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保險業國際化突圍：險企“走出去”多為跟隨戰略 更要主動出擊

1月18日，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幹措施的通知》提出，服務業重點放寬保險機構、保險中介機構外資準入限制等機構，釋放出了保險業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積極信號。

在近日召開的“中國保險行業國際化發展論壇”上，鳳凰國際智庫發布的《2016年保險國際化發展觀察》研究報告顯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保險業的國際化程度迅速提高，尤其自2002年加入WTO之後，無論是外資保險公司的“引進來”，還是本土保險企業的“走出去”數量都開始穩步增加，覆蓋面也不斷擴大。

與會人士認為，中國保險行業的國際化是中國企業國際化大背景下的一個必然的趨勢。近年來，險企在服務於中國央企“走出去”進程中，也成為“走出去”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其國際化路徑多為跟隨戰略，未來將更要向主動出擊戰略轉變。

保險開放進程中的跌宕起伏

梳理中國保險市場的開拓之旅可謂一路跌宕起伏。自1949年10月20日新中國第一家全國性大型綜合國有保險公司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在北京成立，開啟了保險公司在中國的正式落地。1952年，外資保險公司完全退出了中國市場。1958年，全面停辦國內保險業務，只保留涉外業務。1966年，保險被視為“封資修”，國外業務也幾乎全部停辦。

輾轉直至1979年，在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分行行長會議紀要》後，國內保險業務逐漸恢複，國外的保險公司也開始陸續進駐中國。

對於保險業的對外開放理念，保監會原副主席、黨委原副書記周延禮表示：“在改革開放之後，我們所走過的路程，我們基本堅持了服務於國家的對外貿易，當時提出要把貿易、金融、銀行保險一塊的推出去。”

自此，中國保險業包括業務、機構、市場、風險、資產和收益等的國際化程度迅速提高，尤其自2002年加入WTO之後，無論是外資保險公司的“引進來”，還是本土保險企業的“走出去”數量都開始穩步增加，覆蓋面也不斷擴大。

事實上，自2002年入世以來，中國保險業的對外開放進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上述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共有保險公司156家，其中外資公司50家，比2002年底的22家公司增加了28家;我國保費收入達24282.5億元，是2002年的7.9倍，同期，外資保險公司保費收入達1165.6億元，是2002年46.15的25.25倍;外資保險占全國市場份額的4.8%，比2002年增加3.3個百分點;截至2016年10月底，保險公司總資產達到14.8萬億元，是2002年的23倍。

周延禮表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保險業進入了全面對外開放的時期，通過這15年走過的路程，實踐證明我國保險業在金融業開放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盡管入世以來，越來越多的保險企業“走進來”，但是外資保險在華業務經營並不理想。鳳凰智庫研究報告稱，雖然外資保險看似來勢洶洶，但縱觀其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的歷史曲線，相對於2005年的8.9%峰值，2015年已下降了整整4.1個百分點。

周延禮表示，外資進入也給中國保險業帶來了一些新的經營理念和經營技術，尤其是他們的管理方式，對我國加強市場監管，提高保險業在參與國際化，甚至同場競技方面增強了實力。

近年來，中資保險業務開展如火如荼。截至去年11月，2016年的原保險保費收入總計28864.87億元，同比增長28.88%。其中財險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8293.69億元，同比增長9.76%;壽險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20571.09億元，同比增長38.61%。

值得關註的是，周延禮在論壇上首次公布了中國保險行業最新數據：2016年我國保費收入30961.01億，超過日本位列世界第二;中國保險總資產151046.5億，支出10481.48億，對世界貢獻度26%，位居世界首位。

周延禮預測，從“十三五”到2020年，保險業的總資產將達到30萬億，保險業、保費收入業務規模能夠在目前的基礎之上擴大一倍。

中資險企競相“出海”

在海外市場拓展方面，自上世紀80年代保險業邁出了國際化的第一步。這以1980年由美國AIG和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合資出建的中美保險公司的成立為起點，目前，多家中資險企均在海外設立了分公司、子公司、代表處等機構，為布局海外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隨著全球化的熱潮和企業國際化戰略的推行，也帶動了保險業務走出國門。據鳳凰國際智庫統計，截至2015年底，內資壽險公司涉及海外業務的境外險種總計有92種，包括健康保險、醫療保險、意外傷害險、醫療保險、人壽保險、分紅保險、投資連結產品等;內資產險公司涉及海外業務的境外險種總計有314種，包括企業財產保險、家庭財產保險、保證保險、責任保險、船舶保險、計算機設備保險、知識產權保險等十余個大類。

除了傳統業務，中資保險的海外收購也相當火熱。近年來，中國人壽、中國平安、安邦保險、陽光保險等險企紛紛競相在海外大舉並購，對海外優質不動產項目進行投資收購，同時，通過收購海外保險來實施其全球化布局戰略。

據中國保險資產管理業協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曹德雲披露，僅2016年上半年，我國保險業海外並購金額達到了65億美元，超過去年全年。

險企“走出去”多為跟隨戰略 更要向主動出擊

“中國保險行業的國際化是中國企業國際化大背景下的一個必然的趨勢。”達信中國副總裁、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孫友文認為。

他進一步表示，中國企業的“走出去”從最初的產品走出去，到後來的勞務走出去、工程服務走出去、投資走出去、資本走出去。再到後來的管理走出去、技術走出去、文化走出去、品牌走出去，這都有它的發展的規律和過程。保險業作為“走出去”嵌入到這些環境和過程中必備的配套產品，也會隨著中國企業的全球化而全球化。

縱觀我國險企國際化的路徑，孫友文分析，一種是跟隨戰略，一種是主動出擊。當企業在上述要素“走出去”的時候，需要相應的金融服務和保險服務，保險公司即發揮跟隨戰略，這些年保險企業在服務於中國央企“走出去”進程中，也成為“走出去”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隨著中國保險行業的國際化程度提高，它的話語權的提升。全球性保險機構的份額在逐漸的降低，中國保險機構的份額在逐漸的提升。這也是中國保險業、中國保險機構在全球的話語權和國際化程度提高的必然結果。”孫友文說，未來更多的公司也會由跟隨戰略轉向主動出擊。

近年來，以安邦集團、複興集團為代表的險企在海外市場的收購，正是自身國際化戰略驅動。以安邦為例，自2014年起，它連續收購了6家國際知名保險公司和其他產業。據悉，安邦在海外並購上的投資總計超過400億元。

對於保險公司國際化的途徑和挑戰，孫友文表示，中國的保險機構要想國際化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自我生長，第一種方式是兼並收購。比如安邦、複興集團更多采用的是兼並收購的方式，以快速建立全球網絡。

