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科斯與中國的距離，永遠定格在一個月。
2013年9月2日，102歲的羅納德·科斯與世長辭。這位經濟學巨匠，是新制度經濟學與法律經濟學開山鼻祖，也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此時，距離他的首次中國之行僅差一個月，他原本計劃在2013年10月前來中國，完成多年夙願。
科斯終其一生從未踏上中國的土地，但他的產權與交易理論卻奇異地在這個大國產生著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活躍在中國改革大舞台上的大批經濟學家，手握科斯提供的理論工具，在迄今全世界最大的「金礦」裡淘金——不僅投身經濟學的學術研究，更是探索中國層次豐富的制度創新。
「中國的奮鬥，便是人類的奮鬥，我將長眠，祝福中國。」在科斯用自己所獲的諾貝爾獎金資助的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研討會上，他曾經深情地如此說。在他逝去之際，南方週末特刊發一組文章，懷念這位對中國改革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大師，並重溫他的囑咐：「要將思想變成現實，比我行將要進入的長眠更難一些。」
如果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種老制度經濟學鼓舞了中國的革命走向成功，那麼科斯所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將是中國的改革走向成功的當然指導之一。
科斯教授於1910年出生在英國倫敦，1932年大學畢業，後赴丹迪經濟暨商業專校、利物浦大學、倫敦經濟學院任教。1950年，科斯移民到美國，先後於布法羅大學和弗吉尼亞大學任教，之後一直擔任芝加哥大學教授和《法律經濟學》主編，直至1982年退休。其後，他任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慕瑟經濟學榮譽教授及法律與經濟學資深研究員。
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產權理論的奠基人。與此相關、交叉或包含的學科包括交易成本經濟學、產權經濟學、契約經濟學、法律與經濟學、憲政經濟學等等。
他在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性研究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群體的後續研究，把制度和企業引入了此前把眼睛盯緊市場價格體系、注重詮釋市場價格體系如何發揮作用的主流經濟學，論證了企業、產權、契約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因素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科斯的理論影響了張五常、茅於軾、吳敬璉、張維迎、周其仁等一大批富有影響力的華人經濟學家。
我本人作為制度研究學者，也難免落此「俗套」。天則經濟研究所就以研究新制度經濟學為立所之本。
與此相應，新制度經濟學及其相關、交叉和包含的學科理論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研究發揮了深遠的影響，從而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有關經濟改革的話語體系和實踐。在驚聞科斯教授仙逝之際，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甚至提出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應該學習科斯理論。
科斯的仙逝不僅是學術界的巨大損失，而是整個世界的巨大損失。就是因為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不僅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論價值，而且具有深遠廣闊的政策意蘊。如果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種老制度經濟學鼓舞了中國的革命走向「成功」，那麼科斯所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是中國的改革走向成功的當然指導之一。科斯對於中國學界的最後正式勉勵可能就是他2013年7月祝賀天則經濟研究所成立20週年慶典的親筆祝賀：「天則所無疑將在開放思想市場的過程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科斯因為對生產的制度結構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榮獲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傑出貢獻是發現並闡明了交易成本和產權在經濟組織和制度結構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根據盛洪教授的總結，科斯最偉大的學術成就，就是在一個理性至上的時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證明了自然發生和演進的產權制度是有效的——也就是說，中國的轉型說明，哈耶克意義上的自發秩序遠勝於人為設計的秩序。
科斯的代表作是兩篇著名的論文，其一是1937年發表的《企業的本質》。該文以演繹推理的方法獨闢蹊徑地討論了企業存在的原因及其擴展規模的界限問題，科斯創造了「交易成本」這一重要概念來予以解釋。
所謂交易成本，即「利用價格機制的費用」或「利用市場的交換手段進行交易的費用」，包括提供價格的費用、討價還價的費用、訂立和執行合同的費用等。
科斯認為，當市場交易成本高於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成本時，企業便產生了，企業的存在正是為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即用費用較低的企業內交易代替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當市場交易的邊際成本等於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的邊際成本時，就是企業規模擴張的界限。
