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玩壞了的藝術金融

　　在整個藝術品產業鏈中，作為行業晴雨表的拍賣公司，無疑處於核心樞紐地位，其職業道德與經營操守，左右著整個藝術品市場發展的健康與否。新財富通過對藝術市場系列數據的追蹤分析，結果顯示的卻是，拍賣公司主導下整個產業鏈的各種亂象，即便作為龍頭的北京保利、中國嘉德也無法倖免。 

　　伴隨藝術品投資的潮起潮落，藝術金融近年來也經歷了一波猛烈爆發又急速收縮的過程。金融機構介入藝術品投資領域之後，大量的藝術金融產品成為了投資人套現、圈錢的工具。 

　　數年來，盛極轉衰的藝術品投資領域，夾雜的是難以計數的「灰」、「黑」。廟堂之高的監管缺位，江湖之遠的自律不足，使得潮水退去之後，眾人皆被懷疑裸泳，最終整個行業將自食苦果。 

　　本刊主筆 蘇龍飛 周瑩 研究員 周舒婕 劉美楠/文 

　　2014年7月26日，在微信平台上廣泛傳播的《2.8億雞缸杯背後的合法洗錢》一文，將收藏家兼富人劉益謙以及國內拍賣業二巨頭北京保利與中國嘉德，同時推上風口浪尖。隨後，對於該文所述內容，當事三方皆通過公開聲明予以回應，而藝術品投資行業的種種「灰」、「黑」，也因此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過去5年來，中國的藝術品投資市場經歷了一輪過山車般的行情。有著「藝術品市場上證綜指」之稱的「雅昌國畫400指數」，從2009年春季的1921點，一路狂飆至2011年春季的9102點，之後又像斷了線的風箏般跌落下來，到2012年秋季指數攔腰斬半，僅有5045點（圖1）。伴隨指數下跌的，是藝術品拍賣市場的成交額（圖2）。 

　　藝術品市場這一波狂飆與暴跌，與A股2007年上衝6124點前後的走勢何其相似！類似的，還有兩市的浮躁與喧囂。 

　　內幕交易、虛假披露、財務造假、莊家對倒等違規行為，曾是A股市場頑疾，而藝術品市場的贋品氾濫、假拍做局、對倒操縱、鑑定欺詐、雅賄洗錢等，較之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迥異於股市的是，因為藝術品市場買賣雙方信息的極度不透明，即便潮水褪去，也無法獲悉究竟誰在裸泳。 

　　在整個藝術品產業鏈中，作為行業晴雨表的拍賣公司，無疑處於核心樞紐地位，從上游的藝術家、畫廊，到中游的藝術品經紀人，再到下游的收藏家、藝術品基金，乃至於從事藝術品相關業務的金融機構，無一不與拍賣公司產生交集。 

　　拍賣行的職業道德與經營操守，自然左右著整個藝術品市場健康發展與否。新財富通過對藝術市場系列數據的追蹤分析，結果顯示的卻是，拍賣公司主導下的整個產業鏈的各種亂象，即便作為龍頭的北京保利、中國嘉德也無法倖免。 

　　假拍成風：結算率低下的背後 

　　根據雅昌藝術市場監測中心的統計，2011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創造了全年968.46億元的成交額歷史紀錄。然而，在這個炫目成交額數據的背後，真實的結算情況卻著實令人失望。拍而不結算，成為中國藝術品交易的一大頑疾。 

　　根據中國拍賣行業協會（以下簡稱「中拍協」）歷年發佈的《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統計年報》，成交價在1000萬元以上的拍品每年皆達數百件，但拍賣之後的結算情況卻是相當慘淡。從2010-2013年數據來看，高價拍品中數量結算率在50%上下浮動，而金額結算率則在40%上下浮動（表1）。 

　　結算率低下的背後，實際是拍賣成交額統計數據與真實數字的嚴重背離。甚至可以說，每年的成交額中，實際有一半是根本就未曾交割的泡沫。這背後的原因多種多樣，或者是因為拍後覺得價高而反悔，或者是因為資金不足，或者是因為懷疑是贋品。也有可能是聯手做局、虛假成交，畢竟外部第三方只能統計到成交情況，而不能統計到結算情況，只要有了成交記錄，便可為下一次出手類似拍品提供參照。比如，手中控制有十件齊白石的花鳥作品，只要把其中一件通過假拍把價格炒高，同類的九件作品便跟著獲得巨大的升值空間。 

　　隨著藝術品拍賣市場泡沫的增大，「天價假拍」的輿論質疑也是此起彼伏。從已有的統計時間段來看，每年皆是「金額結算率」低於「數量結算率」，這說明越是高價成交的拍品，越是趨於不結算。這也許從側面印證了，越是高價成交的拍品，越是最後不結算的虛假拍賣。 

　　實際上，並不僅僅是高價拍品的結算率低下，拍賣市場的整體結算率同樣低下。中拍協未有統計全行業的整體結算率，但保利文化在其招股書披露了該公司藝術品拍賣的整體結算率。數據顯示，2010-2013年，保利拍賣按金額計算的整體結算率，除了2010年達到了74%，其餘年份皆僅僅略高於50%（表2）。作為行業龍頭的北京保利尚且如此，其餘拍賣公司的情況可想而知。因此，說中國藝術品拍賣的成交額有一半是「注水」的或許並不為過。 

　　我們再來重點看看各拍季TOP10拍品的結算情況。2011-2013年，雅昌藝術網所統計的共計6個拍賣季產生的60件TOP10拍品中，在境內拍賣行成交的拍品數量為40件。而中拍協的統計顯示，這40件境內的TOP10拍品中，明確顯示已完成結算的僅有6件（圖3）。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最大比例的16件未披露結算與否，中拍協備註說明的是「企業不同意公佈」。此種情況典型的代表便是北京保利，中拍協歷年披露的成交價1000萬元以上的拍品名錄中，但凡屬於北京保利的拍品，皆無披露結算與否。自2010年中拍協發佈中國藝術品拍賣統計年報以來，最早曾有多家拍賣公司不同意中拍協公開其成交價1000萬元以上的拍品結算詳情，但到了2013年，僅剩兩家拍賣公司—北京保利和北京匡時—依然不同意中拍協公開。 

　　北京保利作為行業龍頭，理應帶頭倡導一個信息透明、競爭有序的行業環境，其拒絕中拍協披露其千萬元以上拍品結算詳情，著實令外界費解。有媒體報導稱，「北京保利是買家不付款問題最嚴重的拍賣行之一」，而北京保利對此的回應也是寥寥數語。況且，在外界的質疑下，北京保利依然不同意中拍協在《2013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統計年報》（2014年8月發佈）中公開其高價拍品的結算詳情。 

　　除了典型者北京保利之外，另一家便是北京九歌。雅昌藝術市場監測中心的數據顯示，近幾年來，北京九歌有多件拍品進入了當季全國成交價TOP10。比如2010年秋拍TOP10中，北京九歌佔據了3件，2011年春拍TOP10中，北京九歌更是佔據了其中5席（表3）。 

　　一家行業地位極為普通的拍賣公司，竟然可以在一個拍季的全國10大高價拍品中佔據一半份額，其成交的真實性令人生疑，而2011春拍恰恰是全國藝術品拍賣市場最為瘋狂的拍季。 

　　北京九歌這些高價拍品中，最知名的醜聞便是，以7280萬元成交的徐悲鴻作品《蔣碧薇像》，被指是中央美院油畫系研修班第一屆（1982-1984）學生的課堂習作，模特來自江蘇農村，非徐悲鴻的原配蔣碧薇。而令人稱奇的是，該畫的拍賣信息中不僅有徐悲鴻的長子徐伯陽與此油畫合影，而且留下自己的背書性文字：「此幅油畫（人體）確係先父徐悲鴻的真跡，先父早期作品，為母親保留之遺作。」　

　　此外，中拍協歷年所統計的成交價1000萬元以上的拍品中，北京九歌這些高價拍品無一被收錄，至於其最終結算交割與否，就更不為外界所知了。 

　　自2014年起，雅昌編制的藝術品交易指數中，無論是綜合指數還是個人指數，皆將北京九歌從樣本拍賣公司中剔除。言外之意，北京九歌的歷史拍賣數據並不具備參考價值，也不適合作為編制指數的基礎數據源。 

