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走出去”這個話題,在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依然很火爆,不僅有幾場分論壇跟此密切相關,而且一些企業家私下討論也很熱烈,並充滿信心。
在《民營企業圓桌: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論壇上,商務部前副部長廖曉淇就說,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意向非常強烈,不管是否已經走出去,都有強烈意向。以前是國企演主角,現在是民企占了絕大多數。
中國企業家的這種強烈意向,跟相關數據也密切吻合,2014年,中國首次成為資本凈輸出國,1400億美元的對外投資規模,高於利用外資200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首次破千億美元大關,達1028.9億美元。
2016年,中國境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1701.1億美元。
春暉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春暉投資”)董事長汪大總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這條路,即使再難也要走下去。發達國家的強大經濟,跟它們擁有大量的跨國公司密切相關。中國像華為這樣的跨國公司還太少,至少要有100家以上。
“走出去”是大勢所趨,如何降低風險則需要經驗的積累。對於地緣政治風險以及當地文化法律的異同,此前關註者頗多,但具體操作層面的案例,卻需要更多的實戰經驗。
利用好6000萬海外華人
汪大總是汽車行業的“老司機”,從事汽車行業近30年,曾擔任過上海汽車股份公司副總裁、北京汽車集團總經理,現在則專註於汽車零部件及先進制造業的投資並購及相關咨詢服務。
2011年,汪大總創建春暉投資,致力於幫助中國汽車行業“走出去”,過去幾年,至少有10多起海外並購經驗。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汽車行業是規模經濟,必須要“走出去”,而且中國汽車零部件跟歐美等國家相比,技術差距還很大,通過海外並購,是強大自身比較好的途徑。
“走出去”過程中,企業如何降低風險?汪大總認為,一是要專註和專業,二是要充分利用和發揮好中國6000萬海外華人的資源,這是中國特有的資源優勢。
在並購過程中,汪大總說,他們利用了很多海外華人專家。最近幾十年出去的華人中,很多人才四五十歲,不僅素質高,還有很高的專業涵養。比如在美國底特律,有2萬多華人從事汽車行業工作,大多是碩士以上學歷,在很多公司也是專家。並購中,利用他們來做盡職調查,並進行風險評估,效果不錯。並購完後,還可以邀請他們參加管理團隊,也為這些人的職業發展提供不錯的平臺。
除此之外,挑選好的並購對象,尊重對方的管理團隊也很重要。立足共贏和做加法,並有互補性,是汪大總並購的重要考量因素。是否有好的技術、好的產品、成熟的客戶渠道、好的人才隊伍,這四條是重點考察項目。
並購完後,如何對待原有團隊,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技術活。有些企業因為處理不好新公司跟原公司團隊的關系,最終功虧一簣。汪大總借鑒鄧小平智慧,提出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模式。
比如在東北工業集團收購歐洲德爾福機電一體化項目中,汪大總是參與者之一。並購過程中,以前的員工和團隊基本保留,管理和流程也保留,雖然會派一些管理人員過去,會提出一些明確的管理和經營目標,只要完成目標,員工去留就完全尊重個人意願。
為什麽選擇馬來西亞
企業“走出去”的一些基本原則說起來簡單,但具體到個案,考量的因素和細節就更多了。
晶科能源是一家在紐交所上市的太陽能光伏企業,雖然成立時間不過10年左右,但國際化之路卻走得很堅決。目前海外業務已經占60%~70%,並有15個海外分公司。
最近兩三年,晶科的主要海外項目包括中標墨西哥188兆瓦光伏電站項目,中標阿布紮比1200兆瓦的全球最大單體光伏電站項目,投資1億美元在馬來西亞檳城建光伏電池和組件制造廠。
在博鰲論壇上,第一財經記者問晶科能源副總裁錢晶女士,當初為何會選中馬來西亞,她回答說,這當然不是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而是考察了全球很多地方之後公司做出的慎重決策。
選擇馬來西亞而不是泰國、印度、印尼等,原因包括:一是地理位置適中,可以輻射到東南亞地區,也可以輻射到美國和歐洲;二是檳城被稱為亞洲的矽谷,它原來的半導體產業非常發達,工業和供應鏈基礎比較好;三是電力保障基礎不錯,對於電池制造行業來說,電力供應穩定性很重要。
人員素質也是重要考量因素,馬來西亞一部分是華人,方便溝通,還有一部分說英文,也是可以溝通的。檳城的員工素質也很高,這里原來就是半導體產業基地,員工在技能上受教育程度和生產技能很高,勤勞程度也比其他東南亞國家好一點。
錢晶還向記者透露,檳城政府的辦事效率高,招商力度很大,投資環境友善,當地中國的大使館和商務部也給予了很大程度幫助。
如今,馬來西亞這個工廠的產值,占晶科公司約15%,而且利潤率也不錯,達到公司當初設立的盈利水平。2016年公司整體的毛利率超過18%,持續幾年都維持毛利率行業第一。考慮到國外設廠的風險和管理成本,要保持跟國內接近的盈利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
尋找“組織”
在開拓海外市場過程中,很多企業都強調抱團的重要性。這里所說的抱團,不僅包括國內企業的協同和相互照顧,也包括利用海外很多華人組織、商會,以及政府部門在海外設立的各種辦事機構。
民企的優勢在於機制靈活、責任明確,發現問題可以及時轉頭,但劣勢是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弱、信息獲取不全面。廖曉淇認為,民企與政府應共同努力防範地緣政治風險,政府可以多提供所在國國情信息,做好投資引導工作,投資的風險和責任則需要企業自身承擔。
李學海是威特國際董事長兼CEO,同時也是美國百人會理事和美國中國總商會副會長,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應該利用好這些華人民間組織的豐富資源。
百人會是由貝聿銘等華人精英創立,由商業、科技、公共服務等領域具有影響力的人士組成,在促進美國與中國的政治、經濟交流起到特殊的促進作用。李學海稱,百人會經常會舉辦一些中國企業“走出去”論壇,義務為年輕領導者提供輔導。而像美國中國總商會這樣的組織,也聚集了各種法律、會計、科技等領域的專家,可以提供服務和咨詢,有些甚至是免費的。目前有1800多家中資企業是其會員單位。
並購升級換代,服務如何跟上
中國最早“走出去”的一批企業就包括家電企業,對於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演變,TCL集團總裁薄連明有很深的感受,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現在“走出去”目的跟過去不一樣,已經從產品輸出的1.0時代,進入到品牌輸出的2.0階段。而且投資熱點和方向也不一樣,過去是為了一個賺錢機會,或一個銷售渠道而去國外投資,現在大部分對外投資,是瞄準國外的科技和管理。
薄連明還認為,家電企業的國際化現在到了一個收獲期和加速期,TCL的營收已經超過50%來自海外,更多的海外並購還在進行。國家“一帶一路”的倡議,對民企來說是很大機會。
汪大總也認為,現在並購環境比過去大大改善了。以前很多國家因為不了解中國,存在偏見,同樣的價格,人家不願意賣給中國。這幾年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越來越多,政府也減少了很多審批,簡化了流程,環境大大改善了,願意跟中國做生意的越來越多了。
最近因為有些政策的調整,不確定性因素又在增加,國際上非常關註,擔心中國會不會走回頭路。這個擔心,也是博鰲論壇上很多中國企業家的憂慮。有企業家表示,盡管中國一再強調,正常的海外並購不存在結售匯困難,但對外方來說,影響還是很大,因為他們不知道哪個會批,哪個不會批,政策的不連貫容易導致不確定性,所以又開始變得謹慎起來。
2016年是萬峰履新新華保險董事長的第一個完整財務年度,也是新華保險五年轉型規劃的第一年。
在今日舉行的新華保險2016年業績發布會上,萬峰在評價過去一年新華保險的業績時表示,2016年業績超出了自己的預期,“兩步走”的規劃已走出靚麗的一步,給過去一年自己的工作“打90分”。
給自己“打90分”
新華年報2016年年報顯示,去年新華保險實現保險業務收入1125.6億元,微漲0.6%;實現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49.43億元,同比減少42.5%。盡管凈利潤由於投資市場波動以及準備金折現率調整的影響,和同業一樣有較大幅度的下跌,但是在轉型的驅動下,新華保險的保險結構較以往呈現了明顯的優化,去年新業務價值更是同比大增36.4%。
在“聚焦長期期交業務和保障型產品,致力於建立續期拉動增長”的模式下,新華保險2016年的保費結構改善較為明顯。
