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王室:用「藝人經紀」的商業模式瘋狂吸金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52687.html英國威廉王子的妻子凱特王妃22日晚順利產下一名男嬰,不僅成為全球媒體追逐焦點,還成功地刺激了英國經濟的增長。王室添丁產生的最直觀影響體現在王室紀念品、節慶用品銷售和博彩行業。近年來,英國「喜事」連連:2011年舉行英國王室婚禮,2012年舉辦倫敦奧運會,這些喜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提振了國內消費者的信心,也有效促進了英國旅遊市場的發展。
小王子的「吸金效應」
知名經濟諮詢機構IHS的英國首席經濟學家霍華德·阿徹表示,王室寶寶的出生或許能給英國經濟帶來短暫、小規模的正面刺激,提振消費者的樂觀情緒。英國零售研究中心預計,王室寶寶的出生可能為英國經濟新增約2.4億英鎊(約合3.7億美元)產值,因為消費者會購買食品和酒水飲料慶祝,與英國王室相關的紀念品、玩具、書籍和音像製品銷售也會有所擴大。
美國《新聞週刊》專欄作家丹尼爾·格羅斯打趣說,刺激政策的作用是促使消費者把未來消費提前到眼下進行,就這點而言,過去一個多月裡,王室寶寶的出生效應似乎做到了這一點,起碼全球各國媒體人士紛紛飛往英國,購買了昂貴的機票,預訂了價格不菲的酒店,國內外遊客也趕在這個黃金旅遊季節前往倫敦。
自22日早晨傳出凱特王妃即將分娩的消息後,英國母嬰產品品牌Mothercare股價高開高走,盤中漲幅一度突破3%。截至收盤,該公司在倫敦證交所交易的股票上漲2.04%。
另外,博彩公司設下了王室寶寶性別和姓名的「賭局」。英國博彩公司22日透露,關於王室寶寶性別、姓名和具體出生時間的賭注總額度已超過153萬英鎊(235萬美元),這意味著公司已經穩入15.3萬英鎊(23.5萬美元)利潤。
英國的「紀念品經濟」
數據顯示,前年威廉和凱特大婚時,全球民眾大概消費了價值1.99億英鎊的紀念品。去年女王登基60週年慶典和奧運會紀念品賣出了3億英鎊。英國零售業研究中心估計王室寶寶的誕生將為英國零售業市場帶來超過2億英鎊的收入。
6月份以來,各大經濟分析機構開始上調對英國經濟增長的預期。IHS 7月19日將今明兩年的英國經濟增速預期值由此前的1.0%和1.6%分別上調至1.1%和1.8%。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統計俱樂部上週將其對今年英國經濟的增長預測值由早前的0.6%大幅上調至1.1%。本月早些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將今年英國經濟增速預測由0.6%上調至0.9%。
最會「賺錢」的王室
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王室之一,英國王室也是最會「賺錢」的王室。
每次英國經濟不景氣的時候,英國王室都擔任「救火隊員」的角色。
而此次,皇室成員也借王室寶寶生財。寶寶的爺爺查爾斯王子的郊區商店開始售賣手工縫製的嬰兒鞋,凱特的父母米德爾頓夫婦經營的派對用品網站,推出了一系列「慶祝寶寶降生」的禮物和用品。
此外,英國最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英國王室」這一品牌。早在1155年英國國王亨利二世就向名為Weavers的公司頒發了第一份「皇室御用委任狀」。從那時開始,英國皇室認證歷經千年而不衰,成為英國乃至世界最權威的認證之一,更成為無數品牌夢寐以求的殊榮。
英國王室的收入來源(來源:光明網 )
每年的政府預算都有一大筆俸祿給皇室的,不過主要是給女王和皇儲。另外他們還有私人領地,從這些領地上取得的收入是不用納稅的!!
