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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就診納入醫保 17家互聯網醫院集體駐紮銀川

剛剛過去的周末，互聯網醫院火了，寧夏銀川也火了。

3月19日，丁香園、春雨醫生、醫聯等15家互聯網醫療企業集體宣布駐紮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基地，加上去年底第一批進駐的好大夫和微醫，銀川市的互聯網數量共計達到了17家。

這是什麽概念呢？要知道在今年3月之前全國所有獲批的互聯網醫院數量才40家，這一天時間，猛增的互聯網醫院數就達到了過去幾年總量的一半。

還是在同一天，還是在銀川，當地政府宣布除了在基建政策上給予互聯網醫院優惠，此前一直難以破局的醫保政策也得以放開：根據3月19日發布的《銀川市互聯網醫院醫療保險個人賬戶及門診統籌管理辦法（試行）》（下稱《辦法》），參保人員不僅可以用醫保個人賬戶直接支付網上看病、購藥的費用，同時凡符合基本醫療保險“三項目錄”範圍的網上診費，也能報銷。也就是說，互聯網醫院的圖文問診、電話問診、疾病咨詢、遠程會診、購藥等就醫行為，都可以和實體醫院看病一樣，正常使用醫保了。

這步子一下子跨的挺大，17家互聯網企業集體駐紮多少有點兒“抱團取暖”的意思；而銀川，坐擁全國三分之一的互聯網醫院，也自然成了“探路者”並被產業寄予厚望。

兩個問題被反複問起，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麽是銀川？

政策優惠的因素首當其沖。醫聯CEO王仕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次選擇銀川來落地互聯網醫院最主要的還是在政策層面，銀川的互聯網醫院幾乎補全了包括多點執業、電子處方、醫療機構許可證、醫保支付、醫生執業評級、醫生稅收優惠在內的所有政策，據了解，他們從與銀川市政府接觸到最後落地，前後只花了4天時間便達成一致。

好大夫在線CEO、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董事長王航也坦言，對比東西部地區的不同政策態度，西部確實優惠的力度更大一些，畢竟“創新永遠發生在最需要的地方。”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的了解，在此次集體簽約之前，銀川市政府就已經出臺了包括“一個辦法、兩個制度” （即《互聯網醫院促進辦法（試行）》、《銀川互聯網醫院管理工作制度（試行）》以及《銀川互聯網醫療機構監督管理制度（試行）》）在內的5份文件和6份材料，最長的一份文件長達73頁，以確保這個西部城市可以具備互聯網醫院初步的生長環境。

“從理論上來看，互聯網醫院的管理目前還沒有到國家層面，更多的是在各地進行試點。西部城市因為缺乏高端的醫療資源所以動力更強，再加上此前兩家醫院試水後發現當地缺乏這個產業，互聯網醫院就順理成章地在銀川走下去了。”王航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

去年年底，好大夫互聯網醫院成為首個落地銀川“吃螃蟹”的互聯網醫院，在運行三個月後，銀川市政府再度發力，引來了另外15家競爭者，不過也給了探路者更多利好政策：好大夫互聯網醫院成為了首家被銀川納入醫保報銷的機構。

在這份試行辦法中，第一財經記者看到，網上就醫的門診費用也被納入了醫保範圍，凡是符合基本醫療保險“三項目錄”範圍的門診醫療費用按照“城鄉居民”和“職工醫保”的不同方式可以報銷40%-50%。

不過對於醫療資本方來說，他們更關心另一個問題是：銀川是否會接力“貴州”成為下一個醫療信息領域資本爭奪的高地？

2015年2月，國家發改委、衛計委發文批準5個省區開展遠程醫療政策試點。寧夏回族自治區、貴州省、西藏自治區分別與解放軍總醫院，內蒙古自治區與北京協和醫院，雲南省與中日友好醫院合作開展遠程醫療政策試點工作。其中，貴州省是最先啟動試點方案的省份。

作為“先行者”，貴州省試點醫院總投資2.27億元，用以主要建設包括遠程醫療政策管理體系，服務項目價格、費用結算及報銷辦法、遠程醫療相關操作規範等多項內容。在不到一年時間內，貴州省的69家試點醫院已全部具備上線運行條件。

但貴州的先行嘗試影響的不僅僅是這2.27億元，得醫療資源者得天下，這是資本方、技術方以及醫療機構方達成的共識。在遠程醫療產業領域，貴州的探路更大的意義是“解凍”了百億的產業資本。

包括GE、東軟在內的國內外影像設備供應商紛紛推出基層醫院合作計劃，在開拓遠程醫療所需要的設備更新“蛋糕”之余搶占數據流量入口，進一步布局基層醫療業務。

此外，貴州的相關上市公司更是萌生了做“互聯網醫療帝國”的雄心。2015年5月22日，貴州省首家提供遠程醫療服務的互聯網醫院上線，朗瑪信息（300288，SZ）參與其中。三天後，以糖尿病制藥和醫療為特長的貴州百靈（002424，SZ）宣布與騰訊合作，未來將開展“互聯網+慢性病”的遠程醫療服務。

在2015年牛市及醫療信息化的概念催化下，朗瑪信息的股價在2015年中一度飆升至295元，成為當時A股市場最貴牛股。

更進一步的是，“新鮮血液”的湧入催化了貴州公立醫院的市場化改制。在過去一年，十余家互聯網醫療公司已將貴州199家縣級以上公立醫院層層覆蓋，搶奪病人、挖角醫生之戰日趨白熱化。今年2月初，貴州發生了接近現實版“飛越瘋人院”的故事，四名醫師和七名護士帶領64名精神科患者轉院，而承接方是正在朗瑪信息旗下搭建的互聯網醫院平臺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

這一次，銀川的互聯網醫院破冰之舉會如貴州一般吸引來數百億的醫療資本嗎？

在不少業內人士眼中，這幾乎成為了一種必然，“本來抱團打天下的目的就是為了影響力更大，聚在同一個主管部門之下，也容易形成產業聯盟。”王航說。

不過他認為，現階段的互聯網醫院產業發展仍然面臨著不少挑戰，如何規範化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關鍵。

舉例而言，哪些疾病適合在互聯網上問診，哪些不適合？這些都需要學術專家來界定。而從商業模式的角度考慮，線上醫院可以收什麽錢、醫生可以從哪些渠道獲取正當收入也亟待規範。“傳統醫院里以藥養醫、吃藥品回扣的痼疾，絕對不應該帶到互聯網醫院產業中來，對於從在線診療切入的互聯網醫院來說，幫助醫生通過醫療服務獲取陽光收入應當是最核心的商業模式”。王航表示。

受阻政策多年，西部彎道超車互聯網醫院的銀川實驗

醫護人員從寧夏互聯網醫院門口走過。一系列扶持政策，讓銀川實現“彎道超車”，一舉奠定在全國互聯網醫療版圖中的地位。（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受阻政策多年，西部彎道超車 互聯網醫院的銀川實驗》 ）

“我們還有哪些沒做到的地方，你們企業盡管提。我們想辦法解決。”

幾乎所有的行業“大玩家”都急著跟銀川聯姻。

國家衛計委同意“先行先試”。但至於政策對不對，國家衛計委未表態。

互聯網醫療打轉許久，卻遲遲做不成一家純線上的互聯網醫院。丁香園創始人李天天抱著“打探”的心態聯系了銀川市政府。“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剛開業，他想了解一下具體情況。

2017年元旦剛過，雙方就見了面。“原本以為，頂多就放開醫師跨省多點執業、接入醫保，結果他們提出：醫生的職稱晉級也可以搞。”

銀川給互聯網醫療行業送出的大禮絕非僅限於此。3月10日的最新版政策中，一直難以破局的醫保政策也得以放開。在銀川，市民在互聯網醫院的圖文問診、電話問診、疾病咨詢、遠程會診、購藥等就醫行為，都可以和實體醫院看病一樣使用醫保。

對銀川給予的禮遇，李天天印象深刻。一次開會，銀川市副市長郭柏春甚至“自找麻煩”：“我們還有哪些沒做到的地方，你們企業盡管提。我們想辦法解決。”

對因為政策問題、遲遲無法突破的互聯網醫療企業而言，此地不啻天堂。

早在2016年12月，銀川市政府就出臺了“一個辦法，兩個制度”（《互聯網醫院促進辦法》《銀川互聯網醫院管理工作制度》和《銀川互聯網醫療機構監督管理制度》），率先填補國內互聯網醫院的監管空白。

