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 明報訪問：八十後「交易經理」盧誌威：買債收息租樓住更靈活 by 盧志威

6/11 明報訪問：八十後「交易經理」盧誌威：買債收息租樓住更靈活

Posted on 2014-11-07 by 盧誌威

一個80後告訴你『他』為什麼是有錢人

假如你是一位「八十後」，出來工作後仍與家人同住，事業順利，已儲得數百萬元而即將結婚，會有何打算？相信大部分人都會選擇置業，和另一半享受二人世界。從事金融投資的豐盛資產管理組合交易經理盧誌威，正是上述的「八十後」，他雖早有足夠資金買樓，卻另有打算，計劃將投資組合中約200 萬元撥出來買入高息債，實行用收到的債息租樓住，理由是覺得這樣更靈活，更有利尋找或等待其他投資機會，賺取更高的回報。

提供現金流足以支付租金

盧誌威坦言，他十七歲已開始炒股，之後入讀理工大學的工商管理學位，在學期間認識了知名基金經理黃國英，獲其賞識而幫他兼職做分析工作，及畢業後加入黃國英剛成立的資產管理公司，成為該公司第一位非後勤員工，除了負責分析工作，及後更獲分派一定金額「操盤」。

「其實我算是好彩，畢業正式出來工作是2008 年，已過了雷曼事件，正值全球股市低位，之後邊做邊學，並開始獨立操盤，也令自己的投資日趨成熟。」

置業計值博率現水平唔抵買

他說，將會短期內結婚，自然要搬出來住，雖有能力，但不打算買樓。「對我來說，樓主要作居住用途，租樓也可以，要投資有其他方法和工具，我的計劃是將擁有的投資金額，撥出約200 萬元買高息債或相關工具，提供的現金流便足以租樓住。」

盧誌威指出， 現在一些內房債如雅居樂（3383） 的孳息接近11 厘， 他便有興趣吸納，再配合其他一些較短期的高息債以平衡風險，平均派息一定遠高於住宅平均2 厘多的租金回報率，這樣既不用供樓，也足可抵消租樓支出，餘下的資金便可更靈活作投資。

讀書時收入已超申公屋資格

「買樓與否，除了自用，肯定有投資成分，如此便一定要計算值博率，以現時的樓價水平，再升空間肯定有限，並不適合大手落註。」雖然現時一些大學生在讀書已開始申請公屋，盧誌威說從沒此意， 「一來申請公屋，便等如將註碼放在升值有限的工具，二來自己在讀書時的兼職收入，一早已高於申請公屋的收入上限，除非打算瞞騙政府，這又何必呢。」

盧誌威的個案，或可反映一些年輕人指沒辦法買樓，便沒有出路的說法極有問題。「只要有寬廣視野，處處是投資機會，最重要是肯學習，多看世界，自已最近賺得最多的一筆投資，便是交易歐羅兌捷克克朗的交叉盤，對一般人而言可能從未聽過有這種工具，但多看多發掘，機會多的是。」

事實上，慮誌威剛出了一本新書《一個80後告訴你『他』為什麼是有錢人》，書名中的「他」，是指已賺得大筆金錢的富豪，而書中指出，這批富豪可分為八大範疇，當中靠買樓或投資物業發達的只佔其中之一，證明買樓並不是致富的唯一出路。

著書分析有錢人致富未必靠樓

那置富的八大範疇是什麼？ 「一是自己做老闆， 即創業者。二是做企業領導人或當CEO。三是慧眼識英雄， 當猛人的『二把手』如巴菲特的拍檔芒格或李嘉誠的『頭馬』霍建寧。四是以名氣換財富，當名人或明星。五是用別人的錢賺錢，比如做基金經理。六是做發明家，用想像力改變一切。七則是最多香港人希望的靠買樓致富，其實是利用槓桿。而最後則是藉長線投資股票，利用複式增值效應。」

買樓發達 其實在利用槓桿

沒有研究，便沒有發言權。盧誌威雖然不打算買樓自住或投資，卻也有深入研究物業市場，並在新書特闢一章專論樓市。

書中述及，靠投資物業發達，尤其是要做大富豪，一定曾利用極高的槓桿，而買樓最有趣的地方，便是可以只付首期，然後透過按揭，如樓價急速上升的話，利潤可以極其驚人。

量力而為 以「神童輝」為鑑

不過，運用槓桿是「雙刃劍」，順風順水可以快速置富，但當一旦市況逆轉而樓價大跌，又不能及時出貨，便會變成負資產。盧在書中指出，因香港樓市而令身家大上大落的表表者，當數有「神童輝」稱號的羅兆輝，由一名普通經紀，短時間內因炒賣物業而獲得數以億元，甚至十億元以上的身家，但貪勝不知輸，九七年後樓市大跌因炒過龍不及走避，最終要破產甚至潦倒得客死異鄉，無疑給予大家投資時要量力而為的教訓。

養成儲蓄習慣 吼低入市

盧誌威在新書中指出，其實香港現時樓價已偏高，因現時就算月入3萬元，大約每月只可供1.2萬元的樓價，這樣大概可買一層在新界或新市鎮約330萬元的樓。「不過，根據政府數據，每月就業收入有3萬元以上人口，只有58.7萬人，即是說只有8.2％的人口，能負擔獨自在新市鎮置業（不靠父母或另一半的資助）……當買樓成為只有8.2％人可以獨自負擔的事，更別說香港人到底要預備多少錢才能退休？這個社會真的能安定繁榮？」

