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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讓一部分人先信仰起來 Value-hunter

來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56dde00102uz5r.html

按:這是南京大學教授潘知常在華中科技大學一場講座上的演講稿。潘知常為南京大學國際傳媒研究所所長,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副院長,著名美學家,著名戰略咨詢策劃專家。當代中國實踐美學與後實踐美學兩大學派中的後實踐美學學派的兩個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生命美學”學說的創始人。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讓一部分中國人先“信仰”起來——關於中國文化的“信仰困局”》。長期以來,中國的一個曾經的最響亮的口號,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我們知道,作為一種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也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在社會發展的大幕即將拉開之際,先“什麽”起來,永遠是一個最為根本也極為重大的戰略選擇。而且,選擇先“富裕”起來,也確實把我們國家與民族在三十多年中所孜孜以求的核心價值和盤托出。
先“富裕”起來的選擇曾經讓所有人歡欣鼓舞,也曾經讓所有人都沈浸在即將“先富”甚至“共富”的夢幻想象之中。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富裕”夢業已破碎,而當年因為先“富裕”起來的美夢而匆匆集結起來的國人也已經都倉皇而去,紛紛作鳥獸散。而今,在中華大地上也已經沒有了能夠使國人再次集結起來並且再次出發的價值選擇與動力選擇。於是,越來越多的人終於意識到,在中國,究竟應該讓一部分人先“什麽”起來?在中國,究竟應該先“什麽”起來?即便是在三十年後的今天,這也還仍舊是一個亟待回答的嚴峻問題。
就我而言,從世紀之初開始,就一直在呼籲“信仰啟蒙”,也一直在呼籲應該讓一部分人先“信仰”起來。迄至今日,隨著思考的逐步深入,我更加日益堅信:中國人離信仰有多遠,離現代化就有多遠,離現代世界也就有多遠。因此,讓一部分人先“信仰”起來,應該成為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當今中國的不二選擇。
下面,就來談談自己的具體思考與想法。
讓一部分人先“什麽”起來,涉及到的是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
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古人還說,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經過多年的摸索與思考,我逐漸意識到,要回答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問題,最為簡潔同時也最為有效的,無異於直接去看一看我們所面對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
在這方面,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思考給我們以重大啟迪,他說,研究歷史,最好的方法是分成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在思考我們所面對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時候,我一直覺得,這種眼光非常重要。長時段,應該是我們透過世事與國情的是是非非,去洞察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前世與今生的重要參照。例如,以300年為一個周期、以500年為一個周期,無疑,你立即就會發現,有些國家的命運其實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就已經命中註定了終將衰敗,但是,也有些國家與民族的的命運其實也是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也就已經命中註定了終將崛起。
幾百年來的全部世界,動蕩和變局非常非常頻繁。我們的大清帝國的GDP在全世界曾經是很領先的,可是,後來卻灰飛煙滅。俄羅斯帝國曾經不可一世,但最終卻分崩離析;還有前蘇聯,現在也曇花一現,成為了歷史;奧斯曼帝國,曾經橫貫歐亞非,可是,現在卻無處可尋;英國更加神奇,突然之間躍上世界之巔,成為日不落帝國,然而,現在也氣息奄奄;北美的美國,以新興之邦身份,竟然在百年中就後來居上,成為了全世界的帶頭大哥;德國與日本更不同凡響,曾經崛起,但是後來卻悍然發動戰爭,挑釁全世界的人性底線,然而,在戰敗之後,竟然仍舊能夠轉而變身,成為經濟大國;當然,最令人痛心的當屬亞非的那些前殖民地國家,它們左拼右突,但是,卻到現在都還沒有走出貧困的泥沼。
那麽,在一幕幕興衰起伏的背後,是否還存在什麽規律?是否在冥冥之中存在一只有條不紊地把神秘“天意”分配給各個國家與民族的“看不見的大手”?很長的時間里,我們曾經把這一切都歸因於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奮鬥、勤勞、勇敢或者相反,就有一個人的人品,我們往往以為,一個國家,至關重要的,也應該是這個國家的“國品”。然而,現在回頭來看,顯然並非如此。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崛起與衰落無疑與奮鬥、勤勞、勇敢有關,但是,僅僅奮鬥、勤勞、勇敢卻又遠遠不夠。無疑,在一個國家的先“奮鬥、勤勞、勇敢”起來的背後,一定還存在著一個首先要先“什麽”起來的東西,而且,也正是這個先“什麽”起來的東西,才導致了一個國家的終將崛起或者終將衰落。
那麽,這個先“什麽”起來的東西又是什麽?從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來看,毋庸諱言,現在日趨一致的看法應該是:先“基督教”起來。換言之,先“基督教”起來,應該是在歷史上我們所能夠看到的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崛起的關鍵所在。
