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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4年,央行的繳庫預算高達 1800億元,過去10年,央行總計獲利2.1兆元,繳給國庫1.6兆元,10年下來,央行已成為政府不可或缺的繳庫大戶。 但,央行的獲利,來自於低估的利率與匯率,當央行的賺錢速度誇張而畸形,宛如一道看似無形的魔咒,全體國民的荷包、內需產業的生存空間,其實正在內 傷……。 撰文‧楊紹華 研究員‧楊卓翰「一個國家的歲入,有一○%以上仰賴中央銀行,這是一個問題,你同不同意?」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上午,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正在開會審理二○ 一二年度的中央銀行預算案,詢答時間,立法委員賴士葆對央行總裁彭淮南提出質詢。 「一千八百億二二一三萬元」,在中央銀行的預算報告書上,寫著這樣一個數字。連續第四年,央行決定以一千八百億元作為來年上繳國庫的目標金額。對比中央政 府一二年度歲入預算一.七三兆元,央行一千八百億元的繳庫目標,的確超過政府歲入的一○%。 彭淮南答:「我非常同意。去年度(央行繳庫金額占政府歲入)是一二%,美國只有二%,日本和韓國只有○.一四%和○.一五%。」央行有多會賺錢? 每小時進帳二千八百萬 獲利全台居冠這是一段沒有受到太多關注的詢答內容,立委提問、總裁認同,沒有激辯的火花,也沒有具體結論。 然而,短短數句質詢,其實宛如一條索引,如果向上深究,你會看到一些突兀的怪象與矛盾,而當你串聯起這些怪象,拆解其中原由,會赫然驚覺,許多長期存在於 台灣的經濟與民生問題,原來都能在這段質詢當中找到癥結所在。 原來,當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以賺錢為首要任務時,從人民切身的財富、金融業與整體內需產業的發展、國家的財務風險與政策空間,都將逐漸受到負面衝擊。中央 銀行每年一千八百億元的繳庫預算,宛如一道魔咒,看似無形,卻正以綿密不絕的後勁,鋪天蓋地扭曲著台灣的民生經濟。 就在賴士葆提出質詢的短短十分鐘左右時間,位於台北市羅斯福路的中央銀行,大約又賺進了四六○萬元……。 從○六至一○年,中央銀行每一年的盈餘都在二千二百億元以上,五年總計獲利達到一.二二兆元。以一年三六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時來計算,央行賺錢的平均「時 速」,高達二千八百萬元。 於是,中央銀行成了全台灣最會賺錢的公營事業。 以一○年資料來看,所有公營事業的繳庫總額為二二四六億元,而央行一家即占八成以上。排名第二的是土地銀行,其七十五億元的繳庫金額,是央行一千八百億元 的二十四分之一。中央銀行賺錢、繳庫的能力,在所有國營事業當中,顯得誇張而畸形。 不只是公營事業,央行恐怕也是台灣所有公民營企業的獲利之王。 一○年,央行盈餘達到二二五一億元,當年度的台灣百大企業獲利冠軍是台積電,全年稅後盈餘也不過是一六一六億元;如果用「股東權益報酬率」的概念來看,計 算稅後純益與淨值之間的比率關係,那麼,過去五年央行的平均每年股東權益報酬率為二一%,與台積電的二三%水準相比,彭總裁創造利潤的能力,絕對不比台積 電董事長張忠謀遜色。 央行應以盈利為目的? 公營事業獲利 等同於對人民課稅除此之外,台灣的中央銀行,應該是全世界最受財政部依賴的中央銀行。 過去九年,無論國內或國外的景氣榮枯、經濟循環,央行繳庫金額占國家歲入有五年超過八%,而每年至少都在七%以上,對於國庫的貢獻度,遠遠高於美國聯準會 或是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的中央銀行。彭淮南在立院答詢時,僅僅談到去年度的國際比較數字,似乎還嫌保守客氣了些。 一連串的數字說明,在彭淮南總裁的率領之下,中央銀行簡直比全台灣的所有營利事業更懂得「營利之道」。 「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談到央行新年度的繳庫預算時,台大經濟系前教授林向愷忍不住說:「大家好像都忘了,央行不是營利事業,它是一個享有獨占優 勢的公營事業,更是一個政策機關。」獨占優勢,就是「能夠決定價格」的優勢。林向愷認為,就像台電能夠決定電價、中油能夠決定油價,央行在某些領域,也有 一定程度的定價能力,要不要賺錢、能不能賺錢,就看這些事業的經營者能不能動用他的定價能力,敢不敢調價,讓全體國民用更高的價格買單。 「所以有人說,公營事業的獲利,其實形同對人民課稅!」林向愷說,台電、中油即使面臨虧損壓力、即使擁有調整價格的能力,但它不能也不敢為了創造獲利而調 高價格,「油電價格一漲,人民的感受很直接。」他接著說:「央行調價,雖然民眾的直接感受不強,但卻會造成溫水煮青蛙一般的長期衝擊。」央行如何增加收 入? 盡可能累積外匯存底 增加利息收入分析一九九三年以來中油、台電、央行等三大公營事業的歷年盈餘及繳庫金額,一開始,三大事業表現相當,但在彭淮南就任央行總裁的一九九八年之 後,央行獲利狀況一飛沖天,快速拉開與中油、台電的差距。 而在林向愷的解讀中,中央銀行十餘年來「超級營利事業化」的獲利表現,其實正是台灣目前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 關鍵,就在於「價格決定」。 台電的產品是「電」、中油的產品是「油」,中央銀行的「產品」,則是「新台幣」。這個具有獨占地位的公營事業,某種程度,也具有決定新台幣價格的能力。而 所謂新台幣的「價格」,對內,是利率;對外,是匯率。 翻開中央銀行的損益表,曾經擔任央行副總裁的金融研訓院董事長許嘉棟,開始拆解央行的獲利模式。 「很明顯,中央銀行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是『利息收入』,這部分主要來自外匯存底投資國外資產的收益。影響收益的關鍵,包括外匯存底的總量,以及國外資產的收 益率,而收益率又與國外利率的高低息息相關。」據央行一○年損益表,「利息收入」達到四二八六億元,大約是總收入四六五七億元的九二%。 央行如何減少支出? 壓低利率、阻升新台幣匯率「在支出部分,過去主要是『利息費用』,其中多數來自央行發行定存單的利息支出,這是央行利用定存單從市場收回資金所須支付的成 本。」許嘉棟解釋,影響利息費用的主因有二,首先是發行定存單的總量,總量愈高,從市場收回的資金愈多,必須支付的利息費用也就愈高;其次是定存單的利 率,利率愈高,費用愈貴。 以○八年的財報來看,央行「利息費用」的金額達到一五○五億元,接近當年支出總額的九成比重。不過,這兩年央行主要的支出項目有所改變,從利息費用變成了 「各項提存」。 「各項提存」多半是為「匯兌損失」預作準備,當預期新台幣升值,外匯存底恐出現匯兌損失,就會增加「各項提存」,對央行整體獲利造成扣分。一○年,新台幣 升值壓力升高,這一年央行「各項提存」的金額達到一六二九億元,較○九年劇增一.四倍,並占全年總支出的六七%。 「所以,影響央行獲利的因素主要有五個。」