盧認為，「地產作為一項商品，會遵從自身的周期運行，除非香港的發展可以永遠欣欣向榮，否則總會有回落向下周期。」所以勸喻年輕人不要因買不到樓而灰心，如力有不逮，可以等待，但更重要是有持之以恒的儲蓄習慣，以待樓價回落時也有首期可以上車，不會白白錯過。

 

明報記者 陸振球

攝影 劉焌陶

盧誌威

《鴻鵠財誌》創辨人盧誌威，現任豐盛資產管理組合交易經理，證監會持牌人，Yahoo財經欄名《鴻鵠經誌》出自史記「燕雀安知鴻鵠之誌」，鴻鵠於古中國是白色鳳凰，善高飛，寓意，燕雀身小深信貧富不問出身，只憑誌氣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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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完成中國第四條款磋商：人民幣匯率更加靈活 經濟轉型刻不容緩

（IMF第一副總裁戴維·利普頓MF宣布完成與中國第四條款磋商）

北京時間6月14日14:3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結束對中國的2016年第四條磋商訪問，並於同日在京舉行新聞發布會，IMF總結與中國進行的2016年度第四條經濟政策磋商。

值得註意的是，IMF第一副總裁戴維·利普頓(David Lipton)此次表示：“繼去年調整以來，人民幣匯率正變得更加靈活和市場化，目標是在近幾年內實現匯率有效浮動。盡管中國的外部順差仍略強於中期經濟基本面對應的水平，經評估，人民幣匯率與基本面大體一致。”去年此時，IMF終於改變了其認為人民幣“適度低估”(moderately undervalued)的觀點，而中國經歷了自去年8月來的匯改進程後，IMF對於人民幣取得的進展再度予以肯定。但同時，IMF也特別強調了中國加速轉型的緊迫性，而增速放緩也是轉型的必然結果。

IMF亞洲及太平洋部副主任詹姆斯·丹尼爾率領的IMF代表團於6月1日至14日訪問了北京、上海和內蒙古，開展了關於中國經濟的年度第四條磋商討論。代表團與政府和中國人民銀行的高層官員、私營部門代表以及學術界人士進行了富有建設性的、坦誠的討論，就經濟前景、改革進展和挑戰以及政策應對措施交換了看法。

利普頓參加了最後的政策討論，並會晤了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財政部長樓繼偉、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尚福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士余以及其他高層官員。

中國應加速落實轉型政策

目前，全球層面有兩個重大的正常化進程，一個是美國的正常化過程(加息)，另外一個則是中國的正常化進程，即向新常態的轉型。而中國的正常化進程對世界也至關重要。

“中國繼續向可持續增長路徑轉型，在再平衡的許多方面取得進展。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種轉型有時艱難而崎嶇，但其成功對於中國和世界至關重要。我們本周在北京舉行的討論側重於實現這一轉型所需的政策應對措施以及實施這些政策的緊迫性。 ”利普頓稱。

利普頓表示，中國當局意識到他們面臨的挑戰，已明確表示(包括在各種政策聲明和最新的五年規劃中)將通過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措施來實現中國經濟向“新常態”的轉型。這些包括促進消費、擴大服務業、保護環境、進一步開放經濟、擴大公共服務、減輕貧困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等。

IMF表示，總體來看，改革在一些關鍵的領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進展。但仍有不均衡之處。利普頓評價稱：“我們看到，從工業轉向服務業的進展巨大，而解決信貸增長問題的進展則相對較少；在放開金融市場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而在改善治理機構和硬化國有企業預算約束方面的進展則相對較少。結果是，脆弱性仍在上升，用於應對沖擊的緩沖也在消耗。這進一步凸現了實施改革的迫切性。”

“近期增長前景已經增強，這得益於最近采取的政策支持措施。然而，信貸快速增長、結構性產能過剩以及日益龐大、不透明、相互關聯的金融部門給中期前景帶來了不確定性，”他表示，為了解決這些脆弱性，確保經濟實現更加強健、可持續的中期增長，需要在若幹領域果斷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全面的一攬子政策。

具體而言，IMF建議，企業債務雖仍可控，但數額龐大且快速增長。為避免今後出現嚴重問題，解決企業債務問題已經勢在必行。需要全面的計劃和具體的行動，來硬化預算約束(特別是對國有企業)，對薄弱企業進行重組或破產清算，確認和分配損失，處理相關的社會成本,，並便利市場準入。

鑒於這方面涉及的廣泛挑戰，IMF建議中國成立一個人員配備充分、具有清晰職能的工作小組，並以正在實施的煤炭和鋼鐵行業重組計劃為基礎，來推動和實施現實可行的國企重組並處理與之相關的給銀行業帶來的影響。

增速放緩是轉型的必然結果

當前，中國政府也似乎面臨著“保增長”和“促改革”的兩難局面。而利普頓表示，“經濟增長適度放緩是中國必要轉型的自然結果。”