英國王儲查爾斯除了擁有顯赫的地位和身份外,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富翁。據英國媒體近日披露,在2004至2005財政年度中,查爾斯的個人收入大幅增長了11%,達到1330萬英鎊。
「地主」查爾斯
大多數英國富翁都靠地產起家,查爾斯也不例外。在上個財政年度,王儲從康沃爾公爵領地獲得的收入就高達1300萬英鎊(稅前)。
康沃爾公爵領地是1337年英國國王愛德華三世為自己的大兒子建立的。領地範圍包括英國20個郡中的5.485萬公頃土地,這些土地大部分都位於英國西南部,其中包括許多商業地產、建築群以及金融投資公司。
到查爾斯這一代,大部分企業並不會帶來很多利潤,但好在能夠收支平衡。讓查爾斯賺得盆滿缽盈的是領地內一些黃金地段的物業出租收費。由於英國國土面積並不大,土地和物業租金升幅巨大,而皇家領地顯然升值的速度更快。
這部分土地為查爾斯帶來的收入幾乎佔據了查爾斯全部收入的3/4,目前由專業的物業管理公司代理管理。
國家補貼近500萬英鎊
能花納稅人的錢是查爾斯區別於其他英國富翁的地方,這足以讓他沒事偷著樂。
在上一財政年度中,查爾斯出席了500多次公務活動,其中包括103次海外活動,這些活動共花費了納稅人100萬英鎊。另外,政府還需要為他的官邸克拉倫斯大廈以及在倫敦的居所和辦公室的120萬英鎊花費買單。雖然遭到民眾的一些反對呼聲,但英國政府還是為查爾斯提供了通信、財產保險等費用合計為268萬英鎊。
食品公司異軍突起
1990年成立的皇家莊園特產公司曾經讓查爾斯頭疼。這個公司專門研究用有機方法種植、培育食品。但由於英國人一直不買有機食品的帳,該公司經歷了長達12年的虧損,一度淪為著名的「英國皇室笑話」。
直到2003年,隨著英國人認識到有機食品的好處,皇家莊園特產公司的產品才開始受到青睞。該公司除了給皇家廚房提供原料外,還經營香腸、餅乾等食品。今年甚至還推出了花園家具等多元化的全新產品。
該公司的銷售額高達4000萬英鎊,但由於成本較高,獲利僅100萬英鎊。自從該公司盈利以來,所有的收益都捐獻給了慈善事業。
賣掉禮物賺外快
據王室內部消息,查爾斯每年參加大量的社會活動,收到的禮物不計其數,除一部分用於收藏外,每年他都會賣掉部分來自世界各地的禮物,換來的錢則收入自己的錢包。查爾斯一般在每年萬聖節之後選擇拍賣的方式來處理這些禮物,其中不乏一些奇珍異寶。每年拍賣的收入大概在300萬英鎊左右。
日常生活花費不菲
雖然查爾斯的收入豐厚,但根據英國法律,他仍然要繳納各種稅金。上一財政年度中,查爾斯共繳稅520萬英鎊。
除正常納稅外,查爾斯也需要在很多地方大把地花錢。他僱傭的135名全職或兼職工作人員開支就是一筆巨大的支出,這包括其慈善機構的工作人員以及廚師、貼身男僕、園丁等等,這些人在該財政年度中從他口袋裡拿走了380萬英鎊。
在各種官方和慈善活動中,查爾斯花費了610萬英鎊,另外還有50.7萬英鎊用於舉辦招待會,3.5萬英鎊用於捐贈和購買禮物,7.2萬英鎊用於繳納水、電和煤氣費
從《好聲音》到《爸爸去哪兒》,電視新產業催生港台藝人內地淘金熱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828/145216.html
全中國最著名的四把轉椅突然空出了一個位置。
節目開播前半個月,在已經簽完合同、參加完發佈會之後,羅大佑突然宣佈退出《中國好聲音》。變故令外界揣測紛紛,官方說明是因為檔期衝突,不得不捨棄;更多人猜想是因為導師內部不和。無論真相如何,所有人都對一件事心照不宣:空出來的這把轉椅,等的還是一位來自港台的音樂人。