外匯存底總量、國外利率環境、定存單總量、定存單利率、新台幣匯率。這其中,除了國外利率無法控制之外,其他四 項,央行都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能力。 央行是穩固「金雞母」? 長期高獲利 將造成低利率與資金浮濫當我們拆解了中央銀行的獲利來源,也就不難想像央行創造盈餘的管道。「如果,我是說『如果』,央行真的是以創造盈餘為營業目標,他 們多半就會這樣做,……」接著,許嘉棟緩緩說出了央行創造盈餘的四個條件:「外匯存底要更多、定存單的發行總量不能多、定存單的利率不能高,並且,阻升新 台幣匯率。」分析央行賺錢四條件的影響,若要累積更多外匯存底,就必須在市場放出更多新台幣來買外匯;定存單的發行總量不能多,意味央行從市場收回資金的 態度相對消極;市場資金多,央行發行定存單的利率就能「狀似合理」地維持在偏低水準,而偏低的定存單利率又會直接壓抑市場利率。至於央行若要阻升匯率,則 必須更積極地在市場釋出新台幣。 於是,如果央行在過去十餘年間超強的獲利表現,是來自於「善用本身的獨占優勢與定價能力」,其結果就是台灣的貨幣環境逐漸「異常」,走入長期低利率、低匯 率的環境,並且,資金浮濫。 關於央行是否真以獲利為目的而扭曲了正常的貨幣環境,學者之間頗有爭論,某些聲音直指彭淮南「過度看重繳庫任務」;但另有一派認為,央行的賺錢能力,其實 是台灣金融環境的特殊性所造就。 「長期以來,台灣的利率一向都比美國低,最特別的是,一旦發生金融風暴或經濟危機,資金往往都會大幅度回流台灣,這和多數的新興國家有所不同。」一位學者 指出,央行其實沒有刻意壓低匯率,而是台灣與國外主要市場之間,本來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利差空間,「因為『先天存在利差』,所以央行自然能夠賺錢。」央行賺 錢 卻衝擊經濟民生衝擊一:該升息而未升 讓民眾存款縮水如同許嘉棟的分析,當外匯存底總量增大,央行的賺錢速度就能快速提升,「靠著自然存在的利差空間,早期,央行外匯存底的報酬率曾經高達六% 以上,讓外匯存底總量迅速增加,這也是你今天看到央行賺錢速度驚人的原因。」此外,這位學者也強調:「如果不是發行定存單要付給銀行利息,央行能賺到的其 實會更多,而台灣的利率,也會更低。」許嘉棟發言謹慎,不願在兩派說法之間做出評論,但他回歸制度面的探討,「總之,國庫千萬不能把中央銀行當『金雞 母』,否則在外匯及貨幣政策上,必然會留下許多後遺症。」「記得是在十年前,我剛剛進入銀行擔任理財專員,學到的第一句銷售商品話術,就是『現在定存利率 那麼低,錢放在銀行多划不來』。」一位資深理專如此表示。 她說,十年來,銷售的商品變來變去,但這句話術沒有變過。「直到現在,我還是這麼告訴新進理專:定存利率那麼低,錢放在銀行多划不來。」當央行以獲利為目 的,首當其衝的,就是國內利率異常走低,甚至逐漸走入「定存利率不敵物價上漲」的實質負利率環境。 一九九七年以前,國內實質利率水準維持穩定表現,與新加坡、韓國相去不遠;然而就在中央銀行開始拉高獲利幅度的九八年以後,台灣的實質利率多半落居三國之 末,在近五年期間,有多達二十七個月出現實質「負」利率,比重接近半數,銀行定存孳息的速度,趕不上物價上漲。 「央行為了賺錢壓低利率,雖然創造了漂亮盈餘,但台灣人的荷包,每年卻因為利率走低而損失更多。」一位財金系教授提出他的試算。 他以主計處在○五至○九年間國富調查所揭露的「家庭現金及活存」為基礎,並且比較這五年時間,台灣實質利率與星、韓兩國實質利率平均數的差距,這個差距, 代表台灣利率低於鄰近國家的程度,「它有點像是央行『該升息而未升息』的幅度,也代表台灣人把錢放在銀行『少賺到的』利息空間。」計算開始,當這位教授把 每年台灣家庭的現金及活存金額,乘上每年「該升息而未升息」的空間,五年下來,答案揭曉:「台灣人總共少賺了一.三七兆元,而在這五年間,央行總共繳給政 府○.九五兆元。划算嗎?」衝擊二:台幣匯率不升 對外購買力大減這位教授強調,這樣的算法當然略嫌粗糙,但已能在一定程度之內表現「央行賺錢、全民買單」的事實,「這還不包括『央行為了賺錢壓低匯率』的 帳,新台幣匯率該升值而未升值,會造成對外購買力更大的實質損失。」他繼續試算,自央行加速賺錢的九九年初至今,新台幣實質有效匯率已下跌二二%,同期 間,國際清算銀行(BIS)列入計算的六十一種貨幣匯率平均上漲八%,「在六十一種貨幣裡,新台幣只比阿根廷和香港強。」就用這二二%的下跌幅度來「算 帳」,「九九年底,台灣的國富淨額扣除海外資產部分有八十二兆元,實質匯率十二年下跌二二%,也就代表台灣十二年來少了十八兆元的實質財富。」這十二年, 央行繳庫總額是一.八兆元。貢獻國庫一.八兆元,但台灣實質財富卻少了十八兆元,值得深思。 衝擊三:存放款利差低 金融業獲利困難除了人民荷包的損失,央行為了賺錢而造成長期低利率的另一個衝擊,是金融業走入困境。 在低利率、市場資金浮濫的環境中,金融業的生存關鍵──存放款利差,自○二年以後快速走低,○七年以後,始終沒有回到業界普遍認知的「合理低標」二%水 準,以過去三年的平均水準來看,存放款利差僅約一.五%。 存放款利差形同金融業者對外放款的「毛利率空間」,利差水準比合理情況低○.五%,就代表金融業的毛利率將異常減少○.五%,以一○年底本國銀行放款餘額 總計將近十八兆元計算,因為異常偏低的存放款利差,一年大約少賺了九千億元,這個金額,是央行當年繳庫金額一千八百億元的五倍。犧牲了金融業的生存空間, 這樣合理嗎? 衝擊四:賺不到利息 全民競逐高風險資產利息偏低,等不到定存孳息的台灣民眾,被迫尋找更高風險、高報酬的投資管道;賺不到存放款利差的金融業者,為了賺錢,被迫銷售更多高風 險的投資商品。於是,央行的賺錢腦袋,也間接把台灣民眾導入了高財務風險的境地之中。 而激化這股「全民追逐高風險資產風氣」的另一個因素,又與央行的賺錢腦袋脫不了干係。壓低利率、釋出新台幣,加上收回市場資金消極,造成資金浮濫與長期低 利,而這樣的環境,正是炒作房地產的最佳溫床,因此,台灣房價高漲,人民買不起房子,央行有也一定的責任。 至於匯率長期偏低的另一層影響,則是扼殺內需產業。對映數據,自九九年央行獲利快速拉升開始,新台幣實質有效匯率也幾乎自此一路下滑,與此同時,以同樣速 度向下沉淪的,是內需經濟重要指標「民間消費」的成長率。在學者眼中,這不是巧合,匯率貶值與內需不振,有著一定程度的因果關係。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安德森商學院教授許仲翔日前撰文:《我們究竟出口了什麼?》文中表示,以廉價匯率政策刺激出口,實際上是以偏低的價格 將本國的生產要素賣給外國人,使得國內商品及服務資源供給減少。 衝擊五:匯率長期偏低 扼殺內需產業貶值之所以有利出口業者,主要原因是業者能夠「降低商品售價」,靠著「比別人便宜」的優勢殺價搶單;但反過來想,當國內資源不斷用於生產「要 和其他國家比便宜」的廉價出口商品,等於是一種資源浪費。原本這些資源可以用於生產符合國內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務,藉此提振民間消費與投資,也就是,原本這 些資源可以投入內需產業、提振內需經濟。 「藉由匯率政策的調整,以及均衡外銷與內需產業的經濟發展政策,才能使台灣經濟更加穩健地成長。」