周延禮也指出，目前保險公司在往往是通過收購兼並的形式進入海外市場。“真正要設立公司真是比較難，審批的過程是漫長的，要實現中資走出去，首先要了解對方的市場情況，掌握市場的運行制度規則，還有市場的一些習慣，要做好這些事前的功夫。”他說。

“自我生長的模式是一個非常緩慢而且時間長，而且又充滿不確定性的方式。” 孫友文表示，縱觀國際保險機構在全球的發展路徑，很多機構是通過兼並收購來實現全球化網絡，這是一個歷程非常長的階段。

交通部：推動北鬥系統國際化 助力交通運輸企業“走出去”

進入“十三五”時期，北鬥系統迎來了全球系統建設的重要時期，交通運輸行業也進入了轉型升級發展的關鍵階段。

根據交通運輸部出臺的《關於在行業推廣應用北鬥衛星導航系統的指導意見》(簡稱《指導意見》)，到2020年，我國交通運輸各領域北鬥衛星導航系統普及程度顯著提高，應用標準政策環境進一步完善，定位導航服務能力和業務支撐能力明顯增強，北鬥系統國際化取得顯著成果，基於北鬥系統的定位、導航、通信、授時和短報文通信服務體系基本成型。

交通運輸部介紹，“十二五”時期，北鬥系統在重點營運車輛監管、船舶監控、遇險搜救、北鬥系統國際化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成效，北鬥系統應用與行業信息化建設結合日益緊密。

交通運輸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交通運輸部北鬥衛星導航系統應用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彭思義介紹，《指導意見》將進一步擴大行業北鬥系統應用領域、拓寬北鬥系統應用模式、完善北鬥系統應用環境作為重點任務，提出促進北鬥系統在運輸過程監管及服務、路網運行監測、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及安全健康監測、安全應急、物流等多領域的應用，基本涵蓋了行業內對定位導航存在需求的各個領域。

此外，《指導意見》還充分考慮到行業信息化發展趨勢，提出探索北鬥系統在車道級監控管理、無人駕駛等前沿領域的應用，以及促進行業北鬥增強系統和高精度服務體系建設等內容。

“下一步，交通運輸部計劃建設‘北鬥高精度導航與位置服務信息資源中心’，生成面向綜合交通的專業衛星導航增強服務信息，相關項目已經列入《交通運輸信息化“十三五”發展規劃》。”中國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主任、交通運輸部北鬥衛星導航系統應用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曹德勝說。

曹德勝表示，根據《指導意見》，將繼續推動北鬥系統國際化，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將與相關單位配合，推動北鬥系統衛星搭載搜救載荷及地面配套系統建設等工作，繼續推進北鬥系統進入國際搜救衛星組織等國際組織， 推動北鬥系統與交通運輸行業共同“走出去”。

那些年 中金走出來的首席們

昨兒答應你們的舊文更新重溫，一起來看一看，牛逼平臺上的牛逼人物。

曼聯有92黃金一代，基金業中有老虎基金投資家族Novus Tiger Portfolio，而經濟宏觀研究領域，香港中環半條街的首席們，都是中金走出來的。

（不過為中金源源不斷貢獻人才的平臺，其實是國際國幣基金組織IMF，感興趣的還可以看看這一篇。）

1995年由中國建設銀行和摩根士丹利共同發起設立的中金，不僅曾是中國最頂尖的投行，大中華區的研究實力也是一哥，就從歷任中金的首席經濟學家說起（以下按時間排序）。

首任經濟學家不是大家熟知的許小年，而是經濟學泰鬥吳敬璉。

雖然沒有官方沒有記載在成立之初至1997年之間，到底誰是中金首席經濟學家，但在今年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吳敬璉自己主動提及，“在當中石油董事之前，曾在中金公司擔任首席經濟學家”。

而作為《改革》雜誌主編的吳敬璉，在九十年代中期，推薦了一篇關於中國證券市場研究的論文給當年的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被吳敬璉相中的論文一舉獲獎，得獎作者正是許小年。

不過首先把許小年從象牙塔里挖去投行的是美林證券香港研究部，但在美林履新一年後，許小年便加盟了中金，成為研究部負責人。這個位置，他從1999年一直坐到了2004年，中金給的title是董事總經理、研究部負責人。也是許小年，讓市場逐漸熟悉了首席經濟學家這個概念。

許小年後的第三位中金首席經濟學家是哈繼銘。

哈博在中金從2004年待到2010年，這也是中金宏觀團隊最為鼎盛的時候，而哈博出走高盛擔任其亞洲投資銀行部總經理的一刻，也被不少人視為中金由強轉弱趨勢的顯現。

接任哈博的第四位首席經濟學家是彭文生，他在中金待了四年，從2010年10月至2014年10月，之後轉赴中信證券，2016年10月出任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首席一職現時便由2008年加入中金的梁紅，在2014年接替。

梳理完中金歷任的首席經濟學家後，發現他們最明顯的共同點——都是博士，畢竟宏觀研究，博士上手都比較容易。

如果要再按照時間段劃分的話，吳敬璉、許小年多為象牙塔中走出來的學術派，而哈博開始，首席們多了不少海外政府工作的經歷，比如哈博、彭博都做過IMF、香港經管局的經濟師，和中金自身中西合璧的風格也較為契合。

雖然首席只有一個，但是那些年，從中金走出來的首席實則不少，毫不誇張地說，中環半條街的首席都有中金血統。以下按姓氏排名：

胡偉俊完成博士後的第一份宏觀研究工作就是在中金，從2010年4月至2011年5月，之後轉投美林、師從陸挺，加入麥格理是在2013年9月。

林暾亦是彭博時代的中金經濟學家，自2010年至2013年，經常可以看到彭文生、林暾、趙揚三人署名報告。中金之前，他是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現在是弘毅投資首席經濟學家，戰略研究與業務發展部總監。

沈博的中金歲月是從2007年至2010年，擔任香港研究部副總經理，正是哈博帶領下的中金宏觀團隊鼎盛時期。加入中金前，沈博曾是歐洲央行和IMF及芬蘭央行的經濟學家。

張智威在中金的年代，剛好是哈博和彭博交替的時間，2010年2月至2011年7月，此前是六年IMF、兩年金管局的工作經歷。

在2011年加入中金研究部前，趙揚完成自己的博士學位後，當過教授，也任職於香港金管局，他所處的是彭博時代，最終於2015年2月正式加入野村。

哈博時代的2006年加入中金，2010年哈博去了高盛後，邢自強去了S.A.C做中國宏觀研究至2014年2月，之後也加入高盛任私人財富管理投資策略執行董事至2016年5月；2016年6月成為大摩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