　　北京九歌的個案，無疑從側面折射出這個行業虛假繁榮背後的極度無底線。 

　　相較而言，國際拍賣巨頭佳士得、蘇富比雖也偶遭買家「拍而不結算」，但這並不是常態。 

　　國際上最知名的拍賣拒付事件，當屬蘇富比的「天價鑽石門」。蘇富比於2013年11月13日以8300萬美元（約合5.1億元）成交了一顆世界最貴的鑽石，然而來自紐約的舉牌者伊薩克·沃爾夫之後拒絕付款。根據此前與賣家簽訂的協議，蘇富比不得不自掏腰包接盤買下。 

　　實際上，國際藝術品拍賣市場上的拒付事件，多數都跟中國買家有關。比如，2009年中國藏家蔡銘超以3149萬歐元在佳士得拍下圓明園獸首銅像之後拒絕付款；2010年國內藏家任春霞在香港以6890萬港元拍下趙無極的《10.1.68》後未付款，香港蘇富比將其訴至香港高等法院；2012年國內張姓藏家在香港蘇富比耗資3410萬港元拍下徐悲鴻的《樹下駿馬》等20件作品，也因未有全部付款而被蘇富比告上法庭。 

　　有數據顯示，2008-2011年，蘇富比僅有19件成交拍品因被買家拒付而被取消，總額僅為2200萬美元。相較而言，國際市場的法律約束機制更為健全，買家違約的成本高昂，因而鮮有拍而不付款的情況出現。 

　　頻繁倒手：股市惡習轉場拍賣行 

　　數據顯示，部分進入各拍季成交價TOP10的拍品，曾經有過數次成交記錄。僅以雅昌有數據記錄的2000-2014年，這些TOP10拍品就有過2次甚至3次的成交記錄（表4）。這與國際藝術品拍賣市場平均28年轉手一次的情況相去甚遠，折射出中國藝術品市場投機炒作、追求短期暴利的氛圍之濃厚。 

　　從表4的數據來看，這些成交價進入TOP10的拍品，其歷史成交價增長速度幾乎無一不是火箭速度。比如，徐悲鴻1938年作的《巴人汲水圖》，2004年在北京瀚海的成交價為1650萬元，6年之後的2010年再次上拍，成交價增長了10倍達到1.71億元；徐悲鴻1951年作的《九州無事樂耕耘》，2004年在北京榮寶的成交價為1705萬元，7年之後的2011年於北京保利再次上拍，成交價增長了15倍達到2.668億元的天價；傅抱石1964-1965年作的《毛主席詩意》，2003年在中貿聖佳以1980萬元成交，8年之後的2011年在北京瀚海再次上拍時，成交價飆升超過11倍達到2.3億元的天價。 

　　這種行情的飆升，與2007年以來金融資本逐步介入藝術品投資領域不無關係。早年在股市依靠買賣法人股起家的劉益謙，即是多件成交價過億拍品的買家。此外，被稱為國內最大的有限合夥藝術品基金中藝達晨，2007年在香港佳士得以3504萬元的價格拍下李可染的《萬山紅遍》，2012年以2.93億元的天價將其倒手出去。 

　　值得留意的是，這些有過數次成交記錄的TOP10拍品中，其中某些是否屬於同一件拍品存有相當疑問。 

　　比如，齊白石1954年作的《祖國頌》，2002年在北京華辰的成交價僅為1.1萬元，2006年同在北京華辰第二次上拍，成交價為374萬元，2012年在北京保利第三次上拍，成交價為8280萬元。短短10年內，成交價從1萬元變為8000萬元。 

　　類似的情況還有仇英1540年作的《文姬歸漢》，2009年3月22日在北京翰海上拍，成交價僅為3.136萬元，短短兩個月之後的2009年5月26日，該作品竟在香港長風拍賣再次亮相，且成交價高達1.012億港元的天價。 

　　除了上述進入TOP10的天價拍品有過數次轉讓歷史之外，名家們一些成交價百萬級別的作品，更是被頻繁轉手。短短幾年內有4次上拍記錄已是平常，有的甚至多達6次的上拍記錄（表5）。

　　比如，齊白石1934年所作《松鷹圖》，在2002-2012年的10年間，有6次上拍記錄，特別是2010-2012年每年易手一次，價格也一路水漲船高至391萬元。最為極端的例子是，徐悲鴻1937年作的《古木竹石》，在2009年12月至2012年6月的短短兩年半時間內，竟然易手5次。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炒家在泡沫頂峰拍下的高價拍品，要麼選擇「割肉」止損，要麼陷入「套牢」局面。 

　　前述被反覆倒手的徐悲鴻《古木竹石》，於2011年北京榮寶春拍達到歷史最高成交價436.8萬元，買家隨即於當年秋拍在北京保利以253萬元的價格割肉出手；新買家拿了半年之後，於2012年春拍又在北京榮寶割肉出手，成交價179.2萬元。 

　　傅抱石1943年作的《山陰圖》，2008年在佳士得初次上拍時，成交價僅為276萬元，經過數次轉手之後於2011年北京保利上拍時，成交價一路漲至1955萬元，但該作品2013年在中國嘉德第四次上拍時，以流拍告終；傅抱石1944年作的《杜甫九日藍耕會飲詩意圖》，2012年在北京保利以9200萬元成交，2014年該作品再次上拍時，也以流拍告終。 

　　估價亂象：泡沫背後的推手 

　　雖然藝術品拍賣市場與股市有著諸多的類似之處，比如，都要靠買賣雙方撮合成交，都有歷史交易記錄，也有最高成交價與最低成交價等。但股市與藝術品拍賣市場還是有很多明顯的差異，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藝術品市場的交易標的不像股票那樣，擁有清晰透明的估值標準。 

　　股票市場擁有市盈率這個大家一致認可的估值標準，藝術品依靠什麼來估值呢？只能參照藝術家本人同類作品或者其他藝術家的類似作品的歷史成交價做參考，但藝術品的特殊之處在於，每一件作品都是唯一的，即便參照同類也無法作出精準的估值。 

　　關於估值的主觀性與隨意性，這裡試舉一例。齊白石所作某幅「雛雞圖」，2006年6月23日在中國嘉德上拍時，估價為5-8萬元，並以9.9萬元成交；但僅隔不到3個月，該件拍品又現身於北京榮寶2006年9月9日的拍賣現場，估價一舉跳躍至20-30萬元，最終以22萬元成交（圖4）。在短短3個月內，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一幅作品的估價上升了一個數量級？ 

　　正是這種估值的模糊性與主觀性，使得藝術品價格變得具有很強的可操縱性，只要把某些標竿性藝術家或者標竿性作品炒高，不僅該藝術家的所有作品跟著水漲船高，甚至整個藝術類別的作品都被帶動起來。 

　　因此，藝術品拍賣的買賣雙方以何種價格成交，更大程度上受拍賣行估價的誘導。而對於買家來說，拍賣行的估價是一種強大的心理暗示工具。 

　　雖然拍賣行的估價通常要參考類似拍品的歷史成交價，但假如藝術品市場的炒家或者莊家與拍賣行聯手的話，就能很大程度上左右整個類別拍品的價格走勢。比如，炒家在某個時間段內集中資金（甚至可以不需要資金僅以假拍的方式），對某藝術家的標竿性作品拍高，然後拍賣行接下來對該藝術家的拍品估值時進行整體性拔高，如果不懂行的跟風投資者進場，便不自覺進入了炒家與拍賣行聯手做局的「圈套」：既有了歷史交易的參照，又有了拍賣行估價的參照，這件作品「很自然」就值這個價了。 

　　新財富整理了北京保利的部分重複上拍的拍品，其所呈現出的價格走勢與評估價的關係，頗為值得玩味（表6）。這些重複上拍的拍品，所呈現出的基本都是評估價與成交價交錯上漲的格局。 

　　從利益出發點來看，炒家與拍賣行對於推高價格有著天然的合謀動機。把價格炒高對於囤積大量作品的莊家來說無疑是有利的，拍賣行也樂見價格上漲以便抽取更多的成交佣金。當然，這當中有個度的把握，如果「玩」得過火，把泡沫吹得太大，一旦泡沫破裂則整個市場掉頭向下，誰也無法扭轉這個趨勢，擊鼓傳花的「遊戲」也就結束了。 

