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王健林“1億小目標”背後：中國階層日益固化

“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目標，比方說我先賺它一個億。”近日，王健林這句公開言論，在廣大民眾之間廣泛傳播，許多人以此自我調侃。

雖然王健林此言論有其上下文，可以讓這句話顯得沒那麽突兀。但這句話背後所反映的中國階層固化、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將在未來持續上演。

首先從王健林角度講，他作為2015年中國首富，將賺一個億認為是一個“小目標”，是有底氣的：統計顯示，2016上半年萬達集團收入1199.3億元(萬達百貨為王健林個人公司，收入未計入萬達集團)，也就是說萬達集團每天的營業收入大約在6個多億。而A股上市公司萬達院線上半年營業收入57.22億元，凈利潤為8.05億元。

萬達集團作為中國體量數一數二以地產為主的綜合型企業，其賺錢效應在行業與規模優勢下凸顯。然而，對於大部分中小企業，甚至不少A股上市公司，在中國經濟逐步進入低增長趨勢下，日子就沒那麽好過了。

以上市公司2015年年報為例，一年之內盈利不足1500萬的有300多家，超過上市公司總數的10%，1500萬是什麽概念?僅僅可以買到北上深主城區一套房產。如果看非上市的中小企業，境況可能還不及此，從前些年沿海地區外貿企業因出口放緩而紛紛倒閉，到去年以來因熱點城市房價暴漲，將不少制造業企業擠出。可以說，這幾年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中國企業，尤其是制造業的日子並不好過。近期甚至出現不少深圳、東莞制造企業老板，在企業遭遇困境之際，感慨當初應該將賺到的錢買房，而不是擴大再生產。

與之相對應的是，今年7月企業新增貸款大幅度萎縮，在7月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4636億元當中，企業貸款沒有新增，且反而減少26億元，環比驟減6114億元。企業新增貸款負值這在歷史上僅是第二次，上一次還是十年前的2005年7月。

無疑，這說明實體經濟雕零、企業惜貸，盈利、償付能力都頗為艱難，金融體系市場化決定了他們必然的選擇。要麽企業死掉了，要麽自己主動關閉了企業，資金需求出現了斷崖式下跌，信心一旦崩塌，就算銀行願意貸企業也不願意要。

與此同時，寶能、恒大這類具備雄厚資金的企業，卻到處在搶購股權和資本運作，每一次金融資產的狂歡，都令他們受益匪淺。

大企業與小企業強者恒強、弱者愈弱是當前中國經濟的縮影。同時，富裕階層與大眾階層財富和資源分化加劇，則體現出中國階層的日漸固化。

萬達每年巨額收入，令王健林父子財富日益膨脹，類似情況在其他富裕人員中亦有體現。據統計，目前中國億萬富豪人數多達6.7萬人，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中超過美國，已是全世界億萬富翁最多的國家。

而此時，2015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21966元，人均GDP也不過5萬元。此外，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社會基尼系數為0.462，而國際公認的貧富差距警戒線則為0.4(基尼系數是國際通用、用來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的重要指標，全世界超過0.5的國家只有10%左右，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一般為0.24—0.36之間)。

另者，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漸大、央行持續釋放流動性，人民幣一直走低，貶值壓力不小。此時，高凈值的富裕階層，可以通過海外資產配置，來防範匯率等風險因素影響;但低凈值人群，也就是“窮人”，面對貨幣貶值等風險因素時，似乎沒有多少措施防範。

在國內投資渠道方面，大眾只能選擇股票、銀行理財等途徑，因此A股估值一直居高不下，而銀行存款和理財產品，則徹頭徹尾是為富人財富增值做“嫁衣”，因為大量的銀行理財資金，都流向金融市場的結構性產品。

一度成為中國首富的企業家嚴介和之子嚴昊近日稱，中國如今已告別“一夜暴富”時代。的確，隨著經濟增長逐步平穩，各行業各領域皆被觸及，“一夜暴富”情況很難像改革開放前幾十年一樣頻頻出現，這也是國家進入成熟階段的特征。

但是，嚴昊此言尚有話外之音：現在的窮人日後成為富人的可能性降低。降低到什麽程度，很難預測，但如果一個人憑借知識和勤勞不再能讓自己過上比較滿意的生活，上學無用論、奮鬥無用論、“拼爹”是王道論頻頻被驗證，那麽階層固化的負面效應將會顯現，後果不堪設想，甚至有可能陷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

階層固化，隨之而來的將是一個沒有活力的中國，這應該是絕大多數國人不願意看到的。

中國中產階層增長加速 家庭負債率不及美國一半

幾十年來，美國消費者一直都是全球經濟的主要推動力。如今隨著美國購買力逐漸疲軟，中國的中產階層將接過“接力棒”。

根據麥肯錫的一項調查，2022年前，76%的中國城市人口將被視為中產階層。劃定中產的標準為：一戶城市家庭年收入達到9000~34000美元。即使這個數字聽上去不算多，但在價格調整後，這個標準對其他國家來說算得上中產階層。而在2000年，僅有4%的城市人口達到這一中產標準。

2015年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已達到7.7億。即使這個數字不變(城市人口只會增加)，在2022年前將有超過5億人口進入中產階層。

麥肯錫稱，2012年54%的中國城市家庭被認為是“大眾中產階層”(Mass Middle)，他們的年收入在9000～16000美元之間(6萬～11萬元人民幣)。但到了2022年，由於更加高薪的高科技以及服務業崗位增加，54%的家庭將晉升為“中上階層”(Upper Middle)，年收入將處於16000～34000美元之間(11萬～23萬元人民幣)。

同時，根據波士頓咨詢集團分析，到2020年，中國的消費總量(購物數量)預計每年將增長9%。總的來說，消費經濟預計增長55%，達到6.5萬億美元(約44萬億元人民幣)；增長額達到2.3萬億美元(約15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德國或英國現有消費市場的1.3倍。

中國消費支出增長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家庭的低負債。中國內地家庭的債務相對GDP的比例為40%，不到美國的一半，並且也遠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例如英國、日本。

不同於上世紀80年代前出生的消費者，中國新一代的消費者如今可以接觸到來自全世界的商品，而當今一代的年輕人也不會像他們的父輩或祖輩一般節儉，他們的消費支出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長。這個數字是“上代人”(35歲以上的消費者)的兩倍。到2020年，年輕一代所占的消費份額將從現在的45%上升到53%。

割裂的美國——精英階層為何集體犯錯？

這次美國大選的結果，是很多人都始料未及的。尤其對美國的精英階層而言，在大選揭曉前，他們幾乎從未認真考慮過特朗普當選的可能性。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日前也曾表示，他原本預料希拉里會贏。然而，劇情反轉，特朗普當選了，精英們集體懵了。到底是什麽讓他們在判斷上犯了那麽大的錯?

矽谷精英：原來我們生活在泡沫里

加州是傳統的左派州，也是民主黨最重要的票倉。尤其在舊金山，那里可以說是左派中的左派。大選結果揭曉後，我的很多朋友都對結果相當震驚，他們對我說：“特朗普怎麽可能贏了?他的支持者可都是些‘redneck’(字面意義‘紅脖子’，意指美國南部農民)和極端種族主義者，是一幫‘deplorables’(糟透了的人)。”

這是當時很多美國精英階層的普遍認知。但真實情況是這樣嗎?從後來陸續公布的選舉數據可以看出，特朗普的支持者們並不局限於之前所說的那些人。

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些搖擺州，白人女性把票投給特朗普的比投給希拉里的多。要知道，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可沒少發表歧視女性的言論，因而大家幾乎都把女性選民排除在特朗普主要支持者的範圍之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隨後的采訪中，這些白人女性表示，同為女人，她們並非不希望看到第一位女性總統的誕生，但希拉里總讓她們覺得不可信任;而另一方面，她們非常希望看到改變，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比第一位女性總統來得重要!從最終選舉情況可以看出，很多女性其實是跳出了性別的範疇，為改變現狀和打破僵局投上了決定性的一票。

