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報告稱6月一線城市住宅成交面積環比小幅攀升 地王頻出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7月2日發佈的《6月份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報告》顯示，6月份，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環比小幅攀升，4個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為333萬平方米，同比下降16.0%，環比增長10.7%。4個一線城市中，北京的環比漲幅最大，為30.1%。

同時，上海和深圳的漲幅分別為19.2%和2.9%。而廣州則較「另類」，出現了13.1%的環比跌幅。

報告稱，四大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積分化明顯，是因為北京與廣州在2012年5月至2013年3月期間回暖力度較大，而上海與深圳回暖力度較小。報告稱，2013年4月開始調整時，北京與廣州調整幅度大於上海和深圳。

另一方面，報告同時顯示，6月份，20個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為889萬平方米，同比下降11.2%，環比下降3.3%。這也是16個月以來首次出現同比下跌。

報告指出，6月20個典型城市樓市數據，表明住宅成交仍處於調整期。下半年的市場反彈，將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

一方面，一線城市住宅成交量「逆勢」攀升，而另一方面，據媒體近期報導，一線城市近日更是「地王」頻出，頻繁刷新最高紀錄。

據財新網6月28日報導， 6月27日，上海誕生了今年以來的總價新地王，成交價為47.21億元。

據《21世紀經濟報導》，7月3日，經過62輪激烈競拍，備受矚目的「准地王」北京夏家胡同地塊由懋源置業摘得，總價為17.7億元，剔除保障房折合樓麵價約4.1萬元／平方米，溢價率約35%。儘管最終樓麵價略低於去年成交的萬柳地塊，但仍然是北京今年年內單價地王。

同日，一向號稱不拿地王的萬科在上海以總價48.7億元獲得浦東新區張江高科技園地塊，折合樓面單價21415元/平方米，溢價率近90%，時隔數日再次刷新上海年內總價地王。

上海易居研究院研究員嚴躍進向南方週末網表示，一線城市成交量的環比增長態勢如果繼續保持，不利於房價的控制。在市場成交量上升的過程中，房價勢必推高。

內閣醜聞頻出 安倍晉三支持率暴跌

上周兩名內閣高層官員辭職後，名調顯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支持率大幅下滑。政府內部矛盾公開化，導致安倍晉三振興日本經濟的努力面臨更大的阻力。

日本最大的報紙《讀賣新聞》一項最新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安倍內閣的支持率大跌至53%，較10月份的調查下落9個百分點。

接受調研的1059個樣本中，37%的人表示不支持安倍政府，比10月10日的調查升高了7個百分點，當時安倍政府的“不支持率”為30%。

這是安倍晉三自2012年12月上臺以來，在民意支持率上最大打擊。上周安倍政府內閣兩名部長在同一天宣布辭職，這使讓日本政府在繼續提高消費稅，重啟核能等不受歡迎的改革上將面臨更大阻力。

上周一因為政治資金醜聞，小淵優子（Yuko Obuchi）辭去經濟產業大臣。作為日本政治世家，小淵優子的父親小淵惠三是日本第84任首相。

有73%的受訪者認為，小淵優子辭去經濟產業大臣是“必須的”。同時有76%的人要求小淵向國民解釋其政治資金醜聞。

同一天辭職的還有法務大臣松島綠(Midori Matsushima)，原因是此前有反對黨曾指控她違反政治捐贈法律，在她的選區向選民分發紙扇子。

小淵優子和松島綠是9月份安倍內閣大換血時，新進入內閣的閣僚。他們被視為是安倍晉三改革日本政壇，推動更多女性參與政治的重要政治籌碼。

安倍希望快速更換閣僚，把醜聞控制在盡量小的範圍內。但是其他內閣成員，包括防衛大臣江渡聰德（Akinori Eto），水產大臣西川公也（Koya Nishikawa），厚生勞動大臣鹽崎恭久（Yasuhisa Shiozaki）同樣面臨財務醜聞困擾。

安倍晉三2006-2007年第一個首相任期，就飽受閣僚財務醜聞的困擾，當時多名部長辭職，還有一人自殺。因為支持率暴跌，和他本人的健康原因，安倍晉三當時在上臺僅一年就宣布辭職。

事實上安倍政府還面臨內部分化的風險。路透報道稱，一名匿名日本政府高官最近曾對某團體表示，“我認為應該延遲一年半，即到2017年4月再上調消費稅。”

這位高層官員稱，在4月份已經上調消費稅背景下，過快繼續增稅可能令經濟複蘇脫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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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政策暖風頻出 化解房地產硬著陸風險