3月10日，銀川市又出臺三份文件，將互聯網醫院列入醫保定點醫院、電子處方與醫保系統下藥店的全面接入、將互聯網醫院的執業醫師的考評與職稱評定掛鉤。這一系列扶持政策，更是讓銀川實現了“彎道超車”，一舉奠定了其在全國互聯網醫療版圖中的地位。

幾乎所有的行業“大玩家”都急著跟銀川聯姻。丁香園、春雨醫生、北大醫信、七樂康……3月19日，15家互聯網醫療企業齊聚銀川，宣布正式進駐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基地。加上先前落戶的好大夫在線和微醫集團，銀川市的互聯網醫院達到17家，成為全國擁有互聯網醫院最多的城市。

簽約儀式上，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馬力、銀川市委書記徐廣國、銀川市市長白尚成親自出席，銀川市各委辦局領導更是悉數到場。

“市領導對企業關心的問題作了回應和說明。”一位參加了3月19日上午“閉門會見”的企業負責人透露，雙方暢所欲言，氣氛熱烈坦誠。以至於原定10點舉行的簽約儀式，推遲了近一小時才開始。

“好多東部城市來銀川學習，都覺得自己走慢了。”郭柏春在媒體見面會上稱，“互聯網醫院的銀川模式，完全可以在其他地區推廣。”

有意思的是，3月21日晚，一篇名為“好大夫虛擬互聯網醫院被國家衛計委叫停”的文章被大量轉發。很快，好大夫在線就發表聲明，稱該文章為“別有用心者”以綁架政府名義散播的虛假消息。 “確實沒被叫停。”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但他透露，3月21日，國家衛計委醫政醫管局牽頭召開了互聯網醫院討論會，核心要點是“互聯網是載體和工具，最終落腳點是醫院，所以一定要有線下醫療機構作為依托”。 寧夏衛計委、銀川市行政審批服務局、好大夫在線、微醫集團都有代表參加了會議。而目前在銀川，微醫集團的寧夏互聯網醫院是唯一擁有線下實體醫療機構的。 “嚴格說來，大家都在打擦邊球，所以想爭試點，搞得名正言順一點。”前述參加了此次會議的知情人士說。

政府主動找上門

2014年下半年，互聯網醫院問世，兩年時間里，大大小小的互聯網醫院冒出了二三十家。和這些掛著互聯網醫院頭銜，卻需要綁定實體醫療機構的地方不同，2016年4月，銀川第一家互聯網醫院——好大夫在線“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出現時，走的是徹徹底底的“純線上”路線。——沒“綁定”任何一家醫療機構，通過整合已有的醫療資源，來自全國的患者就能對應全國醫療專家，在線問診。

好大夫在線CEO王航回憶，2015年底，銀川想做智慧醫療，主動找上了門。他分析，對方看中的是好大夫在線的14.5萬名專家資源。銀川只有三家三甲醫院，副高以上職稱的醫生僅一千多名。通過互聯網醫院遠程診療、跨省多點執業，優質醫療資源可以下沈到銀川，並輻射寧夏甚至整個西北地區。

微醫入駐銀川，同樣是政府主動找上門來。“2016年11月，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期間，銀川市、賀蘭縣政府領導考察烏鎮互聯網醫院，決意將該模式引進寧夏，作為智慧民生重點工程推進。”

從簽約、審批到調試、開業，微醫的寧夏互聯網醫院僅耗時50個工作日。微醫集團負責人坦承，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和賀蘭縣政府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沒。

為了吸引互聯網醫療企業入駐，銀川衛計委、大數據局、人社局等部門一度組成聯合工作組，多次到“春雨醫生”考察、座談。“問得非常細。”春雨醫生合夥人萬靜波回憶。

對限於政策困境、苦苦掙紮的互聯網醫療企業而言，這無疑是少有的禮遇。

2014年，國家衛計委新聞發言人宋樹立曾表示，除醫療機構提供的遠程醫療外，其他涉及醫學診治的工作不允許在互聯網上展開。規定不僅戒嚴了互聯網醫療的開展許可，也意味著“互聯網醫院”這張牌照，成為了移動醫療公司合法在線診療的“入場券”。

但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來自寧夏的官員為互聯網醫療企業說了話。“現行的衛生法律法規中，未明確規定設置互聯網醫院的條件和程序。在互聯網醫院的管理及監督方面缺乏規範的監管標準和制度，網上醫院醫師跨省多點執業也存在限制。”全國人大代表、銀川市市長白尚成提出。

全國政協委員、寧夏衛計委主任馬秀珍的提案則建議：完善“互聯網+醫療”服務頂層設計，制定互聯網醫院的設置、監管以及醫師多點執業等相關的法律法規。

“寧夏是全國第二批醫改試點省份、遠程醫療試點省份，銀川又是西部唯一的全國智慧城市試點。”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而此時，在醫療領域的外圍兜兜轉轉好幾年，卻遲遲無法商業化，互聯網醫療企業也早迫不及待。

王航承認，過去以掛號、咨詢為主要業務模式的好大夫在線，急需尋找到新的盈利模式，因此才有了轉向互聯網醫院的大動作。

在銀川落地，只是企業彎道超車的第一步。他們真正看好的，是因此打開的全國市場。

“銀川的需求量，一個好大夫就能滿足了。”銀川市副市長郭柏春坦言，形成互聯網醫院產業集群，有助於共同探索線上診療規範。另一方面，互聯網醫院不只有銀川需要，“註冊在銀川，服務全中國。”

3月19日是“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正式運營的第100天。三個多月的數據證實了這一點，接受服務的98.5萬人次中，銀川本地患者僅6516人。

銀川的“先行先試”

不過，2016年4月底，雖然已獲得了銀川市行政審批局頒發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卻直到12月才開業。作為全國首家沒有門診、沒有病床、沒有藥房的互聯網醫院，國內沒有任何相關的管理標準和法規。“人員如何註冊，該參照什麽樣的標準？市里和我們都擔心，萬一出事了怎麽辦？”王航回憶。

銀川市政府專門請來全國的醫務管理專家、衛生法學專家、醫院管理專家，制定出“一個辦法，兩個制度”，即《互聯網醫院促進辦法》《銀川互聯網醫院管理工作制度》和《銀川互聯網醫療機構監督管理制度》，從醫療常規管理、醫師管理、藥事管理等各方面，監管“雲端”醫院。最長的一份文件，有73頁。

“我們向國家衛計委作了報備。”銀川市衛計委主任田永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寧夏是全國第二批醫改試點省份，國家衛計委同意“先行先試”。但至於政策對不對，國家衛計委未表態，“因為他們也不確定政策符不符合實際。”

向國家衛計委領導口頭匯報時，田永華特別記住了對方的一句話：“好多東西都來源於實踐。”

此後，銀川的步子邁得越來越大——此前，國家並無明文允許醫師跨省多點執業。但有了“一個辦法”，光“好大夫在線”平臺，就多達1.1萬名醫生通過了銀川市行政審批局的備案，從而“合法”行醫。

2016年8月和12月，“一個辦法，兩個制度”先後出臺，但李天天仍有擔心，“銀川的政策會不會是某個領導腦袋一熱想出來的？會爛尾嗎？”

他和同事飛了三四趟銀川，深入了解後打消了顧慮，最終拍板：丁香園旗下的首家互聯網醫院，就落在銀川。

在3月10日的最新版政策中，一直難以破局的醫保政策也得以放開。銀川的參保人員將和在實體醫院看病一樣使用醫保，不僅可用醫保個人賬戶直接支付網上看病、購藥的費用，符合基本醫療保險“三項目錄”範圍的網上診費，也能報銷。

此前，全國各地對於互聯網醫院的醫保管理，主要的嘗試為個人賬戶支付。納入門診統籌，尚屬先例。

不過，不是所有入局者都有資格享受政策傾斜，第一個“吃螃蟹”的好大夫在線才是最大的贏家。《銀川市互聯網醫院醫療保險個人賬戶及門診統籌管理辦法（試行）》特別規定，“試點期間，參保人員只可選擇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簽約，作為本人的門診統籌線上服務醫療機構。”

“很多賬戶動起來很敏感。”對於醫保限制，副市長郭柏春解釋。但他同時表示，“我們支持在互聯網醫院多做試點。將來試點成功，醫保報銷金額放大、報銷區域放大、可報銷的單位也會放大。”

同醫保“大禮包”一並送出的，還有《銀川市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試行）》、《互聯網醫院執業醫師準入及評級制度》，內容包括將互聯網醫院列入醫保定點醫院、電子處方與醫保系統下藥店的全面接入、將互聯網醫院的執業醫師的考評與職稱評定掛鉤等。