7月18日,《中國好聲音》第三季開播,成名於1980年代的台灣歌手齊秦出現在轉椅上,成為這檔綜藝節目的四位導師之一。這是《中國好聲音》播出三季以來的潛規則——導師之中,必定有一位或者兩位是港台藝人。齊秦之前,活躍在節目裡的是庾澄慶、張惠妹。
《中國好聲音》只是個縮影,邀請港台藝人擔任導師或嘉賓,已經成為內地許多綜藝節目的標配。
香港音樂人、《我是歌手》音樂總監梁翹柏,已經選擇定居北京。《我是歌手》節目錄製期間,梁翹柏每週有三天時間會待在長沙馬欄山,那裡的湖南廣電中心已經是內地最有影響力的節目生產地。在湖南衛視1200平方米的攝影棚裡,梁翹柏合作的對象經常是來自香港樂壇的熟面孔,比如搖滾樂隊Beyond的主音吉他手黃貫中,這支樂隊從1980年代就開始走紅;或者是新生代歌手鄧紫棋,她最後成為這檔綜藝節目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來自台灣的庾澄慶、王偉忠也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到內地綜藝節目的製作中。庾澄慶在《中國好聲音》裡承擔導師和半個主持人的職責,被認為是這檔節目不可或缺的成功因素;王偉忠除了為東方衛視《中國夢之聲》擔任評委,還在上海運營著一家傳媒公司,試圖開始在內地製作節目。
一個事實是,這些還只是負責台前部分的港台明星。在觀眾看不到的幕後,還有更多來自港台的技術人員構成內地電視產業的齒輪。他們出身於港台業已成熟的電視工業體系,帶著以往的工作經驗和些微不適應感,一起推動著內地綜藝節目的大車,轟然駛向市場。
切中觀眾口味
梁翹柏幹著一份壓力頗大的工作。《我是歌手》每期都有7位明星登台,現場樂隊配樂加上節目前的編曲和現場調度,每錄一期都相當於做一場明星演唱會。
「嘩,就好像三個月裡做了13期王菲巡迴演唱會那麼多。」梁翹柏坐在位於北京的工作室裡,手裡擺弄著一把吉他,對《財經天下》週刊說道。
作為曾經操刀過陳奕迅、王菲等人演唱會的製作人,梁翹柏在音樂圈裡的聲望頗高,但此前他的名聲主要在港台音樂發燒友中流傳。拜《我是歌手》所賜,現在的他稱得上是位大眾明星。《我是歌手》第二季裡,當他在節目裡突然被主持人張宇點名唱歌,獲得的掌聲和歡呼聲已經不低於同期參加節目的明星選手。
參加這檔節目之前,梁翹柏與電視圈的淵源還沒有這麼深,而現在他已經是各大內地電視台爭相邀請的對象,很多製片人認為,請到了他,一檔音樂節目的品質就算有了保證。
梁翹柏最信賴的合作夥伴是《我是歌手》總導演洪濤。2012年9月,兩人第一次見面,洪濤興奮地在筆記本電腦上向梁翹柏展示《我是歌手》韓國原版片段,向他描繪了這檔節目的宏圖:燈光用韓國的成熟團隊,調音台和音響用英國和法國的頂尖設備,歌手請最有實力的,採用現場樂隊……
這一切的前提是,洪濤得找到一位能夠把控住整體品質的音樂總監。對比洪濤描述未來時的激動,梁翹柏顯得異常冷靜,他問了一個很務實的問題:
「你想要什麼樣的樂隊?」
「最好的。」
最好的樂隊需要一定數量的頂尖樂手才能做到。梁翹柏之前在TVB最紅的音樂節目《勁歌金曲》擔任音樂總監時,樂隊由五六人組成,而這已經是為數不多的幾檔採用現場樂隊的節目之一,更多電視台由於缺乏資金以及現場控制經驗,只好以錄製好的伴奏帶替代樂隊。
梁翹柏可以輕而易舉地邀請到30位高水平樂手,這得益於他從1984年入行至今積累下的業內資源。問題是,電視台真的願意為此買單嗎?