這是許仲翔文章的結論。亦有不少學者認為,政府應該把 「減少淨出口占GDP(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列為正式政策目標,一方面為了產業結構均衡,另方面,也能減少央行為了阻升新台幣而不斷累積外匯存底的壓力。 說到「累積外匯存底」,這個「央行賺錢」的第一條件,同樣會對每個人的財富造成影響。 外匯存底屬於全民資產,央行用力地累積外匯存底,形同是「用力地把台灣人賺到的錢存在國外」,目前台灣外匯存底總額將近三千九百億美元,以全台兩千三百萬 人口計算,平均每人外匯存底大約是一萬七千美元,也就是說,平均每位國人約有價值台幣五十一萬元的外幣資產。 衝擊六:台幣續貶 全民身陷外匯風險五十一萬元,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某種程度上,央行像是把台灣人一整年的可支配所得放在海外,承受外幣的匯率、利率風險, 以及外幣資產的信用風險、價格波動,無形中台灣財富的風險也相對升高。 一位學者想得更遠、卻也想得實際,「當外匯存底攀升到這種程度,央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也就像被綁架了,逐漸喪失自主性。」他舉例,如果央行外匯存底以 美元資產為主,當美元貶值、美元利率走弱,央行為了遮掩資產損失,就會同步讓新台幣匯率貶值、利率下跌,「這樣一來,表面上,台灣人的錢好像就沒有受到外 匯風險的影響,當然,台灣人的真實財富,其實又再次承受雙率異常偏低的傷害。」從銀行存款的利息損失、對外購買力的減少、金融業的獲利減損、內需產業的乏 力,到個人理財的困境、全民財富的風險,在央行十年如一日的亮麗繳庫成績底下,央行的賺錢腦袋,早已鋪天蓋地衝擊著台灣的經濟與民生。 如果央行盈餘真如林向愷所說,像是一種「稅」,那麼這樣的稅負太過沉重,它換來每年一千八百億元的政府財源,卻讓全民與產業付出了遠遠不合比例的昂貴代 價。 「但與其說這是彭總裁的問題,更多的,恐怕是制度問題。」一位曾任央行理事的學者指出,「說到底,彭總裁只是非常認真地貫徹了長官交代的任務啊!」 行政院與立法院該換腦袋 考核央行績效 應只看「報酬率」 不看金額根據《中央銀行法》第一條:「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隸屬行政院。」也就是,央行的頂頭上司是行政院;另方面,央行預算受立法院監督,某種程度上, 立法院像是「央行有限公司」的董事會。 然而,無論是頂頭上司行政院,或者是「董事會」立法院,至今,不但未對央行異常的獲利表現提出關心,反而,態度似乎更貼近於「鼓勵央行創造更多獲利」。 在行政院研考會每年所進行的《國營事業年度工作考成報告》中,連續四年,央行的「優點評語」第一條都一樣:「獲利績效良好,對增裕國庫貢獻良多。」顯然, 央行每年固定創造高額的繳庫金額,深受「長官」肯定。 至於立法院,同樣是在一一年十一月二日的預算審查會議中,也有立委提出這樣的書面質詢意見:「央行設定偏低的盈餘目標,並不合理,是否應增列預算盈餘,以 提升營運績效?」「行政院與立法院錯置了中央銀行的角色,才是問題的根源。」這位學者擔心,在全球普遍以低利率刺激需求的未來環境下,「如果行政院、立法 院與彭淮南還是堅持要讓央行賺錢繳庫,台灣的利率是不是要殺到更低?如果全球走入匯率競貶的趨勢,央行為了賺錢,是不是要讓新台幣匯率跌得更凶?」種種為 了賺錢所造成的後遺症,會不會更加惡化? 「當務之急,是換腦袋!」學者指出,「首先,無論是行政院或立法院,都不該讓央行肩負盈餘目標、繳庫目標。」許嘉棟建議,無論行政院或立法院,在考核監督 央行營運績效時,只要關心外匯存底的「操作報酬率」即可,不要把獲利或繳庫的「金額」列為考核監督的重點。「只要不在意金額,央行自然就沒有累積外匯存 底、減少資金回收、壓低利率的必要。」重新回到十一月二日的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如果站在台上的不是彭淮南,而是十餘年來為央行獲利付出沉重代價的升斗小 民,或許,問答會是這樣的:立委:「一個國家的歲入,有一○%以上仰賴中央銀行,這是一個問題?」小民:「是的,而且我們的國庫長期仰賴央行,這是超級嚴 重的問題。但奇怪的是,我們的政府、立委們,每年不也都為央行賺錢拍手叫好嗎?」一個超級會賺錢的央行,對照荷包愈來愈瘦的小民,這就是台灣現狀,令人憂 心的現狀! 如果中央銀行是「營利事業」……「央行股份有限公司」檔案股 東:中華民國政府(央行為中央政府百分之百出資成立)董事長:行政院長吳敦義(央行隸屬行政院)董事會:立法院(央行受立法院監督)執行長:彭淮南(央行 總裁)資本額:800億元(1999年迄今)員工數:2062人(2010年)子公司:中央印製廠、中央造幣廠平均每小時賺進2800萬元 (2006~09年平均)平均每位員工福利費15.07萬元(2010年)平均每位員工獎金32.72萬元(2010年) 近5年稅後純益(億元)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319 2325 2377 2976 2251* 股東權益報酬率(%) 23.6 19.0 17.4 22.9 23.0 央行對國庫貢獻是台灣國營事業之冠2010年國營事業繳庫占比 中央銀行 80.12% 台灣金控2.68% 台灣土地銀行3.34% 中國輸出入銀行0.06% 台灣菸酒公司3.47% 財政部印刷廠0.08% 台灣糖業公司4.88% 中華郵政公司2.68% 基隆港務局0.56% 台中港務局0.63% 高雄港務局1.39% 花蓮港務局0.11% 台灣央行對國庫貢獻全球最高! 調整價格即可賺錢,中油與 台電不敢,央行敢?! 1998年彭淮南上任,央行盈餘與繳庫金額快速超越中油及台電,是否因為刻意壓低台幣雙率? 拆解央行 大賺錢手法 1累積外匯存底︰外匯存底愈多,利息收入愈好賺2009年年底外匯存底3482億美元,較2008年底增加565億美元2009年央行「利息收入」 3951億元,較2008年增加383億元 2.抑制存單利率︰ 定存單利率愈低,利息費用愈少2009年央行發行定存單(1~30天期),平均利率0.575%,較2008年減少131.5個基點2009年央行「利息 費用」667億元,較2008年減少838億元' 3.消極回收資金︰ 用定存單收回資金的總量愈少,利息費用愈低 4.阻升台幣匯率︰ 台幣匯率維持弱勢,就不必提存大量準備費用 |
全球最大電信運營商長達七年的掌舵人退休,此時他63歲生日過去三個月有餘。這是個被推遲許久的時刻。
3月22日上午9時,在位於北京金融街的辦公樓,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召開員工大會,為董事長王建宙退休、黨組書記奚國華接任,舉行了簡單的交 接儀式。王建宙在講話前後,兩次深深鞠躬。當晚,香港上市公司中國移動(00941.HK)發佈公告,對王建宙的貢獻表達了感謝。
中國移動的內外交困,讓這位「超期服役」的董事長退休時間表一延再延。但不管怎樣,王建宙從董事長、總經理、黨組書記集於一身,到陸續卸去總經理、黨組書記、董事長職務,風暴眼中的這家央企通信公司,總算實現了領導層的平穩過渡。
