湛而且又好行善佈施的醫生。我真希望能夠多遇到幾位像這樣行善救人的醫師應世，才是社會之福啊！近來生活較艱苦，醫藥費又昂貴，貧病的人多無力就醫服藥，這正是醫藥界發心行善的最好時機了！所以特別在此敬述樂山公行醫濟人的舊事，希望能提供給醫藥界的大德們，作為行醫濟人的參考。

　　現在我還要再作一些分析與補充。樂山公的醫術高明，活人甚多，但是藥店被竊，便得要抵押房屋還債，因此可知他的經濟情況的確不佳。到了八十多歲的時候，兒子作縣長返鄉歸來，在大雪夜中，仍是穿著木屐步行外出赴診，我們就可知道，樂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麼清貧啊！四書《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醫師、藥店都是發財的行業，但是，若對貧困的病患義診、贈藥，則不會發財了。然而樂山公雖然不能夠發財，而卻竟能夠發身，當時獲得社會大眾的一致推崇，可說是德譽盛於當時，名聲傳於後世了。實在是不容易啊！子孫連續五、六代都發了科第，而且貴盛，正符合了「以財發身」這句話了。而樂山公和他的兒子都很清貧，孫子肇奎，也就是我的太高祖，雖然作教官，掌理書院，門生很多，然而也是很清貧。不僅如此，曾聽到先輩們說，伯曾祖點中翰林的時候，捷報由京城傳到家中，高祖母康太夫人，手裡正抱著第七個兒子喂奶，聽到消息後就立刻親自下廚做飯款待報捷的人，由此可知家中清寒的程度了！我的曾祖父曾擔任京官，死後沒有任何的遺產，因此我祖父亦峰公，從小就孤苦而貧窮，在山齋裡讀書的時候，必須自己煮飯吃。四十二歲的時候，才進入了翰林院。以後曾在廣東省擔任縣長的職務十多年，為官廉潔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種的善事，例如：建育嬰堂、種牛痘、修路、造橋、購義地、埋露棺等；因此死後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時候，就必須仰賴外出工作的薪資來供給家用。

　　我的母親為曾文正公的幺女。文正公的家規規定：凡是嫁女兒娶媳婦，花費限用在二百金以內。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婦逝世後的數年，有奩金三千，也移撥出來，供作家用及代賠墊祖母被某錢號倒掉的款子，以致於個人的積蓄都空了。離開湖南老家要往東行時，祖母只能給路費銀錢六百兩，此外則是一無所有了。我母親中年時，每次談到當時艱苦的情況，常常是淚隨聲下；自己身為王侯將相之女，嫁給了數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艱難困窘，如果不是親身經歷，實在是難以令人相信啊！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瑣屑地敘述，目的就是要證明「仁者以財發身」，而不是「以身發財」的大道理，實在是有其深遠的含義呀！這裡我們所應該注意的重點是：雖然是數代的清貧，而卻換得了後代子孫的發達啊！與那些多留財產以害子孫，助長子孫的驕奢淫逸，使得子孫陷於墮落的，兩者相互比較，實在是有天壤之別呀！曾文正公曾給自己所居住的房子一個稱呼，叫做「求闕齋」，並且還寫了篇文章記述。他的用意即是在持滿戒溢，要居安思危啊！因為這個世間，並無十全十美的事物，「豐於此者，必缺於彼。」所以若想得到精神上圓滿，最好先在物質上要常有些欠缺。所謂精神上圓滿的意思，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孫賢達有智慧，並享有天倫之樂，道義之樂等。物質者，是指衣服飲食、車馬宮室，乃至官階財富，一切的享用等。曾文正公常用這個道理來教家人，說家計不宜寬裕，這個與常人的見解恰恰是相反的。文正公又常說：古人有「花未全開月未圓」的話，這乃是智者的境界；因為花全開了，則表示快將凋謝了；月已圓時，轉瞬間即要缺了呀！所謂「盛極必衰，樂極生悲」，這豈是古人喜歡說這些眾人聽起來不悅耳不中聽的話呢，實在是這些話都是真理啊！而且自古到今，從社會現象中去觀察，這些話沒有錯啊！而且是歷歷不爽啊！

　　俗話也說：「世無三代富」，又說：「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有智慧的人，就深深地體會到這個道理，所以處事的時候，就會先考慮到：凡事不要求太過圓滿，也不要使得太盛，過了頭；對於財物聚散，也有周全良好的計劃；而對於自己的生活，遵守著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則；個人的享受不可豐厚；而且時時都要想到街頭上那些流離失所三餐不繼的窮人啊！常想到各處的善堂，掩埋露天的屍體，受苦受難的人為數是那麼得多啊！我應當節省自己的享受，去救死恤孤才對啊。因為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間產生了一種祥和之氣；如果付諸行動，則這種祥和之氣，就會常常環集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孫都受到福蔭。這些道理，只要用心研究古今以來的事實，就可瞭解此話真實不虛了！

　　反過來說，如果只知道貪圖自己個人的享樂，而不顧別人的生死苦痛；使用詐術權謀來巧取豪奪，百計鑽營；這種人積的錢可以很多，權勢也可能很大，諂媚他、恭維他的人也多的不得了；一時看起來，似乎是非常的顯赫；然而天道的盈虛消長，有它一定不變的道理呀！三、五十年的時間，轉眼就過去了，時間不斷地向前推移，景物也不斷地變化遷移！原本是陋巷寒微，忽然地崛起，成了暴發戶；然而好景不長，豪華的門地，卻在瞥爾短暫的瞬間凋零沒落了！因為這世間並沒有一個堅固不壞的東西，也沒有一個能永久可靠的事業；凡是用巧取豪奪的方法所得到的財富地位，一定是更為快速的悖出敗落啊！惟有孝悌忠厚的家庭，修德積善的後代，才能夠確實地保有家業，並且是可大可久啊！這些事證歷史上的記載很多，而且環顧我們週遭所發生的人事，到處都是呀！所以只要頭腦冷靜有智慧的人，自然就看得出來了。

央視獨訪巴菲特【轉載】 釋老毛

http://xueqiu.com/6146070786/29234478
   (記者傅喻)每年五月， 巴菲特股東大會就會成為國際財經界的熱詞。投資家沃倫巴菲特。執掌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 目前每一股的市值約120萬元人民幣。也就是如果在19年前投資一萬美元給巴菲特，現在就已經是億萬富翁了。在剛剛過去的一週，沃倫巴菲特召開了2014年股東大會，央視財經《經濟半小時》記者傅喻，連續第六年參加大會的報導，並且受沃倫巴菲特邀請進行了獨家對話。

　　●巴菲特：中國將成為美國的大投資方

　　2013年被視作中國的房地產出海年。2013年，綠地集團以50億美元購得美國紐約的大西洋廣場項目，復星國際以總價格7.25億美元購得紐約的第一大通曼哈頓廣場，SOHO與巴西財團聯手以7億美元購買了美國紐約通用大樓40%的股權，萬科等多家企業也表示了出海置地的計劃。在這位國際投資家眼裡， 這些商業行為意味著什麼呢？

　　巴菲特： 如果中國人將一部分在美國市場獲取的收益用於房地產和股票，這是很好理解的。我認為在將來中國將成為美國的大投資方，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就基本上可以保證這點。而這些交易是否是好投資取決於價格。我認為過去的四、五年中美國的股票非常值得買入，中國的基金也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進入美國股票市場，如果他們將這些股票保存十年、二十年，將會給他們帶來可觀的收入。

　　央視財經記者傅喻：投資房地產是一個最好的選擇嗎？中國海外投資還有什麼可以選擇的領域？

　　巴菲特： 美國有許多投資的商機。中國的政府和企業都積累了美元資產類型，我認為對比於購買美國債券，他們更好的選擇是投資貿易、房地產。

　　巴菲特指出，由於美國債券人為定價過高，如果利率不可避免地上升，那麼投資者將會損失慘重。因此他認為跟債券相比， 投資貿易和房地產更有前景。然而，中國企業不約而同地大筆購置以美國為主的海外地產熱潮，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擔憂。

　　央視財經記者傅喻：這讓人們不由得想到80年代末的日本，很多日本企業在美國買地產， 1989年三菱地產買下了洛克菲勒中心，不久後低價賣回給美國人。隨後日本陷入漫長的衰退。所以有人擔心中國企業在美國購買地產的熱潮，會不會是歷史重演，這就像一種信號，您認為這種擔心有一定道理嗎？

　　巴菲特：我不認為這是預兆。我關注公司、股票、房地產，關注這些資產未來的潛力，對比我投入的金額。如果你投資了正確的公司、正確的房地產、正確的股票，並長期持有他們，你的投資就會有很好的回報。這適用於中國，同時也適用於美國。

　　央視財經記者傅喻： 所以您認為那樣的擔心沒有必要？ 歷史不會重演嗎

　　巴菲特：歷史會站在投資後一直持有的那些人那邊，而不會站在不斷的買入和賣出的那些人那邊。在美國，投資後一直持有的那些人獲得了很好的收益，道瓊斯指數在二十世紀從67點漲到11497點，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能得到這樣的收益，不過如果你一直在買入賣出，你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敗。如果你一直持有，那你就會幹得很好。

　　這是巴菲特所倡導的價值投資原則，不管經濟大勢如何變動，如果看好一項資產，就在價格處於安全邊際的時候購入，長期持有。說到經濟大勢，中國政府縮減過剩產能和治理污染的改革，正在對中國經濟結構產生重大影響，巴菲特對於中國經濟發展趨勢有什麼樣的理解呢。

　　●巴菲特：長期投資是一個可以贏的遊戲

　　央視財經記者傅喻：預測很難，但是，我們試著看遠一些，您認為中國未來兩三年的經濟形勢會怎麼樣？

　　巴菲特：我認為任何告訴你他們知道未來經濟發展的人，儘管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他們什麼都不知道，我們也從不聽這些人的預測，明年也罷，後年也罷，這些預測對我們不重要。

　　央視財經記者傅喻：假設說，一位全球投資者目前在哪裡投資最好呢？中國，美國或者別的地方。

　　巴菲特：任何一個。應該投資在你認為最合適的市場，如果你認為這份投資適合你，一般來說這樣的投資長期收益會更好，而不是那些出於別人建議的選擇或者在電視上看到別人的建議的投資。

　　央視財經記者傅喻：但是大部分人希望在一個正確的時點，正確的國家投資。因為資金是有機會成本的。

　　巴菲特：他們正在做出一個錯誤的決定，因為明年又會有其它的聲音告訴他們什麼是更好的，他們又回過頭來質疑他們先前的決定。這是一個他們無法贏的遊戲，為什麼不選擇長期投資，一個他們可以贏的遊戲呢。

　　●巴菲特：欽佩馬云 但不投高科技

　　央視財經記者傅喻：中國著名的電商企業京東，阿里巴巴已經宣佈即將在美國上市，您對他們有瞭解嗎？

　　巴菲特：我對這些電子商務公司不是很瞭解。我知道馬云。我非常欽佩他在阿里巴巴的成就。

　　央視財經記者 傅喻：您將來可能對它們產生投資的興趣嗎？

　　巴菲特：這方面並不是我的強項。我更加偏向於沒那麼令人激動的行業，例如食品，交通，保險，這類我更為理解的行業。但我認為阿里巴巴是相當傑出的公司，高科技產業也有很多很好的公司，只是我並不瞭解他們。