在這次選舉中，除了東西部幾個州被希拉里拿下以外，中部絕大部分州都被特朗普納入囊中，意味著中部大部分美國人都支持特朗普，這也是之前始料未及的。所以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同時也是一位在矽谷工作的非常出色的投資人，前幾天跟我說，這次大選讓他覺得原來自己是生活在泡沫里，真實的情況和自己的認知有著很大的反差，並且接下來得真正去中部各地考察一下了。

和她持相同觀點的矽谷精英並不在少數。尤其當看到加州作為深藍州，在這次選舉中居然有超過35%的人投票給了特朗普，也就是說在這麽左派的州，仍有超過300萬人放棄了傳統的選項。很顯然，加州民眾的聲音已經不再那麽統一了，至少平民階層這次並不支持希拉里。

所以，精英們坐不住了。我最近一直聽到的一句話是：我們都是很聰明的人，是精英中的精英，沒有一個人想到希拉里會輸，平時連談都不會談到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為什麽這次可以錯得這麽離譜?伴隨著疑問而來的還有更多的反思和迷惘，很多人說，看來我要重新考察一下自己所有的設定，看看是什麽造成了這次的錯誤。

一些特朗普支持者

加州“脫美”?成功率微乎其微

想象和現實的差距如此之大，可能讓人難以接受。大選結束後的幾周，美國多地爆發了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反對特朗普當選。加州一些組織甚至開始正兒八經研究“脫美”，要搞“加州獨立”，並且說出了很多“脫美”後的好處。網友們還仿效英國脫歐時造的詞“Brexit”，創造了加州版的新詞“Calexit”。

那麽，加州“脫美”獨立的可能性會有多大呢?

從歷史上看，所謂的Secession(脫離聯邦)，是很富有爭議性的。美國建國之初有13個州，其他州的加入都是通過遞交申請，在獲得美國聯邦政府接受之後才由一個地區成為美國的一個州。而獲準加入美國是有一定的條件的，以猶他州來說，它是摩門教的大本營，而摩門教崇尚一夫多妻制，所以當年在猶他州申請過程中，美國政府就提出如果要並入美國必須取消一夫多妻制，後來猶他州接受了這個要求，更改了相應的法律。但現在主流的摩門教徒也都已經摒棄了這個傳統。

既然有申請加入的標準和流程，那有沒有退出機制?這個問題早在19世紀初就曾被提出，當時美國南方一些州表示他們應該也有退出的權利，但退出的結果就是引發戰爭。經過南北戰爭之後，所有美國人很清楚地認識到，美國聯邦政府會盡一切努力捍衛領土的完整性。

除了捍衛領土完整之外，美國政府同樣誓死捍衛法律。南北戰爭後，南方雖然戰敗，但在種族歧視方面仍沒有太多改善，所以當時美國政府就制定了相關的聯邦法案來進行制裁。而對於這些法案，南方州政府提出了“Nullification”(條款無效制)，以決定是否執行這些法規，但到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隨著很多案件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並獲得勝訴，加上聯邦政府派出軍隊保證判決後的執行實施，“Nullification”也就慢慢退出了歷史舞臺。從此，美國再也沒有哪個州敢不執行聯邦最高法院的最終判決。

聯邦法案尚且如此，全美投票選舉的結果又怎會被改變?所以，所謂的“脫美”獨立，成功率是微乎其微的。我最近常常聽人說，加州如果“脫美”，那就將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僅次於美中日德英五國。但現實來看，獨立幾乎不可能發生，除了前面說到的原因，更重要的一點是，加州沒有屬於自己的文化。你很少會聽到有人說，我是真正的加州人。這點就跟美國南方有很大的不同，南方人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和文化，他們常常會很驕傲地說：“我是南方人。”只從經濟角度去探討所謂的獨立，註定是一場空談而已。

大選之後民眾在特朗普大廈外遊行抗議

是什麽造成美國精英階層集體犯錯?

在“脫美”這件事上我在矽谷也問過好幾位高科技行業的精英，他們普遍都沒拿這當回事，反而更多的是反思，到底什麽原因導致這些最聰明的人在總統選舉的判斷上集體犯了錯?

希拉里在與美國民主黨主要贊助人進行視頻會議時，把自己競選失敗歸咎於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幹預，因為在大選投票日前，FBI局長科米宣布重啟對希拉里“郵件門”的調查。而在此之前，希拉里已經獲得了一定的優勢，但正是因為“郵件門”事件的再度爆發，讓很多人對她產生了不信任感。

對特朗普來說，他覺得自己獲勝的重要原因在於“沈默的大多數”終於站出來發話了。那些最底層的美國民眾對目前的局面有著很大的不滿，在中小城市、農村地區、教育程度偏低的地區，選民們都出來投票了，而且是投給特朗普。

而我覺得這是多方面原因導致的，有偶發性，也有必然性，首先，從希拉里本身來說，她還是沒能讓很多人真正地信任自己，這是她不能否認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次，希拉里競選團隊太早放棄了白人中低階層群體，他們覺得不可能贏得這部分人的選票，可是錯誤就在於——雖然拿不到選票，但也應該爭取不讓那麽多人把票投給特朗普，所以這是一個戰略上的重要錯誤。選舉數據最後也清晰地顯示，很多大家覺得會站在希拉里一邊的人，比如黑人、拉丁裔、女性等等，並沒有想象中那麽多。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沒有想象中那麽少，所以在多種因素下，造成了這個結果。

這場總統選舉會被載入史冊，不僅是因為它的激烈程度超出以往，更重要的是體現出美國精英階層和普通階層之間的分化日益嚴重，他們猶如互不交叉的兩條平行線，沒有任何相交點。就像我之前所說的，在選舉結果出來之前，很多人從沒想過特朗普有贏的可能性，甚至特朗普團隊里不少人之前也私下對媒體說，他們感覺特朗普不會贏。所以當結果出來之後，很多人都十分震驚。

美國的精英階層大多居住在大城市里，擁有良好的教育程度，主要從事著腦力勞動，有更密切的國際化互動，他們看到的是自己眼里的美國，對美國未來做出了他們的一票選擇;美國的普通階層和前者的特點很不一樣，但相同的一點是，他們也從自身情況出發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可能兩者都沒有錯，只是這次選舉結果體現大多數人的意誌和選擇而已。

(作者是首位出生於中國內地的白宮學者、英特爾前執行董事、現任宇沃資本董事長)

 “老富”階層力挺，菲永代表中右翼出戰法大選

法國前總理菲永(François Fillon)於當地時間27日的共和黨初選第二輪投票中戰勝同為前總理的波爾多市市長朱佩(Alain Juppé)，贏得中右翼初選，將在明年代表該陣營出戰總統選舉。

由於當前執政的左派社會黨的支持率較低，多數觀察人士認為，明年的法國大選將在菲永和反建制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之間進行。

地方中產階層

當地時間27日晚間，中右翼初選官方網站公布的不完全統計結果顯示，菲永已獲得66.6%的選票，朱佩僅獲得33.4%。由於得票率差距較大，朱佩隨後發表講話，承認敗選，並表示將支持菲永。

有分析稱，菲永的勝利顯示了選民明顯的“向右轉”跡象，尋求恢複法律和秩序的右翼原則，並希望堅持自由市場經濟計劃，堅決推翻過去的經濟政策。

“3年來，我為自己的價值觀參選。”菲永說，“法國不接受墜落，法國想要自由和行動力。左翼帶我們走向失敗。極右翼領導我們走向破產。”

朱佩則對菲永的勝利表示了祝賀。“對於我來說，我將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波爾多市市長的職責上。”他說，“這帶給我太多的歡樂。”

有歐洲媒體分析稱，菲永此次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此前法國最安靜、最不關心政治的一群人，即較富裕省份的謹慎的中產階層。

68歲的帕呂(Philippe Palluy)是一位來自里昂的退休企業家，在上周日的中右翼初選第一輪投票中，他排了一個小時的隊給菲永投票。“我甚至說服了我的妻子投票給菲永。”他說，“她本想投票給朱佩。”