“這還不夠，我們正在研究互聯網醫院生態鏈的打造。”媒體見面會上，銀川市法制辦主任張國慶稱，銀川市政府還將出臺辦法，扶持醫療檢查中心、手術治療中心、康複保健中心等配套機構的發展。

破殼前夜？

經濟欠發達、醫療資源稀缺的西北城市銀川，本非眾企業的首選。

好大夫在線發家於北京，互聯網醫院曾優先考慮落戶於此，但申請卻未能獲得當地衛計委的批準。上海的一家企業，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當你在經濟上比較欠缺時，需要一種創新模式；而當你本身就是醫療資源高地，就會想方設法保護自己的優勢。”上海這家企業的負責人解釋。

更多的企業四處奔走，得到的回答卻是：“我無法可依，你讓我怎麽批準你？”——2015年2月，國家衛計委新聞發言人宋樹立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在我國醫療機構中並無所謂“網絡醫院”這個類別，也不存在“網絡醫院”的審批程序和標準。

“是給它醫療機構資質還是公司資質？是不是先得有個線下實體醫院掛靠擔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幹脆別搞了！”多次被拒後，一位企業負責人如此揣摩地方衛生行政部門的心態。畢竟，通過網絡終端給患者看病，比傳統面對面的“視觸叩聽”有著更高的風險。

“假如互聯網醫院能獲得診斷資格和處方權，那麽從今往後，社會資本大可不必興師動眾地投資建設各類實體醫療機構。註冊一家互聯網公司，找個農村衛生所合作，拿個互聯網醫院牌照，就可以面向全國人民看病診斷、網絡買藥了。”有反對者認為。

在銀川，獲得互聯網醫院的牌照需要滿足哪些要求？田永華並未正面回應南方周末記者的提問，他表示，互聯網醫院如何申請、提交哪些手續，“一個辦法”有明確規定。在此基礎上，銀川市制定了《銀川市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試行》，行政審批局據此對申請者審核。

南方周末記者在《細則》中看到，“符合銀川智慧城市整體建設規劃和布局”是申辦的首要前提，申辦者還需提交可行性報告。但《細則》並沒有寫明具體的量化標準。

不過，在銀川，互聯網醫院並未過多糾纏於爭議。“註冊在銀川，服務全中國”，此地政策試點的突破，已經給產業打了針強心劑。

雖然尚處“胎動期”，但高速發展的互聯網醫院，或將成為攻破公立醫院城墻的“特洛伊木馬”。

國家衛計委的數據顯示，國內每年70多億人次的門診量中，將近60%為複診。業內專家也表示，2/3以上的複診可以通過在線完成，互聯網醫院的市場空間不容小覷。

“互聯網醫院將是丁香園布局C端的重要一步，核心產品丁香醫生從在線咨詢正式升級到為用戶提供在線診療服務。”李天天透露，互聯網醫院被劃歸到丁香醫生事業部，事業部單獨成立公司，未來會從丁香園拆分，單獨融資。

春雨醫生亦將從“在線看病”到“在線治病”的進化，視為春雨互聯網醫院重點探索的業務之一。

互聯網數據中心（IDC）最新報告預計，2017年中國互聯網醫院將發展到上百家，互聯網醫療業務模式逐步落地，今後幾年還將繼續高速增長。該機構預計，到2020年全國互聯網醫療總問診量達2.96億，占全部就醫問診量的近4%。

互聯網醫院，也將會給影像中心、檢驗中心、日間手術中心等“盟軍”帶來極大支持。以往，這些機構很難從大醫院獲得訂單。如今，互聯網醫院為了追求線上化，必然需要引入第三方高效快捷的服務。而第三方服務機構的崛起，將進一步瓦解公立醫院的壟斷能力。

3月19日的簽約現場，銀川當地的幾家公立醫院，也在與會嘉賓邀請之列。不過，幾位出席代表來去匆匆，未置一詞。

銀川官方獨家回應“互聯網醫院被叫停”：試點不受影響

3月21日晚，一篇名為《勁爆！傳好大夫“虛擬互聯網醫院”被國家衛計委叫停》的文章在醫療圈內廣為流傳。盡管好大夫在線很快發布聲明予以澄清，但一時之間，銀川互聯網醫院試點不被看好的說法甚囂塵上。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掌握的情況，3月21日，國家衛計委醫政醫管局牽頭召開了互聯網醫院討論會。包括寧夏衛計委醫政醫管處、銀川市行政審批服務局、寧夏好大夫在線都有代表參加了會議。會上，國家衛計委擔心，如果虛擬互聯網醫院沒有實體依托，可能會導致法律監管空缺。

“目前，銀川沒有接到國家衛計委叫停虛擬互聯網醫院的文件。銀川互聯網醫院的試點工作不會受到影響，將正常進行。”3月22日晚間，銀川市副市長郭柏春獨家回應南方周末。

3月19日，銀川市政府在好大夫在線“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和微醫集團“寧夏互聯網醫院”運行一段時間後，集中簽約了15家互聯網醫療機構，意在打造銀川互聯網醫院基地。一時間，叫好聲、爭議聲相互交錯。

“互聯網醫院還處於探索發展階段，更多的爭論也有助於剖析這一新生事物，推動其發展。”

對於外界的質疑，郭柏春表示理解。

他解釋，銀川之所以嘗試互聯網醫院，源於本身優質醫療資源匱乏，看病貴、看病難問題突出。患者的很多花費並不是診療本身，而是花在舟車勞頓上。“此前，銀川也嘗試通過與北上廣一些大醫院進行合作，以多點執業的方式吸引優質醫療資源與實體醫院進行對接，但效果不理想。”

2016年12月，好大夫在線“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的試點，讓銀川看到了彌補醫療供給不足的希望——運行100天來，來自全國各地的一萬多名副主任以上醫生，通過跨省多點執業，為98.5萬患者提供了診療服務，其中銀川患者6516人。“據我們估算，這些患者節省了1000多萬元的非醫療費用。”

目前，互聯網醫院主要有兩種模式——與線下實體醫院相結合，純線上互聯網醫院。此次簽約的15家企業，今後大多都將采取“純線上”模式。

“對於像銀川這樣優質醫療資源相對匱乏的西部地區，這種模式的意義更大。”在郭柏春看來，“純線上”模式可以整合全國線下醫院的醫生碎片資源，服務範圍不受限制，服務患者人數眾多。而與線下實體醫院結合，雖然可以有效利用固定的線下醫療機構的資源，但再造醫療資源有限，服務半徑過小。

在3月21日國家衛計委醫政醫管局牽頭的互聯網醫院討論會上，有公立三甲醫院專家擔憂，“純線上”模式的互聯網醫院很難監管，會出現風險。“在沒看到比較全面的監管措施前，我對純線上的互聯網醫院持審慎態度。”

但郭柏春並不這麽覺得。目前，銀川要求互聯網醫院將其服務器存入銀川大數據中心，並對監管部門開放端口，利用網上留痕的特征，監管部門對互聯網醫院的診療行為進行全過程、不間斷監管。“相較於傳統實體醫院 ‘斷點式’ 的定期或不定期抽查，這種監管方式反而更先進、有效。”

一位參加了前述衛計委內部研討會的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家衛計委將於近期舉行會議，專門討論互聯網醫院管制事宜。

以下為銀川市委宣傳部3月22日深夜發來的獨家回應：

3月19日，銀川市在好大夫互聯網醫院和微醫互聯網醫院運行一定時間後，集中簽約了15家互聯網醫療機構，打造銀川互聯網醫院基地，叫好聲、質疑聲相互交錯，更有傳言被有關部門叫停。為此，銀川市副市長郭柏春就銀川市打造互聯網醫院基地有關問題進行了詳細解讀。

恒大國際醫院亮相博鰲健康論壇 領銜“三位一體”醫療體系

作為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的重頭戲，3月25日,由海南省商務廳、海南省衛計委、博鰲樂城先行先試區主辦，恒大健康（HK. 0708）、恒大人壽承辦的“2017博鰲健康產業論壇”在恒大國際醫院舉行。

值得關註的是，作為此次論壇主會場的博鰲恒大國際醫院，也首度揭開面紗，其在國內腫瘤治療領域的獨特優勢，引發與會專家學者的熱議，成為此次論壇的焦點。

論壇現場

此次論壇上，恒大集團常務副總裁、恒大健康上市公司董事長談朝暉分享了恒大健康發展大健康產業的國際合作經驗，當中最受關註的是引領恒大健康“三位一體”醫療服務體系的博鰲恒大國際醫院。