　　此前，阿里巴巴赴美上市的消息早已引發華爾街關注，《華爾街日報》網站多次撰文報導，稱阿里巴巴集團即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IPO的公司之一，面對這樣聲勢浩大的投資機會，巴菲特表現出了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巴菲特高額收購中國企業被拒

　　央視財經記者傅喻：為什麼您聲稱看好中國經濟卻不願意投資中國的企業？

　　巴菲特：我們一直在關注著中國的市場，在過去的十二個月中，我們提出了一個涉及很高金額的收購一個中國企業的方案，對方感謝我們的出價，也喜歡伯克希爾哈撒韋的理念，但是因為價格問題，我們雙方並沒有達成共識。

　　央視財經記者 傅喻：哪家中國企業謝絕了沃倫。巴菲特的出價，能知道這家中國企業叫什麼名字嗎？

　　巴菲特：哈哈，你知道我是不會說出它的名字的。

　　央視財經記者 傅喻：世界經濟進入互聯網時代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您只投資傳統產業的投資風格還會堅持多久？

　　巴菲特 ：我不認為我會改變我的投資方式，對於風險我一直都懷有保守的態度，但是我們也願意承擔風險，這些這麼多年來從未變過。我們分析利潤與風險的比例，我們對那些風險不大、有好的管理層、價格合適的公司感興趣。但我們不需要做所有正確的判斷，只要是那些我們投資的企業就足夠了。從20歲時我只有十萬美元時，這就一直是我的觀點。我們不希望在業務中賠錢，我們也從來不冒過大的風險。

　　央視財經記者傅喻：從價值投資的眼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成長型科技企業如 Tesla，Google， Tencent 可能都被排除在外。您對錯過他們的成長收益一點都不動心嗎？

　　巴菲特：我不知道在五年、十年後誰將是電動車行業的領先企業，同時TESLA的股票價格已經相當的可觀，所以我並不會考慮這家公司，當然我也沒有任何對它的負面意見。我只是不知道答案。

　　央視財經記者 傅喻：但是您投資了比亞迪，人們奇怪的是為什麼不投特斯拉， 您總是投資行業裡最先優秀的企業 ，特斯拉成長越來越好有目共睹。

　　巴菲特：汽車行業是一個很難斷定勝利者的行業，五十年前，通用汽車看似是無法阻擋的，他們在美國擁有幾乎一半的市場佔有率，但四年前通用公司破產。在汽車業很難預言誰將是經久不衰的贏家。美國國產的汽車業有將近兩千家公司，你能在網上找到他們全部的名字，需要四十頁才能列完。這麼多公司接下來發生了什麼？在2009年春天，只剩下三家，而且其中兩家都申請破產. 挑選一個未來贏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中國投資集團的創始合夥人約翰艾倫認為：對巴菲特來說，投資放在第一位的是不虧錢，然後才是賺錢。巴菲特也有這樣的投資哲學，投資季節，而不要投資天氣，因為季節可預測，你可以弄明白，但是天氣的變化你從來沒法猜透。這些高科技公司，尤其是中國的高科技公司，美國的也一樣，它們現在就像天氣，非常難以預測。

　　在採訪快結束時，巴菲特提到，他並不特別，他感恩自己的一生擁有公平的競爭機會，從而釋放潛能。這位84歲的老人特別向中國的年輕人送出了祝福。

　　巴菲特：我們要致力於給所有的人一個公平的機會。這包括了公平地接受教育，看到每個人身上的潛能，並且提供足夠的機會讓人發展。有些人會成功，有些人可能不會，但這就像組一個奧運團隊一樣，我很喜歡乒乓球，每個人都打乒乓球，但是只有少部分人能成為冠軍。但每人都應該擁有成為冠軍的機會。

轉載：摩根士丹利華鑫基金研究管理部繆東航的文章 醫藥商業

http://xueqiu.com/2164748441/30174829
推薦關心醫藥股投資的朋友看看繆東航先生後面的文章。

非常贊同繆東航先生後面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把他文章中把我特別喜歡的文字加黑體和下劃線了。最近幾年我在投國內市場的醫藥股時也一直強調：投資強大的銷售能力比投資強大的研發能力風險更小，也更容易控制。這一點，如果考慮到中國藥企的研發能力五十步笑百步的現狀，可能更值得投資人關注

對繆東航先生的文章我有兩點補充：
1）目前國內排名靠前的藥企，其實也可以從銷售能力強這個角度來觀察和印證。
2）在目前中國不規範的醫藥環境下，「不規範」銷售能力強的企業，不一定就是在規範的環境下銷售能力強的藥企，而後者可能才是未來的真正強者

當然繆東航先生後面的表述更清醒完整，更值得學習


摩根士丹利：尋找長牛的醫藥股(專欄作者：摩根士丹利華鑫基金研究管理部 繆東航)

   專欄：尋找長牛的醫藥股談到醫藥行業的選股，投資者關注的焦點是藥企的研發能力，在售品種的好壞決定了藥企目前的經營狀況，而儲備了多少優質的在研品種決定了藥企的長期成長潛力。近期我研究了國際醫藥巨頭輝瑞的成長歷程，發現對於藥企而言，銷售能力的重要性或許高於研發能力。

  以輝瑞最為成功的超級重磅藥——立普妥為例，立普妥自1997年獲美國FDA批准上市以來，累計銷售額超過1000億美元，在巔峰時期立普妥的年度銷售額超過130億美元。立普妥長期佔據全球醫藥銷售榜的冠軍，是輝瑞當之無愧的印鈔機。然而立普妥並不是由輝瑞自主研發的，而是輝瑞買來的。立普妥的原研廠家是華納-蘭伯特，輝瑞在1996年與華納-蘭伯特簽訂了合作開發協議，而立普妥的上市時間是1997年，輝瑞在立普妥上市前夕簽訂合作開發協議，應該沒給立普妥提供任何研發上的支持。

  華納-蘭伯特為什麼願意將立普妥賣給輝瑞?華納-蘭伯特看重的是輝瑞在全球強大的銷售網絡，輝瑞借助其銷售網絡把立普妥做大，然後支付給華納-蘭伯特一筆很高的專利轉讓費，這樣雙方都能獲益。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麼營銷能力最強的藥企就是立普妥專利權最有競爭力的購買者。其實不只是立普妥，輝瑞的另外一個重磅藥——塞來昔布也是通過外購專利獲得。

  輝瑞的銷售能力為什麼會強於研發能力?事實上，研發隊伍的管理難度遠遠高於銷售隊伍，研發隊伍越龐大，其管理難度將呈現幾何級數增長。這就像對於基金公司而言，研究員的管理難度必然高於銷售人員，很難有定量化的指標可以精確考核研究員的工作質量，但對於銷售人員，只要約定了合適的銷售提成，就能實現很好的激勵。輝瑞的研發隊伍很龐大，但研發效率並不高，1997年到2011年輝瑞在研發上共投入了1082億美元，但獲批的新藥只有14個，粗略計算平均每個新藥的研發費用高達77億美元，遠遠高於醫藥行業公認的平均每個新藥10億美元的研發費用。不僅輝瑞如此，賽諾菲和羅氏等其他國際醫藥巨頭的研發效率同樣不高。因此，大藥企可以控制一支強大的銷售隊伍，卻難以有效管理龐大的研發隊伍。
  此外，還有一個數據也充分說明了銷售對於藥企的重要性，2000-2011年全球累積銷售額最大的化學藥分別是立普妥、波利維、舒利迭、再普樂和伊那西普等，這些藥分別屬於輝瑞、賽諾菲、葛蘭素史克、禮來和輝瑞等公司，超級重磅藥的廠家都是國際著名的醫藥巨頭，而這些醫藥巨頭無一例外都有一支強大的全球銷售隊伍。

  值得注意的是，創新藥的銷售模式一般是直銷，我認為主要是由於創新藥是一種全新的藥品，而醫生出於安全考慮，一般採取保守的治療策略，更傾向於使用相對成熟的藥品而不是創新藥，這就需要藥企僱傭一隻專業的直銷隊伍做學術推廣，在醫院不斷說服醫生處方新藥，並且，新藥的學術推廣類似於經濟學中的公共產品，代理商沒動力做學術推廣，這項服務只能由藥企提供。

  綜上，我認為對於一個大型的醫藥企業而言，研發可以平庸，但銷售卻不可不強。此外，我覺得醫藥股的投資還有以下幾點需要注意：首先，我認為醫藥股的投資最重要的是耐心，新藥的研發週期長達10多年，而且耗資巨大，因此，一個具備長期成長潛力的醫藥企業，必然是在不斷燒錢，而且短期還看不到回報;其次，新藥的研發週期長，也導致了醫藥企業的基本面變化很慢，因此投資醫藥股時，關注估值的波動可能收益更高;最後，我覺得不用過分關注藥企的產能，那是投資化工股的思路，時刻銘記醫藥股是消費股，消費股最重要的永遠是產品和營銷。