帕呂只是逆轉了中右翼初選結局的諸多選民之一。根據Elabe民調，在初選第二輪投票中投給菲永的有近一半都是退休人員，三分之一是高收入的高管。年齡在18歲~34歲之間的只占16%，來自小城鎮的選票僅占6%，來自巴黎的選票僅占20%，19%來自農村地區，60%都來自男性。

有政治觀察家分析稱，菲永是一個政壇“老司機”，但卻不是民粹主義起義者，但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帶來的反建制浪潮中，菲永抓住了巴黎自由主義精英越來越強烈的挫敗感。來自法國西部農村薩爾特的菲永用法律和秩序等價值觀調動起保守的、上年紀的富人選民為自己投票。

“地方上的中產階級決定選出一位類似於他們自己的候選人。”凡爾賽大學教授布韋(Laurent Bouvet)說，“他們懷念戴高樂時代的繁榮，厭倦開支成本太大的國家。省級中產階級希望翻掉薩科齊和奧朗德這兩頁，認為他們實在是損害了法國的形象。”

不少觀察家稱，菲永贏得初選得益於他很好地抓住了當前法國人的心態，對社會經濟地位下滑的焦慮以及對恐怖主義的擔憂。他提出了釋放經濟活力、恢複國家權威，以及重申法國價值觀等三點目標，政經綱領涵蓋就業、移民和反恐等法國人當前最關註的三大議題。他承諾未來5年削減財政赤字100億歐元，私企廢除35小時工作制，對出國參加恐怖組織的法國人下達禁返令等。

菲永自稱其自由市場經濟平臺計劃是受到了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自由市場理論的激發。不過，像大多數法國人一樣，這些選民並不特別受自由市場理論的吸引，他們只是覺得現行的一切並無法停止法國的衰退和高失業率。

帕呂說，他喜歡菲永低調、直言不諱的風格，以及他減少國家公共債務的承諾。

勝算

現年62歲的菲永是法國資深政治家，具有公共法學和政治學博士學位，已婚並育有5個子女。1981年，他首次當選國民議會議員，是當時最年輕的國會議員，之後先後任法國勞動部長、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長等。2007年和2010年兩度被法國前總統薩科齊任命為法國總理。

和美國的間接選舉制不同，法國實行的是直接選舉制。由有意參加選舉的政黨先推選本黨候選人，通過兩輪初選投票確定該黨總統候選人。法國現行的第五共和國憲法規定總統候選人必須是年滿23歲的法國公民，同時還需獲得來自法國至少30%以上省份的500名民選代表的簽名支持。在審核候選人資格後，憲法委員會公布候選人名單，標誌總統競選正式開始。

根據憲法，法國總統由普選產生，采用多數兩輪投票制，任期5年，第一輪投票中若無人獲得超過半數選票，則要進行第二輪投票，由選民在第一輪投票中得票率前兩位的候選人中選出一位擔任總統。第二輪投票在第一輪投票後的第二個星期日舉行，法國政府此前宣布2017年大選的兩輪投票在4月27日和5月3日舉行。

此前多數分析認為，中右翼候選人在面對目前執政的左翼政黨社會黨和極右翼“國民陣線”的總統候選人時，都擁有較大勝算。

此前的調查顯示，鑒於左翼的分裂，中右翼陣營的候選人很可能在明年5月的總統選舉中對陣極右翼“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因為左翼第一大政黨法國社會黨領導人、法國總統奧朗德目前支持率極低，很有可能在大選中走不到第二輪。屆時菲永會在左翼和右翼主流選民的支持下，贏得總統選舉。

不過，也有觀察人士認為現在預測誰會當選法國總統還為時尚早，畢竟美國出現了特朗普“逆襲”的戲碼，而且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民粹主義在全球盛行，增加了勒龐勝利的希望。

而且此前也有多個民調顯示，菲永的支持率長期落後於參選的朱佩和法國前總統薩科齊，直到首輪投票前，菲永才愈戰愈勇，最終成功翻盤。

北上廣三地誰最賺錢？上海新階層家庭總收入去年36萬

北上廣三地可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那三地居民的收入如何?誰又更會賺錢?

2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公布的數據顯示，從家庭總收入來看，居住在上海的新社會階層的收入達到369131元，為三地最高;北京次之，為259978元;廣州最少，為201772元。

上述機構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發布的《2017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報告介紹，當前，“新社會階層的高收入、高消費特征明顯”。

該報告采用廣義的“新社會階層”界定，即中共中央統戰部發布的《關於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指出的，新社會階層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組成。

報告稱，從個人收入來看，新社會階層在過去一年的平均收入達到166403元，遠高於社會平均收入75184元，是其2.21倍;而在家庭收入層面上，新社會階層過去一年的家庭總收入均值達到288826元，是社會平均收入147573元的1.96倍。

在北京、上海與廣州三地，新社會階層內部的收入也呈現巨大的差異化現象。從家庭總收入來看，居住在上海的新社會階層的收入達到369131元，為三地最高;北京次之，為259978元;廣州最少，為201772元。

在工資性收入方面也呈現類似的特征，而在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方面，廣州的新社會階層的收入在三地中排名均為第一，達到38447元，這可能與廣州的非公有制經濟活力更強、重商氛圍濃厚、有更多的人從事經營活動和財產性活動有關。

在消費水平與消費能力方面，數據顯示，北上廣三地新社會階層在過去一年家庭總支出的平均數達到131459元，而三地居民的平均家庭總支出為76734元，新社會階層家庭的支出總額是社會平均水平的1.71倍。

在各分項的支出方面，新社會階層的飲食支出為35433元，略高於社會平均水平25832元;服裝配飾支出為14720元，比社會平均水平高92.8%;醫療支出為6778元，高於平均水平38.9%;教育支出與住房支出明顯高於社會平均水平，分別是其1.68倍和1.40倍。說明相對於社會其他階層來說，新社會階層自身的消費能力更強，也擁有更巨大的消費潛力可發掘。

報告介紹，總的來說，城鄉居民收入繼續增長，但同比增速明顯下降。2016年1~9月，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17735元，同比名義增長8.4%，扣除價格因素影響後實際增長6.3%。分常住地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337元，同比名義增長7.8%，扣除價格因素影響後實際增長5.7%;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998元，同比名義增長8.4%，扣除價格因素影響後實際增長6.5%。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繼續縮小，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82倍，比上年同期縮小0.01倍。

但報告同時稱，應當註意的是，中國社會的收入差距並不僅僅表現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一個維度上，行業差距、地區差距以及社會成員差距都對總體的收入差距有重要影響。總的來說，這些方面的收入差距近年來也不斷縮小，加上國家對低收入和貧困人口的轉移支付力度逐年加大，並且努力縮小不同社會階層和群體間的轉移性收入的差距，中國社會的總體收入差距2009年以來不斷縮小，全國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數從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5年的0.462。收入分配差距縮小，從社會階層結構來說，意味著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擴大。

報告稱，如何界定中等收入群體，在國際上都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如果把家庭人均收入在城鄉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75%以下、75%~125%、125%~200%和200%以上，分別作為界定低收入群體、中低收入群體、中高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的標準，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5年開展的全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2015)數據來測算，結果顯示，在所有被調查戶中，不包括未提供家庭收入信息的被調查戶，2014年低收入群體占39.9%，中低收入群體占18.9%，中高收入群體占18.5%，高收入群體占22.8%，若把中低收入群體與中高收入群體合並成中等收入群體，則中等收入群體所占比重為37.4%。

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為19308元，是2000年的5.2倍，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實際增長8.5%。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為27088元，是2000年的3.9倍，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實際增長6.6%;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為9630元，是2000年的5.0倍，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實際增長7.7%。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增長快於城鎮居民，特別是自2011年以來，較為明顯。

2016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2247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實際增長6.4%。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6797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實際增長5.3%;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7017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實際增長8.2%。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速也快於城鎮居民。

