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航退出 「豆奶大王」維維欲飲貴州醇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2-22/zNNDE4XzM5MDUzNg.html

經開始考察貴州醇。

【原創】貴州茅台：從2千億到20萬億 程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2e44d001010fdb.html

      貴州茅台：從2千億到20萬億

                          作者：程  歡

     最 近兩三年來，在梳理自己多年的投資經驗和投資心得體悟的過程中，一直都有一個強烈的想法：經過和父母、愛人的商量後，將配置在其他多個領域的資產做深入細 緻的梳理和規劃，決定儘量不再參入某些非必要性的實業項目，轉而以貴州茅台、東阿阿膠作為我們家庭的實業項目之一，堅持做長期股權投資。其中，貴州茅台， 作為最重要的一個項目，被單獨拎出來，須佔據整個家庭淨資產配置的15%-30%左右。

由於筆者的工作也是做股權投資，但家庭資產配置中的貴州茅台，如同房產一樣，將不再計入筆者個人的投資業績中。不知道10年、20年、30年、50年後，筆者在A股、B股、港股、美股等領域的投資業績能否超越「貴州茅台」這樣一個項目？

當筆者做出這樣的決定後，非常巧合的是，貴州茅台股價最近1個多月的也開始上漲，其市值再一次回到了2000億RMB。

雖然筆者早期也曾階段性持有過貴州茅台和其他白酒企業，但從2012年開始，這將是一段新的旅程。

回到本文的主題：很多朋友，提出疑問，貴州茅台的市值已經高達2千億RMB，是不是面臨天花板呢？

筆者的看法是，遠遠未達到，甚至不僅不是天花板，反而是剛剛起步。

偉大的投資人查理·芒格曾經指出，「可口可樂是一項從200萬可以做到2萬億美金的生意。」筆者舉雙手贊同。

那麼，有沒有比可口可樂更優質的生意呢？

筆者在全世界苦苦地搜尋了一遍又一遍，很幸運的是，我們找到了，因為，有，貴州茅台——全世界幾百萬家上市公司中最優質的3-5家企業之一。

我們來看看茅台的簡介：

「茅台酒作為世界三大著名蒸餾酒之一，是我國醬香型酒的鼻祖，是釀造者以神奇的智慧，提高粱之精，取小麥之魂，采天地之靈氣，捕捉特殊環境裡不可替代的微生物發酵、揉合、昇華而聳起的酒文化豐碑。茅台酒源遠流長，據史載，早在公元前135年，古屬地茅台鎮就釀出了使漢武帝「甘美之」的枸醬酒，盛名於世。 

1915年，茅台酒榮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享譽全球。建國後先後榮獲國際金獎。暢銷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茅台酒的生產工藝古老而獨特，它繼承了古代釀造工藝的精華，閃爍著現代科技的光彩。」

近代以來，茅台酒更是被尊為「國酒」，我國釀酒大師，貴州茅台集團黨委書記、總經理，股份公司董事長袁仁國先生，曾對「為何茅台被尊為國酒」，做了如下總結概括：

  一、神秘環境鑄造；   

 二、獨特工藝釀製；    

三、厚重文化積澱；   

 四、卓越品質決定；    

五、歷史的貢獻形成；    

六、開國元勛欽定；    

七、歷屆領導推崇；    

八、人民群眾公認。

很多愛酒的朋友更是用數字1-10來總結茅台酒獨特的工藝：

1一年一個生產週期；

2兩次投料和兩種發酵；

3茅台酒擁有醬香、窖底、醇甜三種典型體和高溫制曲、高溫堆積、高溫接酒等「三高」；

4 

四十天制曲發酵；

5 

五月端午制曲；

6 

六個月存曲；

7 

七次取酒；

8 

八次加曲、堆積、入池發酵；

9 

九次蒸煮；

10 

十種獨特工藝：高溫制曲、高溫堆積、高溫接酒、輪次多、用糧多、用曲多、出酒率低、糖化率低、窖藏陳釀、精心勾兌。

我們可以看到，茅台酒從生產到投放市場，中間需經歷5年左右的一個過程。

這一切的一切，鑄就了貴州茅台的又寬又深的「護城河」，筆者將其總結為9點：

1、在超高端白酒領域無法踰越的壟斷地位；

2、特殊的地理自然環境釀造，如貴州茅台鎮的獨特氣候、土壤、水、微生物環境等；

3、歷史沉澱下來的源遠流長的酒文化，；

4、卓越的產品品質和獨步天下的製作工藝；

5、穿越歷史時空的品牌和商譽；

6、茅台酒與共和國締造者積累下的深厚感情優勢；

7、醬香型白酒天然抗通脹可保值增值的投資屬性；

8、罕見優秀的企業財務特性：長期優秀的ROE水平，獨特的預收款機制，幾乎無有息債務，超高的毛利率和淨利率，大量高質量的自由現金流，幾乎無大規模資本支出等等；

9、公司治理結構完備，股東結構清晰透明，管理層中規中矩（不依賴管理層）；

這九項特點，使貴州茅台酒兼具有消費屬性和投資屬性，更使企業具有不可複製性，稀缺性和壟斷性。同時企業相對扁平化的產業鏈，能夠做到上下游通吃，對產品具有高度的「定價權」。這樣的企業才具備產品「獨一無二」，產品「供不應求」，產品「價量齊升」，產品「永不過時」的四項特性。

【注:關於貴州茅台的定性分析:如能力圈原則，企業投資分類，投資策略模型，護城河研究，個股深度研究，調研確認等等，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也陸陸續續的談到一些。

事實上，很多充滿智慧的專業投資人，如趙丹陽、但斌、林園、歸江、王璟、李劍、梁軍儒、陳理、董寶珍、王海平等等，也曾一而再、再而三的多角度論述過了。如：李劍先生的產品四項標準：產品獨一無二，產品供不應求，產品價量齊升，產品永不過時，就非常簡潔經典，筆者認為是在不直接點名的說茅台。

還有更多的民間高手、草根英雄、價值名博等，也一直在跟蹤、研究貴州茅台，其深度和遠見，絲毫不遜於職業投資人，他們同時也在投資踐行中。也可參考他們更多的論述。】

有了以上特點，我們再來看看貴州茅台的核心產品：

其中53°飛天茅台的提價步驟如下表：

我們看到，茅台酒的零售終端價10年間從270多元漲到2000多元一瓶，漲幅將近9倍。而企業出廠價的提價進程嚴重落後此增速，截止2011年為止，為619元一瓶。

若放長遠一點看，筆者認為，茅台酒的零售價格和以下三大因素密切相關：

1、 茅台酒的供需平衡點

茅台酒作為高端白酒，其2011年的消費量大約在1.2萬噸，佔當年度全國白酒總產量近1千萬噸的千分之二不到。 2011年茅台酒的產量大約在2.7萬噸附近，需到2015年才能夠投放市場。而按照規劃，在2015年後，茅台酒的每年的產量大約在4萬噸左右，到2020年開始逐步投放市場。所以說，茅台在未來10年仍然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此現象也造成假酒氾濫，假酒量在真品的10倍以上。茅台若加強打擊假酒的力度，其供需平衡點還可一直向後推移。其未來10多年也將繼續保持出廠價和零售價提升的狀態。