轉載：讓一部分人先信仰起來 Value-hunter

來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56dde00102uz5r.html

按：這是南京大學教授潘知常在華中科技大學一場講座上的演講稿。潘知常為南京大學國際傳媒研究所所長，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副院長，著名美學家，著名戰略咨詢策劃專家。當代中國實踐美學與後實踐美學兩大學派中的後實踐美學學派的兩個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生命美學”學說的創始人。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讓一部分中國人先“信仰”起來——關於中國文化的“信仰困局”》。長期以來，中國的一個曾經的最響亮的口號，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我們知道，作為一種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也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在社會發展的大幕即將拉開之際，先“什麽”起來，永遠是一個最為根本也極為重大的戰略選擇。而且，選擇先“富裕”起來，也確實把我們國家與民族在三十多年中所孜孜以求的核心價值和盤托出。
先“富裕”起來的選擇曾經讓所有人歡欣鼓舞，也曾經讓所有人都沈浸在即將“先富”甚至“共富”的夢幻想象之中。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富裕”夢業已破碎，而當年因為先“富裕”起來的美夢而匆匆集結起來的國人也已經都倉皇而去，紛紛作鳥獸散。而今，在中華大地上也已經沒有了能夠使國人再次集結起來並且再次出發的價值選擇與動力選擇。於是，越來越多的人終於意識到，在中國，究竟應該讓一部分人先“什麽”起來?在中國，究竟應該先“什麽”起來?即便是在三十年後的今天，這也還仍舊是一個亟待回答的嚴峻問題。
就我而言，從世紀之初開始，就一直在呼籲“信仰啟蒙”，也一直在呼籲應該讓一部分人先“信仰”起來。迄至今日，隨著思考的逐步深入，我更加日益堅信：中國人離信仰有多遠，離現代化就有多遠，離現代世界也就有多遠。因此，讓一部分人先“信仰”起來，應該成為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當今中國的不二選擇。
下面，就來談談自己的具體思考與想法。
讓一部分人先“什麽”起來，涉及到的是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
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古人還說，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經過多年的摸索與思考，我逐漸意識到，要回答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問題，最為簡潔同時也最為有效的，無異於直接去看一看我們所面對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
在這方面，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思考給我們以重大啟迪，他說，研究歷史，最好的方法是分成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在思考我們所面對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時候，我一直覺得，這種眼光非常重要。長時段，應該是我們透過世事與國情的是是非非，去洞察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前世與今生的重要參照。例如，以300年為一個周期、以500年為一個周期，無疑，你立即就會發現，有些國家的命運其實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就已經命中註定了終將衰敗，但是，也有些國家與民族的的命運其實也是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也就已經命中註定了終將崛起。
幾百年來的全部世界，動蕩和變局非常非常頻繁。我們的大清帝國的GDP在全世界曾經是很領先的，可是，後來卻灰飛煙滅。俄羅斯帝國曾經不可一世，但最終卻分崩離析;還有前蘇聯，現在也曇花一現，成為了歷史;奧斯曼帝國，曾經橫貫歐亞非，可是，現在卻無處可尋;英國更加神奇，突然之間躍上世界之巔，成為日不落帝國，然而，現在也氣息奄奄;北美的美國，以新興之邦身份，竟然在百年中就後來居上，成為了全世界的帶頭大哥;德國與日本更不同凡響，曾經崛起，但是後來卻悍然發動戰爭，挑釁全世界的人性底線，然而，在戰敗之後，竟然仍舊能夠轉而變身，成為經濟大國;當然，最令人痛心的當屬亞非的那些前殖民地國家，它們左拼右突，但是，卻到現在都還沒有走出貧困的泥沼。
那麽，在一幕幕興衰起伏的背後，是否還存在什麽規律?是否在冥冥之中存在一只有條不紊地把神秘“天意”分配給各個國家與民族的“看不見的大手”?很長的時間里，我們曾經把這一切都歸因於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奮鬥、勤勞、勇敢或者相反，就有一個人的人品，我們往往以為，一個國家，至關重要的，也應該是這個國家的“國品”。然而，現在回頭來看，顯然並非如此。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崛起與衰落無疑與奮鬥、勤勞、勇敢有關，但是，僅僅奮鬥、勤勞、勇敢卻又遠遠不夠。無疑，在一個國家的先“奮鬥、勤勞、勇敢”起來的背後，一定還存在著一個首先要先“什麽”起來的東西，而且，也正是這個先“什麽”起來的東西，才導致了一個國家的終將崛起或者終將衰落。
那麽，這個先“什麽”起來的東西又是什麽?從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來看，毋庸諱言，現在日趨一致的看法應該是：先“基督教”起來。換言之，先“基督教”起來，應該是在歷史上我們所能夠看到的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崛起的關鍵所在。
在西方，一般都將公元1500年作為一個極為值得關註的世界節點。西方最著名的歷史教科書——《全球通史》分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公元1500年以前”，下篇則是“公元1500年以後”。還有一本書，是美國人寫的《大國的興衰》，也是如是劃分：“公元1500年前”和“公元1500年以後”。看來，公元1500年，從今天來看，這本身就是一個最佳的長時段，一個洞察我們所面對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時間節點。
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就以公元1500年為一個參照的“長時段”，來回顧一下我們所置身於其中的這個世界所走過的歷程。
首先，公元1500以後，到1900年為止，幾百年的時間，世界上一共出現了15個發達國家。然而，值得註意的是，這15個發達國家完全都是歐洲人口。當然，這15個發達國家里有2個國家，它們的地理位置並不在歐洲，這就是新西蘭和澳大利亞，但是，它們卻同樣都是歐洲人口。因此，必須要看到，在最近的500年里，現代化的奇跡都完全是歐洲人創造的——也都完全與中國人無關。
其次，公元1500年以後，西方國家全面趕超了中國。我們看到，1830年，歐洲的GDP全面趕超中國，1865年，英國一個國家的GDP就趕超了中國，到了1900年，美國不僅僅趕超了中國，而且趕超了英國。由此，我們看到，西方世界的崛起竟然是與中國的淪落在同步進行。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倘若因此而將現代化與歐洲等同起來，將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與歐洲等同起來，那無疑也將會鑄下大錯，並且會混淆我們即將討論的問題的實質。事實上，在公元1500年以後，西方世界的崛起並不能僅僅大而化之地界定為全部歐洲。回顧一下西方的現代化歷程，不難發現，從公元1500年以後，整個的歐洲不僅僅是開始了大步奔跑，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還在大步奔跑中不斷加以篩選、淘汰。我們看到，歐洲在奔跑中很快就首先甩掉了東正教的國家，然後又甩掉了天主教的國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相繼後繼乏力，不得不從“發達國家”的行列中被淘汰出局。因此，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最終真正跑進現代化的第一陣容的，恰恰全都是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都是基督教國家。以我們所熟知的第一批現代化八國為例，除了法國、比利時兩國屬於天主教與新教混淆外，其余6國，就全都是基督教國家。
再如英國，在它剛剛崛起的時候，只有一千萬人口，可是，它所帶來的正能量，卻實在不容小覷。本來，葡萄牙、西班牙都跑在英國前面，但到了今天，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經不值一提。原因何在呢?答案根本無可置疑：英國是基督教國家，是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而葡萄牙、西班牙卻是天主教國家，也是沒有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因此，前者才從殿後變為領先，直至彼此不可同日而語;後者也才從領先變為殿後，直至掉隊落後。
再如北美。同在美洲，但是北美與南美卻截然不同。它們都是歐洲背景，現在北美已經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可南美卻仍舊停滯於落後的境遇，仍舊還是發展中國家。原因何在?為什麽南美和北美竟然會差那麽大?為什麽南美北美都是殖民地，但竟然結果完全不同?南美為什麽始終就不行?而北美為什麽就一直一帆風順呢?原來，長期治理南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國家，而長期統治北美的英國卻是基督教國家。是否先“基督教”起來，在發展中是否曾經被基督教的手觸摸過，就成為它們之間的根本差異之所在。
由此我們看到，在西方社會的崛起的背後應該確乎存在著規律，在冥冥之中也還確乎存在一只有條不紊地把天意分配給各個國家與民族的“看不見的手”，這就是：基督教。
換言之，西方社會的崛起的奧秘就在於：必須要先“基督教”起來。
我們所說的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只是地域上很小很小的一點，嚴格來說，其實就是占人口2%的三個國家，荷蘭、英國、美國。荷蘭、英國是第一代的西方，第二代的西方實際上就是在英國影響之下的美國。而在它們背後支撐著的，都是基督教。至於其它的歐洲國家則不同了，例如法國，例如意大利，甚至例如俄羅斯。在他們背後支撐著的，都不是基督教，因此也就都沒有進入現代化的第一陣容。顯然，並不是任何的歐洲國家都可以成為現代化的楷模，而僅僅是與基督教直接相關的國家才可以成為現代化的楷模。換言之，並不是歐洲的任何宗教都與現代化呈正相關。不論基督教，還是天主教，抑或東正教，無疑都是與人生與人類有益的，但是，能夠強力推進現代化的，卻只有一個宗教，這就是基督教。
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所謂的西方，其實就是客觀化、世俗化了的基督教地域。所謂“西方”，在本質上就是基督教的西方。
《全球通史》的作者舉過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它說：公元1500年的時候，世界出現了一大奇跡，當時在舊大陸有三大帝國，一個帝國最西邊的歐洲帝國，一個是最東邊的大明帝國，一個是中間的當時占了全世界最大領土的穆斯林帝國。《全球通史》的作者開了一個很幽默的玩笑，它說，如果當時外星球上有人，盡管他對地球上的國事毫不了解，但是也會判斷說：穆斯林帝國勝出，或者，就算穆斯林帝國沒有勝出，那也一定是大明帝國勝出。因此當時歐洲東部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已經被攻陷，“歐洲的火藥桶”巴爾幹半島已經改信了伊斯蘭教，整個歐洲被打得退縮到了中歐，而歐洲的腹地匈牙利、奧地利也已經成為反擊穆斯林帝國的前線。然而，歷史卻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我們今天都看到了，穆斯林帝國早已灰飛煙滅，大明帝國現在也變成了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正在奮力崛起的狀態，可是歐洲呢?卻始終屹立在世界的西方。那麽，歷史何以會竟然如此?原來，恰恰是那一年，就是基督教登上歷史舞臺的元年。正是先“基督教”起來的歐洲，才不但死里逃生，而且最終打敗了先“伊斯蘭教”起來的穆斯林帝國。
