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來自何方,什麼職業,什麼膚色,這個時代,集體狂歡其實可以創造的,孤獨者是可以形成聯盟的。
被稱為「手機裡的KTV」的移動互聯應用「唱吧」的走紅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了。它上線不到一週,就躍至App Store中國區總榜第一名。直到現在,也依然紅得發紫。想像一下,每天數百萬人擠進一家KTV唱歌的場景是怎樣的?
業界人士已經從不同角度解讀了「唱吧」走紅的原因。用「唱吧」CEO陳華自己的話來說,他和團隊當初開發軟件前,研究了美國移動互聯網所有走俏的產品,發現Square依靠在手機的耳麥插孔插入一個讀取信用卡信息的小設備完成移動支付而成為美國最大的線上支付系統; Instagram利用了手機攝像頭的拍攝功能並輔助以各種美化技術創造了一個圖片社交傳奇, Foursquare利用手機GPS定位讓用戶分享所在地理位置附近各種商家信息……「智能手機上的每一個小部件,都可能開拓出一個巨大的市場機會。」這是一個洞察力超強的產品經理的思路。
實際上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解釋,一切都顯得水到渠成。如今人和人的聯絡變得異常簡單,但人們的壓力和孤獨感也前所未有。他們懷揣理想,又總被現實敲打;他們也曾心生倦意,但又不能半途而廢。如果說「憤怒的小鳥」其實是讓都市人找到了一個發洩心裡壓抑和憤怒情緒之渠道的話,「唱吧」則是一種無拘束的集體狂歡,榜單這種中國式加冕程式的設置使這一狂歡達到白熱化。
我這樣說有些老生常談。現在許多好的產品,其實都是迎合了一種社會心態;需求決定供給。本文要討論的,則是另一個話題,供給可以創造需求嗎?
2009年的時候,美國作曲家埃裡克·惠特克(Eric Whitacre)的一位粉絲Lucy,清唱了一段他寫的曲子,錄成視頻放到了Youtube上。Lucy有些不修邊幅,頭皮很隨意披在肩上,唱之前很緊張。但歌聲一出來,埃裡克就被折服了。 「人不可貌相,一定有許多像Lucy這麼有歌者」,他想,他們富有感染力,有想法,有主見,但在人群中可能並不起眼甚至常被忽略,「為什麼不組織他們一起歌唱?」埃裡克萌生了辦「虛擬合唱團」的想法:來自全世界不同國家、成百上千互不認識的網友,將自己演唱的視頻放到Youtube,最後合成「在一起」放聲高歌的樂團效果。
令埃裡克沒想到的是,第一期「虛擬合唱團」的參與者是185人,第二期的時候,Youtube上收到的作品已經超過2000份,來自近60個國家。第三期的時候,參與者已經超過3700人。
無獨有偶。一部名為Life In A Day的紀錄片,也是在Youtube上完成的。由美國導演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和托尼·斯科特(Tony Scott)發起,邀請全世界的網友,錄下自己在2010年7月24日這一天的生活片段,並簡單回答一些問題。他們最終收到來自190個國家和地區的總計近4500小時的視頻!這部紀錄片一出來就引起轟動,無論出現在片中的,還是未出現在片中的更多的參與者,抑或是以千萬計的觀眾,都一一被打動:任何時候你都不是孤立的一分子,所有人其實都是共呼吸,為生計、理想或是信仰而奔走,而最平淡的生活卻也是最有力量的。
說到這裡,不得不提及常拿「享受孤獨」來撫慰自己的作家或藝術家等專業人士。現在,需要重新思考的一個命題是:孤獨是創作的必要條件,還是擔心在喧囂中找不到同道中人時的一種逃避?埃裡克和德利們其實告訴我們,一切皆可以很酷很熱鬧很好玩!不管你來自何方,什麼職業,什麼膚色,這個時代,集體狂歡其實可以創造的,孤獨者是可以形成聯盟的!