希臘總理頻出“奇招” 反將債務危機帶入僵局

希臘總理頻出“奇招” 反將債務危機帶入僵局

一財網錢克錦 2015-07-03 11:07:00

希臘這下真的陷入了僵局。齊普拉斯一方面要選民對債權人說不，另一方面在緊要關頭又寫信給債權人，他到底想讓希臘人怎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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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股頻出 可靜觀切勿跟進

妖股頻出 可靜觀切勿跟進

一財網 江右 2015-09-22 22:38:00

梅雁吉祥、際華集團、安碩信息、全通教育等此前的妖股殷鑒未遠，個人投資者對於此類妖股，可靜觀，不建議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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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城市地王頻出 風險隱現

一線城市地王頻出 風險隱現

第一財經日報 林小昭 2016-01-08 06:00:00

針對三四線城市的明顯過剩風險，2015年以來，標桿房企開始全面回歸一線城市和二線核心城市，這些城市的土地價格也水漲船高。不過，在一線城市地王頻出的同時，也暗藏著不小的風險。

“地王”頻出，為什麽？怎麽破？

住宅用地蛋糕太小：當前的非農建設用地“市場”，大約70%以上的土地主要通過行政部門而非市場配置的，只有不到30%用地參與住宅用地和商業服務業市場。（農健/圖）

土地資源的行政性配置，是商品房價格持續快速上漲的推手。這決定了，土地及與之密切關聯的住房“供給”這個根本問題，在過去十年間未能緩解，甚至越來越嚴重。商品住宅價格“十年九調”，卻“越調越漲”，成為必然。

我們的政策建議：短期政策主要是增加住宅用地供給，長期政策是全面開放土地市場。

近日，在上海、深圳、北京等一線城市，“地王”頻出。據《北京青年報》引述的數據稱：2016年，截止到5月31日，全國土地市場“高價地”頻繁出現，其中按照總價計算，超過15億元的合計有105宗高總價地塊，其中，國企所占比例明顯處於歷史高位。北青報的報道顯示：2016年6月2日下午，深圳龍華上塘商住地加冕新一代“高價地”，央企中國電建集團和廣州方榮房地產有限公司聯合以82.9億元的高價拿下，地面價高達56781元/平方米。

即使只從可持續的角度出發，一些地方政府也不一定希望地價、房價過快上漲。這次深圳龍華上塘商住地的投標，由深圳規土委主任親自主持競拍，他現場引述《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內容稱：“樹不能漲到天上去，房價也一樣。”但土地市場顯然不僅沒有降溫，反倒在一路飆高。

過去十多年，中國商品住宅價格持續快速上漲，伴隨著幾乎每年都在不斷強化和升級的“嚴厲”調控措施而出現。調控政策出臺不可謂不勤，政策力度不可謂不大，政策措施不可謂不全（除中央政府明確要求且不斷落實強化的限貸、限購措施外，一些地方政府或地方國土部門甚至還出臺了限價令，稅收、信貸、土地、直接限價、統計信息、輿論導向政策全部用上），但是，總體上而言，商品住宅價格上漲依舊，一二線城市的房價上漲尤其讓人詫異。

這種持續快速上漲的原因非常複雜。從需求面看，主要原因包括：城市化進程加速，表現為人口加速向一二線城市聚集；長期的被動性的貨幣超發；股市表現持續低迷進一步強化了居民投資渠道狹窄的事實；住房持有環節征稅難以在短期內實施從而持有商品住宅的成本較低——住宅用地僅有70年的使用權，且已一次交納巨額出讓金，再對持有環節征稅就有重複征稅之嫌。加上征稅的技術性前提、住房信息聯網、利益格局均導致住房持有環節稅難以在短期內出臺。

調控的基本方向主要指向抑制需求——無論是限貸、限購還是提高稅率、利率調整的重點都試圖減少需求。但是，我們認為，大禹治水主要靠“疏”，當前的問題恰恰在於供給，尤其是對一二線城市而言，主要的辦法應該是增加供給，設法降低商品住宅的建設成本，尤其降低土地獲取成本和房地產業的種種稅費。

怎麽增加供給？改革土地資源的行政性配置體制。

土地市場的割裂與行政壟斷

現行土地資源配置模式的最大缺陷，是人為割裂了不同用途的土地市場。目前土地資源體系的核心可一句話概括：集體所有制與國有制並存。圍繞這兩種所有制，存在兩部並行的主要法律：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存在兩個並行的主管部門：農業行政部門和國土資源行政部門；存在兩套管理體系、運行規則和政策標準。