2016年前三季度，在生活用品及服務支出中，居民人均用於購買化妝品等個人用品的支出增長16.7%，家政服務支出增長27.3%;在交通通信支出中，居民人均用於購買汽車、移動電話的支出分別增長15.2%和10.5%，上網費和郵費分別增長15.7%和14.4%;在教育文化娛樂支出中，居民人均用於景點門票、健身活動和電影演出票等支出分別增長16.0%、13.9%和10.5%;此外，旅館住宿和美容美發洗浴的支出分別增長10.3%和11.1%。

報告稱，從一些實物指標看也能說明消費正在升級換代，比如居民家庭人均管道天然氣、液化石油氣和抽油煙機購買量分別增長11.3%、19.3%和14.9%，說明居民使用能源更加清潔、烹飪方式更加環保;人均汽油購買量增長19.9%，說明居民以車代步出行增多;人均空調購買量增長19.4%，說明居民日常生活更加舒適。

"得到"的典型用戶，是在不斷提速的社會中，害怕被拋棄的知識階層

刺猬公社 2017-03-09 10:45

本文由刺猬公社（微信ID: ciweigongshe） 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金木葉。

“內容付費”的背後，是一個數量巨大的充滿焦慮感的知識階層，隨著社會的不斷加速，這個階層也正在越滾越大，正是他們，奠定了內容付費這個風口堅實的基礎。

累計銷售1440118份，其中除了651735份是每份1元，其余每份199元。拿計算器乘了一下，得到這樣一個數字：157539952。

1.575億元。

昨天，羅振宇在北京瑰麗酒店的成果匯報會上，對外公布了"得到"app上專欄的銷售數據，他沒有公布總收入，總收入是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算出來的。

"得到"上一共有19個專欄，除了羅振宇自己的專欄僅賣1元/份外，其余18個專欄都是統一價格——199元/份/年。

羅胖還透露，“得到”總用戶558.48萬，日均活躍用戶45.45萬，專欄周打開率63.1%，專欄日打開率29.3%。

花了錢，日打開率還不到30%，這是不是意味著這錢花得不值？畢竟，有那麽大一個比例的人付了錢，卻不看。

“得到”出現後，很多人都對它抱有巨大期待，但也有疑慮，大家都希望能看到閱讀率有多高，複購率會是咋樣——因為這能展現它的可持續。30%的打開率是不是展現了“得到”的失敗？

在羅胖看來，30%的打開率不是個問題，他橫向比較了微信公眾號，說現在的微信公眾號是免費的，不花錢的打開率應該是不足5%。

但微信公眾號是免費的，“得到”專欄畢竟是收費的。“買書你回家都看嗎？我從知覺上來看，應該也不超過5%，反正我想想我自己，買了100本書，能看5本就不錯了。所以這沒有什麽可質疑的。”羅胖如此辯解道。

刺猬公社也不覺得30%的日活是個問題，而且也看好“得到”的未來，應該說，看好內容付費的未來。

在前互聯網時代，為內容付費一點都不奇怪。不論是書報雜誌，還是有限電視，或者歌曲電影，一手交錢，一手獲得內容，一直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這種狀況，比特化之後，報紙上網了，沒人買報了；雜誌上網了，沒人買雜誌了；音樂電影上網了，沒人買碟了。互聯網上就像開放了內容的免費流水席，任人予取予求。

免費成了大家習以為常的消費習慣，這正如安德森在《免費：商業的未來》中寫道的：網絡上流行的“免費”手段並沒有什麽陷阱，它並不是為了吸引你日後購買的一種手段，而是實實在在的免費奉送。

其余互聯網產品的免費，在成就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在《免費：商業的未來》中文版的序言中，周鴻祎提到Google一直是互聯網免費策略的倡導者和實踐者，為了跟微軟的版權收費策略叫板，Google先後把郵箱、地圖、辦公軟件等等都給免費了，結果Google成了全世界最大互聯網公司。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則提到了淘寶用免費打敗了ebay。

這些互聯網公司在通過免費獲得巨大流量之後，也獲得了高溢價的商業機會。

然而，對於像內容這種創意產品來說，免費所帶來的傷害是實實在在的。互聯網改變了音樂的載體後，使得唱片業一蹶不振，音樂人難以專註生產好內容；免費電子書唾手可得後，出版業每況愈下，優秀作者更是紛紛逃離；紙媒更不用說了，再精致再有創意的媒體，也很難找到付費的用戶。

人們一度以為，互聯網上的免費，是不可避免的長遠趨勢。

不承想，在信息不斷膨脹之後，為內容付費的行為竟然一點點又回來了。雖然付費報紙雜誌一直不成功，但先是從閱讀平臺上付費看內容開始，然後是視頻平臺上看劇，然後是微信上贊賞，然後就出現了“得到”這樣的內容閱讀平臺，突然，為內容付費似乎成了大勢所趨。

這種轉折，正像凱文凱利在《必然》中寫道的：電視盛行的年代，確實沒有任何人寫作了。21世紀初，新式的電視和平板電腦引起了寫作的熱潮，這股熱潮延續至今，仍沒有消散。人們花在閱讀上的時間差不多是80年代的三倍。2015年互聯網上頁面超過60萬億，普通民眾每天發布8000萬條博客，全世界年輕人每天在手機上寫下5億個段子。

由免費到付費，無疑是內容消費升級的重大體現。為什麽會有這種升級？毫無疑問是多重因素的影響，比如移動支付的便捷，比如社交化的閱讀場景，比如社會化內容平臺給個人提供塑造IP的可能性，比如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

這些都對，但無法解釋為什麽有多達上百萬的用戶，為了看一個或幾個專欄，會去主動下載一個app，並為此掏出相當於一年訂報費的錢。

根本原因，可能還在於巨量用戶對優質內容的渴求，尤其在社會提速之後，這種對信息或知識的渴求，已經變成了一種焦慮。

互聯網造就了一個巨大的內容消費場——中國一個典型網民的行為特征是，他平均每天要在互聯網上待上3.78個小時（根據CNNIC最新數據），中國有7.31億手機網民，他們每天在網上要花27.6億個小時。

這27.6億個小時中，除了交易和社交外，其余都可以算得上消費內容的時間。在這麽大一個內容需求的漩渦中，優質內容的價值能得到更加凸顯。這也是為什麽這兩年，內容創業這麽紅火的一個根本原因——需求太大了，現有的內容供給遠遠不夠，優質內容源更是匱乏，這也是為什麽刺猬公社認為內容創業還遠未到滿足社會需要的程度——機會還非常巨大。

用戶願意付費的內容，主要可分為知識型的和娛樂型兩種，前者跟求知有關，後者跟快樂有關。目前正在爆發的是娛樂型內容，比如遊戲、影視劇等，但知識型的爆發早有端倪。

早在2011年，艾瑞咨詢發布的《2010-2011年中國搜索引擎用戶行為研究報告》就顯示，工作/學習資料、電影/視頻、MP3音樂和新聞資訊占據了搜索內容的前四位；工作/學習資料更是超過了電影/視頻成為用戶搜索的首要內容，其比例達到了75.4%。

這幾年，一個明顯的感覺是，社會在提速，就像馬拉松比賽一樣，跑在前面的跑得很前，落在後面的落得很後，夾在中間的很緊張。

這就造成了一個焦慮的知識階層，由技術主導的大變革中，各種“風口”“元年”應接不暇，趕不上趟兒，新舊交替不說，昨日之新，可能就成了今日之舊，物換星移的速度太快，太容易被同事、朋友、同學乃至於這個時代落下了。

收入上，身邊有太多一夜暴富神話；職位上，湧出無數創始人、合夥人、CEO；生活上，總有人比你善於投資理財；未來規劃上，突然發現熟悉的人悄無聲息即將移民他國；教育上，健康上，職業規劃上……都有太多需要學習的東西。

他們為了趕上這個急遽變化的時代，需要不斷獲取知識，拓寬視野，所以願意為知識型付費，尤其是快餐式、碎片化內容，既不艱深，又不枯燥，還是由某位知名人士提供的，就更有說服力了。就像一個博士畢業的產品經理，他為了補充商業知識，願意每天花幾分鐘到聽“得到”上劉韌的專欄。刺猬公社所了解到的“得到”的用戶，也幾乎都是他這種情況。