在西方,一般都將公元1500年作為一個極為值得關註的世界節點。西方最著名的歷史教科書——《全球通史》分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公元1500年以前”,下篇則是“公元1500年以後”。還有一本書,是美國人寫的《大國的興衰》,也是如是劃分:“公元1500年前”和“公元1500年以後”。看來,公元1500年,從今天來看,這本身就是一個最佳的長時段,一個洞察我們所面對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時間節點。
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就以公元1500年為一個參照的“長時段”,來回顧一下我們所置身於其中的這個世界所走過的歷程。
首先,公元1500以後,到1900年為止,幾百年的時間,世界上一共出現了15個發達國家。然而,值得註意的是,這15個發達國家完全都是歐洲人口。當然,這15個發達國家里有2個國家,它們的地理位置並不在歐洲,這就是新西蘭和澳大利亞,但是,它們卻同樣都是歐洲人口。因此,必須要看到,在最近的500年里,現代化的奇跡都完全是歐洲人創造的——也都完全與中國人無關。
其次,公元1500年以後,西方國家全面趕超了中國。我們看到,1830年,歐洲的GDP全面趕超中國,1865年,英國一個國家的GDP就趕超了中國,到了1900年,美國不僅僅趕超了中國,而且趕超了英國。由此,我們看到,西方世界的崛起竟然是與中國的淪落在同步進行。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倘若因此而將現代化與歐洲等同起來,將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與歐洲等同起來,那無疑也將會鑄下大錯,並且會混淆我們即將討論的問題的實質。事實上,在公元1500年以後,西方世界的崛起並不能僅僅大而化之地界定為全部歐洲。回顧一下西方的現代化歷程,不難發現,從公元1500年以後,整個的歐洲不僅僅是開始了大步奔跑,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還在大步奔跑中不斷加以篩選、淘汰。我們看到,歐洲在奔跑中很快就首先甩掉了東正教的國家,然後又甩掉了天主教的國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相繼後繼乏力,不得不從“發達國家”的行列中被淘汰出局。因此,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最終真正跑進現代化的第一陣容的,恰恰全都是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都是基督教國家。以我們所熟知的第一批現代化八國為例,除了法國、比利時兩國屬於天主教與新教混淆外,其余6國,就全都是基督教國家。
再如英國,在它剛剛崛起的時候,只有一千萬人口,可是,它所帶來的正能量,卻實在不容小覷。本來,葡萄牙、西班牙都跑在英國前面,但到了今天,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經不值一提。原因何在呢?答案根本無可置疑:英國是基督教國家,是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而葡萄牙、西班牙卻是天主教國家,也是沒有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因此,前者才從殿後變為領先,直至彼此不可同日而語;後者也才從領先變為殿後,直至掉隊落後。
再如北美。同在美洲,但是北美與南美卻截然不同。它們都是歐洲背景,現在北美已經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可南美卻仍舊停滯於落後的境遇,仍舊還是發展中國家。原因何在?為什麽南美和北美竟然會差那麽大?為什麽南美北美都是殖民地,但竟然結果完全不同?南美為什麽始終就不行?而北美為什麽就一直一帆風順呢?原來,長期治理南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國家,而長期統治北美的英國卻是基督教國家。是否先“基督教”起來,在發展中是否曾經被基督教的手觸摸過,就成為它們之間的根本差異之所在。
由此我們看到,在西方社會的崛起的背後應該確乎存在著規律,在冥冥之中也還確乎存在一只有條不紊地把天意分配給各個國家與民族的“看不見的手”,這就是:基督教。
換言之,西方社會的崛起的奧秘就在於:必須要先“基督教”起來。
我們所說的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只是地域上很小很小的一點,嚴格來說,其實就是占人口2%的三個國家,荷蘭、英國、美國。荷蘭、英國是第一代的西方,第二代的西方實際上就是在英國影響之下的美國。而在它們背後支撐著的,都是基督教。至於其它的歐洲國家則不同了,例如法國,例如意大利,甚至例如俄羅斯。在他們背後支撐著的,都不是基督教,因此也就都沒有進入現代化的第一陣容。顯然,並不是任何的歐洲國家都可以成為現代化的楷模,而僅僅是與基督教直接相關的國家才可以成為現代化的楷模。換言之,並不是歐洲的任何宗教都與現代化呈正相關。不論基督教,還是天主教,抑或東正教,無疑都是與人生與人類有益的,但是,能夠強力推進現代化的,卻只有一個宗教,這就是基督教。
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所謂的西方,其實就是客觀化、世俗化了的基督教地域。所謂“西方”,在本質上就是基督教的西方。
《全球通史》的作者舉過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它說:公元1500年的時候,世界出現了一大奇跡,當時在舊大陸有三大帝國,一個帝國最西邊的歐洲帝國,一個是最東邊的大明帝國,一個是中間的當時占了全世界最大領土的穆斯林帝國。《全球通史》的作者開了一個很幽默的玩笑,它說,如果當時外星球上有人,盡管他對地球上的國事毫不了解,但是也會判斷說:穆斯林帝國勝出,或者,就算穆斯林帝國沒有勝出,那也一定是大明帝國勝出。因此當時歐洲東部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已經被攻陷,“歐洲的火藥桶”巴爾幹半島已經改信了伊斯蘭教,整個歐洲被打得退縮到了中歐,而歐洲的腹地匈牙利、奧地利也已經成為反擊穆斯林帝國的前線。然而,歷史卻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我們今天都看到了,穆斯林帝國早已灰飛煙滅,大明帝國現在也變成了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正在奮力崛起的狀態,可是歐洲呢?卻始終屹立在世界的西方。那麽,歷史何以會竟然如此?原來,恰恰是那一年,就是基督教登上歷史舞臺的元年。正是先“基督教”起來的歐洲,才不但死里逃生,而且最終打敗了先“伊斯蘭教”起來的穆斯林帝國。