與之相對應，土地市場也分為兩個。一是“農業用途”土地市場，另一個是“非農用途”土地市場。“農業用途”的土地絕大多數為“集體”土地，當前以“承包制”為核心，大體上已經形成一個農地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的交易市場，主要由土地承包法規範，土地資源在“農業用途”範圍內的配置方式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至少從法律規定是這樣）。

“國有”土地（其中越來越多的“國有”土地是由原農民集體所有的農地“征收”變性而來）的使用權，政府通過土地批租制度，在較長的時期內（根據不同的土地用途設定不同期限，但最長不超過70年）出讓給用地單位或個人，大體形成了一個批租使用權的土地市場。

越來越多的非農用途的土地正是由原來的農業用地“轉用”而來，兩個土地市場本應有非常密切的聯系。但現行體制造成它們之間的人為割裂，不利於土地市場高效運行與資源配置糾錯和優化。尤其在住房價格持續快速上漲，客觀上要求越來越多的農業用地“轉用”的時期。

地方政府壟斷了非農建設用地出讓市場。除少數例外，非農建設用地包括住宅用地都必須由地方政府所控制的“國有土地”出讓或劃撥。法律依據是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條第一款中“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的規定。

雖然絕大多數建設用地由原農民集體所有的農業用地“轉用”，但在這一“轉用”過程中，唯一合法途徑是通過“征收”，把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變更為國有。

為保證地方政府對非農建設用地的壟斷地位，相關法律法規一方面限制農地轉用數量，另一方面禁止農民集體改變土地用途。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

總之，地方政府完全壟斷了當地非農建設用地出讓市場，成為非農建設用地的唯一合法供給者。集體土地上所蓋住宅均為“小產權房”。城市非農建設用地這種典型的只許“官賣”不許“民賣”的壟斷，成為中國商品住宅價格持續快速上漲的重要基礎。

一旦出現壟斷，無論壟斷者是私人還是政府，都容易出現兩種結果：一是最優供給數量少於社會最優需求量；二是成交價格也往往更高。不難發現，在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的城市，凡小產權房占比相對較高的城市，其房價水平和漲幅往往更低一些。在很大程度上，這得益於當地集體土地可以通過所謂“小產權房”等方式曲線入市，一定程度上打破當地政府的土地壟斷，降低供給成本並增加商品住宅供給。“小產權”現象因此可被視為對現行土地制度下資源配置錯誤的市場自發糾錯行為——盡管它在法律上的身份還沒有得到解決。

土地管控：統一分配，層層分解

“非農用途”土地的市場化程度非常有限，甚至低於“農業用途”土地市場。無論是非農建設用地的總量，還是其結構和開發強度，均受行政部門（主要為國土資源行政部門）的管制，主要由土地管理法規範。

目前，各地政府是本地非農建設用地的唯一合法供給者，也對非農建設用地指標實行計劃配額管制。地方政府雖然壟斷當地非農建設用地市場，但其供給總量受中央土地行政部門的控制。通過土地指標的約束，層層分解，不得突破。

這種由價格信號引導的“理性經濟計算”過程，事實上如何運行？

首先是全國範圍內的總量控制：主要通過新增建設用地控制指標，對下級政府尤其是縣（市）政府的土地開發活動進行控制。一方面，全國中長期新增建設用地總量控制指標，在編制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時確定，各地中長期新增建設用地控制指標，則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分解分配，直至下達到鄉鎮。

另一方面，全國的年度新增建設用地總量控制指標，由國土資源部會同有關部門確定，各地區的年度新增建設用地控制指標實行“統一分配、層層分解、指令性管理”。

可以看出，各地非農建設用地開發管理，仍然是典型的計劃方式。

土地供應政策已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在土地參與“宏觀調控”和國土部門加強土地領域執法檢查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都希望獲得更多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但是，國土部門在確定年度新增建設用地總量指標時，往往會傾向於更為“嚴格”，無形中加大了國土部門的話語權。這顯然不利於住宅用地供給的增長。

“房地產市場”嵌入於其他市場中，可能釋放出表達“稀缺”的價格信號，“地王”頻出就是這樣的信號。但這種信號，並不能使被管制者像真正競爭性市場中的企業家那樣，采取企業家行動。很簡單，對競爭性市場中企業家與土地管制者而言，兩者實現效用最大化的行動方式，具有顯著差異。