　　齊白石與張大千在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地位，類似於2006年之前中石油與中石化在A股的地位，兩隻「權重股」左右著整個藝術品「大盤」的走勢。自2009年春拍起，齊白石與張大千的作品一度被爆炒，2011年春拍之後，泡沫破裂，「南張北齊」不約而同掉頭向下（圖5）。那些高價抬轎接盤者，解套變得遙遙無期。

　　贋品氾濫？ 

　　基於齊白石「雛雞圖」的分析 

　　被譽為「南張北齊」的張大千與齊白石，在中國近現代藝術家中擁有無人企及的地位。與其歷史地位相伴的是，其作品的贋品氾濫成災。 

　　自從齊白石的作品《松柏高立圖·篆書四言聯》拍出4.255億元的天價（也是齊白石作品的歷史最高價）之後，關於這幅作品的真偽之爭至今未有定論。 

　　齊白石一生究竟創作了多少作品？齊白石自己的說法是8000餘幅，而其家屬統計的數據為14600多幅。假設以齊白石家屬的統計數據為準，這接近1.5萬幅作品中，在各大博物館館藏的有數千幅，社會動盪中（比如戰爭、文革等）損毀數千件，那麼在市面流通的齊白石真品總量約為數千件。而根據雅昌藝術網的統計，1993年以來署名為齊白石的作品累計有多達2.5萬條交易記錄，在重複上拍之外，或許這些交易記錄之中不乏贋品身影。 

　　新財富對雅昌藝術網的數據整理顯示，僅僅從2000年至今，齊白石與張大千的作品上拍數量分別高達9496件及8254件，遙遙領先於其他所有藝術家（表7）。這個數字還僅僅是雅昌藝術網納入統計的25家拍賣公司的合計數字，而中拍協披露全國擁有文物拍賣資質的拍賣公司共計有382家。在雅昌統計的25家之外，「南張北齊」的上拍量將更為驚人。 

　　對雅昌藝術網披露的齊白石9496件作品全面梳理髮現，其中佔比最大的當屬蝦蟹類及雛雞類。數據顯示，齊白石9496件拍品中，雛雞類作品上拍量高達294件。 

　　齊白石一生中確實畫過各種題材近似的「雛雞圖」，比如《群雛圖》、《雛雞出籠圖》、《群雛戲蟲》、《芭蕉雛雞》、《芋葉雛雞》、《白菜雛雞》、《棕櫚雛雞》等，但齊白石究竟畫了多少雛雞類的作品已無法考證。 

　　這上拍的294件雛雞類作品中，中國嘉德上拍量遙遙領先，多達85件；列二至四位的分別為北京翰海36件，佳士得26件，北京保利25件；而另一國際藝術品拍賣巨頭香港蘇富比的上拍量則僅有7件（圖6）。由此可見，海內外市場上齊白石同一類型作品上拍量的落差。 

　　如果將這294件上拍的「雛雞圖」分別按拍賣年份統計，並且整理出各年的最高成交價與最低成交價的話，便呈現出一些不合常理之處（圖7）。 

　　自2004年之後，每年的「雛雞圖」上拍量都為數眾多，其中2004、2010、2011三個年份皆超過30件。齊白石僅僅一個小小題材的作品，年年如此之高的上拍量，其中是否有夾雜贋品？ 

　　從圖7來看，不僅整個統計區間段內，「雛雞圖」的最高成交價與最低價相差懸殊，最低價為2004年的3850元，最高價為2011年的368萬元，落差近千倍；即便在同一年內，最高成交價與最低成交價也是相差十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比如，2004年，最高價與最低價之間相差111倍，2007年最高價與最低價之間相差145倍，2010年最高價與最低價之間相差90倍。 

　　如果將佳士得、蘇富比歷年上拍的齊白石「雛雞圖」數據剝離出來，並製成可供對比的統計圖，可發現國際上與國內拍品成交價的巨大差異，也更襯托出國內拍品價格之詭異（圖8）。

　　從數量上看，齊白石的雛雞類作品歷年在佳士得與蘇富比的上拍量都不多，很多年份只有一件甚至沒有，最多的年份也僅有6件。而在有2件以上拍品的年份中，高價與低價相差也並不是特別懸殊，落差最大的也僅僅是2012年的3.61倍，與國內動輒幾十倍上百倍的價格落差差異明顯。即便在區間段內所有「雛雞圖」成交品中，最高價（147.96萬元）與最低價（5.23萬元）落差僅有28倍，況且其最低價誕生於2000年，最高價誕生於2012年，時間跨度12年。這與國內「雛雞圖」成交價7年跨度內，低至3000元高至300萬元的千倍落差，形成強烈對比。 

　　同樣類型的齊白石「雛雞圖」，國際的佳士得、蘇富比拍賣數據與國內眾拍賣行的數據緣何就有如此鮮明的差異呢？究竟是國際巨頭徵集拍品的能力遠不及國內拍賣行，還是國內拍賣行贋品充斥所以才會有如此離奇的價格落差？ 

　　再來看一些關於「雛雞圖」的個案對比。 

　　在整個統計時間段內（2000-2014年），「雛雞圖」的最低成交價及最高成交價，皆由中國嘉德「創造」。2004年12月9日，中國嘉德上拍《齊白石 群雞 立軸》，成交價3850元；2011年5月22日，中國嘉德上拍《齊白石 雛雞圖 立軸》，成交價368萬元（圖9）。最高成交價與最低成交價之間相差高達956倍。 

　　再來看看同一年上拍的同一作品，成交價格懸殊的情況。2010年6月3日，北京保利上拍了《齊白石 玉米小雞 立軸》，成交價67.2萬元，同年12月2日，依然是北京保利上拍了同一件作品，成交價291.2萬元（圖10）。

　　同一作品，在同一拍賣公司，成交價在短短半年內暴增了4.3倍。這究竟是買賣雙方聯手做局假拍，還是有人願做冤大頭替炒家抬轎，抑或兩次上拍的根本就是兩件作品，其中有贋品存在？拍賣公司並不公開買賣雙方的詳情，真相看來只有北京保利自知了。 

　　可資對比的是，佳士得於2006年5月29日拍出了3件各不相同的「雛雞圖」，但成交價卻是完全一致的33.6萬港元（圖11）。 

　　此外，北京瀚海與北京華辰上拍的某幅「雛雞圖」，更為令人疑惑。2007年6月23日，北京翰海上拍了一件《齊白石 雛雞 立軸》，但以流拍告終。半年之後的2007年12月4日，北京華辰上拍了一件《齊白石 雛雞圖 立軸》，成交價不詳。通過在雅昌藝術網檢索發現，這兩件拍品幾乎一模一樣，但卻有兩處細節的差異（圖12）。 

　　兩幅「雛雞圖」的細節對比顯示，北京華辰上拍的（圖12右圖）較北京翰海上拍的（圖12左圖），其一是左下角的螳螂消失了，其二是右下角小雞脖子多了一點黑色，其餘細節完全一致。 

　　真品乎？贋品乎？關於藝術品的真偽，似乎從來就沒有絕對的真相。 

　　金融工具：藝術品圈錢通道 

　　伴隨藝術品投資這波潮起潮落，藝術品金融近年來也經歷了一波猛烈爆發又急速收縮的過程。 

　　2007年6月，北京邦文當代藝術投資有限公司與民生銀行合作，推出了「非凡理財·藝術品投資計劃1號」，這是國內第一隻以銀行理財產品形式募集的藝術品基金。2009年6月，北京保利藝術品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保利拍賣的子公司）與國投信託合作，推出了「盛世寶藏1號保利藝術品投資信託」，標誌著第一支信託形式的藝術品基金誕生。自北京保利與國投信託首吃螃蟹之後，藝術品信託基金呈猛烈爆發之勢（詳見附文）。 

　　金融機構介入藝術品投資領域之後，大量的藝術品金融產品成為了投資人套現、圈錢的工具，各種亂象隨之而來，大量違規行為因案發而被曝光於媒體。比如，天價拍下藝術品，再將藝術品用於抵押融資，再將融得資金付款；或者，通過假拍的方式將藝術品成交價拍高，再將藝術品抵押信託融資，融得資金改變資金用途投向房地產領域；更有甚者，乾脆買通頂級專家進行聯合虛假鑑定，用偽造的古董從銀行騙貸數億元。 