年報數據顯示,新華保險2016年首年保費476.79億元,雖然同比下降8.9%,但下降主要是因為首年躉交保費同比下降32.5%,相反,其首年期交業務收獲236.85億元,增加達69.2億元,同比增長41.3%,首年期交占新單的比例由2015年的32.0%提升至49.7%,十年期及以上期交業務占首年期交的比例為59.7%;同時,首年續期業務止跌回升,增長9.0%,續期保費在總保費中的占比提高到57.6%。公司期交業務引領增長,續期拉動發展模式初見端倪。
“201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們提出了轉型發展,盡管大家認為在這個環境下轉型是比較困難的,2016年上半年也經歷了轉型的‘陣痛期’,但是我們堅持走過來了。2016年取得的成績超出我原來的預期,我覺得對我個人的表現還算滿意,給自己打90分。”萬峰說。
在新華保險的“十三五”規劃中,新華保險將分兩步走 :2016-2017年為轉型期,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是調整業務結構、夯實發展基礎 ;2018-2020年為發展期,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形成新的發展態勢。
萬峰表示,“兩步走”中,2016年新華保費續期保費增長9%,扭轉了過去兩年續期保費負增長態勢,但因為要消化“不想要”的躉交保費,所以整體保費增長僅有0.6%。
“2017年需要消化200多億元躉交保費,預計前三季度保費都可能出現負增長,到了第四季度可能達到規模穩定,而預計2018年將‘輕裝上陣’,新華保險的續期保費將呈現大幅度增長,2018年後的連續兩年,新華人壽總保費增長不會低於20%。”萬峰表示。
同時,在轉型的帶動下,2016年新華保險退保率為6.9%,較2015年同期下降2.4個百分點。萬峰表示,新華保險退保高峰已過,隨著保障性產品增加,明年退保率還會下降。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在新華保險的“十三五”規劃中,新華保險提到的轉型目標中有幾項具體指標:期交保費在首年保費中占比70%以上,十年期及以上期交保費在期交保費中占比70%以上,續期保費在總保費中占比70%以上,保障型產品在首年保費中占比50%以上。
對此,萬峰在回答第一財經記者問題時表示,這幾個指標達成的難度有所差異。其中,期交保費占比在預計明年能夠達到。而十年期以上期交保費占比可能還要經過1~2年,其中個險渠道今年下達的目標就是十年期期交占比要達到85%,但是在銀代渠道銷售十年期以上期交產品還比較困難,目前還是以5年期為主;而保障型產品占比要達成則相對難度較大。
“新華人壽‘做大’我已經不擔心了,但‘做強’還需要一定的努力。”萬峰將新華保險“做強”的目標概括為銷售能力、產品競爭力、中後臺支撐能力、公司價值、風險防範能力等。
其中,在公司的利潤價值方面,萬峰表示,要改變新華保險利潤較為依賴投資收益的問題。“新華保險死差益去年增加15%,隨著保障型產品的推出,死差益還會繼續增加。費差損去年下降40%,原來我們以為要5年解決費差損的問題,現在預計只需3年。新華未來持續穩定增長,可依賴於死差、費差,不單純依賴利差。”萬峰表示。
去年大量配置短期產品過度以待更好配置時點
在新華保險的大類資產配置中,截至去年末,非標資產投資額為2254.23億元,在總投資資產中占比為33.2%,這一比例遠高於其他幾家A股上市保險公司,其中“債權型資產管理計劃、永續債和理財產品”這一類別占比較2015年末大幅上漲8.5個百分點。
對此,新華資產管理公司總裁李全表示,2016年的投資形勢比較複雜,整體進入低利率環境,在比較各種固定收益產品之後,他認為在國家去杠桿的情況下,利率不會長期保持如此低位。同時,去年全年的債券市場風險很大,“12月份債券市場的暴跌幾乎把全年的收益抹平了,如果剔除掉利息收入,債券的投資收益是負的。”李全說。
基於這樣的情況,新華保險在去年進行配置考慮時,較多配置在了短久期的產品上,欲等待好的配置時點。“我們去年的增量和再投資資金幾乎都配置在了短期的產品上,例如在一年期的銀行理財產品上配置了約780億元。現在來看,通過銀行理財過渡配置的策略是正確的。”李全表示。
據李全介紹,之前投資的短久期理財產品在今年6月將全部到期,而今年目前的利率水平較去年有所提升,所以今年會將投資的久期拉長,會大筆配置高收益、期限長的銀行理財產品或其他固定收益類產品。
在權益市場方面,李全認為,今年的市場波動還是會比較大,“黑天鵝”事件也可能出現,所以在權益市場還是以穩健為主,加大對藍籌股、股息率較好的股票投資,在總體倉位上可能與去年持平。另外,會加大長期戰略型的投資,例如非公開市場的投資;也會加大對港股以及海外投資的布局。“我們認為港股目前還是一個估值的窪地,會關註大型藍籌股、醫療、高科技(人工智能等)的題材,以及港股IPO方面的投資機會。”
“美國人越來越懶,而這已經傷害到了美國經濟。”這是美國經濟學家、《紐約時報》和《彭博視點》的專欄作家考文(Tyler Cowen)新書中的一個主題。
考文的新書《自滿的階級:美國夢適得其反的求索》(“The Complacent Class: The Self-Defeating Quest for the American Dream”)一個主要觀點就是,美國當前的生產力發展同上世紀60、70和80年代相比都要慢很多,盡管人人都在強調他們是如此努力地工作。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考文(Tyler Cowen)
“生銹”的不只鐵銹地帶
“他們不像之前那樣開很多新的店鋪,也不像之前那樣頻繁地搬家,他們所居住的社區和1960年代那樣與外界隔絕。”考文在新書中表示,而這也造成了美國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停滯。“創新是痛苦的,這也是人們盡量不去選擇創新的原因。”目前在喬治梅森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的考文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說。
就連科技行業,這個近些年被認為在美國一直蓬勃前進的行業,其發展目標也是讓人們能夠待在家里和放松。“科技是偉大的、是有趣的。我家門外現在就有4個剛剛送達的亞馬遜包裹。但是也有一個問題,就是這些科技創新都在鼓勵娛樂和讓人們待在家里不用出門。”
去年大選期間,曾有大量的批評指向美國經濟相對落後的“鐵銹地帶(州)”,認為這些地區“拖了美國經濟的後腿。”然而,考文認為,大部分的美國地區其實都存在“鐵銹地帶”的問題,特別是交通堵塞擁擠和基礎設施落後的問題。這些問題雖然已經被抱怨了很多年,大的變化幾乎一直沒有發生。考文還認為,美國的教育系統也存在類似問題,都沒有達到基本的標準。
考文的研究發現,比如在美國南部,1988年的時候,黑人學生在白人為主的學校中曾一度達到43.5%的比例,而目前這個比例只有23.2%,和上世紀60年代美國種族分裂的時期比例類似。
盡管是在科技和教育程度較高的加州矽谷地帶,人們也選擇將自己從那些教育、收入水平和自己不在一個水平的人們中隔離出來。“人們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為自己和家庭創造了一個‘泡泡世界’,呆在里面不願意出來也不願意改變,試圖過著自己理想中的完美生活。”
為美國開藥方
如何讓美國走出自滿和恐懼?這是包括考文在內的經濟學家們多年研究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考文指出,從歷史的角度看,通常在經歷一場戰爭或者一場大的自然災害後才有可能出現重大的社會變革。
他也認為,美國在“再生”領域有著神奇的能力,可能並不需要發生極端事件才能激發美國人的冒險精神。
關於美國未來一到兩年會發生什麽,考文認為,總統特朗普的內閣將會在越來越多的領域遇到“瓶頸”,也會在國會和法院受到越來越多的的阻力,也許美國民眾也會在現實面前漸漸蘇醒,並產生一定的緊迫感。
考文鼓勵人們在生活中“不要害怕冒險”,不論是在事業還是在個人生活中。“如果你想要換工作,那你可能就應該去做,很多情況下作出改變的人比那些一成不變的人要快樂得多。”
考文引用了另外一位經濟學家萊維特(Steven Levitt)發表的暢銷書《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中的觀點。在這本書中,列維特嘗試了一個大型社會實驗,讓那些無法作出重要決定的人用投擲硬幣的方法決定他們將怎樣做。
“那些選擇作出改變的人(不管選擇硬幣的哪一面)在2~6個月後都比之前快樂很多。” 萊維特指出。
考文指出,改變也應該在美國政府和國會發生,比如在研究和發展領域應該投入更多資金;還比如美國應該在探索月球的項目尋求突破;美國應該致力尋求醫療領域的一次新突破;美國需要進行移民改革等。
“移民一直是最大的冒險者們,他們也是最不自滿的群體。” 考文說。
中國遊客一家在悉尼歌劇院前合影留念。(南方周末記者 馮葉/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4月6日《南方周末》)
戴維·默里(David Murray)曾是澳大利亞聯邦銀行首席執行官。在他任職期間,澳大利亞聯邦銀行取得了24%的複合年增長率,並成為完全私有化的金融服務提供商。
2006年,戴維·默里被任命為澳大利亞政府未來基金監理會首任主席。2013年,戴維·默里又被任命為金融系統調查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負責調查金融系統如何更好地迎合澳大利亞未來發展需求,以促進本國經濟增長。
南方周末:你為什麽擔任中澳企業家峰會的聯席主席?