用地結構：工業、商業服務業與住宅

工業用地價格低於住宅用地和商業服務業用地價格的情形，很多國家都存在。在中國，地方政府需要對工業和城市用地做出判斷，運用包括規劃、審批、征地等在內的行政權力，決定土地供給。

地方政府雖然可用“征收”以超低成本獲得大量農村集體土地，並擁有對非農建設用地的壟斷地位，但卻必須面對上級政府對城市規模和新增建設用地指標的嚴格控制。地方政府在GDP和稅收增長率等政績驅使下，必然低價甚至免費供給大量工業用地。此外，相當數量被“劃撥”的公益用地，也占用了被嚴格限定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於是，商業服務業和住宅的土地指標，變得非常緊張。

在當地，地方政府壟斷著住宅用地和商業服務業用地的供給。從實際經驗來看，其供給往往低於社會最適數量。由於供給太少，必然會自動擡高地價。當前的非農建設用地“市場”，大約70%以上的土地主要是通過行政部門而非市場配置的，只有不到30%的用地參與住宅用地和商業服務業市場。

根據《國土資源統計年鑒（2011）》的數據計算，從2003年到2009年，普通商品住房用地在國有建設用地供給中的占比均不超過20%。而且，商業服務業用地和商品住宅用地，還要承擔為公共建設用地、工業用地巨額的交叉補貼而籌資的重任，從而進一步扭曲地價，進一步拉高房價，造成房價地價的輪番快速上漲。這種土地用途結構的分配，既受制於地方官員的政績追求，同時也受制於控制部門本身進行要素配置的理性經濟計算能力，無法越俎代庖取代真正的市場競爭發現過程。

很多住宅用地價格高企的城市都有這種特點：工業用地的低價往往與商業用地和居民用地高價互為前提。以杭州市為例，根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2010年，杭州市的居住用地地面價格已高達22827元/平方米，商業服務業用地價格更是高達25066元/平方米，但工業用地價格僅為483元/平方米，其居民用地地價和商業用地地價分別為工業用地價格的47倍和52倍。

對“理性經濟計算”的利弊分析，一個簡單辦法就是國際比較。國外大城市中心區的用地比例，工業用地一般不超過城市面積的10%，居住用地一般占城市面積的45%左右。而且從趨勢上看，幾乎所有國際化大都市的工業用地面積占建設用地的比例都在不斷降低。

對土地開發強度的過度控制

對土地開發利用強度的行政控制進一步減少住宅用地供給。行政部門對城市土地配置的影響，體現在對土地使用的管制是立體的，包括對建築物高度與密度（最後體現為“容積率”）的管制。從中央有關部委到地方政府，都制定了看似科學的“容積率”控制指標。這種指標，不一定是“理性的經濟計算”的結果。尤其是一些超大城市，制定了明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低容積率標準，這是導致很多大城市中心城區房價過高的重要誘因。

比如2003年通過的某市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城市規劃條例的決定中，原“條例”的第十四條改為第十五條，修改為：“中心城規劃和建設應當與人口疏解、功能提升、環境改善和景觀優化相結合，增加公共綠地和公共空間，控制建築容量和高層建築，改善城市交通，完善基礎設施，增強城市綜合功能。”從此，“降低建築容量，控制高層建築”以地方法規的形式寫入了修改後的規劃條例，並於2003年12月1日起實施。

與之配合的明文規定是，該市中心城區住宅的凈容積率控制在2.5以內，辦公樓凈容積率控制在4以內。而具有可比性的香港島普通地塊的容積率在8-12，美國紐約曼哈頓地區的建築容積率是12-21。

目前，雖然該市的“降低建築容量，控制高層建築”已極少提起，但“規劃條例中”的這一規定並未被修改。

與該規定類似，一些城市的很多中心城區甚至CBD功能區，對容積率的限制，顯然導致了效率損失。2009年，重慶市規劃局副局長曾說，按照市委、市政府打造“宜居重慶”，嚴格控制，並降低容積率、提升城市品質的要求，將對主城區控規作修編，意味著主城中心區小區容積率將下調到3.5，外圍地區控制在2左右。

另一個非常典型的城市是杭州。按照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杭州的居住用地價格在2010年高居全國榜首（22827元/平方米，高於上海市的21112元/平方米），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杭州市城區著名的限高規定（根據《杭州市城市總體規劃》、《杭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總體規劃》，按距湖遠近，杭州主城區分A至G七個控高區域，對每塊區域的限高在18-80米）。