而更長遠的看，按照業內專家的評估，茅台酒的長期供需平衡點至少在10萬噸以上，而茅台酒的年產能極限，卻在10萬噸附近。這也是茅台酒走向奢侈品的推動力之一。

2、 貨幣供應量

我們若查閱中國的M2數據圖，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在2001年初的存量M2為13.8萬億RMB，而2010年底的72.5萬億RMB，增長將近5.3倍，十年的年復合增速將近18.2%，這期間，房地產、黃金、藝術品、玉石、中藥材、高端白酒等均紛紛大漲。和貨幣供應量有密切的相關性。

未來中國的GDP將逐步放緩，大概在5%-8%之間，中國的實際通脹率在3%-6%之間，M2的復合增速約等於GDP+CPI的數值，將維持在8-14%之間，均值為12%左右。

未來貴州茅台的零售價提價幅度也將長期和M2增速保持一定的協同性，在GDP增速和M2增速之間。查閱複利表可知，未來20-30年的提價幅度將在10倍左右，而零售價應該在10000元人民幣之上，出廠價將略快於零售價提價幅度。

3、居民收入

按照國務院的發展規劃，我國居民的收入增速未來將長期保持在GDP增速之上，一段時期內有可能在GDP增速的2倍左右。而二三十年後，我國將成為一個中等發達國家，國民人均收入也將超越現在的港澳台地區，和現在的日本、美國不相上下。

我們查閱數據可知，盧森堡、挪威、瑞士、丹麥、美國等地的人均月收入折算成人民幣大概在2.5萬元以上，日本為2.2萬元，香港、新加坡為1.6萬元附近。而茅台酒的價格約等於全國居民平均月收入的二分之一左右，即10000元人民幣以上。

茅台的盈利預測和估值

茅台酒在2011年的出廠價仍然為619元，而零售終端市場在2012年春節前曾一度突破2000元，出廠價與零售價之比在1:3以上，雖然春節後有所回落，，但仍然在1500元之上，差價空間仍然巨大。

我們看到，茅台酒的零售終端價10年間從200多元到2000多元，漲幅將近9倍。而出廠價的提價進程嚴重落後此增速。我們知道，高端白酒市場中的其他品牌，如五糧液和國窖1573，通常其出廠價與零售價之比為「1:1.5」左右；被稱為「藥中茅台」的東阿阿膠，同樣的，其出廠價與零售價之比也為「1:1.5」左右。為何貴州茅台卻將如此巨大的利益拱手讓給經銷商呢？

隨著2012年茅台直營店的開設和增多，以及酒仙網、我買網、京東商城等等大量電子商務渠道的建立，相信會逐步改善此局面。

1、最近10年的情況：2011年-2021年

若按照此比率來算，即使茅台2015年的零售價仍然在2000-3000元之間，出廠價也有將近1倍以上的提價空間。大概在1300-1500元之間。而按照貴州茅台在2006-2010年的產量看，其產能擴張速度保持在10%的年復合增速之上。最近5年正處於貴州茅台的快速成長期。其年利潤復合增速在30%以上。

由於在2015年之後，其年產量將維持在4萬噸附近。到2020年，扣除揮發損耗後，貴州茅台酒至少有3萬噸以上供應市場。而在2011年，貴州茅台就有將近10萬噸的原酒，這期間由於每年有將近20%左右的產量被用作年份酒儲存起來，那麼在2020年至少將有3000-5000噸高端年份酒供應市場。

如果十年後，茅台酒的零售價維持在3000-6000元之間，那麼茅台的出廠價無論如何也將達到2000元，加上售價萬元之上的年份酒貢獻的利潤，按照如下圖的毛利率和淨利率，貴州茅台一瓶酒至少可獲利1000元之上，茅台的年利潤將突破800億元人民幣，在1000億人民幣附近。

參考數據下圖，2011年3季報統計：

                                                                                              

其年淨利潤復合增速將在26%以上，10年至少10倍的增幅。

2、2021年之後的二十年

按照評估，茅台酒的極限產能大概在10萬噸附近。也就是說10年內，中國大陸每年只能供應4萬噸左右的茅台酒，供不應求，而10-25年左右，國內可以消化6-7萬噸，國際市場消化3萬噸左右的茅台酒。而此時若以12000-15000元左右的零售價，8000-10000元左右的出廠價來計算。每瓶酒可淨賺5000元以上，加上利潤更豐厚的年份酒，貴州茅台的年利潤將在1萬億元人民幣附近。

按照以上分析，

1、茅台的未來快速成長期在最近5年（當然包括過去的10多年），其年利潤復合增速在35%之上；

2、穩健成長期也將長達10多年，其年利潤復合增速在15-35%之間；

3、到成熟期也會長達幾十年，利潤增速在0-15%之間。

由於貴州茅台的財務特性，其成熟期的淨利潤均為自由現金流，且可全額分紅，我們可給予貴州茅台15-20倍左右的市盈率，均衡市盈率為15倍，為什麼呢？股市的長期收益率將保持在6%-7%之間，而無風險利率大概也是在6.5%左右，其倒數為15倍。成熟期的貴州茅台將通過大量的股利分紅來回報投資人，成為類國債式企業。

那麼我們就可以發現，在2021年，貴州茅台將獲得近2萬億元人民幣的市值；在2042年左右，將近20萬億元人民幣左右的市值，也許貴州茅台期間收購其他業務也未可知，走向世界大受歡迎也未可知，也許是100萬億呢，天知道？

30年，經濟可以危機，金融可以有風暴，政權可能更替，能源可能枯竭，但都阻止不了偉大的企業茁壯成長。「Who knows？Only time!」

                                                                2012年2月21日於上海

貴州百靈兩買苗族神藥：暗藏陰陽協議

21世紀網 貴州省安順地區下屬平壩縣，一則關於糖尿病的醫學「奇蹟」，正在上市公司貴州百靈的手中，轉變為財富傳奇。

4月16日，上市公司貴州百靈企業集團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貴州百靈，002424）發佈公告稱，公司於2013年4月15日與自然人楊國順、楊愛龍簽訂《苗藥合作開發協議》。合同約定，貴州百靈將與楊國順、楊愛龍合作開發楊氏擁有的祖傳治療糖尿病的苗藥秘方（以下簡稱：楊氏糖尿病秘方）。

貴州百靈在公告中表示，公司走訪部分用藥患者，確認該秘方對糖尿病具有明顯的治療效果。就此與楊氏（楊國順與楊愛龍為父子關係）達成合作協議，由貴州百靈聯合研究機構對該秘方進行藥效學、毒理學、藥學等項目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申報註冊新藥。一旦新藥通過審批進入市場，雙方將共分利潤。

作為代價，在合同簽定起五日內，貴州百靈須向楊氏支付人民幣500萬元。合同同時約定，貴州百靈隨時有一次性買斷秘方的權利，但一次性買斷的最高價格不超過一億元人民幣。

這一約定等於是給市場一個暗示，楊氏糖尿病秘方的價值最高可能值一億元人民幣。而研發新藥成功，給貴州百靈帶來的效益，將超過一億元人民幣。公告發出的4月16日，貴州百靈直接漲停。