　　作為藝術品信託的「第一人」，根據保利文化招股書的披露，截至2013年10月，其共計有7只信託產品處於存續期，總規模為7.53億元。如果加上已經到期清算的信託基金，則不止這個數字。北京保利目前雖然沒有違規的事件案發，但其以投資顧問身份與信託機構聯合發行的系列藝術品信託，同樣不乏疑點。 

　　北京保利身為投資顧問的多只藝術品信託基金中，通過公開途徑可查詢到資金用途的僅有3只，分別為與國投信託合作的「飛龍藝術品基金·保利2號信託」、「飛龍藝術品基金·保利3號信託」，以及與中誠信託合作的「物華天寶保利9號藝術品投資信託」。 

　　保利2號信託募集資金額3000萬元，保利3號信託募集資金額4500萬元，這兩隻信託產品同在2010年6月成立，存續期同為18個月，信託資金的用途同為「購買北京酷馬拉藝術品投資諮詢有限公司持有的藝術品收益權」，信託到期對方需按約定的金額回購該等藝術品。顯然，這本質上是質押藝術品的信託貸款。 

　　工商信息顯示，這家「北京酷馬拉藝術品投資諮詢有限公司」（下稱「酷馬拉」）成立於2009年3月16日，由外籍自然人郭連娜獨資設立，註冊資本僅15萬元。2012年12月，該公司因未年檢而被吊銷營業執照。 

　　一家註冊資本僅15萬元的企業，便可通過質押藝術品獲得信託融資高達7500萬元。信託報告並未披露用於融資的相關藝術品的詳細名單，「酷馬拉」究竟持有何等藝術品價值不低於7500萬元呢？ 

　　進一步搜索發現，該公司唯一的股東兼法人代表郭連娜，系福州人士，丈夫為澳大利亞籍藝術家林肯·米勒。《福建日報》曾報導，這位福建的洋女婿2002年來到中國廣州，兩年後，跟隨當時的女友郭連娜遷居福州，報導中還提及他的油畫作品《中國規矩》、《東方之春》。然而，在雅昌藝術網上，沒有任何關於該藝術家及作品的拍賣成交信息。 

　　再來看看「保利9號信託」的情況。該信託計劃於2011年7月發行，募集資金總額1.18億元，資金用途為「購買卷石軒所有的29件標的藝術品，並由卷石軒回購標的藝術品」，具體藝術品名單同樣未予披露。 

　　「卷石軒」全名為「北京卷石軒藝術發展有限公司」，該公司與北京地產企業天地控股有限公司同為趙志軍實際控制。這種藝術品信託融資方的幕後控制人同時還有地產開發業務的情況，在藝術品信託中相當普遍。因而，被廣泛質疑「利用藝術品圈錢投向房地產」。其中典型者當屬已被調查的天價《砥柱銘》拍得者王耀輝。 

　　信息不透明不僅北京保利一家，其他以各種方式募集的藝術品投資基金中，也鮮有詳細披露其具體的藝術品投資標的。即便是號稱中國最大的有限合夥制藝術品投資基金中藝達晨，通過公開資料可以查詢的，也僅有5件拍品的7次交易記錄（表8）。其中齊白石的《松柏高立圖·篆書四言聯》，在贋品與洗錢的外界雙重質疑壓力下，中藝達晨最終未付款交割。 

　　數年來，盛極趨衰的藝術品投資領域，夾雜的是難以計數的各種亂象。廟堂之高的監管缺位，江湖之遠的自律不足，使得潮水退去之後，眾人皆被懷疑裸泳，最終整個行業將自食苦果。■ 

　　中國藝術品市場回頭潮後再現活力 

　　楊顥偉/文 

　　近年來，中國藝術品市場發展迅速。雖然經歷了2012年的回頭潮，但2013年下半年起又呈現出逐漸企穩回升態勢，特別是藝術品出口、藝術品網上交易增長快速，給藝術市場注入新的活力。根據《2013年中國藝術品市場年度報告》，2013年中國藝術品畫廊、藝術經紀、藝術博覽會一級市場的交易額為475億元，同比增長3%；藝術品拍賣市場交易額為438億元，與2012年基本持平；藝術品出口額為60億元，同比增長76%；藝術品網上交易額為30億元，同比增長67%；此外，現當代原創工藝美術品交易額為 800億元，同比增長23%；藝術授權品、藝術複製品、藝術衍生品的交易額為 200億元，同比增長11%。 

　　畫廊艱難前行 

　　2000年以來，中國的畫廊業邁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部分專業畫廊進入了所謂的「贏利時代」，而外資畫廊大量湧入，也形成了多元競爭的活躍景象。根據中央美術學院國家藝術與文化政策研究所調研統計，中國內地的畫廊有3366 家，主要分佈在東部地區，並與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以北京、上海、廣州等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為中心，畫廊數量較多且質量較高，二、三線城市亦有相當的畫廊數量，在市場上與一線城市形成互補。以代理製為經營模式的正規畫廊多集中於文化發展比較迅速的地區，如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以及浙江、江蘇、福建、河南、山東等文化發展相對繁榮的省份。 

　　中國畫廊業基本上以小、散為主，大部分沒有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無論從經營的專業性，還是從經營規模上看，都比較薄弱，發展基本並不十分牢固，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肆虐下，部分資本逐步退出畫廊行業，畫廊屢屢出現關停或倒閉現象。但與此同時，隨著網絡技術的深入發展，畫廊經營也不斷與時俱進，在傳統的店舖經營之外，不少採用其他更為靈活的經營方式，包括2013年的熱點「電商」，以及靈活運用微信、微博等自媒體。近年來，文化部也高度關注畫廊行業的生存環境，積極鼓勵和支持畫廊行業的發展，爭取相關資金給予扶持，各地也設立藝術基金給予扶持。 

　　藝術品拍賣趨勢向好 

　　拍賣作為中國藝術品市場風向標，一直以來都是判斷市場走向的關鍵。2013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在成交額上雖沒有大幅度的提升，仍處於市場調整期，但是依然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趨勢與行業特點。 

　　一是趨穩向好。藝術市場研究中心發佈的數據顯示， 2013年中國書畫作品的上拍量為313430件，成交量為146350件，成交率為47%，成交金額297.12億元，所佔市場份額為68%，相比2012年有8.67%的增長，儘管相比2011年的593.44億元有較大差距，但已表現出市場回暖的趨勢；油畫及當代藝術品的上拍量為13731件，成交8232件，成交率為60%，成交金額為33.59億元，相比2012年已有15%的增長，所佔市場份額為8%，同比增長1個百分點。 

　　二是熱點多元化。中國書畫因其良好的保值、增值性和龐大的收藏群體，依然是市場中最熱門的板塊。同時，油畫雕塑、古玩雜項、碑帖等板塊較之2012年也是穩中有升。熱點的多元化意味著藝術品市場的逐步回暖，藏家開始涉及更多的收藏領域以規避風險。 

　　三是走出去效應初顯。2013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中另一個比較重要的現象，就是內地拍賣公司「走出去」與國外拍賣公司「走進來」。國內的拍賣公司如嘉德、保利在2013年紛紛在香港地區開闢了新的戰場。而國際知名的拍賣公司蘇富比、佳士得也加快了在中國內地發展的步伐，分別於2013年在北京、上海舉行了中國內地首拍，並顯示出了兩家老牌拍賣公司的強勁勢頭。 

　　四是網絡交易興起。網絡拍賣的迅速發展是2013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一大特徵。據中拍協統計，2013年僅通過中拍協網絡拍賣平台組織的網絡拍賣會就有3097場，成交額高達92.79億元，同比增長了7倍。國美、蘇寧、淘寶紛紛試水藝術品拍賣，掀起了一輪電商與藝術品聯姻的熱潮。除了藝術品電商外，隨著微信日益成為最重要網絡用戶交流平台，微信拍賣也悄然興起。 

　　藝術金融暫時受挫 

　　中國藝術品基金經歷2011年的井噴後陷入困境。2011年45款藝術品信託產品的總規模達到了驚人的55億元，但緊接著2012年藝術品市場整體下調，藝術金融也進入了寒冬。國內藝術基金普遍設計的2.18年的平均發行週期，也讓2013年成為「藝術品信託退出之年」。2013年有29款藝術品信託（基金）到期兌付，涉及資金額26.42億元。其中，上半年有10款藝術品信託面臨兌付期，涉資8.8億元，而進入下半年則更是空前，有19款藝術品信託密集到期，涉資17.62億元。2013年也成為藝術品基金「兌付」的困難之年。 

