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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產業經濟陷入複雜困局，亟須全社會第三次創業大潮

如今，面對環境汙染與經濟持續下行壓力，我國經濟轉型已是沒有回轉的空間，也不存在任何僥幸。否則環境汙染問題加劇，經濟增長動力消殆，經濟風險加大，我國附加值低的經濟結構面對全球競爭將顯得非常脆弱。因此，將產業轉型升級置於全球“空間與時間”的格局下來進行研究審視，尤其是在“互聯網+”這個時代，則顯得非常有必要。

（一）從歷史經驗來看，歐美地區最先完成前三次工業革命，各方面產業發展完備，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擁有無可比擬的產業發展基礎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歐美發達國家通過改革經濟體制，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建立起發達的教育與科研體系，順利地實現產業升級。因此，結合發達國家已產業轉型升級的共同點，我國必須解決經濟體制改革、健全法律體系，建立起現代化的教育與科研體系三方面重大問題。

由於歷史原因，我國並未真正實現工業革命，工業發展長期落後，直至新中國成立，才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從1978年開始，到目前仍然不完善，這直接制約了產業經濟健康發展。而經濟體制改革是產業轉型升級的核心，顯然這一道路對我們國家來說是任重道遠。

在法律體系建設方面，歷史上我國經過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使得法制基礎破壞殆盡。雖然在近30年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方面取得卓有成效，但仍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與市場經濟直接關聯的法律法規存在諸多不適應乃至缺漏，經濟發展當中行政幹預過多。根據中為咨詢觀察，在十八屆四中全會這個節點，中央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在中國共產黨93年的歷史上是首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因此我國產業經濟轉型升級面臨重要的發展機遇。

在教育科研方面，我國教育科研事業發展長期落後，尤其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是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存在不少差距，困難重重，主要體現在教育與科研體制改革上，近十多年未取得重大有效的改革進展，且未來改革道路依然艱難。若未來我國教育與科研體制不實現有效改革，將嚴重制約我國社會經濟的轉型升級。

（二）從歷史教訓來看，拉美地區未能成功實現產業經濟轉型，有這樣幾方面的原因造成，首先就是工業革命未完成，過早向福利型社會轉變，導致拉美實體經濟沒有發展動力，難以持續創造財富價值，從而造成拉美經濟體惡性循環；其二，當時國際環境使然，在日本及亞洲四小龍擠壓下，拉美未能抓住機遇，使得歐美產業轉移主要在亞洲地區集中地完成，導致亞洲經濟迅速崛起，拉美經濟體轉型空間受到整體縮小；第三，拉美地區雖然受西方制度影響，卻沒有建立起完整的教育與科研體系，教育科研水平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非常落後，且人才流失嚴重，中為咨詢認為因此也難以助推拉美地區經濟轉型。

對比我國發展現狀來看，我國目前還未進入福利型社會，一方面是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另外就是我國政府不願過早進入福利型社會，這樣會導致社會發動沒有動力，在這樣的環境下，可以持續調動人民創造財富與價值的積極性。但我們也必須看到政府若處理不好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同樣會影響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在國際環境來看，我國仍然是全球產業轉移的最大受益者，工業制造基礎能力相對來說雄厚（對比來看，上世紀拉美地區工業基礎比較薄弱，是其經濟轉型不成功的重要原因），這為我國經濟轉型提供了產業基礎；但作為全球十多年的制造大國，已開始面臨美國制造業回流，東南亞、南亞及非洲地區國家強有力的制造業競爭，且趨勢更為激烈，我國產業經濟轉型外部環境不容樂觀。

近年我國教育科研投入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但取得的科研成果產值占比卻只有10%左右，相比發達國家的30%-50，相差甚遠。面對10多年教育與科研體制改革的停滯，若再不改變，必然會影響到經濟的整體轉型。

（三）從現實局面來看，美國仍然引領全球產業經濟發展，一方面主要從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初開始，美國通過IT信息化革命並取得全面突破，拉開與歐洲國家及日本的差距，至今仍沒有相關國家可以與之抗衡。而日本失落的十年，既有“廣場協議”的內在影響，但更多是美國提前進入IT信息產業發展時代，使得日本喪失新一代產業機會。這對我國來講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須及時準確有效地抓住新興產業發展機會。另一方面就是美國的金融產業，現今美國金融服務產業位居全球絕對領先的地位，其通過金融系統影響全球經濟發展，並為本國產業經濟發展謀取便利，也是美國軟實力的重要體現。根據中為智研觀察，對我國來講，如果只有“硬”制造產業升級，沒有創新強大的金融系統作為支撐，很難說是一種產業經濟升級。

另外西歐國家、日韓及我國臺灣地區仍然保持傳統產業發展競爭力，其並不願意放棄自身已有產業優勢，並力爭取得更進一步發展。譬如，我國家電與電子信息產業與日韓及我國臺灣地區形成正面沖突，高端裝備制造業方面則歐美日形成直接競爭，生物醫藥產業仍然要與傳統歐美日等國家競爭，顯然我國產業經濟轉型升級路艱巨。

雖然近年我國高附加值產業取得較快發展，並能夠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但仍然處於產業鏈制造的末端，很少具有創新性的產品出現。而產業升級往往需要改革創新的伴隨，尤其是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必須有制度保證，最先進的制度往往很容易誕生最先進的產業創新成果，無論是我國IT科技產業還是金融產業，這些都需要改革配套來實現。現今我國產業經濟創新環境不足，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這些掣肘著我國產業經濟的轉型升級。