再看一個例子。因為不了解世界歷史的真正奧秘,因此中國人往往言必稱希臘、羅馬,但是卻從來不提希伯來,同樣也喜歡言必稱歐洲南部的文藝複興,但是卻從不提歐洲北部的宗教改革。但是,實際上歐洲的南方的文藝複興(拉丁文化)在歷史上的作用卻遠不能與北方的宗教改革(日耳曼文化)相提並論。真正引領了全世界的改革開放的,也是北歐的宗教改革,也就是新教改革,而不是南部歐洲的文藝複興。我們今天看到的歐洲的“北富南貧”,也恰恰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歷史的鐵律就是這樣無情!先“基督教”起來的英國的鼎盛時期,號稱“日不落帝國”,在西方影響了美國,在東方影響了日本。後來的所謂“亞洲四小龍”,也或者是接受英美的影響,或者是接受日本的輻射,總之,都是跟先“基督教”起來有關。當然,當今英國已經跌出了一線陣容,不過這一切恰恰不是因為基督教,而是因為後來的英國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也就是說,走上了弱化基督教的道路。因此,只有有基督教的地方,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西方”。至於歐陸國家,則因為普遍沒有借助基督教來完成“信仰啟蒙”,而只進行了“個體啟蒙”,所以也一直沒有能夠領先於歷史的潮頭。例如,法國是英國的兩倍,但是法國在歷史上的影響力從來就沒有超過英國,原因何在?就在英國是有神論加上個人主義,也就是“信仰啟蒙”加上“個體啟蒙”,但是法國卻是無神論加上個人主義,也就是只有“個體啟蒙”,另外就仍舊是“世俗宗教”。法國啟蒙大師伏爾泰就曾經宣稱:五十年後《聖經》將無人再讀,但是,五十年後他自己的書卻在拍賣中無人問津,而他自己住的房子卻反諷般地被人買下,成為了印刷《聖經》的場所。
因此,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斷言:歐洲和美國的最大差異在宗教信仰。實在很有道理。而法國的著名學者托克維爾的研究也值得註意。他發現:“專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進行統治,而自由的國家卻不能如此。”看一下發達國家的宗教徒的比例,應該說,他的目光十分敏銳。例如,英國占87%,法國占96%,德國占65%,澳大利亞占75%,美國占95%。可是,宗教與宗教又有不同,僅僅看到“宗教信仰”,又是不夠的。托克維爾的非凡之處恰恰就在這里。法國與美國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國家,那麽,區別於法國,美國之所以崛起的原因在哪里呢?到美國去考察了幾個月,他到處都在去尋找美國崛起的原因,到處都在去尋找在美國崛起的背後的那支看不見的手,最後,他的結論是:基督教。
同樣值得註意的,是馬克斯韋伯的寫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他寫那本書,受到了他所居住的小鎮的啟發。在思考某一國家何以崛起某一國家何以沒有崛起或者何以一蹶不振的時候,他突然發現,這個小鎮上的富人全都是基督徒,於是,他茅塞頓開,意識到了從宗教(信仰)維度去闡釋西方現代化的崛起這一重要思路,於是,寫了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他的結論是:新教倫理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精神的誕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因此,結論是——
真正的資本主義精神一定屬於那些先“基督教”起來的人們,也一定屬於那些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
長時段,也是觀察中國的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的最佳方法。
與公元1500年以後的西方崛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元500年以後的中華帝國的逐漸衰落。
這五百年,中國從過去的領先變為殿後,最後,更遠遠地被甩在了世界的身後。
何止是中國,即便是亞洲,也沒有逃過這個厄運。據統計,在公元1500年的時候,亞洲的GDP占了世界的70%,但是也就是在公元1500年,基督教登上了世界的舞臺,結果,到了1870年的時候,亞洲的GDP就退而只占世界的38.3%了,到了1950年,更是退而僅僅只占世界的18.5%了。
當然,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前面我已經說過,從公元1500年開始,西方像被打了雞血,日益崛起,可是,令人困惑的卻是,中國卻從此步履維艱,盡管左拼右突,卻偏偏無論怎麽走都此路不通。GDP2010年第2名,人均收入1960年第78名,2010年127名,教育投入發達國家為5,3%,中國為2,3%,醫療投入,4,5%,排名188(倒數第四),美國,13,9%。其中,一個最為典型的特征,就是諾大的一個中國,卻再也對世界沒有貢獻。我們知道,國無論大小,只有能夠給全世界貢獻全新的價值關懷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大”國。否則,就只能是一個“小”國。有一位學者就曾經說過,因為對中國在全世界的實際情況並不了解,因此在出國前曾經堅定地相信:世界之大,只有中國。但是,出國以後,這個看法卻全然改變:世界之大,沒有中國。當然,這兩種看法或許比較極端,不過,如果說在公元1500年以後,偌大的中國確實沒有影響過世界,大概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倫敦的奧運會開幕式。我們都一定記得,在此之前,張藝謀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搞得轟轟烈烈,可是,四年以後,英國的倫敦奧運會開幕式卻把它打回了原形。原來,張藝謀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講來講去就是公元1500年以前的中國,公元1500年以後呢?真是什麽都不敢講也什麽都講不了,最後找了一個小女孩假唱,唱了《歌唱祖國》,可是,全世界都不會唱,全場的人也只好靜靜地坐在那里聆聽。倫敦奧運會就全然不同了,它用莎士比亞戲劇里的一句話來宣示主題:“在島上,眾聲喧嘩”。意思是說,在公元1500年以後,只有在我英國的一千萬人口里才眾聲喧嘩,也才震撼了世界。且不要說其中所陳列的英國的令人眼花繚亂的世界級的貢獻,就說最後的那位70多歲的披頭士老歌手的歌唱,當時不但是全場八萬人都在一起唱,而且應該說是全世界都在同時放聲歌唱。這與我們的《歌唱祖國》的黯然神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然,說公元1500年以後中國人不努力不盡力,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即便是上個世紀,從戊戌維新到君主立憲再到民國建立再到五四運動再到聯省自治最後再到(1946年的)憲政運動,中國也起碼訴諸過六次轉型的努力,只是,非常遺憾的是,這六次轉型都以失敗告終。