除了首席經濟學家外，中金走出來首席的還有策略師（按姓氏排序）。

他是中金2008年從高盛高華挖來的，在中金一待就待到了2013年底，主要負責H股策略。

哈博時代，是中金A股的首席策略師，在中金也擔任過經濟師，2008年新財富的最佳中國股票策略師。2009年9月，履新瑞銀證券，擔任財富管理研究部主管兼首席中國投資策略師，現時仍在瑞銀證券。

被媒體（好啦，主要是我啦）稱為男神分析師的洪灝也是中金一員，在中金北京辦公室，title是執行董事，從2009年到2012年共三年的時間。之後擔任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首席策略師，去年更升一職，成為交銀國際研究部負責人。

所以回到開篇的問題，曼聯有92黃金一代，基金界有Novus Tiger Portfolio，中金又為什麽能培養出這麽多的首席呢？

首先中金是中國投行走出海外的第一家，政治、政府資源強大；且早期進入中金的門坎是相當之高，薪資水平也好於國內同行，因此更加能吸引到人才。

從一個博士到比較成熟的宏觀研究員，大概需要至少三到四年的時間。鼎盛時期，中金宏觀的人才濟濟，四個博士同時做研究（外資行宏觀組一般標配是三個人），這種氣場，也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但為什麽最後人才又流走了呢？

先說工作難易程度。外資行多外國客戶，他們對於中國宏觀國情的了解相對肯定少於國內客戶，就跟北京出租車司機各個都是段子帝一樣，國內客戶誰不能說幾句宏觀，對中國經濟的認識那可不一定比你知道的少。

這樣造成的影響就是，對老外說中國經濟會稍微容易一些（有些觀點也會認為外資行在中國問題的研究上又會跟中資行有較大的差別，對中國了解不夠），拋出些細節、故事，他們可能就會很感興趣了，對你的依賴性也會更高；而國內客戶需要你有更多的預判，不僅要能說經濟，還得能談的了策略才能有市場。

第二是語言表達問題。用中文寫報告給中國客戶看，寫作氛圍和發揮情況肯定是更加自得（你要讓我用英文把這篇專欄寫給老外看，我肯定是要哭的）。而外資行得花更多時間磨練英文，但對內容的自由度可能較中資行更大，比如十八大每個政治局委員的背景，英文報告就能寫一寫，但要是中文報告里也這麽幹，客戶估計會心里呵呵，到底咱倆誰知道得多。

可是不是所有人的英文水平都足夠好到可以寫出來、路演出來、接待外國人，所以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令海外首席的競爭池子較國內小了一些。

第三點是公司內部關系。外資行的紀律普遍比中資行好，比如宏觀說了今年我們預計GDP增7.2%，CPI增2.1%，那所有的行業分析師都會跟隨，大家統一口徑。

但是大家也知道，宏觀研究也有出錯的時候，中資行如果看錯了，那就會感受到流行語所說“就怕豬一樣的隊友”帶來的深深壓力，除了行業組還有銷售交易部門。

最極端的情況是，觀點得不到銷售的支持就算了，還不知道銷售是怎麽在客戶面前推廣和你觀點完全不同的觀點的，所謂“有些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外資行對中金的沖擊主要在人才的搶奪上，而內地券商對中金的競爭就稍顯殘酷了。當年中金抓住的是國企出海上市大潮，2009年時，中金的承銷收入10.9億元，市場份額達到20.64%。但隨著巨無霸國企普遍完成上市後，中金對中小項目的不感興趣，令其投行在承銷中的市場份額出現急速縮水，2011年只剩1.27%

兩大核心業務跛腿了投資銀行後，堅守非上市地位的弊端也顯現了出來。過去幾年內地較為成功的券商，比如中信、海通，靠的都是上市做大資本金，否則二級市場經紀業務將不足以對沖一級市場收入增速急劇放緩的風險。（當然到了今年的情況是，券商大資管時代加互聯網金融，以往單靠營業部網點多就能取勝，說不準又會變成券商今後的負擔）

此外，內地近些年私募、PE發展快速，內地券商中很多研究員早已跳槽去了這類機構，很多經過成長後也成為基金經理，他們也為各自的老東家帶來不少經紀分倉。但在投行業務好的年份里，中金相對其他券商的流動性並不大，令其現時在公墓基金“人情牌”比拼中也較為申萬、國泰君安等落後。

第三點就要說到中金嚴謹的作風，可謂成也蕭何敗蕭何。合規風控非常嚴格，大佬們寧可少賺點也不願意做違法或灰色的事，穿鞋的當然比不過偶爾光腳的了。

雖說中金近些年的發展不盡如人意，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確實為資本市場培養出來無數的人才。有首席表示離開中金後，雖然大家的服務對象不同了，但不可否認以前的同事們仍是行業內的精英，有時也會聚聚會，中金令其有機會進入資本市場，學習到的都是無價的。盡管這幾年中金的發展不盡如人意，但是相信這也是公司在大背景下，能做出的最好成績了。

至於你問中金的未來會怎樣，其實我覺得從他培養出來的首席身上就可以找到出路：要麽國際範一走到底，要麽比國內更接地氣地做研究和宣傳。中西合璧的道路，香港這個領先指標已經示範，未知還是太多，你看中金在香港上市至今的股價走勢，趨勢在哪里呢？

銀監會規範銀行服務企業走出去 四大類風險重點覆蓋

1月25日，根據銀監會網站消息，銀監會於1月9日下發了《關於規範銀行業服務企業走出去 加強風險防控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規範銀行業服務企業走出去的經營行為，加強各類風險防控。

“隨著我國企業與金融機構走出去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提升，相關風險和問題日益顯現。”銀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

《指導意見》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服務企業走出去提出了明確戰略定位、加強重點領域服務、強化風險管理等總體要求，其中在相關風險當中，側重於督導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強信用風險、國別風險、合規風險、環境和社會風險四大類風險管理。同時還對銀行開展跨境並購貸款業務、內保外貸等跨境擔保業務做出相應要求。

根據銀監會數據統計，截至目前，中資銀行在境外已設立了超過200家一級分支機構，共有9家中資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26個國家設立了62家一級分支機構。在監管合作方面，銀監會已與67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監管當局簽署了監管合作諒解備忘錄(MOU)或合作協議。在64個“一帶一路”國家中，銀監會已與27個國家的金融監管當局簽署了MOU或合作換文。