（四）從我國國情來看，我國仍然以中低端制造業為主，並且大規模存在，這些產業往往是就業群體的主要對象，同時也是出口貿易的主體，但這些企業卻消耗大量的資源，排放大量的汙染物，形成產業發展根本矛盾。根據中為咨詢網觀察，同時這是我國產業發展的根本國情，過往歐美日韓等經濟體並沒有出現過，導致這也是我國解決產業轉型升級問題的根本所在。首先，我們國家不能大規模轉移中低端產業，這會直接影響到我國出口創匯以拉動經濟增長的目標，同時也會影響到大量群體的就業；其二，我國又不能隨意淘汰落後企業及汙染企業，因為現實我國存在大量的落後產能及汙染中小乃至大型企業，這也會影響到GDP增長及就業問題；其三，我們國家不能簡單地通過技術方式來升級產業與保護環境，造成企業成本增加，影響企業與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使得產業經濟發展出現不適應。

面對過往發達國家經濟轉型升級不曾發生的局面，必須根據我國實際國情來解決，把“解決就業、保持經濟增長、提高居民收入（現階段工資增長仍是主要方面）、防治環境汙染、實現中低端產業轉型升級”幾方面問題統籌來解決。這就需要國家中央層面的戰略遠見與耐性，需要政府社會的卓越執行保障力，需要調動全民參與的積極性，更需要創新政治經濟制度與健全法律法規體系……，因為我們今天面對的是全球最大產業轉型升級經濟體，因為我們未來要面對中國夢新局面。這需要我們全民再一次參與到創業大潮中，而這一次創業大潮需要我們加強產品質量，註重產品研發，積極創新，註重環境保護，結合“互聯網+”時代背景，推動中國產業經濟轉型升級成功，實現中國經濟再一次跨越式發展。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程勇，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i黑馬觀點和立場。如需轉載請微信聯系zzyyanan獲得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中國金融市場改革穩步推進 監管重疊與空白亟須改善

目前中國經濟正處於“三期疊加”的陣痛期，在外部市場波動、人民幣貶值預期上升、國內出口承壓以及維持經濟穩定增長壓力下，有觀點認為中國的改革在重重阻礙下有所停滯。

然而，無論是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機制改革，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推出，以及利率走廊建設的穩步推進，我國在匯率市場化改革以及利率市場化改革方面的腳步從未遲疑。

7月18日，在“慧眼中國環球論壇”上，中國首創董事長傅成(Peter Fuhrman)表示，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市場流動性巨大，金融創新發展迅速，但與此同時仍存在較多監管空白，容易滋生風險。諾亞集團執行總裁林國灃則認為，過去一段時間，監管機構對於市場整頓的意圖十分明顯，“中國監管機構希望以市場穩定發展為前提，為經濟可持續增長打下堅實基礎”。

金融市場改革無法一蹴而就

近年來，中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日趨複雜，尤其是國內金融市場快速發展，各種矛盾有所顯現。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改革的時機逐漸成熟，中國應抓緊機遇期深化改革，挖掘內生增長動力，進一步完善現有監管體系。

對於中國政府改革的決心，新加坡銀行執行董事梁煒寧在論壇上表示：“中國的改革向來都是動真格的，只是目前大刀闊斧還是循序漸進，哪種更適合中國的問題”。

亞洲金融集團總裁、香港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提出，當前形勢下中國改革應該循序漸進。一方面，改革中難免會有矛盾沖突，無法盡如人意，必須不斷進行多方利益的平衡，無法一蹴而就。同時，中國對於外部市場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中國每走一步棋，對全世界經濟穩定都至關重要”。

（圖片來源：通商中國）

在諸多改革舉措中，市場對於目前“一行三會”這一分業監管模式該如何更好地適應金融市場發展需求尤為關註。

我國現行的“一行三會”分業監管模式，開始於1997年金融危機過後，並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中國金融業的快速發展，分業監管一方面監管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在應對一些金融創新和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的問題時，顯得力不從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令歐美等主要發達國家意識到原有的金融監管體系與現代金融發展的不協調，因此危機後紛紛對原有的金融監管框架進行了修補與改革，強化“宏觀審慎監管”成為其中的重要舉措。

《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第一財經研究院院長楊燕青在論壇上表示，無論是去年夏天中國A股市場的大幅波動，還是“e租寶”非法集資案件規模之大、影響之廣，都顯示出我國目前監管框架存在一定的重疊與空白。

目前，決策層已意識到對於現有監管框架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進一步改革金融監管體系，以加強宏觀審慎管理、統籌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建立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框架為重點。這些改革理念與全球主要經濟體金融監管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在金融監管框架改革的具體模式選擇方面，還有待形成共識。

對於“一行三會”的改革思路，目前市場主流觀點認為可以借鑒“英國模式”與“美國模式”。

所謂英國金融監管模式，是建立以央行為核心的綜合監管體系;而美國監管模式，則是成立金融穩定委員會，同時賦予央行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集團的監管權限。

雖然對於未來我國監管框架的改革方向，目前業界看法尚未統一，但林國灃認為，不管實行哪種監管模式，都要以保護投資者利益、維護市場公平作為最重要的目標。

投資者教育有待加強

“最近我們看到，從高凈值客戶到普通客戶，對於收益率的預期更加理性。”林國灃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稱，5年前，即使1千萬以上的高凈值客戶，在尋求財富管理時，過度重視投資回報，提出的回報要求常常高到30%。但近兩年情況有所好轉，投資者開始主動了解相關投資原理和風險。

“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願意接受全球化的資產配置，我們認為，與其盲目地向他們推薦投資產品，不如幫助投資者學習什麽是全球投資，具備哪些風險。”林國灃認為，投入更多時間在投資者教育上，才是更加理性、長期的投資思路。