第二篇名文是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該文結合簡單的案例分析，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為零時合約行為的特徵，批評了庇古關於「外部性」問題的補償原則（政府干預），並論證了在產權明確的前提下，市場交易即使在出現社會成本（即外部性）的場合也同樣有效。
科斯發現，一旦假定交易成本為零，而且對產權（指財產使用權，即運行和操作中的財產權利）界定是清晰的，那麼法律規範並不影響合約行為的結果，即最優化結果保持不變。換言之，只要交易成本為零，那麼無論產權歸誰，都可以通過市場自由交易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斯蒂格勒（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將科斯的這一思想概括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等於社會成本」，並命名為「科斯定理」。
科斯教授上述短短的兩篇論文，催生了此後巨量的跟進研究文獻。這也為其在晚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奠定了基礎。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名單中，這方面足以與科斯教授相媲美的應該說是約翰·納什。後者在1950年遞交的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論文題為《非合作博弈》，只有27頁正文，全文只引用了兩處文獻，就獲得了博士學位，並由此確立了他博弈論大師的地位，也為其在199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奠定了基礎。
對於科斯的理論，並不是沒有意見分歧。幾乎科斯提出的每一種理論，都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如果我們把企業視為「契約的連接」或者「契約的網絡」，那麼企業的邊界存在模糊性。但是按照科斯的觀點，企業的邊界應該是明晰的，而實際上企業的邊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不過進一步精準定義契約或者合約，就可以通過進一步發展科斯思想的方式來解決與此相關的企業邊界問題分歧。
有關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雖然存在意見分歧，但是解決方法仍然是繼續發展科斯的交易成本思想，甚至提出替代理論。但是，從真實生活中看，基於交易成本的科斯定理的應用非常廣泛。比如最簡單就是科斯《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養牛者的牛吃掉農夫的穀物的案例。單純否認交易成本反而是經濟學研究的倒退。
根據科斯的觀點，其交易成本經濟學把主流經濟學從黑板經濟學帶回到「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在2013年1月接受網易「意見中國-網易經濟學家訪談錄」欄目採訪時，科斯指出，原本由西方經濟學家所壟斷的經濟學主要研究對象是一個抽象並且不存在的世界，而他強調經濟學應該分析、討論真實的世界。他認為，這就是他的經濟學理論和傳統理論的區別。
根據科斯的助手王寧博士2010年底對科斯的採訪記錄，科斯教授稱「科斯經濟學」（他自己並不喜歡這一名稱）或者「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為「正確的經濟學」。他認為，「正確的經濟學」應當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運行，且如果加以適當運用，經濟學應當能夠闡明經濟系統是如何運行的，以及當系統運行出現問題時該如何解決。
根據國內學者圈的一般理解，在其強調過程中，他們更強調基於案例研究抽象出一般概念和理論的研究。不過，這只是科斯方法論的一半。
科斯方法論的另一半應該是演繹推理的方法。比如科斯的論文《企業的本質》就運用此種方法。奧地利學派的研究基於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和主觀主義方法論，不是基於案例，而是基於演繹分析，由此建構概念和理論，得出一些普遍的經濟學規律和定理，也屬於後一種意義上的「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此外，一般的新制度經濟學教科書納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最大化均衡框架，實際上對「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有所背離。科斯本人秉承英國普通法理念，其方法論有著較大的演化論特徵。根據科斯的看法，經濟學有很多方面要向生物學和醫學學習。這兩個學科從細胞層次逐步上升到器官層次來研究人體的總體運轉，不同器官之間相互協調的方式，以及當某個地方出現問題需要修復時該怎樣做。因此，科斯的演化視角不同於一般新制度經濟學教科書上的均衡範式，與哈耶克的認識論有著同源之處。
確實，科斯對計量分析持一定的保留態度。他認為，經濟系統的運行方式是很複雜的，它由很多的組成部分組成，並且每個組成部分本身又是一個微型的系統。這些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整個系統的運行是非常之複雜的。對總體統計數據的一個回歸並不會讓你對經濟運行有很多的瞭解。
科斯對中國的長期興趣在某種程度上與他生而俱來的強烈好奇心有關。這種好奇，也是他鑽研的力量來源。早在學生時代閱讀馬可·波羅遊記時，科斯就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與張五常教授的交往增進了科斯對中國的瞭解和興趣。很多年前，張五常教授在芝加哥大學待了兩年，兩人經常一起聊天，這段生活對兩人都獲益匪淺。
張五常教授對交易成本經濟學的闡釋和拓展，影響了道格拉斯·諾斯、約拉姆·巴澤爾和威廉姆森。這樣一大批新制度經濟學家的理論貢獻，外加中國眾多經濟學家對之引接、闡釋和應用，最終對中國的改革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影響。在此，張五常教授在中國對闡述、傳播和發展科斯的思想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科斯與華人經濟學家有著較多的交往。其中張五常教授自然當屬首位。在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演說中，科斯多次提及張五常教授的貢獻。20世紀80年代初期，科斯就極力建議張五常去香港大學任教，因為他認為香港大學是當時對中國最新的經濟改革進行研究的最好去處。