2004年10月,王建宙調入中移動集團擔任總經理,之後的七年半時間裡,中國移動始終保持著優秀的財務業績:年收入從2004年的1924億 元增至2011年的5279.99億元,利潤從420.04億元增至1259億元,用戶數從2.042億戶增至5億戶。這些數據遙遙領先於其他兩家運營商 ——中國電信、中國聯通2011年的利潤分別為164億元和42.30億元,加起來也不足中移動的六分之一。
王建宙被認為是中國電信運營商中,具有最強烈互聯網和國際化雄心的領導人。他最早提出中移動的國際化目標,並且邁出了海外併購的第一步;在他任 內,井噴般的互聯網數據業務、創新的基地模式,都曾創下諸多奇蹟。但靚麗的業績單下還有無法抹去的暗色——直到退休之日,王建宙為中移動國際化定下的目標 還未能實現,互聯網戰略更「物是人非」,手下數據業務大將一一身陷囹圄。
執著與放手
1971年,23歲的溫州人王建宙結束了三年插隊知青生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浙江省桐廬縣汽車站當會計。1978年12月,他進入浙江省郵 電管理局人事教育處,之後的21年,他先是在浙江省郵電局、杭州市電信局、郵電部和國家工信部擔任管理工作。1999年2月,他由信息產業部綜合規劃司司 長調任剛組建不久的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先後擔任常務副總經理、總經理、黨組書記、董事長。2004年10月,在一次高管大輪換中,王建宙來到中移動集 團公司擔任總經理、黨組書記和上市公司董事長兼CEO。
王建宙曾執掌過中國三大電信巨頭中的兩家,對通信業的熱愛毋庸置疑。2001年,王建宙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曾透露,他出國最愛做的一件事情是拍各 式各樣的電話亭;他說一想到全世界還有幾十億人沒用過電話,就激動不已;在通信從固話向移動通訊浩浩蕩蕩轉向之時,王建宙最大的樂趣就是看著人們用手機。 直到今天,他出門還常常帶著四五個手機。
舉止溫文爾雅,說話溫潤平緩,但王建宙身邊的人又都能覺察他內心有著很擰的一面。2004年王建宙加入中移動時,後者已經佔據了中國超過60% 的移動通訊市場份額。在公司內外和資本市場一片「投入回報不成比例」「農民普及手機尚需時日」的反對聲中,王建宙堅持向農村進軍。事實證明他的決策富有前 瞻性,四五線市場的增長潛力同樣驚人,近年新增用戶,農村都佔據大半,中移動的市場份額一度佔到80%,長期維持在75%以上。
坐鎮中移動不久,王建宙發現那裡像一個諸侯分封的王國,於是力排眾議,提出「一個中國移動」概念,強化集團功能,整合各分公司,並把其中最重要 的採購權上收,與現任中移動總經理李躍一起建設「集采」。同時,互聯網增值服務從過去的夢網模式,開始逐步向更為集權的基地模式轉化,統一中央平台建設。 這一基地模式沿用至今並更為強勢。
時光推移,王建宙展現出了自己對中移動極強的控制力,對外高調、對內強勢的一面也愈發深入人心。直到2009年末,中移動黨組書記、副總經理張春江「落馬」,之後是更為驚動全國和全行業的反腐風暴,王建宙也在各種傳聞中逐步退居二線。
很難理解那是另一種執著還是放手,但無論如何,在風暴眼的各種未知與博弈中,他遵從了中央的決定。
2010年5月底,王建宙不再兼任中國移動CEO,繼續擔任公司董事長。當日在香港舉行的發布會上,王建宙說,「對未來我們充滿信心」,首次以CEO身份出席記者會的李躍則坦言,新崗位「壓力很大」。
2011年7月,工信部副部長奚國華接任中移動黨組書記,王建宙僅保留於2010年5月新設的董事長一職。無論從權力的交替,還是從中移動內部戰略和對外策略的逐步調整,在王建宙近年不斷的「退休」傳聞中,中移動的「去王建宙化」從李躍上任總經理之後就日趨明顯。
最賺錢也最腐敗的時期
在很多中移動員工看來,王建宙是一個少見的「國企實幹CEO」。這也給中移動在包括三大運營商在內的央企中樹立起「最忙最累」的企業形象。中移 動的辦公樓下,晚上10點鐘永遠有出租車等待,這形成了中移動相對高效的一種氣質——儘管淨利潤是中國電信與中國聯通兩家相加的6倍多,但中移動的員工數 隻是中國聯通一家的三分之二。
要讓中移動這樣的大象快跑起來,放權與激勵必不可少。王建宙提出「一個中國移動」並上收地方採購權的同時,總公司為各省分公司確定服務標準化制度和績效考核指標,而後在業務拓展上相當放權。這種相對現代化的管理體系的建立,為中移動持續的加速跑提供了組織保障。
2007年,王建宙又出名言,「我們需要互聯網的瘋子」,再次博得諸多好評。他是運營商中較早把握到移動互聯趨勢的領軍者,並引進了有著「瘋子」之稱的原微軟MSN中國區總裁羅川,以及中移動研究院新掌門黃曉慶。
過去五年的歷史證明,王建宙這一大膽的人才引進計劃難說成功。中移動研究院重點打造的移動Labs和OMS(即中移動主導的OPhone操作系 統),至今毀譽參半,不溫不火。「瘋子」羅川則埋沒於體制的各種桎梏之中。2011年,作為嘗試互聯網期權激勵試驗田的139移動互聯(香港)有限公司被 撤銷。
在很多電信業界人士看來,王建宙對中移動有功;以王建宙的性格,多次傳言要退又遲遲不退,肯定也與他希望自己在中移動完美謝幕有關。但無論如何,中移動成立以來遭遇的最為慘痛的一次代價,也發生在這段企業獲得飛速發展的黃金時代。
2009年底,中移動原黨組書記張春江案發,隨後中移動四川音樂基地負責人李向東、四川移動總經理李華、中移動數據部副總經理馬力、中移動旗下 子公司卓望信息CEO葉兵、中移動終端部總經理吳唯寧等11名高管相繼案發。這場醜聞一直延續至今,2月28日晚,中移動排名第一的副總經理魯向東被檢察 院帶走。魯向東長期主管數據業務,直到2010年中移動高層發生較大人事變動,才與李躍職責互換,轉而分管公司發展戰略、計劃建設、採購等。中移動腐敗窩 案涉案金額之大觸目驚心,2011年11月下旬中央紀委呈報的案情報告,中央多位高層做了重要批示,要求中移動全方位整頓。
從外部觀察者角度看,作為央企領導人的王建宙,無論是帶領中移動「大象快跑」,還是推動運營商向互聯網轉型,都冒著吃力不討好的變革風險。
國有壟斷的通信企業與市場化的互聯網企業,在組織體制、激勵機制和創新模式上有根本不同,希望通過激勵和分權,讓壟斷官商企業兼得市場驅動型企 業之利,卻可能因為缺乏有效的制衡,而在兩種體制間的模糊地帶滋生腐敗——這種腐敗,被公司本身的快速發展和巨額利潤掩蓋,終至氾濫成災。
相比起來,剛剛50歲出頭的繼任者要低調很多。李躍自2000年加入中移動,就一直擔任分管計劃和網絡建設的副總經理,2010年5月正式升任總經理,同年8月兼任上市公司CEO。
「接班之後,我們再不能像以前那樣隔一個樓層都能聽到他爽朗大笑了。」這是李躍身邊同事最大的感慨。現在的李躍除了謹慎,就是越來越多的白髮,他甚至不再接受媒體的專訪。
逐步接班過程中,李躍對中移動的系列調整被業內稱為「李躍新政」,其核心之一就是「收權」。以移動互聯戰略為例,與王建宙強調「開放和合作是中 移動的成功經驗」不同,李躍的思路是以「統一門戶、統一入口」為原則,將之前分散在各大入口平台的應用,包括飛信、無線音樂、139郵箱、移動MM、手機 支付、手機遊戲等,統一到10086綜合業務平台,原有入口取消。
國際化漸行漸遠