傅成則認為，境內投資者對待股市的情緒需要改變。“境內投資者對於股市的投資回報預期過高，境外投資者每年有4%-5%的回報已經非常滿意，而境內投資者可能認為20%的回報很合理，這也導致很多散戶推動股市出現異常波動。”

不僅個人投資者存在盲目投資的現象，近年來發展迅速的中國企業“走出去”，也暴露出很多“沖動消費”的問題。

“現在很多中國企業爭先恐後的去海外投資，但有的時候跟風投資卻不知道投的是什麽。”陳智思認為，不少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策略亟須完善。

林國灃表示，中企“出海”既要充分認識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又要有十足的耐心，“跨境並購不是為了吸引眼球，而是要對企業具有真正的戰略意義”。

但值得註意的是，也有很多中企通過海外兼並收購，完成了公司的升級轉型，獲得了先進的技術和人才，為公司更好的發展打下基礎。

“中國生產業有大量產能，因此企業必須走出去，這有利於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供應鏈快速向上遊移動，企業可以通過並購來向其他地區競爭對手學習。”楊燕青認為，部分“出海”的企業會獲得成功，“只是希望學費不會太高”。

PPP這三年：“從大從快”後亟須立法規範

3年時間，地方相繼推出1萬多個項目，擬投資總額超12.7萬億元，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快速擴展。

幾乎所有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業內人士都認為，這一兩年PPP項目數量太大，PPP模式過熱。一些地方借PPP模式搞變相融資，假PPP項目混跡其間。部分項目刻意規避PPP管理要求，有些PPP項目操作忽視質量，這些不規範做法正在為PPP模式推廣埋下隱患。

這些問題已被政府意識到。一系列旨在規範PPP項目的法規機制正在加快建立，頂層立法也在加快推進中，針對PPP不規範操作的檢查、督查力度也不斷加強。

PPP專家、清華大學教授王守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近期官方文件和表態可以看出，2017年PPP模式將走向理性，地方通過PPP作為“新融資工具”的沖動將被摁住。

“從大從快”的潛在風險

PPP是適應國家治理現代化、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和推動城鎮化健康發展要求的一次重大體制機制變革。

2013年底，財政部開始推廣PPP模式。2014年地方政府對PPP模式還比較陌生，地方推出的PPP項目數量和規模並不大。

不過隨著PPP模式深入人心，再加上新預算法實施，地方政府違規舉債被收緊，傳統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被剝離政府融資職能，而PPP成為政府債券之外唯一合法的舉債通道，PPP模式在2015年被迅速推廣至全國，2016年項目數量繼續維持高增長。

根據財政部PPP中心數據，2015年底各地推出進入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的PPP項目6550個，計劃總投資額8.7萬億元。截至2016年10月31日，這一項目數量則達到驚人的10685個，投資額超12.7萬億元。

“今年上的PPP項目太多了，量太大了，確實熱。”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投融資部部長尹誌國稱。

君合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劉世堅認為，這一輪的PPP，和此前二十年的特許經營項目相比，有兩個特別顯著的特征，那就是規模龐大、速度奇快！“從大從快”雖然能夠帶來PPP市場的短暫繁榮，但其中蘊藏的風險不言而喻。

12月9日的全國財政系統PPP工作推進會上，財政部PPP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副部長史耀斌在肯定這三年PPP改革工作取得積極成效的同時，毫不避諱指出其中存在的問題和挑戰，其中部分項目實施不規範引起他高度重視。

史耀斌稱，一些地方的思維仍然停留在融資搞建設上，打著PPP的旗號采取政府承擔兜底責任的形式，政府回購、明股實債、固定回報等變相融資問題較為突出。部分項目缺乏運營和績效考核，實質上是拉長版的BT（建設-轉讓）項目。這些做法既產生一定的擠出效應，影響PPP模式的規範推廣，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隱患。還有一些地方刻意規避PPP管理要求。

“PPP存在‘重數量、輕質量’現象，項目前期準備工作不紮實。在第三批示範項目評審過程中，我們發現，有的項目必要的可研報告尚未完成，立項流程存在瑕疵；很多項目物有所值評價報告、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報告流於形式，照搬模板，給未來項目實施埋下很大隱患。”史耀斌稱。

12月1日，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副司長韓誌峰在“中國式PPP高峰論壇”上也呼籲，當前PPP發展要腳踏實地，行穩致遠。

“現在社會各個方面對PPP的熱情很高，各種各樣的培訓、論壇、項目推介會非常多。我覺得，越是這個時候，頭腦越要冷靜。推進PPP的心要熱，要積極、要開創，但是腦要冷，頭腦要冷靜，不能急於求成，一口吃個胖子。很多事情都是欲速則不達，PPP推進過快，泥沙俱下，各種問題和隱患就會越多，長期健康發展就越會受到影響。”韓誌峰稱。

王守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述財政部和發改委官員表態是PPP冷下來的跡象，2017年PPP將理性規範發展。PPP的確有很多優點，但它不是萬能鑰匙，所以並非所有項目都適合用PPP模式來做，考慮政府財政可承受能力，一些西部城市做不了太多PPP項目，未來推出項目速度會慢下來。

規範發展成重點

在PPP項目不規範亂象頻出背景下，如何規範PPP項目發展成2017年一大看點。

在部署2017年PPP工作時，史耀斌提出重點之一就是努力在推動PPP規範運作上實現突破。

“在項目規範方面，要著力改變‘假PPP’不斷出現的狀況，削弱PPP作為地方政府‘新融資工具’的沖動，強化示範項目引導作用，做‘真PPP’。”史耀斌稱。

早在2015年6月，財政部就下發文件嚴禁通過保底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等方式進行變相融資，將項目包裝成PPP項目。而一些地方為了盡快上項目，通過“假的”政府購買服務形式，進行基礎設施融資也引起財政部警覺。