戴維·默里:我過去就與中澳企業家峰會的組織者相識,現在中澳雙方又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我願意盡全力推動中澳之間的合作。
南方周末:澳大利亞哪些領域最受中國企業的青睞?
戴維·默里:澳中的貿易最早是從金子開始的,然後是羊毛,再到鐵礦石。現在中國的興趣已經轉換到了旅遊、農業和房地產。我也看到了很大的機遇,還可以合作的領域有健康、教育、金融、技術等。
南方周末:澳大利亞對中國一直是貿易順差,這種情況會持續多久?
戴維·默里:中國是制造業大國,澳洲是農產品大國,但中國的消費市場要比澳大利亞大得多,所以澳洲對中國順差是正常的。中國可以從其他地方賺到順差,比如美國。長遠來看,我們應該希望澳大利亞對中國的順差會一直存在,因為這意味著中國和澳大利亞的經濟都很成功。
南方周末: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澳大利亞是否也在調整經濟策略?
戴維·默里:當中國經濟增速接近10%左右的時候,是一個比現在要小得多的經濟體,而當中國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就越難超高速增長,增速放緩是不可避免的。拿澳大利亞礦產出口量來說,盡管與過去相比,體量一般,但仍然是一個巨大的需求。
中國正在改變經濟結構,更多的消費,更少的投資,每次發生這種改變的時候,都會導致澳大利亞的某些出口產品減少,但這是非常正常的一個過渡,澳大利亞不會悲觀。
南方周末:大量外資湧入,澳大利亞會不會擔心資產泡沫的風險?
戴維·默里:一般來說,我們並不擔心大量的資本湧入。我們和中國的情況相反,中國有大量的土地和大量的人口,澳大利亞雖然也幅員遼闊,但是只有很少的人口,這意味著澳大利亞可以利用土地去出口一些軟商品。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成為可靠的供應商。但我們同時需要中國成為可靠的制造業供應商,我們恰好互補。
作為一個地廣人稀的國家,我們向來缺少資本,從二百多年前建國以來就一直依靠外資,所以我們歡迎外資。當然外資的湧入會在澳大利亞政府層面有一些壓力,但這不代表我們不喜歡外資。
南方周末:澳大利亞人是否會擔心熱錢湧入房地產市場,會讓本地人買不起房子?
戴維·默里:澳大利亞的高房價是由於多個因素湊在了一起,高移民率,利率下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同時又有很多外資盯上了房地產。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因為這個國家是具有吸引力的,因為非常穩定、法律健全、土地產權明晰等。
高房價可能確實讓一些本地人越來越買不起房子。所以,現在澳大利亞政府面臨的問題是,持續的房價可能會催生不穩定因素,新加坡等亞洲很多國家存在這個問題。如果本地人買不起房子,就會引發社區的反彈,就會變成一個政治問題。
澳大利亞政府出臺了一些限制外資的政策,但這並不是針對中國,對美國、英國、德國都是一樣的。但是,澳大利亞也會觀察其他國家的房地產投資是否也對澳大利亞人敞開,如果這種敞開並不均等,就會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南方周末:面對限制外資的情況,你覺得對於房地產投資者來說是否還有機會?
戴維·默里:在我看來,投資澳大利亞房地產的話應該要有警惕,從全球範圍來看,澳大利亞的房價已經非常高了。我認為悉尼和墨爾本是有房地產泡沫的。
房價正在自我加強,每個人都相信房價會無論如何一直上漲。澳大利亞當局尤其是中央銀行正在擔心不穩定的問題,因為如果房價下跌,實際上會影響到整個經濟。所以新的投資者可能會恰好踩在中央銀行的謹慎措施上。
南方周末:政府會通過什麽政策抑制房地產泡沫?
戴維·默里:市場很有可能會自我調節,如果人們意識到房價已經很高了並且開始收手。一年前,謹慎的政策制定者比如央行采取了一些緩和房地產投資的措施,潛在的買家很有可能在借貸問題上要花費更大的力氣,新加坡和香港也正在發生同樣的事。
南方周末:澳大利亞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了一些來自中國的收購,這是偶然現象還是澳大利亞的戰略舉措?
戴維·默里:這取決於本地人民的看法,所以並不容易解讀。民眾對於基建等公共領域還是比較敏感的。但總的來說,叫停的項目只是個案。
南方周末:那是否意味著澳大利亞對外資的態度趨於保守?
戴維·默里:我們隨潮流湧動。澳大利亞是一個多文化國家,人們來自世界各地,實際上我們非常包容。一些中國高層告訴我,中國需要澳大利亞的食品、能源等等,這些基本的需求讓兩個國家的關系非常牢固。
南方周末:請談談一個國家應該如何調控資金的流入和流出?
戴維·默里:我想中國的情況與澳大利亞不同。我們有自由流動的匯率,我們沒有資本管制。我們曾經也有這些限制,但只能逐步去改變,因為如果突然放開資本管制,結果可能是不可控的。
自由貿易和投資都很關鍵,對於全球來說,中國推動自由貿易的決策是強有力的,我十分贊同。希望有一天,中國也可以有自由流動的匯率和資本,但必須一步一步來。
戴維·默里(David Murray),澳大利亞勛章獲得者。(視覺中國/圖)
南方周末:澳大利亞的政府和企業債務都不多,主要是什麽原因?
戴維·默里:因為保守?(開玩笑)如果你的土地多而人口少,並且依賴農產品出口,這樣的經濟會比較脆弱。一般來講,商品供應商在定價方面比較被動,而商品的價格又有很長的波動周期。所以如果你是一家商品供應企業,你會非常在意自己的負債率,因為如果一旦高利率和商品價格降低同時發生,就會影響到聯邦預算。
所以澳大利亞很自然的債務比較少,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努力提高商品質量,總之,我們需要更低的債務率,健全的體系,運營很好的銀行以及穩定的政府。因為我們經常利用外資,如果外資擔心我們的信用不足,我們就會遇到麻煩。
澳大利亞的企業債務率不高,因為澳大利亞長期經濟增長;澳大利亞住房貸款比較高,因為高移民率;政府債務率比過去的水平要高,現在則需要穩定。
南方周末:你認為中國需要貨幣緊縮措施嗎?
戴維·默里:決不要緊縮,那太危險了。記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很多國家的中央銀行采用了非常規的貨幣刺激,他們對於緊縮都很謹慎。緊縮很容易失控,非常危險。
從國家層面來說,中國的國家債務不是太大的問題,在全球經濟里處於借貸者的角色;但是對於中國企業來說,要盡量慢慢降低杠桿;中國住房貸款低於國際平均水平。
南方周末:你覺得中國有一天是否會因賺不到合理的利潤而放棄美元儲備?
戴維·默里:這個問題最好先看美元儲備是怎麽來的,中國有美元儲備是因為美國人買了大量的中國商品,所以如果你仍然想要中美貿易,就得要美元儲備。但美元儲備收益率確實很低,為什麽低呢?因為全球經濟都陷入了困境,而讓全球經濟走出困境,最好的辦法就是全球自由貿易,這也是中國和澳大利亞正在做的事。
南方周末:澳大利亞在外匯儲備投資方面有什麽策略?
戴維·默里:如果你有自由流動的匯率,並且有好的宏觀經濟政策支持,外匯儲備會比較少,這是澳大利亞自由匯率過去的經驗。因為如果大家在澳大利亞投資很開心,就不會發生突然的資本撤離,所以根據我們的經濟體量來看,我們的外匯儲備是比較少的。
僅有的外匯儲備投資非常保守,一般會投資外國的國債,所以是一個高流動性低風險的策略,這種策略已經很穩定了。
南方周末:哪些關於中國的經歷讓你難以忘懷?