“博鰲恒大國際醫院‘先行先試’的紅利凸顯，其依托樂城先行區獲國家九項特殊性政策支持的區位優勢和布萊根醫院的成熟醫療經驗，在診療模式、技術設備、醫學研究等方面具有獨特的領先優勢。”業內專家表示。

恒大集團常務副總裁、恒大健康上市公司董事長談朝暉

據了解，博鰲恒大國際醫院是由恒大健康攜手哈佛布萊根醫院共建的腫瘤專科醫院，也是哈佛布萊根醫院在海外建立的首家且唯一一家附屬醫院。在診療模式方面，由哈佛布萊根醫院等國內外頂級腫瘤專家組成的診療團隊，開展多學科診療，提供個性化醫療服務；在技術設備上，與布萊根醫院同步並高標準建設分子診斷中心、病理診斷及檢驗中心，引進國際先進設備及國外進口新藥實現精準治療；同時，醫院還同步建設高標準的腫瘤科研平臺，結合國際最新技術及藥物開展臨床試驗，提升國內腫瘤疾病診療水平。

活動現場

“博鰲恒大國際醫院瞄準對人類健康威脅最大、複雜性最高的疾病進行布局，填補了國內在腫瘤疾病治療方面的短板，造福於國內患者。”業內專家指出，在發展國際醫院的同時，恒大健康也正不斷推進其分級醫療網絡的建設，即通過整合全國三甲醫院優勢資源，建設第二診療、遠程診療、轉診直通車、綠色通道等服務平臺，與國際醫院和社區健康管理體系構成“三位一體”醫療服務體系。

“該體系將作為現有公立醫療服務體系的有益補充，帶動更多優質醫療健康資源下沈至社區，讓老百姓在家門口即可享受國際優質醫療服務，這與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報告中所提到的，建立促進優質醫療資源上下貫通的機制，增強基層服務能力，方便群眾就近就醫的發展思路高度契合。”該專家表示。

博鰲恒大國際醫院

當前，通過“健康+保險”實現醫療機構、保險機構與患者三方共贏的模式，越來越受到關註。博鰲恒大國際醫院也將與恒大人壽等保險機構深度合作，實行醫療服務與醫療保險一體化管理。

“恒大健康打造的國際醫院深度探索與保險的合作，使‘凱撒模式’在中國實現本土化，在行業內極具示範效應。”業內人士指出。

博鰲丨和睦家CEO：有一種醫保，人越健康醫院越賺錢

“醫療行業的核心問題是支付體系，有一點必須清楚，醫院是要讓大家健康，而不是生病了去醫院治病，如果不改變支付體系的話，任何問題都很難改變。”和睦家醫療首席執行官李碧菁（Roberta Lynn Lipson）在26日的博鰲亞洲論壇上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

從治療到預防

“醫療改革的目標是什麽，在任何一個國家，醫療改革都是旨在將資源通過保險項目交付到人們手中，也確保我們可以獲得可及的以及可購的醫療保險。但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進行防禦和治療。”北大國家發改研究院經濟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醫改專家資訊委員會劉國恩在一場醫療改革討論上言簡意賅地指出了醫改的大方向。

在關於醫療行業的“十三五”計劃中，最重要的一個變化就是從治療轉移到預防，即從“以疾病治療為中心”的健康觀轉變為“以促進健康為重的”大健康、大衛生觀。

國務院醫改專家資訊委員會劉國恩

專家認為，這樣的醫療體制轉型一旦成功，對整個中國經濟社會都有巨大影響。具體來說，這樣的轉變不僅強調人們在醫院里如何獲得公平有效的服務，同時還要考慮如何讓人們保持健康狀態，晚生病、少生病。

日本武田藥品工業株式會社行政總裁平手晴彥表示，日本下一步的目標就是讓健康的人保持健康。

他以日本的醫療體系舉例，在日本把患者群體分為三類：健康的人群，早期發病人群和重病人群，日本的醫療體系覆蓋了這三個人群，每個人都有保險。但是醫院之外日本還有基本醫療診所，感冒發燒就到診所去，不需要去醫院。而對於已經勾勒出的醫療轉型目標，李碧菁看到的是醫療保險的癥結，他認為有關醫療的定價和支付體系是醫療保險中的萬惡之源，必須首先改變。

多方受惠的保險制度

在同樣以追求健康為目標的邏輯之下，李碧菁給出的解決方案是一套在已經在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采用的保險支付體系，並且她已經把這套體系嵌入進和睦家（United Family Healthcare）的運行之中。

和睦家醫療首席執行官李碧菁（Roberta Lynn Lipson）

“我們現在有一套醫療保險模式，和中國的保險公司合作，這套保險100%覆蓋患者在和睦家的一切預防保健和醫療，保險的價格也不比我們給員工上的保費高。”李碧菁告訴記者，和睦家的醫保模式實際上借鑒了加利福尼亞州一家叫Kaiser Permanente的私立醫院所采用的模式，明確了醫院、醫生、患者和保險公司的利益，這套體系的一個核心好處在於，醫院樂於看到患者健康。

簡單來說，這套支付系統的運行邏輯就是，保險公司先給醫院一筆錢，醫院用這筆錢做保健預防，但如果患者生病，醫院就要負責病人的治療，費用由保險公司承擔。最好的情況是，如果預防保健做得好，用於治療的保費就有余額，那麽保險公司會和醫院一起分，這樣一來，患者、醫院、保險公司都能得到滿足。

劉國恩同樣認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核心原理是，只有各個群體受益，才能整合力量得到好結果，這個原理對醫療體系設計的指導意義就在於找出這樣一套讓醫院、醫生、醫保和病人都受益的支付機制。

此外，作為私營醫療機構，李碧菁稱，可以通過對醫生給予應有的報酬來避免醫生濫用藥物和過度醫療。

“我們可以給醫生一個匹配自己教育水平的報酬，而不是說醫生需要多開藥才能有高收入，我也不需要他多開藥才能賺錢，所以我們現在也在創造很多新的制度，就是我們讓病人保持最健康狀態的話，我們才賺錢，而且我的患者對我的醫生的滿意度越高，我給醫生的工資也越高。”李碧菁對於醫療體系中有關支付的一些見解，似乎能夠給予目前的醫療改革一些新思路。

美國的醫改是政治議題

就在中國討論醫療改革的同時，美國實際上也正在面臨醫保制度變革的風險，但醫療業專家認為，現在美國一些關於醫療改革的辯論，背後更多是政治驅動力。

“特朗普政府的醫療改革完全是在騙老百姓，如果真的推翻了奧巴馬醫保，那受害最多的人就是給他投票的那些人。”李碧菁還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美國的公眾“被愚弄了”。

美國醫療科技公司美敦力的董事長奧馬爾·伊什拉克認為，奧巴馬醫保是為了提供更高的醫保覆蓋率，但是現在這種討論被卷入政治糾紛中，各方需要從這個糾紛當中解脫出來，繼續支持奧巴馬醫療。

劉國恩則認為，美國政治基於醫療改革的兩黨鬥爭實際上是價值取向的沖突，民主黨強調每個人都能夠獲得醫療保險覆蓋；而共和黨長期倡導要給每個公民自由的醫療保險選項，看似是兩黨的鬥爭，實際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個國家的價值取向。

2014年1月，奧巴馬花大力氣推動的《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生效，這份法案的核心在於把全民納入醫保。作為一項普惠制的措施，該法案已經覆蓋了2200萬美國人口。

最新的進站時，由於未獲得國會共和黨人足夠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被迫撤回共和黨版醫改法案的投票表決程序，被外界認為是其就任以來遭受的最大打擊。

報告：民營醫院與公立醫院差距在於醫療質量

中國醫院協會民營醫院管理分會最新調研發現，民營醫院與公立醫院平均收治病種數基本持平。但其平均出院人次、平均手術及操作患者出院人次、平均手術患者出院人次均低於公立醫院。

上述調查結論由該分會以《民營醫院藍皮書：中國民營醫院發展報告(2016)》形式對外公布。30日晚，第一財經記者拿到的報告文本顯示，醫療質量是民營與公立醫院存在差距的主因。

近些年，民營醫院的迅猛發展在總體上彌補了我國醫療投入不足、醫療資源有限的現實。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民營醫院數量達14518家，占全國醫院總數的52.63%;床位數量達103.42萬張，占醫院床位總數的19.40%。門診診療人次3.70億人次，占診療總人次的12.01%;入院人次2365萬人，占總入院人次的14.70%。