“得到”上提供的知識，按深度、長度來看，只能算是“輕知識”。它不同於人們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系統性學習的專業知識，既輕悅，又容易成為談資。

羅胖說“得到”用戶是為了過更好的生活而購買專欄，把自己的碎片化時間也利用上。這恐怕並不是關鍵原因，關鍵原因還在於需要“輕知識”的群體，害怕被這個不斷提速時代拋棄，成了跟時代脫節的人。

羅胖其實知道這個，所以他把自己一本書取名為——我懂你的知識焦慮。

所以，“內容付費”的背後，除了愉悅的需要，還有一個數量巨大的充滿焦慮感的知識階層（他們同時是知識型和娛樂性內容付費的主力），隨著社會的不斷加速，這個階層也正在越滾越大，正是他們，奠定了內容付費這個風口堅實的基礎。

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發布

全部評論：10

發布

"得到"的典型用戶，是在不斷提速的社會中，害怕被拋棄的知識階層

刺猬公社 2017-03-09 10:45

本文由刺猬公社（微信ID: ciweigongshe） 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金木葉。

“內容付費”的背後，是一個數量巨大的充滿焦慮感的知識階層，隨著社會的不斷加速，這個階層也正在越滾越大，正是他們，奠定了內容付費這個風口堅實的基礎。

累計銷售1440118份，其中除了651735份是每份1元，其余每份199元。拿計算器乘了一下，得到這樣一個數字：157539952。

1.575億元。

昨天，羅振宇在北京瑰麗酒店的成果匯報會上，對外公布了"得到"app上專欄的銷售數據，他沒有公布總收入，總收入是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算出來的。

"得到"上一共有19個專欄，除了羅振宇自己的專欄僅賣1元/份外，其余18個專欄都是統一價格——199元/份/年。

羅胖還透露，“得到”總用戶558.48萬，日均活躍用戶45.45萬，專欄周打開率63.1%，專欄日打開率29.3%。

花了錢，日打開率還不到30%，這是不是意味著這錢花得不值？畢竟，有那麽大一個比例的人付了錢，卻不看。

“得到”出現後，很多人都對它抱有巨大期待，但也有疑慮，大家都希望能看到閱讀率有多高，複購率會是咋樣——因為這能展現它的可持續。30%的打開率是不是展現了“得到”的失敗？

在羅胖看來，30%的打開率不是個問題，他橫向比較了微信公眾號，說現在的微信公眾號是免費的，不花錢的打開率應該是不足5%。

但微信公眾號是免費的，“得到”專欄畢竟是收費的。“買書你回家都看嗎？我從知覺上來看，應該也不超過5%，反正我想想我自己，買了100本書，能看5本就不錯了。所以這沒有什麽可質疑的。”羅胖如此辯解道。

刺猬公社也不覺得30%的日活是個問題，而且也看好“得到”的未來，應該說，看好內容付費的未來。

在前互聯網時代，為內容付費一點都不奇怪。不論是書報雜誌，還是有限電視，或者歌曲電影，一手交錢，一手獲得內容，一直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這種狀況，比特化之後，報紙上網了，沒人買報了；雜誌上網了，沒人買雜誌了；音樂電影上網了，沒人買碟了。互聯網上就像開放了內容的免費流水席，任人予取予求。

免費成了大家習以為常的消費習慣，這正如安德森在《免費：商業的未來》中寫道的：網絡上流行的“免費”手段並沒有什麽陷阱，它並不是為了吸引你日後購買的一種手段，而是實實在在的免費奉送。

其余互聯網產品的免費，在成就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在《免費：商業的未來》中文版的序言中，周鴻祎提到Google一直是互聯網免費策略的倡導者和實踐者，為了跟微軟的版權收費策略叫板，Google先後把郵箱、地圖、辦公軟件等等都給免費了，結果Google成了全世界最大互聯網公司。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則提到了淘寶用免費打敗了ebay。

這些互聯網公司在通過免費獲得巨大流量之後，也獲得了高溢價的商業機會。

然而，對於像內容這種創意產品來說，免費所帶來的傷害是實實在在的。互聯網改變了音樂的載體後，使得唱片業一蹶不振，音樂人難以專註生產好內容；免費電子書唾手可得後，出版業每況愈下，優秀作者更是紛紛逃離；紙媒更不用說了，再精致再有創意的媒體，也很難找到付費的用戶。

人們一度以為，互聯網上的免費，是不可避免的長遠趨勢。

不承想，在信息不斷膨脹之後，為內容付費的行為竟然一點點又回來了。雖然付費報紙雜誌一直不成功，但先是從閱讀平臺上付費看內容開始，然後是視頻平臺上看劇，然後是微信上贊賞，然後就出現了“得到”這樣的內容閱讀平臺，突然，為內容付費似乎成了大勢所趨。

這種轉折，正像凱文凱利在《必然》中寫道的：電視盛行的年代，確實沒有任何人寫作了。21世紀初，新式的電視和平板電腦引起了寫作的熱潮，這股熱潮延續至今，仍沒有消散。人們花在閱讀上的時間差不多是80年代的三倍。2015年互聯網上頁面超過60萬億，普通民眾每天發布8000萬條博客，全世界年輕人每天在手機上寫下5億個段子。

由免費到付費，無疑是內容消費升級的重大體現。為什麽會有這種升級？毫無疑問是多重因素的影響，比如移動支付的便捷，比如社交化的閱讀場景，比如社會化內容平臺給個人提供塑造IP的可能性，比如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

這些都對，但無法解釋為什麽有多達上百萬的用戶，為了看一個或幾個專欄，會去主動下載一個app，並為此掏出相當於一年訂報費的錢。

根本原因，可能還在於巨量用戶對優質內容的渴求，尤其在社會提速之後，這種對信息或知識的渴求，已經變成了一種焦慮。

互聯網造就了一個巨大的內容消費場——中國一個典型網民的行為特征是，他平均每天要在互聯網上待上3.78個小時（根據CNNIC最新數據），中國有7.31億手機網民，他們每天在網上要花27.6億個小時。

這27.6億個小時中，除了交易和社交外，其余都可以算得上消費內容的時間。在這麽大一個內容需求的漩渦中，優質內容的價值能得到更加凸顯。這也是為什麽這兩年，內容創業這麽紅火的一個根本原因——需求太大了，現有的內容供給遠遠不夠，優質內容源更是匱乏，這也是為什麽刺猬公社認為內容創業還遠未到滿足社會需要的程度——機會還非常巨大。

用戶願意付費的內容，主要可分為知識型的和娛樂型兩種，前者跟求知有關，後者跟快樂有關。目前正在爆發的是娛樂型內容，比如遊戲、影視劇等，但知識型的爆發早有端倪。

早在2011年，艾瑞咨詢發布的《2010-2011年中國搜索引擎用戶行為研究報告》就顯示，工作/學習資料、電影/視頻、MP3音樂和新聞資訊占據了搜索內容的前四位；工作/學習資料更是超過了電影/視頻成為用戶搜索的首要內容，其比例達到了75.4%。

這幾年，一個明顯的感覺是，社會在提速，就像馬拉松比賽一樣，跑在前面的跑得很前，落在後面的落得很後，夾在中間的很緊張。

這就造成了一個焦慮的知識階層，由技術主導的大變革中，各種“風口”“元年”應接不暇，趕不上趟兒，新舊交替不說，昨日之新，可能就成了今日之舊，物換星移的速度太快，太容易被同事、朋友、同學乃至於這個時代落下了。

收入上，身邊有太多一夜暴富神話；職位上，湧出無數創始人、合夥人、CEO；生活上，總有人比你善於投資理財；未來規劃上，突然發現熟悉的人悄無聲息即將移民他國；教育上，健康上，職業規劃上……都有太多需要學習的東西。

他們為了趕上這個急遽變化的時代，需要不斷獲取知識，拓寬視野，所以願意為知識型付費，尤其是快餐式、碎片化內容，既不艱深，又不枯燥，還是由某位知名人士提供的，就更有說服力了。就像一個博士畢業的產品經理，他為了補充商業知識，願意每天花幾分鐘到聽“得到”上劉韌的專欄。刺猬公社所了解到的“得到”的用戶，也幾乎都是他這種情況。