　　退出的同時，2013年藝術品信託市場持續低迷，參與的信託公司較前一年減少8家，降幅高達66.67%。發行的產品數量也驟減了21款，降幅為61.76%。 

　　作者供職於文化部市場司藝術處

真是累壞了 海濱政經述-橡谷智庫

    我7號正式搬到澱山湖後面的小鎮居住，當時新車里程表只有七百多公里，到昨天已經2400多公里了。每天來回跑170-180公里，早晨六點起床，晚上十點睡覺，倒是生活習慣突然就改了。

    昨晚回來，坐在那里看行情，九點多就開始打瞌睡，於是準備睡覺，這是住在寶山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今天上午去和房東簽合同，我在金澤租的房子終於有了著落。金澤鎮租房子一波三折，當地一個認識的人在幫我跑進跑出，不過老街都是老人，家里人喜歡插手，如果是普通的租客，估計沒什麽計較。而他們風聞我們是要做生意，女婿兒子一輩就跳腳起來，要麽說要擡價，要麽說不租了。

    其實這地方要做生意，起始肯定是要虧錢，不知猴年馬月才興旺的起來，鎮上街坊有些急躁了，雞還沒大，就要取卵。這也就提醒我們，和樸實的鄉民打交道，要加倍小心。因其樸實，不懂契約和長遠，雞同鴨講，沒有道理可言，白紙黑字，合同要嚴嚴實實，有朝一日，這敗落地方要是略微有起色，必有事端。

    我租這地方，就是尋求個生活方式，因住的地方寂寞，自己搞點事情。平日里仍舊忙於工作，周末做個咖啡館，選一些咖啡生豆，自己烘焙、研磨、手沖一些咖啡。偶爾有些朋友，或者一些新來鄰居，談笑就可以了。

    女兒去國際學校，非常快樂，回家來講一講學校情況，證實自己選擇沒錯。

    住房樓下一個湖泊，有時站在窗前，看一看安靜的水面，心胸開朗，只是天空仍舊霧蒙蒙的。

    大宗商品市場波瀾不興，正式進入泥潭狀態，波動率下降，很多投顧都做的不好，當然我們也不例外。我有幾個賬戶，年後盈利才幾個百分點，以往的春節後一般都會去幾十個百分點。交易確實也到了加倍考驗技巧和快速出入場的節點。

    所有這些都讓事情變得瑣碎，時間開始不夠用了。

    車上聽一些英文碟片，算擠出一些時間學習。

    在路上的補償是有些路段有極美的風景，蘇浙入滬，不走高速，到朱家角這段，318國道澱山湖畔的風景不錯；從金澤去商榻周莊的一條省道，兩邊都是樹林莊園和湖畔，風景也不錯。昨日霧氣彌漫，我行車上高速，右手邊突然呈現霧中松林，層層疊疊，整個像足水墨畫，也是令人愉悅。

A股大玩花式跳水 抄底還是離場可愁壞了天秤座

A股大玩花式跳水 抄底還是離場可愁壞了天秤座

一財網 Eric 2015-06-19 18:46:00

雖然進入6月，大家本來也不抱太大的期望。而且有統計顯示，近11年端午節後首個交易日滬指均為下跌，但今年還沒到端午呢，A股從周一到周五的5個交易日中就有4天在跌，還讓不讓人愉快地過節了。尤其是今天的跳水，更成了節前嚇壞小心臟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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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銀拚上市　最怕政府打房壞了價格

土耳其擊落俄羅斯戰機後 段子手和券商都忙壞了

土耳其擊落俄羅斯戰機後 段子手和券商都忙壞了

一財網 林琴思 實習生林倩 2015-11-25 23:47:00

土耳其擊落俄羅斯戰機，你知道忙壞的是誰嗎？對，揍是額們效率極高的段子手和券商們

黑客攻擊還是流量過大？上海國際電影節售票系統壞了

眾所關註的上海國際電影節開票活動，從6月4日上午8點起通過線上線下兩個渠道同時進行。然而，讓萬千早就守候在線上線下的影迷失望的是，電影節剛開票就出現系統崩潰，購票一度中止。截止到今日11點，系統仍不穩定。第一財經記者向上海國際電影節宣傳負責人咨詢此事，該負責人表示，系統正在恢複中。對於崩潰的原因，電影節公開表示稱，由於電影節官方合作夥伴淘票票的服務器因為訪問流量過大而崩潰，導致影院售票系統同時擱淺。而流量過大的原因則除了購票人數過多外，可能遭遇黑客攻擊，不過電影節宣傳負責人拒絕透露具體情況。

大量通宵排隊守候在線下售票點的影迷們等到今早8點，本以為可以開始購票了，無奈售票系統剛開就陷入崩潰。據媒體報道，電影節售票合作夥伴淘票票服務器可能遭遇黑客攻擊，網絡流量比前幾年增加了十幾倍，造成多部終端機癱瘓，導致售票延遲了一個多小時。目前，淘票票網站聯合上影節組委會已經報警，準備徹查此事。

據悉，直到上午9點12分，影城終於售出了本屆電影節的第一張票——日本電影《如果和母親一起生活》。但是，淘票票的手機App依然一度處於崩潰狀態，無法購票。這也苦了一大批線上購票的影迷，很多影迷一上午蹲在電腦面前用電腦和手機不停刷新購票頁面。

一位打算購票的影迷告訴記者：“由於購票系統崩潰，我們的影迷群里一片‘鬼哭狼嚎’，大家內心非常焦慮，生怕自己喜愛電影的票被搶光。”直到接近4日上午11點，一位想要購買《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影迷依舊無法購票。“點進去找不到座位，連排期都出不來。”這位影迷抱怨道。記者隨後咨詢了電影節宣傳負責人，該負責人表示系統在恢複中，但並未告知恢複時間。

電影節遭遇黑客攻擊並非首例，今年5月，臺北電影節因為後臺遭到黑客入侵，“臺北電影獎”入圍名單被黑客提前公布，隨後，臺北電影節官方幹脆順水推舟公布入圍名單。官方公布的入圍名單果然和外泄版一模一樣。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大量影視節開始借助移動互聯網渠道進行宣傳或售票，這也帶來了隱藏的危機，給主辦方提出了保障信息安全的要求。

虛擬現實被玩壞了 但微軟的“混合現實”又登場

微軟在臺北國際電腦展上召開盛大發布會，宣布開放Windows Holographic平臺，讓包括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在內的各種設備都能適配同樣的內容。

該平臺是以Windows 10跨平臺設計為基礎的，開放後，各硬件廠商就能如同使用Windows一般開發產品;軟件開發商也能在該平臺上打造基於Windows設備使用的VR App。

微軟Windows與設備全球執行副總裁Terry Myerson介紹稱：“Windows Holographic將提供360度全景攝影、使用者界面和感知應用程式界面的框架，讓開發者能夠打造各種在Windows裝置上使用的VR App，未來還將提供VR商城。”

第一財經記者參加了微軟在昨天的這場發布會，並學到了一個新詞——“混合現實”(MR)。Myerson在主旨演講中表示：“今天我們將專註於一個全新的領域，混合現實(Mixed Reality)。我們將提供具有能夠感知周圍現實世界能力的設備，打破虛擬與現實的界限，這就是混合現實。”

Myerson對混合現實的這一定義讓人很容易想到增強現實AR，不過混合現實的互動程度更高。比如戴上微軟的頭顯設備HoloLens開啟遊戲，玩家可以看見自己房間的墻壁突然出現一個窟窿，跳出亂吼亂叫的怪物，這時玩家要用手上的槍去射死它們，並跳起來躲避怪物的攻擊。整個過程是在自己的房間里，就好像怪物真的進入了房間，要跟它搏鬥。

與混合現實相比，增強現實只是在現實世界中增加了虛擬物件。比如透過手機的鏡頭，可以看到地鐵車廂對面坐著一只皮卡丘。這時如果玩家想要把一個神奇寶貝球扔給這只皮卡丘，在增強現實的情況下，他們必須使用手機或者鍵盤操作方向鍵，才能把這只神奇寶貝球扔出去，而通過混合現實，玩家只要擺動手臂，寶貝球就能扔出去。也就是說增強現實只能是依靠數碼世界來實現，混合現實可以靠你親手實現。