總之，很多大城市對中心城區土地開發強度的行政管制，加劇了城市的低效率與不公平，也是導致大城市商品房價格持續快速上漲的重要原因。行政部門對城市用地的過度管制，扭曲了城市空間結構，尤其是在“高度”方面。

如果是解除了過度管制的正常情形，中心城區的建築物高度應該比較高，而郊區建築物應該比較矮。

但是，當前的過度管制，反而導致中心城區的建築物高度嚴重偏矮，而郊區的建築物高度過高。對容積率的過度行政管制往往導致嚴重的土地浪費。對大城市而言，對容積率的管制，不僅浪費土地，限制了土地開發強度（相當於減少了大城市的住宅用地和商業服務業用地，變相提高了房價），還是日益嚴重的城市病的重要根源。

與之相對，很多被學界、業界、政界詬病的“城中村”，雖然也存在一些問題，卻往往有非常高的容積率，有效地利用了稀缺的城市空間。農民和農村自發城市化，有其優勢。

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主要結論：土地資源的行政性配置，是商品房價格持續快速上漲的推手。這決定了，土地及與之密切關聯的住房“供給”這個根本問題，在過去十年間未能緩解，甚至越來越嚴重。商品住宅價格“十年九調”，卻“越調越漲”，成為必然。

如果不盡快改變土地資源的行政性配置，以抑制需求為主的調控措施，會“管制導致進一步的管制”，出現“越調越漲、越漲越調”的循環。

如果高度強化保障房建設，可能偏離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還可能扭曲整個房地產市場，導致金融風險的進一步積累，反而導致問題更加惡化。

現在，由於供給側的問題，造成房價單邊上漲預期，看跌的太少。泡沫已大，樂觀情緒仍在不斷蔓延。在經濟L型走勢的現狀下，“地王”頻出，直接後果就是放大金融風險。

行政部門對土地的壟斷控制，阻止了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土地和重要商品的房地產真實價格發現過程。該領域的企業家精神被誤導，扭曲的價格幹擾了資源配置優化過程，這不僅導致社會凈福利損失，還導致尋租和腐敗等其他社會代價。沒有任何理論和經驗證明，通過行政控制土地要素有利於長期經濟增長。由企業家精神驅動的與需求結構相匹配的投資品結構和就業結構，才是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和特征。

二元的土地體系，已經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現實要求，成為中國改革大局中的制度短板。

我們的政策建議：短期政策主要是增加住宅用地供給，長期政策是全面開放土地市場。盯住市場化方向不動搖是轉型經濟體邁向現代國家的關鍵所在。

基於審慎的改革戰略，從短期來看，受現行土地制度的約束，應更多地給予一二線城市更多的住宅用地指標，減少對中心城區容積率和建築高度的管制，減少對小產權房的“打擊”行動，在更多的地區試點農村集體土地直接進入非農建設用地市場（尤其是住宅用地市場）。

從中長期來看，加快改革進度，在全國範圍內允許農村集體土地入市；盡快找到“小產權房”的合法解決途徑；在終止貨幣持續超發逐步回收流動性的前提下，進一步拓寬投資渠道。

Forever 21問題頻出 不是所有快時尚品牌都好賣

同Zara、H&M一樣，Forever 21是誕生於美國的快時尚品牌。相對於其他快時尚品牌，Forever 21的定位更加年輕一些，在其大本營美國，顧客多是一些20歲左右的女孩子。

在經歷了高速發展之後，如今該品牌卻頻頻爆出問題。繼去年9月被曝現金流捉襟見肘，Forever 21在今年又遭遇歐美連續關店以及同店銷售增長由正轉負、高層離職等問題困境。到了本月初，Forever 21宣布更換印度特許經營的合作夥伴。

這也許可以反映出快時尚巨頭們在無限風光背後的一些隱患，並不是所有快時尚都一帆風順。

頻繁換區域運營商

同中國一樣，擁有龐大人口數量的印度讓不少國際服飾巨頭視其為潛力巨大的市場。 Zara在印度的合作夥伴為塔塔集團零售子公司Trent Ltd. ，雙方在印度建立有合資公司Inditex Trent，並運營有16間門店。而H&M亦於2015年10月初進入印度市場，目前建有6間門店，並計劃本財年新增6間；另外美國的Gap也在2015年5月2日在印度開設首店。

進入印度之後的Forever 21換了三任運營商。據悉，印度零售商Aditya Birla Fashion and Retail （下稱“ABFRL”）成為Forever 21在印度市場新的合作夥伴，取代此前的印度特許經營商Diana Retail &DLF Brands（下稱“DLF”）。作為代價，ABFRL將支付給DLF2600萬美元，雙方在5月底已經簽署談判協議。