在今年6月底披露的《國務院關於2015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中，至2015年底，被抽查的內蒙古、山東、湖南和河南等4個省在委托代建項目中，約定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支付建設資金，涉及融資175.65億元；浙江、河南、湖南和黑龍江等4個省在基礎設施建設籌集的235.94億元資金中，不同程度存在政府對社會資本兜底回購、固化收益等承諾。

今年10月，財政部摸底地方政府債務時，首次涵蓋了通過PPP模式、政府購買服務等新工具舉債額度。近期財政部聯合其他部門展開的PPP專項督查調研中，內容之一就包括PPP項目規範實施情況。

“用好專項督導長效機制。既要督進度，更要督規範。針對督導中發現的困難和問題，要及時研究提出制度化的解決對策，推動項目規範實施。”史耀斌稱。

除了對PPP項目規範發展，管理上的規範和績效考核規範也被重視。

史耀斌稱，在管理規範方面，要結合現有經驗和實踐需求，對三年來制定出臺的操作指南、合同指南、物有所值等一系列制度進行評估完善，以制度規範促項目規範。

劉世堅建議，出於最低限度的風控考量，建議通過強制性的要求，按PPP項目的關鍵步驟來合理減緩其推進速度，嘗試制定相關流程及環節的測評標準及考核制度，並增加直接導致項目操作中斷或終止的硬性指標。

史耀斌表示，在績效考核規範方面，按照“激勵相容、提質增效”的目標，探索制定明確細化的分行業項目驗收績效指標體系，覆蓋PPP項目全生命周期，確保全程有監督、有考核、有驗收。

“推進PPP項目，既要樹立精品意識，確保‘形神兼備’，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也要樹立底線意識，將規範運作擺在首位，堅決杜絕借PPP之名行變相舉債之實等違法違規行為。”史耀斌稱。

PPP立法條例先行

在規範PPP發展方面，PPP立法備受關註，這也是保護各方利益、打消社會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參與PPP項目顧慮重要舉措之一。

在PPP立法方面，此前財政部研究起草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法（草案征求意見稿）》，國家發改委牽頭起草《中國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法（草案征求意見稿）》。

但由於兩部法律許多內容重複交叉，還有不少意見相左。在今年7月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法制辦負責人表示，應該統籌協調兩部門意見，推進單一法案的立法工作，為推廣PPP模式提供根本的法律保障。

李克強總理當場拍板，由國務院法制辦牽頭，加快推進相關立法進程，以更好的法治環境更大激發社會投資活力。

財政部PPP中心主任焦小平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PPP立法進展順利，財政部將相關立法研究成果已經提交給國務院法制辦，各種研討會、調研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未來國務院采取先出臺PPP領域的條例，然後再出臺PPP領域法律的路徑，來完善PPP法規體系。

史耀斌也在上述會議上表示，目前正按照國務院要求，積極配合法制辦制定PPP條例。

焦小平表示，PPP立法非常重要，應著眼長遠。目前國務院法制辦先行打算出臺PPP領域條例，來對這三年PPP發展予以規範，然後積極推動PPP立法。由於PPP發展中一些問題還有待明晰，因此先條例、後立法的做法比較積極穩妥。

關於此次PPP立法，國家發改委法規司報告建議要解決當前突出的七大問題，包括模式不清晰、標準不明確、程序不銜接、政策不協調、制度不配套、政府履約約束不夠和對社會資本授權不足。

不過，在PPP領域條例出臺也面臨不少問題。濟邦咨詢董事長張燎曾對第一財經稱，首先就是條例的名稱，財政部傾向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條例，國家發改委則傾向特許經營管理條例。

今年8月國務院法制辦財金司司長劉長春在PPP30人論壇上介紹，PPP立法過程中需要研究和探討的重點問題共有七項，包括條例名稱的定位、相關職責及管理體制、PPP的具體適用模式和具體方式、項目實施相關程序、PPP合同、糾紛解決機制、PPP立法和其他法律法規銜接等問題。

鄭功成：中央承擔應有責任 社保改革亟須突破“地方承包制”

與中國社保相伴而生的“中央點菜、地方埋單”的制度模式已經到了不得不改變的關頭。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呼籲，在這一輪的社保改革中，地方政府不能按照“承包制”思維來獨立運作社保制度，中央政府必須承擔起應有的責任。

鄭功成在25日舉行的第三屆全國社會保障學術大會上做出如上表示。全國社會保障學術大會是由中國社會保障學會主辦的社保年會，自2015年學會成立暨首屆學術大會召開以來每年2月份在京舉辦。本屆大會的主題是“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社會保障的權責劃分不明確是現行社保制度備受詬病之處，這也成為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方案遲遲難以出臺的重要原因。正在制定中的養老保險頂層設計需在央地事權財力的分配上做出突破。

走出“地方承包責任制”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稅收法規形式劃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範圍，但對政府間的社會保障事權並沒有做明確的界定，現行社會保障管理沿襲傳統體制，政府間的社會保障權責劃分仍十分模糊。

受制於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偏低和地方發展不平衡等，中國選擇了條塊結合的社會保障模式，中央政府對社會保障制度給出了框架性的支付安排，並賦予地方較大的自主權。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在全國範圍內基本統一，但具體政策卻在地區之間、群體之間存在很大差異。

鄭功成把這種模式稱為“地方承包責任制”。采取地區分割，自下而上漸進改革的直接後果，是各地的“模式創新”五花八門。同時，籌資不公和待遇不公損害了制度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地區間競爭的不公平。