美國著名的BigThink博客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一個人的獨奏,就一定無法擁有與他人一起演奏時的那份喜悅心情嗎?看過埃裡克的『虛擬合唱團』表演後,我對之前的定論產生了一些疑問。就算所有的歌手他們都是單獨錄音的,但是他們仍然獲得了巨大的快樂。」
誠哉斯言。我們平時一說 「氛圍」,首先想到的是一個物理或說是空間概念。其實最重要的,是情緒氛圍。埃裡克「虛擬合唱團」的大獲成功,就得益於諸多獨立個體在投入演唱時的情緒,並不比參加一個真正的合唱團差多少,反而因為新鮮刺激和有所期待,可能更興奮。「唱吧」的走紅,和其異曲同工。
項目名稱 | 協議金額 | 實際累計收入 | 實際累計收款 | 簽署日期 | 工程期限 | 工程狀態 |
株洲神農城景觀項目 | 4.32億 | 52,868.19萬 | 31,621.82萬 | 2009年12月31日 | 兩年 | 完工 |
大同文瀛湖項目 | 12億 | 96,360.77萬 | 37,832萬 | 2010年5月7日 | 兩年 | 完工 |
鞍山市城市景觀項目 | 16億 | 1,420.69萬 | 2010年5月21日 | 停工 | ||
衡水滏陽河項目 | 4.46億 | 8,788.02萬 | 4,788.69萬 | 2010年8月5日 | 完工 | |
本溪沈溪新城項目 | 12億 | 10,114.71萬 | 1979.2萬 | 2010年9月6日 | 停工 | |
淄博臨淄區景觀工程項目 | 6.6億 | 8,694.84萬元 | 3600.06萬 | 2010年12月6日 | ||
山西寧武景觀工程項目 | 2.075億 | 4,145.31萬 | 2,200萬 | 2011年3月14日 | 履行完畢 | |
海寧城市景觀項目 | 6億 | 0 | 0 | 2011年4月18日 | 規劃未批 |
先施工後追債,東方園林的現金流難看得很!
單位:億元 | 2012 | 2011 | 2010 | 2009 | 2008 |
| 6.88 | 4.5 | 2.58 | 0.84 | 0.59 |
| -2.51 | -3.96 | -2.59 | -1.14 | 0.24 |
| -1.2 | -0.49 | -0.1 | 0.02 | 0.03 |
應收賬款 | 17.3 | 12.6 | 4.89 | 1.96 | 1.14 |
存貨 | 35.6 | 16.2 | 8.51 | 3.26 | 1.57 |
| 39.38 | 29.1 | 14.54 | 5.84 | 4.16 |
收入除上年存貨 | 2.43 | 3.42 | 4.46 | 3.72 |
朱平
晚上發現這部名為《致電影的一封情書》的視頻短片時,我真的很激動。7分7秒的片子,一共融合了270多部電影的300多個鏡頭,而且剪輯的還是那麼流暢。
幹這事的,是一位網名叫作@握不住的靈魂 的小夥子。他是哈爾濱一所高校的學生。大學期間最大的嗜好就是看電影。「四年,兩千部。」他這樣說。
這是什麼概念呢?一年五百部。也就是說,不管風吹雨打,週末還是過年,這四年平均每天都要看1.369部。一部電影時長大體是倆小時,也就是平均每天他都會花2.738個小時,看!電!影!
他於2013年畢業前夕製作上述短片。他在向電影致敬,更是為自己的堅持以鼓勵。「你若問我電影是什麼?是你無法拒絕的、必須放棄的、失去自我的時刻,無怨無悔的時光。」4月20日他搞定一切的時候,激動地寫道,「今晚終於能跨過自己心裡的終點,從頭來過吧!」
他的後半句話很男人。能和過去說Byebye的,能將終點當起跑線的人是有格局的、有潛力或說終將成大事者。但他的前半句話說的不對,這他媽不是什麼失去自我的時刻,是真正進入自我狀態的一個個牛逼時刻。
也許小兄弟是在悔恨自己太沉迷於看電影而談的女朋友不夠多吧——這也是其把電影視為情人的原因吧。不過沒關係啊兄弟,你每天都在跟情人見面、深交,有的時候坐在凳子上,有的時候趴在桌上,有的時候可能還是在野外,有誰能像你們一樣如此朝朝暮暮形影不離呢!