據貴州百靈的公告顯示，楊國順、楊愛龍擁有祖傳治療糖尿病苗藥秘方，經過他們多年醫治實踐，能較好的控制血糖，且部分患者停藥後血糖仍然維持穩定。

而糖尿病，目前尚是醫學界無法根治的一個難題。如果楊氏糖尿病秘方真的具備停藥後血糖仍然維持穩定的極好藥效，那相當於解決了一個世界性難題。

作為秘方持有人的楊國順、楊愛龍，按照合同，目前應已從貴州百靈手中獲得人民幣500萬元。如果新藥有效，接下來，他們最高還能獲得一億元人民幣。

一介名不見經傳的苗醫，轉眼變成富豪，楊國順的身世堪稱曲折離奇，而且其治療糖尿病秘方的公佈過程一波三折，事前的所有權與保密性都已存在重大疑點。

傳奇苗醫楊國順

21世紀網發現，貴州百靈於4月15日緊急拿下的楊氏糖尿病秘方，和背後的傳奇苗醫楊國順，半年前就已在貴州當地傳得沸沸揚揚。

2012年11月20日、11月21日，貴州衛視《百姓關注》欄目連續播出兩期關於楊國順的《苗醫傳奇》訪談節目，就治尿糖尿病問題走訪了平壩縣的楊國順。

相關信息顯示，楊國順現年72歲，經歷過參軍、轉業、進修、參加工作等歷程，退休前，已做到平壩縣法院副院長。退休後，楊國順才重拾祖業，研製苗藥治病救人。

楊國順稱治尿糖尿病的秘方是自己家祖上傳下來的，自己的這一套秘方，是「傳女不傳男」的母系傳承，只不過是因為母親疼愛小兒子，才把治療糖尿病和一系列其它疑難雜症的秘方傳到了自己手中。

楊國順同時在訪談中介紹，自己目前治了2000多例糖尿病病例，都是患者一傳十、十傳百口口相傳，名聲越來越大，找他看病的人遍佈全國各地。

但是，21世紀網就此找到聲稱去楊國順處就醫的貴陽糖尿病友詢問療效，對方直接回答：「騙子醫生，試過了。」

21世紀網隨後問詢貴州省安順市及平壩縣本地人士，即使是平壩當地的醫療界人士，對苗醫楊國順的存在也一無所知，當地醫療界人士同時稱，「治好糖尿病，目前不可能！」

而在11月20日，貴州衛視對楊國順的訪談播出後，當天即被求醫的糖尿病人打爆熱線電話。為此，貴州衛視方面又在11月21日對於「楊氏糖尿病秘方」的有效性進行了再度訪談求證。

已經轉讓的專利權

貴州衛視2012年11月20日《苗醫傳奇》訪談的後半部分中，楊國順介紹，自己於2010年8月23日就自己治療糖尿病的秘方，已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了專利，並於2012年4月25日獲得了專利的授權。

拿到專利權後，安順市和平壩縣專門為楊國順的專利召開了座談會，貴州省科協也對楊國順頒發了相應的獎勵。

2012年11月20日的訪談中，楊國順稱，有一家北京的公司，要給他7000萬元買斷專利，但是他沒有答應。「我認為把這個藥方傳到外省以後，它就失去了苗藥的意義。所以我堅持把藥方留在貴州，跟一家貴州的藥廠合夥經營。」「是哪家藥廠我現在不能說。」

貴州知識產權管理處人士在11月21日的訪談中確認，由楊國順申請的「關於治療糖尿病的藥物及製備方法」獲得國家發明專利的授權是真實的。但國家的專利認定主要著眼於「三性」：新穎性、創造性、實用性，並不會對藥物的安全性和療效做出評價。

同時該人士表示，經查詢，楊國順已經將專利的所有權轉讓。

就此，21世紀網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查到了這份專利號為201010259466.5的發明專利。該專利初始的申請人的確為楊國順，申請的專利名稱為：「根治糖尿病的藥物及其製備方法。」但最後批下來的專利名稱為：「治療糖尿病的藥物及其製備方法」。經過2012年下半年的一次變更，這個專利最新的狀態顯示為：專利權人已經由「楊國順」變為另一自然人「陳源」，地址也由楊國順所在的安順市平壩縣，變更「貴州省安順市西秀區銀泉街別墅1號」。

專利權轉讓的時間，是2012年10月15日，國家知識產權局公告的時間是2012年11月14日，正是貴州衛視對楊國順進行訪談的前一個星期。

剛把專利權轉讓，就接受採訪宣傳，時間如此接近，僅僅只是巧合？還是人為的策劃？

兩買苗族神藥？

根據楊國順在2012年訪談中的介紹，當初曾有人要花7000萬元買斷「治療糖尿病的藥物及其製備方法」專利，他沒有同意，後來跟一家貴州的藥廠合夥經營。在此之前，楊國順已把專利轉讓。但是，在2012年，楊國順始終不透露，是哪一家貴州的藥廠與其進行合夥經營。

根據貴州百靈近期公告的《苗藥合作開發協議》約定，楊國順須保證未將該秘方洩露給他人或與他人進行合作。那麼楊國順在2012年轉讓專利的行為或與這份《協議》存在矛盾。

就楊國順於2012年已將「治療糖尿病的藥物及其製備方法」專利轉讓一事，21世紀網於4月19日致電上市公司貴州百靈董秘牛民。牛民表示，今年4月15日貴州百靈與楊國順協議合作開發的秘方，與楊國順在2012年轉讓出去的「治療糖尿病的藥物及其製備方法」專利，是完全不同的，並不是同一回事。

如果按照牛民的說法，也就是楊國順擁有「治療糖尿病的藥物及其製備方法」專利和「楊氏糖尿病秘方」兩套完全不同的治療糖尿病方法。楊在2012年將專利轉讓給一家「貴州藥廠」之後，今年又把秘方的合作開發權以50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貴州百靈。

牛民始終聲稱，楊國順去年轉讓的「專利」，與今年宣佈合作開發的「秘方」是兩回事。言外之意，兩次交易沒有相關性和同質性。

雙方竭力避諱背後，「貴州省安順市西秀區銀泉街別墅1號」，是真相的引爆點。

事實上，2012年，從楊國順手中獲得專利權的自然人「陳源」，專利查詢系統中顯示所在地址，「貴州省安順市西秀區銀泉街別墅1號」，已經暴露了其身份其幕後利益共同體——貴州百靈實際控制人姜偉，及其兄弟姜勇、母親張錦芬，在招股說明書中登記的住所，均為「貴州省安順市西秀區銀泉街別墅1號」。

由此可以確定，貴州百靈實際控制人姜偉，已經在2012年以通過他人代持的形式，獲得了楊國順原本擁有的「治療糖尿病的藥物及其製備方法」專利所有權。為此，姜偉方面需要在當時與楊國順達成合作協議，並支付相當數額的專利轉讓費用。

轉讓才完成一星期，由「受益患者」推薦，貴州衛視採訪了已經不擁有專利權的苗醫楊國順，楊在鏡頭前拿著已失去法律效用的專利權證仍然大講治病故事，同時介紹，與藥廠採取了合夥經營的形式。