1993年，科斯邀請盛洪教授去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近年來，科斯還通過科斯基金會組織並資助了2008年芝加哥國際會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30年」，以及2010年芝加哥研討會「工業的生產結構」。實際上科斯等於用他自己獲得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獎金獨自資助了會議。
科斯在其人生的最後幾年，更加擔憂中國缺乏一種開放的「思想市場」。科斯反對持不同觀點者之間拼打得你死我活，認為：觀點可以相互競爭，但持不同觀點者是不需要互相殺戮的。
2011年的12月14日，科斯出現在《財經》年會開幕式的大螢幕上，向與會者致辭。他肯定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在經濟發展上所取得的驚人成績，包括經濟開放之初中共領導人的「順勢而為」與來自民間充滿生命力的「邊緣革命」（也就是自下而上推動的改革）；同時也坦率而憂慮地指出：「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
科斯承認中國在建設市場經濟方面取得了成就，改變非常巨大。但他認為，人們現在還沒有看到開放的「思想市場」，但是這終將會到來。從科斯看來，「思想市場」與「商品市場」有著顯著的區別。
他認為：在商品交換市場中，任何一個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場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對其他一部分人產生影響，他們只佔到總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卻非常重要。科斯指出：中國缺乏這樣的思想市場，不過未來會出現；人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將會受益於思想的討論，並產生巨大的變化。
2013年，科斯與助理王寧合著的《變革中國》出版，激起了學界對科斯在書中所提中國需要「思想市場」的熱議。
而早在1974年的一篇名為《商品市場與思想市場》的論文中，科斯引用英國詩人彌爾頓在1644年的演講詞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們不能想像，將地球上的所有知識做成商品，像細毛製品和羊毛打包布那樣做上標記，發放許可證……」正如科斯在《財經》演講中所言，「開放、自由的思想市場，也許不能阻止錯誤思想或邪惡觀念的產生，但壓抑思想市場只會招致更壞的結果。一個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能夠培育寬容，這正是有效的對偏見和自負的解毒劑。」
1988年，科斯曾給盛洪教授寫過一封信，在信中他說，「我堅信，對中國正在發生和已經發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將會極大地幫助我們改進和豐富我們關於制度結構對經濟體系運轉的影響的分析。」
這是他一直堅信的信念。在過去，經濟學曾是英國主導的一個學科，現在美國成為了經濟學的主導。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能夠端正態度，那麼經濟學就會成為中國主導的一個學科。這也正是他們所應該做的。這也是他不喜歡「科斯經濟學」這個詞的一個原因。
科斯認為，在中國，新的「好經濟學」和新的「壞經濟學」都有很大的機會。我們想要看到「好經濟學」流行起來取得成功。這裡，「好經濟學」就是科斯所言「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或「正確的經濟學」。
科斯之所以堅持這一點，是因為他認為這跟中國現在對新的思想接受度很高的事實有關。舊的思維方式已被拋棄，但新的方式還沒發展起來。他指出，如果「正確的經濟學」首先在中國發展起來，那麼就應該被未來的歷史學家叫做「中國經濟學派」。科斯覺得，捍衛權威是中國人的一個不好的特點，他認為，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做的，是在對中國市場經濟運行進行認真系統的調查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觀點。
2010年12月29日，科斯教授迎來100歲生日。天則經濟研究所等國內十餘家學術機構召開「科斯與中國」學術研討會，為其祝壽。在會議上，科斯發表了現場電視講話。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學家可以在這方面做出很大的貢獻，有很好的便利條件。他希望中國的經濟學家將會研究整個系統，在一個不斷變化的體系中，研究老的產品的生產體系和新的產品生產體系。
為此，「科斯中國學會」成立，科斯寄厚望於這一新建機構。他希望，新成立的這個機構能由學者組成，他們不是僅用一種方法，而是使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找到適合他們的學術路徑，帶來新的洞見和智慧。
在王寧的採訪記錄中，科斯認為，該學會的主要作用應該是促進中國經濟學家獨立思想的發展。學會不是要發展成一個大的組織，而是要成為一個由很多學者群組成的網絡。每個學者都應該竭盡全力對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每個學者群形成一個小團體，就中國經濟的某個方面或某個地區進行研究。要鼓勵各種類型的研究，包括歷史的、統計的或者分析性的研究，只要這些研究對中國經濟的運行或變革提供了新的認識。這是得到全面的觀點的唯一路徑。
科斯教授曾對王寧說過，自己有生之年沒有到過中國，看來再也沒有可能去中國了，是終生莫大遺憾。最近一段時間，科斯教授在籌備2013年10月份訪問上海的旅程，但是他的仙逝最終中斷了他訪問中國大地的「中國夢」。
好在，越來越多的學者在中國進行真實問題的經濟學研究。相信終有一天，中國的學者能夠擁抱一個開放的思想市場，成就「中國經濟學派」，實現科斯的「中國夢」！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