“這使得整個社會保障制度難以真正理性的走向成熟、定型，其公信力和可持續性受到了侵害”，鄭功成說。

當前社保改革中的一大難點是如何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政府收走了大部分的財政稅收，而把大部分的財政支出責任尤其是社會保障支出責任留給地方政府，從而形成了社會保障制度實施過程中的“財權層層上收，事權層層下移”的局面。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說，在這種“中央點菜、地方埋單”的社保運行模式中，地方政府承擔了與本級財力不相匹配的社會保障支出責任，經濟發展到新常態之後，地方土地財政式微使得這種運行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

從社會保障發展的歷史來看，社會保障的公共品屬性和肩負的國家治理使命，決定了它必須由中央政府主導，並通過立法賦權明責才能付諸實施。

鄭功成建議，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走向成熟、定型的時候，需堅持政府主導，確定中央政府的權威。特別需要盡快從以往的地方創新為主提升為國家層面統籌考慮。

他說，必須強化中央政府的決策責任，確保中央政府對基本養老保障制度牢靠的掌控權，地方政府可以博弈責任分擔方式和比重，但不應享有自行創制或是按照“承包制”思維來獨立運作制度的權力。中央政府應該擔負起頂層設計、推動社保立法、合理配置資源、維護制度統一的重大責任。

關於地區之間的差距，鄭功成表示，在地方發展失衡的條件下，可以允許一定時期內存在差距，但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統一制度的目標和扭曲通往目標的路徑。在深化改革中不僅不能屈從地區差距，放任地方分割，而且應當盡可能地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統一來促使公共資源得到更加公平的配置，讓社會保障成為縮小地區差異，實現地區協同發展的重要手段。

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方案制定之難

養老保險頂層設計中強化中央責任的一項政策是推進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楊燕綏認為，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將實現中央政府在公共品供給上的“零突破”。

“全國統籌意味著中央政府將第一次‘親手’為全體國民提供公共服務。中央只有親自做過之後可能才會切身理解地方的難處。”楊燕綏說。

按人社部公開的時間表，2016年應該出臺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方案，但方案卻遲遲無法出臺。人社部一位參與政策制定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方案制定的困難之一在於如何劃分中央與地方對基本養老金的籌資和支付責任。

養老金統籌到哪一級，就意味著哪一級政府要為養老金來承擔兜底的責任，上級政府缺乏提高養老金統籌層次的動力，這是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了20多年都仍然停留在縣市一級的根本原因。

如今養老金的收支狀況受到人口老齡化的沖擊，再加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基礎養老金的全國統籌作為一項緩解養老保險基金壓力和降低企業成本的舉措被社會寄予厚望。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宋曉梧在最新一期的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刊《社會保障評論》中撰文說，當前基本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構成，以地區為單位制定繳費政策和待遇領取辦法，形成社會保障的逆向支付格局，地區間余缺調劑能力差。

宋曉梧建議由地方政府負責發放的基礎養老金及待遇調整改由中央政府負責，中央按照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征收參保單位的繳費，省級政府按照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征收參保單位和個人的繳費，主要承擔“老人”的一部分養老金、“中人”的過渡性養老金和“中人”、“新人”的個人賬戶養老金的發放。

改革後部分地方可能出現收支缺口，可考慮由地方財政補貼來彌補，中央對特別困難的省份提供專項轉移支付。隨著“中人”和“老人”的減少直至消失，養老保險基金收支逐步平衡，這時可相應降低單位繳費比例，最終形成基礎養老金由中央負責，個人賬戶養老金由地方管理的格局。

鄭功成表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老齡化、互聯網、新業態等發展均要求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作出相應調整，必須將社會保障體系作為一個內容完整、結構優化的整體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賦予其與國家財政、金融等宏觀經濟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

社論：保健品市場亂象亟須整治

內蒙古涼城縣警方日前通告，已將廣州醫生譚秦東損害鴻茅藥酒商譽一案移送司法機關，將圍繞該案的爭議再度推上輿論漩渦。

譚秦東去年12月19日在互聯網上發表《中國神酒“鴻毛藥酒”，來自天堂的毒藥》（原標題）一文，今年1月10日，涼城縣公安人員將其在自家小區樓下抓捕並帶往內蒙古羈押調查。相比跨省抓捕引發公眾聲討，鴻茅藥酒本身引來的爭議之聲更大。

鴻茅藥酒因持續多年的廣告轟炸，可以說人盡皆知，酒精與中藥材融合的藥酒作為傳統補品之一，具體療效如何目前尚無定論。但可以明確的是，與其他保健品類似，都具有制作成本低和營銷費用高的特點，並且市場定位主要針對中老年人群體。根據央視市場研究媒介智訊（CTR MI）數據，2016年中國電視廣告投放額排名中，鴻茅品牌（包括酒精飲品、活動、商業及服務性行業等）以150億元投放額拔得頭籌，同比增長96.4%。

鴻茅藥酒並不是個例，近年來，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健康日益關註，保健品在我國逐漸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產業，但是廣闊的市場前景和誘人的利潤空間也為不良商人提供了“溫床”。

現狀是，不少保健品廠商把心思主要花在營銷上，熱衷於炒作各種高科技概念，極盡宣傳鼓吹能事。結果往往是，哪些保健品廣告做得最多，在市場上就賣得最火，就能順勢占領市場，而成本和研發費用則只占很小比例，作用往往微乎其微。

更有甚者，近年開始興起、專門坑騙老年人的保健品已在全國遍地開花，老年人上當受騙的事件也在各地頻頻出現，產生了極壞的社會影響。但這種多數人都能看明白的“忽悠”銷售，在實際監管中卻遇到了不小的障礙。因為這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產品，其中不少為合法正規產品，在註冊審批備案、標簽標識聲稱等方面都沒有問題，在日常產品抽檢中都能順利過關。