微軟今年3月開賣HoloLens以來，就加大了對混合現實平臺的研發投入。IHS遊戲行業分析師Piers Harding Rolls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增強現實的協同效應要比虛擬現實高很多，這對於微軟以企業應用為中心的戰略非常相符。而虛擬現實主要是以消費者應用為中心的。因此基於HoloLens技術開發的混合現實解決方案的市場機遇會比虛擬現實大很多。”

微軟的Myerson表示，到2020年，全球VR相關設備將突破8000萬臺。僅今年全球發布的高端VR設備就有Oculus Rift和HTC Vive。不過，Myerson同時表示：“目前市面上各種VR設備的最大問題是過於分散，周邊裝置也無法同步，這令協同變得非常困難。比如不同房間的人通過不同的設備看到不同內容的虛擬現實，使用不同的操作界面。這樣有礙於擴大虛擬現實在實際層面的應用。這也是微軟之所以推出Windows Holographic平臺的目的。”

目前專業級的HoloLens售價約為3000美元，約合人民幣近2萬元。參加此次發布會的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消費級的HoloLens今年年內就將發布，消費者或許能在年底的聖誕樹上發現它，價格也會明顯低於目前專業級設備的售價。

個人理財快被P2P玩壞了？“企業版余額寶”們創業的好時候卻到了

楊潔 2016-06-28 09:05

你可以說，這是個最好的時代，個人理財得到了爆發式增長，螞蟻金服的估值已經達到600億美元；但這同樣也進入了一個最壞的時代，P2P的紛紛跑路，監管措施的加強，把互聯網個人理財業務推向了風口浪尖。

企業理財行業，就在此時走到了舞臺的前端。而它的大幕，還剛剛拉開。創業從來就是舍命狂奔的事兒，當很多人還在互聯網理財的C端苦苦掙紮時，新的賽道已經開啟。

企業理財的萬億級夢想

服務聽障人士的愛耳時代創辦已經將近3年，並相繼拿到了兩輪融資。除了企業發展正常投入外，閑置的資金被創始人梁琦拿去做銀行理財，發現只有3%左右的收益率。但也聊勝於無。畢竟對於創業公司而言，收益能多增加一點，總是有用的。“辛辛苦苦融回來的錢，也不想因為管理處置不當而造成資金上的浪費。”創始人梁琦曾表示。

閑置資金如何處理，是國內大多數企業，都在面臨的問題。對於傳統企業而言，通常存在賬期，幾乎所有的行業總會有大量的閑置資金和流水，作為待發工資和應付貨款；在新舊產能交替的現階段，這種現象就更為突出。

而同樣，上市公司會出現超額募集；對於初創公司而言，融到的大筆資金則根據企業的發展步驟，並不能一下子就花光。

這是一個規模可達幾十萬億的市場。甚至比起P2P個人端來說，要來的更為巨大。根據央行發布的2月信貸收支數據顯示，國內非金融企業活期存款余額為17萬億元。

但這又是一個相對沈寂的市場。這些強流動性的資金，大多數還躺在企業們的賬面上，利用率極低。

“很多中小企業，並沒有理財觀念，不知道流動資產還能投資；有的甚至連銀行理財產品都沒有接觸過。有的則是重視性價比，感覺銀行理財利率太低，卻不知道該如何選擇理財產品；還有的創始人甚至用個人賬戶去理財，承擔了極大的風險。”不久前，互聯網資管平臺中子星優財創始人兼CEO張鵬對i黑馬，這樣形容了這個市場。

國內的金融市場，在P2P興起後，才開始被攪動，但大多都集中在個人端。如愛耳時代這樣的公司，初始時能想到的理財方式，也只是購買銀行理財產品，但是銀行產品要麽門檻高、要麽封閉期太長，年化收益也往往只有3%-4%左右。

但越是這樣，越是說明，這塊市場反而蘊藏著極大的潛力。2B在2015年，站上了風口，一大批服務垂直行業的公司獲得了投資。在美國，有矽谷銀行為創業公司和風投提供服務，在國內，真正提供2B金融服務的專業創業公司，還屈指可數。而企業對理財的需求卻是日益增長的。國內有超過4000萬家中小企業，一旦需求爆發，一個萬億級的市場，就將啟動。

中子星優財創始人兼CEO張鵬/受訪者供圖

“企業版余額寶”們試水

互聯網金融由2C向2B演變，在國內，已經開始有公司在向前試水了。91金融就曾推出增值寶，作為企業理財工具，起購金額100萬。拜特科技也推出了企業理財產品，可以供企業客戶進行基金購買、贖回、交易查詢、收益查詢等一站式理財操作。

而作為獨立的專業提供企業理財服務的創業公司，最先“下海”的，都是金融業出身的創業“高材生”們。

2016年，原本做陽光私募起家的中子星優財，轉型2B市場，推出了企業級理財產品“企明星”，投資標的主要有專業資管產品的優先級、直投銀行內部優質資產、貨幣基金以及保本分紅型的穩健型資管產品。

這並不是張鵬的第一次創業。作為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博士，張鵬在華爾街經歷了六年交易員職業生涯，回國後創業三次，中子星最初也推出過針對中產和白領的個人理財產品“微星寶”，而現在，他把註意力放在了企業級市場。

“我們感受到了市場的變化。”張鵬說。互聯網金融不再局限於很多觀念中的P2P，而是從2C向2B演變，這是一個趨勢。2C市場的競爭已經非常激烈，成為一片紅海。而且，P2P平臺的無序競爭情況也讓張鵬憂慮：“市場的很多P2P產品，靠燒錢打廣告的方式圈用戶，用做流量的思維去做金融，但是資產端能力是缺失的。這樣圈來的大量C端用戶，缺乏金融知識，難以區分不同產品，單純追求高收益率，並沒有忠誠度。這些拉來的不是真正的用戶，這種流量最終是難以變現的。”

經過思考後，張鵬決定產品向B端轉型。“企業用戶比起收益性來也非常註重安全性，這和我們原來做專業資管的能力是相匹配的。我們想要更多人從金融中受惠，而現在我覺得，服務大量中小企業，也是普惠金融的一種。”

中子星企業理財產品“企明星”包括定期和活期，現階段主打預期年化收益5.18%的活期理財，是銀行活期理財產品的15倍左右，並通過券商進行托管。與銀行理財相當的安全性，再加上更高的收益率和靈活性，使得愛耳時代這樣有需求的企業放棄了銀行理財，轉而成為中子星“企明星”的已投客戶之一。

無獨有偶，主打智能血糖儀的糖護士創始人李承誌也因為同樣的原因看上了“企明星”。目前糖護士的產品研發人員數量在公司中的占比達到65%，人員成本加上研發費用，每個月都是一筆相當大的支出。雖然獲得了千萬人民幣級別的融資，但資金壓力仍然不容小覷。對資金的渴求，產生了強烈的理財需求。李承誌坦言，因為同為“聯想之星”第八期的“星友”，去年就與中子星優財進行了接洽，希望獲得企業理財方面的服務。今年中子星推出堪稱“企業版余額寶”的“企明星”後，糖護士很快就做出了投資決策。

截止到目前為止，中子星優財資產管理規模超過20億元。“企明星”業務從2016年3月底上線至今，已經達到3億元的交易規模，超過100家企業已投企業。中子星已獲得大河投資的3000萬元天使投資，並且與聯想控股和海爾集團有億元級別的母基金合作。

縱觀國內的企業理財產品，都是旨在幫助企業客戶提供定制理財產品，實現閑置資金的增值空間，簡單來說，更像是企業版的“余額寶”。3年前的余額寶，將個人用戶的閑散、小額資金管理起來，引發了整個金融行業的震動。而對B端，同樣的趨勢，也在醞釀之中。

破解獲客難題

對於國內年輕的企業理財領域的創業公司而言，獲取客戶反而是個極大的問題。固然國內的中小企業理財需求亟待爆發，但是在此之前，首先需要教育市場。既要培育企業客戶形成理財的概念，也要破除它們對理財產品安全性的顧慮。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傳統企業應該是觀念較為保守和註重安全的，但是實際上，傳統企業反而在投資方面更容易做出決定。目前中子星“企明星”的客戶中，傳統企業與創業型公司並重，兩者的比重差不多各占一半。反而是對於創業型企業而言，更容易受到掣肘。固然創業公司對資金增值的需求更大，但也不乏認為這是蠅頭小利，不值得牽扯心思的創始人。更何況，創業公司融到的資金，在使用時，還必須要過VC這道關。