以2012年7月浙江衛視《中國好聲音》的出現為分水嶺,內地各大衛視的綜藝節目進入新一輪激烈競爭。這檔號稱製作成本8000萬元、平均收視率破4的節目將同年其他綜藝節目遠遠甩在身後,其他電視台一時失去還手之力。洪濤手裡的《我是歌手》項目被湖南衛視寄予反超的厚望:同樣是音樂類節目,引進自國外的版權,有所創新的比賽形式……同樣地,湖南衛視也在預算上給洪濤相當大的空間。
3個月後,《我是歌手》刷新了梁翹柏對電視音樂節目的認識。錄影棚裡,舞檯燈光暗處,二十多名樂手排列兩側,其中有「香港第一吉他手」黃仲賢,也有由內地小提琴演奏家靳海音率領的絃樂團。洪濤當初所描繪的那些高配置音響硬件,也已經安裝妥當。
第一次,梁翹柏在一家電視台的錄影棚裡,聽到了可以媲美體育館演唱會的音效。更令梁翹柏訝異的是湖南衛視邀請到的那些歌手,這檔節目裡,有6位出身港台娛樂業的參賽歌手,接近嘉賓總數的二分之一。
「在內地做節目,其實應該以內地的歌手為主。」《我是歌手》總導演洪濤說,「但現狀是,內地知名度、演唱水平能達到這檔節目門檻的歌手相對較少。如果都集中在選秀歌手上的話,又會造成資歷上的同質化。」節目組選擇歌手的標準是在華語歌壇具有符號性,同時在年齡分佈上還得有層次感。根據這兩條準則來篩選,最後邀請函很難不落到港台歌手頭上。
再以這兩條標準推而廣之,便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會在電視上看到那麼多港台藝人的面孔——從《爸爸去哪兒》到《中國好聲音》,從《年代秀》到《中國夢之聲》,以往港台藝人大多只是在電影或唱片宣傳期時上某個訪談節目走下過場,現在,他們也像梁翹柏一樣,把好幾個月時間都耗在錄影棚裡,跟隨內地綜藝節目一起沉浮。
洪濤欣賞梁翹柏的工作表現,除了他身上有香港職場奉行已久的敬業和專業態度,還因為他提供的東西切中大多數觀眾的口味。他的音樂風格介於古典和流行之間,「不是特別前衛,但聽的東西又在潮流當中」。洪濤說,這樣的評價也適用於同樣來自香港的鄧紫棋。香港的電視市場雖然不大,卻已經有三四十年的發展歷史,流程規範成熟,在切中觀眾喜好方面,他們顯然更有經驗。
電視產業新中心
洪濤原本是一名電台主持人,在1990年代末轉型到電視台擔任編導。站在電視的門檻上,他的目光很快被正值鼎盛期的港台節目所吸引。「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達到人家那個水平呢?」當時他不止一次這樣想。
二十年前,長沙馬欄山是一片塵土飛揚的工地。日後這片土地的每一個角落,都會被循著《快樂女聲》、《我是歌手》等節目而來的粉絲踏遍。但當時還沒什麼人能想像到它即將迎接的輝煌。1990年代,內地多數電視台尚未上星,影響力最多只能擴散在本省。居住在沿海一帶的福建和廣東觀眾,電視娛樂要更為豐富一些。借助地理之便,他們偶爾可以接收到港台五花八門的綜藝節目。
那一年,收看人數最多的是一檔名為《超級星期天》的節目,主持人之一是庾澄慶。他剛由歌手轉做主持人,對節目裡的遊戲環節駕馭得並不算好,不過觀眾並不在意,這檔節目仍然大受歡迎。到了十年前,台灣製作人王偉忠推出一檔風靡一時的談話節目《康熙來了》,主持人蔡康永和徐熙娣酷愛即興發揮和口無遮攔,與內地同時期的訪談節目《藝術人生》形成鮮明對比。
「我們很早就跟內地的電視人合作過,覺得當初他們在執行力還有燈光、錄音各方面的技術是很薄弱的。」頭髮花白的王偉忠回憶說。他被視為台灣「綜藝教父」,由他擔任製作的娛樂節目最早可以追溯到1986年,除了《康熙來了》,《超級星光大道》、《全民最大黨》等多檔節目也是經他之手推出。