四大類風險重點覆蓋

在銀行服務企業走出去加速的過程中，遇到的風險包括與境外機構與業務有關的戰略風險、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合規風險、國別風險、環境與社會風險、流動性風險以及操作風險等，面對這些風險，銀監會要求銀行提升全面風險管理的能力。

《指導意見》對信用風險、合規風險、國別風險、環境與社會風險四大類風險的管理做出了詳細規定。

首先是信用風險，上述銀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稱，其中要求強化盡職調查，所有走出去的項目，資金是否投得出去、是否收得回來，需要金融機構自身去把關。

銀監會要求銀行“深入分析項目所在地經濟、法律、政治和社會環境，審慎評估項目盈利能力和相關風險，獨立研判項目可行性。”

此外，銀行也要自主審貸，細化和完善責任追究制度，即屬失職、失察導致風險事件發生的，應根據事件調查結果並視情節輕重，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其次是國別風險，這是銀行服務企業走出去談及比較多的風險點。“當前，地緣政治變化很快，包括‘黑天鵝’事件也比較多，大國政策博弈等可能會帶來地緣政治的風險，銀行要特別註意。”前述銀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

在國別風險管理方面，銀監會要求銀行結合《銀行業金融機構國別風險管理指引》印發以來銀行業金融機構在國別風險管理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暴露出來的薄弱環節，健全國別風險管理體系，提升國別風險限額管理能力，健全應急處置機制，計提國別風險準備金等。

三是合規風險，這是近年來銀行發生風險事件之下被提及的風險管理重點領域。銀監會要求銀行加強合規資源配置，即合理設置總行(公司)和境外機構合規崗位，配齊合規人員。

同時，也要求加強客戶準入把關，銀行在“了解你的客戶”原則下，必要時還應了解“客戶的客戶”等情況。特別是深入調查客戶是否存在洗錢、恐怖融資等違法違規或不良行為記錄。

加強反洗錢和反恐融資管理方面，《指導意見》也要求銀行及時錄入、更新制裁名單，對借款人、匯款人、借款及收款單位的主要股東、高級管理人員受制裁的情況進行動態審查。加強反洗錢系統的開發和維護，滿足反洗錢工作數據采集、篩選、分析和報告的電子化需求，加強可疑交易的識別和報告。

“現在有銀行還做手工識別，是落後於監管要求的。”銀監會上述有關部門負責人稱。

第四是環境和社會風險，這是一個相對比較新的風險管理要求。針對銀行對於境外業務的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薄弱問題，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實施環境和社會風險全流程管理，維護當地民眾權益，增進與利益相關者的交流互動，加強相關信息披露。

中資銀行的國際化布局，與當地文化是否能夠融合也是一個關鍵點。《指導意見》要求維護當地民眾權益，尊重當地文化等，同時對存在潛在重大環境和社會風險的境外項目，應與客戶事先約定，以適當方式及時披露項目名稱、主要投資者和承包商名稱等關鍵信息。

此外，在加強監管方面，銀監會也表示要強化跨境監管協調，要求銀行業協會加強與銀行等溝通，建立境外投資合作企業“黑名單”制度。

防範跨境並購貸款、跨境擔保風險

在《指導意見》中，銀監會還特別提出了防範重點領域風險，其中包括銀行開展跨境並購貸款業務、開展內保外貸等跨境擔保業務。

前述銀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表示，從國際並購融資來看，銀行貸款並不是特別突出，主要通過發債來並購，銀行並購貸款只作為搭橋貸款，一般一兩年退出，風險不集中於銀行。

而中資企業做跨境並購，在國際知名度不高等因素下，並購融資來源主要是銀行貸款，多以5年、7年等中長期貸款為主，風險相對集中在銀行。因此該負責人也提醒銀行在做跨境並購貸款時要註意幾大方面：

一是註意把握項目本身有沒有並購的增值效應;二是並購管理的水平，是否能夠產生協同效應;三是交易結構安排上，是否有例如資產質押等相關的安全保障;四是合同條款的法律問題。

銀監會在《指導意見》中也要求，銀行開展開展跨境並購貸款業務，要綜合考慮並購方的資信狀況、經營管理能力、財務穩健性、自籌資本金充足情況，並購標的的市場前景、未來盈利、國別風險、並購協同效應等因素，充分考慮並購過程中的交易操作風險和業務整合風險，審慎介入周期性行業及跨行業的境外並購項目。

對於內保外貸等跨境擔保業務風險防範，銀監會要求銀行加強融資第一還款來源分析，審慎評估借款及擔保主體的風險承受能力等。

上述銀監會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內保外貸的風險比較大，對於走出去的項目、國外的項目，銀行不能夠看得特別準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涉及到海外的資產依據相關法律等是否能夠做抵押、後續處置等，因此銀行要求境內的母公司做擔保。但是如果項目運作不能夠產生收益，母公司再承擔不了，銀行會有很大風險。

“長期來看，鼓勵銀行以境外的資產做抵押，籌資方面也鼓勵境外籌資。”該負責人稱。

銀監會：規範銀行業服務企業走出去 加強風險防控

銀監會1月25日消息，為進一步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共建“一帶一路”、推進國際產能合作的決策部署，規範銀行業服務企業走出去經營行為，加強各類風險防控，銀監會近日印發了《關於規範銀行業服務企業走出去 加強風險防控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

《指導意見》共分為總體要求、加強信用風險管理、加強國別風險管理、加強合規風險管理、加強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完善境外機構布局、加強監督管理7個部分，共40條。主要針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服務企業走出去面臨的關鍵問題、薄弱環節和突出風險，提出一系列具體監管要求，旨在加強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戰略定位、風險防範、機構布局的監管指導。

《指導意見》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服務企業走出去提出了明確戰略定位、加強重點領域服務、豐富金融服務方式、加強公司治理、強化風險管理、鼓勵良性競爭、健全責任追究制度、加強保障能力建設的總體要求。

《指導意見》從完善授權授信、強化盡職調查、堅持自主審貸、加強貸後管理、加強擔保管理、合理分擔風險、防範重點領域風險等方面對銀行業金融機構跨境業務的信用風險管理進行了指導。《指導意見》強調，銀行業金融機構應遵循獨立、全面、深入、審慎的原則，加強境外業務盡職調查和風險評估，同時，要積極防範跨境並購貸款、跨境擔保等領域業務風險。

《指導意見》強調了合規風險管理的重要地位，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強合規體系建設，加強日常合規管理，強化合規資源配置，做好客戶準入把關，強化反洗錢、反恐融資合規管理，並提升監管溝通效率。

《指導意見》針對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對於境外業務的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薄弱問題，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實施環境和社會風險全流程管理，維護當地民眾權益，增進與利益相關者的交流互動，加強相關信息披露。尤其是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對能源資源、農林牧漁、重大基礎設施及工程承包領域的環境和社會風險，在提供項目融資及貿易融資時給予特別關註。

小米需盡快走出“旋轉門”危局

股市黑嘴更像是表演藝術家，股民們並沒有把他們當回事，但作為業界神話的小米公司面臨 “黑嘴”苦惱是公認的，銷量之爭、品質之爭、估值之爭……

筆者看來，小米能夠在短短6年時間成長為如此規模的企業，說明它一定具有非同尋常的核心競爭優勢，但屢屢被黑的現實也說明其競爭策略一定有不完美之處。

小米模式的本質是什麽?