再看一個例子。因為不了解世界歷史的真正奧秘，因此中國人往往言必稱希臘、羅馬，但是卻從來不提希伯來，同樣也喜歡言必稱歐洲南部的文藝複興，但是卻從不提歐洲北部的宗教改革。但是，實際上歐洲的南方的文藝複興(拉丁文化)在歷史上的作用卻遠不能與北方的宗教改革(日耳曼文化)相提並論。真正引領了全世界的改革開放的，也是北歐的宗教改革，也就是新教改革，而不是南部歐洲的文藝複興。我們今天看到的歐洲的“北富南貧”，也恰恰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歷史的鐵律就是這樣無情!先“基督教”起來的英國的鼎盛時期，號稱“日不落帝國”，在西方影響了美國，在東方影響了日本。後來的所謂“亞洲四小龍”，也或者是接受英美的影響，或者是接受日本的輻射，總之，都是跟先“基督教”起來有關。當然，當今英國已經跌出了一線陣容，不過這一切恰恰不是因為基督教，而是因為後來的英國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也就是說，走上了弱化基督教的道路。因此，只有有基督教的地方，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西方”。至於歐陸國家，則因為普遍沒有借助基督教來完成“信仰啟蒙”，而只進行了“個體啟蒙”，所以也一直沒有能夠領先於歷史的潮頭。例如，法國是英國的兩倍，但是法國在歷史上的影響力從來就沒有超過英國，原因何在?就在英國是有神論加上個人主義，也就是“信仰啟蒙”加上“個體啟蒙”，但是法國卻是無神論加上個人主義，也就是只有“個體啟蒙”，另外就仍舊是“世俗宗教”。法國啟蒙大師伏爾泰就曾經宣稱：五十年後《聖經》將無人再讀，但是，五十年後他自己的書卻在拍賣中無人問津，而他自己住的房子卻反諷般地被人買下，成為了印刷《聖經》的場所。
因此，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斷言：歐洲和美國的最大差異在宗教信仰。實在很有道理。而法國的著名學者托克維爾的研究也值得註意。他發現：“專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進行統治，而自由的國家卻不能如此。”看一下發達國家的宗教徒的比例，應該說，他的目光十分敏銳。例如，英國占87%，法國占96%，德國占65%，澳大利亞占75%，美國占95%。可是，宗教與宗教又有不同，僅僅看到“宗教信仰”，又是不夠的。托克維爾的非凡之處恰恰就在這里。法國與美國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國家，那麽，區別於法國，美國之所以崛起的原因在哪里呢?到美國去考察了幾個月，他到處都在去尋找美國崛起的原因，到處都在去尋找在美國崛起的背後的那支看不見的手，最後，他的結論是：基督教。
同樣值得註意的，是馬克斯韋伯的寫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他寫那本書，受到了他所居住的小鎮的啟發。在思考某一國家何以崛起某一國家何以沒有崛起或者何以一蹶不振的時候，他突然發現，這個小鎮上的富人全都是基督徒，於是，他茅塞頓開，意識到了從宗教(信仰)維度去闡釋西方現代化的崛起這一重要思路，於是，寫了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他的結論是：新教倫理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精神的誕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因此，結論是——
真正的資本主義精神一定屬於那些先“基督教”起來的人們，也一定屬於那些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
長時段，也是觀察中國的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的最佳方法。
與公元1500年以後的西方崛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元500年以後的中華帝國的逐漸衰落。
這五百年，中國從過去的領先變為殿後，最後，更遠遠地被甩在了世界的身後。
何止是中國，即便是亞洲，也沒有逃過這個厄運。據統計，在公元1500年的時候，亞洲的GDP占了世界的70%，但是也就是在公元1500年，基督教登上了世界的舞臺，結果，到了1870年的時候，亞洲的GDP就退而只占世界的38.3%了，到了1950年，更是退而僅僅只占世界的18.5%了。
當然，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前面我已經說過，從公元1500年開始，西方像被打了雞血，日益崛起，可是，令人困惑的卻是，中國卻從此步履維艱，盡管左拼右突，卻偏偏無論怎麽走都此路不通。GDP2010年第2名，人均收入1960年第78名，2010年127名，教育投入發達國家為5,3%，中國為2,3%，醫療投入，4,5%，排名188(倒數第四)，美國，13,9%。其中，一個最為典型的特征，就是諾大的一個中國，卻再也對世界沒有貢獻。我們知道，國無論大小，只有能夠給全世界貢獻全新的價值關懷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大”國。否則，就只能是一個“小”國。有一位學者就曾經說過，因為對中國在全世界的實際情況並不了解，因此在出國前曾經堅定地相信：世界之大，只有中國。但是，出國以後，這個看法卻全然改變：世界之大，沒有中國。當然，這兩種看法或許比較極端，不過，如果說在公元1500年以後，偌大的中國確實沒有影響過世界，大概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倫敦的奧運會開幕式。我們都一定記得，在此之前，張藝謀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搞得轟轟烈烈，可是，四年以後，英國的倫敦奧運會開幕式卻把它打回了原形。原來，張藝謀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講來講去就是公元1500年以前的中國，公元1500年以後呢?真是什麽都不敢講也什麽都講不了，最後找了一個小女孩假唱，唱了《歌唱祖國》，可是，全世界都不會唱，全場的人也只好靜靜地坐在那里聆聽。倫敦奧運會就全然不同了，它用莎士比亞戲劇里的一句話來宣示主題：“在島上，眾聲喧嘩”。意思是說，在公元1500年以後，只有在我英國的一千萬人口里才眾聲喧嘩，也才震撼了世界。且不要說其中所陳列的英國的令人眼花繚亂的世界級的貢獻，就說最後的那位70多歲的披頭士老歌手的歌唱，當時不但是全場八萬人都在一起唱，而且應該說是全世界都在同時放聲歌唱。這與我們的《歌唱祖國》的黯然神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然，說公元1500年以後中國人不努力不盡力，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即便是上個世紀，從戊戌維新到君主立憲再到民國建立再到五四運動再到聯省自治最後再到(1946年的)憲政運動，中國也起碼訴諸過六次轉型的努力，只是，非常遺憾的是，這六次轉型都以失敗告終。
為什麽會如此呢?讓我們以“五四”為例，來詳細加以說明。
從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的角度，“五四”，可以說是古老中國真正直面西方的開始，可是，即便如此，“五四”也仍舊是難逃失敗的噩運。我多次說過，中國的“五四”的引進“民主”與“科學”並沒有真正完成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這一根本使命。而導致這一缺憾的原因吧，就在於對於真正的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的缺乏深刻的洞察。
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的成功，根源於兩大選擇，其一，是教會的作用;其二，是人權與契約意識，而我則一直將它簡單地概括為“信仰啟蒙”和“個體啟蒙”。英國之所以最後走上憲政的道路，之所以實現了不流血的改良，之所以成為世界的帶頭老大，正是因為兩大啟蒙的同時實現。但是，以法國為代表的其它歐洲國家卻不然，它們就僅僅是一個啟蒙——“個體啟蒙”。然而，還有一個啟蒙——信仰啟蒙，卻因此而被毫無道理地忽視了。
可是，中國所選擇的，卻恰恰是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其它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無疑是因為宗教傳統的匱乏，中國天然地規避開英國道路，也規避開了西方現代化的真正源頭，並且，很自然地選擇了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其它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以及它的變種——俄羅斯的道路，因此，“五四”時代的中國言必稱“科學“、”民主“，但是卻從不推重“信仰”。可是，眾所周知，法國等歐洲國家即便是在今天也並非一流國家，“取法乎中”的中國，自然也就只能“僅得其下”了。其結果，就是中國在向現代化轉型的道路上“屢戰屢敗”。基督說：“那條路很窄，通向生命的門不寬，找到門的人也只有極少數。” 顯然，因為沒有能夠先“基督教”起來的中國，也不可能真正地現代化起來的。
上個世紀的“五四”不但對於西方的“前世今生”缺乏深刻的把握，而且對於中國自身的“前身今生”也缺乏深刻的把握。今天回過頭來再反省一百年前的“五四”，不難發現，當時的中國與西方不是隔了一層，而是隔了兩層。也就是說，在中國與西方之間，還隔了一個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因為事實上我們真正的中國文化也就是到唐宋時候為止。中國有一句話叫“崖山之後已無中國”，是值得註意的。而且，我現在還要再加一句：“明清之後已無華夏”。宋代以後，是元朝的96年，它的特征，是殺盡了中國的那些真正秉承了文化的優秀的中國人。而且是一代一代殺下去，一共殺了一個世紀，後面的明和清，明朝的君權統治完全可以“媲美”元朝，甚至連《孟子》都大加刪除。而後面的滿清的對於中國文化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更完全隔膜。因此，“明清之後已無華夏”，在元明清的六七百年里，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已經蕩然無存，甚囂塵上的只是《三國》和《水滸》——魯迅稱之為“三國氣”和“水滸氣”。
“五四” 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可事實上為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我們所應該做的，反而是“回到孔家店”，當然，“回到”僅僅是為了再次的出發，去與西方文化對話。因為中國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盡管較之《三國》和《水滸》要距離西方文化更近，也更多地充滿了中國文化的正能量。在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之後，再一次出發，去再一次“西天取經”，與當今的“西天”——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去恭恭敬敬地對話。
中國必須去竭力尋找英國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竭力尋找美國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也必須去竭力尋找法國無法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竭力去尋找俄國無法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而最終的目的，還是竭力去尋找中國在現代無法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
不如此，中國就無法真正上路，也無法真正走上現代化的康莊大道。
意識到西方的崛起與先“基督教”起來的關系以及中國的衰落與未能先“基督教”起來的關系，僅僅只是思考的開始。
基督教，畢竟稟賦著極強的地域色彩，而且，還畢竟稟賦著濃郁的西方特色。因此，即便它果真是西方現代化的根本動力，地處亞洲遠東的中國也無緣全盤照搬。或許也就是這個原因，先“基督教”起來的秘密，盡管已經為越來越多的國人所知，但是卻始終未能引起普遍的重視。幸而，有一位身居美國的中國經濟學家楊小凱提出，西方世界的現代化的基本經驗並非人所共知的自由的個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而是從自由的信仰—自由的個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自由的信仰”，這幾個字實在是石破天驚，令我們茅塞頓開，也給我們提示了一條解決困惑的正確方向。
原來，應該引起我們關註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在基督教中所蘊含的“自由的信仰”。
信仰與宗教密切相關，但是卻也並不相同。我們知道，宗教當然不是哲學，但是它卻具備著形而上學的稟賦。信仰又往往集中地在宗教的中呈現出來。所以人們習慣地稱之為“宗教信仰”。不過，說到底宗教也只不過是信仰的一種特殊呈現方式。盡管在人類的早期，宗教也許是人類信仰的唯一呈現方式。但是，信仰畢竟是高於宗教的。可以說，宗教是靠信仰才獲得了自己的存在形式的，麥克斯·繆勒說：宗教是一種起源於對人的“有限性”之克服和超越的“領悟無限的主觀才能”，恰恰就把宗教所蘊涵的信仰內涵——“領悟無限”深刻地揭示出來，因此，人類最終又會超越宗教，信仰最終也會被獨立出來，成為人類的一個獨立的精神尺度。
那麽，為什麽信仰沒有能夠在現在就成為人類的精神尺度?仔細想一想，其實道理也很簡單。須知，信仰是要鼓勵所有的人的，但是對於一些沒有文化的人來說，對於一些悟性不是很高的人來說，你跟他講“實現根本轉換”、講“領悟無限”，他聽得懂嗎?我在大學里跟大學生、研究生講都困難，如果去跟一般文化水平的人講，他聽得懂嗎?很可能聽不懂。那怎麽辦呢?那麽，我就用一些形象的東西去啟發他，用一些具體的規定去約束他，我不跟他講道理，我就只是告訴他：耶穌就是楷模，你要跟著他走，你只要照著他的話去做。這就是宗教，這就是教會。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人類的實踐越向前發展，信仰就會越擺脫宗教形式。因為信仰從來就比宗教更為根本。而且，宗教最終會消亡。但是信仰卻不會消亡。信仰反而會逐漸從宗教里解脫出來、獨立出來。