“得到”上提供的知識，按深度、長度來看，只能算是“輕知識”。它不同於人們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系統性學習的專業知識，既輕悅，又容易成為談資。

羅胖說“得到”用戶是為了過更好的生活而購買專欄，把自己的碎片化時間也利用上。這恐怕並不是關鍵原因，關鍵原因還在於需要“輕知識”的群體，害怕被這個不斷提速時代拋棄，成了跟時代脫節的人。

羅胖其實知道這個，所以他把自己一本書取名為——我懂你的知識焦慮。

所以，“內容付費”的背後，除了愉悅的需要，還有一個數量巨大的充滿焦慮感的知識階層（他們同時是知識型和娛樂性內容付費的主力），隨著社會的不斷加速，這個階層也正在越滾越大，正是他們，奠定了內容付費這個風口堅實的基礎。

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發布

全部評論：10

發布

內容創業真相：知識階層正在拿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

舍予兄 2017-03-13 14:28

本文由舍予兄（微信ID: sheyu2046）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舍予兄。

就在前天，羅輯思維在北京舉辦了一次小規模的茶敘會，其間，創始人羅振宇宣布了關於羅輯思維剛剛發生的「一件小事」：

持續在各大平臺更新了4年，收獲了累計超過10億次播放的《羅輯思維》視頻，正式停播了。

也就是說，那款曾經的帶著羅振宇大臉的脫口秀節目沒有了，未來「改版」成音頻發布在得到APP上。

不過，這一切，都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件事背後的真相是：

從這天起，知識分子要把30多年來，被上一代暴發戶奪走的社會財富拿回來了。

1 羅輯思維的成功，在於打破了古往今來讀書人的創業窘境

先賢有句話，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

先賢還有一句話沒說，叫做人都是逼出來的。大凡一個人成功之後，人們眼中的他一定是光鮮亮麗，最容易忽視的是創業維艱的一路篳路藍縷，從08年離開央視，花了近10年時間，這個胖子硬趟出了一條路。

這是一條什麽路呢？我們稱之為「知識分子獨立創業之路」。要在這里，稱這件事偉大，估計要被揍，所以舍予兄我只敢列舉現象。

比如說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要想發跡，就一條上升通道：

叫「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看過《大秦帝國》的都知道，就算是商鞅、張儀、範雎、李斯這樣縱橫天下的大才，早年跟錯了人，一身才華也只能白瞎。

所以你看古代知識的分子，他總要依附一個領導或者組織才能成事，要是遇不上，人生基本一片灰暗，這塊請參考姜子牙早年的夫妻生活。

運氣再不好一點，碰到一個沒啥創業機會的年代，連幕僚都沒得做；就只好寄情山水，要麽學孔子四處旅遊代課，搞搞自媒體，收點冷豬肉做學費，要麽學竹林七賢，沒事幾個文人開開怕踢，喝點小酒做做酸詩，感慨世道混蛋，美國人民都不需要我，真是，又窮又酸。

所以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你讓他們立德立言可以，你讓他們立身立業，完全做不到，原因就是，他們的知識與技能，在老百姓看來，是無用之學，僅此而已。

但現在還這樣嗎？

2 把時代的焦慮看做一種「紅利」，背後是認知的市場

知識分子在這世上生存這麽艱難，就需要做點事，讓外界重視起來，於是，就有了百家爭鳴，文藝複興，自媒體的興起，羅輯思維的誕生，水平上也許有高低，但還是同樣的本質。

表面上看，羅輯思維是一款視頻節目。

拉近了看，是一個說書的胖子。

往深了看，是一套信息處理和篩選發布機制。

過去我們聽過一種說法，說羅胖在上面，對下面傳達了某種焦慮，然後這麽說的人都覺得他混蛋。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麽說的，最近他還關閉了朋友圈，所以舍予兄在這里黑他也看不到。

但你認真想想，這個時代的焦慮，怎麽可能是羅輯思維一個視頻節目能傳遞出來的嘛。那麽，我們倒是認真分析下，焦慮到底是從哪來？我這邊列舉了一些：

北上廣的房價潮起潮落讓你焦慮

出門打不到車，不會用微信，你的父母很焦慮

1988年被稱作中年人，也會覺得年齡上很焦慮

打開朋友圈，男人每天看到的信息都是90後創業融資，覺得自己活得特別不成功，女人打開看到的是錐子網紅臉，覺得鏡子里自己這張臉實在看不下去，焦慮

這種焦慮的背後的真相，是應對一個科技快速變化的時代的新規則時，所造成的無所適從的無力感，本質上是認知的落差；這種感覺甚至和手頭握有多資源無關，因為宗慶後、董明珠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同樣的焦慮。

為什麽傳統企業現在面對互聯網如此緊張？

高認知的人，在當今社會中低認知的領域競爭，可以形成碾壓的勢能。過去，這種情況被互聯網界稱之為「降維攻擊」。

3 組織與邊界弱化，知識群體開始受到追捧

現在打開新榜，看看公眾號的排名，你會發現，那些真正的排名全國前十的大號，還真不是北上廣人關註的咪蒙李叫獸這種的，而是一些報紙辦的新媒體賬號。

為什麽呢？因為這些專業的年輕媒體人，用他們對於紙媒傳播多年學習和研究出的技巧和文風，去做新媒體，是高認知殺入了低認知領域，很容易就能打開局面。因為他們這麽多年就是在研究傳播和輿論情緒，僅此而已。

當然那些報社領導腦抽做的報紙閱讀APP不在此列。

現在很多人說紙媒已死，但憑良心說，媒體人的認知和技能，在這個年代是變得沒用了還是變得更實用了？你說媒體衰落了，為什麽咪蒙這個紙媒小編輯後來掙到大錢了呢？

這時候你會發現三點：

第一，認知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是巨大的資源。

第二，過去知識分子創業需要依附的組織，現在看來，反而成了掣肘。

第三，對於外界的信息和知識，人們對它的態度從追求「吸收」變成了「啟發」。

更深層次來說，如果焦慮和失控感是某種必然，那麽，創業可能才是獲得安全感和控制感的唯一途徑。

4 付費學習風口開啟，知識商人群體崛起

要學習，就得找方法，更準確說是找高手。

那麽，通過紙質書學習怎麽樣？盡管一直有人呼籲現代人應該去閱讀紙質書，但成效甚微，為什麽？

真相就是，這代人面臨的環境是最為複雜的一屆，只有現學現用，百戰歸來後的個人認知，才是「被驗證過」的好知識，而這種認知，因為屬於個人，所以只有高手腦子中有。

書本的低效並非我在這里瞎扯，因為其實所有的知識學習都必須找人，這是一種人類的本能現象。

比如你說鉆木取火這種事，明明是哪個山洞里，猿人偶然發現的，後來說起來，偏偏要造一個名字，叫燧人氏，這名字一聽就很扯淡嘛，但好像所有的知識，只要不是跟著一個“人”學來的，這個知識就無意義，你問舍予兄為什麽會這樣，答：我也不知道為什麽。

人和知識，準確說是自己的認知和技能，正在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我們從向書本學習，進化到了，向人學習的階段。

到了這一天，可以說，知識分子終於，發現自己是香餑餑了，因為他們的高認知和學習技能連普通人都知道很有用了，現在，他們還需要改掉一點歷史基因里的小問題，就會變成一種未來全新的群體——知識商人。

我們在上面談了知識分子過去不能創業的三大歷史枷鎖。

知識分子的無用之學已經被證明有用了。（已解決）

知識分子必須依賴的組織在這個時代，被證明可有可無。（已解決）

知識分子恥於言財，立德立言，要甘於分享

現在唯一的問題是第三條，確實，互聯網最早的特征就是免費，但是也誕生了大量的版權侵權商和伸手黨，這些人往往會拿出一些恥於言財的教條約束你，想想《中國合夥人》里，領導是怎麽讓成冬青免費給孫子當家教的，一句話：給錢，那性質就變了。