半年後的4月16日，貴州百靈方面才拿出與楊國順的《苗藥合作開發協議》。

也就是說，2012年從楊國順手中獲得「治療糖尿病的藥物及其製備方法」專利的「貴州藥廠」，與貴州百靈是一致行動人關係。

以上過程中，貴州百靈方面完全隱瞞了董事長姜偉方面已在半年前獲得專利所有權、及公司與楊國順達成合夥開發經營的事實，信息披露或存有重大瑕疵。

21世紀網發現，貴州百靈當前持有的專利，主要均以貴州百靈企業集團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為權利所有人。「治療糖尿病的藥物及其製備方法」由關聯方持有，是否會對上市公司產生額外的關聯費用？這是今後藥物研發完成後要面對的一大問題。

而當事人推遲半年公佈合作協議，究竟是基於怎樣的意圖？

2010年6月3日，貴州百靈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今年6月3日，大股東姜偉家族持有的3.52億股限售股即將解禁。

《苗藥合作開發協議》的公告日，距離限售股解禁日期，為一個半月。

礦業「簡政放權」，試點省緊擁市場 貴州礦變

國務院新一批的「簡政放權」清單，讓煤炭礦業權審批管理改革試點省有了更大的改革空間，而作為試點省份之一的貴州，已經邁向了由市場而非政府配置礦產資源的深水區。這意味著礦產資源獲得將更公平、未來資源價格將真正由市場決定，權力尋租空間被大幅壓縮。

「親市場遠政府」

「是取消，不是下放。」指著辦公桌上一份文件上的小段落，貴州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赤兵對措辭較起了真。

作為「簡政放權」改革承諾的兌現，國務院最近又拿出了新一批的「清單」——取消和下放64項行政審批事項和18個子項。其中就包括取消由國土資源部對礦業權投放計劃審批，以及取消由國土部審批的煤炭礦業權審批管理改革試點省煤炭礦業權審批項目備案核准。

所謂礦業權，簡單地說就是礦產資源的使用權，分為探礦權和採礦權，前者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許可證規定的範圍內，勘查礦產資源的權利；後者是指在依法取得採礦許可證規定的範圍內，開採礦產資源和獲得所開採礦產品的權利。礦業權雖然在政府行文、交易公告中被大量使用，卻沒有法律上的明確釋義。

在這些生澀的說法被解讀為中央向地方分權時，貴州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赤兵看到的則是，煤炭這類礦產資源的配置日益「親市場而遠政府」。這意味著資源獲得將更公平，未來資源價格將真正由市場決定，權力尋租空間被大幅壓縮。

國務院「簡政放權清單」中所提及的煤炭礦業權審批管理改革試點省，早於2010年9月就開始試點。當年，黑龍江、貴州和陝西成為國土資源部列的三個試點。試點的初衷相對單純，就是審批權限下放，從部到省，而涉及部門也僅限國土系統。

依此目標，這份名為《國土資源部關於開展煤炭礦業權審批管理改革試點的通知》（國土資發〔2010〕143號，以下簡稱「改革試點」），給試點省設計了幾項遊戲規則，其中重要一環是礦業權投放計劃審批，即下一年投放的礦業權要提前做好計劃、上報批准才能實施。

而當時被視作「放權」標誌的審批登記權限由部到省，則是以礦業權投放計劃為基礎的。

僅僅時隔三年半，投放計劃就被徹底取消。就王赤兵的工作感受而言，計劃趕不上變化是直接原因，從2010年試點至今，煤炭的產業政策劇烈變化，煤礦生產准入門檻一路從15萬噸、30萬噸提高到90萬噸，事實上很難按投放計劃行事。而投放計劃「重計劃輕市場」則是其被最新一輪政策刷新的根本原因。

省一級審批的項目不用再去部一級備案核准，亦被視作改革的強烈信號，「給了試點更大的改革空間，也表明支持市場配置資源的改革方向」。

協議出讓「從嚴從緊」

不過，新一輪的改革並非「大撒把」。2010年改革試點中，對探礦權、採礦權出讓管理從嚴的規定沒有變，即還是協議方式出讓的礦業權需到國土部報備，以招標、拍賣、掛牌方式（以下簡稱「招拍掛」）出讓礦業權的，省國土部門做主。

按照國土部的規定，礦業權可以協議出讓，也可以轉讓。礦業權出讓者只能是縣級以上政府礦產主管部門，而轉讓雙方只要符合條件即可。相比於招拍掛等市場公開競爭方式，政府主導的協議出讓更易滋生腐敗。

2013年10月，內蒙古一家鋼鐵公司成了呼和浩特市出讓探礦權公告（呼公資礦告字〔2013〕01號）唯一符合條件的報名者。後該公司被曝光，被認為是這起「量身出讓」事件的受益者。2010年時，還曾發生過黑龍江省伊春市價值數百億的鐵礦以協議出讓的方式被「賤賣」的案例。

王赤兵直言，協議出讓和招拍掛並行的雙軌制是很糟糕的制度。「從個人來講，我每天坐在窗口審一百多個礦證審批的件，連抵押貸款也要我們簽。」

鑑於資源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為防止權力下放變成了尋租下放，貴州的做法是並聯審批。各個相關部門可以同時審件，而無須審批接力。此外，每天各部門審件的意見會直接傳到貴州省監察廳的電子檢查中心進行數據保存，信息完全公開，杜絕了向下打招呼的空間。

從2003年國土部試行《探礦權採礦權招標拍賣掛牌管理辦法》，到2006年《關於進一步規範礦業權出讓管理的通知》（國土資發〔2006〕12號）規定，再到國土資源部《關於嚴格控制和規範礦業權協議出讓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土資發〔2012〕80號），對礦業權協議出讓「從嚴從緊」的管理不斷加碼，對招拍掛等市場方式公開出讓礦業權的鼓勵則態度鮮明。

這意味著，未來礦業權的管理會因出讓方式不同，呈現冰火兩重天的景象。協議出讓的數量會大量減少，其出讓範圍、審批權限和程序都會受到嚴格控制，而招拍掛等則終將成為礦業權交易的主流。

讓市場的歸市場，讓政府的歸政府

對於貴州省畢節市等地的不少煤礦投資人而言，煤炭礦業權審批改革遠不如已持續數輪的資源整合對他們的影響來得直接。

一位已退出貴州煤礦經營的外省籍投資人，曾在2007年前後收購了幾家煤礦，剛剛整合完畢、跑齊「五證一照」，他和許多礦主發現，自己又不符合准入門檻了，「國家政策變化太快，我們做不了了」。

與席捲全國主要煤炭產區的煤炭資源整合相比，礦業權審批改革看上去更像個國土系統內部權力的再分配，且兩件事關聯不大。但貴州的改革試點事實上已超出了行政審批權限的範圍，邁向了由市場而非政府配置礦產資源的深水區。資源整合也超出了一開始對安全事故的被動響應，成了又一輪的利益重新分配。