“由此可見，民營醫院大多投資規模較小，服務能力滯後於其醫療機構數和床位數的增長速度。”藍皮書說。

據該分會介紹，為了客觀評價民營醫院的發展進程，藍皮書盲選10家規模相當的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以病案首頁數據為數據源，從醫療服務能力、質量、效率三個維度，力圖公正、客觀地對民營和公立醫院進行綜合評估，使民營醫院中的一些優質醫療資源脫穎而出，給就醫者更多的優化選擇，讓患者在得到滿意服務的同時，能夠摘掉“有色”眼鏡，平等對待公立和民營醫院，最終形成醫療市場的良性競爭氛圍。

調查數據及結果顯示，民營醫院與公立醫院平均收治病種數基本持平。但其平均出院人次、平均手術及操作患者出院人次、平均手術患者出院人次均低於公立醫院，平均病死率高於公立醫院，醫療效率指標如平均住院日和平均住院費用均低於公立醫院。

10家民營醫院覆蓋病種數量4123種，10家公立醫院覆蓋病種數量4127種。公立醫院與民營醫院覆蓋病種呈現交叉互補的現象，即公立醫院覆蓋但民營醫院未覆蓋的病種有783種，民營醫院覆蓋但公立醫院未覆蓋的病種有779種，可見民營醫院與公立醫院相比病種覆蓋能力不相上下。

民營醫院的手術及操作種類為1765種、手術種類為1403種，均明顯低於公立醫院的1879種和1473種。

民營醫院再住院次數最大值平均為16次，高於公立醫院再住院次數最大平均值(13次);民營醫院總體再住院率及各時間段再住院率均高於公立醫院。

民營醫院住院安全事件總體發生率為0.36%，高於公立醫院的總體發生率(0.20%)，主要原因是民營醫院獲得性肺炎發生率較公立醫院高。

民營醫院手術安全事件總體發生率與住院安全事件總體發生率相同，為0.36%，公立醫院為0.24%。主要原因是手術後患者肺部感染、傷口裂開、骨折的情況明顯高於公立醫院。

在重點疾病和重點手術結果方面，調查發現，民營醫院重點疾病的總出院人次為65913人，總體疾病構成比為19.30%。公立醫院總出院人次為88968人，總體疾病構成比為23.79%。民營醫院心力衰竭、累及身體多個部位的損傷、急性闌尾炎伴彌漫性腹膜炎及膿腫、腎衰竭等4個病種出院人次和疾病構成高於公立醫院，其他病種均低於公立醫院。

民營醫院重點疾病的總體病死率及第2~31天因相同疾病非計劃再住院率分別為1.03%、5.30%，與公立醫院的0.88%和3.00%相比，均高於後者。

民營醫院重點疾病的平均住院日為11.01天，平均住院費用為12472.56元;公立醫院平均住院日為11.46天，平均住院費用為13299.91元。民營醫院重點疾病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費用均低於公立醫院。

民營醫院18個重點手術總出院人次為28977人，公立醫院為36074人，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的總手術構成分別為35.50%和41.37%。民營醫院剖腹產和陰道分娩手術構成高於公立醫院。

民營醫院手術死亡率為0.35%，重返手術室率為2.52%;公立醫院兩組數據分別為0.27%、1.60%。民營醫院手術死亡率和重返手術室率最高的均是顱腦手術，公立醫院手術死亡率最高的是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重返手術室率最高的是血管內修補術。

在代表病種和疑難病種結果方面，調查發現，民營醫院代表病種總出院人次為218817人，明顯低於公立醫院代表病種的總出院人次(259431人)。

民營醫院代表病種病死率為0.69%，公立醫院為0.54%，民營醫院代表病種病死率比公立醫院高0.15%。民營醫院代表病種平均住院日及平均住院費用分別是12.41天、18470.75元，公立醫院代表病種平均住院日及平均住院費用分別是13.32天、21688.63元。

民營醫院疑難病種總出院人次為22418人，公立醫院為35601人。民營醫院神經內科、神經外科、骨科收治的疑難病種人次多於公立醫院。民營醫院疑難病種病死率為2.18%，高於公立醫院1.08%的病死率。民營醫院疑難病種平均住院日和平均住院費用為12.43天、18430.35元，公立醫院則分別為13.28天和21556.7元。

藍皮書稱，整體評價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民營和公立醫院在床位數相當的情況下，病種寬度與公立醫院相差無幾，這說明民營醫院在醫療服務廣度上與公立醫院不分伯仲。民營醫院平均死亡率、再住院率、住院安全事件和手術安全事件總體發生率均高於公立醫院，說明民營醫院在醫療質量管理方面應該加大力度。

平均住院日和平均住院費用低於同等級公立醫院，說明民營醫院的醫療效率高於公立醫院。質量與安全，是醫院的生命線。在強調縮短平均住院日、提高服務效率的同時，應將質量與安全作為工作重點之一，避免出現顧此失彼的現象。

藍皮書認為，民營醫院與公立醫院的真正差距在於醫療質量，角逐的核心也應該在醫療質量方面。隨著醫療衛生行業改革的推進，行業間的競爭日趨激烈，無論公立醫院還是民營醫院均已從粗獷式經營向精細化管理轉變，從低水平擴張到註重內涵建設轉變。民營醫院只有全面、準確地把握整個市場的走向和發展趨勢，才能在競爭中贏得先機，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最終在醫療市場上與公立醫院平分秋色。

上海衛計委主任：鼓勵民資辦兒科醫院

“據統計，上海市5家兒童專科醫院和兒科優勢醫院全年門急診量增幅由2015年的7.3%下降到2016年的1.0%，全年出院人次數增幅由2015年的9.4%上升到2016年的11.3%。”3月29日，在“上海市兒科建設推進情況”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衛計委主任鄔驚雷表示，上海的兒科就診下沈和專科優勢集聚的效應已經初步顯現。

近年來，上海市積極克服全面兩孩帶來的生育需求釋放、出生人口增加、高齡孕產婦妊娠結局風險上升等壓力和挑戰，努力提升兒童健康服務質量和水平。

2016年底《上海市兒童健康服務能力建設專項規劃(2016-2020年)》正式出臺，這是國內首部省級兒童健康服務能力專項規劃。

目前，上海市構建了較為完善的兒科服務體系，提供兒科診療服務的醫療機構共有179家。其中，16家市級綜合醫院和52家區級綜合醫院均提供兒科診療服務，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則普遍開展兒童保健和預防接種服務，部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還提供兒科常見病治療、康複服務。

“提升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全科醫生兒科服務能力是強基層的重點，如果普通的疾病能夠在基層解決的話，兒科服務就會方便很多。”鄔驚雷表示，提升社區全科醫生兒科服務能力，這可能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目前在幾大龍頭兒科專科醫院的培養下正在慢慢恢複。比如，閔行一共有13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現在正逐步讓每個社區1-2名的全科醫生偏重於以兒科為服務重點;在位於浦東的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的指導下，社區全科醫生的常見病治療能力也在增強。

目前，上海的兒科醫療運行模式也在不斷創新。在上海市兒童醫院、複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積極探索的基礎上，上海依托三級兒童專科醫院和兒科優勢醫院，構建東南西北中五大區域兒科聯合團隊，促進優質資源縱向延伸，提高兒科服務同質化水平。比如，兒科醫院17家綜合性醫院和62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簽約;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兒童醫學中心聯合54家成員單位推行常見病分流下沈。

上海還建立了6家危重新生兒會診搶救中心，與16個區實行分片對接，形成“覆蓋全市、及時響應、有效救治”的安全保障網絡。2016年上海地區嬰兒死亡率3.76‰，連續十多年保持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水平。

對於兒科方面的民資辦醫，上海給予鼓勵和支持的態度。鄔驚雷表示，“上海一直在鼓勵民資辦醫，如和睦家、美華、艾兒貝佳等。在床位的增量方面，也給民營醫療機構提供一定的空間，尤其是兒科。”

對於如何規範一些民資醫療機構有可能會存在的醫生資質和過度檢查問題，鄔驚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上海民資醫療機構現在越來越註重它的聲譽以及服務質量和服務安全，這是大的趨勢。“從政府監管部門來說，醫師的資格和醫師註冊的規範，這是我們日常監管的重點。對於醫生的註冊問題，現在慢慢在推電子註冊，監管上就會非常地實時。”