除了互聯網,王建宙的另一大抱負是國際化。
王建宙有著強烈的國際化視野和熱情,每年他都會參加巴塞羅那GSMA世界移動通信大會、國際電聯世界電信展等業內最重要的幾大國際盛事;他也是中國運營商高管中惟一能用英文在國際會議上發言和交流的。
王建宙的英文來自自學。曾有媒體報導稱,當他還在杭州工作時,為了練習口語,每個休息日都會去西湖邊找老外,給他們當免費導遊。
2004年王建宙到中國移動上任伊始,就提出了公司的國際化戰略,目光首先投向海外併購。那是國際電信重組尤其是新興市場重組的高潮期。「每個 國家只要有可能的項目,都會去看、去談,去了很多國家,談了很多項目。那都是真正地去看項目,而不是坐在家裡蒐集資料。」一位曾為中移動海外併購提供諮詢 服務的中介機構人士對財新記者稱,「那時候中海油、中石油等都還未開始嘗試。」
2004年,中移動在李躍牽頭下成立海外投資辦公室,所嘗試的第一單海外收購是巴基斯坦電信(PTCL)併購案。但那樁收購因要價太高,中移動不得不望而卻步。
這之後,Millicom進入了王建宙的視野。Millicom是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國際移動通信運營商,由瑞典電信和媒體集團Kinnevik 控股,總部設在盧森堡,主要在拉美、非洲和亞洲的16個新興市場國家發展,擁有近1000萬名用戶。2006年,Millicom有意出售股權。中移動聘 請了中金公司等機構作為財務顧問,準備連同私募股權投資機構貝恩資本一起入股,雙方談判已進入到最後簽字階段。
一位知情人士對財新記者透露,當時Millicom的市值大概56億美元,投行幫中移動計算的估值為40餘億美元。但最終,中移動因擔心新興國家政治風險太大,收購後難以管理而放棄。後來Millicom的市值曾最高漲到150億美元。
巴基斯坦電信運營商PAKTEL是Millicom全球十幾個子公司中業績最差的一家,在中移動試圖收購Millicom時,投行對其估值為零。兩年後,中移動以5.6億美元收購了PAKTEL,後改名為CMPak。2008年,中移動啟動其全新國際品牌ZONG。
「王建宙考慮巴基斯坦是長期友好鄰邦,政治上無風險。當時巴基斯坦也政局穩定,經濟正常,穆沙拉夫在位子上也很穩當。」上述知情人士稱。
巴基斯坦作為世界第六大人口大國,自2003年正式通過電信解除管製法案,成為國際運營商角逐的市場。「如果巴基斯坦都做不好,就不要去別的國家了。」這是王建宙在收購剛剛完成後所說的話,之後,此話也一語成讖,ZONG再也沒有新的成員。
回顧過去幾年的經營,中移動錯過了巴基斯坦電信發展的黃金時期,除了自身國際化人才儲備嚴重不足,也有多項戰略失誤,包括坐觀設備商虎鬥,雖然 拿到了低價,卻失去了時間;中移動試圖在巴基斯坦重複國內獲得成功的農村戰略,卻因為土地私有、防務等國情截然不同並不成功(參見本刊2011年第20期 「走不出去的中國移動」)。
王建宙一直把巴基斯坦當做實施國際化戰略的重要一步。中移動在2006年-2007年間的公司重要文件中,屢稱未來幾年要讓國際化收入佔到總收入的重要比例。「我們理解,『重要比例』至少要達到20%吧?但現在基本上連零頭都沒有。」上述人士稱。
巴基斯坦電信管理局提供的數據顯示,CMPak截至2010年底用戶數為850萬,市場佔有率為6.8%,仍位居巴基斯坦五大運營商最末,且與 前四大運營商相距甚遠。從2010年開始,中移動開始重新審視巴基斯坦市場戰略,也做了各種調整,但效果甚微。王建宙在接受採訪時坦言,巴基斯坦的進展沒 有預想的快,困難還是很多。
但王建宙仍不斷提出要加快中國電信運營商「走出去」的步伐,並透露中移動已經制定了海外拓展第二步計劃,在關心新興市場之外,將更多關注跟技術發展有關的市場,合作視野亦拓寬至歐洲、北美、非洲等各地。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王建宙在解釋中移動近年來「走出去」進展不大的原因時稱,中國移動海外併購遇到的主要問題是價格,雖然機會很多,但每次都會遇到高價。
在2011年世界電信展大會上,王建宙演講稱願意去非洲投資,希望非洲國家能夠提供更多優惠。與會的非洲一家電信企業負責人感嘆,這樣的思維不可能適應非洲市場。
王建宙
1948年12月生於浙江溫州,浙江大學工學碩士和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博士。1969年到浙 江省桐廬縣合村公社大琅大隊插隊。1971年12月在浙江省桐廬縣汽車站任會計。1978年12月進入浙江省郵電局,之後歷任杭州市電信局副局長、局長, 浙江省郵電局副局長,郵電部計劃建設司司長,信息產業部綜合規劃司司長。1999年2月到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先後擔任常務副總經理、總經理、董事長。 2004年10月調任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總經理,2010年5月起兼任董事長。2012年3月22日,王建宙卸任在中國移動的最後一個董事長職務,正式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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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某一家進口奶粉欲漲價,被政府警告「亂漲就開罰」,雖然廠商最後沒漲,乍看似乎是消費者得到好處了,其實,這根本是在增加消費者負擔。 為什麼要漲價?因為人們更想要奶粉,或者是奶粉變得更稀少了,這都意味著人們對奶粉的(需求)競爭變得更激烈,才透過漲價反映出來。因此,漲價只是結果,競爭更激烈才是原因。 這就像病人發燒是因為體內有病,醫生要找出病因對症下藥,才可退燒。如果一直開退燒藥給病人吃,病人表面上雖然沒發燒,但體內病源仍在,它們會透過別的方式反映出來。 不准漲價也是一樣。競爭更激烈是原因,漲價只是結果。要解決「漲價」,也要針對「競爭更激烈」這個原因來對症下藥,例如增加商品的供應,或是提供人們其他 替代品。政府規定廠商不准漲價,並沒有消除「競爭更激烈」這個根本原因,這就像看到病人發燒就餵退燒藥一樣,是治標不治本。 既然「競爭更激烈」並未消失,政府又不准漲價,這些更激烈的競爭必會透過其他形式表現出來,就如阿爾欽(Armen A. Alchian)所說:「競爭不會消失,只會轉變形式。」 不准漲價,等於是政府廢除了「價格競爭」,那麼人們要競爭這個東西,就得改採別種競爭形式,例如先到先得,或武力解決,或論資排輩,或人情關說。不准漲價 的結果,表面上讓人們所付的「貨幣價格」較少,但事實上卻逼使人們付出其他形式的代價,表現在「非貨幣價格」上,因此,這並沒有減少人們的負擔,甚至反而 增加人們的負擔。 上週我們已說明,如果不用價格競爭,而用其他種競爭方式,對社會將形成浪費。政府不准漲價,就是逼迫人們改用「非價格競爭」,不論這些競爭方式是什麼,人們付的代價都不能生產出對社會有益的東西,都是浪費。因此,政府不准漲價,不但增加個人負擔,還減少社會生產。 不准奶粉漲價也好,央行打壓房價也好,這些政策都是出於對「漲價」的敵視。 