「如果真的要市場起作用，一邊得培育合格的市場主體，另一邊得有合格的市場監管者，同時還要有第三方的交易平台。」一位關注礦業權審批改革的貴州官員認為，資源整合和審批權下放最終都指向市場。

在分管礦業權審批改革工作的王赤兵看來，資源整合與礦業權審批的聯動關係在於，每一次事故的出現，總能帶來煤炭產能的調整。而產能調整又會間接影響到礦業權設置方案。後者是資源管理中的一項基礎工作，在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副會長姜智敏看來，對礦權設置方案的調整本身也是從源頭上整合礦業權。

事實上，國土部從2006年前後就編制煤炭國家規劃區礦業區設置方案，並於2010年開始修編。姜智敏所在的煤炭工業協會也貢獻了數位專家參與修編。

經過數次整合，貴州省曾經的1700多家大小煤礦，將兼併重組至800個左右。依據一個礦區一個開發主體的原則，原有的礦業權設置方案要相應調整。

「對礦業權設置方案實施動態調整，已經超出了礦業權審批的範圍，讓礦業權的管理制度更加完善。」王赤兵介紹。

作為南方的煤炭大省，按照原本的設計，貴州只是礦業權審批改革的試點，但一番嘗試下來，王赤兵意識到，單靠國土部門不行。比如，礦業權的投放計劃和煤礦產能門檻也受制於發改委，更複雜的是，各部委之間的改革也不配套、不同步。

由礦業權審批改革試點開始，貴州事實上已經走了很遠。

2012年1月12日，國務院出台《關於進一步促進貴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支持貴州開展煤炭礦業權審批改革試點，積極指導貴州加快煤炭礦區礦業權設置方案的編制和修編，合理佈局和有序投放礦業權。這是一個省的礦業權改革首次寫入中央級文件。

隨後，貴州省委、省政府又發出了《關於礦產資源配置體制改革的意見》（黔黨發〔2012〕18號），貴州省政府還成立了跨部門的礦產資源配置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通過聯席會議的方式解決問題。

一項單純的審批制度改革能跨部門且直接得到中央支持，源於貴州經濟對礦產資源開發的依賴。偏居西南的貴州寄望於把資源優勢轉變為發展優勢，而其中的關鍵正是礦產資源配置。

在此之前，貴州事實上已經通過煤炭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改革試點，嘗到了市場的甜頭，開始主動擁抱市場。

「深化礦產資源配置體制改革，核心要招拍掛。我們已經跳出了審批權管理的怪圈來考慮資源配置。」據王赤兵介紹，貴州計劃未來將行政許可轉變為行政服務，而所有礦業權的招拍掛交易都移交至已經建立的公共資源交易中心，政府主管部門最終只負責登記，並監管二級市場的規範運作，讓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

《郭台銘帶路貴州直擊》隧道里的數據中心、機器人大軍做手機都在這裡鴻海營收挑戰10兆的關鍵基地(070-078)

貴州開放政府大數據實驗

“問題”幹部“回爐”再造“幹部召回”的貴州試驗

“35人以下單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單位至少召回3人，中間規模的單位召回2人。”

“內心感受五味雜陳，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將會怎樣看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永遠地鉆下去。”

“末位淘汰和民主測評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辦法，但在工作開始之初，我們需要有一個突破口。”

汽車可以召回，幹部也能召回？沒錯，在貴州黔西南州，正在開展一個名為“幹部召回”的“運動”——

幹部完不成年度目標任務，召回；在幹部隊伍里鬧不團結，召回；上班期間打麻將玩遊戲上網聊天，召回；在急難險重任務前畏縮不前、臨陣退縮，召回；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態度生硬，還是召回。凡是涉及包括上述問題在內的5類共計30種問題的，一旦觸犯，幹部就會被組織部門召回。

幹部召回之後去哪兒？除參加集中教育外，還有轉崗、降級降職、免職、辭退等幾種較為嚴厲的處理方式。

黔西南州的幹部召回制度，正是從“商品召回”中找到的靈感。實施大半年來，截至目前，整個黔西南州被召回幹部已有1668名，其中132人被轉崗或免職，67人仍待崗，占到全州公職人數的2.3%。

幹部召回制度正成為黔西南州的一塊招牌，在州府興義市的主幹道上，宣傳“幹部召回”的標語，每隔50米就能看到一塊。

有人形容這一制度是在現有的體制內，放入一條專吃末位者的鯰魚，事情是否果真如此？

“攤派指標，硬性召回”

召回制度的出臺，要追溯到2013年，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始之後，貴州黔西南州提出口號“向惰政宣戰、向惰政問責”，號召各個區縣、單位積極創新自選動作。

據黔西南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辦公室（以下簡稱活動辦）副主任梁喜明回憶，全州都在想辦法搞“新意思”，如“曬比述評”幹部工作、開設“勤政先鋒榜”和“惰政曝光臺”等。次年8月活動進入總結階段，興仁縣提出幹部召回制度。

時任興仁縣委書記郭雲海是這一制度的主設計者之一，他曾對人民日報表示，因為常聽到下屬抱怨自己單位職工如何不服從安排，不遵守紀律，但讓他們報名單，大家又都不願得罪人，結果成了“都還幹得不錯”。在他推動下，縣里仿效“汽車召回”制度，推出了人事管理上的幹部“召回”制度。

時任興仁縣委組織部部長、現任興仁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譚雲臨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說，“商品出現問題了，要把它召回來。幹部是組織部派出去的，當幹部出現問題了，組織也要把他召回。其實用書面語言就是幹部能上能下制度，只不過召回更加通俗一點。”

2014年8月11日，興仁下發《興仁縣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辦法（試行）》的文件，規定將對完不成任務、鬧不團結等12種不勝任現職情形的幹部實行召回，根據情節輕重處以“集中教育、跟蹤考察、組織處理”等三種方式進行管理。

文件下發後，新鮮的“召回”字眼，讓許多基層公務員議論紛紛。“是否執行得下來？召回後達不到處分標準，按照公務員法或者事業單位管理條例規定，達不到辭退、改聘的要求，怎麽辦？”某鄉鎮紀委書記宮偉說。

與宮偉一樣，大多數人一開始都持觀望態度。直到強制分配指標的命令下達，大夥才知道縣里“動真格的了”。

據多位公務員回憶，當時興仁縣下派指標，每個單位都必須出人，“35人以下單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單位至少召回3人，中間規模的單位召回2人”。

文件僅規定了被召回情形，但是判定這類情形的標準以及選出召回幹部的方式，都由各單位自行決定。

當時在興仁縣的各級單位中，有些單位甚至沒有規章制度，大多數單位即使有規章制度，不少也處於“掛在墻上”的狀態，如何選出一個被召回對象，大家都沒有準備好方案。

在硬指標的巨大壓力下，最終，民主測評成為了大多數單位選出被召回對象的方式。全單位同事一起對單位成員的業務表現、工作態度等情況打分投票，居末位的人被召回。也有單位由於人數太少，召回幹部會影響工作，最後領導選擇將自己召回。

一位被召回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單位領導同事都對他“評價不錯”，但是“縣里要把這個制度推出來，必須要有人去”，自己在民主測評中居於末位，無奈就成了召回對象。