為什麽會如此呢?讓我們以“五四”為例,來詳細加以說明。
從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的角度,“五四”,可以說是古老中國真正直面西方的開始,可是,即便如此,“五四”也仍舊是難逃失敗的噩運。我多次說過,中國的“五四”的引進“民主”與“科學”並沒有真正完成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這一根本使命。而導致這一缺憾的原因吧,就在於對於真正的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的缺乏深刻的洞察。
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的成功,根源於兩大選擇,其一,是教會的作用;其二,是人權與契約意識,而我則一直將它簡單地概括為“信仰啟蒙”和“個體啟蒙”。英國之所以最後走上憲政的道路,之所以實現了不流血的改良,之所以成為世界的帶頭老大,正是因為兩大啟蒙的同時實現。但是,以法國為代表的其它歐洲國家卻不然,它們就僅僅是一個啟蒙——“個體啟蒙”。然而,還有一個啟蒙——信仰啟蒙,卻因此而被毫無道理地忽視了。
可是,中國所選擇的,卻恰恰是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其它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無疑是因為宗教傳統的匱乏,中國天然地規避開英國道路,也規避開了西方現代化的真正源頭,並且,很自然地選擇了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其它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以及它的變種——俄羅斯的道路,因此,“五四”時代的中國言必稱“科學“、”民主“,但是卻從不推重“信仰”。可是,眾所周知,法國等歐洲國家即便是在今天也並非一流國家,“取法乎中”的中國,自然也就只能“僅得其下”了。其結果,就是中國在向現代化轉型的道路上“屢戰屢敗”。基督說:“那條路很窄,通向生命的門不寬,找到門的人也只有極少數。” 顯然,因為沒有能夠先“基督教”起來的中國,也不可能真正地現代化起來的。
上個世紀的“五四”不但對於西方的“前世今生”缺乏深刻的把握,而且對於中國自身的“前身今生”也缺乏深刻的把握。今天回過頭來再反省一百年前的“五四”,不難發現,當時的中國與西方不是隔了一層,而是隔了兩層。也就是說,在中國與西方之間,還隔了一個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因為事實上我們真正的中國文化也就是到唐宋時候為止。中國有一句話叫“崖山之後已無中國”,是值得註意的。而且,我現在還要再加一句:“明清之後已無華夏”。宋代以後,是元朝的96年,它的特征,是殺盡了中國的那些真正秉承了文化的優秀的中國人。而且是一代一代殺下去,一共殺了一個世紀,後面的明和清,明朝的君權統治完全可以“媲美”元朝,甚至連《孟子》都大加刪除。而後面的滿清的對於中國文化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更完全隔膜。因此,“明清之後已無華夏”,在元明清的六七百年里,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已經蕩然無存,甚囂塵上的只是《三國》和《水滸》——魯迅稱之為“三國氣”和“水滸氣”。
“五四” 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可事實上為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我們所應該做的,反而是“回到孔家店”,當然,“回到”僅僅是為了再次的出發,去與西方文化對話。因為中國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盡管較之《三國》和《水滸》要距離西方文化更近,也更多地充滿了中國文化的正能量。在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之後,再一次出發,去再一次“西天取經”,與當今的“西天”——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去恭恭敬敬地對話。
中國必須去竭力尋找英國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竭力尋找美國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也必須去竭力尋找法國無法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竭力去尋找俄國無法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而最終的目的,還是竭力去尋找中國在現代無法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
不如此,中國就無法真正上路,也無法真正走上現代化的康莊大道。
意識到西方的崛起與先“基督教”起來的關系以及中國的衰落與未能先“基督教”起來的關系,僅僅只是思考的開始。
基督教,畢竟稟賦著極強的地域色彩,而且,還畢竟稟賦著濃郁的西方特色。因此,即便它果真是西方現代化的根本動力,地處亞洲遠東的中國也無緣全盤照搬。或許也就是這個原因,先“基督教”起來的秘密,盡管已經為越來越多的國人所知,但是卻始終未能引起普遍的重視。幸而,有一位身居美國的中國經濟學家楊小凱提出,西方世界的現代化的基本經驗並非人所共知的自由的個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而是從自由的信仰—自由的個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自由的信仰”,這幾個字實在是石破天驚,令我們茅塞頓開,也給我們提示了一條解決困惑的正確方向。
原來,應該引起我們關註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在基督教中所蘊含的“自由的信仰”。