由此不難想到，就人類而言，宗教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培育了人類生存中至關重要的終極維度——信仰維度。我們可以拒絕宗教，但是不能拒絕宗教精神;可以拒絕信教，但是不能拒絕信仰;可以拒絕神，但是不能拒絕神性。這幾句話是我經常會提到的，也是我從世紀初以來最為核心的思路。宗教精神、信仰、神性，正是這三者，構成了人類生存中至關重要的終極維度。
還回到我們所討論的問題，西方的崛起何以與先“基督教”起來關系密切?中國的衰落何以與未能先“基督教”起來關系密切?聯系我們剛才的關於信仰與宗教的討論，現在，問題開始顯而易見，原來，這一切都是因為西方的崛起與先“信仰”起來關系密切，中國的衰落與未能先“信仰”起來關系密切。
一般人往往把信仰與宗教混同起來，而沒有意識到宗教只是信仰的載體，更沒有意識到，不同宗教中的信仰內涵並不相同，不同宗教與人類的終極維度的關聯也並不相同。他們往往簡單地將信仰與宗教加以等同，只看到宗教而沒有看到宗教背後所蘊含的信仰，於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宗教除了特色的不同，在根本的價值內涵上也就沒有了區別。這樣，先“基督教”起來為什麽就會導致西方現代化的崛起與未能“基督教”起來為什麽又就會導致古老中國的衰落的奧秘也就隱秘不彰，成為一個無法破解的千古之謎。
幸而，楊小凱提出的從自由的信仰—自由的個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的思路，給我們提示了方向。那麽，“自由的信仰”又在哪里?還是黑格爾有先見之明。他把全世界的信仰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自然宗教。也就是原始社會時期崇拜熊、崇拜老虎、崇拜雷神、山神、火神的那種宗教，這類的宗教沒有什麽信仰內涵，也與人類的終極維度無關;第二類是實用宗教。這類的宗教是把信仰當成一種恐嚇別人和安慰自己的手段，所謂“神道設教”，同樣沒有什麽信仰內涵，同樣與人類的終極維度無關;第三類是自由宗教，黑格爾稱之為“啟示宗教”。在黑格爾看來，人類的宗教雖然多種多樣，但是，只有這類宗教才與信仰內涵密切相關，也才與人類的終極維度密切相關。我們所熟悉的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佛教、伊斯蘭教、儒教等等，無疑都屬於啟示宗教，也就是說，無疑都與信仰內涵和終極維度相關，不過，又有程度的不同。其中，應該以基督教與信仰內涵和終極維度的關系最為切近也最為密切。假如說，希臘教把宗教變成了藝術，儒教把宗教變成了道德，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把宗教變成了宗教，那麽，基督教就是把宗教變成了信仰。而今，希臘文化消失了，中國文化停滯了，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腳步遲緩了，但是基督教文化卻蒸蒸日上，其原因就在於：在基督教國家那里，基督教超出了自己，成為整個文化，成為信仰本身。
而必須要先“基督教”起來，奧秘也就在這里。“自由的信仰”當然是蘊含在“啟示宗教”中的，但是，因為在“啟示宗教”中只有基督教是最為徹底的，只有基督教是超出了自己、成為整個文化、成為信仰本身的，因此，“自由的信仰”也主要是蘊含在基督教之中的。
進而，為了把問題討論得更加清楚，我還必須要說，“自由的信仰”之所以得以主要蘊含在基督教之中，也有基督教自身的原因，這就是，在所有的啟示宗教中，只有基督教，它的“自由的信仰”是來自“信仰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最早可以追溯到馬丁路德的名著《基督徒的自由》(1520)。在這本書里，他提出了著名思想： “因信稱義”，從《羅馬書》中的“義人必因信得生”受到啟發，它指出：真正的宗教必須是一個內心自由的人所自由接受的宗教，這必須是信仰的絕對前提。天主教的要求是首先從接受種種外在規定開始，這就有點像中國文革時期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需要自己通過天天不但要“做好人”而且還要“做好事”來加以體現，並求獲得他人的認可，但是真正在內心里怎麽去想，反倒並不重要了。這就是馬丁路德所謂的“外在的人”。但是，基督教卻完全不同，它要求必須完全出自每個人自己的自由選擇，也完全不需要他人的認可。每個人都是“極其自由的王”，自己的信仰應該是內心中自由選擇的結果，不能是被蠱惑的結果、盲從的結果、強迫的結果。這就是馬丁路德所謂的“內在的人”。
“信仰的自由”敞開了西方人心靈的廣闊天空。因為它，於是就必須允許每一個人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達、自由地行事、自由地討論，我們看到，其實這就是後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提出的公民信仰的自由及其言論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會的自由以及向政府和平請願的自由，等等。當然，這一切，都是人們所經常談到的，不過，為人們所時常忽視了的，卻是其中的根本：自由意誌的自由。然而，在我看來，恰恰是自由意誌的自由，才是最最需要加以討論的。
公民信仰的自由及其言論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會的自由以及向政府和平請願的自由等等固然很重要，但是，搞清楚它們為什麽重要才更加的重要。因為關涉到一個重要的人性假設：人之初，性本惡。
當然，中國人更為熟悉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其實，“性本善”和“性本惡”根本就是一個假問題，“性本善”、“性本惡”都並不實際存在，不論“性本惡”還是“性本善”，都不是一種事實的判斷，而是一種人性的預設。很多學者沒有搞清楚，偏偏要去論證小孩生下來就有善心或者沒有善心，實在是大謬不然。其實，這涉及到對於宗教與哲學的理解。“性本惡”、“性本善”無非都是對人性的一種預設，也無非都是對於人性的發展方向的一種思考。
“性本惡”的預設，其根本奧秘在於;它越過了“好人”與“壞人”的判斷，直接把人界定為一個自由的人，其中有上帝的一半，也有愷撒的一半。本來，人性是一個黑箱，根本沒有人能夠解釋清楚，也沒有人能夠真正把把握。中國誤以為可以把握，因此通過“性本善”的預設，來要求每個人都必須去做到最好。西方的設想，是認為人性根本不可能把握。人一生下來就在犯錯誤，例如偷食禁果的亞當夏娃;而且人再聰明也還是會犯錯誤，例如俄狄浦斯，世上只有他才能夠猜破斯芬克斯之謎，才知道“人”是誰，但是，不還是不知道“我”是誰?強大的斯芬克斯仍舊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毀滅他，因此只能是通過一種“性本惡”的“原罪”的方式，期望每個人能夠做得不要更壞。
我之所以一再強調“人性是一個黑箱”，道理也就在這里。從“性本惡”的預設出發，人性的進步就必須通過首先把人變成自由人的方式來加以實現，梅里美問：為什麽人們總是喜歡壞蛋呢?為什麽總是越不值得愛就越是會被人去愛?答案當然是：因為每一個人其實都更接近於壞蛋。因此，自由，應該無條件地先於“行惡”或者“行善”。
首先，人把自己置之於自己的自由意誌，其實也就是把自己的意願完全置之於自己意誌的決斷之下，自己就是自己的全部行動的唯一原因。這，正是人的全部偉大之所在。試看，人的自由意誌是如此之強大，以至於它能夠決斷地不去聽從它的創造者的旨意。能夠一意孤行地區非觸動蘋果不可。那也就意味著：既然連它的創造者都可以被說“不”，那麽，實在也就沒有什麽可以不被說“不”的了。
其次，那怕是自由地行惡，那也會促使每一個人逐漸學會在合情的惡與合理的惡之間去選擇，在小惡與大惡之間去選擇。路要越走越寬，那就必須每個人都只能主動去走向善。作惡，則只能越走越窄。最後，每個人會先後不同、程度不等地逐漸意識到以小惡去取代大惡，以不惡去消解惡，最後，才有可能以善來代替惡。顯然，黑格爾說的“理性的狡計”，康德說的“大自然的天意”，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區別於中國的事先制定了某種最好的規範，要求每一個人去無條件效法，例如女性之於“三從四德”;西方卻是通過試錯的方式，放手讓每一個人去自由行事，意在讓每一個人逐漸意識到，兩害相權，最好的選擇是逐漸地學會主動去取其輕。“君子成人之美”、“與人方便，與己方便”。歌德的《浮士德》的重要性，在西方要相當於《聖經》，有人說，它是第二本《聖經》。原因就在於，歌德用六十年的時間，參透了西方文化的根本：先上路再說。而且，你上路以後做好人還是做壞人，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沒有關系，重要的是先去做人、先去做事。因為只有在“做”的過程中，你才會遲早慢慢醒悟：做壞人成本太大，做壞事成本也太大，與此相反的是，做好人做好事卻成本很小，前者是零和博弈，後者卻是雙贏和多贏，只有自由為善，才有真正的發展空間。於是，每一個人就在“做”的過程中慢慢學會了兩害相權要取其輕，兩利相權要取其重。
總之，“信仰的自由”的真諦在於：自由先於信仰。在這里，自由的本來含義並不在於它多麽美好的，而在於只有它，才是一個真正的開始。每一個人的信仰，都要從自由的行惡和自由的行善開始起步。因為，有了自由意誌，人類當然可以犯罪，但是也就有了可以逐漸不再犯罪的可能。有了自由意誌，人類當然可以不去行善，但是也就可能最終逐漸走向了行善。自由當然不是善，但是，自由卻是善之前提;自由當然不是惡，但是，自由才是惡之死敵;最後，自由當然也不是信仰，但是，自由卻是信仰之源頭。
“信仰的自由”的真諦並非僅僅到此為止，因為，“信仰的自由”的更為重要之處還在於：它逼迫著“自由的信仰”的出場。
從中國人的眼光看去，對於“信仰的自由”，很可能會有一種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的感覺。我們可能不會贊成如此地放縱自由，尤其是自由地行惡，但是既然放縱了，那我們也就會想當然以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此，自由行惡的盡頭，就是自由行善。然而，在基督教那里則不然，自由的行惡與自由地行善，並不存在善最終戰勝惡，而是善惡永遠此消彼長，而且，正如哲學家馬克斯·舍勒爾所說，人相對他自己已經完全徹底成問題了。而我們最大的障礙就是，是人卻無法像人那樣活著。為什麽會如此?又為什麽要如此?原來，基督教是要把你逼入絕境，是要讓你不得不承認：無論如何努力，還是怎麽都不行。原來所謂的“人性惡”並不是指人會做壞事。而是指的人永遠不可能完美。“永遠不完美”，就是基督教給自己所規定的“原罪”。猶如不管你跑的多快飛的多高，但是都跑不出腳下自己的陰影。你必須為這個陰影、為你所有的罪惡背上十字架，也必須去付出血和淚的代價，誰都無法幸免，也沒有誰能夠幸免。
同時，在善惡的對比中你又意外地發現，善是如此可貴有如此值得珍惜，於是，只有在這個時候，你才會幹脆轉過身去，提前進入絕對的善、純粹的善。此時，盡管在現實生活中你根本無法做到，但是，在精神生活中你卻寧願把自己的生命從肉體中剝離出來，去固守那最為美好的東西。西方有名言雲：失敗從哪里開始，拯救也必定從哪里被準備出來;哪里有墮落，哪里就有拯救，道理就在這里。
這，就是“自由的信仰”!
相對於“信仰的自由”的關鍵詞“自由”，“自由的信仰”的關鍵詞是“信仰”。正是因為人的肉體生命永無獲救的可能，人的精神生命的無限空間也就得以敞開。我已經剖析過，在其它的宗教，一切都是事先規定好了的，應該做什麽，不應該做什麽，都是事先規定好了的，但是，基督教卻不同，在所有宗教中，基督教是唯一的強調自由選擇的宗教，它首先是把凱撒的還給凱撒，只要你願意，一切都是可為的，但是，當你做凱撒做到了最後，卻又終於發現自己再怎樣努力也無濟於事，也仍舊救不了自己，然而，你卻又絕對不甘心失敗，於是，終於發現，你可以轉過身去面對上帝，可以把上帝的還給上帝。我倒下去的時候，也正是我站起來的時候。彌爾頓在自己的《失樂園》里，曾經讓上帝出面發言，他說：“不自由，他們怎麽能證明他們的真誠，出於真正的忠順、篤信和愛敬，那可以只顯得他們迫於形勢，並非心甘情願。這樣的遵命，我有何快慰，他們又怎能受贊美?” 顯然，正如黑格爾所說：“一個惡徒的犯罪思想也比天堂里的奇跡更偉大更崇高。”沒有把凱撒的還給凱撒，就沒有可能把上帝的還給上帝。
值得註意的是，“轉身”，還意味著自己作為人的完全的無能為力，自己的無法依賴自性力量而得救，自己的努力，全然是怎麽做都不行，盡管一再地掙紮著站立起來，可是卻又一再地發現，自己並未站立為“人”，而是依然站立為“獸”。於是，就只能轉而去尋找他性的力量、外在的力量，並且借助於外在的力量來在心靈上認領自己，把自己從心靈的黑暗中解放出來，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的心靈空間，同時也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生命高度。我活著，但又不是我活著，而是信仰在我身體里活著，是信仰在我的生命里工作。無疑，這仍舊是把上帝的還給上帝。
有一個古希臘的故事，有助於我們來理解“轉身”的至關重要。這個故事叫做：哲學家的最後一課。說的是一位哲學家培養了幾個學生，到了考試的時候，哲學家就給他們出了這樣一道題目：在一片田野里，長滿了雜草，那麽，怎樣才能消滅雜草呢?顯然，這個題目就相當於在問：怎麽樣才能消滅自身的動物性呢?卷子交上來以後，老師一看，真是什麽答案都有，例如，要把雜草除掉，要把雜草燒掉，等等。於是，老師說，要不這樣吧，咱以後再見面吧。結果，一年以後，他的徒弟沒有一個能夠把雜草除掉的，只有老師，真的把雜草給除掉了。那麽，老師是怎麽做呢?其實也很簡單，他只是在地里種滿了莊稼。顯然，老師是在告訴自己的學生，要與某些醜惡的東西告別(例如動物性)，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轉過身去面對那些美好的東西，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最終戰勝那些醜惡的東西。