攤派指標的做法，讓一些被召回幹部感覺委屈。一位曾為召回幹部進行培訓的黨校老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曾聽到多位被召回幹部向他抱怨，自己工作並不差，但單位必須選出一位，不得已為集體“犧牲”。

私下里議論中，一些幹部認為這種方式並不科學，“人緣關系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主測評的結果”。

作為制度設計者之一，譚雲臨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末位淘汰和民主測評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辦法，但是在工作開始之初，我們需要有一個突破口。”

“當時末位淘汰和攤派指標爭議最大。”譚雲臨說，為了突破第一個瓶頸，他向各單位一把手表示，“要用末位這種方式，是因為你們不作為，就要倒逼你們建章立制”。

當時與譚雲臨搭檔的興仁縣組織部副部長石鳳初也說，“下指標”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一個單位總會有幹得好的和幹得不好的”。

2014年9月，幹部召回制度交出第一份成績單。興仁縣第一輪共召回不勝任現職幹部148人（科級幹部25人）。其中，集中教育125人，免職1人，辭退或解聘5人，跟蹤考察2人，轉崗15人。

“被紀委拍下照片時，桌子上的水還是滾燙的”

在黔西南州活動辦主任梁喜明看來，興仁縣第一次就召回148名幹部的數據，“震懾了全州”。在州主要領導的重視下，9月24日，黔西南州委常委會決定：在全州範圍內開展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工作。

才在興仁試點一個月的制度要在全州推廣，操作上的難題逐漸浮出水面。首先要解決召回標準的問題，興仁縣提出的12種召回情形，並不適用於全州。

當時有兩種意見爭論得厲害。一種主張出臺細、周、全的統一標準，全州一盤棋。另一種則主張州里出原則性政策，各個縣市各單位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標準。

最終州里選擇了後者，原因在於“所有惰政情形根本無法窮盡，拿到基層也沒有操作性”。按照這一思路，州里出原則性政策，各縣區、單位據此制定實施細則。

各單位的規定五花八門，比較普遍的內容包括：幹部出現失誤，任務不能完成，班子不團結，有連續曠工情況，不請假外出，鄉鎮駐村幹部走讀，上班開會打瞌睡，被紀委暗訪通報批評等等。出現這些情形的幹部將被召回。

公務員李毅所在的單位，當時也公布了本單位的召回幹部管理細則。按照規定，單位需要開會學習管理細則，但當領導念到其中的一條時，“我們單位要求不按規定過斑馬線遭抓了，也要被召回”，李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全場哄堂大笑，最後領導自己也笑了。

幹部召回在全州推開後，幹部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則被重新遵守，例如過去淪為形式的考勤，被擺到了重要位置。

在安龍縣委，南方周末記者發現了一本簽到本。縣委宣傳部幹部蔣先學介紹，如今連部門一把手也要嚴格考勤，如果外出開會，還需要向辦公室報告。4月24日下午兩點半，安龍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楊盛意在辦公室接受媒體采訪，沒來簽到，辦公室專門打來了電話詢問。

在安龍縣委會議室門外，每到開會時間也會臨時多放一張桌子。據工作人員介紹，開會無論是誰都需要簽到，如果不簽到，到時候各個單位辦公室核對不到，就算缺勤處理。

“簽到”令一些人頗不適應。安龍縣一名副縣長，有一次就遭遇紀委暗訪，被質問“怎麽不簽到”。這個副縣長負責農業口業務，常常要外出下鄉。

在安龍縣衛計委，一名業務骨幹被評上“惰政之星”，個人照片被登在單位的大門口，原因正是“一次上班遲到”。與這位骨幹一起被掛在惰政曝光臺的，還有剛入職安龍縣人民醫院不到兩年的住院醫師鐵余鴻，他的錯誤也是一件小事，“病例沒給主任簽字”。

一旦被上級通報，就屬於“一票否決”、必須被召回的對象。鄉鎮幹部王飛和他的同事們現在最害怕紀委，他們單位有一位同事僅是在桌子上瞇了一會，就被召回。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他同事因為重感冒倒了杯水準備吃藥，結果遇到紀委暗訪，“被紀委拍下照片時，桌子上的水還是滾燙的”。

根據梁喜明統計，被召回的幹部中，兩個群體比較突出，一是接近退休的幹部，這部分人往往是由於工作懈怠被召回。另外就是剛進來的年輕幹部，因為業務、工作失誤被召回。最常見的召回情形集中表現為兩點，一是作風問題，也就是常說的“冷硬橫推拖”，另外就是惰政，既不犯錯，也不幹活。

目前，李毅的單位還沒有人因為不走斑馬線被召回，但是李毅仍然有些害怕，“萬一被逮到，被召回還是有點丟臉”。

全州推廣之初，阻力自然不少，梁喜明說，“一是一些幹部認識不到位，膽子不夠大害怕得罪人，召回名單報不上來。二是被召回幹部也有些情緒”。

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黔西南州州委書記張政曾坦言，現在一些領導幹部不僅“惰政”甚至還“躲政”，認為提拔當了領導就等於上了保險，幹與不幹沒關系、沒人管，壞了幹部風氣。“幹部‘召回’引起大反應，說明造成了壓力，帶來了殺傷力。”

2015年年初，張政曾連續11天上門約談，當即就召回了4名縣委常委。

譚雲臨介紹，在興仁縣，為了保證這項制度落實到位，“如果你們單位召不出幹部，但是工作又沒有幹好，那麽就要召回一把手”。

“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大半年來，整個黔西南州被召回幹部已有1668名。按制度設計，幹部召回後有集中教育、轉崗、降級降職等幾種處理方式，最為主要的還是集中學習。

幹部的“回爐”教育主要依托黨校進行。學習內容主要是各類法律法規、黨建理論教育、觀看教育警示片、撰寫學習心得這四部分。

差別主要體現在學習時長和學習強度上。一些縣較為嚴格，不但規定學習時間長達一周，而且實行封閉式管理，甚至會安排軍訓。如安龍縣和晴隆縣就是一周的全封閉式管理，早上6點鐘便要起床跑操。有些地方也會加入一些特色內容，如興仁縣的召回幹部就需要到縣里面最為艱苦的中心項目去參觀，“看看那些單位的同誌‘5+2，白+黑’的工作，讓他去感受到自己不足”。

中國法律援助誌願者劉松律師，曾兩次為望謨縣的召回幹部提供行政法的培訓。在與這些幹部交流過程中，他發現大家的心結還是在於面子問題；另外一些幹部覺得在外學習耽誤工作，還要花錢，有經濟損失。但由於召回並不記錄檔案，對他們的仕途影響並不大。

晴隆縣花貢鎮人社中心的章俊就因為一次工作遲到而被召回。當他走進晴隆縣委黨校報到時，他感覺“五味雜陳，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將會怎樣看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永遠地鉆下去”。

梁喜明介紹，在參加集中教育培訓的人當中，有70%的人考核合格後可以回到原來崗位上班，但仍有30%的人將面臨“跟蹤考察3個月、轉崗、待崗、免職、降級降職、辭退解聘”。