有人說小米的高速成長得益於蘋果手機帶來的技術紅利和設計紅利，這只是部分事實。因為同期模仿蘋果的大有人在，最終只有小米成長為真正的獨角獸。

筆者認為小米模式本質上是一種“非價格競爭”增長模型，得益於互聯網紅利、消費升級紅利、蘋果紅利三大風口疊加才創造了業界奇跡。互聯網紅利保證了小米的定價和營銷策略成功，消費升級紅利則是小米高速成長的核心推動力，蘋果紅利作為催化劑提升了小米的用戶體驗。

但好運氣不會一直都在。在IDC 2017年2月份公布的年度手機出貨量排行榜上，小米“眾望所歸”地排在了第五名，和同期蘋果手機的名次差不多。如果把排行榜、廣告支持下的品牌形象提升當作面子的話，利潤就是里子。在產品嚴重同質化的今天，小米已經走到了一個“Y”字形路口，要保住排行榜就需要改變初始策略，依靠巨大的廣告支出和渠道殺入傳統營銷模式紅海沖銷量，要保住里子也就是利潤就要抵抗住外界誘惑，在原有增長模式上精耕細作求突破。

這種成長困境在其他互聯網企業也不同程度地呈現了，只不過作為一家估值高達450億美元的初創公司，超常規的成長規模讓它率先摸到了轉型的天花板。一個由“面子”、“里子”組成的旋轉門代表著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向和完全不同的結果：小米需要盡快尋找到“線上和線下”納什均衡點(又稱非合作博弈均衡，是一種策略組合，使得同一時間內每個參與人的策略是對其他參與人策略的最優反應)來走出“旋轉門”危局。

如何抵抗住外界誘惑?把小米生態模式轉化為一個具有內生性的開放生態平臺，通過產品品質和公司文化構築一種“品質生活方式”社交平臺可能是小米要追尋的終極目標。

小米要突破這種成長的天花板需要從三個方面入手：

一是繼續堅持原有定價策略。人不可能在同一個時間段踏入兩條河流，同理每一種高品質的產品都有自己相應的消費群體，不可能滿足所有人。快消品只要投入廣告銷量總會增長的，但傳統渠道的投入和產出並不是正比關系，高定價、高成本的天然弊端意味著一個產品的失敗可能需要幾個產品的成功才能挽救回來，而且利潤遠沒有看起來那樣好。在信息孤島效應日趨嚴重的今天，這種模式越來越像是一種高投入、低產出的高風險增長模型。相對而言，小米為代表的互聯網經濟模式只要產品品質過硬，並佐以適當的競爭手段，在比較優勢作用下真正的好產品會像淘金一樣脫穎而出。當然這需要時間和強大的耐心。

二是提高產品的差異化競爭優勢。堅守固有的增長模式並非固守己見，線上和線下的融合是一種必然趨勢，作為快消品小米也需要實時更新營銷策略，必須站在潮流前列、站在科技前列，提起手機行業最新的設計理念和潮流首先想到的是你，提到最新最酷最炫的高科技應用首先想到的也是你，只有這樣才能帶來更多的流量和關註度，這種產品的差異化競爭研發和宣傳對於嚴重依賴於顏值的數碼產品至關重要，如OPPO的快速充電、拍照等產品亮點。目前除了少量的新媒體廣告，作為一個根基未穩的時尚前沿的快消品來說，小米有點過於保守，畢竟適當的宣傳是和消費者的良性互動和尊重。

三是“鑼(網絡)+糠(富士康類智能工廠)+米(小米)”式的生態平臺是一個要長期堅持的戰略方向，但它是終極目標而不是競爭手段。

規模效應才能帶來零部件議價優勢，這關乎利潤。要解決規模的天花板，小米需要把著力點放在開放的大生態平臺建設上，通過開放品牌、供應鏈、研發和設計能力吸引創業者入駐來解決規模問題，為小米的高成長性帶來更多的可能，也為將來智能家居的生態圈奠定基礎。另外要通過小米產品矩陣構築一個“品質生活方式”的社交圈大平臺。為小米客戶提供更好的增值服務，強化認同感。

但這兩個生態圈平臺是終極目標而不能成為競爭手段。從全行業生態鏈條看，以小米的技術儲備、底層軟硬件資源現階段還不足以支撐這樣一個偉大夢想，還需要在當前的“非價值產品競爭”策略上孤獨地前行更長一段路，更需要通過合縱連橫的收購和合作找到更多同道者才能實現共同富裕。

(作者為財經專欄撰稿人)

廠房里走出科研領袖，“海龜”回國緣何鐘情深圳

2007年，深圳蛇口的一座工業廠房。當時29歲的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博士後鄭海榮，並未想到能在這里開啟人生的新篇章。

鄭海榮原本在美國從事超聲與醫學成像方面的研究，在接受了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下稱“先進院”)面試後，選擇來到深圳。盡管“廠房里的先進院”讓他頗多猶豫，但是他想到這座經濟發達、對科技需求旺盛，並且敢於給青年人機會的城市試一試。

2016年是先進院創院十周年， 目前1283名員工中，有海外經歷的人才501人。

距離先進院約1公里的地方坐落著中國高教改革的試驗田——南方科技大學(下稱“南科大”)，這里也是海外科研人才聚集的“寶地”。

先進院和南科大是深圳海歸人才聚集的縮影。自1990年開始，深圳引進海歸人才，目前已累計引進留學人員7萬余名，居北京、上海之後列全國第三位，其中有超過8000名是經中央“千人計劃”、深圳海外高層次人才等認定的高層次專業人才。