任何看似不經意的事情,一旦你堅持,一旦形成習慣,久而久之,能量就會打到超乎你自己的想像。你覺察到的,是自己因為堅持而改變——生活改變,工作改變,脾性改變,甚至整個人生軌跡都朝當初沒有想過的方向前行。而外界看見的,是你在改變你週遭的一切,你在改造世界。這話一點也不誇張。
所有成功的人,未必一定是天資聰慧之人,但一定是有一種或幾種好習慣的人。即使不扯這惡俗的「成功」二字,有一個好習慣一定會使你終生受益匪淺。
這種習慣一般與外界的壓力關係不大,而是內心的召喚使然。只有這樣,你才能褒有熱情,從一而終。另外,養成習慣,最好告別儀式感,管它何時何地,管它發生的時候環境曼妙還是喧鬧,干就是了。
蔣介石寫日記寫的好勤快,「幾十年來,我每日必有日課,每日必有日記,雖在造穴顛沛之中,也沒有一日間斷。我在閱讀某一種書籍時,沒有終卷以前,絕不旁騖其他書籍。」他說。蔣介石傳記作者布賴恩·克羅澤說記日記的習慣「纏住了他(蔣介石),他一直將這個習慣保持到死。」其實不是日記「纏住」了老將,是老蔣在和生活、在和自己較真。而較真的人是「可怕」的。
斯蒂芬-金寫小說如痴如醉,「除了聖誕節、國慶日和我的生日外,我都在寫作。」不過他又說自己撒謊了。「我那樣講,是得給記者提供一些有趣的素材,多少有些俏皮的『料』,」他說,「事實上我每天都在寫,管他什麼工作狂啥的,聖誕節、國慶日和我的生日,我也在寫作;對我來說,寫作才是一种放松。」
王小波寫過一篇文章談自己的為何而寫作,」有人問一位登山家為什麼要去登山——誰都知道登山這件事既危險,又沒什麼實際的好處,他回答道:『因為那座山峰在那裡。』我喜歡這個答案,因為裡面包含著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說是山在那裡使他心裡癢癢。除此之外,我還喜歡這位登山家干的事,沒來由地往懸崖上爬。」
好萊塢編劇教練羅伯特·麥基則說,「全世界的劇作家——哪怕是天才寫的東西,有90%都很差,只有不到10%是很好的作品。如果你想每個作品都寫得很完美,你會發瘋的。你得意識到,這90%的所謂垃圾是為了讓你寫出那10%的驚世駭俗的作品,越是天才的作家越能明白這個道理。」
絮叨這些,其實也是在給自己鼓勁。我是個財經寫作者,我從內心熱愛寫作,我也有寫日記的習慣,儘管狀態時長時壞,頻率有高有低;我認識的不認識的、著名的非著名的把讀書和寫作當情人的朋友有許多,他們都是我的榜樣;而我現在在向財經影視人轉型,我正計劃每天看一部財經電影,這也是為什麼我看到@握不住的靈魂 四年如一日堅持看片之習慣時那麼激動。我彷彿看到無數個孤寂和苦逼的夜晚他練功的樣子——正如我現在雙城生活中在北京度過的每一個夜晚。
企業家 | 原企業 | 出獄時間 |
蘭世立 | 東星 | 2013 |
顧雛軍 | 格林柯爾 | 2012 |
李途純 | 太子奶 | 2012 |
張海 | 健力寶 | 2011 |
黃宏生 | 創維 | 2010 |
唐萬新 | 德隆 | 2009 |
陳九霖 | 中航油(新加坡) | 2009 |
龔家龍 | 天發 | 2008 |
戴國芳 | 鐵本 | 2008 |
趙新先 | 三九 | 2007 |
闞治東 | 南方證券 | 2006 |
胡志標 | 愛多 | 2006 |
鄭俊懷 | 伊利 | 2008 |
管金生 | 萬國證券 | 2003 |
吳勝明 | 個體戶 | 2003 |
喬贏 | 紅高粱 | 2003 |
孫大午 | 大午 | 2003 |
禇時健 | 紅塔 | 2002 |
據《21世紀經濟報導》稱,曾被稱為「中國民營航空第一人」、「湖北首富」的蘭世立已於2013年8月7日出獄。蘭世立3年前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他在服刑期間喊冤稱「不能把民企當成豬一樣殺肥了就殺掉」,甚至從獄中傳出一封 「絕筆信」。
粗略數下最近十多年入獄又出獄的企業家或經理人,知名的就有十八位。其中最近兩三年出來的,除蘭世立之外,還有顧雛軍、李途純、張海、黃宏生等人,早些年出來的則有禇時健、孫大午、喬贏、吳勝明等人。
鐵窗富豪出獄後的行蹤分別是怎樣的?十年間,他們的罪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牢獄之災究竟對他們有怎樣的改變?