信仰與宗教密切相關,但是卻也並不相同。我們知道,宗教當然不是哲學,但是它卻具備著形而上學的稟賦。信仰又往往集中地在宗教的中呈現出來。所以人們習慣地稱之為“宗教信仰”。不過,說到底宗教也只不過是信仰的一種特殊呈現方式。盡管在人類的早期,宗教也許是人類信仰的唯一呈現方式。但是,信仰畢竟是高於宗教的。可以說,宗教是靠信仰才獲得了自己的存在形式的,麥克斯·繆勒說:宗教是一種起源於對人的“有限性”之克服和超越的“領悟無限的主觀才能”,恰恰就把宗教所蘊涵的信仰內涵——“領悟無限”深刻地揭示出來,因此,人類最終又會超越宗教,信仰最終也會被獨立出來,成為人類的一個獨立的精神尺度。
那麽,為什麽信仰沒有能夠在現在就成為人類的精神尺度?仔細想一想,其實道理也很簡單。須知,信仰是要鼓勵所有的人的,但是對於一些沒有文化的人來說,對於一些悟性不是很高的人來說,你跟他講“實現根本轉換”、講“領悟無限”,他聽得懂嗎?我在大學里跟大學生、研究生講都困難,如果去跟一般文化水平的人講,他聽得懂嗎?很可能聽不懂。那怎麽辦呢?那麽,我就用一些形象的東西去啟發他,用一些具體的規定去約束他,我不跟他講道理,我就只是告訴他:耶穌就是楷模,你要跟著他走,你只要照著他的話去做。這就是宗教,這就是教會。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人類的實踐越向前發展,信仰就會越擺脫宗教形式。因為信仰從來就比宗教更為根本。而且,宗教最終會消亡。但是信仰卻不會消亡。信仰反而會逐漸從宗教里解脫出來、獨立出來。
由此不難想到,就人類而言,宗教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培育了人類生存中至關重要的終極維度——信仰維度。我們可以拒絕宗教,但是不能拒絕宗教精神;可以拒絕信教,但是不能拒絕信仰;可以拒絕神,但是不能拒絕神性。這幾句話是我經常會提到的,也是我從世紀初以來最為核心的思路。宗教精神、信仰、神性,正是這三者,構成了人類生存中至關重要的終極維度。
還回到我們所討論的問題,西方的崛起何以與先“基督教”起來關系密切?中國的衰落何以與未能先“基督教”起來關系密切?聯系我們剛才的關於信仰與宗教的討論,現在,問題開始顯而易見,原來,這一切都是因為西方的崛起與先“信仰”起來關系密切,中國的衰落與未能先“信仰”起來關系密切。
一般人往往把信仰與宗教混同起來,而沒有意識到宗教只是信仰的載體,更沒有意識到,不同宗教中的信仰內涵並不相同,不同宗教與人類的終極維度的關聯也並不相同。他們往往簡單地將信仰與宗教加以等同,只看到宗教而沒有看到宗教背後所蘊含的信仰,於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宗教除了特色的不同,在根本的價值內涵上也就沒有了區別。這樣,先“基督教”起來為什麽就會導致西方現代化的崛起與未能“基督教”起來為什麽又就會導致古老中國的衰落的奧秘也就隱秘不彰,成為一個無法破解的千古之謎。
幸而,楊小凱提出的從自由的信仰—自由的個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的思路,給我們提示了方向。那麽,“自由的信仰”又在哪里?還是黑格爾有先見之明。他把全世界的信仰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自然宗教。也就是原始社會時期崇拜熊、崇拜老虎、崇拜雷神、山神、火神的那種宗教,這類的宗教沒有什麽信仰內涵,也與人類的終極維度無關;第二類是實用宗教。這類的宗教是把信仰當成一種恐嚇別人和安慰自己的手段,所謂“神道設教”,同樣沒有什麽信仰內涵,同樣與人類的終極維度無關;第三類是自由宗教,黑格爾稱之為“啟示宗教”。在黑格爾看來,人類的宗教雖然多種多樣,但是,只有這類宗教才與信仰內涵密切相關,也才與人類的終極維度密切相關。我們所熟悉的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佛教、伊斯蘭教、儒教等等,無疑都屬於啟示宗教,也就是說,無疑都與信仰內涵和終極維度相關,不過,又有程度的不同。其中,應該以基督教與信仰內涵和終極維度的關系最為切近也最為密切。假如說,希臘教把宗教變成了藝術,儒教把宗教變成了道德,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把宗教變成了宗教,那麽,基督教就是把宗教變成了信仰。而今,希臘文化消失了,中國文化停滯了,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腳步遲緩了,但是基督教文化卻蒸蒸日上,其原因就在於:在基督教國家那里,基督教超出了自己,成為整個文化,成為信仰本身。
而必須要先“基督教”起來,奧秘也就在這里。“自由的信仰”當然是蘊含在“啟示宗教”中的,但是,因為在“啟示宗教”中只有基督教是最為徹底的,只有基督教是超出了自己、成為整個文化、成為信仰本身的,因此,“自由的信仰”也主要是蘊含在基督教之中的。
進而,為了把問題討論得更加清楚,我還必須要說,“自由的信仰”之所以得以主要蘊含在基督教之中,也有基督教自身的原因,這就是,在所有的啟示宗教中,只有基督教,它的“自由的信仰”是來自“信仰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最早可以追溯到馬丁路德的名著《基督徒的自由》(1520)。在這本書里,他提出了著名思想: “因信稱義”,從《羅馬書》中的“義人必因信得生”受到啟發,它指出:真正的宗教必須是一個內心自由的人所自由接受的宗教,這必須是信仰的絕對前提。天主教的要求是首先從接受種種外在規定開始,這就有點像中國文革時期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需要自己通過天天不但要“做好人”而且還要“做好事”來加以體現,並求獲得他人的認可,但是真正在內心里怎麽去想,反倒並不重要了。這就是馬丁路德所謂的“外在的人”。但是,基督教卻完全不同,它要求必須完全出自每個人自己的自由選擇,也完全不需要他人的認可。每個人都是“極其自由的王”,自己的信仰應該是內心中自由選擇的結果,不能是被蠱惑的結果、盲從的結果、強迫的結果。這就是馬丁路德所謂的“內在的人”。
“信仰的自由”敞開了西方人心靈的廣闊天空。因為它,於是就必須允許每一個人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達、自由地行事、自由地討論,我們看到,其實這就是後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提出的公民信仰的自由及其言論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會的自由以及向政府和平請願的自由,等等。當然,這一切,都是人們所經常談到的,不過,為人們所時常忽視了的,卻是其中的根本:自由意誌的自由。然而,在我看來,恰恰是自由意誌的自由,才是最最需要加以討論的。
公民信仰的自由及其言論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會的自由以及向政府和平請願的自由等等固然很重要,但是,搞清楚它們為什麽重要才更加的重要。因為關涉到一個重要的人性假設:人之初,性本惡。