戴維·默里:有兩段經歷比較難忘。一段是我在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遇到的一個人,我們曾一起在聖地亞哥主權財富基金工作,後來經常在世界各地延續我們的友誼,通過他,我更多地了解了中國。
還有一次令人難忘的經歷是,當我還是澳大利亞聯邦銀行CEO的時候,我第一次來到中國。當時我還不了解澳大利亞聯邦銀行在中國的發展歷史,在中國歡迎我的國宴上,我才知道,澳大利亞聯邦銀行曾是一個集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於一身的組織,當時,因為世界貿易的重要性,澳大利亞聯邦銀行曾向另外兩個國家發放過銀行牌照,一個是法國,另外一個就是中國。後來,這個在中國的銀行牌照“沈睡”過一段時間,等我們再次建立聯系的時候,我們沒有讓中國再次申請,而是直接歸還牌照。我過去並不知道中國有多看重與澳大利亞聯邦銀行之間的關系,但是自從那次我去了之後,每次去中國都得到了很好的接待。
(中澳企業家峰會秘書長張薇、澳大利亞專業人士聯盟執行會長譚哲對本文亦有貢獻)
近一周,被全球投資者忽視許久的歐洲股市終於刷出了存在感。第一輪法國大選中,中間派獨立候選人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獲勝,政治風險因此驟降。
國際投行高盛近期更是放話稱,相比於估值昂貴、預期透支的美股,歐股才是王道。目前STOXX 600遠期市盈率為15.2,標普500要達到近18;敦和資產海外市場交易主管李夢傑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仍然看好美國金融股,主要取決於去監管預期,但相比之下,近期更看好歐洲和日本股市。歐洲政治風險降低將使得投資人聚焦在正在改善的經濟增長上。歐洲將受惠於全球再通脹的環境,景氣循環股的估值亦具有吸引力。”
由於歐洲風險情緒釋放,美股、日股等隨著歐股全線大漲。然而,A股此前連連受挫,4月24日在全球狂歡之日大幅跳空,上證綜指25日以微漲0.6%收盤。盡管中國尚未開放資本賬戶,A股與全球聯動性不大,但近年來其實相關性也不斷提升。
“之所以A股近期特立獨行,主要由於證監會和交易所對遊資非法配資、炒作雄安題材股、炒作次新股的打擊和整頓,外加銀監會的連環發文,導致股市大跌,”中航信托首席策略師劉長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盡管上證綜指和深證成指近年來分別上漲逾2%和1%,市場看起來似乎還不錯。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整體指數收紅,眾多個股已創出較大跌幅。”
歐股“眾星捧月”
備受矚目的法國大選第一輪投票於周一亞市開盤前落下帷幕,中間派獨立候選人馬克龍和極右翼候選人瑪琳娜·勒龐(Marine Le Pen)分別以23.9%和21.5%的支持率進入第二輪對決,結束“四雄爭霸”局面,令法國大選形勢更加明朗。
“盡管主張‘法國脫歐’的勒龐也進入最終決逐,但預計支持全球化、重商主義的馬克龍最終當選法國總統的概率接近90%。短期來看,如馬克龍當選,歐元區商業將受益且可排除法國脫歐的可能性,歐洲股市可跑贏全球股票市場。” 荷寶首席經濟學家Léon Cornelissen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在他看來,中期市場顧慮為馬克龍並不具有法國兩主流黨派的政治力量支持——未來他是否能夠或有意願推進改革,或導致長期政治風險仍有待觀察。
不過遠憂難敵短期的強勢利好,消息一出,市場反應積極,歐元跳空高開百余點,傳統避險資產日元、黃金大跌,其他風險資產上揚。
高盛預計,預期歐洲STOXX 600指數未來12個月會上漲3%,標普500(S&P 500)則會下跌1%。銀行分析師預測全球GDP今年增長將略微高於3.7%,由於歐洲公司周期性更明星,因此歐洲股市會從中獲益更大。
此外,歐洲公司也趨於更早地受益於商業信心的增長,因此高盛預測STOXX 600收益會上漲15%;高盛還預測在歐洲有運作的美國企業也會受益,不過投資者可能會被這類公司的高股價嚇退。
英國近期的局勢也趨於穩定。英國首相特蕾莎梅上周突然向全世界宣布英國將提前至6月8日舉行大選以保障英國脫歐後的政局穩定。出乎預料的是,英鎊當天對美元大漲350個點,上漲幅度接近2.7%。
“市場認為,特蕾莎梅這一突然舉動是因為保守黨希望為英國退歐談判更好地保駕護航,如果特蕾莎梅獲得更多來自英國民眾的支持,則也將獲得更多和歐盟談判的力量,英國政治前景的穩定視為利多英鎊和英國經濟。”富拓外匯(FXTM)中國市場分析師鐘越對記者表示。
A股略顯“脫節”
4月24日,在法國大選風險釋放的情況下,歐、美隔夜收漲,日股等亞洲股市開盤上揚,但各界期待的A股反彈並未出現,重拳監管、資金面趨、經濟周期預期分化等因素都不容忽視。
周一,滬深A股20家漲停,58家跌停,至此股指延5日均線走出7連陰。截止收盤點位3129點,下跌43個點,跌幅1.37%,成交量1978億,只有銀行一家板塊翻紅。周二、周三A股微幅收漲。
“其實,市場的調整並非始於本周,而是早已開始。換句話說,自從去年2月劉士余就任證監會主席,股票市場進入‘依法、從嚴、全面’的監管時代,股市的調整就已在悄然進行。自從那時,市場投資風格的切換、投資理念的革舊維新已經不可避免。”劉長江對記者表示。
他稱:“投資者之所以誤以為調整現在才開始,其實是受到了指數失真的蒙蔽。盡管股指看似不錯,但去年已經上市的非ST股票共有2968只,年初至今下跌的有2047只,占比高達69%,收益率的中位數是-6.54%。個股走勢如此,市場調整自然不可避免。”
除了嚴格監管之外,貨幣收緊、利率上行也是拖累股市動能和情緒的關鍵因素。繼年初央行上調逆回購、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之後,銀監會10日發出9文,全面加強監管,導致資金成本上行。在貨幣收緊的環境下,尤其是高估值股票,壓力尤其大。
近期,第一財經記者也曾報道稱,銀行委外資金出現了部分“贖回潮”。不僅是股市,國債期貨也在4月24日全線大幅收跌。委外贖回壓力下,銀行間市場資金面全面收緊,銀行間市場利率全面走高。無論是銀行間質押式回購利率,還是銀行間拆借利率,都在全面上漲,交易所間資金價格也同期上漲。
截止2017年3月末,銀行理財產品余額為29.1萬億元,其中投向非標的為4.93萬億元,占15.4%。國泰君安銀行團隊預計,全市場委外規模在3-5萬億元之間,投向則以債券為主,外加少量的股票等。
也正是因為監管層加大了投機整頓、銀行清理委外,市場換倉藍籌意願加強。“股票市場加大對次新股和高送轉炒作的懲罰力度,並且限制雄安主題炒作,對遊資的獲利方式料將產生較大的負面警示效果,降低市場的整體風險偏好。同時銀行開始清理委外,部分打新基金可能受限,邊際影響市場資金供應。如果金融監管繼續升級,市場風險偏好或將繼續下降。但我們觀察投資者主要以換倉,特別是白馬藍籌為主,選擇降低倉位的意願較低。”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此外,各界對於中國經濟周期的預期開始出現分化,且主流觀點認為二季度經濟動能大概率弱於一季度。“數據好壞參半,投資者莫衷一是。投資者不敢持有周期股,又擔心績優股業績難以持續,無所適從,市場人氣日益不足。”劉長江告訴記者。
對於2017年的A股,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認為仍然存在,但這個機會更多是結構性的,而不是趨勢性的,且金融去杠桿風險不容小覷。
“中國現在金融規模太大了,金融所創造的GDP要占到整個GDP的8.3%,英國8%,美國7.2%,日本只有5%,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但金融發展規模已經遠超發達國家。”他稱,在去杠桿的大格局下,就更要註重價值投資,尋求估值合理的板塊進行配置。
一個“大興安嶺—鮁魚圈生態移民的思路方案”已基本形成。
根據這項方案,數萬大興安嶺林業工人將走出大山,以生態移民的方式,南下上千公里,到遼寧省營口市鮁魚圈區安營紮寨,開啟新的生活。
第一財經記者從大興安嶺地區行政公署人社局獲悉,近日,大興安嶺行政公署與鮁魚圈區政府簽訂了生態移民合作備忘錄。
根據雙方發展需求,擬計劃組織大興安嶺地區林業在職職工、一次性安置人員、靈活就業和退休人員等群體向鮁魚圈區進行生態移民,利用國家及兩地政策在鮁魚圈共同建立“鮁魚圈—大興安嶺自主創新示範基地(生態移民文旅小鎮)”,實現生態移民與產業移民的結合。
這將是解決大興安嶺地區林業企業職工轉崗分流生計的重大戰略。
大興安嶺地區行政公署官網也證實,今年4月8~9日,遼寧省營口市鮁魚圈區副區長田文閣率領房產、人社、規建、發改等部門負責人組成考察組,赴大興安嶺地區,就大興安嶺—鮁魚圈生態移民思路方案、建立自主創新示範基地、民生政策接續保障等工作進行考察洽談。