面對這種回答，一般人只能呵呵，你既然說認知應該免費分享，那我幹脆，不標榜自己是知識分子不就行了，我給自己的定位是個買賣人不就結了嘛。

所以，從知識付費的這一天開始，知識分子這個階層，就註定會孵化出一個巨大的群體，也就是我們前面說的：知識商人。

而這一天，便是當今社會，百家爭鳴的開始。

因為有大量的知識階層，未來都要投身於此了。

5 從「羅輯思維」得到的內容創業的「方法論」

關於內容創業，這個話題很多人談過了，但都不在點上，今天文章寫爽了，舍予兄呢，就冒著冒天下大不韙，泄露一點天機，請各位接好我下面這份燒腦燒出腦花味的的認知。

內容創業之所以是個偽概念，是因為這個詞不準確，知識商人創業的背後本質，應該是高效率的認知產品的售賣。

這麽一看，軟文不行，咨詢不行，視頻自媒體掛廣告也不行，因為他們都是一對一的販賣，卻消費了內容創業者大量的時間。

內容創業一定要走，一對多的形式！

那麽，什麽是內容創業的正道？舍予兄在此命名為：棉花糖四步走戰略：

第一步：做內容，創業好比做棉花糖，首先手上有活，得有那一根竹簽子，比如會寫文章，比如會拍視頻，拿羅輯思維來說，這根竹簽子就叫做視頻和音頻產品，羅胖把自己壓箱底的學識分享出來，吸引到了第一批的種子用戶。但很多自媒體人創業止步於這一層，陷入了做內容，賣軟文的死循環。

第二步：做社群，有了竹簽子，吸引到了用戶，咱們的棉花糖就做成了，但是棉花糖越做越大，還需要對吸引來的用戶善加引導和服務，畢竟大家都是跟著你是想學東西長見識的，所以社群運營，讀者維護，統統少不了；這方面有個朋友建議過我，說作者本人往往都做不好，所以趁早找個脫不花這樣擅長社交和運營的女性合夥人是正經（歡迎報名）。

第三步：打磨產品，做高效率的知識付費產品。得到目前做的就是這件事，內容服務者手上的技術是有用的財富，但是大家請理解，這是我死磕自個刻意練習才得到的，所以尊重勞動，就是正義，不然分享的人都餓死了，目前業內在知識產品的版權維護這塊還不嚴謹，未來是個小風口。

第四部：複制模式，做平臺，成為棉花糖機廠家，功成身退，提攜晚輩。這算是內容創業的終極模式，我想，今天的羅振宇老師已經走到了這一步，他驗證了自己內心最早的公式。

最後說一句，其實所有做內容產品的人，都是在看前人，不管你內心願意不願意承認，因為前面有個胖子，他居然敢把螃蟹第一個吃了，而且居然，還笑嘻嘻地吃成了，所以上路吧，已經沒什麽可怕的了。

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五百年不過一卷雄文。

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發布

全部評論：10

發布

富豪們繳的個稅比工薪階層還低 專家：稅率設置不利中產

距離上一次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下稱“工薪個稅”)稅率調整已經過去6年多，隨著居民收入、物價，尤其是房價的上漲，當前工薪個稅稅率及檔次已不盡合理，降低稅負呼聲日漸強烈。而新一輪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方案仍在設計中，實施尚無時間表。

在個稅改革總體方案短期難以實施和民眾呼籲盡快降低個稅稅負這一矛盾下，一個可選的方案被包括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在內的官員學者提出：先行降低工薪個稅稅率，合理調整稅率檔次，以此為突破口來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

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目前45%的工薪個稅最高邊際稅率可以適度下調，針對中低收入的稅率級距應調寬，稅率要適度下降。工薪個稅稅率和級距調整，應該兼顧財政收入、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以更好地發揮收入調節作用。

中等收入者稅率過高

我國個稅制度是分類所得稅制，具體被分為11類，包括工薪、勞務報酬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財產轉讓所得等。

最為老百姓關註的工薪個稅采取超額累進稅率。為降低中低工薪所得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從而加大對高收入者的調節力度，2011年9月，國務院提高工薪個稅起征點至3500元，將此前的9級稅率縮減到7級，稅率範圍為3%~45%。

黃奇帆在今年全國兩會審議財政預算報告時表示，這些年雖有提高起征點、調整稅率級距等改進措施，但與當前經濟發展水平提升、居民收入方式變化等新形勢已不適應。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810元，2016年這一數字為33616元，相比2011年增長約54%。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主任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我國工薪稅率過高，稅率級距窄，不利於吸引高端人才和培育中產階層。這一問題已經比較突出，需要盡快調整。

“比如你的工薪收入在扣除3500元和三險一金相關費用後，超過4500元到9000元的部分，稅率就由10%直接跳到20%，而超過9000元至35000元部分稅率升為25%。稅率檔次間隔太窄，收入升高一點稅率升幅很大，這不利於培育中產階層。”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上海一家金融機構的一位普通員工，稅後月入9000多元，繳納個稅1000多元。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上海房租就占了工資的三分之一，基本存不下錢，更不奢望買房，目前4500~9000元部分適用20%的稅率太高了。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個稅目前的超額累進分級不利於中產階層形成。隨著近些年個人收入增加，2011年取消了15%的稅率檔次，使得應納稅所得額超過4500元的部分的稅率直接從10%跳至20%，這導致中等收入者稅負明顯增加，現在國家提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應該考慮對個稅稅率進行調整。

目前我國個稅以工薪稅為主，且中高收入工薪階層貢獻較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稅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閆坤在《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幹熱點問題的思考與建議》一文中引述有關統計稱，近年來工薪收入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比在65%左右。

她稱，普通工薪收入者繳稅較少，而中高工薪收入者的貢獻較大。

比如，北京市年收入20萬元以上的工薪收入者占全部工薪收入者的比重為5.3%，繳納稅款占總稅款比重為77.3%。其中，年收入50萬元以上的工薪收入者占全部工薪收入者的比重僅為1.1%，繳納稅款占比為46.4%。

高稅率不利於人才集聚

當前工薪個稅不僅不利於培育中產階層，而且最高45%的邊際稅率過高(月應納稅所得額超過8萬元)，不利於吸引高端人才在中國(內地)納稅，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費，而真正的富豪通過眾多避稅手段來躲避高稅率，使得個稅“調高”難。

黃奇帆表示，當前，個人所得稅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工薪所得實行45%的最高邊際稅率。跟周邊比，中國香港只有15%，新加坡為22%;跟發展中國家比，俄羅斯只有13%，巴西為27.5%;跟發達國家比，加拿大為33%，美國為39.6%。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稅前抵扣項目也不少，投資買房、按揭利息、子女學費、看病就醫、撫養贍養等大項就能抵扣掉一半左右。

黃奇帆表示，目前工薪高稅率不利於吸引和集聚高素質人才。當前，我國人才供求結構失衡，高技能、高層次人才短缺。吸引高端人才，加快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需要好的稅收環境。許多跨國公司在亞太區的收入一半以上來自我國，但其亞太總部大部分設在中國香港、新加坡，主因之一就是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過高，達到鄰近國家或地區的兩倍多，同時也沒有合理的退免稅政策，使得不少企業和專業人才望而卻步。

不少地方為了吸引高端人才和行業緊缺人才，采取了個稅優惠政策。

比如深圳2012年印發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個人所得稅財政補貼暫行辦法》稱，在前海工作、符合前海優惠類產業方向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其在前海繳納的工資薪金所得個人所得稅已納稅額超過工資薪金應納稅所得額的15%部分，由深圳市人民政府給予財政補貼。申請人取得的上述財政補貼免征個人所得稅。

目前，以工薪為主的勞動所得個稅最高45%稅率遠遠高於資本所得20%的個稅稅率，這也引起工薪階層不滿。

一位年薪百余萬的稅務總監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加班加點掙得的年薪卻要繳納三四十萬元個稅，而有人炒股一夜暴富掙了幾百萬元，股票轉讓時卻不用交稅，不太公平。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樊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個稅稅制設計之初，我國缺乏資本，因此當時對資本輕稅，對勞動重稅。而現在客觀條件已經改變，應該更加鼓勵勞動所得，加強對資本征稅，平衡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稅負水平。