顯然，這就是基督教。這就是不但超出了宗教、進入了哲學、成為了文化而且更教會了英美等國家的基督教，這就是去自覺“領悟無限”，去自覺實現“根本轉換”的基督教。形象地說，全世界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在整個現代化的孕育過程中都是“腳”先出來，但是，在基督教的推動下，英美的整個現代化的孕育過程卻是“頭”先出來，因此，英美的現代化的步伐更為健康、更為神速，也就都不是偶然的了。
還回到中國，意識到西方的崛起與先“基督教”起來的關系以及中國的衰落與未能先“基督教”起來的關系，畢竟還是未能讓眾多的中國人信服，但是，先“信仰”起來，卻無異於打開了一扇思考的大門。
我們看到，事實上，與其說現代化是基督教的產品，其實遠不如說是基督教的副產品。因為基督教的全部目標都是成就精神的人，又何嘗考慮過現代化之類的塵世凡俗，可是，因為在基督教之中存在著“原罪”觀念、存在著包括“欠債—還債“的情感倫理，於是，終生辛勤工作，去贖自己的罪，也就非常必要了。於是，衣食住行、日常瑣事乃至職業活動，也就統統被看做了意在贖回先前犯下的“原罪”的工作。這樣，人之為人就不能不時時刻刻去“還債”，不能不時時刻刻去毅然承擔起塵世生活。承擔塵世生活，是人的絕對責任，也是人重獲新新生的希望。因此，塵世生活也就有了絕對的意義。也因此，現代化這一副產品，也就順勢而為同時也就順理成章了。
遺憾的是，這一切在中國學者那里竟然是一無所知。在發現了先“基督教”起來的特殊作用以後，引發的也不是對於基督教所蘊含的“自由的信仰”的積極思考，而是一片自吹自擂的自我鼓噪。例如，不遺余力地鼓吹先“儒教”起來，先“道教”起來，先“佛教”起來，如此等等，它們天真地以為，如此一來，就可以解決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問題，然而，在先“信仰”起來的歷史事實面前，這類的“鼓吹”與“解決”卻顯得如此不堪，以至於根本不值一駁。
中國的實用宗教是有目共睹的。“中國人為什麽走不進天堂”?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困惑。中國最喜歡的，是“神道設教”，對此，孔子解釋為“祭神如神在”。這也就是說，我只是去裝腔作勢地祭祀、去信奉一個宗教，但是祭祀與信奉的目的卻不是宗教的，而是實用的，例如，是為了有效地組織起社會力量。中國從黃巾軍起義一直到洪秀全的天平天國，宗教都是組織社會力量的一個很重要的砝碼，但是，這類的宗教也都沒有給中華民族帶來任何進步的東西，帶來的只是中華民族的大倒退。例如洪秀全，它利用宗教所做的事情就實在是不恥，更不要說他利用宗教發動社會大革命所導致的上億人口的夭折了。
事實上，說中國充斥著的大多是蠱惑、迷信乃至邪教，真是一點也不為過。魯迅在五四的時候就批評過，中國的信教就是“吃教”。回想一下，我們到廟里都幹了什麽?許願?!我經常問我的學生，今天我也問問你們各位聽眾，你有沒有許一個願然後就磕頭、就捐錢的?沒有?我相信沒有!中國人都不會幹那種吃虧事的，許願都最少是三個，甚至是四個，自己還偷偷加了一個，如此許願，真是讓老佛爺不堪重負。可是，我們又在佛前承諾過要奉獻什麽嗎?什麽都沒有承諾，而且是——而且是從來都沒有承諾。但是，基督徒有這個樣子進教堂的嗎?我們必須要追問：信教到底是為了讓你得到什麽，還是為了讓你失去什麽?
我經常說，從美學的角度，西方的教堂和中國的寺廟之間的區別，絕對不是一句“民族特色”就可以忽略不計的，例如，中國的寺廟為什麽一定是依山而建，為什麽一定是憑地而起呢?大家會說，是“中國特色”，但是，“中國特色”就對嗎?那麽，為什麽西方的教堂就偏偏要拔地而起?“憑地而起”和“拔地而起”之間是否存在著美學的截然差異?其實，“憑地而起”的關鍵就在於：不肯脫離現實;而“拔地而起”的關鍵則在於：精神的超越。而且，西方的教堂就是西方人的精神雕塑，它象征著西方人的精神賭博：我這一輩子就是要堅決向上帝給我指的目標超越!所以西方的教堂都是遙遙指向天空的。在這意義上，其實西方的教堂就是五個字：靈肉剝離器。進了教堂以後，你的肉體就頹然而落，而精神卻一下子就淩空而起。但是中國的寺廟呢?也可以說是五個字;“靈肉剝離器”，不過，卻是把精神剝離出去了，到了寺廟里以後，你的精神頹然而落，結果，剩下的就只是期盼長生不老多子多福的肉體凡胎。
而且，中國人對於“信仰”的理解也完全有誤。第一個，是把信仰曲解為信念。可是，信念是個具體的東西，例如共產主義，但信仰卻不是一個具體的東西。它完全是一個抽象的東西，像圓，現實世界根本沒有圓，只有橢圓，可是，這卻並不影響我們去追求圓，並且以對於圓的追求作為我們的信仰。第二個，信仰不是崇拜。崇拜是來自於一種外在的服從，一種奇跡，當然，信仰完全不是。第三個，信仰更不是迷信。兩者之間的區別，這里就不用去細說了。
更何況，以儒為教，也實在沒有什麽可以稱頌之處。漢代獨尊儒教，結果卻是近四百年的魏晉南北朝的大動亂;同樣是在西方的基督教崛起的年代，中國宋朝的理學導致的亡國，明朝的理學導致的還是亡國。口口聲聲說是儒學的第二期複興，可是為什麽人家與我們同一時期的基督教就推動了世界，我們的新儒學就搞得宋明兩朝都亡了國呢?難道亡國的悲劇宋明理學就不要負責?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把責任推給別人，一說就是宋明理學如何如何博大精深，可是，為什麽麽就不講一講它所導致的國家滅亡呢?
也有人說，中國還有佛教，可是，佛教其實也於國事無補。梁武帝蕭衍、清順治帝不都是因為佛教而釀成政治悲劇、釀成國家的災難和個人的災難?難道這一切還不足以說明佛教盡管於人生有益，但是卻與國事無緣嗎?
當然，上面的話都是人們經常會提到的，而且，贊成者眾，反駁者也眾，誰都沒有辦法說服誰。那麽，應該怎樣去說服對方呢?在我看來，按鈕以說服對方的關鍵是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本癥結。如果能夠再試著深入一步，問題其實也迎刃而解了。
中國的實用宗教、中國的“吃教”乃至中國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之所以都與中國的現代化無緣，最為關鍵的是在於：它們都並非“自由的宗教”。
在前面我已經說過，“自由的宗教”的第一要義，就是 “信仰的自由”。
就像西方的天主教、東正教一樣，中國的無論儒教道教還是佛教，現在回過頭來看，不難發現，都不存在“信仰的自由”。
沒有“信仰的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宗教。在基督教，它第一步就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的思路：信仰的自由，也就是人的自由意誌。而自由意誌的提出，也就開辟了接納性惡這一內在本源的可能性，從而避免了以外在手段去禁止自由意誌的任何可能，這樣，人也就可以把一切善惡都歸之於不可控的自由意誌，並且由此完成華麗轉身，探索出由惡向善、在惡中鍛煉出善的人性拯救之道。
可是，中國則不然了。中國根本就沒有“信仰的自由”，也根本不允許自由意誌的存在。本來，如果允許自由意誌的存在，那麽，即便沒有先“基督教”起來，只要先“自由意誌”起來，也完全可以做到像英美那樣的現代化發展。但是，在中國卻恰恰是“自由意誌”先天就太大的不足。在中國，自由意誌的本源性根本就不存在，對於善惡的探討也不是在自由意誌的平臺上進行的，而是在人天生本性自然為善的假定的平臺上進行的，在中國人看來，所謂自由意誌，其實也不外就是人的自然本性。這樣一來，人性之為人性也就不是一個過程了，人性成為一個需要時時“勤佛試”的問題，而不是一個亟待拯救的問題。
首先，圍繞著人性，盡管中國人也孜孜不倦也提出過性善、性惡、既善既惡、非善非惡、善惡相混等多種觀點，可惜，卻始終都是在維護人天生本性自然為善這個獨斷的假定前提的。這可以被稱作人性的“光明意識”。“滿大街都是聖賢”;“六億人民盡舜堯”;“依自不依他”;如此等等。甚至連中國的宗教也是“自力宗教”。沒有“原罪”的觀念，只有“原善”的觀念;下地獄的只能是壞人，好人只要“吾日三省乎吾身”、只要“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可是，我們已經知道，真正的人性預設卻必須是自我否定的，真正的理想不是“人神”，而是“神人”。因為信仰本來就不是我們生而俱來的東西，而是我們必須去追求的東西，它把未來作為一個禮物賜予了我們，讓我們在今天就提前與未來的生活邂逅。為此，我們必須借助於自我否定，必須在自我否定中得知，這一切都是我們生來所根本沒有的東西，都是我們必須去成為也應該成為的東西，也都是我們本來應該置身其中的東西，並且，因此而得以積蓄起全部的正能量，以便重獲新生，也重獲自由。也因此，在基督教中才經常贊美傾盡全力去順應彼岸世界的百合花，而並非中國的自詡可以出汙泥而不染的荷花，也才經常把生命比喻為一個通道，而不是蓄水池。生命不是從現實的一面展開，而是從信仰的一面展開。生命必須以信仰的世界為中心，讓信仰住進心靈。這就是基督教所提示的生命真諦。遺憾的是，這真諦，我們至今也若明若暗。
其次，於是人性成為了一個可以被用一套外在的現實手段去規定的東西，諸如“存天理，滅人欲”，等等，人所需要去做的，也類似康德說的，是“有限責任”，是一味去“符合義務”。結果，個人也就永遠都沒有出生，更遑論長大和成熟。遇到天災人禍，則毫無例外地諉過於他人，他人永遠是責任者、施暴者，自己永遠是受害者、無辜者，因此，不是懺悔而是控訴，就成為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常態。一部中國文化的歷史，更幾乎就是一部血淚斑斑的控訴史。由此，堪稱奇觀的是，沒有人為自己靈魂的豆腐渣工程買單，卻到處都在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上去譴責他人。推而廣之，彼此勾心鬥角，你死我活、以鄰為壑，如此等等就成為精神生活中的常態。結果，為了保護自己，每個人都不得不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別人，這使得社會共同體被迫進入了一個負反饋和逆淘汰的惡性循環。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一切人對一切人的猜忌，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怨恨，一切人對一切人的仇恨，一切人對一切人的算計、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提防，最終，既然彼此都無法通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呵護來互利互存，那麽，就只好借助權謀、冷漠、自私與投機來增加生存的機遇了。毫無疑問，這樣的精神生活完全與真正的信仰背道而馳，也完全與真正的宗教生活背道而馳。
沒有“信仰的自由”，也就沒有了“自由的信仰”。如前所述，“自由的信仰”，是在“自由的選擇”之外的對於“選擇的自由”的堅持。
遺憾的是，在中國文化里，恰恰就缺乏一點點非做不可的東西。人人恪守的都是忠、孝、節、義、廉、恥、恕、仁之類具體的道德準則，最高的尊嚴也不是信仰，而是道德。最為典型的，就是中國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生命超越方式，有學者稱之為：內在超越，並且沾沾自喜，以為是一大“中國特色”。然而，殊不知這種超越其實就是不超越，完全是自欺欺人。純屬缺乏“信仰的自由”，譚嗣同指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譚嗣同：《仁學》卷下)確實，中國的內在超越其實就是不超越，就是掩耳盜鈴，究其實質，曲意奉承“大盜”的“鄉願”而已。信仰是被選擇的，自由也是被選擇的，自由的靈魂也早已被摧毀得一幹二凈。
由於沒有“信仰的自由”，因此也就沒有了“自由的信仰”。中國人的精神脊梁都是扭曲的。所謂的“信仰”，其實都是偽信仰;所謂的終極關懷，其實也都是偽終極關懷。
因此，黑格爾發現，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分階段的。例如中亞文化與人類文化的少年時期;希臘文化與人類的青年期;羅馬文化與人類的壯年期;日耳曼文化與人類的老年期。可是，中國文化在其中又扮演了一個什麽角色呢?黑格爾說，是人類文化的幼年期，而且，一直都是幼年期。之所以如此，黑格爾認為，是因為中國人內在精神世界一片黑暗，是人類精神之光從未照亮過的荒原，在那里，還是一片原始、自然的愚昧狀態。“凡是屬於精神的東西……都離它很遠”。而在《歷史哲學》中，黑格爾則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是一個沒有時間、只有空間的帝國：“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由此，我們不難聯想到：人們現在常評價拉丁美洲為“百年孤獨”，那麽，古老中國又何嘗不是千年孤獨?
自然而然，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民族，距離現代化何止是相差十萬八千里之遙。
綜上所述，從對於全世界先“基督教”起來的追溯，再到對於全世界先“信仰”起來的追溯，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說：百年以來人們所目睹的中國文化的“信仰困局”是確實存在的。只是，當我們把它表述為先“基督教”起來的困局或者先“信仰”起來的困局的時候，往往易於激起激烈的民族憤懣與怨恨。於是，諱忌諱醫的中國也就在百年中痛失了自我醫治的機遇。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在中國，也因此而始終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當然，這里我並不是提倡把基督教全盤照搬到中國，而意味著去進而探索基督教得以成功的內在奧秘：它是“一種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實體”，它成功地稟賦了“實現根本轉換的一種手段”，而它所實現的，則是“根本轉換”與“領悟無限”。
而這也正是中國文化中所先天不足的。
我說過：我們可以拒絕宗教，但是不能拒絕宗教精神;我們可以拒絕信教，但是不能拒絕信仰;我們可以拒絕神，但是不能拒絕神性。