“對於過度檢查問題，我們現在主要通過比較規範的疾病診療指南來規範，通過質量控制檢查予以督促落實，目前我們已把民資所有醫療機構納入上海市兒科質量控制體系。接下來，我們計劃通過信息化系統讓民資機構的病人信息納入到全行業的實時監管當中。”鄔驚雷說。

在兒科醫學人才的培養上，近年來上海也加大了力度。2012年，上海交大醫學院恢複臨床醫學(兒科方向)招生，2016年複旦大學新開設臨床醫學(兒科方向)，在校生共236人。目前，兒科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專科醫師規培已分別招錄923人和322人。通過“兒科強基層”繼續醫學教育項目和全科醫生兒科能力專項培訓，不斷提升社區全科醫生兒科服務能力。

在兒童健康服務資源配置方面，近年來上海市新增近1000張兒科床位，其中，“十二五”期間上海市增加了579張兒科床位，2016年又新增400張兒科床位。

海外醫療3.0時代：麻省總院來華簽約“專屬”私立醫院

經歷了1.0時代的中國患者海外就醫，2.0時代的海外醫生在線問診，如今海外醫療來到了3.0時代：海外醫療機構正加速跑馬圈地，簽約專屬的本土私立醫院，輸送醫療資源，進一步拓展在華市場。

近日，有著200年歷史的美國哈佛大學附屬麻省總醫院（下稱“麻省總院”）終於決定緊接其他美國醫療機構的步伐，前來開拓中國市場。麻省總院是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下屬第一個並且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曾連續數年被評為“全美最佳醫院”。

美國哈佛大學附屬麻省總院院長Peter Slavin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透露，這是除了美國本土以外，麻省總院最大規模規模的一次海外合作。“盡管我們在美國本地也有其他公司的合作，但這次是最有深度並且具有戰略性的。” Peter Slavin說。

據了解，此次與麻省總院簽訂合作計劃的是上海首家中外合資的三級綜合醫院嘉會國際醫院，雙方將在護理以及癌癥治療領域開展合作，此外，麻省總院還將參與上海嘉會國際醫院的整體規劃、運營管理、臨床研究等多方面的事宜。

從合作布局上看，嘉會醫療今後將更多扮演麻省總院的“中國分院”的角色，比如在醫療資源的共享上，根據規劃，除了麻省的本院派駐中國的醫生以外，在未來，還將有超過600名中國的醫生護士前赴美國接受麻省總院的系統培訓，共同服務於在中國就醫的患者，而中國的本土醫生通過進修也能為麻省總院解決醫生資源緊缺的問題。

3.0時代的到來源自於中國不斷開放的外資醫院試點背景：近幾年我國對外資辦醫的開放程度不斷提高，2014年7月份，關於外資獨資醫院試點相關文件推出，但熱衷吸引中國患者的國外醫療機構因為不熟悉中國市場，而更願意借助已有的中國醫療機構進行資源資源嫁接。

事實上，在麻省總院以前，已經有包括梅奧診所、西達斯西奈等眾多美國知名醫療機構前來中國“跑馬圈地”。但從兩年前梅奧設立專門的中國轉診辦公室就可以看到，國外醫療機構正嘗試將在中國醫療服務市場探索的步子邁得更大。

麻省總院院長Peter Slavin也坦言，此次合作最重要的兩個訴求，一是希望借此獲得更多的人才優勢，其次希望進一步了解中國市場。

以麻省總院為例，在2012年該院接受的中國病患約為40例，到2013年增加至100例，此後每年以平均增幅25%遞增。

“盡管此前每年約有數百名中國患者前赴美國麻省總院治療，增長也都是呈雙位數態勢，但更多的患者可能無力負擔前往美國就醫的昂貴費用，因此我們希望將‘主戰場’放在中國本土。” Peter Slavin表示，根據第一財經記者此前的了解，如果通過赴美就醫中介前往美國就診，要在美國停留2至3個月，包括中介服務費用、飲食消費、酒店住宿、醫療等各項費用加起來，估計會在150萬元左右。

在過去的三四年，赴美就醫成爆發式增長，在美國加利福尼亞、俄勒岡以及華盛頓等地的醫療人員都表示，中國富人通過旅遊來美進行醫療就診和護理的人數正在飛速增長。

這曾經致富了一批海外就醫中介，但隨著產業鏈的成熟，顯然目前更多的私立醫療機構看到了赴美就醫回國後的醫療照護商機，而這些頂級的海外醫院在近幾年也紛紛與中國的本土私立醫院簽約，希望共享海外就醫這杯羹，因為目前90%的海外就醫都與癌癥相關，對於癌癥這一特殊病重，醫療照護的質量好壞直接關系患者的康複情況。

不過不得不正視的事實是，由於國內的高端醫療服務市場起步晚，目前仍然處於市場的初期階段。並且集中在婦兒、口腔等領域的民營醫療，很難滿足國內患者在疑難重癥方面的醫療需求。因此這些海外醫療機構不得不選擇輸入相應的醫生以及管理資源與私立醫院進行深度合作來進行下一步的鏈接。

深圳誕生首個“網上醫院” 醫生可以開電子處方了

只咨詢不開處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網上醫院”的發展。

近日，深圳市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下稱“衛計委”)就往前跨出了一小步，允許“就醫160-雲杉醫療網上醫院”的雲杉名醫診療中心的醫生在網上擁有一定的處方權，具體哪些處方可以在網上開出，由醫生自己判斷。

雲杉醫療董事長、深圳精準醫療學會理事長李震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說，這樣的一小步有巨大的開拓意義，加上醫生多點執業的實行，以及互聯網醫療平臺的合作，醫生通過互聯網就能發揮更大作用。

“輕問診”遭遇天花板

4月6日，雲杉醫療和互聯網醫療平臺就醫160合力打造的“就醫160-雲杉醫療網上醫院”正式掛牌。

雲杉醫療是一家高端民營醫院，位於深圳福田中心區，從高端病房里望去，對面就是深圳證券交易所。其創始團隊來自於北京大學附屬醫院、中山大學附屬醫院等知名三甲醫院。

就醫160 CEO羅寧政表示，這意味著國內首家獲得工商營業牌照的網上醫院落戶深圳。網上醫院將就診環節全部互聯網化，可以提供線上分診導診、會診轉診、預約掛號、視頻問診、遠程醫療、電子處方、劃價繳費、診療報告查詢、用藥指導、健康咨詢、院後隨訪、慢病管理以及線下的疾病診療、視頻問診場地、患者教育和藥品配送等多個方面。

而對於醫生們來說，可以在網上開電子處方非常關鍵。

雲杉運動醫學與康複中心主任張洪雷對第一財經表示，之前醫生如果在網絡上開出了處方，引起醫療糾紛的話，醫生權益無法得到保護，所以醫生一般都會相對謹慎，只咨詢不處方。深圳衛計委此次允許雲杉的醫生具有一定的處方權，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醫生也方便了患者。一些複診或者初診相對簡單的病人就可以在網上進行處方。

國家衛計委發布的數據顯示，目前國內一年約有70多億人次的門診量，其中將近60%是複診，2/3以上的複診可以通過互聯網在線完成，這表明互聯網醫療領域還有一片藍海尚未開發。

深圳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醫改辦副處長王建中表示，“就醫160-雲杉醫療網上醫院”是深圳“網上醫院”建設的重要實踐，也是探索“互聯網+醫療”模式的重要創新。

近年來，互聯網醫療出現井噴式發展，根據易觀智庫統計，移動醫療產業市場規模逐年攀升，2016年達到105.6億元，較2015年增長116.4%。雖然移動醫療占整個醫療市場的比例不足1%，但也說明存量空間巨大。

過去，移動醫療多采用在線咨詢服務，這被稱為“輕問診”。各大公立醫院推出的“互聯網醫院”、醫藥企業推出的諸如藥師服務、丁香園推出的“來問醫生”等，都是通過移動問診的方式，提供醫療健康服務。

今年3月，易觀智庫聯合春雨醫生共同發布的《中國移動問診白皮書(2017)》(下稱《白皮書》)顯示，在移動醫療平臺上，問診仍是用戶選擇最多的服務，其次是掛號和醫學學術。同時，婦、兒、內、外等幾大科室，通過移動問診解決問題的用戶總數最多。

但隨著需求增加和用戶習慣的形成，單純的在線問診模式已經摸到天花板，因為醫療仍然有很強的線下屬性，診斷、開藥、檢查和手術等核心就診行為仍需實體醫院的支撐。因此，能夠形成診療閉環的網上醫院才是未來互聯網醫療的趨勢，其優勢十分明顯。