以鴻茅藥酒為例，醫學界和公眾的質疑和批評已非一日，鴻茅藥酒至今屹立不倒，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國家藥監部門的背書：鴻茅藥酒是國家藥監局批準的合法非處方藥物。而根據對各地藥監局最近十年公告的不完全統計，鴻茅藥酒曾被25個省市級食藥監部門通報違法，違法次數達2630次，被暫停銷售數十次，違規理由包括誇大產品適應癥、功能主治；含有不科學地表示功效斷言、保證等。

與此同時，一家保健品廠商，特別是產品銷售遍布全國的保健品，往往是一地的納稅大戶，當地政府多會極力保護。此次內蒙古涼城縣警方跨省追捕廣州醫生，就引發了公眾這方面的擔憂。根據當地媒體報道，2017年鴻茅藥酒繳納稅金達2.7億元，並解決當地500多人就業，而涼城縣2016年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為4.08億元。

可以說，如何規範和有效監管保健品市場、確保使用人群生命財產安全成為亟待解決的民生問題。

總體而言，要整治保健品亂象，加強行業監管勢在必行，包括嚴格保健品的生產流程，對於添加違禁成分的堅決予以打擊取締；嚴格產品的標識，加大對其宣傳的規範力度；加強執法力度，嚴懲違法行為以儆效尤。此外，還要向公眾尤其是老年人普及健康常識，增強老年消費者明辨是非的能力；並在媒體、街道、社區活動中心等處開拓糾偏的信息通道，權威部門權威專家及時發聲。

保健品市場亂象也與高質量發展和提升民眾幸福感相違背，虛假宣傳行為是現代經濟社會需要整治的對象，欺騙民眾財產更是與讓人民群眾幸福生活背道而馳，亟須相關部門出手整治。

國內科技公司亟須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在日前舉辦的一場浦江知識產權國際論壇中，上海市知識產權局原副局長洪湧清直言，中美貿易戰的本質，實際就是一場知識產權鬥爭的延續。金融、生物醫藥、人臉識別、人工智能等等，這些都是科學技術，而這些科技開發成果上升到終端就是知識產權。

浦江知識產權國際論壇是第六屆中國（上海）國際技術進出口交易會（下稱“上交會”）的特色論壇之一。

在上交會現場，第一財經記者留意到來自上海本土的小i機器人。不僅僅因為小i機器人本身能說會道，還因為它曾與蘋果公司的知識產權官司仍令人記憶猶新。

2012年6月小i機器人起訴蘋果侵犯其知識產權，蘋果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宣告小i機器人專利無效，但該項申請失敗，隨後蘋果訴國家知識產權局一審敗訴，二審勝訴。

回顧這一專利訴訟可謂一波三折，兩者爭論的焦點是“一種聊天機器人系統”的專利。據了解，該專利由小i機器人在2004年申請，2009年授權，蘋果於2011年發布Siri。2011年12月，蘋果公司首次在其發布的iPhone4S手機上推出Siri智能個人助理服務，其後陸續在iPad、Mac等全系列產品中進行了搭載。

小i機器人在一項司法鑒定中證明Siri與小i機器人專利無實質差別，落入該中國專利的保護範圍。隨後，蘋果向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複審委員會提出申請，請求宣告小i機器人專利權無效。

2013年9月，專利複審委員會作出決定，維持“小i機器人”專利權全部有效。蘋果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2014年7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駁回蘋果訴訟，維持國家知識產權局的決定。蘋果公司繼而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並勝訴。北京市高院認為小i機器人“不能實現遊戲功能”，“專利申請文件沒寫好、公開不充分”，進而認定“小i機器人專利應當無效”。

但多位計算機和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家、教授表示，二審法官並未站在專利法規定的“本領域技術人員”角度看待問題，得出專利公開不充分的判斷其實就是不懂技術。

2017年1月，國家最高院做出再審裁定，再審期間終止北京市高院判決的執行，目前還未最終判斷，但不論最終判決結果如何，小i機器人與蘋果爭奪人機對話這一人工智能入口的制高點都將在中國科技界及知識產權領域產生重大影響和積極的警示意義。

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公布的數據，2017年，中國發明專利申請量達到138.2萬件，其中國內申請超過了90％。商標申請量達到了574.8萬件，其中國內申請量占到了96％。而PCT國際專利申請5.1萬件，只占到國內申請量的3.7%。這就意味著我國超過96%的發明在海外放棄了專利保護，失去了本該有的國際市場優勢。

上海專利商標事務所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宏祥指出，他國專利申請數量多於我國，意味著我國潛在的商業風險就大了不少。舉例來說，若美國某品牌手機的數十項專利在“一帶一路”相關國進行了申請，那麽，我國手機的類似技術，可能在該國就失去了立足空間，若強行登陸，還可能面臨被指控侵權，從而承擔巨額賠償。

4月10日博鰲亞洲論壇中，國家主席習近平更是著重提出將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最重要的內容，也是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最大的激勵。習近平明確指出，要完善執法力量，加大執法力度，把違法成本顯著提上去，把法律威懾作用充分發揮出來。

林伯強：保障國家能源安全亟須做好石油戰略儲備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5月8日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以來，國際原油價格出現大幅上漲。市場普遍預期美國此舉將可能使伊朗原油出口受到很大影響，從而對油價產生重大影響。伊朗目前是中東最重要的原油生產國之一，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第三大產油國，其產能波動對全球原油市場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事實上，當2017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接近70%時，國家能源安全已經得到關註，而最近發生的變故無疑將加重這一關註。