但漲價卻有極重要的功能,因為它會向所有人發出信號,鼓勵人們調動更多資源來生產這個東西,漲價背後所反映的供不應求也因此紓解。政府打壓漲價,人們就沒有誘因多去提供這種產品,這只會讓產品的供不應求變得更嚴重而已。 而且,撇開不准漲價的弊端不談,在自由社會,如果廠商漲價,有人仍願出錢買,買賣雙方互利互惠,政府憑什麼不准漲?如果漲價後沒人要買,廠商自然要降價, 何勞政府操心?「不准漲價」的本質,是政府剝奪個人自由,這個有弊無利且違反自由的政策,值得每人認清它所帶來的後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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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滷肉飯漲價引起不少抨擊,雖然在各方壓力下,該滷肉飯又降回原價,表面上消費者因此省了荷包,其實未必如此。 若有人在路邊攤叫賣一個五百元的名牌包,雖然你不是行家,你也知道這絕對不是真貨。因為你知道真的名牌包不可能賣這麼便宜。相對的,你去高檔精品店買名牌包,即使你無法看出真假,你還是放心花大錢買,因為你知道真貨才敢賣這麼貴。 市面上物品成千上萬,我們不可能花時間去精通每樣東西的真偽優劣,因此最簡單方法就是「以價判質」:好東西通常賣較貴,爛貨通常賣便宜一些。這個方法不一 定都對,但對的機率很高,因為市場已做出鑑別:爛貨是不可能在市場上長期的比好貨賣更貴的。「一分錢一分貨」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當價格不能反映品質,消費者再也無法利用這個指標來判斷物品優劣。他們就得用其他方法去確認,買到的東西是不是真貨、有沒有摻水、是否偷工減料。這些鑑別物品質量所耗費的資源,都是消費者要額外負擔的成本。 假如東西本來要漲價,卻在某種壓力下沒漲,消費者乍看是省了荷包,但「以價判質」的功能卻被削弱,消費者得付出額外成本,來判斷這個東西品質有沒有變差。 因此,雖然購買物品所支付的「貨幣價格」沒變,但「非貨幣價格」卻提高了,因人們要付出額外時間精力判斷物品品質,最後支付的「總價格」──即「貨幣價格」加上「非貨幣價格」,未必會減少。 滷肉飯不漲價也是一樣。對業者來說,既然明著不能漲價,那就暗地裡漲:或許是飯量減少、滷汁摻水、肉塊縮減,或是改用更便宜的肉品來源。雖然消費者為滷肉飯所付的錢沒有變,但是吃到的滷肉飯可能和以前不一樣了。 而且,既然無法「以價判質」,消費者就會注意吃到的滷肉飯是否變少或變差。假如業者可以光明正大的漲價,消費者本來不用去注意這種事。然而滷肉飯應漲價卻沒漲,消費者卻要開始花工夫注意這些事,這都是要額外負擔的成本。 事實上,消費者耗費資源去注意這種事,對業者來說一點好處都沒有。如果可光明正大漲價,消費者多付錢,業者得到激勵,他會有動機提供更多滷肉飯。然而消費 者雖然沒多付錢,卻負擔額外成本去注意產品品質,而這多負擔的額外成本,對業者一點好處也沒有,激勵生產的功能也就消失了。 滷肉飯應該漲價卻沒漲,對消費者來說未必有利,因他們仍要支付額外成本,而這對業者一點好處也沒有。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天下也沒有本應漲價卻沒漲、同時又讓消費者不增加額外負擔的滷肉飯。 |
「飛單」即非法違規代銷理財產品。 接近銀行監管的知情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華夏銀行「飛單」事件後,監管部門一定會追究銀行違規、管理不善、風控失察的責任,一查到底。
有銀行監管方面的專家表示,如果華夏銀行最終向消費者做出全額賠償,並非在替理財產品兜底,而是銀行為「飛單」帶來的合規風險負全責。
財新記者瞭解到,從銀監會到相關監管部門再到華夏銀行總行,對華夏銀行嘉定支行違規售賣中鼎系列投資產品造成風險一案,都認同此案朝向司法程序的方向解決。
「該產品本身就屬違法,因此合同屬於無效合同。根據《合同法》第五十八條,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 威諾律師事務所楊兆全律師指出。
據財新記者調查,「飛單」現象並非鮮見,受訪的各家銀行理財經理都對「飛單」的佣金行情知曉一二,並都屢有聽聞身邊私售「飛單」的例子。
近日,上海銀監局已要求轄內商業銀行對理財產品進行排查,包括代理股權投資產品銷售和私募股權產品銷售。
12月11日,中國銀行業理財業務專業委員會宣告成立,中國銀監會紀委書記杜金富在發言中指出,部分機構仍存在不規範的理財產品運作方式,個別銀行存在不當宣傳、信息披露不充分、投訴處理不及時、內控管理不嚴等問題。當日銀監會還發佈了「關於加強銀行理財產品銷售自律工作的十條約定」,其中包括建立科學嚴密的理財產品銷售風險管理體系和內部風險控制制度;充分披露理財產品相關信息,全面充分揭示產品風險等。
法律專家更是提示投資者,在銀行購買理財產品不可盲目相信銀行會以信用擔保,要注意留下證據以自我保護,比如銀行在銷售過程中是否許諾了高回報的投資收益率,銀行的銷售過程是否公開透明,是否存在違規。到銀行和監管機關鬧事無濟於事,法律是最有效的維權手段,合法權益得到保護的關鍵,是證據在手。
責任歸屬
受訪律師一致認為,華夏銀行的分支機構出售「飛單」,華夏銀行不管是否事先知情,都在此事件中有重大過錯,在通商國銀資產管理公司(下稱通商國銀)已人去樓空的情況下,要承擔全部連帶責任,對其合規風險做出應有的賠償。
在此案中,華夏銀行嘉定支行違規代銷四款投資產品,還未到期,已被認定為非法集資。
2011年10月,首期中鼎產品發行之前,資金實際使用方——河南商人魏辰陽旗下通商擔保就已出現數億元窟窿,無法向投資者兌付本息。目前,其因涉嫌非法集資被河南省鄭州市警方立案調查(相關報導見2012年第48期「華夏銀行『飛單』糾紛」)。
廣東知明律師事務所崔小平律師指出,商業銀行代銷產品,合法性是其審查義務。
楊兆全律師認為,事件發生過程中,銀行沒有起到對員工監管監控的責任。如果是短暫的偶發事件,銀行可能無法察覺,但這個時間很長,而且內部領導和員工也有購買,處於半公開狀態,就不是一個私下的隱蔽行為,華夏銀行應對合規風險管理負責。
金諾律師事務所張路喬律師指出,由於華夏銀行嘉定支行高級客戶經理濮婷婷出售四款中鼎系列產品的行為是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完成,華夏銀行與發行人(通商國銀)可構成表見代理關係。鑑於華夏銀行未與通商國銀簽訂代理協議,無委託授權/代理書,依據《民法通則》第六十五條規定,委託書授權不明的,被代理人應當向第三人承擔民事責任,代理人負連帶責任。
「在合同無效的情況下,依據《民法通則》第六十七條,代理人知道被委託代理的事項違法仍然進行代理活動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為違法不表示反對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負連帶責任。」張路喬律師表示。