目前，網上醫院有兩種路徑，一種是以實體醫院和醫院信息化服務企業為代表的“醫院+互聯網”模式，將醫院互聯網化。另一種，是以各大互聯網醫療企業為代表，希望從掛號、問診、檢測、藥品等平臺為入口發展成一家真正能夠通過互聯網手段解決健康問題的線上醫院。

比如，以“在線問診”著稱的春雨醫生進軍互聯網醫院，微醫通過烏鎮互聯網醫院為模式，在全國開了十幾家互聯網醫院，丁香園最初建立了丁香診所，後從慢病入手建立了丁香互聯網醫院。

銀川“集中試點”探索互聯網醫院管理

按照設想，在就醫160-雲杉醫療網上醫院，患者可以按照提前預約的就診時間通過視頻或電話的形式與醫生對話，醫生根據病情開具處方。患者在線支付完診療費用後，即可選擇網上購藥等待配送，也可自行前往藥店購買。若醫生開具了檢查單，患者可前往線下醫療機構如深圳雲杉名醫診療中心進行檢測。

隨著發展，就醫160-雲杉醫療網上醫院還將拓展更多合作醫療機構。

縱觀全國，網上醫院正在不同省市設立，銀川還以集中試點的方式創造了“銀川模式”。3月19日，銀川市舉行了15家互聯網醫院的集中簽約儀式，目前共有17家互聯網醫院落戶銀川。

銀川大力發展互聯網醫院的理由是，地處西部，優質醫療資源相對匱乏，曾經希望通過與北上廣大醫院建立多點執業合作，但效果不甚理想。所以，銀川市決定大力支持互聯網醫院，同時采用“集中式試點”。

銀川是中國首個將線上診療納入醫保門診統籌的地區，在去年發布《互聯網醫療機構監督管理制度》、《銀川互聯網醫院管理工作制度》、《銀川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簡稱“一個辦法兩個制度”)的基礎上，3月19日又發布了《銀川市互聯網醫院醫療保險個人賬戶及門診統籌管理辦法(試行)》等四個與醫保銜接的細則，從而形成了國內首套較為完整的互聯網醫院管理體系。

銀川市副市長郭柏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目前來看，分散試點不是很成功。所以銀川希望利用建設智慧城市、大數據的資源，實施集中式試點，建立互聯網醫院基地，探索其發展路徑，包括怎麽監管、怎麽防範風險、怎麽發展，並為此專門成立了研究互聯網醫院的團隊。下一步，銀川將出臺扶持第三方檢查中心、治療(手術)中心、康複保健中心等配套機構建設政策，以打造互聯網醫院生態鏈。

杭州探路分級診療：醫保支付改革讓大醫院“舍得放”

乍暖還寒時節的一場春雨讓杭州市湖濱街道的聞老伯咳嗽起來。4月中旬的一個上午，82歲的聞老伯在81歲老伴的陪同下來到了杭州嶽王路社區衛生服務站就診。

自2014年與這家社區衛生站簽約以來，聞老伯成了這里的常客：每個月都會來配一次治療高血壓和心臟病的藥品，身體不舒服時會先來社區醫院讓簽約醫生做個診斷，若有必要再轉診到大醫院。

聞老伯“用腳投票”成為我國首批實現分級診療的患者。聞老伯選擇簽約社區醫院，除了圖個方便，也看中了社區醫院報銷比例更高，轉診到大醫院還可以免去300元的報銷“門檻費”等優惠。

“三甲醫院門庭若市，基層醫療機構門可羅雀”是新醫改的一大痛點，僅靠衛計委一家推進分級診療改變這一狀況顯然力不從心。充分發揮醫保政策的調節作用，實行“三醫聯動”，是推進分級診療制度落地的重要措施。

2016年，全國三項醫保基金的收入達到1.7萬億，支出超過1.2萬億，占到同期醫療機構業務收入的50%，隨著醫保基金占據醫療機構服務購買者的主導位置，醫保對醫療資源配置的話語權也在逐步增強。

第一財經記者近日在杭州等地調查時發現，在分級診療體系的過程中，醫保一方面發揮“指揮棒”作用，通過醫保基金差異化的支付比例引導患者到基層就診；另一方面發揮“緊箍咒”作用，以總額預算和智能審核為抓手加強費用控制，引導省市醫院向下轉診普通病患者，主動承擔危急重癥患者的診療服務。

醫療資源逆向配置加劇看病難

大力推進分級診療是國務院醫改辦的首要任務。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在去年的全國健康大會上稱，分級診療事關醫改成敗，可以起到“一子落下，滿盤皆活”的作用。

2009年新醫改啟動，對基層衛生機構大量增加投入，但大醫院對資源、病源的虹吸現象並沒有得到有效遏制，醫療資源的逆向配置形成了“倒三角形”結構，數量非常小的大醫院占據了絕大部分的醫療資源。

衛生部的數據顯示，到2015年5月底，全國醫療衛生機構98.7萬個，醫院2.6萬個，基層醫療機構92.3萬個，截至2014年底，醫院提供了75%的住院服務，基層醫療機構只提供了20%。

不僅如此，醫院就診人次增速還遠遠快於基層醫療機構的增速。2015年1~5月，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為31.11億人次，同比提高30%，其中，醫院12.15億人次，增加54%；基層醫療機構17.95億人次，同比增加16%。

在這種情況下，若不出臺有效措施促進分級診療和基層首診制度的建立，資源向上集中的態勢會繼續惡化，政府在新醫改中投入的真金白銀無法緩解看病難、看病貴。

2015年9月，國務院出臺《關於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今年1月印發《“十三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規劃提出，將建立科學合理的分級診療制度。到2017年，分級診療政策體系逐步完善，85%以上的地市開展試點。到2020年，分級診療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建立符合國情的分級診療制度。

實現分級診療涉及到醫療機構之間利益的重新分配，是醫改中一塊難啃的“硬骨頭”，很多地區推進分級診療的過程困難重重。國家衛計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楊洪偉認為，建立分級診療制度本質上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利益問題，建立相應的醫保支付制度和合理的利益共享機制是分級診療的題中應有之義。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與管理系教授、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專家委員會委員吳明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稱，現在分級診療面臨的突出問題首先是基層醫生沒有看病的積極性，其次是基層醫生能力不足，患者不願意去，而且很多三甲醫院還在和基層醫療機構競爭病人，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分級診療很難真正落地。

浙江省醫改辦主任、省衛生計生委主任楊敬認為，分級診療關鍵在於建立醫療資源優化配置體系，重點是要解決好患者“願意去”、基層“接得住”、大醫院“舍得放”以及配套政策“跟得上”的問題。

在建立分級診療的過程中，醫保支付方式改革被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國務院《關於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的“建立健全分級診療保障機制”的六條保障機制中，與醫保支付方式相關的就有兩條，一是發揮各類醫療保險對醫療服務供需雙方的引導作用和對醫療費用的控制作用，二是通過改革醫保支付方式完善利益分配機制，引導大醫院向下轉診患者。

“指揮棒”引導患者下沈

完善居民醫保門診統籌和不同級別醫療機構的醫保差異化支付政策，適當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醫保支付比例，是促進患者有序流動，並進一步推進分級診療實施的重要杠桿。

杭州市醫保局局長謝道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就醫行為具有趨高性，患者看病不會只“圖便宜”，單純的經濟杠桿難以有效引導患者到社區醫院就診，在制定醫保差異化支付政策之前，必須先做家庭醫生的簽約。

杭州是我國醫改的排頭兵，是我國最早實施醫保基金總額預算和智能監管的城市，分級診療也領先全國一步。

2014年10月，《杭州市醫養護一體化簽約服務實施方案（試行）》正式施行，規定凡具有杭州市戶籍的參保居民，可以自願在所在社區的醫保定點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選擇１名全科醫生，與其簽訂一定期限的服務協議，便可享受“家庭醫生”貼身服務。

據了解，簽約以後，社區醫生將為簽約居民提供健康管理、社區醫療和雙向轉診、家庭病床、健康評估等個性化、多層次的醫養護一體化服務。簽約服務費由市、區政府和參保人員共同承擔，而簽約居民唯一的義務就是除了急診外，確保首診在社區。

謝道溥認為，參保人與家庭醫生簽約的目的是建立以患者為導向的就醫體系，與大醫院相比，簽約醫生對於患者的健康狀態更加了解，他們通過提供方便的醫療服務來引導居民就診。

在嶽王路社區衛生服務站中，簽約醫生丁亞萍對聞老伯的病情進行了長達十多分鐘的仔細問診和檢查。聞老伯此次是來治療咳嗽，由於在社區的健康檔案中記錄他存在心臟和腎功能的異常，丁大夫在開醫囑時會特別叮囑他用藥的註意事項。