體制內外有別,重操舊業者多
十八人當中,有五人嚴格意義上說不能稱之為企業家,而只能說是國企經理人。他們分別是紅塔集團前董事長禇時健、萬國證券前總裁管金生、南方證券前總裁闞治東、三九集團前董事長趙新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前總裁陳九霖。
管金生選擇淡出了公眾視野。但他作為中國證券界「教父」級的人物,江湖地位還在,有機構向他發出邀請,他答應了。於是一邊養老,一邊做起財經顧問。他最近也是罕見的一次參加公開活動,是在2013年7月18日一場講述萬國證券歷史之新書的發布會上。管金生見到多位其萬國舊部時笑容可掬。
與管金生不同,闞治東選擇重返資本江湖,玩轉股權投資,一邊是挑選華銳風電這種超級項目,一邊與各省市地方政府結盟。他的個人品牌同樣還在,加上熟悉體制內的遊戲規則,官員們喜歡,國內外各種機構信任,可謂一拍即合。
陳九霖出獄後做過擬上市公司的財經顧問,也玩過股權投資,後來成為央企子公司葛洲壩國際工程有限公司眾多副總經理中的一位。但他現在更喜歡講段子、做「微博紅人」、「創業導師」;不久前說有一位「大老闆」,請他「搞一個30億美元能源基金」,不過要等牟其中出獄後一起搞。
趙新先選擇回歸醫藥業,加盟南京小營藥業集團。這家企業的前身是隸屬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的一家藥廠;趙新先是軍人出身,三九集團前身也是隸屬解放軍總後勤部的一家藥廠。
也就是說,五位國企經理人中的四位,出獄後或是不同程度地與體制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或是利用自己在體制內的餘溫獲取資源。而唯有禇時健這位出獄時已經74歲的老人,選擇遠離喧囂,種起橙子,把果園視為自己一生遇到的最乾淨的土地。
剩下的十三位民營企業家,他們出獄後的想法大多是「離政治越遠越好」。孫大午走向企業幕後,甚至愛上了考古;連一向張揚的健力寶前總裁張海,也刻意保持低調,幾乎無人知道他的去向。
中國民營企業家沒辦法做到獨善其身,不可能與政治絕緣,但他們應當盡力做到和政治保持距離,或是繞道而行。對於蹲過監獄的商人而言,他們尤其明白這一點。
天發石油創始人龔家龍曾被稱為「中國民營石油第一人」。現在他仍對資源行業情有獨鍾,不過戰場不再是國內,而是海外。他聯合其它資本買下加拿大一油氣公司,並興致勃勃描述他未來的資源王國「有石油,有鉀礦,也有鈾礦,甚至還有玉石。」
和龔家龍一樣重操舊業者的出獄富豪佔到多數。當年赫赫有名的鐵本鋼鐵創始人戴國芳於三年前創辦江蘇德龍鎳業有限公司,目標是「打造中國乃至世界最大鎳鐵生產基地」。
如果說在資源行業東山再起難免再在政商關係上遭遇牽絆的話,像紅高粱快餐創始人喬贏等一樣回到充分競爭行業者,如果在商業技能上避開政策雷區,或許真的能夠做到「在商言高」。
如果要論「正能量」,或說出獄後取得成績大小的話,創維集團創始人黃宏生最值得一提。在香港監獄服刑的經歷改變了他的性格——從一個原先極權、霸道、自我的企業掌門,蛻變為懂得授權、善於分享、熱衷激勵的「隱形船長」。
黃宏生出獄首年,在全球彩電量萎縮的背景下,創維營收卻大漲34%;他更是推動通過分拆上市的方式(擬將一家上市公司拆為三家),給團隊內部創業的機會。最新的消息是2013年8月6日,外界猜測良久的創維機頂盒業務分拆上市方案出爐。
控制不住的咆哮,適可而止的討伐
相比前些年出獄者的低調,最近兩年出獄的幾位都可以稱之為「咆哮哥」。蘭世立在獄中實名舉報武漢市副市長,稱地方政治玩弄東星航空於股掌之間;格林柯爾系創始人顧雛軍出獄後更是戴上自制「草民無罪」的高帽召開新聞發佈會,舉報包括前證監會副主席在內的四名高官;太子奶創始人李途純身上的悲情色彩更濃,其多位家人受到迫害,自己到牢裡轉了一圈後被判無罪,他不依不饒,舉報湖南株洲市副市長……
他們為什麼咆哮?皆因政商關係惡化是其落馬的助推器。這與他們是否清白無關,而是說另一種可能性:如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沒那麼劍拔弩張,至少入獄時間不會那麼早,或者在牢的呆的時候不會那麼長。
什麼樣的土壤孵化什麼樣的種子,「企業家身上都是有原罪的」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共識。縱觀十八位企業家入獄時大體所處的三個不同階段,是瞭解時代和牢獄如何改變他們、出獄後他們如何改變自己的另一個視角。
第一個階段是十年前,有別於1980年代個體戶吳勝明因為「投地倒把」就被判處死刑(後改判,2003年出獄),經過1990年代的野蠻生長後,由於摸不準法律法規的邊界而入獄成為「潮流」。