大興安嶺地區行政公署人社局有關負責人表示,“下一步,大興安嶺地區將對全區林業企業改革後富余人員及其它人員開展調查摸底,做好生態移民中住房安置、就學、戶籍、就業、醫保、社保等各項配套落實,積極促進大興安嶺—鮁魚圈生態移民工程取得重大進展。”
鮁魚圈區為遼寧省營口市轄區,位於營口市南58公里,為營口市新市區。而大興安嶺作為全國五大國有森工林區之一,不僅是東北乃至華北的重要天然屏障,更是中國北方的綠色長城。
大興安嶺林區是我國五大國有森工林區之一。攝影/章軻
第一財經記者從國家林業局了解到,自1998年啟動天保工程試點到2011年天保工程二期實施以來,19年間,通過調減木材產量、公益林建設、封山育林、實施森林分類經營等措施,大興安嶺的務林人實現了由砍樹人向護林人的歷史性轉變。2014年大興安嶺林區全面停止了木材商業性采伐,數以萬計的林區人放下斧頭鋸,由“伐木工人”轉變為“護林員”。
但同時也遇到了轉崗職工安置難、群眾增收渠道少等突出問題。
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全面停伐後,大興安嶺地區林業在崗職工中13304人需轉崗分流安置,其中包括木材生產7062人、輔助生產2786人、林產工業1360人、5-6級工傷人員727人,部分從事木材生產的管理和服務人員1369人。
第一財經記者從大興安嶺地區行政公署人社局了解到,長期以來,林區職工工資待遇嚴重偏低。2010年末,林區企業職工崗位工資818元/月,遠低於當年全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2211.25元/月。到2016年,全區在崗職工工資水平也僅達到2466元/月。
調查結果顯示,在全區需轉崗職工中,4050人員年齡大、學歷低、工作技能單一、身體素質較差,合計5519人。大興安嶺地區行政公署人社局介紹,對於這類就業困難人員,全區累計開發10995個公益性崗位,共安置大齡失業人員3366人,殘疾人467名,低保人員108名,零就業家庭成員239人,高校畢業生1087名,其他就業困難人員5727人。但仍需要開拓新的就業渠道。
大興安嶺地區全民創業領導小組辦公室有關負責人也告訴記者,目前已建成全民創業示範基地182個,其中藍莓基地25個、食用菌基地94個、北藥基地20個、特色養殖基地33個。各類全民創業合作社、聯合體337個,參與職工7640人,組建農民專業合作社650個。還在廣州、北京、杭州等10個大城市的建立了森林生態產品旗艦店(專賣店)16家,形成了有效的營銷推廣網絡。
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大興安嶺地區全民創業實現增加值37億元,增長23.1%,拉動GDP增長3.2個百分點;人均收入2.8萬元,增長8.3%;創業人數達到7.4萬人,增長5.8%,安置轉崗、下崗職工2.1萬人。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目前,大興安嶺地區行政公署與營口市鮁魚圈區政府已在人員交流、戶籍轉移、勞動關系轉移等方面達成了初步共識。
鮁魚圈月亮湖公園。遠處是營口港。攝影/章軻
鮁魚圈海邊景色。攝影/章軻
義烏,在大眾印象中曾是知名的“買全國貨、賣全國貨”的小商品批發市場代名詞。如今,“小商品集散地”已經遠遠不能概括義烏的定位,借用原有的客流、物流和世界商貿網絡優勢,義烏正試圖構建全球貿易鏈新版圖,並致力於打造高端產業價值鏈。
其中,不乏這些現象,比如深圳的電子產品要通過義烏走出去,義烏的五金工具自己做品牌並找德國工廠貼牌代工生產,義烏當地企業購買歐美高端設計團隊等。
在“一帶一路”建設大背景下,義烏開通義新歐中歐班列,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愈加密切,逐漸成為新世紀絲綢之路的一個支點城市。
目前,義烏常駐著來自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3萬名境外客商,並有著3000多家物流企業,公路物流、鐵路物流、航空物流、保稅物流、多式聯運、智慧物流等多種物流方式並存。
憑借龐大的銷售網絡和發達的物流優勢,在往產業價值鏈高端走的過程中,義烏有著重構全球貿易價值鏈的趨勢。
客流與物流的雙優勢
“深圳華強北的電子市場很發達,但它們還是有相當部分的電子產品要通過義烏走出去。”浙江中國小商品城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商城集團”)市場總監張奇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里面義烏既具備客流的優勢,也具備物流的優勢。
“義烏的優勢在於有來來往往的客商。比如自拍桿,雖然是從深圳出來的,但當時那邊打不開市場,打開市場的是義烏飛豚數碼的總經理包海剛,他的營銷能力強,又有豐富的采購商資源。而深圳一些制造電子產品的企業,研發能力和產品更新能力可能很強,但銷售能力並不強。”張奇真告訴記者。
浙江省金華市委常委、義烏市委書記盛秋平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義烏在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具有的獨特優勢,包括小商品市場優勢、改革試點優勢和開放平臺優勢。而義烏的客流優勢正是首先得益於其小商品市場優勢。
盛秋平介紹,義烏目前擁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經營面積550余萬平方米,經營180多萬種商品,小商品出口到世界21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中國制造”走向世界、世界商品進入中國的重要平臺。
另一方面,便宜的物流成本也是商家願意把產品從義烏出口的原因。
2011年3月,國務院批複《浙江省義烏市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下稱《方案》),在義烏開展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為其外貿發展尤其是在物流方面註入了新活力。
“拼箱集櫃是這里面最重要的政策。”張奇真告訴第一財經,“例如采購商一個櫃全是自拍桿是賣不掉的,從物流的角度講,他需要拼櫃組合,就是重的商品和輕的商品或者體積大的商品和體積小的商品拼櫃,這樣的話,物流成本最低。如果一個櫃里都裝重的商品,可能裝了三分之一的體積重量就足夠或者超過了。”同理,義烏之所以會出口鋼材,就是因為這樣的物流成本最便宜,集裝箱要出口日用品時,就會搭配一些重東西,例如鋼材。而來自深圳的產品比較單一,基本上只有工藝禮品、電子科技產品等,因此拼櫃的物流成本最低。
盛秋平表示,近年來,義烏圍繞國際陸港城市建設目標,加快推進開放平臺建設。“義新歐”中歐班列常態化運行,航空口岸建設加快推進,鐵路口岸臨時開放。設立保稅物流中心(B型),國際郵件互換局和交換站建成投入運營。
目前,義烏有3000多家物流企業,多種物流方式並存。以及開通義烏至中國香港和臺灣、泰國曼谷、韓國首爾等航線;航運物流主要與寧波、上海等港口無縫對接,與全球主要樞紐港連接。
其中,中歐班列已先後開通至中亞、馬德里(西班牙)、德黑蘭(伊朗)、馬紮里沙里夫(阿富汗)、車里雅賓斯克(俄羅斯)、里加(拉脫維亞)、明斯克(白俄羅斯)、倫敦(英國)等8個方向的國際貨運班列,義烏已成為開通國際鐵路集裝箱運輸線路最多的城市。
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1~3月,義烏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247.17億元,占全市出口比重51.42%,而且出口前十國家中8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時,義烏對“義新歐”沿線國家出口快速增長,出口62.59億元,同比增長42.75%。
在義烏發車的首列中歐班列(義烏-倫敦),於1月18日抵達倫敦,這也是義烏開通的第8條國際鐵路聯運班列。4月29日,首趟由英國駛往中國的中歐班列(倫敦-義烏)順利抵達義烏。
義烏繁榮的商貿,也帶動了周邊城市制造業的發展。張奇真對第一財經表示,兩者是互相支撐的關系。“我們現在約有7萬個攤位,一個攤位背後會有幾家企業在支撐,因此至少有二三十萬家的中小企業在支撐我們的市場。這些產品也有來自廣東、深圳以及國外,高峰時有三分之一是義烏及義烏周邊縣市制造的。”
“義烏很小,僅1105平方公里並且山地多,因此它的制造業是輻射開來的。我們的市場會這麽受關註,實際上是因為它對整個中國的中小企業起到了重要銷售平臺的作用,而這些中小企業又帶動了就業。”張奇真對第一財經分析道。
創新競爭:品牌與設計
“先從貿易起家,等賺到錢後,有些經營戶就進到生產領域開始自己辦企業,比如浪莎、新光等。”張奇真告訴第一財經,一些貿易起家的企業如今從貿易轉向工貿聯動,包括設計。因為如果單單從事貿易這一塊,他們的反應就沒那麽迅速,繼而就沒有競爭力可言,而實行工貿聯動也正好與中國制造對接起來。