石油作為世界各國最主要的能源消費品之一，能否保證其正常的供給，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國家發展戰略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在石油供應方面的問題十分突出。中國自2014年成為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費國，並在同年一季度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此外，美國能源信息署（EIA）還預測中國的石油消費將在2034年超過美國。近年來，中國的石油需求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呈現不斷增長，顯現出國內石油短缺與石油需求之間的矛盾。這種石油供需不平衡的狀態，目前只能依賴於石油進口，這就使得石油進出口的逆差逐年增大。

首先，中國受國內資源稟賦條件的限制，自1993年起原油的對外依存度達到6.7%並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之後，中國的對外依存度一直上升，並在2011年原油對外依存度達到了55.2%，首次超過美國。此後，我國石油進口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至2017年已接近70%，遠超所謂的國際安全警戒線。而隨著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向縱深推進，國內石油的供應缺口還將逐年增大。

其次，中國對石油的進口嚴重依賴政治局勢常年動蕩不安的中東等地。2016年中國從中東國家的原油進口占進口總量的48%，2017年上升為58%。加上海上運輸耗資巨大，過程漫長且存在安全隱患，進口來源和進口渠道均面臨嚴峻挑戰，對中國石油的安全供應有著比較大的威脅。

最後，石油價格波動對中國宏觀經濟有影響。國際油價在金融危機後的波動幅度明顯大於金融危機前的波動幅度。重大事件對價格影響非常明顯。作為全球最大的石油凈進口國，按目前的年進口量，國際油價每漲一美元，我國對應需多付30億美元。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世界石油市場經歷了至少11次重要的石油供給沖擊。從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及其引發的能源危機起，很多發達國家都開始積極建立自己國家級別的戰略石油儲備體系，用於彌補石油供應的短缺，並試圖抑制石油價格的上漲及其帶來的不利宏觀經濟影響。

石油儲備通常指的是一國政府、民間以及石油企業的原油的庫存綜合。戰略石油儲備在應對世界石油價格大幅波動、經濟危機、自然災害及戰爭等重大事件上，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對嚴重依賴石油進口的國家，戰略石油儲備是應對石油供應短缺危機的首道防線，是國家能源安全甚至國家整體安全的關鍵環節。因此，建立合理的國家戰略石油儲備體系，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多年來，中國在石油戰略儲備系統的建立上花了不少力氣。中國戰略石油儲備在第九個“五年計劃”中被提上議程，並於2003年開始籌建，2004年開始正式投建。

中國的石油儲備也分為戰略石油儲備和商業石油儲備。前者是國家或地方政府為了應對戰爭、自然災害等造成的石油短缺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後者則是為了應對油價的大幅波動而采取的儲備行為。商業石油儲備是戰略石油儲備的補充。

中國戰略石油儲備基地規劃了三期。第一期擁有21天的石油凈進口量的儲備能力,第二期擁有54天儲備能力，第三期尚未規劃完成，目標實現相當於90天的石油凈進口量的儲備能力。2016年3月，政府的《“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提到中國擬推遲到2020年完成第二階段戰略石油儲備的收儲工作。目前中國第三期石油儲備建設計劃也正在規劃當中。

中國商業石油儲備是以大型國企為主、以中小型企業為輔的一個石油儲備體系。2014年6月，政府的《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要求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儲備建設，建立企業義務儲備，鼓勵發展商業儲備。目前，已經有多家民營企業有意發展原油倉儲。截至2015年底，中國商業石油儲備為3.15億噸，在政府的鼓勵下，民間商業儲備已經開始迎來較好的發展機遇。

近年來，政府對戰略石油儲備給予了高度重視。2015年2月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指出，保障能源安全，要明確責任、狠抓落實、抓出成效，密切跟蹤當前國際能源市場出現的新情況新變化，趨利避害，加快完善石油戰略儲備制度。

除了戰略石油儲備，中國短期需要繼續拓展新的原油進口來源，加強原油進口源的多元化，以分散未來可能出現的地緣政治等風險。2017年全年我國從俄羅斯進口原油5979萬噸，份額為14.23%，已成為我國原油第一進口來源國。最近的消息則是中美將加強能源合作，這樣，美國也將成為中國油氣進口的一個來源。

（作者系廈門大學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

社論：網約車亟須由亂而治

最近，網約車安的問題受到公眾高度關註，滴滴順風車司機涉嫌殺害乘客事件發生後，不僅滴滴方面出臺系列整改措施，監管部門也在完善相關法規。

5月24日，交通運輸部公布了新修訂的《出租車服務質量信譽考核辦法》，將網約車平臺公司和駕駛員納入考核體系，明確網約車需要開展服務質量信譽考核。根據規定，對駕駛員遵守法規、安全生產、經營行為、運營服務等方面實施考核，考核期內得分低於3分的，按要求接受培訓，並建立駕駛員服務質量信譽檔案。

作為近年出現的新業態，網約車行業發展迅速，需求也較為旺盛，初衷是為人們出行提供多元化服務，如今也已成為一大趨勢。然而，隨著惡性事件相繼出現，網約車的安全性問題一次次暴露在大眾面前。為規範其發展，國家及地方紛紛出臺網約車新政，不過實踐證明，從監管部門到網約車企業，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仍然不少。

從企業的角度看，誕生於互聯網時代的網約車，多是通過平臺將兩端的服務提供者個人與服務需求者個人聯系起來。這種模式下，企業與司機並非傳統企業雇傭模式，但企業可以篩選司機，出於保障乘客利益的考量，網約車企對平臺註冊司機應該加強審核。