轉載蔡慎坤鳳凰博客：德國為啥炒不了房？ Value-hunter Value-hunter

來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56dde00102v3hs.html

亮點在最後一段，不是發牢騷，說的是實情，搞實業的整天罵娘，曹德旺比蔡還要激進。

德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然而德國在社會福利保障、民生供給等方面，又遠遠超過了社會主義國家。最有說服力的是房價，盡管金融危機後，德國房價普遍有所上漲，相比倫敦、巴黎、羅馬而言，德國城市的房價依然很低，投機客炒房的現象依然很少。而在金融危機之前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德國房價始終保持在一個低水平，1975-2011年，剔除通脹影響，德國實際住房價格累計負增長21.6%，同期的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的實際房價累計增幅分別為5%、145%、123%和50%，且呈現極大的波動性。而同期德國個人收入平均增長了三倍，等於說，老百姓買房子越來越容易，房子實際上等於一直在降價。究其原因，是德國政府對房地產實行的幹預政策，抑制了房價上漲，打擊了投機客，保障了民生供給。

德國政府並不把房地產作為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而是作為社會福利機制的關鍵一環，特別是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住宅建設。德國憲法明確規定了“德國是一個高福利國家”，與醫療、教育一樣，保障居民住房也是政府的重要目標之一。這是所有房地產政策的核心出發點。因此，各級政府從來不敢通過擡高當地地價和房價，來增加政府的房租收入或稅收收入，德國也沒有任何一個地區的“支柱產業”是房地產。

各級議會競選時，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任何人提出的政策如果不是為保障住房福利的，而是會導致房價高漲的，甚至使老百姓淪為“房奴”，那麽這個人不僅會喪失選票，其政治生涯也有可能受到巨大影響，甚至會讓整個黨的人氣暴跌。

供求關系對價格起著決定性作用，這永遠是穩定房價的第一要素，在市場經濟中，如果房子緊缺，那麽價格一定會上漲，其它什麽手段都沒有用。德國各級政府重視民生，將房地產市場定位為消費市場，而非投資市場，無論在聯邦還是州、市及村鎮層面，政府都按照人口需求，制定建房規劃，目的是能夠為每個家庭提供一套住房。

目前，除了大城市因為人口多，建房速度趕不上人們的需求，在大多數鄉鎮地區和中小城市，住房短缺的現象幾乎看不到，有些地方甚至因為人口萎縮，出現住房空置。無論在聯邦還是州、市及村鎮，都有詳盡的建房規劃，住房建設依據人口需求而定，基本滿足每個家庭有一套住房的需要。

完善的房屋租賃市場，為保證德國房價的穩定起到了很好的牽制作用。德國有嚴格的租房法，出臺了一系列鼓勵修建租住房屋、保護房客權益的政策。目前，德國自有住房率為42%，租賃住房率達到58%，年輕人中77%都是“租房族”，在一些大城市，租房比例甚至更高。

在柏林居住數十年的華人告訴我們，許多德國人一生都是租房住，德國法律保護租房者的合法權利，不允許政府或物業擁有者隨意調高租金，即使物價上漲也不得隨意漲價，而德國政府修建了大量的商品房，其標準與開發商對外銷售的房子沒有任何區別，幾乎可以滿足所有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租賃需求。

德國的租房合同大部份是無期限期，除非房東要收回房子自己住，否則不能要求房客搬走，如果房東強行趕房客走，那麽房客可以將房東告上法庭。房東也不能隨意提高房租，如果房租超過當地“房租指導價”的20%，那麽房客可訴諸法律，如果超過50%，法庭甚至可判房主最高三年的有期徒刑。

德國政府還鼓勵自建房、合作建房，打破開發商對房屋供應的壟斷。同樣的房子，因為地段不同，會造成有些房價高，有些低，房子本身造價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地價。如果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那麽土地交易市場上就完全沒有競爭，壟斷一切土地資源就可以操縱地價，從中牟取暴利，甚至讓房地產成為一個國家的支柱產業。

德國實行的不是土地國有制，而是私有制，很大一部份土地是在個人或企業手中的，市場競爭使得沒有任何一方可以輕易操控地價。

德國政府通過嚴厲的稅收政策來抑制各種投機行為。在德國，用於出售的房地產首先要繳納評估價值1%—1.5%的不動產稅，房屋買賣還要交3.5%的交易稅。如果通過買賣獲得盈利，還要交15%的差價盈利稅。如果新購住房未滿7年轉讓，其綜合稅率更高達50%，這些嚴厲的稅收政策極大地壓縮了房產商和炒房者的盈利空間，使任何投機房地產的人幾乎無利可圖，不得不放棄在德國炒房。

德國法律還規定，如果地產商制訂的房價超過“合理房價”的20%，即為“超高房價”，構成違法行為。購房者可以向法院起訴，如果房價沒有降到合理範圍之內，出售者將面臨最高5萬歐元的罰款。如果地產商制訂的房價超過“合理房價”的50%，則為“房價暴利”，便觸犯了《刑法》，構成犯罪，可以判處3年徒刑。這些法律不僅抑制了德國炒房者的投機行為，而且還有效抵制了“海外炒房團”幹擾德國房價市場穩定的投機行為。

而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亂象，幾乎是完全照搬香港地產大佬為香港量身定做的畸形開發模式，這種畸形開發模武，除了政府高價賣地培植一批超級富豪之外，讓數以億計的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並且導致國人對政府越來越失去信心失去耐心。香港的財政收入一半來自土地，如土地預付款、房產開發商上繳的稅收及房產稅等等。而香港為數不多的富豪則牢牢控制了整個香港的政治體制，香港富豪與港民之間的關系類似封建時代的地主與佃農，而官員無非是富豪的門童而已。

香港這種扭曲畸形的房地產開發政策，源於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政策，換而言之，在於其殖民地經驗。眾所周知，鴉片戰爭之後，香港被大英帝國租借，從法理上講，香港的所有權從來都不歸於英國，一直屬於中國，英國只是租借而已，因而港英政府只能在這個狹小的地方，通過控制土地的開發來聚斂財富，籠絡富豪。其殖民地的本質造就了香港的殖民地房地產政策，而殖民地政策又造就了香港的高房價與高地價。

香港的住房發展模式，即高地價、高房價、高公屋居住率。在這種模式下，政府以高價將土地出賣給開發商，房地產開發商以高房價在市場交易。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盡管香港稅收十分低，但是社會絕大多數財富通過房地產市場流向了政府(如政府龐大的土地基金)與房地產開發商(香港的最富有的人基本上都是通過房地產市場起家的)，造成了嚴重的社會財富兩極分化。同時，由於房價過高、公屋率過高，整個香港居民的住房福利水平嚴重下降。這不僅表現在香港居民的住房面積過小，而且表現在香港絕大多數居民所住房子的周邊環境惡劣。可以說，香港這種住房發展模式是香港特定條件下的產物。

可悲的是，擁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偏偏照搬了香港的房地產開發模式，而中國十幾年來，正用這種扭曲的制度操縱，把香港地產模式發揮到極致，極少數人結合政府權力--銀行國有資金--民眾血汗錢聚沙成塔，以創紀錄的速度掠奪全社會財富，神奇的創造出財富金字塔。在中國高地價高房價的壟斷下，極少數人占有大量財富而且是不創造價值，不創造競爭力的財富，使民眾生活陷入困境，實業陷入高成本，城市失去了競爭力。

頻次和密度：SNS戰爭的秘密（轉載） 瘋投哥

來源: http://xueqiu.com/1456239271/36397321

文：藍湖資本，胡博予

先不說話，看圖：


這是我隨手整理的幾個社交網絡的“DAU比MAU”（日活躍用戶除以月活躍用戶），日期不一樣，不過都盡量找了最新的數據，大家湊合著看。這個數字越接近1，說明用戶使用該應用越頻繁。仔細看看這些應用的屬性，可以簡單歸納幾個特點：

1、需求本身的頻次越高，使用頻次越高。這個不解釋了。

2、移動設備用戶越多，使用頻次越高。這個也不解釋了。

3、熟人關系鏈越多，使用頻次越高。解釋一下：Instagram有一半的社交關系是真實好友。據說Momo的用戶其實有相當多的好友關系是手機通訊錄好友，而且每天所有消息中，80%的消息是雙向關註的好友發的（你小看它了吧？）。

以上的總結基本是廢話，因為大家基本已經知道了，這里我想討論的其實是背後隱藏的戰爭規律。

好了，我開始拋磚引玉。

戰爭規律一：社交關系圖相似，需求類型不互斥 ==> 高頻打低頻

我在知乎上曾經回答過一個問題“facebook社交網站會受到諸如微信等新的社交工具的影響嗎?”。

我的基本觀點是：如果WhatsApp做一個類似微信朋友圈的東西，對Facebook會有巨大的威脅。邏輯如下：
“發朋友圈”的核心體驗是“發了以後立即有好友贊或回複”。WhatsApp的“永久在線+高頻使用”屬性，讓它對Facebook有戰略優勢，如果做了類似朋友圈的東西，用戶發了內容可以比Facebook更快地獲得更多好友的反饋。
“看朋友圈”的核心體驗是“有很多好友發的新鮮、真實而有趣的內容”。基於第1條，WhatsApp的朋友圈的會有更多的好友發內容，而且更加新鮮，而且因為樓主在線概率更高，留言以後更容易和“樓主”形成互動。
朋友圈的這兩個核心體驗都對用戶密度和使用頻次高度依賴，第1條和第2條互相促進，形成良性循環。
不久以後，Facebook就以190億美金的可怕的價格收購了WhatsApp。其實WhatsApp在美國的滲透率還不是特別高（而且一直沒有上線朋友圈的功能，這點我真想不通），否則很可能挺著不賣，和FB好好幹一仗。