當然,中國人更為熟悉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其實,“性本善”和“性本惡”根本就是一個假問題,“性本善”、“性本惡”都並不實際存在,不論“性本惡”還是“性本善”,都不是一種事實的判斷,而是一種人性的預設。很多學者沒有搞清楚,偏偏要去論證小孩生下來就有善心或者沒有善心,實在是大謬不然。其實,這涉及到對於宗教與哲學的理解。“性本惡”、“性本善”無非都是對人性的一種預設,也無非都是對於人性的發展方向的一種思考。
“性本惡”的預設,其根本奧秘在於;它越過了“好人”與“壞人”的判斷,直接把人界定為一個自由的人,其中有上帝的一半,也有愷撒的一半。本來,人性是一個黑箱,根本沒有人能夠解釋清楚,也沒有人能夠真正把把握。中國誤以為可以把握,因此通過“性本善”的預設,來要求每個人都必須去做到最好。西方的設想,是認為人性根本不可能把握。人一生下來就在犯錯誤,例如偷食禁果的亞當夏娃;而且人再聰明也還是會犯錯誤,例如俄狄浦斯,世上只有他才能夠猜破斯芬克斯之謎,才知道“人”是誰,但是,不還是不知道“我”是誰?強大的斯芬克斯仍舊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毀滅他,因此只能是通過一種“性本惡”的“原罪”的方式,期望每個人能夠做得不要更壞。
我之所以一再強調“人性是一個黑箱”,道理也就在這里。從“性本惡”的預設出發,人性的進步就必須通過首先把人變成自由人的方式來加以實現,梅里美問:為什麽人們總是喜歡壞蛋呢?為什麽總是越不值得愛就越是會被人去愛?答案當然是:因為每一個人其實都更接近於壞蛋。因此,自由,應該無條件地先於“行惡”或者“行善”。
首先,人把自己置之於自己的自由意誌,其實也就是把自己的意願完全置之於自己意誌的決斷之下,自己就是自己的全部行動的唯一原因。這,正是人的全部偉大之所在。試看,人的自由意誌是如此之強大,以至於它能夠決斷地不去聽從它的創造者的旨意。能夠一意孤行地區非觸動蘋果不可。那也就意味著:既然連它的創造者都可以被說“不”,那麽,實在也就沒有什麽可以不被說“不”的了。
其次,那怕是自由地行惡,那也會促使每一個人逐漸學會在合情的惡與合理的惡之間去選擇,在小惡與大惡之間去選擇。路要越走越寬,那就必須每個人都只能主動去走向善。作惡,則只能越走越窄。最後,每個人會先後不同、程度不等地逐漸意識到以小惡去取代大惡,以不惡去消解惡,最後,才有可能以善來代替惡。顯然,黑格爾說的“理性的狡計”,康德說的“大自然的天意”,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區別於中國的事先制定了某種最好的規範,要求每一個人去無條件效法,例如女性之於“三從四德”;西方卻是通過試錯的方式,放手讓每一個人去自由行事,意在讓每一個人逐漸意識到,兩害相權,最好的選擇是逐漸地學會主動去取其輕。“君子成人之美”、“與人方便,與己方便”。歌德的《浮士德》的重要性,在西方要相當於《聖經》,有人說,它是第二本《聖經》。原因就在於,歌德用六十年的時間,參透了西方文化的根本:先上路再說。而且,你上路以後做好人還是做壞人,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沒有關系,重要的是先去做人、先去做事。因為只有在“做”的過程中,你才會遲早慢慢醒悟:做壞人成本太大,做壞事成本也太大,與此相反的是,做好人做好事卻成本很小,前者是零和博弈,後者卻是雙贏和多贏,只有自由為善,才有真正的發展空間。於是,每一個人就在“做”的過程中慢慢學會了兩害相權要取其輕,兩利相權要取其重。
總之,“信仰的自由”的真諦在於:自由先於信仰。在這里,自由的本來含義並不在於它多麽美好的,而在於只有它,才是一個真正的開始。每一個人的信仰,都要從自由的行惡和自由的行善開始起步。因為,有了自由意誌,人類當然可以犯罪,但是也就有了可以逐漸不再犯罪的可能。有了自由意誌,人類當然可以不去行善,但是也就可能最終逐漸走向了行善。自由當然不是善,但是,自由卻是善之前提;自由當然不是惡,但是,自由才是惡之死敵;最後,自由當然也不是信仰,但是,自由卻是信仰之源頭。
“信仰的自由”的真諦並非僅僅到此為止,因為,“信仰的自由”的更為重要之處還在於:它逼迫著“自由的信仰”的出場。
從中國人的眼光看去,對於“信仰的自由”,很可能會有一種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的感覺。我們可能不會贊成如此地放縱自由,尤其是自由地行惡,但是既然放縱了,那我們也就會想當然以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此,自由行惡的盡頭,就是自由行善。然而,在基督教那里則不然,自由的行惡與自由地行善,並不存在善最終戰勝惡,而是善惡永遠此消彼長,而且,正如哲學家馬克斯·舍勒爾所說,人相對他自己已經完全徹底成問題了。而我們最大的障礙就是,是人卻無法像人那樣活著。為什麽會如此?又為什麽要如此?原來,基督教是要把你逼入絕境,是要讓你不得不承認:無論如何努力,還是怎麽都不行。原來所謂的“人性惡”並不是指人會做壞事。而是指的人永遠不可能完美。“永遠不完美”,就是基督教給自己所規定的“原罪”。猶如不管你跑的多快飛的多高,但是都跑不出腳下自己的陰影。你必須為這個陰影、為你所有的罪惡背上十字架,也必須去付出血和淚的代價,誰都無法幸免,也沒有誰能夠幸免。
同時,在善惡的對比中你又意外地發現,善是如此可貴有如此值得珍惜,於是,只有在這個時候,你才會幹脆轉過身去,提前進入絕對的善、純粹的善。此時,盡管在現實生活中你根本無法做到,但是,在精神生活中你卻寧願把自己的生命從肉體中剝離出來,去固守那最為美好的東西。西方有名言雲:失敗從哪里開始,拯救也必定從哪里被準備出來;哪里有墮落,哪里就有拯救,道理就在這里。
這,就是“自由的信仰”!
相對於“信仰的自由”的關鍵詞“自由”,“自由的信仰”的關鍵詞是“信仰”。正是因為人的肉體生命永無獲救的可能,人的精神生命的無限空間也就得以敞開。我已經剖析過,在其它的宗教,一切都是事先規定好了的,應該做什麽,不應該做什麽,都是事先規定好了的,但是,基督教卻不同,在所有宗教中,基督教是唯一的強調自由選擇的宗教,它首先是把凱撒的還給凱撒,只要你願意,一切都是可為的,但是,當你做凱撒做到了最後,卻又終於發現自己再怎樣努力也無濟於事,也仍舊救不了自己,然而,你卻又絕對不甘心失敗,於是,終於發現,你可以轉過身去面對上帝,可以把上帝的還給上帝。我倒下去的時候,也正是我站起來的時候。彌爾頓在自己的《失樂園》里,曾經讓上帝出面發言,他說:“不自由,他們怎麽能證明他們的真誠,出於真正的忠順、篤信和愛敬,那可以只顯得他們迫於形勢,並非心甘情願。這樣的遵命,我有何快慰,他們又怎能受贊美?” 顯然,正如黑格爾所說:“一個惡徒的犯罪思想也比天堂里的奇跡更偉大更崇高。”沒有把凱撒的還給凱撒,就沒有可能把上帝的還給上帝。