現在,義烏就有一些企業在努力做本土品牌,並請了歐美設計師,將這些銷往歐美的產品用外國人的思維進行設計,既從理念和接受程度上實現了無縫對接,也為他們帶來了更多的生意。像新光等行業龍頭企業直接購買國外高端設計團隊,其設計研究院與日本企業開展設計合作,並購了美國丹尼斯木設計有限公司。
“以前我們沒有建立品牌時,客戶是整個市場去轉,哪里便宜就哪里做。我想拿下這個客戶就得低價競爭。最便宜時,我們拉出去的一車貨賺的利潤,比一個搬運工一天賺的錢都少。”浙江星寶傘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吉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不過有了自己的品牌後,生意越做越輕松了。
“現在是客戶主動來找我們,價格固定,客源也固定。客戶來了後就像點菜一樣,這個貨號要20箱,那個貨號要30箱,一點完第二天就可以出貨。他只要看好傘的畫版、款式就可以了,不用擔心品質。”張吉英補充道,他們現在做品牌,對傘的手感、色彩搭配等都會非常註重,而合作的法國專業設計團隊的設計風格也受到歐美客人的青睞,傘的銷路不錯。
張吉英告訴第一財經,尤其是今年年初以來,經濟有複蘇的跡象,生意越來越好。“今年整個義烏市場比往年增長了10%~20%的客流量,特別是烏克蘭、俄羅斯、西班牙、法國等地的客人非常多。以往義烏市場的俄羅斯客戶訂單不大,以三至五萬元的訂單居多,但現在烏克蘭、俄羅斯訂單轉大的話,他們會拿整條櫃子(貨值五六十萬元)。”
位於義烏工業設計中心的義烏市嘉蘭圖設計有限公司總經理黃捷告訴記者,現在隨著工業設計中心名氣的變大,自動上門來找的客戶越來越多,企業對設計的需求比較大。而且,他發現,現在義烏許多大企業的老板主要關心的是新品研發,會直接出來跟設計方談業務。“因為現在產業轉型,你不創新,只有死路一條;你不創新,就只能跟別人拼價格。”
黃捷提到,相比他2014年剛來時,客戶普遍對工業設計興趣不大。沒有客戶會找上門,哪怕他們一天打一兩百個電話,可能只有一兩個客戶要他們過去拜訪,而這也有可能只是客戶想了解一下,但合作協議談不下來。
其實,《方案》在優化出口產品結構方面就提出,要進一步提升出口產品的技術和文化含量,提高出口商品的檔次和附加值。推動貿易商品結構從一般小商品向擁有技術、知識產權和品牌的高端商品及相關服務等方面拓展。要著眼於創造品牌、創造標準、創造商業新模式、創造高端產業鏈和價值鏈,全面提升國際貿易發展質量和水平。
為鼓勵和支持中小微企業提升創新能力,義烏市政府為此設計發放創新券。據《義烏市創新券推廣應用實施細則》,市財政每年安排不少於1000萬元的創新券額度。
其中,創新設計類企業向科技局審核通過的創新設計載體購買服務,使用額度在5000元以下的全額抵扣,累計使用超過5000元後,超出部分按50%抵扣,單個項目最高不超過5萬元。
科技合作類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開展技術合作,經立項驗收後按企業實際支付高校、科研院所技術合作經費的20%給予抵扣,單個項目最高不超過20萬元。
在品牌建設方面,義烏五金工具企業找國外貼牌代工也尤為亮眼。
“當時,奔馳寶馬進來了,但德國的工具沒有進來,而中國的消費水平已經超過歐洲。2010年時,我們基於這些考慮決定讓德國貼牌代工。”義烏市開拓五金有限公司總經理吳獻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他請德國工廠貼牌代工了螺絲刀、內六角和鉗子三大類等20多種產品,主要是在國內這一款的產品品質與國外差距較大。
談到為何要做自己的品牌,吳獻表示,代理國外的品牌萬一出現什麽商業問題,對方就有可能收回經營權,這樣前面做的就白忙活了。而自己做品牌,定價權就掌握在自己手里,相比以前代理國外品牌,如今他能增收15%。“你去德國買基本上跟我在天貓上的價格一樣。而你去中國的傳統渠道(如進口的實體專賣店)買,就比我的價格要貴30%,甚至50%。”
走出去與走進來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成為了義烏市企業投資的熱點和重點地區。兩年來,義烏市先後有8家經核準的企業,分別赴泰國、南非、安哥拉、埃塞俄比亞等“一帶一路”沿線近10個國家開展投資,投資項目10個,投資合同總額5490萬美元,投資領域涉及服裝生產、農業加工、物流、海外倉等。而義烏本地企業走出去主要還是圍繞著小商品進行。
義烏市商務局局長、電商辦主任王碧榮告訴記者,義烏本地企業走出去主要有海外並購、設立海外倉、建立海外分市場、產能轉移等方式。
在海外並購方面,2016年義烏市工業園區與IDG資本就木林森項目、華燦光電項目合作,分別募集基金規模24億元和64億元,成立和諧芯光與和諧明芯,分別並購美國美新半導體項目和德國歐司朗照明項目,短短一年時間就完成了LED全產業鏈布局。
王碧榮告訴記者,這些海外並購實際上是並購海外小商品的產能,通過並購獲得海外高端小商品的研發、設計、生產和加工技術等,從而來提升我們本土的產業水平。
以及義烏本地企業在國外設立海外倉,一方面是為了把義烏優質的商品發到那里供當地的采購商進行采購或者就近分撥;另一方面也便於匯聚當地商品,每個月定期組織義烏的電商企業去采購,並把產品返銷到中國。
王碧榮告訴記者,目前義烏在全球經過政府認定的海外倉有22個。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義新歐”沿線設立的海外倉比較多,比如德國、波蘭、西班牙、英國、俄羅斯、白俄羅斯、澳大利亞、美國、馬來西亞等地。最新的海外倉設在馬德里,面積為3500平方米,這是目前最大的海外倉。
此外,在建立海外分市場方面,既有義烏本地企業建立的分市場,也有以義烏小商品為主的商場,其中有義烏人、溫州人或者海外華人參與投資,比如迪拜、波蘭、馬來西亞等地。
王碧榮告訴記者,最近出現了一股熱潮,一方面義烏市政府和義烏商城集團有到海外布局的戰略需求;另一方面海外商家特別是海外華人,也希望參與到這個市場的海外布局中來。小商品越來越受歡迎,以前是低端,現在是向中高端發展了。
目前,隨著勞動力成本、環保成本等各項成本的上升,義烏中低端的產業正在向東南亞、印度、中東國家等地轉移。比如怡婷針織在南非投資設立無縫服裝廠,將國內部分機器設備運往國外“二次利用”;艷平紡織廠直接將舊的生產線搬到埃塞俄比亞,引進最新生產線,實現企業的二次生長。
近年來,義烏在發展出口的同時也註重進口,出臺了《促進進口貿易發展十項舉措》等一系列進口促進政策,被商務部領導譽為全國進口促進政策體系最健全的地區。2008年,義烏開設進口商品館。
數據顯示,2017年1~3月,義烏市進口8.13億元,增長84.31%,進口貿易取得開門紅。進口主體也迅速增多。一季度,有進口實績的企業276家,同比增長55.93%。
王碧榮告訴記者,近年來義烏發展進口貿易,將其當作推動整個市場轉型升級的三大戰略之一,以實現進出口的互動,進一步打造義烏新的核心競爭力,讓其營商成本更加低,經商效率更加高,從而集聚更多的商人、企業和商品。
“在物流方面,現在義烏的成本要比外地低20%~30%。義烏的商品來自全國各地,他們把商品運到義烏,以前都是空車返還,如今返回時還帶貨回去,實現了成本分攤,運價也就更低了。這也解釋了為什麽深圳的產品要到這里來集散。”王碧榮對記者表示。
外商在義烏
數據顯示,每年到義烏采購的境外客商達到近50萬人次,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3萬多名境外客商常駐義烏。這里吸引了沃爾瑪、麥德龍等20多家跨國零售集團和30多家國內知名連鎖超市常駐采購,全市現有各類涉外機構5300多家,其中外商投資合夥企業2200多家,約占全國的75%。
阿富汗商人阿孜密告訴第一財經,1998年,他帶著5萬美元來到了義烏,如今他在義烏的貿易額已經做到一年一個億。目前其公司的商品銷往中東、歐洲、南美等地,通過10多年的發展,已在德國、美國、伊朗、土耳其等國設立了分公司作為中國商品的分銷基地,並把阿富汗、澳大利亞等國商品進口到義烏。
通過義烏這個窗口,印度商人洛基目前已把生意做到印度、南美、非洲、阿聯酋等地,同時他還把南美的紅酒、印度的棉紗等賣到中國來。
義烏市涉外服務中心主任趙誌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除了貿易生意,這些常駐義烏的外國商人在義烏還起到兩方面作用。一方面他們為中外兩地的經貿交流,包括人員、文化等交流起到中介和橋梁的作用。比如阿富汗許多人想到義烏來采購商品,一般情況下都是通過聯系阿孜密,他會帶阿富汗客商到義烏市場上進行采購,同時通過他們的貨代公司以一條龍服務的形式全部發散到各處。
另一方面,他們為義烏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義烏市商務局下面的義烏世界商人之家,將外商聚集在一起,通過大家相互交流與合作,共同促進義烏的國際貿易發展。比如義烏有義博會、進口展等,他們會組織其本國的企業到義烏進行參展。