目前的現實是，司機審核是一項頗為複雜且耗費成本的工作，規模大、利潤率低的平臺更加追求效率，在審核上投入較少。在當下流量為王、偏重估值的時代，企業紛紛選擇了從商業和經濟的角度來考量。此前，滴滴順風車車主申請條件十分寬松，美團打車也因為招募條件過於寬松，甚至公然違反地區規定而廣受詬病。

這種現狀必須改變，網約車企應查漏補缺，堵上管理漏洞，比如在歷次事件中暴露的客服夜間無人值守、人車不一或車牌不吻合等情況。以滴滴為例，日前順風車業務經過一周整改後在部分城市重新上線，重大的調整包括需要車主和乘客都上傳身份證照片外，還規定車主在每次接單前必須進行人臉識別等，並就是否應在行程中對乘客進行錄音等問題公開征求意見。

對於監管部門而言，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網約車作為新經濟不應被扼殺。但交通體系完善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涉及經濟、人口、運力、調度等問題，相對於仍在灰色地帶試探的美國，以及偏向“一刀切”保護傳統業態的德國、日本，中國已在立法方面給予了網約車合法地位。此時，如何更好地引導行業發展，以及遏制各種違法違規行為、維護公眾安全，成了監管部門致力的方向。

現實中，各地方準入機制和監管機制不一，但都在逐漸加大監管力度和完善監管細節。交通運輸部方面近日表示，將加快清退不合格的車輛和人員，確保平臺上註冊的車輛和人員與實際的車輛、人員一致，並取得相應資質；同時，將推進誠信體系建設，實施聯合的懲戒名單，今年7月底將完成網約車信息保質保量完整地傳輸監管平臺。

日前有消息稱，成立於2012年，至少完成8輪、總額超200億美元融資的網約車平臺“滴滴出行”將於下半年啟動登陸港交所的上市之旅。6年之間，得益於中國網約車市場規模，滴滴成長為一家數百億美元體量的大企業，同時也意味著滴滴需要完善公共服務、提升社會責任意識，以回饋公眾。

總體而言，面對共享經濟需要開放心態，更需要總結經驗教訓。針對網約車帶來的公共安全問題，行政監管、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的有機結合正成為社會共識，網約車亟須由亂而治。

社論：共享經濟亟須健全監管體系

滴滴順風車事件近幾日持續發酵，滴滴方面在致歉和承諾賠償之後，於8月27日全面下線了順風車業務。不過作為確實便利了公眾出行、提升了資源利用效率的共享經濟，“一刀切”並非上策，因此必須尋覓企業與公眾共贏之道。

需要說明的是，相對而言中國是對共享經濟頗為包容的國度，而日本及歐洲部分國家明令禁止網約車等以共享為名義的業態，主要是擔憂這些平臺企業將風險外部化。這種擔憂不無道理，從國內的互聯網平臺企業來看，的確都是輕資產運行，省去了傳統行業大量以風險控制為前提設置的必要成本，卻將因此可能產生的風險交給社會來承擔。以滴滴為代表的網約車、摩拜為代表的共享單車、餓了麽為代表的外賣行業，無一不是如此。

互聯網平臺企業與進駐的資本主要將目光放在如何盈利，是嚴重缺乏社會責任感的表現，必須重視並改正。同樣重要的是，既然共享經濟在國內獲得了相對寬松的政策環境，那麽健全的監管體系也必不可少。

首先需要做到的是嚴格執行現有規範。事實上，共享經濟在國內從興起到發展已有數年，部分領域也制定了相關規範，只是執行情況不盡如人意。以順風車為例，2016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就發布了《關於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明確規定“順風車是由合乘服務提供者事先發布出行信息，出行線路相同的人選擇乘坐合乘服務提供者的小客車、分攤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費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

從滴滴順風車實際運行的情況來看，已然出現不少違背規定的情形，比如有的車主刻意繞路載人，也有車主一天跑許多趟，變成“專業順風車”。值得一提的是，滴滴順風車曾於今年1月份進入中國臺灣地區，但不到兩個月就因9張共計4000萬人民幣的罰單而下架，罰款依據是“未經核準經營汽車運輸業務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裁罰基準”，即涉嫌以順風車名義提供非法經營服務。

8月26日，交通運輸部聯合公安部及京津兩地相關部門對滴滴公司開展聯合約談，責令其立即對順風車業務進行全面整改，加快推進合規化進程。很明顯，滴滴順風車如果重新上線，無疑需要嚴格按照《意見》執行，不應再打政策擦邊球。

與此同時，監管部門適時對共享經濟運行中發生的不良傾向進行規範甚至懲戒同等重要。比如在共享單車出現損壞公眾利益行為或傾向時，應該及時制止，通過懲治相關企業遏制資本主導下的惡性競爭。頗為遺憾的是，因為監管介入稍晚，大城市的共享單車損害公共利益已是既成事實，重新規範成本越來越高。此次滴滴順風車案件發生後，除了將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作為平臺企業的滴滴及其負責人，要不要承擔法律責任，該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監管部門也應認真研究，今後不能再模棱兩可。

此外，滴滴接連暴露出來的安全隱患以及監管不力，一定程度上是壟斷所致，滴滴在網約車領域超過80%市場份額以及絕對的定價權，令其缺乏完善產品的動力。然而，2016年8月滴滴與優步中國合並時，商務部曾對此進行反壟斷調查，約談滴滴出行。但兩年時間過去，反壟斷調查一直未有結果。

安全的籬笆要靠全社會共築，共享經濟領域尤其如此。個人自律、企業責任、政府擔當缺一不可，作為監管部門，必須以滴滴事件為戒，下決心健全監管體系，徹底糾正部分企業長期存在的違法行為，以及從源頭防範企業損害公眾利益。

責編：許雲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