他指出，中國宏觀政策應當與下述目標相一致，即在近期內降低脆弱性，並使經濟增長率穩定在可持續的水平——2017年為6%左右。信貸增長速度需大幅放緩，以使信貸/GDP比率穩定下來。預算外投資支出應轉變為有利於再平衡和改革的預算內措施。關鍵的財政改革包括：使地方政府的收入與支出責任相一致；擴大社會保障；實施新的預算法；推進稅收制度現代化，以提高其累進性。對化石燃料和汙染大幅征稅(如碳稅或煤稅)有助於使經濟增長更加環保，並能增加財政收入。例如，對燃煤適當征稅將顯著減輕當地空氣汙染，可在2030年前防止400萬至500萬人過早死亡。

“為了防範日益複雜的金融體系中的風險，需要在多個領域采取行動。我們認為，顯然需要在各監管機構和市場采用更加協調的方法來處理這一問題。可以采取的具體行動包括，增強銀行緩沖，積極主動地確認潛在損失，以及提高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融資穩健性。應繼續控制影子產品大幅增長帶來的風險。”

人民幣匯率更加靈活

此次，IMF對於人民幣匯改進程予以了肯定，“繼去年調整以來，人民幣匯率正變得更加靈活和市場化。代表團鼓勵當局繼續推進這一過程，目標是在幾年內實現匯率有效浮動。”

同時，盡管中國的外部順差仍略強於中期經濟基本面對應的水平，但IMF也認為，人民幣匯率與基本面大體一致，這與IMF在去年第四條磋商中所作評估類似。

盡管今年以來人民幣也波動不斷，但海外的恐慌情緒較去年明顯緩解。中國央行此前表明，目前已經初步形成了“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不少交易員也表示，“811匯改”以後，該行對人民幣中間價的每日測算跟央行公布的實際值吻合度很高，而市場價與中間價的偏離也很小。在整個市場弄清楚人民幣中間價形成機制後，海外市場的瘋狂炒作熱情反而偃旗息鼓了。

利普頓稱：“中國當局在改善數據以及加強向市場和公眾的信息溝通方面已取得進展。我們鼓勵當局繼續努力彌補依然存在的顯著數據缺口，特別是在國民賬戶和政府財政方面。信息溝通應當在澄清當局政策意向、減少不確定性和調整預期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不斷改善這方面的工作有助於中國管理目前的歷史性轉型。 ”

企業用工靈活性面臨勞工約束

最近幾個月，媒體報道了一些政界與學界人士對《勞動合同法》的批評。這些報道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勞動合同法》對勞工過度保護，損害了企業的用工靈活性。

《勞動合同法》確實對包括用工靈活性在內的企業用工權進行了限制。但在筆者看來，真正限制企業用工靈活性的，不是《勞動合同法》的條文，而是勞動力市場上供(勞工)求(企業)雙方的博弈。

以下，筆者分兩種情況，分析勞動力市場上作為供給方的勞工對企業用工靈活性的約束。

“候鳥式”農民工的約束

先看勞動密集型企業。

勞動密集型企業使用的主要是非技術工人。非技工的工作沒有多少技術含量，員工經過短期培訓(短的幾天，長的也不過1~2個月)就可以勝任。技術含量低意味著勞動密集型企業勞工來源廣。只要勞動力市場上供不小於求，招聘非技工就相對容易。因此，勞動密集型企業偏好靈活用工。

從勞工的角度看，影響就業靈活性的有兩方面因素：技術含量與流動周期。

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作一學就會，勞工另找工作(包括改行)容易，因而就技術含量而論，企業用工靈活、勞工可以接受。

但也就是因為技術含量不高、農民工進城後一學就會，且他們的工資底線遠低於城鎮職工，因而農民工迅速取代城鎮職工，成為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勞工主力。

用工主要用農民工，這給企業用工靈活性帶來了約束。農民工的工資底線之所以比城鎮職工低得多，主要是因為農民工的家屬(子女和老人)通常留在生活開支只有城鎮1/3的鄉村。但“工作在城鎮、家屬在鄉村”，同時又意味著農民工必須“候鳥式”定期回鄉探親。回鄉探親的時間通常在春節前後，一年一次。回鄉探親的花銷對農民工來說是一筆不小開支。正因為“候鳥式”流動的存在，所以外來農民工希望找到的是能從當年春節後一直持續到下一年春節前的工作。換句話說，就是農民工認可的企業用工靈活性，必然受到農民工“候鳥式”年度流動的約束。

2008年以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訂單多為長期的，能保證全年生產，因而工作(不論是否簽訂合同)以年為期成為企業用工的潛規則。

2008年以後，國內外經濟形勢惡化，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訂單中短單越來越多，一年之內接單量起伏波動很大且沒有規律。為了降低成本，企業用工從以年為單位縮短到以季度或月為單位，有訂單就招工、沒訂單就隨時解雇勞工。

前述媒體報道中，企業一方面埋怨解雇勞工不易、解雇成本(賠償金)太高，另一方面又埋怨無法約束勞工隨意離職。這種初看起來矛盾的現象，正是上述短單經濟的反映。有訂單特別是急待完成短單時，企業不希望勞工走;沒有訂單時，企業不希望勞工留。至於沒有活幹時外來農民工何以為生，企業管不著。

企業如此靈活用工，苦的是外來農民工。如果被解雇後留在就業地不走，等待工作期間他們沒有收入，食宿開支卻一點不能少;如果回內地家鄉，有活再外出，則需承擔額外的來回交通費。無論哪種選擇，如果工資不漲，農民工都吃虧。