孫大午和喬贏屬於那一波,二人的罪名皆為「非法集資」。孫大午事件當年引發大討論,並最終促成了私有財產入憲。
第二個階段是2006年前後,中國經濟狂飆猛進,證券市場也是一路高歌。民間商人與地方政府都看到「大產業夢」並不遙遠。一些商人的理念是「產值與利潤壓倒一切」,有人則信奉「金融掌控世界」。但他大都沒有預料到的是中國的市場經濟人治成份濃烈,在利益面前沒有絕對的均衡,「多輸」於是成為家常便飯。
戴國芳和唐萬新便是這一類型的典型輸家;但輸家絕不僅僅只是他們。
第三個階段是2009年至今。中國在全球金融海嘯中表面上風淡云輕,實際上卻可能是受傷最重的。因為在屏蔽外界衝擊力的過程中,行政部門之「有形之手」得以冠冕堂皇地越伸越長。當越來越飢渴而凶悍的全球性金融與產業資本來到 面前,中國的政治家和企業家們在都視其為可以磋商、可以利用、可以與第三方制衡的盟友。然則一旦交惡,最先出局者定是民企。
李途純和蘭世立則是在這一背景下倒掉的。李途純除了舉報地方官員外,現在還指證花旗銀行在辦理太子奶抵押五仙山過程中存在欺詐、造假和行賄;而壓倒蘭世立的最後一根稻草眾所周知——通用電氣資本航空服務公司(GECAS)。
但如果說「咆哮哥」們生不逢時卻又是不妥當的。拿蘭世立來說,拋開他的激進之外,其性格缺陷也讓他吃不了兜著走。四年前蘭世立剛剛出事時,我到武漢調研時,聽一位知情的朋友轉述湖北省當年一位主要領導對蘭世立的一句規勸:「禍從口出,禍起蕭牆……要是在戰場上,只要敵人還有一個人還有一口氣,還有一顆子彈,對準你一槍,你就和他是一樣的下場了。」
更重要的是,民間對政治家們的抱怨聲和質疑聲越來越強烈。與十年前相比,民眾更懂得表達情緒和訴求的必要性。而在堵與疏的選項前,官員們總是習慣性喜歡前者。他們人為地選擇站在民營資本的對立面,最後必須有人付出代價。
經濟起伏似乎十年一個輪迴,而中國法治市場的建設似乎也是十年一輪迴。十年前前坊間談的是孫大午案。十年後談的是吳英案、曾成傑案。吳英差點被砍頭,曾成傑已經被秘密執行死刑。
顯然,咆哮是咆哮哥們的權利。但相比吳英和曾成傑,他們又是幸運兒。不過,聰明人懂得咆哮只是一種技巧,且需掌握分寸,而糊塗者天真地以為聲勢大就有理,甚至想扳回一局半局。
企業家入獄現象不會消停。雖不至如驚弓之鳥,但防患於未然然、萌生退意,成為「棄業家」或轉移資產到海外者正絡繹不絕。那些繼續奮戰、曾經激昂,以及有過牢獄經歷的企業家們,如果用一句話說其最大的改變的話,那就是他們更懂得什麼叫「講政治」,也真切體會到了馮侖在電影《中國合夥人》中那句描述中國商人應有姿態的台詞「小姐心態、寡婦待遇、婦聯追求』之意境。
撰文:東方愚
王傳福和王雪紅分別是比亞迪和宏達電(HTC)的老闆,他們分別做過中國大陸首富和台灣首富,都是首屈一指的華人企業領袖。可是,「二王」最近幾年都非常糾結,尤其現在。
王傳福靠做電池製造和做代工起家,後來卻成為「汽車大亨」,並被世界首富巴菲特「看上」,比亞迪一時風光無限,股價扶搖直上。但是沖了幾年後沖不動了——2009年比亞迪的淨利潤是近38億元,2010年是25億元,到了2011年,這一數字直線下滑到不足14億元。問題出在哪裡?王傳福自己的反省是:擴大太快,品質欠缺,一味追求渠道的數量,而忽略了渠道的質量,「我們在做汽車之前給摩托羅拉和諾基亞做代工,只要拿到訂單,就是本事,我們習慣於這種打法,但沒有理解品牌的內涵。」他說,反省結果是「優化團隊,加強品牌設計,進行一場為期三年的針對性調整。」
「為期三年」應當是2012年到2014年,可是,時間還沒過到一半,王傳福「變卦」了。他決定重回代工時代:比亞迪開始接三星的單,王雪紅的HTC的單,加上老客戶華為、諾基亞等,儼然要要成為「另一個鴻海」。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王傳福親任這場「新代工運動」的隊長,而且在2013年6月的股東大會上形容自己「抓住了新的的機會」。
新的什麼機會?賺錢的機會而已。財報稱,2013年上半年比亞迪的淨利潤估計會同比增長30倍。如此爆棚,2012年的基數低自然是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比亞迪在手機和平板電腦代工等IT業務上的突飛猛進。這也將其股價從2012年10月的低谷中拉了出來,不到一年的漲幅已近200%。
好像又可以笑逐顏開了。但這樣的一種情形是否可以持續?比亞迪汽車產品的利潤率將近18%,而手機部件的利潤率最高只有10%多一點。為股東利益計而折返求生,這是一種以退為進的明智之舉,還是一種表面喜慶的無奈敗退?諾基亞,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所以比亞迪喜新不厭舊。但於三星和HTC而言,他們尋找的並非長期的戰略合作夥伴,而是為分散風險的階段性策略。