興仁縣史誌辦原副主任熊忠衛就面臨轉崗。在接受過集中教育之後，他通過“招拍掛”的方式，轉崗到回龍鎮擔任該鎮副鎮長。

召回制度實施大半年來，黔西南州紀委提供的暗訪情況顯示，2014年4月至8月，月均發現各級幹部違反作風建設規定問題十余起，最多的一個月達20起。不過，在“召回”制度實施後，2014年12月份僅發現並查處3起。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發現，對召回制度感觸最為深刻的，當屬各個單位領導。“人好管了。”一位官員說。

幹部召回的殺手鐧，無疑是“攤派指標”和“末位淘汰”，這也是爭議最大的地方。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昕就覺得用“抓壞蛋”的方式召回幹部不妥。“評估一個人要長期、穩定的評估，不能因為一兩件事來決定。”

在黔西南州，攤派指標和末位淘汰的做法也在修正。據梁喜明介紹，從第二輪召回開始，要求不準攤派指標。一個單位允許幹部零召回，但沒有幹部被召回的單位，需要提交報告，且該單位將被列為重點工作對象。一旦發現存在問題，單位的領導班子將面臨問責。

“末位淘汰現在也不建議使用，還是要根據召回情形，事實依據要清楚；如果用末位淘汰或者大家投票，這就存在有些人人際關系不好被召回，實際上他沒有什麽錯誤，這個做法不太科學。”梁喜明說。

實際上，幹部被召回後，重新回到工作單位，壓力也不小。一些召回幹部學習歸來或調崗後，感覺單位氣氛“微妙起來”。例如李毅所在的單位，有一名女同事因為民主測評排在末位被召回學習，如今回到單位，同事們都小心翼翼的，“從來不在她面前提到那個敏感詞”。

（應受訪者要求，宮偉、李毅、王飛皆為化名。）

貴州山洞　看見鴻海轉型秘密

最後一季度：地方投資“百日大會戰” 貴州、海南樣本

2015年下半年，地方版穩增長大手筆不斷，貴州、海南均提出突擊式的“百日大會戰”，甚至一天開工數百個項目。

在融資平臺受限、金融機構惜貸的背景下，密集開工的項目從何處融資，成為難題。

躍躍欲試的民間資本能否借道PPP成為投資潮的接棒者，還取決於政府能否給他們吃下一顆“定心丸”。

一天開工389個項目

9月底以來，貴州明顯加快了重大項目開工步伐。僅9月28日一天內，貴州就集中開工了389個重大項目，總投資2080億元。

藍色的施工圍欄將主幹道分成兩半，擁擠的車輛、人流被疏導到馬路邊上通過，圍欄里巨型掘土機的黃色機械臂旋轉、揮舞，連同高分貝轟鳴的發動機聲，一起淹沒在車水馬龍之中。

這是2015年11月2日的貴州省貴陽市公園北路，城市軌道1號線的施工現場。

貴陽城市軌道交通1號線預計全長33.6千米，總投資為193.7億。按計劃，投資177.3億元的貴陽軌道2號線，也將於2016年開工。

軌道交通建設是貴州省一場名為“百日會戰”行動中的重點項目。在這場“會戰”中，貴州希望通過600個重點推進項目帶動全省8683個重點項目加快建設——9月底以來，貴州明顯加快了重大項目開工步伐。僅9月28日一天內，貴州就集中開工了389個重大項目，總投資2080億元。

同時提出“百日大會戰”的，還有海南省。海南提出的目標是，9月20日至12月31日活動期間，要完成新開工項目500個。

不僅是貴州和海南，許多省份的四季度重點工作，都是強調以擴投資來沖刺穩增長，尤其是要抓重大項目的進度。

湖北省表示，在三大需求中重點抓投資，狠抓重大項目招商引資、簽約落地和建設推進；山東省強調，要加大項目建設和重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陜西和甘肅也指出，全力加快項目建設進度，力爭四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有新的躍升。

“窮地方不能靠消費，不能靠出口，所以貴州還是要靠投資，投資就得靠上項目。”貴州省發改委項目投資處副處長楊道斌告訴南方周末，貴州有一大批投資計劃在第四季度集中上馬，其中的邏輯正是在此。

近兩年，貴州的經濟增速排在全國前兩位，但按人均GDP算，它仍是全國最窮的省。2015年上半年，全國各省市唯有重慶、貴州經濟增速保持兩位數，分別達到11%和10.7%。但同時，2014年貴州人均GDP僅為2.64萬元，排名全國末位，離小康社會的重要標準——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1.8萬元，還有著遙遠的差距。

“發展壓力還是很大的，2020年貴州要與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沒幾年就到了，這是貴州的使命。”楊道斌說，“這些項目都是百年大計，對省內的產業比如鋼鐵、水泥，是直接的推動。基礎設施好了，對未來的發展也是支撐。”

在沿海發達地區，投資的邊際效應遞減現象日益明顯，經濟刺激的作用越來越有限。但在欠發達地區則不然。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就貴州省而言，2014年投資對經濟的貢獻率在70%左右。

“跟去年同期的投資量相比有回落，經濟增速就出現回落。”楊道斌說。

與貴州類似，今年前三季度，海南8.2%的GDP增速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3個百分點，但其“穩增長”的壓力依然不小。“海南的經濟基礎薄、基數小，GDP增速是很快，但壓力還是很大的。”海南省發改委辦公室一名負責人說。

“突擊”會戰

海南提出要發揚“5+2”（指一周七天不休）、“白（天）+黑（夜）”、“馬上就辦”、“釘釘子”精神，確保重點項目建設按時間節點推進。

為穩增長，2015年貴州和海南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投資計劃。

貴州省2015年原計劃固定資產投資目標達1.5萬億。2015年3月份印發的《海南省2015年重點項目投資計劃》，安排省重點項目393個、總投資15852億元，2015年度計劃投資1721億元。

但1-8月，貴州完成投資額度僅為5389億元，僅為全年目標的三分之一。

“主要是因為政府融資困難，受市場緊縮的影響，財政壓力比較大，方方面面都要用錢，最起碼要保障政府機構的基本運作，基本的民生保障。”貴州省發改委一位官員說，“財政要幹的事情很多，投資項目只能往後排。”

2014年10月，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43號文”），明確界定政府與企業舉債的主體債務責任、剝離原有融資平臺的政府融資職能。

幾乎與此同時，金融機構支持投資的力度也在減弱。

“債務算是可控的，但是不能再借新的錢了，國家也不允許再借了。”一位接近貴州省金融辦的人士表示，43號文對地方的投資能力影響非常大。

到了第四季度，全年的投資計劃眼看著岌岌可危，而2015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6年來首度“破7”，壓力也驟增。

突擊式的“百日會戰”應運而生。

2015年8月，貴州省召開重點項目建設百日會戰動員大會，省長陳敏爾做出批示，並成立“貴州省重點項目百日會戰聯席會議辦公室”，牽頭部門對牽頭推進的項目，每月不少於兩次到現場進行100%全覆蓋督導，對每個項目建立工作臺賬，動態把握項目進展情況，每天報送調度情況。貴州省常務副省長秦如培表示，為確保百日會戰的目標實現，將打通“審批手續”“征地拆遷”“資金供給”等綠色通道。