海歸為何青睞深圳?以先進院和南科大為例來看，開放創新的環境，科研經費大力投入、體制創新帶來的吸引力，以及產業資本和科研的強力互動是主要原因。

“老廠房”里的海歸研究者

鄭海榮很慶幸自己多年前的決定。他回國後和幾位同事一起承擔了“用於昆蟲/小動物微觀結構及仿生學研究的高分辨顯微CT研發”的中科院科研裝備研制項目，獲得中科院300萬元項目經費支持。這是先進院生物醫學與健康工程研究所(醫工所)成立後，第一個獲批的生物醫學儀器項目。

鄭海榮在先進院的平臺上迅速成長。2015年，他帶領團隊在國際上率先開展創新性超聲無創深腦神經調控技術與儀器研制，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重大科研儀器項目支持——全國僅五項。2016年初夏，鄭海榮被任命為先進院副院長。

像鄭海榮一樣帶著夢想，回到深圳發展的留學人員還有很多。南科大電子與電氣工程系主任陳意釩，是南科大最年輕的80後系主任。“吸引我的更多是它的理念，想要在創新人才培養上走出一條不同的道路。”他說，深圳的開放與包容，使得他的很多技術有可能比較快地服務於產業、服務於大眾，這在國外很難實現。

八年前，張鍵和丈夫帶著三個孩子從美國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回國，他們舉家要報到的地方就是先進院。

當時的先進院剛成立不久，聲望不大，吸引張鍵夫婦的是院長樊建平的一腔熱血和為他們描繪的定位“國際一流水平工業研究院”的願景。目前，先進院近四成的員工為海外人才，都是樊建平親率團隊，在海外一流高校、科研機構招聘而來的。

從數據上看，深圳在過去三年迎來留學人員歸國潮。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數據顯示，“海歸”連續三年增幅超過40%，2016年上半年深圳引進海歸4817人，同比增長50.91%，目前已累計引進留學人員7萬余名。留學人員從事領域主要在金融、計算機信息技術、制造業、教育等行業。

南科大人力資源部工作人員鄭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南科大全體教師357人，其中有90%來自海外，60%以上在全球排名前一百的高校工作學習過，20%已經是教授職位。隨著南科大在國內外聲望不斷增加，以及人才引進力度的增加，南科大吸引力度呈指數級增長，2014年，該校招收20位教職人員，收到了至少2000份來自海外的簡歷。

深圳迎來的海外留學人員歸國潮和中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直接相關。中國對人才的吸引力越發增強，顯示出強大的“人才磁鐵”效應。如今出國與回國人數比例已從2006年的3.15∶1下降到2015年的1.28∶1，且呈現人才加速回流態勢。

作為一所新成立的大學，南科大充滿了創造創新的可能性，很多教授抱著為南科大“創系”的心願回到中國。南科大數學系主任夏誌宏，是美國西北大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第一批“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他說，南科大為什麽吸引我?因為中國缺乏一個真正國際性的數學系，準確地說，我是來創系，而非創業。

南科大集結了許多像夏誌宏這樣的海外專家，比如環境學院院長鄭春苗，是著名水文地質學家，曾任美國亞拉巴馬大學地質科學系終身講席教授;力學與航空航天工程系主任單肖文是中組部“千人計劃”專家，還曾任微軟公司軟件設計師、美國Exa公司高級主管;生物系主任肖國芝曾以首席科學家身份主持多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R01等基金)和美國國防部的重要研究課題等。

“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好時代”

海外人才回歸的原因是多元的，吸引他們的除了中國展現的史無前例的機遇，還有很多具體的原因。對於科研投入的增加，就是其中之一。鄭重表示，南科大科研經費支持力度在海外排名很靠前。南科大到美國做宣講，發現南科大的科研經費投入超過很多美國大學。

第一財經記者拿到的一份南科大招聘手冊顯示，學校向聘任教師提供充足穩定的科研經費支持，可達300萬～600萬元人民幣。在生活方面，在深圳無自有住房的教師可在校內入住周轉房：教授可入住150平方米(三房兩廳)教師公寓;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可入住100平方米(兩房兩廳)教師公寓。

相比其他大學，南科大作為一所新建大學沒有多少“包袱”，在人事制度方面，南科大向西方高校學習，采取準聘制度，六年非升即走，準聘期內雖然壓力比較大 ，但科研自然有動力，這樣的體系會讓晉升更公平。

深圳先進院能夠吸引到大量海外人才也有其“秘訣”。除了為一流人才配備一流設備和條件外，科研與產業化並重才是其中的大招。

作為由中國科學院、深圳市人民政府、香港中文大學三方共建的科研機構，先進院大膽創新，一方面要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又要自身向市場“找飯吃”。

樊建平告訴第一財經，應用基礎研究與產業化開發能夠同時成功，是因為先進院沒有明顯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的創新階段區分，沒有人為限制科技人員在創新鏈條中的角色定位，項目選擇以可預見的應用和重大效益前景為標準。科研人員有選擇研究方向和項目的自由，醉心於學術研究的人可以在前沿技術領域耕耘，而偏重於應用科研的人才，可以與產業界緊密結合，做出科研成果後迅速產業化。

37歲的劉嘉在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獲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他在先進院帶領一支6人團隊，專門從事腦血管病相關腦血流動力學數學建模與分析的研究，同時和一些醫院、醫療企業建立合作，從企業和病人需求出發來進行醫療器械研發。

劉嘉覺得自己很幸運，來到先進院既可以跟蹤科技前沿做學術研究，又可以結合產業需求做產業。既可以了解醫生要什麽、病人要什麽，還能了解企業要什麽，站在各個維度來審視自己的科研工作，讓科研工作變得更有味道，這讓作為科研人員的人生顯得特別充實。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先進院本部發展方向是技術源頭，孵化出的幾大專業研究所和育成中心定位在技術產業化。同時，產業和資本緊密結合，先進院與社會資本合作，成立了5只投資基金，包括一只天使基金和四只風險投資基金。目前，先進院累計孵化企業502家，其中持股187家，總市值超過250億元。

2016年8月，先進院研究員喻學鋒及其團隊的黑磷系列產品制備及應用技術被上市公司湖北興發化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600141.SH)看中，雙方成立合資企業——湖北中科墨磷科技有限公司。先進院以知識產權出資2250萬元，占註冊資本的45%。

先進院院長助理、公共事務與財務資產處處長黃澍介紹，在中科院新建研究所里，先進院第一個嘗試基金管理業務。旗下基金投資方向有兩個：一是投資先進院自己的好項目;二是投資中科系統之外，但產業方向與先進院學科方向一致的項目。基金運作第三個年頭，有4家公司進入上市環節，有的投資逐漸退出。