王雪紅這幾年的軌跡和王傳福是相反的。HTC也是做代工起家的。但後來發力自主品牌,一度在智能手機市場引發「鯰魚效應」,2011年是她最得意最風光的時候,但之後就開始走下坡路,到現在陷入最低潮。2013年第一季,HTC的淨利潤只有一毛錢(新台幣),市值相比兩年前縮水了九千多億新台幣。同樣是在6月份的股東會,王雪紅遭到小股東的炮轟,無奈之中現場給大家每個派發一部最新款的旗艦手機。宣佈完這個消息後,她嘴角上揚,苦笑了半秒鐘。
那麼,她應該怎麼做?她會怎麼做?現在我看到的是,在營銷上加大投入,據HTC內部人士稱營銷費用將增加2.5倍,可謂要下血本;另外是在渠道開拓上做一些調整——蘋果一直以來是全球開花,而HTC卻患上「偏食病」,產品在歐美市場風生水起的時候,中國大陸市場卻溫吞到讓同行都為之捉急;還有就是高層的調整和管理的加強。這一點倒沒什麼特別,比亞迪在谷底時也是動盪地厲害。
顯然,王雪紅沒有像王傳福一樣重回代工(HTC仍有代工業務,但限於接Facebook手機等附加值較高的單),或是拆東牆補西牆。一來她沒有精力——年初的時候要不是比亞迪為她代工,其產品上市會越拖越久;二來,在台灣企業家的觀念裡,像王傳福重回代工的作法,是投機,是短視。宏碁集團創始人施振榮這樣說台灣科技企業的轉型:「許多台灣大廠近些年一直在努力轉型,從單純的做代工轉向做品牌,但他們從科技研發、管理、科學研究各方面都還是代工心態,還存在『價值半盲文化』,即對很多事情的理解處於一知半解。」
沒錯,從「局外人」施振榮到親歷者王雪紅,都把HTC的大俯衝視為自己必須要繳的學費,只是王雪紅可能接受不了施振榮對HTC轉型效應顯現給出的十年時間的預估。但他們都接受不了的是「王傳福式」自救。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即使王雪紅不能盡快走出泥潭,但她更受業界尊重。她和王傳福面對危機走出的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子,其實是台灣和大陸在商業文化、企業家精神等方面存在差異的一次鮮明體現。
「沒想到馬云和柳傳志陷入那麼大的輿論漩渦」,馮侖坐在沙發上側了一下身子說,「像老柳說的『不談政治』,多大點事啊。」
這是2013年7月26日凌晨0:20。在西安出差的馮侖飯局結束回到酒店,接待了幾撥來訪的客人後,絲毫沒有倦意。在我坐下來跟他聊之前,他剛給下屬們慷慨激昂地講了一堂課,期間毫不例外地用到葷段子。
沒錯,任何嚴肅命題到老馮嘴中,都能變得形象生動。他喜歡用飲食男女那點事,來解構週遭的一切,尤其是政商關係:「萬通要做夜總會裡的處女」 「政治家鬧洞房,企業家打呼嚕。有時在洞房裡的動靜太大,我們會提醒他們小聲點,他絕對沒有想過進到洞房」「企業家和政治家應該只是精神戀愛」……
又如馮侖在陳可辛電影《中國合夥人》中原本是沒台詞的,但他主動要求加上一句,慨嘆中國商人不易:「在外頭混其實是『小姐心態、寡婦待遇、婦聯追求』。」這句話老馮之前其實常講,分別指的是服務至上、沒人疼愛、響應號召。
馮侖最愛張藝謀電影《金陵十三釵》中玉墨這一角色,被人欺負過、誤會過,但形象從灰暗到偉大。
馮侖為什麼愛講葷段子?這個問題跟「中國導演為何愛拍古裝戲」屬於同一種範疇。《中國企業家》雜誌去年採訪於1993年最早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的23位企業家中的幾位,問其生存智慧,「講政治」是異口同聲的回答。講政治是企業家的第一要務,就像拍戲是導演的第一職責,關鍵問題在於怎麼個講法和拍法。
馮侖用看似庸俗的方式來闡明態度、表達憤懣。有時你可能會覺得他打的比方有些過,但他自己清晰邊界在哪裡。他是老江湖,他懂得邊界,不會輕易得罪人,深諳如何做到八面玲瓏卻又彰顯個性。
不過說起來也挺可悲的,二十年前中國商人成為政協委員被視為地位提高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但在此前不久,劉永好兄弟還曾試探政府:如果「上面」有需要,我可以把企業所有權交給國家,自己只保留經營權,結果令人「興奮」,他們後來成為了中國首富。
二十年過去了,如今另一位「中國首富」、三一集團創始人梁穩根卻仍然在說:如果共產黨需要三一,我很高興把它交出去,「我的生命都是黨的,何況廠子」。
與其說梁穩根對執政黨的感情有多深厚,不如說一些中國民營企業家對「安全感」一詞的理解發生了變化。這個時代人人缺乏安全感。不過有人理解的安全感是私有財產權,而有人視人身安全為頭等大事,這至少是種次優選擇,或者說是中國特色的「帕累托最優」。