DLF此前在印度市場運營12間Forever 21門店，交易完成後，ABFRL希望在本財年將印度門店擴張至20間。除了獲得Forever 21的印度運營權，ABFRL還會在印度市場開展品牌的電商業務。

Forever 21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張東文則希望印度能成為Forever 21的第三大市場，並稱印度經濟的快速增長能夠幫助該品牌在印度建立一個10億美元的市場。

不過，這一目標里目前公司的經營還有些遙遠。Forever 21上一財年在印度市場收入增長23%，至26.2億印度盧比，約合3900萬美元，而2014財年該品牌印度收入僅為10.5億印度盧比。另有市場聲音提出，這樣頻繁地更換區域運營對象對於公司來說顯然並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海外擴張不順

“Forever21將目標消費群定位18~25歲的時尚快節奏生活愛好者，這一類的購買群體具備對時尚的高度敏感度並具備一定消費能力，但並不具備經常消費高檔奢侈品牌的能力，快節奏時尚品牌的公司頻繁更新的時尚低價產品正好可以滿足這類人群的需求。”弗若斯特沙利文大中華區總裁王昕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但這一模式在其他國家、地區卻並不怎麽行得通。除了印度頻繁更換運營商，在其它的海外市場，Forever 21也“節節敗退”。

2010年，Forever 21在伯明翰Bullring購物中心開設首間英國門店後，其在英國擴張一度達到8個門店。不過該公司的英國市場持續虧損，加之英國市場是快時尚、高街品牌最擁擠的市場，發現在英國市場很難有競爭力後， Forever 21從2014財年開始就將伯明翰的首間門店面積進行縮減，從最高峰的8間縮減至如今的4間。值得一提的，Forever 21在英倫三島的日子都不太好過，今年4月初，該品牌宣布退出蘇格蘭市場。

而在中國，早在2008年6月，Forever 21就開設了其在中國的首家店鋪。與競爭對手ZARA、GAP一進來就占據上海和北京等一線城市不同，Forever 21選擇將店鋪開設在四線城市江蘇常熟。由於選址錯誤、店鋪面積過小，再加上產品質量、風格等問題，一年後，Forever21關閉了這家門店，徹底退出中國市場。

2012年，Forever 21卷土重返中國市場，選址上海。但相比其他的快時尚品牌，這家公司的開店速度相對緩慢，至今在全國也僅有不過十余家店鋪。

在王昕看來，Forever 21的優勢是擁有面積超大的精品概念店，極具競爭力的價格，繁多的服裝服飾品，結合地域性質的產品，快速時尚模式。而劣勢則是，“就中國而言，只有一線城市品牌效應較好，以超大精品概念店為主的forever21選擇性多，造成消費者審美疲勞，不利於促進消費。且該品牌以款式繁多價格低廉的銷售模式，使得產品質量得不到提升。”王昕說。

高速發展後現頹勢

Forever 21這家由韓裔美籍人士創辦的服飾集團， 在過去30年里從洛杉磯的一家門店發展到如今遍布近50個國家的700多家門店。該公司目前約70%的收入來自本土美國市場。不過，和它的同行一樣，作為一家大型的服飾集團，其國際化拓展必不可少。

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公司把自己的品牌推向全球市場，人們開始清楚地意識到，一個能夠取得本土市場成長的品牌並不必然能夠在國外市場取得同樣的成功。

“快時尚品牌在經營模式上有其優勢，知名的品牌一旦進入一個新興市場，當地的消費者會因為其在海外的知名度而趨之若鶩，但要深入一個市場，是打持久戰，需要考驗品牌方的適應、應變能力。如果不會對不同市場做出不同的策略，時間久了，一招鮮也會讓消費者厭倦。”上海良棲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兼首席顧問程偉雄如是評價。

王昕也指出，美國本土與海外市場的消費者穿衣文化差別巨大，比如美國的消費者已經習慣了一件衣服穿幾次就扔掉，但在其它國家就未必如此。“在Forever 21的運營體制下，既要保持低廉的價格，又要提高服裝質量，顯然很難做到。”