恰與如今這波港台藝人駐紮內地節目的潮流相反,在1990年代,內地藝人更嚮往能夠進入港台的製作體系,瞭解港台節目成功的原因。但由於市場容量和體系封閉的原因,能夠實現這一願望的人只是少數。
主持過《歡樂總動員》的演員張延是少數幸運兒之一。1992年到1995年,她是TVB的簽約藝員。在她還處於跟粵語搏鬥的階段時——那時她剛去香港不到一年,每天給自己定下的功課是用粵語數數,從1數到1000,然後再念當天的報紙,TVB已經把她安置在開播於1967年的綜藝節目《歡樂今宵》擔任主持。
張延隨即發現香港節目製作跟內地的不同,它以完善的體系最大程度上保證每個人都能做到及格,哪怕是毫無經驗的新人。「它會在很短的時間裡告訴你它要的是什麼,希望你做成什麼樣子。」港台的電視人在成熟的工業體系裡浸淫多年,無論是在製作意識還是流程效率上,都超出內地一大截。
但是,內地的製作團隊以另外一種方式在幾年內迅速抹平了這種差距。
2000年之初,《同一首歌》在央視開播,台灣導播徐德立被節目製作人孟欣邀請參與這一節目的製作。徐德立說,《同一首歌》都是跟各地政府合作,這意味著他能拿到的報酬頗豐,超過了他當時在台灣TVBS電視台裡的本職工作所得。
第一次給《同一首歌》做節目,徐德立就發現內地在硬件設備上已經不輸台灣,內地的拍攝機位甚至是台灣同類節目的兩倍。但是,剛剛進入娛樂製作生態的內地團隊,顯然還不知道如何操縱、調度那些設備,使它們發揮最大的效用。
來自港台的技術人員在這方面有更多的經驗,這方面《最美和聲》的聯合總導演陳為邦與徐德立有著同樣的感受。在進入電視這行之前,他曾經擔任過1997年齊秦北京演唱會的現場導演。從演唱會切入到電視行業,是台灣許多技術人員共同的職業發展路徑,徐德立也是如此。
從流程上來講,演唱會跟大型活動有諸多相似之處;在舞美技術上,某些演唱會甚至比大型活動更加先進。當時,內地辦過的演唱會少之又少,當電視台和政府想舉辦大型活動時,這批有過豐富演唱會製作經驗的港台技術人員,便成為內地團隊的座上賓。
他們將過往的經驗挪到電視當中,結果頗受歡迎。一方面,帶有政府性質的大型活動構成的市場需求越來越大,電視台開始快速翻新硬件設備;另一方面,來自港台的製作人以及技術團隊不斷被邀請到內地,幫助節目提高製作水平。
這種變化在政府最重要的大型活動——2008年奧運會前後達到頂峰。
「如果說之前國內的電視台設備都是在追趕的話,在2008年之後,整個水平已經完全超越了。」天娛副總經理、節目製作人馬昊表示。1997年大學畢業後,馬昊進入湖南衛視工作,是湖南衛視培養出來的第一代娛樂節目製作人。身材瘦小的她曾經製作過《快樂男聲》、《嗨!2014》等節目。在她看來,現如今內地已經取代港台,成為電視產業的新中心,其製作水平不輸給亞洲任何一個地區。
王偉忠也承認內地電視產業變化十分迅猛。「這幾次水平跳得很快,現在內地節目的舞檯燈光打得很好,台灣比不上了,現場這麼多機器,20多人收音,讓你一下到達一個地步。」
除了台灣「綜藝教父」的稱號,王偉忠現在多了一個新標籤:東方衛視《中國夢之聲》導師。節目裡他的定位是寬厚長者,在兩位明星評委黃曉明和韓紅互相調笑、極力展現自身魅力的時候,不斷試圖將話題拉回到選手的專業性上。而在鏡頭之外,他關注的同樣也是節目製作上的專業問題。
資本在推波助瀾
儘管從《中國夢之聲》這檔節目中感受到兩岸在節目投資上的落差,王偉忠個人推崇的還是以小博大、以創意為先的製作理念,而內地的綜藝節目發展顯然已經跳過那個時期,直接進入比拚資本和規模的階段。