可是,拱手獻出自己的企業你就一定安全甚至換取到信任嗎?榮毅仁式的傳奇是不可能被覆制的。當然舉榮氏家族的例子也不是太妥當。
馮侖對梁穩根的姿態頗有微詞,但卻表示理解,「在中國,政治主導很多事,連床上事都要主導,能指望它不主導商業嗎?」他的這句話中透著無奈。和許多別的企業家的一樣,他能做的,就是通過結構設置及海外投資等一些安排,來規避風險,防患於未然。
就好比戲裡的周星馳是喜劇大王,而戲外的星爺其實很刻板一樣,許多企業家的真實形象和心態遠與我們看到的不一樣——王石身上的標籤是灑脫、挑戰極限,其實他有著極強的控制慾,而且一直有著成為政治家的夢想,只是屢敗屢戰、心灰意冷。因為無奈而灑脫,和與生俱來性格上的灑脫,是完全不同的。
馮侖亦然。他愛講葷段子也是近些年的事。他對政治也曾熱衷過,他其實想過成為在臥室「鬧洞房」的人,而不只是在客廳「打呼嚕」的人。況且,他根本睡不著,談何打呼嚕?就算打呼嚕,也是假寐而為。他的耳朵通宵豎著,去仔細聆聽、分辨洞房聲音中暗藏和不經意洩露的各種契機。第二天早上起來,他若無其事,講著別人的葷段子。娛樂了大眾,又博得了洞房中人一笑。
如果把過去二十年一分為二,我們會發現2003年至今的十年,是中國民營企業家最為糾結的十年。2003年孫大午事件的焦點是私有產權,2008年黃光裕事件的關鍵詞是政商結盟,2009年杜雙華事件則是國進民退潮的一個縮影,2013年馬云和柳傳志的兩起風波則緣起「談不談和怎樣談政治」 ……這些代表性事件加總起來,是關於企業家在財產保護、政商關係、產業競爭、民眾期望等諸多方面都走向迷失或迷惘的一幅畫卷。
於是許多人緬懷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野蠻生長。「你看現在北京CBD一半是當年海南的皮包公司蓋起來的。」馮侖在一次談話節目中這樣說。潘石屹聽了做嬌嗔狀,可謂得了便宜還賣乖。可是如果時間在九十年代停留,雖然野蠻人也會有創新,但生長成什麼樣就很難講。該爆發的問題總會爆發,越延後其破壞性越大。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企業家們今天的焦慮和迷惘其實是正常的。改革開放35年,從沒有一個時刻像今天一樣整個信任與信仰匱乏、危機和戾氣瀰漫。我挺贊同經濟學家許小年的一句話。他說,社會由經濟、制度和觀念三年子系統組成,但現在的情形是經濟子系統發生了重大變化而制度和觀念基本是舊的。
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則是一直以來從傳媒到大眾甚至到企業家,都沒有把企業家群體當成「普通意義上的人類」來看待。沒錯,企業家是推動經濟與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但他們絕非超級能量體。在政治和多元的社會思潮面前,每個人都是平常人。
馮侖的葷段子用戲謔的手法把企業家視為平常之人、庸俗之人,這原本是他自己的一種生存技巧,現在許多企業家感同身受,正引發漣漪效應。從這一個角度來說,老馮是個活雷鋒。
此時此刻,我們看見的是中國企業家正集體變得謹慎,甚至玩起躲貓貓,看不見的是他們可能發生新一輪的蛻變——從價值觀到方法論的蛻變。若樂觀一點,則可說這是企業家精神重塑的一次機會,但若悲觀而言,更多的「棄業家」則可能湧現。
因為要將上市公司「一拆三」,創維自2013年伊始,就成為家電行業關注的焦點。在創維的整個業務版圖中,彩電所佔的比重超過8成,緊接著便是數字機頂盒和液晶器件。年初的時候創維即發佈公告稱,兩塊業務將分別在A股和H股上市,方式分別為收購一間A股上市公司和在港IPO(首次公開募股)。
57歲的創維幕後掌門黃宏生從監獄裡出來已經四年了。他為什麼要現在分拆上市?從商業的角度考慮,分拆能夠明晰各業務板塊的責權利,避免厚此薄彼,而兩個或三個獨立的融資平台,也更利於未來發展;另外,創維人如今像和尚唸經一樣天天嘮叨著「2015年500億,2020年1000億」的營收目標——黃宏生回母校時被問到自己的「中國夢」時甚至也是談的這個——分拆上市無疑能夠起到強心劑的效果。
其實另外兩個「迫不得已」的因素更值得一提。一是2015年後國內的有線機頂盒將消失,互聯網革命讓硬件選擇推出舞台或是變身軟件服務商,要知道創維機頂盒業務在全球市場中的份額是22%,必須盡快謀變。二是黃宏生在獄中就提出來要分拆手機業務上市,目的是為了激勵中高層,通過打造一個或多個內部創業平台來提振士氣。當然創維手機業務越做越差,後來乾脆賣掉了。但黃老闆的承諾大家都聽到了。當年分拆事大,得等他老人家出獄後通盤運籌,大夥兒幾乎望穿秋水,終於,創維靚麗的2012財報出來了,總營收378億港元,增長34%,機頂盒和液晶器件業務增幅分別超過30%和18%。時機成熟了!