雖然價格已經夠便宜，但Forever 21仍覺得不夠。這家公司於2014年推出廉價品牌F21 Red並發布三年擴張計劃，中期目標定為2017年全球門店達1200間，年收入突破80億美元。不過，在宏偉的中期目標提出一年後，Forever 21就被曝現金流出現問題。今年4月底，Forever 21的供應商Pearl-Vina Co.稱，該快時尚公司推遲向其付款。到了今年6月，這家公司的首席財務官C. Elizabeth Jain也宣布離職，該公司企業戰略總監將暫時負責財務工作，直到新的CFO就位。有市場觀點認為，店鋪數量發展過快或是其陷入危機的原因之一。

進口牛奶頻頻出問題 入華增速有增無減

由於輸華產品被查出金黃色葡萄球菌超標，國家認監委近日宣布將全面加強對澳大利亞乳品企業的監管。近年來，標榜天然、安全的進口牛奶頗受國內消費者追捧，進口量快速上漲，不過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隨著進口牛奶的大量湧入，也頻頻出現檢測不合格的問題，今年以來已有數十個批次的問題產品被銷毀處理。

根據國家認監委最新公布的信息顯示，在近期的抽檢中，質檢總局和口岸檢驗檢疫機構在多批次澳大利亞進口巴氏殺菌乳產品中發現不合格，其中澳方企業Camperdown Dairy company Pty Ltd輸華產品多次檢出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等致病菌超標。

國家認監委也采取嚴厲措施，一方面約談澳大利亞駐華使館，並暫停該企業在華註冊資格，同時對其他涉及進境不合格信息的輸華巴氏乳企業限期提交問題調查和針對性整改報告，並要求澳大利亞主管當局以及所有41家已註冊的巴氏殺菌乳企業限期提交相關技術性證明資料。其將全面加強對澳大利亞乳品生產企業的後續監管。

這已經不是澳大利亞輸華巴氏奶第一次出問題。根據國家質檢總局公布的信息顯示，今年上半年就有12批次的來自澳大利亞的巴氏殺菌乳出現質量問題，包括大腸菌群超標，非脂乳固體含量不符合國家標準要求，菌落總數超標等質量問題。

而進口牛奶整體也是問題頻出，在對國家質檢總局公布的信息統計發現，截止到目前，今年已有45批次的進口問題牛奶被銷毀，來源包括德國、法國、丹麥、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多個國家，其中也不乏愛氏晨曦、百吉福、荷蘭乳牛等品牌產品。原因多為菌群超標、酸度超標、發黴、食品添加劑不合格、包裝不合格等。

資深乳業分析師宋亮告訴記者，出現大腸菌群、金黃色葡萄球菌超標等問題，生產商要負主要責任。之所以進口牛奶頻頻出問題，一方面和澳洲、歐洲的部分企業對生產質量把控不嚴，導致生產過程中出現失誤有關。另一方面，中國市場已成為各國奶企爭奪的焦點，出口國急於將牛奶輸出到中國，但對貨品的質量檢測把控不嚴。

此外，目前除了部分巴氏奶和高端進口牛奶產品采用了冷鏈運輸或空運外，大部分進口牛奶的運輸途徑還是海運。航運界網航運分析師王海告訴記者，目前從歐洲到中國的集裝箱運輸的運期一般在38天左右，路線也多數為大西洋（地中海）-紅海-蘇伊士運河-印度洋-亞洲。而在漫長的運輸途中遭遇高溫、惡劣天氣都可能導致貨損。宋亮表示，類似發黴和包裝不合格等，就是在運輸過程中儲藏不當導致的問題，比如包裝受到擠壓或破損，外部環境惡劣導致產品發黴等，也都會帶來食品安全問題。

盡管問題頻出，但這並沒有降低進口牛奶入華的增速。根據中國奶業協會公布的數字顯示，近年來進口液奶增速驚人，2015年全國累計進口液奶46萬噸，同比增長43.7%。而2016年上半年，乳制品進口依然保持了較高增長，液體奶進口31.5萬噸，同比增長77.31%。有預測顯示，今年的總進口量將超過65萬噸。

宋亮告訴記者，國內進口牛奶增長迅速，一方面是由於國內部分消費者對國產奶信心不足；另一方面是部分消費者存在心理選擇性消費，有獵奇心理，對進口產品有偏好。此外，由於國外原奶價格不斷下降，進口牛奶的價格更便宜，也促進了進口牛奶的銷售。

他建議，在目前乳制品進口量越來越大的情況下，應盡快提高進口門檻。有關部門應盡快建立預檢機制，統一檢測標準後，由生產國的檢測部門先預檢，而國內的第三方檢測機構也可以介入，避免問題產品輸入。同時還可以建立懲罰機制和預警機制，對頻繁出現質量問題的廠商產品應禁止其進口。而對於消費者而言，目前國內品牌牛奶的安全和品質均不遜於進口產品，應理性看待。

從“蘇南模式”到“新蘇南模式” 各地雙創新招頻出

全國各地雙創基地齊開花，它們分別都有怎麽樣的特別和經驗?