所謂「連帶責任」,依照法律規定,即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當事人對其共同債務全部承擔或部分承擔,並能因此引起其內部債務關係的一種民事責任。
北京市永邦律師事務所楊若寒律師指出,目前的證據尚不能證明華夏銀行事先知情,如果調查結果亦復如此,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濮婷婷所在的支行如果知情並參與,則有可能涉嫌單位犯罪,那麼支行主管負責人恐怕也將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濮婷婷的丈夫許先生稱,2011年濮婷婷從一位長期合作的信託公司張女士處瞭解到 這一項目,便告訴了支行行長蔣黎,蔣黎認為該項目不錯,其個人也購買了數百萬元。但案發後蔣黎稱支行不知情。
「不能將此案視為銀行理財產品的糾紛。銀行如果合法合規出售理財產品,風險完全由投資者自擔。如果銀行在出售過程中出現了違規行為,如過度營銷、許諾收益,風險提示不夠,或把產品賣給了不符合規定的投資者,如果發生糾紛,應由法院來裁定銀行和投資者分別需要承擔的責任的比例。」接近監管當局的知情人士透露,但華夏銀行這次的案件,比這一性質還要嚴重。所有的「飛單」銷售,以後恐怕都要面臨同樣境地,即一旦出現「飛單」並造成風險,銀行可能就要承擔全部責任。
賠償比例
就賠償的比例問題,受訪律師們認為,此類許諾高回報的產品出現高風險,也與投資者不夠謹慎有關,但就此案而言,由於銀行售賣的程序、產品完全違規違法,投資者需要承擔的責任較小。
楊兆全律師指出,由於四款中鼎系列產品根本就是個非法產品,因此無從談起由誰來「兜底」,而應該從賠償事件損失的角度考慮賠償比例。在合同無效的情況下,就看誰在事件發生中應該注意的義務更多。由於金融機構本身應該具有嚴肅性和規範性,客戶走進銀行謹慎的義務就應該大幅降低。例如,平時簽合同要看證件,但和銀行簽合同則不需要審查其營業資格。投資風險應該由投資者自己承擔,但銀行提供給投資者的產品在程序上應該合規、合法,銀行方能免責。
「在富麗堂皇的貴賓室,面對理財經理的信誓旦旦的盈利承諾,鍍金的理財產品彰顯出來的魅惑力無疑可以打消投資人對風險的顧慮。」一位律師網友在財新網上留言道。「從注意的義務劃分責任,華夏銀行可能需要承擔60%-80%甚至更高比例的責任。」楊兆全律師認為。
而北京問天律師事務所張遠忠律師表示,華夏銀行在此次事件中未控制住風險,在審查產品上有重大過錯,讓違法產品進入銀行。因此華夏銀行要承擔全部連帶責任賠償投資者,之後再向發行方依法追索。
此外,從刑法的角度,楊若寒律師認為,在此案當中,通商國銀具有非法佔有目的,其實際控制人魏辰陽和法定代表人魏小琛並未將募資用於項目,涉嫌集資詐騙罪;目前尚不能證明濮婷婷具有非法佔有目的,但作為直接責任人,未經銀行的法定程序批准而為非法集資項目籌資,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銀行監管專家介紹,從國外情況看,如果出現此類案件,商業銀行會從操作性風險的撥備中出資賠償投資者,用以維護銀行信譽,然後再向肇事者和肇事機構追查賠償。而監管部門必將對商業銀行出現此類風險失控事件處以嚴懲,例如處以高額罰款、暫停新業務和機構的拓展等。
佣金利益鏈
銀行管理不善,風控制度形同虛設,銀行客戶經理和分支機構在銷售自有產品、代銷產品和「飛單」之間的懸殊的佣金水平,構成其鋌而走險,銷售「飛單」的內在動力系統。
以華夏銀行為例,據接近華夏事件的人士透露,銷售該行發行的理財產品,分支機構的佣金是2‰;「飛單」的佣金一般在2%左右。但在嘉定支行濮婷婷一案中,佣金高達5%,按1.19億元的發行額,相關佣金不是幾十萬元,而是幾百萬元。
目前財新記者尚不能確定華夏銀行嘉定支行以及該支行是否還有其他相關人士從中漁利。
這基本是業內的普遍行情。銷售本行的理財產品因為風險小、且列入業績考核,商業銀行一般給與的激勵在千分之幾,代銷的佣金水平則視具體情況參差不齊。而「飛單」銷售可能來自保險、信託、私募股權基金等合法機構,也可能出現華夏事件的非法集資項目,佣金從1%起步。銀行內人士介紹說:「根據銷售能力,有的人一年做一兩單,有的人一年做十幾單。按照不成文的規矩,『飛單』的佣金都是1%起步,低了就無人願做。大部分在1%-3%之間。如果高達5%,通常就是屬於產品本身有問題。」
工商銀行有關人士告訴財新記者,該行北京分行銷售自有理財產品的抽成從萬分之三到2‰不等。代銷保險抽成1%左右,代銷基金抽成1‰左右。
中信銀行西安地區的理財經理銷售自有理財產品的抽成約為2‰到3‰。代銷的保險、信託抽成最高為4‰,但據中信銀行一線員工稱,保險公司還經常給理財經理「額外表示」。
浦發銀行烏魯木齊地區的理財經理稱,銷售自有理財產品的佣金返點與所銷售產品的終期收益率掛鉤,因此有高有低,平均水平在5‰左右。代銷保險或信託抽成在1%左右,其中銷售壽險的返點要高於財險。
「是否會私下代賣信託和保險的產品,要看銀行給客戶經理下達的業務指標,以及潛在的風險。」一位銀行的理財經理說,如果銀行每個月佈置的任務量很大,哪怕客戶提出購買保險產品的需求,理財經理也會優先推薦客戶購買銀行代理的產品,以求完成業務目標。他還表示,理財經理對於「飛單」有所顧忌,「關鍵是沒有銀行風控和合規部門把關,個人無法判斷產品的安全性」。
「中信銀行以前有兩個人,還不算賣『飛單』,只是在銀行外面兼職賣保險,就被開除了。」業內人士透露。
不過,據中信銀行西安地區的員工透露,「飛單」仍然有許多人在做,只是保密工作都做得很好。理財經理和櫃員也形成了默契,需要辦理「飛單」的時候,理財經理就會找到關係好的櫃員,即使櫃員發現所售產品不在官方系統裡,也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給予辦理。
介於銀行目前內部的管理流程,並非櫃員配合就能走銀行的官方系統轉賬等,需要有權限的上級授權,因此「飛單」銷售很難是理財經理的個人行為。
一位創投公司投資經理透露,由於市況不佳,通過傳統渠道籌資困難,會去找銀行關係幫助募資,即走「飛單」形式,找銀行員工代銷,一般銀行客戶經理有2%-3%的抽成,銀行也收相當水平的佣金。但這個錢是進了銀行分支機構的小金庫還是交給總行,不得而知。從正常理財產品銷售中,給理財經理的千分之幾甚至萬分之幾佣金,到1%的代銷抽成,再到5%的「飛單」激勵,高達上百倍的差距。誘使濮婷婷到分支機構鋌而走險銷售「飛單」,這屬於道德風險,風控失察的銀行將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本刊記者田林、沈乎對此文亦有貢獻
文/本刊記者 李默涵
定位於電子商務配送的星辰急便,未能走完2012年。
這年3月4日,驚蟄,一條據說來自星辰急便創始人陳平的內部短信在新浪微博被火爆轉發:「公司解散了,阿里7000萬元,我的5000萬元全部賠光了。」時間回溯到2008年,宅急送創始人陳平非常「紳士」地以原始股股價讓出自己所有股份,揣著換來的2700萬元現金離開。一年後的3月,依託馬云7000萬戰略投資,陳平投入5000萬創建星辰急便,以求分羹60億元淘寶快遞市場。
那時,中國電子商務正處在發展的黃金期,而物流行業增幅卻在20%-30%之間徘徊,幾乎所有物流人都看到其巨大潛力。陳平高調地對外宣稱,公司將成為「物流行業中的淘寶」。