值得註意的是,“轉身”,還意味著自己作為人的完全的無能為力,自己的無法依賴自性力量而得救,自己的努力,全然是怎麽做都不行,盡管一再地掙紮著站立起來,可是卻又一再地發現,自己並未站立為“人”,而是依然站立為“獸”。於是,就只能轉而去尋找他性的力量、外在的力量,並且借助於外在的力量來在心靈上認領自己,把自己從心靈的黑暗中解放出來,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的心靈空間,同時也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生命高度。我活著,但又不是我活著,而是信仰在我身體里活著,是信仰在我的生命里工作。無疑,這仍舊是把上帝的還給上帝。
有一個古希臘的故事,有助於我們來理解“轉身”的至關重要。這個故事叫做:哲學家的最後一課。說的是一位哲學家培養了幾個學生,到了考試的時候,哲學家就給他們出了這樣一道題目:在一片田野里,長滿了雜草,那麽,怎樣才能消滅雜草呢?顯然,這個題目就相當於在問:怎麽樣才能消滅自身的動物性呢?卷子交上來以後,老師一看,真是什麽答案都有,例如,要把雜草除掉,要把雜草燒掉,等等。於是,老師說,要不這樣吧,咱以後再見面吧。結果,一年以後,他的徒弟沒有一個能夠把雜草除掉的,只有老師,真的把雜草給除掉了。那麽,老師是怎麽做呢?其實也很簡單,他只是在地里種滿了莊稼。顯然,老師是在告訴自己的學生,要與某些醜惡的東西告別(例如動物性),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轉過身去面對那些美好的東西,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最終戰勝那些醜惡的東西。
顯然,這就是基督教。這就是不但超出了宗教、進入了哲學、成為了文化而且更教會了英美等國家的基督教,這就是去自覺“領悟無限”,去自覺實現“根本轉換”的基督教。形象地說,全世界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在整個現代化的孕育過程中都是“腳”先出來,但是,在基督教的推動下,英美的整個現代化的孕育過程卻是“頭”先出來,因此,英美的現代化的步伐更為健康、更為神速,也就都不是偶然的了。
還回到中國,意識到西方的崛起與先“基督教”起來的關系以及中國的衰落與未能先“基督教”起來的關系,畢竟還是未能讓眾多的中國人信服,但是,先“信仰”起來,卻無異於打開了一扇思考的大門。
我們看到,事實上,與其說現代化是基督教的產品,其實遠不如說是基督教的副產品。因為基督教的全部目標都是成就精神的人,又何嘗考慮過現代化之類的塵世凡俗,可是,因為在基督教之中存在著“原罪”觀念、存在著包括“欠債—還債“的情感倫理,於是,終生辛勤工作,去贖自己的罪,也就非常必要了。於是,衣食住行、日常瑣事乃至職業活動,也就統統被看做了意在贖回先前犯下的“原罪”的工作。這樣,人之為人就不能不時時刻刻去“還債”,不能不時時刻刻去毅然承擔起塵世生活。承擔塵世生活,是人的絕對責任,也是人重獲新新生的希望。因此,塵世生活也就有了絕對的意義。也因此,現代化這一副產品,也就順勢而為同時也就順理成章了。
遺憾的是,這一切在中國學者那里竟然是一無所知。在發現了先“基督教”起來的特殊作用以後,引發的也不是對於基督教所蘊含的“自由的信仰”的積極思考,而是一片自吹自擂的自我鼓噪。例如,不遺余力地鼓吹先“儒教”起來,先“道教”起來,先“佛教”起來,如此等等,它們天真地以為,如此一來,就可以解決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問題,然而,在先“信仰”起來的歷史事實面前,這類的“鼓吹”與“解決”卻顯得如此不堪,以至於根本不值一駁。
中國的實用宗教是有目共睹的。“中國人為什麽走不進天堂”?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困惑。中國最喜歡的,是“神道設教”,對此,孔子解釋為“祭神如神在”。這也就是說,我只是去裝腔作勢地祭祀、去信奉一個宗教,但是祭祀與信奉的目的卻不是宗教的,而是實用的,例如,是為了有效地組織起社會力量。中國從黃巾軍起義一直到洪秀全的天平天國,宗教都是組織社會力量的一個很重要的砝碼,但是,這類的宗教也都沒有給中華民族帶來任何進步的東西,帶來的只是中華民族的大倒退。例如洪秀全,它利用宗教所做的事情就實在是不恥,更不要說他利用宗教發動社會大革命所導致的上億人口的夭折了。
事實上,說中國充斥著的大多是蠱惑、迷信乃至邪教,真是一點也不為過。魯迅在五四的時候就批評過,中國的信教就是“吃教”。回想一下,我們到廟里都幹了什麽?許願?!我經常問我的學生,今天我也問問你們各位聽眾,你有沒有許一個願然後就磕頭、就捐錢的?沒有?我相信沒有!中國人都不會幹那種吃虧事的,許願都最少是三個,甚至是四個,自己還偷偷加了一個,如此許願,真是讓老佛爺不堪重負。可是,我們又在佛前承諾過要奉獻什麽嗎?什麽都沒有承諾,而且是——而且是從來都沒有承諾。但是,基督徒有這個樣子進教堂的嗎?我們必須要追問:信教到底是為了讓你得到什麽,還是為了讓你失去什麽?
我經常說,從美學的角度,西方的教堂和中國的寺廟之間的區別,絕對不是一句“民族特色”就可以忽略不計的,例如,中國的寺廟為什麽一定是依山而建,為什麽一定是憑地而起呢?大家會說,是“中國特色”,但是,“中國特色”就對嗎?那麽,為什麽西方的教堂就偏偏要拔地而起?“憑地而起”和“拔地而起”之間是否存在著美學的截然差異?其實,“憑地而起”的關鍵就在於:不肯脫離現實;而“拔地而起”的關鍵則在於:精神的超越。而且,西方的教堂就是西方人的精神雕塑,它象征著西方人的精神賭博:我這一輩子就是要堅決向上帝給我指的目標超越!所以西方的教堂都是遙遙指向天空的。在這意義上,其實西方的教堂就是五個字:靈肉剝離器。進了教堂以後,你的肉體就頹然而落,而精神卻一下子就淩空而起。但是中國的寺廟呢?也可以說是五個字;“靈肉剝離器”,不過,卻是把精神剝離出去了,到了寺廟里以後,你的精神頹然而落,結果,剩下的就只是期盼長生不老多子多福的肉體凡胎。
而且,中國人對於“信仰”的理解也完全有誤。第一個,是把信仰曲解為信念。可是,信念是個具體的東西,例如共產主義,但信仰卻不是一個具體的東西。它完全是一個抽象的東西,像圓,現實世界根本沒有圓,只有橢圓,可是,這卻並不影響我們去追求圓,並且以對於圓的追求作為我們的信仰。第二個,信仰不是崇拜。崇拜是來自於一種外在的服從,一種奇跡,當然,信仰完全不是。第三個,信仰更不是迷信。兩者之間的區別,這里就不用去細說了。
更何況,以儒為教,也實在沒有什麽可以稱頌之處。漢代獨尊儒教,結果卻是近四百年的魏晉南北朝的大動亂;同樣是在西方的基督教崛起的年代,中國宋朝的理學導致的亡國,明朝的理學導致的還是亡國。口口聲聲說是儒學的第二期複興,可是為什麽人家與我們同一時期的基督教就推動了世界,我們的新儒學就搞得宋明兩朝都亡了國呢?難道亡國的悲劇宋明理學就不要負責?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把責任推給別人,一說就是宋明理學如何如何博大精深,可是,為什麽麽就不講一講它所導致的國家滅亡呢?
也有人說,中國還有佛教,可是,佛教其實也於國事無補。梁武帝蕭衍、清順治帝不都是因為佛教而釀成政治悲劇、釀成國家的災難和個人的災難?難道這一切還不足以說明佛教盡管於人生有益,但是卻與國事無緣嗎?