北京奧運會之後,由政府主導的大型活動聲勢漸弱,尤其是2013年,政府明令提倡節儉辦晚會。2013年8月,《同一首歌》被央視停播,這個電視台與地方政府結合的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代表,正式退出螢幕。
其實,在停播之前《同一首歌》就已經不是人們關注的重點。在《非誠勿擾》、《中國好聲音》、《爸爸去哪兒》等幾檔現象級節目之後,省級衛視的競爭趨於白熱化,收視率被看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與收視率排名息息相關的,是廣告效益。
數據顯示,2013年湖南衛視、江蘇衛視、浙江衛視廣告收入分別為60億元、45億元、34億元。廣告收入支撐內地綜藝節目完成新一輪蛻變,有資本撐腰,節目創意唾手可得。
「現在內地的製作已經基本上和國際接軌,如果國外有什麼好的節目模式的話,過半年就會在內地市場上看到。」洪濤說,自己和其他電視台製作人一樣,每個月都會接到各種節目模式公司的邀請,觀看他們從英國、荷蘭、韓國、以色列等國家找到的節目模式。
2013年,各大電視台共引進、播出近30檔國外版權的綜藝節目。除了眾所周知的歌唱類節目,還有一大批節目在收視率競爭中尷尬地沉浮著,從舞台選秀到戶外真人秀,從跳舞到益智,從減肥到做菜,每家衛視都有一兩檔引進版權的節目,就連央視播出的掛著公益、勵志等口號的《夢想合唱團》、《超級減肥王》等節目,模式也來自國外。
電視台製作團隊只需要挑選、購買版權,將節目裡的某些環節進行本土化就可以了。其中,最關鍵的一步是將節目寶典裡的每一條細則都呈現出來——具體說來就是版權擁有方研發的節目製作指南,細節到選手定位、節目流程、燈光道具、情節設計等。
單單是從錄影場地上,就可以看到如今內地和港台節目製作在投入上的區別。在台灣,800平方米已經算是少有的大型節目錄影棚;而在內地,800平方米的棚比比皆是,1200平方米、2000平方米的錄影棚還在不斷建設中。
至於製作費,台灣節目至多40萬元人民幣一期封頂,而內地節目要想被認定為有競爭力,動輒以一兩百萬人民幣起步。
庾澄慶以版權節目《中國好聲音》兩季導師的身份重新被內地觀眾認識,他在台灣也主持著一檔引進版權節目《王子的約會》,版權來自於英國節目《Take me out》,接近於湖南衛視的《我們約會吧》和《非誠勿擾》。不過,這檔節目在台灣算不上很成功,在內地的影響力接近於零。
除了《王子的約會》,台灣沒有在引進版權節目上做更多嘗試。對台灣電視台而言,且不說後續製作的細節,首先在版權費這一環,就意味著是一筆可能無法消化的負擔。
「有人肯買單,這點是特別重要的。在台灣,就是沒有人可以買單。」接受採訪時,庾澄慶正在《嗨!2014》的錄製後台。這是由他擔任主持、天娛傳媒製作、在央視一套播出的一檔音樂脫口秀節目。在風頭被地方衛視完全蓋過之後,一貫保守的央視也開始嘗試給自己加上更濃重的綜藝色彩。
庾澄慶穿著鮮豔的紅色褲子,看上去一點也不像是1960年代生人。儘管三十年前就已成名,但庾澄慶身上仍然沒有太多歷史古舊感。當他在《中國好聲音》的舞台上,因為挑到一位自己喜歡的選手而伸著舌頭比劃著搖滾的手勢從轉椅上跳起來,沒有人會覺得他不合時宜。
庾澄慶沒有過時,當初推著他成名的台灣電視產業卻已經趨於沒落。台灣明令禁止綜藝節目有冠名和植入廣告,沒有廣告,節目的製作成本自然無法提升。台灣電視台越來越安於小成本的脫口秀節目,這類節目只需要小規模團隊就可以製作和維持。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電視從業者被蓬勃發展的內地產業所吸引,來到海峽這岸開始「北漂」生活。