面對企業“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式的靈活用工，一部分工作熟練、勞動生產率高的農民工，幹脆自願成為職業性的臨時工。企業需要短期用工時，這些農民工招之即來、能夠按時按質按量完成議定的工作。但企業必須為此支付比正常用工高得多的計件工資。臨時工用有活幹時的高工資，彌補沒活幹時的食宿花銷。

短單與職業性臨時工的結合，使“勞動關系的靈活性”趨於極致。至此，《勞動合同法》是否有礙企業用工靈活性，已經不重要，因為勞資雙方都不打算簽訂勞動合同。

技工改行難的約束

再來看作為勞動密集型企業升級換代目標的技工密集型企業。

與非技工相比，技工要額外支付兩方面的成本。一方面，技工培訓期長，培訓支出及因培訓期無法工作或無法充分掌握所學技能而損失的收入多。另一方面，技工所學技術通常是專用於某一行業、某一工種的。技術層次越高、技術的專用性往往也越強。技工如改行，他經多年學習和工作所掌握的技能會全部或大部分報廢。如果勞工面臨的就業形勢是工作極不穩定、頻繁改行，那麽，學技術、當技工未必比當非技工上算。

技工從事本行工作多久，累計收入才與普通員工相當?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看技工的培訓期有多長，其次要看技工的收入比非技工高多少。

就筆者所知，一般來說，要成為中級技工，需要在技校學習3年(包括1年實習);成為高級技工或技師的學習期更長，需要學習4~6年。從事本職工作後，還需經過3~10年的“從幹中學”，才能達到相應的技術水平。

至於技工與非技工的收入差距，最近，筆者看到兩篇媒體報道的調研結果。一篇是中智人力資本調研與數據服務中心對勞工2015年平均收入進行的全國性調研;另一篇是廣東省人社廳公布的2016年一季度廣東用工監測情況，其中收入是指在崗普工和技工的月工資中位數。有意思的是，兩份調研結果中，技工工資都比非技工(普工)高25%。

筆者據此算了一筆賬。假設⑴只要求技工達到中級水平;⑵上技校的學費由政府全額補貼;⑶上技校的頭兩年因不能打工而少掙的錢相當於普通勞工兩年的收入;⑷實習期和“從幹中學”時，技工的年收入同樣比普通農民工高25%。在上述有助於提高技工累計收入的假設下，粗略計算的結果是：從實習開始，技工至少要再工作8年，才能把上技校的頭兩年少掙的錢賺回來。如果考慮先上技校後掙錢的影響(即貼現因素)，再放棄“不切實際”的最後一條假設，想把上技校少掙的錢賺回來，技校畢業後技工需要從事本行工作10年以上。換句話說，如果農民工掌握一門技術後，從事對口工作的時間超過8~10年，那農民工學技術是上算的;反之，如果從事對口工作的時間少於8~10年，那學技術還不如不學。

遺憾的是，用工企業招聘技工時，並沒有打算給技工從事本行工作8~10年的機會。近兩三年，媒體上經常可以看到原勞動密集型企業“機器換人”的報道。其中一些報道對用人與用機器的成本作了比較。從這些報道看，企業收回購買與使用機器人成本的回本期，長的4~5年，短的1~2年，都比前述技工學技術8~10年的回本期要短得多。4~5年後，上述企業本身“機器換人”的成本已經收回，無論改行還是停業，企業不會有多少損失;技工可就進退兩難了。

與非技工相比，技工需要更大程度的職業穩定性，而這種穩定性恰恰與中國企業所崇尚的用工靈活性相沖突。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矛盾現象：企業為“技工荒”而頭疼，社會各界也都在呼籲發展職業教育、提高勞工職業素質，唯獨作為當事人的勞工無動於衷。技校招生數量在增加，技校畢業生“畢業即改行”的數量也在增加。“機器換人”需要相應的技工，但嘗試向機器人技工轉型的主要是傳統的技工，特別是從最早做自動化的企業出來的技工。有原有的技術為基礎，這些技工改行從事與機器人有關的技術工作，往往舉一反三、事半功倍。非技工改行成本要比傳統技工高得多，於是在簡單熟悉機器人之後，他們轉向機器人銷售崗位去了。

有學者認為，現有《勞動合同法》過於“超前”。筆者認為，就技工密集型企業而論，“超前”說並不成立。如上所述，技工的特點，一是培訓期與累計收入回報期長，二是技術專門化程度高。沒有較高的就業穩定性，就沒有勞工願意先苦後甜學技術。制造業要升級換代，要培養德國式的小行業“隱形冠軍”，就需要大量高素質的技工。由此導致的對企業用工靈活性的約束，恐怕是很難避免的。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央行：下一階段將繼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 保持靈活適度

2016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發布稱，2016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總體運行平穩，轉方式、調結構穩步推進。消費穩定增長，進出口降幅收窄，企業效益有所回升，第三產業比重進一步提高。就業基本穩定，消費價格溫和上漲。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7%，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1%。

2016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靈活適度，適時預調微調，做好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的總需求管理，從量價兩方面為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對人民幣存款準備金基數實施平均法考核;建立公開市場每日操作常態化機制，7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穩定在2.25%;豐富中期借貸便利期限品種，每月常態化操作，兩次下調操作利率，引導中長端利率下行;擴大抵押補充貸款的對象和範圍，創設扶貧再貸款並實施比支農再貸款更優惠的利率，實施精準扶貧政策;穩步擴大信貸資產質押再貸款試點，有序組織實施央行內部評級。同時，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組織實施宏觀審慎評估;