從項目開工情況看，8月至10月15日貴州全省百日會戰項目共開工建設706個，以馬嶺水利樞紐工程、甕馬鐵路、貴陽軌道交通2號線一期工程為代表的一批重點項目實現開工建設。

從項目建成情況看，8月至10月15日，全省百日會戰項目共建成364個項目，惠水至羅甸高速公路、烏江構皮灘水電樞紐翻壩運輸系統工程等一批重點項目提前建成。

海南則派出10個督查組，在全省開展投資項目“百日會戰”專項督查。

於2012年12月動工建設的海秀快速路，被列入“百日會戰”重點項目。但這條規劃全長18.42公里的城市高架橋快速路在施工近40個月後，離竣工通車似乎仍遙遙無期。2015年10月，海南省海口市委、市政府做出決定，因征地拆遷工作滯後，項目征收實施工作進展緩慢，分別對四名相關責任人進行“責令書面檢查、誡勉談話、通報批評”問責。

“百日會戰”成為全省上下工作的中心後，在海口舉行的一次“三嚴三實”教育座談會上，政府提出要發揚“5+2”（指一周七天不休）、“白（天）+黑（夜）”、“馬上就辦”、“釘釘子”精神，確保重點項目建設按時間節點推進。

綠色通道也出現在海南省的“百日會戰”行動中。

海口生物資源示範中心項目在2015年5月26日完成選址，除了兩個招標內容時間不能壓縮外，其它準備工作都在很短時間內完成，9月29日便正式動工。“給我們批了‘路條’，環評、水土保護、地質災害評估同步搞，非常快。”項目負責人陳興耀說。

“救火隊員”PPP

“國家的錢不好拿了，要符合各項要求才可以，達到要求不容易。”

“百日會戰”行動在短時間內，集中力量使項目密集開工，但43號文後地方政府搞建設遇到的最大瓶頸——資金短缺，依然是個難題。

“軌道1號線要上百億，明年還要建2號線，也是一大筆錢。”貴陽市發改委一名相關負責人說，要想完成全年任務仍有不小的壓力。

據貴州省發改委提供的數據，截至10月15日，貴州全面推進的8683個項目，共到位資金3082億元，占目標任務的56%。其中，1708個省重大工程和重點項目共到位資金1542億元，同比增長43.5%，占百日會戰目標任務的60%；省級重點推進的100個項目共到位資金437億元，占百日會戰目標任務的58.5%，完成投資424億元，占百日會戰目標任務的57.3%；市縣級重點推進的500個項目共到位資金309.7億元、占百日會戰目標任務的53.1%，完成投資307億元、占百日會戰目標任務的52.7%。

這意味著，完成投資僅僅只有目標的一半左右。

“從項目建設推進的情況看，主要的現實困難還是資金問題。”楊道斌介紹，一方面受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政策的影響，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受去杠桿化影響，金融機構放貸更加謹慎，加上資本市場融資的門檻限制等原因，造成資金緊張。再加上經濟下行、市場緊縮，一些產業類項目的進展也不樂觀。

“我們現在是積極爭取上級資金，落實配套建設資金；加強與銀行機構的溝通對接，爭取更多信貸支持；還有就是創新融資方式，擴大融資渠道，提高直接融資規模等。”楊道斌說。

而PPP，則成為新的救星。

地方融資平臺受限之後，貴州、海南一方面嘗試爭取重點項目能夠納入“國家的盤子”：2015年，財政部公布了全國第二批206個PPP示範項目，總投資金額達6589億元。其中，海南省有海口市南渡江引水工程等9個項目列入全國示範，總投資額56.68億元。

楊道斌說，財政部的PPP示範項目對地方有一定的配套資金支持，多投在沒有收益的公共項目。

“但國家的錢不好拿了，要符合各項要求才可以，達到要求不容易。”這些要求包括：程序的競爭性、社會資本的真實性、運作方式的合理性、交易結構的適當性、財政能力承受的持續性等。

出於對壞賬率上升和地方債風險的擔憂，銀行對貸款發放也日趨“謹慎、嚴格”。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只得把融資的目標轉向了社會資本。

去年，貴州省政府召開的融資推介會，共推出105個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具體多少個談成，還不知道。”前述發改委官員說。

今年，貴州省出臺了《關於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實施意見》，通過股權、債權、投資擔保、政府獎勵、差異化信貸支持等方式，力推PPP模式。

能不能給一顆定心丸

民營企業都合作興趣濃厚，同時又表達了困惑，“最害怕的是政策變來變去，承諾不能夠兌現。”

對民營資本來說，這意味著機會，但也充滿著不確定性。

2015年1至5月，貴州省社會融資規模達到1928億元。貴陽市城市軌道交通有限公司一名相關負責人介紹說，貴陽軌道1號線項目資金來自銀行貸款，而2號線計劃采用PPP的模式融資。

2015年4月，貴州舉行的PPP推介會上的推出101個PPP項目，落地項目也只有十幾個，很多仍在接洽中。

“感興趣來接洽的社會資本有很多，也不知道哪來的，反正都很有錢。”上述發改委官員說，“但是談到具體的細節，比如股權占多少，收益怎麽分，多少年收回，就非常謹慎，他們對預期也比較高。他們有錢找項目的問題，我們有項目找錢的問題。”

對民營資本來說，在資產快速增值階段，投資規模大、周期長、回報率低的民生工程、基礎設施建設不太能入民間資本的法眼，而在“增速調擋”大環境下，這些大項目反而成了有著長期穩定現金流收益的優質項目。

上市企業蘇交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民營企業的身份參與了貴州PPP產業基金項目，並派出代表劉新民擔任副總經理參與管理。劉新民說，產業基金入股PPP的模式，是民營資本涉足收益及現金流穩定的基礎設施領域建設的絕好途徑，“而且基礎設施產業鏈長，能夠帶動蘇交科相關業務的拓展。”

陳興耀介紹說，海口生物資源示範中心項目引入了四川的民營企業北控廣和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控廣和”）的參與。對於民營企業而言，最感興趣的就是將來能獲取穩定的政府補貼、采購。

“不過現在還只是口頭承諾，細節到時候慢慢再談。”陳興耀說，除了北控廣和以外，與其接觸的民營企業有6家，都合作興趣濃厚，同時又表達了困惑，“最害怕的是政策變來變去，承諾不能夠兌現。”他說。

貴州PPP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入選了財政部的PPP示範項目，公司董事長路祖強說，在當前政府債務率普遍較高，投資人對基層政府的償債信用抱有疑慮的情況下，明確政府項目支出納入財政預算管理，有利於降低PPP項目信用風險，提高對投資人的吸引力，“你想讓我進來可以，一定要讓我了解你的財政情況，把項目納入預算。”

貴州全面布局大數據產業 欲建成“中國數谷”

貴州全面布局大數據產業 欲建成“中國數谷”

一財網 邵海鵬 2016-01-17 17:49:00

5年前，貴州拉開工業強省戰略大序幕。“十二五”時期，全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由“十一五”末的2963家增加到2014年的3685家，實現總產值由4206億元增加到9598億元。2015年前三季度，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到2621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