「北漂」之路
「到內地打拚有什麼要注意的?」陳正飛常被問到這個問題,他是較早進入內地的台灣主持人之一。在內地零散地主持過一些音樂盛典之後,2010年末,他從台灣移居到北京,為湖南衛視、東南衛視等頻道主持每週播出的情感類、益智類節目,從生活到工作都徹底融入到內地的電視工業中。
「我跟他們說一定要搬過來。如果你真的用心做的話,就應該根深蒂固地融入到這個市場裡,才知道這邊怎麼說話、怎麼做事。」這是陳正飛給那些台灣同行的忠告。
現在,陳正飛坦然地將自己定位為一名「北漂」,他已經完全適應北京的飲食習慣、生活節奏,因為主持湖南衛視和東南衛視的節目,他甚至已經適應了另外兩座南方城市:長沙和福州。
陳正飛還必須適應內地的一些特殊情況,比如廣電總局的審查和限制。「邀請港台主持人要提前報給廣電總局審批,一檔節目裡的港台常駐嘉賓也不能太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內地製片人說,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港台藝人的數量。陳正飛就因為審批原因,錯失了湖南衛視和青海衛視的兩檔節目。
當然,限制並不能阻擋內地團隊以各種形式繞開政策、繼續邀請港台藝人。在《嗨!2014》錄影棚外豎起的海報上,印著庾澄慶大大的頭像,頭像下方寫著四個小字:「快樂大使」。
「其實他幹的就是主持人的活兒,怕上面盯得緊,所以叫『快樂大使』。」《嗨!2014》節目組對外一律稱庾澄慶為「快樂大使」,當記者在提問時稱呼庾澄慶為主持人時,他們還會刻意糾正。但私底下,大家都知道這不過是一種障眼法。
就連受審批之累的陳正飛也入鄉隨俗,懂得站在政策的角度考慮,認為對港台藝人有一定限制是合理的。他也已經習慣電視台對內容的一些限制,台灣脫口秀節目關於政治以及一些敏感話題的開放性探討,是絕不可能出現在內地電視上的。
比起這些麻煩,他更為遺憾的是自己沒有早幾年進入內地的市場。比他更早幾年進入市場的成功例子之一是《天天向上》裡的歐弟——失意於台灣演藝圈,卻在內地市場找到新高度的藝人。
不過,陳正飛是另外一個領域裡的先行者。2011年,他開始加盟愛奇藝自制節目《浪漫滿車》,屬於第一批在視頻網站主持節目的港台藝人。在視頻網站自制節目剛剛開始萌芽的時候,他就參與其中。視頻網站轉變成為內容製作平台是內地獨有的產業發展現象,在港台乃至全世界,都少有可以參照的坐標。
把陳正飛拉到視頻網站做節目的,是台灣製作人闕祥勳。
「台灣比較流行師傅帶徒弟的做法,從製作助理、執行製作再做到製作人,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積累。內地市場太大,視頻網站有空間,肯給機會,快的兩年就能成為製作人。」在愛奇藝,闕祥勳同時製作《愛夠了沒》、《浪漫滿車》、《愛奇藝愛電影》等多檔節目。他將陳漢典、陳正飛等台灣二三線藝人請來主持,這些節目投入不大,影響力尚不足以與電視台出品的綜藝節目相提並論。但依附於大公司的平台上,闕祥勳有大把機會可以實踐自己的想法。
他為此付出的一大代價是,自己被納入互聯網公司的管理體系,每天戴著工牌坐班,每週交考核績效,生活狀態與王偉忠那一代講求創意、天馬行空的電視製作人截然不同。在他面前,是一條沒有前輩走過,但是充滿無限可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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