丁亞萍介紹，這個社區服務中心是由兩名醫生和兩名護士組成的醫療團隊，簽約人數有1000多人，每天的門診量有100多個人，他們每個月都要給簽約人打電話了解他們的健康狀況。

家庭醫生是居民健康的守門人，社區內的簽約居民一有個頭疼腦熱，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社區衛生服務站找丁醫生和李醫生。

為引導參保人員“小病不出社區”，杭州市的醫保政策充分利用醫保基金支付比例的差值，引導參保人員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就醫診療。

比如，住院的起付標準，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比三級醫療機構低500元；門診、住院個人負擔比例拉開差距，如以門診為例，職工醫保個人負擔比例，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比三級醫療機構低10個百分點，城鄉居民醫保個人負擔比例差距最大的達35個百分點。

社區衛生機構還為確實需要轉診的患者提供轉診的綠色通道。醫保的政策規定，職工醫保參保人員選擇簽約服務後，在簽約的醫療機構就診或因疾病治療需要，經簽約醫生轉診至主城區範圍內其他定點醫療機構就診的，減免門診起付標準300元。

家庭醫生不僅是居民健康的守門人，也是醫保基金的守門人，轉診率是衛生和醫保部門考核家庭醫生的指標之一，醫保也會對社區醫院進行醫保基金的總額控制。丁亞萍表示，社區以治療常見病和慢性病為主，只有社區處理不了的疾病，她才會建議患者向上級醫院轉診。

78歲的朱老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去年曾經因為糖尿病到浙江省人民醫院住院兩周，丁醫生在電腦里全程為他辦理了轉院服務，不僅省了錢，更減少了他來回奔波的辛苦。

杭州醫保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年，在社區首診和經社區轉診至上級醫療機構就診人數為41.25萬人，共減免起付標準4486.67萬元；簽約參保人員轉診至上級醫療機構發生醫療費40149.54萬元，其中醫保優惠3528.09萬元。

在醫療服務質量提升和差異化醫保支付政策的引導之下，杭州市簽約居民的數量逐年增長，主城區簽約數從2015年的52萬上升到2017年的80.8萬，其中60歲以上的老年人比例達39.62%。目前，全市簽約總人數已達173.2萬人，其中60歲以上的老年人比例達42.50%。

2016年簽約居民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就診率達到了64.67%，轉診到省市醫療機構就診的比例控制在12.04%。

實現分級診療涉及到醫療機構之間利益的重新分配，是醫改中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杭州市醫保的數據還顯示，2016年城鎮職工醫保簽約人群社區就診率為63.36%，遠高於不簽約人群48.5%的社區就診率，充分體現了簽約服務在促進基層首診和雙向轉診的成效。

“緊箍咒”激勵大醫院放手病源

在分級診療的配套政策中，醫保支付方式改革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有關部門充分發揮支付方式在利益調節、資源配置、成本控制、激勵創新等方面的功能。要健全利益調控機制，引導群眾有序就診，讓醫院有動力合理用藥、控制成本，有動力合理收治和轉診患者，激發醫療機構規範行為、控制成本的內生動力。

吳明認為，僅靠不同級別醫療機構醫保報銷差別化引導患者到基層醫療就診所起到的作用有限，醫保在分級診療中起到的主要作用是通過醫保支付方式改革激發醫院控制成本的動力。

吳明建議，當前迫切要做的是，通過建立一套機制把公立醫院的運行模式從“規模和收入最大化”轉變為“成本最小化”，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通過成本控制獲利，而非依靠“做大蛋糕”獲利。

形象地說，就是通過醫保支付方式的改革，讓大醫院感到治療普通病不劃算，讓他們心甘情願地將病人下沈到下級醫療機構，激勵大醫院診治疑難重癥病人。

為了控制基金支出的增長，杭州市早在2009年底就出臺了《基本醫療保險醫療費用結算管理暫行辦法》，形成了以總額預算管理為核心，與項目付費、病種付費、人頭付費相結合的複合式付費方式。

杭州總額預算的主要思路為：一是鼓勵醫院通過技術、服務吸引病人，“錢跟人走”；二是激勵醫療機構提高診療技術，控制複診率；三是控制醫療費發生水平。
總額預算是對醫院總體費用的控制，至於“哪個醫生最喜歡開貴藥”這種個體行為是無法監測到的。如果沒有對醫生具體行為的監控，總額預算這個抓手就是空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杭州市於2013年2月率先上線醫保基金智能審核系統，直到今天，杭州市醫保智審系統的規則之多、管理之細，全國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城市能夠與之相比。

第一財經從杭州醫保局了解到，目前杭州醫保局的智審系統已經上線38類規則，7萬條明細。定點醫療機構哪怕只有2元錢的違規，系統也可以審核出來。

謝道溥說，醫保控費的智能審核如同一張網，能夠規範醫患求醫購藥的行為，只有每個醫生、病人的行為都規範了，總額預算才是更加合理的。

2014年，杭州醫保借衛生部門在全市醫療機構推行診間結算系統的契機上線醫保實時審核系統，通過診間結算實時提醒、控制醫療服務行為，目前已經實現醫療費用發生情況每十秒鐘更新一次。

浙江省新華醫院醫保辦主任李苓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實行總額預算這些年來，各大醫院次均醫療費用基本都是零增長，控費的效果非常明顯。

控費是要控制求醫購藥行為中的浪費，而非控制醫療費用的合理增長，杭州醫保通過逐年收緊的總額預算辦法，逐步擠掉了醫療行為的浪費，同時對於控費效果好的醫院給予獎勵。

總額預算這種付費方式激發了醫院控制成本的動力。舉例而言，在過去，某醫院為了賺取150萬的利潤，可能會多開1000萬的藥，其中醫保基金需支付800萬，個人支付200萬。實行總額預算之後，醫院主動不去多開這1000萬的藥，醫保基金會將這省下的800萬中的80%，即480萬獎勵給醫院，醫保基金也可以省下320萬，個人不僅省下了200萬的自費部分，而且還少吃了不必要吃的藥，從而實現了“醫、患、保”三方的共贏。

杭州醫保局的數據顯示，由於杭州在醫保制度起步之初就定了比較高的待遇標準，到2008年杭州醫保基金累計結余只夠支付5.6個月，從2009年實行總額預算和智能審核這7年來，杭州的醫保籌資標準沒有增加，醫保待遇不斷提高，但醫保基金的累計結余卻呈現上漲的態勢，到2016年支付能力增加到了15個月。

李苓表示，從目前來看，分級診療對於醫院的就診人次還沒有形成明顯的影響，但隨著下一步推行分級診療力度的加強，出臺更大力度的差別化付費政策，或是社區醫療機構在能力和藥品種類上的增加，更多患者選擇到基層醫療機構就診之後，可能將對大醫院的營收產生比較負面的影響。

在治療常見病和慢性病方面，大醫院的成本是高於基層醫療機構的，通過醫保支付方式的改革，讓大醫院在這方面無利可圖，從而實現大醫院“舍得放”的目標。

今年3月，杭州市出臺《推進分級診療工作實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17年年底，城市公立醫院普通門診服務量明顯減少；縣域內就診率較2015年提升5個百分點；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占總診療人次比率達到65%，逐步形成科學合理的就醫秩序。

這份即將在4月28日正式實施的方案要求通過改革醫保支付方式、加強費用控制等手段，引導省市醫院向下轉診符合轉診要求的慢性病、常見病、多發病患者，主動承擔對急危重癥和疑難複雜疾病患者的診療服務。

清華大學醫院管理研究院教授楊燕綏表示，實現分級診療，醫保分級付費必須要跟上，按病種付費的支付方式將有助於推進分級診療。

楊燕綏說，一旦醫保付費與疾病診斷相關分組（DRGs）聯系起來，將會引導醫療機構關註醫療服務的高難度（CMI值）和制定事業發展規劃，會促使大醫院去幹大醫院的事，普通門診和慢病管理自然會釋放到基層醫療機構。

楊燕綏也提醒，伴隨分級診療建立分級付費制度，需要建立健康檔案、慢病管理、門診治療和住院治療一體化的個人健康信息和診療信息系統，還需要合理使用人頭費、項目費、診斷組和療效獎勵的支付手段等配套措施，不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