9月2日，國家發改委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雙創示範基地有關情況。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安徽省合肥高新區、遼寧省沈陽市渾南區等5個示範基地的負責人報告各自地區的雙創模式。

今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建設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示範基地的實施意見》，提出建設首批28個雙創示範基地。

常州武進區——從“蘇南模式”到“新蘇南模式”

常州市武進區位於長三角的地理中心，南枕太湖，西銜滆湖，總面積1066平方公里，是蘇南國家自助創新示範區和蘇南現代化建設示範區的重要建設節點，是國家產城融合重要試點區域。

資料顯示，2015年武進區區完成地區生產總值1830億元，規模以上工業產值4400億元，人均GDP達2萬美元。同時，武進區被評為2015年度中國市轄區綜合實力百強第三名。

武進是近代民族工商業發祥地和“蘇南模式”的發源地之一。上個世紀80年代，武進農民自力更生發展鄉鎮企業，走出了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經過多年的發展，武進的綜合實力躋身全國市轄區前列，原有的蘇南模式也正在發生蛻變，成為新時代的“新蘇南模式”。

武進區副區長陸秋明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道，“新蘇南模式”主要體現在創新驅動、產城融合、全民創業和與時俱進四個方面，“從以傳統工業為主，轉變為二、三產業並舉，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由農民離土不離鄉轉變為依托眾創空間、孵化器、加速器、產業園區創業;由以農民為主的創業主體轉變為大學生、企業職工、‘創二代’、海歸人才等為主的‘新四軍’。”

陸秋明重點介紹了當地兩家有代表性的民營企業——瑞聲科技和恒立液壓。“上世紀80年代起，瑞聲科技開始生產電子元器件，通過30多年的發展，現在世界著名的手機品牌基本都是用其生產的蜂鳴器、光學鏡頭、振動馬達，其研究機構遍布世界各地;恒立液壓原來是做機械加工的，現在開發生產了油缸、液壓閥、液壓棒，填補了全國的空白，這個企業已經上市。”

據了解，武進區推進示範基地的主要做法是立足科教相容、量質並舉、優化服務和政策扶持。

合肥高新區——創新產品解決小微企業痛點

“合肥這個地方是養人的，培養出了這麽多優秀人才，是創新的天地。希望大家再接再厲、更上層樓。”今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完合肥高新區高新技術企業科技成果展後發表講話時說。

在最新公布的國家高新區綜合評比中，合肥高新區排名第七位。目前高新區內集聚各類市場主體16000余家，上市和“新三板”掛牌企業58家，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在規上工業產值占比高達71%。

合肥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呂長富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合肥高新區建設雙創示範基地的總體思路是堅持統籌政策鏈、服務鏈、資金鏈、生態鏈、文化鏈“五鏈合一”，實施科研高新、產業高新、智慧高新、國際高新、活力高新、服務高新“六大高新”工程，打造和傳播“高新創業、業創新高”的氛圍和口碑。

“高新區依托合肥市的科教優勢，目前園區從業人員近20萬人，碩士及以上學歷人員2萬余人，專業技術支撐人才5萬余人，人才總量快速增長，人才結構趨於合理，成為全省高層次人才最為密集的區域。力推政產學研深度合作，建設中科大先進技術研究院、合工大智能制造研究院、中科院創新技術工程院等三大協同創新平臺，打造源頭創新的策源地，打通從科學到技術這條產業化的鏈條。”呂長富介紹道。

目前，合肥高新區正在構建與中科大、中科院合肥物質院的“黃金創新三角”，積極部署建設離子醫學中心等六大支撐平臺，以“6+3”模式進一步推進源頭創新，全力打造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核心承載區。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呂長富重點介紹了合肥高新區面向小微企業發行的一種可兌現的有價電子證券——合創券，“企業可以用合創券向中介服務機構購買服務，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和小微企業簽訂合同，接受合創券，給企業提供科技中介服務，最終由中介服務機構和財政結算。”

合創券主要解決小微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政策扶持慢的問題。“過去是事後補助，資金兌現比較遲，政策兌現效率是延後的，現在要把它前置，政策的扶持由事後扶持變成了事前扶持，讓企業在一開始就能夠享受到科技中介服務，政策的落地實現了零時間和零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