為了實現滾動投資，2015年8月，先進院成立了經營性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現在很多知名基金公司紛紛上門找我們合作，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好時代已經來臨。”黃澍說。

在讓科研人員分享科技成果產業化方面，先進院也有其創新之處。2016年春，先進院根據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有關規定，給兩個科研團隊發放一次性大額獎金，其中之一就是鄭海榮的團隊。

2015年，鄭海榮團隊的一系列最新研究成果受到上市公司樂普醫療(30003.SZ)的青睞，樂普醫療出資900萬元購買先進院擁有的涉及二維聲輻射力彩色彈性成像的相關核心技術專利7項。先進院將出售7項專利凈收益的50%約360萬元一次性獎勵給鄭海榮技術團隊及轉移轉化團隊，同時鄭海榮技術團隊擁有合資企業的小部分股權。

兩會丨華峰集團尤小平：“走出去”還是初級階段 建議出海企業“抱團”

資本市場對“一帶一路”關註良久，不過由於整體炒作周期較久，且“一帶一路”在提出至今3年多時間里產出結果並未超預期，過去一段時間來市場對其缺乏敏感，情緒不高。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自發、零散等現象也比較突出。

不過，今年“兩會”上，“一帶一路”利好再次傳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一帶一路”戰略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且明確指出要辦好今年5月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這也顯示出對“一帶一路”的高度重視，地位進一步提升。

“經濟新常態下，一些發展壯大具有產業優勢的企業，正以積極的態度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在深化國際產能合作中，帶動企業裝備、技術、標準、服務走出去，實現了優勢互補，促使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市場占有率不斷提高，成為了行業的領跑者。”全國人大代表、華峰集團董事局主席尤小平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一帶一路”論壇寫入報告

“‘一帶一路’建設是國家深層次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改革開放近40年的實踐告訴我們，一個企業只有樹立全球視野，整合國內外資源，搶抓國內外市場，謀劃‘走出去’戰略，才能有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尤小平表示。

記者了解到，“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涉及65個國家，總人口超44億，占全球的60%以上;年生產總值超20萬億美元，約占全球的30%;沿線國家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發展潛力和空間巨大。

近幾年，隨著我國“一帶一路”戰略布局及經濟結構深入調整，供給側改革不斷加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已從“引進來”為主逐漸轉變為“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並且，“一帶一路”正在改善我國貿易出口結構。近三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達到3.1萬億美元，占對外貿易總額的26%;“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是我國重要的出口國家，截至2016年底，我國對於“一帶一路”的主要受益國東南亞和中亞國家的出口額已經占我國出口額的17.2%，僅次於美國的18.6%。

“‘走出去’戰略以來，目前我國已在全球50多個國家建設了118個經貿合作區。”尤小平表示。

“一帶一路”項目資金落地也受到國內外金融機構的大力支持。國內資金主要包括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的貸款以及絲路基金等，其中國開行和進出口銀行占主導，近幾年中國銀行、中信銀行等商業銀行也開始提供對海外工程類項目的貸款;國際資金則主要包括金磚銀行、亞投行等多邊金融機構。

“除了前期基礎工作鋪設完成，資金的到位也是去年我國企業海外業務出現爆發的一大原因。考慮到項目進行的安全性，資金支持是企業最為看重的因素。”一位賣方分析人士也表示。

諸多賣方則把目光註意到今年5月將要在北京主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目前已有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內的20位各國領導人確認參會。可能帶來的變化包括各國領導人會談有望帶來更多訂單落地;合作關系的加深將使各國政府為當地的項目建設提供更充足的資金支持;此前因為各種政治原因而擱置的數個大型海外項目有望重啟等。

《政府工作報告》把辦好高峰論壇寫進年度工作計劃，顯示出“一帶一路”地位的進一步提升。由於“一帶一路”規劃涉及的國家多為制造業落後、基建發展不足的國家，接下來我國對外投資最大的亮點將可能出現在制造業、基建行業，並進一步拉動沿線國家區域整體開發建設，帶動產品、設備和勞務的輸出。

建議三位一體“抱團”走出去

過去一段時間來，資本市場對“一帶一路”板塊整體關註不夠敏感，板塊過去一個月來指數走勢一般，區間漲幅2.83%，同期滬深300上漲2.17%。有賣方分析師認為，這一方面是板塊整體炒作周期較久，市場對其缺乏敏感，另一方面則是一帶一路在提出至今的快3 年時間里產出結果並未超預期。3月6日，滬深300指數微漲0.24%。

本報也了解到，基建為主導，訂單是關鍵。“一帶一路”項目建設涉及到數十個行業、上百家上市公司。但在目前階段，不少項目仍處於建設或者籌備中。

尤小平也指出，當前我國企業“走出去”還只在初級階段，由於政策體系的不完備、服務機制的不健全、法律風險防範意識不強等原因，企業“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獲得“紅利”同時，還有很多挑戰與障礙，還需要慢慢適應、慢慢摸索。尤其是我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自發、零散、“單打獨鬥式”的現象較為突出。“這不利於企業自身長遠發展，也不利於建立和維護國家的良好形象。”他說。

在尤小平看來，“三位一體”完善法律體系，搭建服務平臺，建立應急機制，有序組織優勢產業上下遊抱團“走出去”非常必要。

“一是完善法律體系，加強制度保證;二是搭建服務平臺，加強指導支持;三是建立應急機制，保護合法權益;四是加強組織引導，推動健康發展。“為此，尤小平提出四個方面的建議。

具體來看，第一是建議政府及有關部門應接軌國外法制體系，盡快研究制定境外投資法、保險法等相關法律，為企業“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法律保證。

第二是建議設立國家“一帶一路”發展促進機構，通過加強與發改、商務、外事、海關等職能部門，以及銀行、基金、協會、商會等機構的溝通協調、資源整合，共同搭建一個綜合性服務平臺，並在政策法規、融資渠道、外匯管理、風險評估、信息咨詢、爭端解決等方面，為企業提供全方位的指導和支持。

第三是建議政府有關部門聯合境外使館、境內外協會、商會等機構，建立健全應急響應工作機制，及時發布境外投資可能出現的政局動蕩等預警信息，及時解決走出去企業的重大、突發問題，切實保障走出去企業和人員的生命財產安全。

第四是建議國家、地方政府或有條件的行業協會、大型企業在具有戰略性資源和新興市場國家建立海外園區，並有序組織我國優勢產業、產業鏈上下遊企業抱團“走出去”，提高企業走出去的組織化程度，以進一步推進行業自律，增強產業協同，提升整體競爭力，避免出現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