將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擴大至全國範圍;按照“因城施策”的原則對房地產市場實施調控，強化住房金融宏觀審慎管理。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降低個人投資者認購大額存單的起點金額，初步形成“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匯率機制的靈活性、規則性、透明度和市場化水平明顯提高，人民幣匯率預期總體穩定。

總體看，穩健貨幣政策取得了較好效果，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平穩增長，利率水平低位穩定運行，人民幣匯率彈性進一步增強。2016年6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同比增長11.8%;人民幣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4.3%，比年初增加7.53萬億元，同比多增9671億元;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同比增長12.3%。6月份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5.26%，同比下降0.78個百分點，與上年12月基本持平。6月末，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為95.02，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6312元。

當前全球經濟仍處在深度調整期，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依然較多，複蘇不及預期，貿易保護主義擡頭，地緣政治更趨複雜，英國脫歐的影響還將持續。面對複雜的外部環境，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政放權和創新驅動戰略的推動下，中國經濟新的動能正在積聚，傳統動能的改造升級也在加快，但結構性矛盾仍較突出，經濟對房地產和基建投資的依賴較大，民間投資增速及占比下降，債務杠桿繼續較快上升，區域經濟分化較為明顯。要堅持適度擴大總需求，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改造提升傳統比較優勢，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部門的基礎性改革，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通過有效的市場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振市場信心，穩定市場預期，增強融資的可持續性，拓展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領域和空間。

下一階段，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統一部署，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用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穩住市場預期，用重大改革舉措落地增強發展信心。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靈活適度，適時預調微調，增強針對性和有效性，做好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的總需求管理，為結構性改革營造中性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更加註重改革創新，寓改革於調控之中，把貨幣政策調控與深化改革緊密結合起來，更充分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針對金融深化和創新發展，進一步完善調控模式，強化價格型調節和傳導機制，疏通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的傳導渠道，深化金融機構改革，通過增加供給和競爭改善金融服務，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切實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自由職業靈活度高？賺得卻比20年前少

在“零工經濟”(gig economy)時代，隨著“打零工”為生的自由職業者群體愈加壯大，他們的薪酬是不是也跟得上快速變化的時代?

英國智庫決議基金會(The Resolution Foundation)日前發布報告稱，英國自由職業者數量自2001~2002年已經增加了45%，但這一群體當前的周平均工資反而下降了，甚至低於20年前。

報告將這一現狀歸咎於低工資工作的增多以及金融危機帶來的工資標準下調。同時自由職業者常常缺少與企業間的正式合同，一些雇主或平臺便利用這一漏洞克扣相關福利乃至薪資。

工資不升反降

10月初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布報告對“零工經濟”進行研究。報告指出，對當下的許多求職者來說，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與每月的固定工資早已不再是唯一的選擇。據統計結果表明，目前在美國和歐洲約有2000萬人的主要收入來源為自由職業收入。決議基金會的經濟分析師也指出，目前每7個英國人里就有1個零工，總數量高達約500萬人，創歷史新高，其中包括了建築工人。

“打零工”這一形式使得工作者可以選擇雇主、工作時間及內容。對於許多年輕人，或是無法保證長時間連續工作的人群來說，無疑是很有吸引力的;同時他們還可以選擇更優的薪酬待遇。

然而，現實卻沒有這麽美好。根據決議基金會的報告，在2014~2015財年中，這一群體的周平均工資只有240英鎊，而在1994~1995財年中，這一數額為300英鎊。2015年英國整體周平均工資為460英鎊。

決議基金會認為，當前的零工經濟群體薪酬低於20年前工資水平的這一現狀一定程度上與當下自由職業整體環境有關。

目前，越來越多的自由職業者選擇從事低工資工作。正如麥肯錫報告中所體現的，許多“打零工者”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迫於生計，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對於工作內容、時間、薪酬的選擇是有限的。同時這些自由職業者也更多轉為了臨時打工者，這一群體的工作時間也有所下降。

這些因素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就已經開始影響工資水平，不過，全球金融震蕩帶來的影響依然是巨大的。到2013~2014財年，這一群體的周平均工資甚至一度下降到100英鎊。盡管近兩年來經濟回暖，但遺留下來的影響仍然不可小覷。

權利沒有保障

決議基金會的這一報告發布時間相當微妙。此前“零工經濟”引發關註，而近日兩名在Uber平臺提供打車服務的司機與Uber之間的糾紛裁決也將公布。

這兩名司機控訴Uber平臺克扣其待遇，不提供帶薪病假及帶薪休假。而Uber方則表示這兩人為自由職業者，不享受這些待遇。

目前在全英國有超過4萬人通過這一平臺“打零工”，因此該案的裁決結果將大大影響Uber自身的經營。另外，英國還有許多類似的雇傭關系。此前外賣送餐平臺Deliveroo的送餐員也對該平臺的薪資結算方式進行了抗議，該平臺更是遭到了英國商務部的批評。因此，對於平臺與自由職業者關系及權利義務的認定會對整個“零工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