“創業公司去做投資，這並不是不務正業。”張鵬說。在他看來，企業用於投資的往往是閑置資金，並不會影響企業的主營業務與發展生產。而且，用這些閑置資金去投資理財，獲取收益，反而是企業獲得額外收益的一種渠道。但是，這總歸還是成為了卡住不少創始人的問題。

拓寬獲取用戶的渠道，以及破除用戶的認知障礙，成為擺在企業理財創業公司面前的一個主要問題。中子星正在積極和VC開展合作，為被投公司開展各種增值服務，包括企業的稅務規劃和資產管理等，進而再切入理財領域。依靠聯想控股、海爾集團等母基金投資方，中子星的增值服務也開始切入更多的應用場景，不僅和海爾大學合作“中子星商學院”，還將稅務知識、營改增、企業營銷等培訓和咨詢和企業理財打通，互為入口。

互聯網金融，當更多人把目光投向它時，卻往往把註意力放在“互聯網”上，而忽略了“金融”才是本質。而金融，並不是單純地把互聯網的流量經驗複制過來，就能成功的事情。尤其是在對安全性、合規性要求更為嚴格的企業級市場，門檻更高，而一旦這扇門被打開，其中將被釋放的能量，也就更大。當年余額寶的問世，點燃了國內個人用戶理財的燎原之火，而“企業版余額寶”面對的萬億級市場，也正處於爆發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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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風廠質押壞了達康書記GDP A股5.8萬億股權質押讓誰捉急！

“達康書記別低頭,GDP會掉!達康書記別流淚,祁同偉會笑!”最近熱播的《人民的名義》可以說是圈粉無數，眾多老戲骨互飆演技看得人熱血沸騰。諸位迷妹紛紛表示要來守護達康書記的GDP!!!

估計小夥伴們前兩天已經被現實同名版山水水泥刷屏。要知道，不會看的才看熱鬧，會看的要看門道。今天壹資本君(cbnyiziben)就來說一說引爆劇情的大風廠股權質押有哪些門道，這可是全劇的“劇眼”.

《人民的名義》中一條主線便是大風廠股權質押給山水集團事件，山水集團給予大風服飾廠5000萬的過橋貸款，借款期限為6天，日息為千分之四。為了確保債權實現，蔡成功以公司全部股權質押作為擔保。最後因為在城市銀行的貸款沒有得到續期，蔡成功無力償還山水集團的5000萬借款，於是三個月後，京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雙方簽訂的《股權質押協議》，將大風服飾廠全部股權判給了山水集團。

股權質押是個什麽鬼?

股權質押屬於“抵押性”貸款行為，銀行、券商都有從事相關業務。公司股東以自已擁有或有權處分的的股權作為質押，為某個經濟行為作擔保的行為，即拿股權換貸款。

在股權質押擔保法律關系中，股權被稱為質押物，提供股權方為出質人，接受股權質押方為質權人。劇中，大風廠老板蔡成功就是出質人，以自己的股權和廠里其他員工的股權為質押物，來向質權人山水集團提供擔保，換取貸款。

在《人民的名義》中，大風廠作為非上市公司，股權質押不會受到股價下跌的威脅。但是在A股說到股權質押，則和股價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市場劇烈波動時，股權質押有可能出現無法償付本金等風險，有的上市公司股權質押發生爆倉甚至引發控制權變動。

在股權質押過程中，金融機構會對質押個股設質押率以及預警線、平倉線等，預警線和平倉線多為160%-140%或150%-130%。

當上市公司股價跌至低於平倉價時，質押方有權對其進行強行平倉，不過上市公司股東的股價用於質押融資時，如果公司的股價一直下跌，那麽質押方會隨時要求股東補倉。如果股東無法按時進行補倉，特別是到期卻無法還款時，股票賣出壓力會增加，又可能導致進一步下跌，形成負反饋循環。

A股股權質押的總體情況

高比例股權質押或已經成為懸在上市公司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截至4月11日，A股上市公司股權質押的市值約為5.8萬億，尚未解押的公司有3140家，而A股市值約59.33萬億，質押股票市值占總市值的比例為9.78%。

具體來看，僅2016年1月1日至今，A股就合計出現12947起股權質押，涉及1739家上市公司，3846億股股票被質押，質押金額合計高達5.3萬億。

截至2017年4月11日A股股權質押情況一覽⤵️

​數據來源：Wind資訊

根據Wind資訊數據顯示，截至最新，A股逾3100家上市公司中，股權質押比例超過公司總股本50%的有101家，質押比例超過30%的則達529家，最高的*ST金源(000408.SZ)更是達到80.22%。

股權質押的經典案例

以股權質押為手段進行融資，雖可以解決資金來源問題，有助於實現交易，但股權質押背後，股價波動時，過高的杠桿比例又容易造成集中拋售，危及市場穩定運行和投資者交易安全。

在2015年股市急速調整之後，大規模質押股權的上市公司開始暴露出股權易主的風險。壹資本君帶大家來看兩個經典案例。

同洲電子：第一家因股權質押而停牌的公司

同洲電子成為第一家因大股東股權質押達到平倉線而停牌的公司;而這一危機最終以控股股東轉讓股權收尾。

2016年1月11日，由於同洲電子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袁明質押給國元證券的股票接近警戒線，於次日開始停牌，該筆股票合計約1.22億股，占袁明所擁有公司股份的96.53%。

從同洲電子發布過4次停牌及進展公告，可一窺袁明半個多月的補倉之路。但是2016年1月30日，同洲電子連續公告終止收購一家通信公司100%股權、終止參與設立一家基金管理公司，袁明轉讓控制權的意圖初現端倪。

2016年2月1日，袁明與小牛資本管理集團有限公司達成初步意向，小牛資本或其控制、指定的關聯方有意向受讓袁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袁明則可利用小牛資本部分資金進行補倉或解質押。

2016年4月9日，同洲電子發布公告稱，實際控制人袁明通過仲裁的方式股權償債，轉讓其所持有的1.23億股公司股權，用以抵償小牛龍行量化投資企業(下稱小牛龍行)8.7億元借款。

股權轉讓後，小牛龍行成為同洲電子的實際控制人，直接持有同洲電子16.5%股權。公司原控股股東袁明則通過資管計劃仍持有公司281.76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0.38%。

6月18日，袁明辭去 公司董事長一職，但因為限售限制，在公司三季報顯示，袁明的公司股權轉讓過戶並未完成。

從同洲電子股權質押達到平倉線而停牌到發布公告股權償債，中間歷經短短三個月，其股權質押之路令人唏噓。

ST慧球：第一家大股東被強平爆倉的公司

說起ST慧球你可能想到它的實際控制人最近收到天價罰單，1001項奇葩議案，但是別忘記了它也曾是第一家大股東被強平爆倉的公司，那時候它的名字還是慧球科技。

2016年1月19日，慧球科技董事長兼第一大股東顧國平旗下德邦慧金1號爆倉，成為A股中首例大股東爆倉。實控人顧國平沒有按照約定補倉，所持50萬股遭到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賣出，交易均價17.551元/股。

2016年7月13日晚間又公告稱，顧國平因華安匯增2號、匯增3號資管計劃份額預估凈值跌破資管計劃合同約定的補倉線時，未及時補倉，構成違約，由此上述資管計劃與顧國平不再構成一致行動人關系，顧國平所持有的慧球科技股份由6.66%降至3.7%。

2016年7月14日晚間又公告稱，因目前顧國平已相繼與三個資管計劃解除一致行動人關系，和熙2號也解除與顧國平一致行動關系，以致顧國平的持股僅剩1.80%。

2017年7月18日晚間，慧球科技公告稱，該公司董事會已收到顧國平提交的書面辭職報告，其因個人原因辭去公司董事長、總經理職務。

事後也證實，此時鮮言早已進入慧球科技，成為實控人，在市場看來，顧國平的退出無不與資管計劃連續爆倉有相關聯系。

近期警鐘敲響

近期港股市場給A股市場敲響警鐘，無論是輝山乳業還是中國金控的暴跌，大股東股權質押風險已經不容忽視。

A股市場中，股權質押暴露的危險在慢慢引起監管註意。3月6日，揚帆控股IPO審核過會，但是控股股東樊彬的股權質押情況卻遭到問詢，證監會要求發行人代表進一步說明樊彬所持揚帆控股股權質押的具體情況、樊彬的財務狀況和清償能力。請保薦代表人說明樊彬股權質押對揚帆控股股權穩定性影響的核查情況。

最後，壹資本君覺得股權質押作為上市公司重要的補充流動資金的工具，但另一方面也要關註股權質押中存在的問題。這杯“酒”雖好，但也不能“貪杯”。

一個小小的迷思：

在《人民的名義》第15集中，在陳巖石和鄭西坡的帶領下，工人們發起成立新大風廠，實現全體員工持股，總共發起股東是203人，還給每位股東發放股權證。

看到這兒，好多小夥伴可能就質疑了，《公司法》不是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應當有二人以上二百人以下為發起人嗎?是編劇周梅森是沒好好看《公司法》嗎?