當然,上面的話都是人們經常會提到的,而且,贊成者眾,反駁者也眾,誰都沒有辦法說服誰。那麽,應該怎樣去說服對方呢?在我看來,按鈕以說服對方的關鍵是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本癥結。如果能夠再試著深入一步,問題其實也迎刃而解了。
中國的實用宗教、中國的“吃教”乃至中國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之所以都與中國的現代化無緣,最為關鍵的是在於:它們都並非“自由的宗教”。
在前面我已經說過,“自由的宗教”的第一要義,就是 “信仰的自由”。
就像西方的天主教、東正教一樣,中國的無論儒教道教還是佛教,現在回過頭來看,不難發現,都不存在“信仰的自由”。
沒有“信仰的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宗教。在基督教,它第一步就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的思路:信仰的自由,也就是人的自由意誌。而自由意誌的提出,也就開辟了接納性惡這一內在本源的可能性,從而避免了以外在手段去禁止自由意誌的任何可能,這樣,人也就可以把一切善惡都歸之於不可控的自由意誌,並且由此完成華麗轉身,探索出由惡向善、在惡中鍛煉出善的人性拯救之道。
可是,中國則不然了。中國根本就沒有“信仰的自由”,也根本不允許自由意誌的存在。本來,如果允許自由意誌的存在,那麽,即便沒有先“基督教”起來,只要先“自由意誌”起來,也完全可以做到像英美那樣的現代化發展。但是,在中國卻恰恰是“自由意誌”先天就太大的不足。在中國,自由意誌的本源性根本就不存在,對於善惡的探討也不是在自由意誌的平臺上進行的,而是在人天生本性自然為善的假定的平臺上進行的,在中國人看來,所謂自由意誌,其實也不外就是人的自然本性。這樣一來,人性之為人性也就不是一個過程了,人性成為一個需要時時“勤佛試”的問題,而不是一個亟待拯救的問題。
首先,圍繞著人性,盡管中國人也孜孜不倦也提出過性善、性惡、既善既惡、非善非惡、善惡相混等多種觀點,可惜,卻始終都是在維護人天生本性自然為善這個獨斷的假定前提的。這可以被稱作人性的“光明意識”。“滿大街都是聖賢”;“六億人民盡舜堯”;“依自不依他”;如此等等。甚至連中國的宗教也是“自力宗教”。沒有“原罪”的觀念,只有“原善”的觀念;下地獄的只能是壞人,好人只要“吾日三省乎吾身”、只要“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可是,我們已經知道,真正的人性預設卻必須是自我否定的,真正的理想不是“人神”,而是“神人”。因為信仰本來就不是我們生而俱來的東西,而是我們必須去追求的東西,它把未來作為一個禮物賜予了我們,讓我們在今天就提前與未來的生活邂逅。為此,我們必須借助於自我否定,必須在自我否定中得知,這一切都是我們生來所根本沒有的東西,都是我們必須去成為也應該成為的東西,也都是我們本來應該置身其中的東西,並且,因此而得以積蓄起全部的正能量,以便重獲新生,也重獲自由。也因此,在基督教中才經常贊美傾盡全力去順應彼岸世界的百合花,而並非中國的自詡可以出汙泥而不染的荷花,也才經常把生命比喻為一個通道,而不是蓄水池。生命不是從現實的一面展開,而是從信仰的一面展開。生命必須以信仰的世界為中心,讓信仰住進心靈。這就是基督教所提示的生命真諦。遺憾的是,這真諦,我們至今也若明若暗。
其次,於是人性成為了一個可以被用一套外在的現實手段去規定的東西,諸如“存天理,滅人欲”,等等,人所需要去做的,也類似康德說的,是“有限責任”,是一味去“符合義務”。結果,個人也就永遠都沒有出生,更遑論長大和成熟。遇到天災人禍,則毫無例外地諉過於他人,他人永遠是責任者、施暴者,自己永遠是受害者、無辜者,因此,不是懺悔而是控訴,就成為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常態。一部中國文化的歷史,更幾乎就是一部血淚斑斑的控訴史。由此,堪稱奇觀的是,沒有人為自己靈魂的豆腐渣工程買單,卻到處都在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上去譴責他人。推而廣之,彼此勾心鬥角,你死我活、以鄰為壑,如此等等就成為精神生活中的常態。結果,為了保護自己,每個人都不得不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別人,這使得社會共同體被迫進入了一個負反饋和逆淘汰的惡性循環。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一切人對一切人的猜忌,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怨恨,一切人對一切人的仇恨,一切人對一切人的算計、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提防,最終,既然彼此都無法通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呵護來互利互存,那麽,就只好借助權謀、冷漠、自私與投機來增加生存的機遇了。毫無疑問,這樣的精神生活完全與真正的信仰背道而馳,也完全與真正的宗教生活背道而馳。
沒有“信仰的自由”,也就沒有了“自由的信仰”。如前所述,“自由的信仰”,是在“自由的選擇”之外的對於“選擇的自由”的堅持。
遺憾的是,在中國文化里,恰恰就缺乏一點點非做不可的東西。人人恪守的都是忠、孝、節、義、廉、恥、恕、仁之類具體的道德準則,最高的尊嚴也不是信仰,而是道德。最為典型的,就是中國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生命超越方式,有學者稱之為:內在超越,並且沾沾自喜,以為是一大“中國特色”。然而,殊不知這種超越其實就是不超越,完全是自欺欺人。純屬缺乏“信仰的自由”,譚嗣同指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譚嗣同:《仁學》卷下)確實,中國的內在超越其實就是不超越,就是掩耳盜鈴,究其實質,曲意奉承“大盜”的“鄉願”而已。信仰是被選擇的,自由也是被選擇的,自由的靈魂也早已被摧毀得一幹二凈。
由於沒有“信仰的自由”,因此也就沒有了“自由的信仰”。中國人的精神脊梁都是扭曲的。所謂的“信仰”,其實都是偽信仰;所謂的終極關懷,其實也都是偽終極關懷。
因此,黑格爾發現,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分階段的。例如中亞文化與人類文化的少年時期;希臘文化與人類的青年期;羅馬文化與人類的壯年期;日耳曼文化與人類的老年期。可是,中國文化在其中又扮演了一個什麽角色呢?黑格爾說,是人類文化的幼年期,而且,一直都是幼年期。之所以如此,黑格爾認為,是因為中國人內在精神世界一片黑暗,是人類精神之光從未照亮過的荒原,在那里,還是一片原始、自然的愚昧狀態。“凡是屬於精神的東西……都離它很遠”。而在《歷史哲學》中,黑格爾則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是一個沒有時間、只有空間的帝國:“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由此,我們不難聯想到:人們現在常評價拉丁美洲為“百年孤獨”,那麽,古老中國又何嘗不是千年孤獨?
自然而然,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民族,距離現代化何止是相差十萬八千里之遙。
綜上所述,從對於全世界先“基督教”起來的追溯,再到對於全世界先“信仰”起來的追溯,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說:百年以來人們所目睹的中國文化的“信仰困局”是確實存在的。只是,當我們把它表述為先“基督教”起來的困局或者先“信仰”起來的困局的時候,往往易於激起激烈的民族憤懣與怨恨。於是,諱忌諱醫的中國也就在百年中痛失了自我醫治的機遇。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在中國,也因此而始終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當然,這里我並不是提倡把基督教全盤照搬到中國,而意味著去進而探索基督教得以成功的內在奧秘:它是“一種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實體”,它成功地稟賦了“實現根本轉換的一種手段”,而它所實現的,則是“根本轉換”與“領悟無限”。
而這也正是中國文化中所先天不足的。
我說過:我們可以拒絕宗教,但是不能拒絕宗教精神;我們可以拒絕信教,但是不能拒絕信仰;我們可以拒絕神,但是不能拒絕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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