自由職業者與雇主的關系到底應該如何界定、可以享受哪些福利待遇，都還有待進一步完善，這方面的先例也較為缺乏。

有鑒於此，英國商務部發言人此前也表示，政府一直致力於使所有英國人都能從經濟發展中受益，“國家最低生活工資標準的提出已經使得百萬工人薪資上漲，而首相則明確表態勞動力市場必須支持、保護所有工作者。”

新能源消納難 能源局官員說要搞電力靈活性建設

國家能源局電力司司長黃學農日前指出，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提升重點必須從“千瓦”轉移到“千瓦時”。

對於“千瓦”到“千瓦時”的變化，黃學農解釋，就是要以確保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為原則開展電力系統靈活性建設，著力提升電力系統新能源消納能力，並兼顧高比例新能源並網的系統安全問題，最大限度提升電力系統接納非化石能源電量的能力。

他是在蘇州召開的2016國際能源變革論壇上提出以上觀點。

“十二五”期間，我國加快了非化石電源的發展步伐。全國水電累計投產1.1億千瓦，水電裝機占全國發電裝機比重為21.2%;風電規模高速增長，占比由2010年的3.1%提高至8.5%，成為我國第三大電源;光伏發電實現了累計新增4100萬千瓦;核電在運裝機規模居世界第四，在建規模居世界第一。

與新能源跨越式發展相對應的是，從2014年起，我國煤炭消費量、火電發電量連續兩年下降。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已經從2010年的8.6%提高到2015年的12%，超額完成了“十二五”規劃目標。

基於此，黃學農提出，未來將重點致力於實施煤電靈活性提升工程、推進靈活調節電力設施建設、推動新型儲能技術發展及應用、全面提升電能替代水平、科學優化輸配電網建設等方面的工作。

具體來看，黃學農稱，我國抽水蓄能、燃氣發電等靈活調峰電源比例小，作為主力調峰電源，煤電的靈活性不足，缺乏需求側調節手段。黃學農指出，要根據不同地區調節能力需求，科學制定各省煤電靈活性提升工程實施方案。

優先提升30萬千瓦級煤電機組的深度調峰能力，適度積累煤電機組的快速增減負荷和快速啟停改造運行經驗。到2020年，完成對全國2.2億千瓦煤電機組的靈活性提升工作，其中熱電機組1.33億千瓦，純凝機組8700萬千瓦。

在推進各類靈活調節電力設施建設方面，黃學農提出，要加快已納入規劃的抽水蓄能電站建設，適時開展新一輪選點規劃;在具有天然氣價格優勢、氣源有保障、調峰需求突出的地區，發展燃氣機組進行啟停調峰;積極支持太陽能熱發電，推動產業化發展和規模化應用，鼓勵建設具有較好儲熱能力的項目;加快推進西南地區龍頭水電站建設，緩解西南水電的豐枯矛盾，提高流域梯級水電站的綜合調節能力。

與此同時，要不斷優化和提升電網調度水平，加強電力系統與現代信息、控制技術的深度融合，構建多層次智能電力系統調度控制平臺，實現電源、電網、用戶之間電力潮流和信息的雙向流動。

隨著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的增長，電力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不斷提高，電力清潔低碳轉型發展勢在必行。黃學農表示，要加快新型儲能技術的研發創新，重點在大容量液流、鋰離子、鈉硫、鉛炭電池等電化學儲能電池、壓縮空氣儲能等方面開展創新，提高新型儲能技術的轉換效率和使用壽命，降低單位度電使用成本。

“十三五”電力規劃重點調峰能力建設，提升系統靈活性

《電力發展“十三五”規劃》(下稱《規劃》)7日正式發布。

據悉，此次《規劃》的一大特點，是加強電力系統的調峰能力建設，全面提升系統的靈活性。“十三五”期間，抽水蓄能電站開工6000萬千瓦左右，新增投產1700萬千瓦左右，2020年裝機達到4000萬千瓦左右。

此外，《規劃》預期，2020年全社會用電量6.8~7.2萬億千瓦時，年均增長3.6~4.8%，全國發電裝機容量20億千瓦，年均增長5.5%。人均裝機突破1.4千瓦，人均用電量5000千瓦時左右，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重點增強調峰能力

國家能源局總工程師韓水在國家能源局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電力系統的調峰能力主要從三個方面來提升。

“第一是抽水蓄能，‘十三五’期間建成1700萬千瓦，同時開工建設6000萬千瓦；第二是建設一部分調峰用的氣電，規劃中部署約500萬千瓦的調峰氣電的建設；三是加大燃煤電站靈活性的改造力度，加大煤電調峰的能力。在‘十三五’期間部署熱電聯產機組要改造1.33億千瓦，純凝機組改造8600萬千瓦，主要用於增加‘三北’地區的調峰能力。”

改造後，增加調峰能力4600萬千瓦，其中三北地區增加4500萬千瓦。

華北電力大學能源與電力經濟研究咨詢中心主任曾鳴接受第一財經采訪表示，《規劃》把增強調峰能力作為重點和棄風棄水密切相關。

“能源結構以風和光為代表的隨機發電比例越來越大，這對於系統的沖擊性很大，必須有強有力的調峰電源與風光隨機發電相配合，才能保證系統穩定運行和經濟運行。有了調峰能力，才能減少棄風棄光棄水。”曾鳴說。