“走出去”有風險，不妨抱團

多位企業家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也表示，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布局需要註意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地區)風險、我國企業在海外過度競爭等問題。

全國政協常委、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表示，這麽多國家，其中一些潛在的戰略風險、政治風險總是會有的。此外，還有政府的誠信風險，比如有些政府現在出的文件，過段時間政策可能又變了，文件也就不算數了。

他對記者談到在“走出去”過程中他們也遇到一些困難，“一帶一路”沿線那麽多的國家和地區，它們有不同的法律、語言、習俗和規定，怎麽去摸準它們的情況，如何適應、遵守、運用，都帶來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如何應對這些困難？南存輝對第一財經稱，要針對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市場競爭發展需要來做不同的調配。“假如這里有市場，將來發展也不錯，國別風險判斷分析下來不會太高或者基本可控，會積極努力去爭取；而有些地方可能目前條件不大具備，就從做貿易開始，先跟蹤觀察，一旦情況好轉，機會出現了，我們就可以馬上跟進。”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複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郭廣昌表示，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現在也出現了一些反全球化的聲音。其中一點是別人感到中國受益更多，另外，很多西方企業沒有意識到中國企業有這麽快的學習能力和提升能力，短期內變成了它們的競爭者。

郭廣昌認為，在全球快速發展的情況下，面對多種不確定性，中國企業完全準備好是不現實的，“但我們比西方國家的競爭對手有更快的學習能力和適應能力，這就是我們的優勢所在，也是總理說的中國經濟很有柔韌性和耐力。”

南存輝則表示，在“走出去”方面，不能太著急，太著急的話肯定會有太多的不確定性，還是要一步步來。

要規避上述風險和問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五礦董事長何文波對第一財經記者說，目前大企業的引領作用發揮不夠。一方面我國一些大型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走出去”的時間也比較早，已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一方面一些新“走出去”企業還需要重新“試水”，重交學費，這降低了“走出去”的效率，也不利於國家整體利益。

因此，何文波說，建議培育我國金屬礦業航母，加強同“一帶一路”國家的礦業合作，並發揮產業組織功能，引領我國企業開展同“一帶一路”國家的產能合作。
他還建議依托大型企業集團的全產業鏈服務功能，建立政府支持、市場化運作的國際產能合作服務平臺，為企業提供從資源獲取、項目開發到運營服務的全流程、全周期、一站式服務，更好地服務“一帶一路”戰略的有效落實。

“上述建議如果能得到實施，中國五礦都願意在其中發揮積極的作用。”何文波說。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鵬欣集團副董事長葛俊傑也建議，“走出去”要從單打獨鬥到更加抱團，而在中國企業“走出去”已經推進了一段時間後，企業的投資行為也會更加成熟、更加務實、更加優化，盡量減少並購後協同管控不到位的情況，減少偏離主業的並購。

“吹牛”超過蘋果  華為走出險棋 | 娜姐筆記

“P10貴成這個樣子是沒有想到的事情，是不是不要出貨量了。”當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公布了P10的價格後，現場有記者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顯然，她是多慮了。在隨後的采訪環節，余承東不但強調了華為未來步入中高端手機市場的決心，更明確表示P10系列產品的銷量目標為1000萬，甚至更高。

要知道，華為的P10 Plus的高配置版本在5000元以上，而在三年前，華為手機的ASP(平均銷售單價)僅為176美元。以至於出現這樣的調侃：以前是沒錢的人買華為手機，現在是沒有錢買華為手機了。

出於研發的積累以及市場的準確判斷，華為在手機領域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但把價格賣到5000元以上，市場真的準備好了嗎?也許，無論對於國產手機還是市場而言，這都不是一個肯定的答案。

首先目前智能手機的紅利天花板日漸顯現，特別是中國市場的競爭尤為激烈。

在賽諾今年1月份的整體市場報告中，華為手機品牌(除電商榮耀)銷量和銷售額呈現雙跌態勢。1月份華為銷量為472萬臺，微跌0.4%，銷售額為108.9億元，跌幅為1.5%。兩個榜單的市場排名僅為第四。

當然，加上榮耀的數據，華為仍然是榜單中的第一名，但也許分開看更能體現華為在中高端市場的實力，畢竟，榮耀在過去一直是華為內部主打中低端市場的分支。

其次，在與消費者情感的溝通上，華為顯然與其他廠商風格不太相同，工程師的思維在市場上的碰壁也讓華為終端部門看到了差距。於是，可以看到，這幾年請國際範兒的代言人以及強調設計感都是華為力求出新的地方，但問題在於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消費者特別是高端消費人群對於產品力和品牌力的要求也許會更高。華為除了向蘋果、三星發出趕超口號外，也許，也需要學習其他國內手機廠商的市場溝通能力。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有多少人知道華為的P系列當中有一項牛的技術“指關節截屏”，身邊一個用了華為產品一年的人都不知道如何使用此項技術。傳播力與硬件能力的不匹配也是華為在高端市場的擋板。

但說到趕超蘋果、三星，華為是認真的。余承東甚至不怕任老板的“罰款”，發布會現場不但在屏幕、電池、通信等功能上拿P10與iPhone 7做直接對比，並表示多項指標都“甩蘋果、三星幾條街”。

這種“吹牛”在過去的中低端市場也許是有用的，因為國產手機在技術上的進步非常快，性價比高於國外品牌，而中國手機供應鏈的成長也支撐了國產機在3000元市場的爆發。但在價格線超越5000元時，也許消費者就會對比得更多，提出更多的要求。畢竟，懷舊和民族情結支撐不了高端市場的爆發，產品牛才是真的牛。

反觀國產品牌與蘋果的差距，也許最大的仍然是閉環生態的差距。蘋果的iOS是蘋果手機的一道高墻，並且蘋果一直在加強其生態的能力，而這一能力也在為蘋果帶來可觀的收入。這一點，華為也許在追趕，據了解，2016年華為應用市場累計用戶數已達6億，應用下載量達450億，同比增長157%。但開發者數量僅為24萬，差距仍在。

但也有人說這是安卓手機的通病，但認真想想看，一味將機器運行慢歸結於安卓的問題，作為力求做到全球第一的品牌，這其實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

5000元市場其實是手機市場的深水區，也是與國際品牌正面較量的戰場，華為敢於向三星和蘋果叫板，我們應該為這樣的企業點贊，但對於國產手機，包括華為而言，這將是一步險棋，也是一場硬仗，需要做好長跑的準備。三兩年，也許真的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