“第一要賺錢,第二要住得舒服,這兩個要求我們在義烏都得到了滿足。義烏是我的第二個家,不想去別的地方。”洛基告訴第一財經,目前他得到了兩年有效簽證。在生活方面,義烏不僅有印度餐廳,還有阿拉伯餐廳、土耳其餐廳等世界各地美食可以享用,這里就像一個聯合國美食城,“在我住的周圍也住著許多來自五洲四海的外國人,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但在這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新義烏人。”
目前,義烏也在不斷優化涉外管理服務。比如設立國際貿易服務中心,為外商提供“一站式”服務,並為常駐外商發放“國際卡”,讓他們在義烏享有基本養老、子女教育等社會保障;積極完善城市國際功能,如謀劃建設國際醫院、國際學校、國際社區等一批功能區塊,目前已建成投用的有浙大醫學院附屬第四醫院,並引進上海嶽陽醫院、複旦複華學校、大連楓葉國際學校等國際化服務設施。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熱情高漲,但投資依然謹慎,除了要考慮投資東道國原材料、人力、融資成本、市場前景等方面外,了解當地稅務制度環境並消除潛在稅務風險,也是橫在企業面前的一道難題。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稅務制度環境複雜多變,針對“走出去”企業對境外稅收信息收集困難,部分企業遇到投資東道國涉稅爭議、遭到雙重征稅“痛點”,近些年國家稅務總局公布了基本涵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59份國別投資稅收指南,並開通12366“走出去”納稅服務熱線,打破稅收信息不對等這一瓶頸。
另外,稅務總局充分利用稅收協定項下的雙邊協商機制,結合國際產能合作重點領域,積極幫助納稅人解決涉稅爭議,2013年至今共開展雙邊協商181例,消除國際重複征稅131.8億元,不少“走出去”企業直接受益。
打破稅收信息不對稱
對投資東道國稅收制度的不了解,曾是部分企業“走出去”的攔路虎。
輸配電設備制造商思源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海外財務總監鄭典富告訴第一財經,公司在海外投資時碰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了解投資國的稅制。
“我們雇人去網上搜集投資東道國稅務信息,但不敢確定信息的準確性;去投資東道國稅務當局咨詢一些稅務問題,有時候一個國家兩個稅務機關給出的答複竟然不一致,這里隱藏了比較大的稅務風險。了解投資東道國的稅收制度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鄭典富稱。
而據了解,特變電工股份有限公司曾為翻譯“涉外稅收協議”支出了20萬美元。
由此可見,企業海外投資中稅務考量因素重要性不言而喻。
具有16年海外投資經營經驗的格力電器(巴西)有限公司,在巴西投資中總結了一句名言:“在巴西,離開了稅務,一切重大決策都免談。”
“以往缺乏對境外稅收信息的了解是制約工作開展的一個主要瓶頸,但目前情況已逐步扭轉。”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司長廖體忠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家稅務總局對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內的95個國家和地區全面開展了國別稅收信息研究,並建立了“一帶一路”稅收服務網頁,分國別發布對外投資稅收指南、介紹稅收政策、提示稅收風險。
截至2017年4月底,稅務總局共發布了59份國別投資稅收指南,基本涵蓋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境外其他主要投資目的地。這些指南主要圍繞境外投資目的地整體營商環境、主體稅種、征管制度、雙邊稅收協定(協議或安排)等方面內容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
“五一”之前,國家稅務總局在上海(國際)納稅服務中心舉行《國別投資稅收指南》新聞發布會,圖為大數據顯示國別稅收情況。
與之配套,稅務總局還專門設立了“一帶一路”稅收服務網頁,依托上海(國際)納稅服務中心推出“雙語”服務,開通12366“走出去”納稅服務熱線專席,為企業“出海”提供“精準導航”。
鄭典富表示,稅務總局發布的稅收指南很好地解決了企業海外投資中稅收信息不對稱問題,幫助企業節省了一筆成本,讓企業可以提前防範境外投資稅收風險,更有底氣走出去。
特變電工股份有限公司財務人員薛佳斌在收到新疆稅務部門編寫的《中亞五國稅典譯本》時也感慨,給力的稅收服務讓裝備制造企業走出去的腳步更自信了。2017年,由該公司承建的項目讓塔吉克斯坦首都告別了20年冬季限電的歷史。
力挺企業解決涉稅爭議
由於國家間稅收征管差異、稅收歧視或不公平待遇,部分走出去的企業遭到投資東道國涉稅爭議,被要求補繳大額稅款。
比如,由於征管差異,某國向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提出要征收2009~2013年稅款和滯納金1635萬美元。在埃塞俄比亞投資設立鞋廠的廣東東莞華堅集團,被要求按10%稅率對其在埃塞俄比亞的企業所得股息征稅,而非兩國稅收協定安排的5%稅率。
針對部分企業碰到的涉稅爭議問題,中國稅務部門積極談簽、用足用好國際稅收協定,為“走出去”和“引進來”企業消除雙邊重複征稅、提供穩定明確的稅收環境、妥善解決涉稅爭議。
比如,針對上述南方航空遇到的涉稅爭議問題,在經過一年四輪交涉磋商後,兩國外交部和稅務部門就雙邊稅收協定中關於民航國際運輸在境外享受免稅待遇的有關問題達成共識,避免了對南方航空重複征稅。
東莞市國稅局在了解到華堅集團碰到的涉稅爭議問題後,立即協助它向埃塞財政部門遞交申訴信。經多番溝通,最終埃塞俄比亞財政部回函承認中埃協定的有效性,華堅集團減免稅款30萬美元。
受此鼓舞,華堅集團響應國家“一帶一路”戰略號召,於2015年4月在埃塞俄比亞埃塞奠基建設華堅國際輕工業園,總投資20億美元,預計於2020年建設完成,將幫助當地解決就業3萬人以上。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表示,通過用好稅收協定,為企業明確了征稅稅率、東道國對利潤征稅門檻、母國抵免規定、跨境涉稅爭議解決方法。這無疑給納稅人大大提高了稅收確定性,納稅人只需執行稅收協定規定的內容,不必再擔心東道國的稅收政策什麽時候變、怎麽變。心里有數,前路光明,企業才有信心走下去。
截至2017年4月底,我國與116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邊稅收合作機制,簽訂雙邊稅收協定、安排和協議已達106個,其中屬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有54個,形成了世界上第三大協定網絡,覆蓋了中國主要對外投資目的地。
第一財經從國家稅務總局了解到,2016年,僅稅收協定利息條款就為我國金融機構減免境外稅收278億元,有力支持了“資金融通”,協定的雙向互惠也為境外納稅人在我國減免稅收280億元。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熱情高漲,但投資依然謹慎,除了要考慮投資東道國原材料、人力、融資成本、市場前景等方面外,了解當地稅務制度環境並消除潛在稅務風險,也是橫在企業面前的一道難題。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稅務制度環境複雜多變,針對“走出去”企業對境外稅收信息收集困難,部分企業遇到投資東道國涉稅爭議、遭到雙重征稅“痛點”,近些年國家稅務總局公布了基本涵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59份國別投資稅收指南,並開通12366“走出去”納稅服務熱線,打破稅收信息不對等這一瓶頸。
另外,稅務總局充分利用稅收協定項下的雙邊協商機制,結合國際產能合作重點領域,積極幫助納稅人解決涉稅爭議,2013年至今共開展雙邊協商181例,消除國際重複征稅131.8億元,不少“走出去”企業直接受益。
打破稅收信息不對稱
對投資東道國稅收制度的不了解,曾是部分企業“走出去”的攔路虎。
輸配電設備制造商思源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海外財務總監鄭典富告訴第一財經,公司在海外投資時碰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了解投資國的稅制。
“我們雇人去網上搜集投資東道國稅務信息,但不敢確定信息的準確性;去投資東道國稅務當局咨詢一些稅務問題,有時候一個國家兩個稅務機關給出的答複竟然不一致,這里隱藏了比較大的稅務風險。了解投資東道國的稅收制度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鄭典富稱。