十年練一劍。創維是第一家老闆出事但企業運營平穩的中國大型上市公司。2004年黃宏生被捕時,離創維發生「陸強華事件」(總經理陸強華帶領創維團隊核心成員及片區經理共逾百人集體離開)才4年時間,儘管黃宏生因此逐漸意識到自己專斷、傲慢的性格,並於2002年拿出1億股股票期權分配給管理層及骨幹員工,但彼時並沒多少人——甚至包括黃宏生、林衛平夫妻自己——對創維的未來有信心。可「奇蹟」還是發生了。
若說「黃宏生應該感謝牢獄之災」可能有些損,但假設黃宏生沒有被捕,而一直任董事局主席至今,很難說創維的成績單比現在我們看到的要優異多少。一個有著超強控制慾且高高在上的人,即使意識到了自己的性格缺陷,你希望他能夠在較短的時間裡成功控制自己的控制慾,可能只能有兩種辦法,一是讓他的夫人或情人制服他,二是把他關到籠子裡,一般而言,後一種辦法比前一種更奏效。
黃宏生是個幸運兒。如果完全說成「時勢造英雄」並不貼切,但鐵窗生涯確讓他以比較高的效率完成了自我革命。
最有意思的是按照香港法律,黃宏生出獄後並不能夠馬上重掌創維帥印。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專斷脾性的「報復性反彈」的可能性。他已經能而且也只能像《締造蘋果神話》一書作者傑弗裡•揚描述當年經歷了風浪後的喬布斯一樣「不再是一位站在河邊根據自己的命令改變河流流向的『統治者』,是一艘順流而下的小船的船長,他引領著這條船的前行,他的身後是喊著號子拚命加油的船員」。
不能回創維當董事,卻能到南京做金龍客車的董事長。黃宏生出獄後還佈局新能源客車,並很快有了實際行動;那麼,如果創維公司能夠一年內完成「一拆三」,加上2014南京青奧會將給新能源客車的契機,外加黃宏生以私人名義投資的地產業,一個架構清晰、多維立體的黃氏帝國已現雛形。
但他絕非高枕無憂。2013年8月6日,創維機頂盒業務借殼上市的事情終於有了實質進展。不過尷尬的是,一週後,創維宣佈推遲液晶器件在港上市計劃。原因無非是市場低迷,投資機構對這一行業態度謹慎且不看好這個時候融資。也就是說,「一拆三」暫時變為「一拆二」。而即使現在如火如荼的機頂盒業務,除了要和政策及時間賽跑外,值得思考的是,我們看到的創維不管如何重組,卻依然是一個硬件公司。現在面對樂視、小米等互聯網公司推出的「盒子」產品,儘管創維也曾推出「酷開TV」以迎合「云時代」的潮流,但無論是在資本投入、合作方式以及商業模式上,它都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再大氣的電視、再清晰的屏幕,如果沒有好的內容支撐,被拋棄的幾率也是比較高的。
這又得回到黃宏生個人經歷上。對於出生於1950年代、經歷過文革的那批中國企業家來說,他們對實業的感情非常深厚——充其量加上房地產業。就算麾下高手如雲,但如果舵手擁抱互聯網的意願並不強烈,你也會幹著急沒辦法,因為於舵手而言,那是一個不可捉摸的全新世界。從創維作為一個「後來者」殺入白電業就可見一斑:「黑白配」可以理解為產業佈局,但選擇2010年這個時刻,更多的可能是看到了白電的高利潤率可以為創維的「千億大計」貢獻能量。這是不是一種盲目的多元化?莫衷一是。但顯然創維人以及黃宏生現在需要經常自問一句俗不可耐的諺語:不要走得太快而忘了為何而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