此外，韓水指出，所增加調峰能力的量，是通過系統工程的辦法優化出來的，優化指標就是使當地的棄風、棄光率控制在一個合理水平。“5%以內是通用的一個控制指標，但各個地區情況不一樣，因此我們用‘控制在合理水平’來表述。適當地棄風棄光，消納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更大，支持風電、光伏更大規模的發展。”

為了配合調峰政策，《規劃》還提出電網方面要加強優化，負荷方面要加強電能替代的力度。

韓水提到，利用低谷電能替代，特別是電采暖消納的低谷的富余電力，同時研究推進峰谷電價的政策，推進各種輔助服務市場等，通過這些硬件和軟件建設的同時並舉，保證可再生能源的健康有序發展。

人均用電量達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規劃》預期，2020年人均用電量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城鄉電氣化水平明顯提高，電能占終端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7%。

曾鳴告訴第一財經，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在用電方面的標誌就是終端用電比例等不斷提高。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用電量水平，意味著居民用電比重繼續提升，到時家用設備高度電氣化，例如大功率烘幹機等電氣化設備都會增加規模。

有關電力專家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社會用電量與宏觀經濟已不再是簡單的線性正相關關系，那麽“十三五”期間用電量加速提升是否會使用電量對經濟的預測偏離更多？曾鳴認為，現行辦法是居民用電量和工商業用電量分開統計，而預測經濟將繼續使用工商業用電量的相關指標，因此不會受太大影響。

此外，《規劃》顯示，“十三五”期間全社會用電量增速為3.6~4.8%。而去年全社會用電量的增速為0.5%，今年前三季度用電量增速雖達到4.5%，但主要是氣候異常因素造成。韓水對此的解釋是，3.6~4.8%的用電增速是基於電力企業和多方專家反複論證得出。

“準確預測‘十三五’未來五年的電力需求十分困難。《規劃》實際上是從兩年前開始做。首先，委托咨詢機構和院校，依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總體要求，配合小康社會發展的經濟數據，特別是落實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的要求，同時參考其他相關國家、地區同階段的經濟發展速度及當時的電力增長情況；另外分地區對今後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布局、轉型升級等進行詳細分析。結合這些因素，采用了常規和現代的預測方法，對2020年的電力負荷需求進行預測。”韓水表示。

經過論證，多方對2020年全社會用電量達到7萬億左右達成共識。

韓水解釋，考慮到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此次電力規劃采用了一個區間來預測，即6.8~7.2萬億。考慮到電力建設需要一段時間，比如火電、煤電的建設期從規劃到建設一般是三年左右，加上電力增長的不確定性和電力先行，保證電力供應，規劃還留了2000億千瓦時作為發展的備用，通過多種措施來適應電力需求增長的不確定性。

人民幣匯率靈活性增加

自11月10日以來，人民幣貶值加速，11月11日，在岸匯率突破6.8，11月24日突破6.9。雖然短期內連續突破兩個重要關口，但是與去年的“8·11”和今年的“1·04”明顯不同的是，這次的人民幣貶值並沒有引起市場恐慌。一方面是因為這次貶值是在特朗普沖擊”導致美元大幅升值下的背景下發生的。在“特朗普沖擊”下，人民幣在主要貨幣中的貶值幅度是較低的，從人民幣指數上看，近期甚至升值了0.5%。另一方面，我們認為市場之所以能夠“淡定”面對本次貶值，得益於前期人民幣匯率靈活性的增加，投資者對匯率波動的敏感性有所降低。

展望未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需要進一步增加靈活性，既不能走回和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同時現在還不具備實行自由浮動的機制，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是現階段最優的安排。

匯率靈活性的內涵

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可以從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去理解。空間維度是指人民幣應當對一籃子貨幣增強靈活性，還是對某個特定貨幣增強靈活性。時間維度的靈活性是指短期的脈沖波動，還是中期的“順勢”調整。

從空間維度來說，增加匯率靈活性是指增加人民幣對美元的波動性。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自今年10月起，人民幣正式入籃SDR，如果人民幣盯住美元，則相當於加大了美元在SDR中的權重。在中美經濟和金融周期異步的背景下，人民幣緊盯美元意味著中國貨幣政策受限，將會加劇本國經濟和金融周期的調整壓力。

參考甚至盯住一籃子貨幣意味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隨著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率的變動而波動，是靈活性增加的一個機制，但是這意味著央行需要在外匯市場幹預，匯率不是完全由外匯市場供求決定。在資本賬戶管制和內部金融壓抑的時代，不少國家盯住一籃子貨幣，因為當時外匯市場供求主要是貿易差額決定的，而一籃子貨幣更有效地維護貿易的競爭力。在金融自由化的時代，盯住一籃子貨幣的例子基本消失了，少數實行固定匯率制的經濟體比如香港也是盯住美元的，這是因為金融渠道的交易是外匯供求的主要部分，同時也對宏觀經濟有重大影響。以CFETS為例，美元權重大約26%，但這和美元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不匹配，尤其是全球範圍內金融對實體的影響越來越大，美元的地位是其他貨幣難以匹敵的，美元約占全球外匯市場交易份額的45%，占全球儲備貨幣的60%以上。

從時間維度看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主要涉及到是什麽因素決定了匯率的波動，或者說人民幣匯率為什麽要波動的問題。從基本面的角度看，決定匯率波動的主要是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的波動所帶來的外匯的供求。