壹資本君就要告訴你了，《公司法》規定的是發起人數在2-200人，股東人數則沒有上限。所以劇中新大風廠股東是203人倒也沒錯。

看來提出這個疑問的小夥伴們平時一定沒好好關註壹資本公眾號，所以速來獲取最專業的財經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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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嚴知識產權保護令將落地，深圳企業樂壞了也忙壞了

深圳一家機器人企業的負責人黃培坤最近異常忙碌。這幾年，3C電子行業的智能制造需求劇增讓公司的發展走上快速軌道，這陣子正在引進投資者做A+輪融資。不過，深圳即將出臺的一則知識產權方面的法規，可能會讓他忙上加忙。

該法規是指《深圳經濟特區知識產權保護條例》（下稱“條例”），這也將是全國首部綜合類知識產權保護條例。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公布了該條例的草案。其中，頗受關註的一點是，該條例擬規定在侵權所得收益難以確定的情況下，最高罰款500萬元，堪稱史上最嚴知識產權保護條例。

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劉曙光表示，草案已經送到市人大，本月底將進行一審。

黃培坤是深圳市鑫信騰科技有限公司的負責人。讓他忙上加忙的是，他需要開始建立自己公司的知識產權體系和法律團隊。不同於資金雄厚的大企業，也不同於小企業——前者大多已經建立了知識產權團隊而後者專利甚少，處在中間地帶的他對這一需求尤為迫切。

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我們這類註重研發投入的公司肯定是個利好，但是有個風險：企業做大之後，即便你不想起訴別人，也可能會被別人起訴，因為你購入的很多零部件可能是侵權的，而你一無所知。”

形成震懾力的，不僅僅是高額賠償。一旦上述條例出臺，就意味著被侵權企業的維權不再那麽艱難，越來越多企業可能會走上維權之路。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現行知識產權法規定的“侵權企業禁止銷售侵權產品”，發揮效果的空間將更大，這對一些侵權企業無異於“大殺器”。

賠償金額可能遠超500萬

知識產權包括專利、商標和著作權。

在侵權賠償確定上，條例規定，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許可使用費難以確定的，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按照侵犯知識產權類別在以下幅度內確定賠償數額：侵犯專利權的，情節輕微，社會影響較小，在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確定賠償數額；情節較重，社會影響較大，在一百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確定賠償數額；情節嚴重，社會影響惡劣，在三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確定賠償數額。此外，侵犯商標權和著作權的，最高罰款也是500萬元。

一直以來，賠償金額低是知識產權企業維權的主要痛點之一。在近日深圳市政協舉行的“委員議事廳”活動上，深圳市政協委員王麗娜表示，現在知識產權舉證非常難，原因一是成本高，二是案件周期長，三是賠償額低。實際上很多企業對維護知識產權的信心都沒有了，所以立法刻不容緩，而深圳有立法的優勢。

不僅如此，條例還將舉證的責任首先指向侵權方。“根據該條例，500萬元的前提是沒有證據證明侵權人的實際違法所得是多少。如果有證據證明違法所得高於500萬元，那麽要按照實際違法所得計算，比如說1000萬元。”中國反侵權假冒創新聯盟常務副理事長、深圳一站式知識產權保護服務平臺安盾網總裁艾勇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使得侵權人和權利人都有預期，如果侵權人不提供證據證明違法所得低於這一數值，有可能會遭到500萬元的罰款，壓力很大。”

就賠償額低這一點，艾勇介紹，國內法院判決金額很低，一般是三五萬元以下，而在國外，動輒幾百萬美元。而這些侵權案件大多數是專利。近幾年專利侵權案件數量增長特別快，幾年前以商標和版權為主，現在以專利為主。

2014年，時任國家知識產權局保護協調司副司長的張誌成也曾表示，對所有已公開的專利權案件判決書進行研究後，發現我國專利權案件的平均判賠額只有8萬元。

侵權產品禁止銷售將成“大殺器”

對於埋頭研發的企業來說，這顯然是個好消息。黃培坤說：“公司研發投入越大，遭遇侵權的損失就越大。我們今年的研發投入占營業額的比重有15%，與去年相比又增加了。我們很註重知識產權的申請。目前，專利有100多個，其中含金量較高的發明專利有10個。”

今年公司的銷售額預計可達2億元。對於走到他們這個規模的企業來說，黃培坤認為，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越大，自然是越好。但是對於初創型的小企業而言，就未必了。

“小企業主要有兩類：創新型和抄襲型。這對於鼓勵創新意義重大。”他說。

另一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深圳市普羅醫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普羅醫學”）首席創新官黃漢年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以前感覺只是象征性地罰一點點錢，現在設置了最高罰款500萬元後，違法成本要比以前高得多。”

黃漢年介紹，在醫療器械領域，知識產權糾紛挺多的，很多公司多多少少都遇到過。門檻越低的產品，糾紛越明顯。如果做高端產品，技術難度就決定了不是想模仿就能模仿的。

不過，對於侵權獲得一本萬利的企業而言，500萬元可能只是小菜一碟。對它們而言，深圳上述條例出臺後，真正讓它們心生膽怯的另有其事。

根據中國現行的知識產權法，企業一旦被確認侵權，它的侵權產品將被禁止銷售。以前，維權諸多不易，被侵權的企業鮮少去追究；然而，深圳上述條例一旦出臺，維權之路就不再艱辛，“侵權產品禁止銷售”這一條就成了侵權企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黃漢年解釋說：“如果A公司對B公司的產品進行了知識產權侵權，那麽A公司的侵權產品就不能銷售了，這才是對企業最致命的影響，特別是對醫療器械企業而言。因為醫療器械進入市場之前需要從政府部門拿到許可證，這個證不好拿。一般從產品研發到拿到這個證，需要三至五年。對於有些大型醫療器械而言，可能更久，十年都有可能。一旦被禁止銷售，損失難以估量。”

最低賠償金額將管住眾多造假小商家

根據上述侵權賠償確定的條款，可以看出，除了規定罰款上限之外，條例也規定了下限，即侵犯專利權最低賠償10萬元、商標權為5萬元、著作權為1萬元。

艾勇說：“這個標準比目前深圳法院判賠高了至少3倍。以前是只有專利規定了賠償下限，即1萬元；商標和著作權都沒有清楚的規定。”

在他看來，下限比上限更有意義。“很多知名的電商平臺上都存在大量侵權的小商家，以前它們並不害怕被維權，因為很多法院對輕微的侵權案件只是罰幾千元而已。這個條例一旦實施，將引導小商家們尊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將會迅速下降。當然，此條例目前只是深圳範圍的，但對全國有示範意義。”

無論是上限還是下限，業內都認為這部綜合類的條例將有效解決維權難的痛點，極大激發權利人維權和創新的積極性，引導知識產權價值的回歸，深圳的立法也因此具有里程碑意義。艾勇說：“知識產權的價值基礎在於法律的剛性保護，而衡量保護是否有效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侵犯知識產權的賠償額。”

條例即將出臺，黃培坤也打算對公司的產品專利做多維度保護，如有侵權者不再容忍，而是對簿公堂。此前，黃培坤所在的公司為某品牌手機研發的自動測試系統被同行抄襲了，但他們並沒追究。“賠不了什麽錢，打官司也費心費力。”

改變已經可以預見。

責編：楊小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