但陳平很快發現,選擇快遞的決定權不在淘寶,而是分散在其平台上多如牛毛的小賣家。由於淘寶平台的價格壓力,快遞業的「四通一達」以其低價加盟戰略,將物流費用與賣家營利緊密捆綁在一起,星辰急便充其量算是一段淘寶的「地下情」。
面對C2C物流領域的邊緣化,星辰急便嘗試向B2C領域轉移。2011年,星辰急便開始與京東、噹噹等B2C電商平台合作,但只能獲得電商自建物流覆蓋範圍之外偏遠地區的訂單,利潤極低。而星辰急便也沒有如陳平預計,「達到五萬單規模後會開始盈利」,而是單量越大虧損越多。
中國快遞諮詢網首席顧問徐勇說,致命的問題是,星辰急便在管理手段上基本套用宅急送的管理模式和運營模式,沒有打造出盈利模式。「陳平從宅急送退出後,沒有及時總結向小件快遞轉型過快造成宅急送虧損的原因,就急匆匆地再次創業,對加盟模式的弊端也認識不足,只看到加盟模式投資小,擴張速度快,而對其執行力及誠信水平過高評估。」
星晨急便創立之初採用類似宅急送的直營方式,但資金瓶頸導致擴張緩慢,為了實現陳平「三五年要成功」的目標,星辰急便開始走「直營+加盟商」之路,以「云物流」口號一夜之間引入數千家加盟商。但對加盟商的管理遠遠跟不上公司擴張的步伐。至於陳平引以為傲的代收貨款,屢見報端的是加盟商攜款潛逃消息。
事實上,陳平認為,自己在宅急送的15年間,「沒有任何方向性的錯誤」。
持續虧損下,星辰急便欲第二次融資,但在大股東阿里強烈反對下宣告失敗。陳平無力回天,2011年底開始又一場豪賭—4700萬收購鑫飛鴻。可這並沒有如陳平預期產生疊加效應,而交叉覆蓋區域的「搶單」甚至讓其直接放棄了鑫飛鴻華北區的承包商。
18年前,陳平的宅急送和王衛的順豐幾乎同時創辦。2009年,星辰急便創立當年,順豐訂購的第一架波音757下線。2012年,星辰急便消失,而順豐憑「順豐優選」逆襲電商。陳平說,如果當年不離開,如今的宅急送應該不亞於順豐。
星辰急便不過是國內快遞洗牌的一個並不特殊的犧牲品:鑫飛鴻在星辰急便收購無果的情況下,轉投中鐵快運;民營快遞CCES被傳資金鏈已經斷裂,轉手紅樓集團後更名為國通快遞;海航也以1.6億控股60%的方式,將旗下天天快遞的控股權轉手申通。
本週一公佈的日本今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長4.1%,超出了預期的3.5%。日本股市當日漲幅27個月來最高,也是自雷曼危機以來的第二大的單日漲幅。
導致日元貶值的安倍經濟學也帶來了副作用。同日公佈的日本4月季調後貿易逆差接近了最高紀錄,達到約8500億日元,遠超預期值3900億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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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真不容易,我常想,自己為什麼會成為銀行員,貸款額度很難完成,和同事聊的只有錢和人事異動,調職是家常便飯,每次都讓家人苦不堪言,一個小小的污點就立刻被調走,等著你的是有去無返的流放,得病也不會有人說一聲抱歉,甚至會覺得是病人的錯。」~半澤直樹 你是否也常這樣想:工作到底為了什麼?業績目標只升不降,長官不懂得體恤你的辛苦,客戶隨call隨到,假日不能好好陪老婆、兒子,活著真不容易! 你,到底為何而戰? 在此劇中,復仇,是半澤工作的最大動力。 那一天,大雨滂沱,小半澤直樹放學回家,看到父母親跪在地上乞求,「我會找到新客戶……請一定要幫幫我,求你了,求你了。」分不清是淚水和雨水從父親的臉頰滑落,他手中拿著開發五年製造出來的小螺絲,「這些樹脂螺絲只有一克,卻能承重一千四百七十牛頓(Newton,螺絲的受力單位,汽車鋁圈螺絲受力約一百五十公斤),這螺絲獨一無二,我們一定能重振。」但銀行員甩頭走人,螺絲散了一地。 隔幾天,小半澤放學回家,見到的卻是上吊的父親遺體。「銀行殺了我父親,」於是,他畢業後刻意進入逼死父親的銀行,想找出兇手。 恨當動力,適合用在資源少的時刻 「恨,是很好的啟動力量,」精神科名醫王浩威認為,恨,憤恨或者被人看不起,都屬於黑暗型的動力,在資源少、成功機率低的環境,適當的恨,會讓一個人遭遇工作挫折時,蓋過主觀的無力感,短時間快速聚集能量反擊;如果又能利用這股恨充實自己,黑暗的動力,可以讓自己一路往上爬。 但如果沒達到目的,就會一直處於孤臣孽子的悔恨情緒,孤獨終老,王浩威指出,因為恨的理由無法被討論,極少人會有跟你一模一樣的恨,報仇者注定很孤單。 但半澤後來卻有能力把仇恨轉變成「正向動力」,來自他父親的一段話。父親拿起重量只有一般五分之一的樹脂螺絲對半澤說,他從找材料、開發機台花了五年,「一吋小螺絲也有五分魂。」「聽好了直樹,做什麼工作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珍惜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可別幹那種像機器人一樣的工作。」 恨與愛的力量,在半澤心裡拉鋸,最後,愛的力量獲勝。 王浩威指出,即便由恨出發,但若在工作上體會到本質,同時也增加與他人的接觸,原先的恨意可能被昇華,生命會越形開闊,不被恨意所束縛,甚至被仇恨蒙蔽雙眼。 就像半澤在工作中,逐漸對銀行產生認同,了解銀行運作的方式,以更高的視野看到問題的全貌,不再鑽牛角尖。譬如半澤貸款給有技術的牧野精密,幫助其度過難關之後,從老闆感激的眼淚,他看到銀行不只可以殺人,也可以救人。於是在完結篇中,半澤當著所有董事會成員的面,慨陳組織裡的朋黨陋習:「劍拔弩張的派系鬥爭我管不了,但是有一點絕對不能忘記,銀行員不是為了保護銀行而工作,不是為了上司和組織工作,是為了這個國家認真工作的人,即使對方的企業規模再小,只要他們認真工作,我們就沒有糟蹋他們熱忱的權力。」 只是,多數人在往上爬的過程中,忘記工作的本質,反而將個人職位、金錢與權力,當成主要目的,本末倒置。因此半澤在董事會上的發言,益發令人感慨:「我們太看重這件事(怕銀行垮掉),不知不覺中變成只會考慮自己的團體,成天想著黨同伐異,自相殘殺,下屬看著上司的臉色行事,發現問題卻不敢講,這樣的銀行跟垮掉有何差別!」 昇華恨意,找出更高的生存價值才持久 耕莘醫院精神科心理衛生中心主任楊聰財解讀,半澤最後把恨的力量昇華,為自己架構了更高的生存價值,即做好一個銀行員的本分。當一個人為自己架構的存在價值,層次越高,認同並幫助你的人也越多,這樣,工作動力會更持久,力道也越強。 所以,一個人的價值何在?人生為何而戰? 此劇的結尾,即便半澤為銀行立下大功,揭發高層的不法情事,最後卻被外派到非核心的小單位,此一結局讓觀眾扼腕:為什麼做對的事,卻得不到善果? 就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職場上,更是「局外有局」,每個人都可能是更高位者手中的一枚棋子。因此,當一個人把自己的價值,完全架構在金錢、權力或地位等操在他人手中的選項時,很容易會感到失落。 在職場,會做事不一定得到同等報酬,做人也常難兩全,幸運的是,只要練就一身兼具「勇」與「謀」的功夫,我們永遠都有選擇「做自己」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