從增長差的角度看，在中美金融周期異步的背景下，中國增長下行壓力較大，美國則得益於金融周期複蘇，增長有加速的勢頭，近期的“特朗普沖擊”使得市場對美國明年的增長形勢進一步看好。在美國財政擴張的態勢下，如果其他主要經濟體包括歐洲、日本和中國的財政擴張對經濟增長的支持相對較小，則美元仍然存在升值的壓力，這種情況下，其他貨幣包括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就是經濟周期波動的內在要求。

因此，從時間維度來說，匯率的靈活性不是指短期的波動，而是指順應經濟周期的波動。主要目的不應該是打擊針對匯率的投機行為，而是“根據”經濟周期的需要而變動，讓匯率成為經濟周期調整的“自動穩定器”：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較大的時候，匯率貶值有利於改善外部需求;經濟比較強的時候，匯率升值有利於抑制經濟過熱。過去15年，在主要經濟體中，匯率作為經濟自發調節機制的一部分的作用在加強。

如何應對資金流出壓力

在自由浮動匯率制度下，資金跨境流動的壓力完全通過匯率(價格)變動來消化。但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經濟還不能完全適應匯率的大幅波動，需要其他措施來輔助消化資金流動壓力。

從歷史經驗看，過去在面臨較大的資金流入壓力時，我們除了對美元升值外，還采取了買入美元(增加外匯儲備)、資金流入管制兩大措施。同樣的道理，在資金流出壓力較大的階段，除了增加匯率靈活性、對美元貶值外，還可以采取賣出美元(減少外匯儲備)、管制資金流出兩大措施。實際上，央行近期的行為正是這樣的三管齊下來應對資金流出壓力。

這里有一個如何看待外匯儲備的作用的問題。市場對賣出美元、減少外匯儲備似乎心懷恐懼。從構成上看，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可以劃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預防性外匯儲備，主要是為了應對國際支付的流動性風險，另外一個是對沖性外匯儲備，當資本流入壓力大時，買入美元、賣出人民幣，當資本流出壓力大時，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幣，外匯儲備起到一個蓄水池的作用。

外匯儲備作為流動性風險防禦和蓄水池作用是在匯率靈活性不充分的情況下的一種階段性現象。在自由浮動匯率制下，價格(匯率)的變動足以調節量(資金供求)的失衡，理論上講外匯儲備可以是零。在美歐等發達經濟體，外匯儲備的水平很低，即使在日本，由於歷史原因外匯儲備規模較大，但也散失了調節外匯供求變化的功能，匯率水平由非政府部門的外匯供求決定。 在匯率形成機制靈活性不斷加大的趨勢下，外匯儲備的作用將不斷下降，我們不必為外匯儲備下降而憂心重重。

再有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對資本流動的管制措施。2012年，央行行長周小川在《資本項目開放的前景和途徑》中提出：外匯管制實際是個程度問題，保留必要的監控未必有礙於實現可兌換：一是有必要對私人和公共對外債務實行宏觀審慎管理;二是有必要對金融跨境交易進行必要的監控;三是有必要對短期投機性跨境資本流動進行適當的管理。事實上，為維護宏觀經濟穩定或者防範金融風險，在特殊時期，各國對資本項目進行一定程度的管制或采取臨時性的管制措施是合理的，IMF對此也認可。

無論是動用外儲對沖資本流動還是加強資本賬戶管制應對非理性流動，本質上同匯率波動一樣，都具有典型的周期性特征，不是一成不變的。

促進匯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最終來講，匯率水平反映經濟的基本面因素，是內外部均衡的要求在匯率上的體現。一方面，在現階段，匯率貶值本身有利於改善經濟結構，支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過去持續的升值預期和國內房地產泡沫、信用擴張聯系在一起，形成金融周期下的順周期性，是導致制造業等民間投資下滑的內在因素。當前增加匯率靈活性，有利於控制信貸擴張和房地產泡沫，化解過去累積的金融風險，有利於避免出現持續大幅貶值的情況。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將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完全放在匯率上。匯率問題是國內經濟的延伸，從金融周期的角度看，今天的匯率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和房地產泡沫有關系。作為非貿易品，房價越高、地租越高，匯率的貶值壓力越大。通過匯率貶值來完全抵銷高房價、高地租對經濟結構的扭曲影響是不現實的。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際社會可能難以接受人民幣大幅貶值的影響。從中國本身來看，我們是一個大國，各產業種類齊全，貶值雖然有利於出口導向的產業，但也意味著我們的貿易條件惡化，對整體的資源配置的效率是不利的。

因此，匯率靈活性的增強雖然是順應經濟周期波動的需要、有利於改善基本面，但更關鍵的還是要推進內部的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的平衡，這反過來是穩匯率的根本之道。重要的結構性改革包括促進生育率回升、公平導向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這些改革有利於提升消費率、降低過剩儲蓄，實際上是起到提高均衡利率和均衡匯率的作用，降低資金流出壓力。就當下而言，尤應格外重視金融周期的影響，關鍵在於抑制房地產泡沫，降低房地產對其他行業的擠壓，提升經濟的整體競爭力。

總之，增加匯率機制的靈活性，推進結構性改革，將增加整個經濟應對外部沖擊的韌性,中國有能力實現人民幣匯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作者為光大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