這第一條規律可以總結為“高頻需求能夠帶來用戶密度拉動低頻需求”。

戰爭規律二：社交關系圖相似，頻次相仿 ==> 原創為王

80後們應該都還記得2008年上演的SNS大戰。先是程炳皓的開心網利用熟人社交小遊戲（以及MSN通訊錄）像火箭一樣成了都市白領的“上班開機必刷”的網站。與此同時，陳一舟的千橡集團收購了校內網（後改名人人網），在校園市場送雞腿，在白領市場用假開心網阻擊真開心網的擴張，而且一下子融了4億多美金。

面對激烈的競爭，開心網繼續開發好玩的社交遊戲，並且開發了神奇的“轉帖”功能，一時間來勢洶洶，占領了用戶大量的時間。人人網一開始扛著還是堅持以UGC為主，後來還是決定跟進。“轉帖”和各種社交遊戲的消息漸漸占據了用戶的主feed（用戶信息流）。雖然看上去用戶使用時長和PV數在增加，但是慢慢地用戶行為發生了變化：發照片發狀態也開始沒人贊也沒人留言了，因為好友們的feed里面的轉帖和社交遊戲的消息淹沒了用戶原創的內容。

這時一個神奇的網站“新浪微博”伴隨著智能手機出現了。自己關註的名人以及好友發布的新鮮信息流和即時的社交交互體驗，迅速PK掉開心網和人人網的充滿了轉帖的信息流。一時間微博紅透了半邊天，去餐館吃飯都要打開微博“互粉”一下，吃到美食買了漂亮衣服也都先到新浪微博上給朋友們匯報一下。當時新浪微博氣勢之洶湧，騰訊砸重金加無限流量支持“騰訊微博”，還是扛不過它。

後來，隨著微博feed被公眾賬號和段子手（甚至機器人）占領，活躍度大幅下降。有人也許要說，微博活躍度下降是因為微信朋友圈的替代效應，我也同意，不過我想說兩點。1）微博的社交圖譜和微信不一樣，其實有獨特存在價值，其實不應該這麽快被替代（Twitter比它活的好多了），是它自己的feed衰老過快才讓競爭對手有可乘之機；2）微信朋友圈里也在feed里引入了大量公眾賬號和轉帖，其實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仗著自己有能“無限補血”的高頻的通信功能），也許時過境遷，它也要自食其果的。在美國的青少年中，Instagram的使用率已經比Facebook要高了，原因之一就是嫌Facebook的feed里面亂七八糟的東西太多。

這第二條規律可以總結為：基於用戶原創內容的交互的需求更“基礎”、更“普遍”、更不可替代，而轉帖和社交遊戲實際上稀釋了基於用戶原創內容的交互，降低了真實的社交行為的密度，讓競爭對手有可乘之機。

戰爭規律三：社交關系圖類似的UGC社區 ==> 內容生產成本越低越好

觀察社交網絡的變遷，還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內容生產成本越低的網站用戶越多，使用越頻繁。舉兩個例子：

1) 圖片社交。美國以前有個流行的圖片社交網站叫Flickr，可流量一直在降。Flickr里面聚集了許多攝影高手用高級攝影器材拍的好照片，可是Instagram讓普通人用手機就能拍出還不錯的照片出來，不但能洋洋自得，還有好友來點個贊，如果按DAU或者使用時長，Instagram比Flickr高一個數量級。Instagram其實做了大量工作來降低內容生產成本： a) 用方框（容易取景）；b) 提供一些濾鏡讓照片看上去有逼格；c) 用手機就可以拍，隨時可以拍。還有個更奇葩的公司Pinterest，連拍照片都省了，用戶直接從別的網站扒圖片過來“釘”到自己的墻上，就“生產”了內容，還真有人願意看，不過它是不是個真的SNS其實值得商榷，這里就不展開聊了。

2) 博客和微博（Twitter）。微博出來以後，寫博客的人大幅下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寫博客門檻太高了，能寫高質量博客的人其實不多，而且要隔很久才寫一篇，所以基本上只能逛逛網絡紅人的博客（名人都未必寫得好博客）。微博出來以後，不但名人們都能寫微博，而且自己認識的朋友也能寫出讓自己感興趣的微博。

這第三條規律可以總結為：通過降低內容生產成本可以提高用戶關系密度，進而促進內容生產和用戶活躍。

總結：頻次和密度

其實這些規律背後都是“密度”。補充定義一下“密度”的概念：使用頻次，其實是時間維度上的密度，而用戶滲透率，代表了用戶關系維度上的密度。SNS的核心體驗是用戶之間的交互，而高密度的用戶關系和使用頻次能夠帶來更好的社交交互體驗。

最後，按慣例給創業者提幾個建議：

1）社交類的創業者，請關註你們自己的DAU/MAU，不斷思考需求夠不夠剛性，有沒有保護用戶原創內容的積極性，高質量內容的生產成本是不是還可以繼續降低，熟人關系比例是不是還可以繼續提高？（順便說一句，如果計劃未來利用通訊錄引入熟人關系的計劃，那麽一開始就要搞用戶的手機號，要搞手機號，搞手機號......）

2）許多工具型的應用的開發者想轉社區，建議先仔細想想你的用戶是否有真實的社交需求，然後再從社交關系和使用頻次的不同維度來計算一下自己的有效用戶密度，如果需求不強烈或者密度不夠，還是別把寶押在這上面。

終於啰啰嗦嗦寫完了，歡迎扔磚頭。

[轉載]科學問題還是政治或經濟問題？ 海濱政經述-橡谷智庫

來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8e1afd0102vkan.html

轉載：1927-1929年美國藍籌股大牛市歷史回放 海濱政經述-橡谷智庫

來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8e1afd0102vmyy.html

轉載：我們那些買膠的旅行 海濱政經述-橡谷智庫

來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8e1afd0102vna4.html

[轉載些文化東西]沈旭暉專欄﹕黃興桂球評 被忽略的全球化現象( 2010-06-14 )(體育世界)

【咫尺地球】筆者由於為有線電視主持世界盃政治的環節，不少朋友以為會遇上傳奇足球評述員黃興桂，其實，我們的時間是不會交接的，但這卻意外讓筆者發現，原來社會對「桂神」的二元評價，比對布殊(相關)反恐和政改方案更極端﹕有球迷託筆者帶藥到錄影廠把他毒啞，「挽救整個世界盃」；也有不看足球的女性朋友成為「桂迷」，高呼「沒有黃興桂的比賽就不是波」。

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必須從國際關係的高度解讀﹕無論我們是否喜歡黃興桂，也不得不承認，曾長期在美國和新加坡生活的他，比其他本土評述員擁有國際視野。傳統港式球評不是資料數據式、就是茶餐廳吹水式，唯獨「桂評」結合英式和拉丁式兩大流派，在這個「亞洲國際都會」，顯得格格不入。兩大流派的發展，有其特定社會時空背景，黃興桂把風格同步移植在香港，能否有如全裸變出白兔的魔術師，絕對見仁見智。

英式球評傳統是簡潔，沒有廢話，不帶立場。每有球員觸球，只會讀出球員名字，直到真正的（注意，是「真正的」）關鍵，才加插精煉評論。筆者讀書時，曾聽名宿連尼加評論英格蘭對德國，最終英格蘭獲勝，他才冷冷的說﹕「作為專業人士，我知道不能表露情感，但容許我慶祝一聲，Yes！」僅此而已。黃興桂常在兩場比賽之間，甚至在同一比賽內180度改變對球員的評價，在英國人心目中，卻可算是不帶感情的「專業」。


「廢話」金句哲理勝過時評

這樣的風格，固然與英國內斂的民族性有關，也假定了任何英國人都是足球專家，毋須額外評論纏擾。更重要的是，英國由英女王開始，提倡超然、工作時不帶感情的專業精神﹕足球作為國技，被認為應反映民族性。小報愈是不放過球星，評述愈冷靜。由於惜字如金，英式評論產生了大量好像很有哲理的金句。著名英國球評Barry Davies有如此代表作傳世﹕「If it had gone in, it would have been a goal」，足以和「桂評」的「今場波邊隊能夠入一粒先，嗰隊就會有優勢」輝映。兩大金句也許都是廢話，但鑽入牛角尖，卻哲理無限，可以解釋為「結果比過程重要的管理型人生觀」，起碼比「曾蔭權(相關)在辯論表現出色就會增加支持度」一類時評，予人思考空間。

英式評論又喜歡使用相關語，即「食字」，偶爾含義不文，例如﹕「Julian Dicks is everywhere. It's like they've got eleven Dicks on the field」。這教人想起日前「桂評」新金句﹕身裁矮小的墨西哥守門員除了有龍門柱這個「好朋友」，還「很短」。


英式風格結合拉丁口味

一般球評有了英式風格，就不可能結合拉丁風格，除了黃興桂。拉丁球評可說是英式的對立，完全是個人表演，無論多沉悶的比賽，球評都會抑揚頓挫不斷發聲，而沒有實質內容。球星由後場帶球到前場，拉丁球評就會以超低音頻喃喃一分鐘說那個球員的名字，中邪般「美斯美斯美斯美斯……」；到了入球，又連續一分鐘大叫「goal」，又或「gol-gol-gol」、「goalaaaaazo」等不同變種。這堆毫無意義的發音，就是「神奇、頂級、超卓、有今生、無來世」的原型。

拉丁球評激情澎拜，除了因為拉丁語系崇尚進攻足球，也有其社會背景。按黃興桂的邏輯，拉美語區有三種「不同」社會問題，分別是無財富、不富有和金錢少，需要通過足球讓國民發泄，看不起歐洲那講求戰術、謹謹慎慎的小家子氣風格。沉悶的比賽，肩負了宣泄的社會功能，球評若把比賽如實反映，反而變成不專業。這流派不但主導西班牙、中南美洲，也征服了美國，因為美國球迷多是來自墨西哥的拉丁後裔﹐把拉丁球評引入美國﹐成了他們在英語國家的身分認同。假如有人說「呢球有機會呀吓，因為係角球嚟」，拉丁球迷會擔心這是身分的背叛。


桂式全球在地化

在地球，也許唯獨「神級」的黃興桂，想到結合對立的兩大球評體系，這不得不算是全球化時代一大特色，打破了「十二碼一係入一係唔入」的黃金定律。桂式全球化結合還帶有本土色彩，「蔗渣嘅價錢踢出燒鵝嘅味道」，創意令英評拉丁評甘拜下風，可見他還是全球在地化先驅。說到底，和其他港式世界盃娛樂環節相比，「桂神」登場，還是可以分辨什麼是國際視野的。問題是，全球化、全球在地化從來極具爭議性，無論從意識形態還是欣賞角度，都讓人愛恨分明，愛者極愛，恨者極恨。特區全球化的通識教材，不但要將「桂評」列為必修，也應邀請黃興桂擔任客席教師，因為只有他有資格和勇氣說﹕「球迷們，全球化就是這樣的！」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