而據了解,特變電工股份有限公司曾為翻譯“涉外稅收協議”支出了20萬美元。
由此可見,企業海外投資中稅務考量因素重要性不言而喻。
具有16年海外投資經營經驗的格力電器(巴西)有限公司,在巴西投資中總結了一句名言:“在巴西,離開了稅務,一切重大決策都免談。”
“以往缺乏對境外稅收信息的了解是制約工作開展的一個主要瓶頸,但目前情況已逐步扭轉。”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司長廖體忠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家稅務總局對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內的95個國家和地區全面開展了國別稅收信息研究,並建立了“一帶一路”稅收服務網頁,分國別發布對外投資稅收指南、介紹稅收政策、提示稅收風險。
截至2017年4月底,稅務總局共發布了59份國別投資稅收指南,基本涵蓋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境外其他主要投資目的地。這些指南主要圍繞境外投資目的地整體營商環境、主體稅種、征管制度、雙邊稅收協定(協議或安排)等方面內容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
“五一”之前,國家稅務總局在上海(國際)納稅服務中心舉行《國別投資稅收指南》新聞發布會,圖為大數據顯示國別稅收情況。
與之配套,稅務總局還專門設立了“一帶一路”稅收服務網頁,依托上海(國際)納稅服務中心推出“雙語”服務,開通12366“走出去”納稅服務熱線專席,為企業“出海”提供“精準導航”。
鄭典富表示,稅務總局發布的稅收指南很好地解決了企業海外投資中稅收信息不對稱問題,幫助企業節省了一筆成本,讓企業可以提前防範境外投資稅收風險,更有底氣走出去。
特變電工股份有限公司財務人員薛佳斌在收到新疆稅務部門編寫的《中亞五國稅典譯本》時也感慨,給力的稅收服務讓裝備制造企業走出去的腳步更自信了。2017年,由該公司承建的項目讓塔吉克斯坦首都告別了20年冬季限電的歷史。
力挺企業解決涉稅爭議
由於國家間稅收征管差異、稅收歧視或不公平待遇,部分走出去的企業遭到投資東道國涉稅爭議,被要求補繳大額稅款。
比如,由於征管差異,某國向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提出要征收2009~2013年稅款和滯納金1635萬美元。在埃塞俄比亞投資設立鞋廠的廣東東莞華堅集團,被要求按10%稅率對其在埃塞俄比亞的企業所得股息征稅,而非兩國稅收協定安排的5%稅率。
針對部分企業碰到的涉稅爭議問題,中國稅務部門積極談簽、用足用好國際稅收協定,為“走出去”和“引進來”企業消除雙邊重複征稅、提供穩定明確的稅收環境、妥善解決涉稅爭議。
比如,針對上述南方航空遇到的涉稅爭議問題,在經過一年四輪交涉磋商後,兩國外交部和稅務部門就雙邊稅收協定中關於民航國際運輸在境外享受免稅待遇的有關問題達成共識,避免了對南方航空重複征稅。
東莞市國稅局在了解到華堅集團碰到的涉稅爭議問題後,立即協助它向埃塞財政部門遞交申訴信。經多番溝通,最終埃塞俄比亞財政部回函承認中埃協定的有效性,華堅集團減免稅款30萬美元。
受此鼓舞,華堅集團響應國家“一帶一路”戰略號召,於2015年4月在埃塞俄比亞埃塞奠基建設華堅國際輕工業園,總投資20億美元,預計於2020年建設完成,將幫助當地解決就業3萬人以上。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表示,通過用好稅收協定,為企業明確了征稅稅率、東道國對利潤征稅門檻、母國抵免規定、跨境涉稅爭議解決方法。這無疑給納稅人大大提高了稅收確定性,納稅人只需執行稅收協定規定的內容,不必再擔心東道國的稅收政策什麽時候變、怎麽變。心里有數,前路光明,企業才有信心走下去。
截至2017年4月底,我國與116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邊稅收合作機制,簽訂雙邊稅收協定、安排和協議已達106個,其中屬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有54個,形成了世界上第三大協定網絡,覆蓋了中國主要對外投資目的地。
第一財經從國家稅務總局了解到,2016年,僅稅收協定利息條款就為我國金融機構減免境外稅收278億元,有力支持了“資金融通”,協定的雙向互惠也為境外納稅人在我國減免稅收280億元。
面對其他豪華車品牌強攻,長安標致雪鐵龍汽車有限公司(下稱“長安PSA”)旗下的DS品牌銷量陷入低谷,即使成為熱播電視劇《歡樂頌2》中醫生趙啟平以及IT男應勤的座駕,依然未能帶動銷量回升。處於低谷中的長安PSA,再次迎來高層變動。
5月31日,長安PSA董事會公布了新的人事任命,應展望不再擔任長安PSA執行副總裁,調回中方母公司長安汽車出任首席專家;長安PSA原副總裁沈明均升任長安PSA執行副總裁。
沈明均先後在長安汽車從事過工程設計、產品規劃、市場研究、海外銷售及合資合作管理等多項工作,歷任汽車工程研究院副院長、合肥長安汽車公司總經理、海外事業部總經理及合資合作部部長等職。他自今年3月就任長安PSA副總裁以來,在短時間內推出多項舉措,提出了“以變革迎接挑戰”的新工作方向。而調回中方母公司長安汽車出任首席專家的應展望,先後在南京汽車、長安汽車、長安福特馬自達等公司,從事技術規劃與管理、產品開發、質量、IT以及公司的全面管理等工作。自中國長安汽車集團與法國PSA集團簽訂合資協議以來,應展望作為合資公司籌備組中方組長,牽頭主持了長安PSA的籌建以及正式成立,並於2011年11月其出任長安PSA執行副總裁至今。
長安PSA是由中國長安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法國標致雪鐵龍汽車集團共同發起,於2011年11月經國家相關部委批準正式成立,註冊資本40億人民幣,雙方各占股本50%,2013年下線國產車型。目前,該公司的產品銷量處於低迷狀態。
第一財經記者查閱長安汽車的產、銷快報發現,長安PSA銷量增長從2016年開始戛然而止,去年銷量為16123輛,比2015年的24451輛下滑34%。今年以來,長安PSA依然跌跌不休,今年1~4月銷量為2134輛,比去年同期下降67%。
近幾年,由於業績壓力等原因,長安PSA頻頻調整高管隊伍。長安PSA前分管營銷副總裁蔡建軍在2015年3月被調回長安汽車,由當時分管采購副總裁徐駿接替蔡建軍的職位和工作,之後蔡建軍跳槽到北汽股份擔任副總裁。而擔任長安PSA DS品牌總經理剛滿一年的陳國章,於2015年12月被調往PSA集團,長安PSA DS品牌總經理一職由普華傑(Thierry POIRAT)接替擔任。2016年3月,長安PSA又掀起總裁以及副總裁崗位相繼發生變動的人事調整,莫奈(Olivier MORNET)接替博傑思(Gilles BOUSSAC)擔任長安PSA總裁,而徐駿不再擔任長安PSA分管營銷和對外聯絡的副總裁。
長安PSA原高層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曾談到,長安PSA的目標定得過高,早期規劃與現有的市場脫節,導致管理層一直承受巨大壓力,無論是銷量,還是定價、利潤等指標皆難以兌現,股東雙方為此存在不同看法,這是長安PSA頻頻出現人事變動的原因。
汽車分析師張誌勇6月1日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長安PSA銷量低迷,引發長安PSA高層頻頻變動,冀望通過人事變動來提振銷量,但這治標不治本。DS品牌力較弱,在標致、雪鐵龍等法系陣營整體目前在華發展皆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身處豪華車陣營的DS品牌更是難以有所突破,現在後繼乏力。
“德系三強爭奪激烈,牢牢占據豪華車第一大陣營。日系陣營近年在華複蘇回暖,來勢洶洶,發起品牌向上猛攻,英菲尼迪、謳歌等豪華車品牌相繼國產,日系在豪華車陣營正處於上升趨勢。作為法系豪華車代表的DS品牌要擺脫困境,則需要在產品、市場推廣等方面加倍努力,因為市場阻力大。”張誌勇說。
PSA集團數據顯示,4月全球銷量為24萬輛,同比下滑8.1%。PSA全球銷量下滑與中國市場的表現不無關系。其中,PSA集團與東風汽車公司合資企業神龍公司(標致+雪鐵龍品牌)4月在華共計售出22225輛,同比下降45%,而PSA集團與長安汽車合資企業長安PSA(DS品牌)4月份僅售出228輛,同比下降85%。
除了人事調整外,長安PSA還在加大產品投放力度,計劃從2018年開始將每年推出至少一款新車,包括D級轎車、C級三廂轎車、C級SUV等產品在未來幾年上市,以不斷完善產品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