黃奇帆表示，工薪階層尤其專業技術人才，由於收入來源單一、稅收由單位代扣代繳而成為個人所得稅收入的主力，這個占比已升至70%左右，而美國個人所得稅的70%左右來自10%的高收入者。相比之下，我國高收入群體避稅動機很強、方式很多，比如采取“工作在中國、工資在海外”或者“錢在企業、不拿工資”等方式避稅。因此，高稅率並沒有給我們帶來相應高稅收。

張健菁稱：“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企業老板不拿工資，或者拿著1元錢工資，從而不用繳納工薪個稅。他們賣掉股權獲得的投資所得也只需要繳納20%的個稅，遠低於目前最高45%的邊際稅率。當然這些做法屬於合理避稅，並不違法。但真正富豪繳納的個稅比工薪階層還低，這就使得當前個稅改革迫切。”

當然，把國內取得的收入放到海外並不意味著不繳納個稅。張健菁表示，中國政府已經簽署了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標準(CRS)，將與其他國家互換金融賬戶涉稅信息，未來個人海外收入將被本國稅務機關掌握，此舉目的就是打擊利用跨境金融賬戶逃避稅行為。

下調工薪稅率建議不一

對當前工薪個稅稅率和級距進行調整已經達成一定共識，即應降低45%最高邊際稅率，減少稅率級距，擴大級距範圍。具體如何調整各方有不同意見。

黃奇帆認為，目前我國正在研究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但由於社會信息共享度不高、個人所得稅數據庫建設緩慢等原因，操作上尚需時日。

在這種情況下，黃奇帆建議，首先降低個人所得稅中工薪所得最高稅率，由45%下調至25%，作為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的突破口。降低工薪所得最高稅率，自然帶動稅率級距的減少，還能實現與資本利得稅率相當，也有助於提高社會對納稅的遵從度，降低監管難度，提升監管有效性，為今後實施個人所得稅改革創造便利。

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考慮到周邊國家和地區個稅最高稅率更低，並與企業所得稅稅負(25%)相對接，我國工薪個稅稅率最高邊際稅率可以考慮定在25%。他建議，可以將現行工薪個稅7檔降為6檔，對月應納稅所得額在5000元以下，適用3%的稅率;5000~1萬元適用5%稅率;1萬~5萬元適用10%稅率;5萬元~10萬元適用15%的稅率;10萬元~20萬元適用20%稅率;20萬元以上適用25%稅率。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近日撰寫文章《個稅改革：需要知行合一》稱，實際上，各地為了鼓勵人才引進，留住稅收大戶，也多采取對高稅級被征稅者先征後返的方式，故實際被征高稅級者少之又少，這部分人要麽合理避稅(如到香港納稅)、要麽逃稅(走費用)、要麽被優惠。因此，與其現行稅制下大量稅源被流失，不如采取國際通行的做法，把現行的7級超額累進稅率調整為5級，即把6級(35%累進稅率)與7級(45%累進稅率)去掉，剩下5級再做相應調整，最高邊際稅率為30%，最低為5%。

上述稅務總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是大勢所趨。不過，他對工薪個稅最高稅率降低到25%並不樂觀，因為這可能對財政收入影響比較大。

我國近10年個稅收入情況

樊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降低工薪稅率和級距之前，應該考慮個稅在整體收入中的比重保持在什麽水平。如果按照本輪稅制改革提高直接稅(如個稅)比重，降低間接稅比重的大方向，個稅稅率和級距調整後，個稅收入如果大幅下滑顯然不符合改革方向。因此，在實際操作中，還需要根據個稅大數據來合理界定稅率和級距水平。

樊勇認為，大幅降低工薪個稅稅率做法簡單，但調節收入作用和效果並不精準。而通過推出住房貸款利息、教育支出等個稅專項抵扣方式，與個人負擔緊密相連，減稅效果更好。

他同時表示，目前應該降低45%的最高工薪邊際稅率，將7檔降為5檔甚至更少，從而提高稅收征管效率，降低高收入群體避稅動力。具體稅率和檔次設計則需要依賴大數據，平衡好財政收入規模、減稅效果和稅制公平公正。

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海外經驗表明高稅率並不一定帶來高稅收，一些人覺得難以承擔反而選擇避稅甚至逃稅。而適當降低個稅邊際稅率有可能吸納更多人納稅，財政收入不減反增。

當高考不再是唯一出路時，創業可能是最後的階層上升通道

騰訊大家、華商韜略，快刀三俠 2017-06-07 09:41

來源 | 騰訊大家、華商韜略，快刀三俠略有改動

文  | 左誌堅 遲玉德 

六月的七、八號，這兩天既不是傳統佳節也並非什麽歷史紀念日，但是對於大多數國人而言，卻是個十分特殊的日子。在中國現有升學制度下，高考似乎或多或少與個人甚至家庭命運捆綁在一起。

但伴隨時代的發展，種種現象似乎表明，高考促進社會成員的升遷性社會流動的功能減弱了，高層次的教育並不必然帶來好的收入和職業地位。“高考改變命運”的口號不再像過去那麽令人信服。

某報曾在幾年前致高考畢業生中寫道：“從書本走向社會，從記誦教條走向活色生香的現實，你不妨多問幾次：這個時代究竟發生了什麽？為什麽？根源在哪里？多問為什麽，這便是人格獨立的起點與途徑。”

他們雖然被名校拒之門外，但是沒有放棄傾聽時代的脈搏，所以在計算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行業崛起的時候，先於他人找到機會。程維、王興和張一鳴，這三位年輕人創辦的滴滴、美團、今日頭條，恰恰是這撥移動互聯網熱潮中最大的三個贏家。

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即創業是最後的階層上升通道。這一觀點也為數據所證實。

根據最新的海銀財富與胡潤研究院聯合發布的《中國高凈值人群資產配置白皮書》的調研，目前國內個人可投資資產1千萬元人民幣以上的高凈值人群規模已超100萬人，全國個人總體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達到112萬億元人民幣。這其中，企業主占了一大半。

其他高凈值人口包括，投資者（房產、股票）、企業金領。但社會階層不僅考慮財富規模，還要看社會資源和社會聲望，考慮到這兩個因素，創業幾乎成了逆襲的唯一通道。

● ● ●

1978年、1992年、2001年

在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之前，國人的階層上升通道和傳統社會差不多，主要是依靠高考。

自隋煬帝在大業三年（607年），開科取士，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除科舉，千百年來，底層社會與帝國廟堂之間，始終有著讀書這樣一個上升階梯，對於維護社會穩定，保證社會活力，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僅6年，滿清即宣告崩潰，史家歷來有一觀點，認為光緒廢除了青年精英的“中國夢”，將士子與士紳推向了革命，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衰竭。

辛亥之後，國民黨大佬胡漢民就說過，“如果科舉不廢，誰還來革命！” 事實上只要社會還給精英留有出路，按照正常的人性來計算，沒有人會願意去做刀口舔血的革命生意。

此後中國在內憂外患下飽經滄桑，一直到1977年鄧小平20分鐘內決定恢複高考，此後數十年間，社會活力有目共睹，無數底層青年有了翻身的機會。

如今福布斯富豪榜中的財富精英，如王健林、許家印之輩，都是在1978年參加高考，完成了人生的關鍵一躍，如今長期盤踞於各類富豪榜的前十。

1992年，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更是開放了自由競爭的空間，在傳統仕途之外，給與青年精英一條高聳入雲的上升階梯。

這個時期的創業熱潮，絲毫不亞於今天，高級公務員下海者比比皆是，統計說1992年辭官下海者凡12萬人，社會價值觀是“最優秀的人應該從商”。以致現在企業家群落中，有“92派”之謂，一大批政治精英在上升空間受挫之後，在商界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而在民間，則有浙江草根商人自成一脈，偏安於京師千里之外，上承數千年民間商幫基因，下接經濟改革帶來的消費紅利，很快在消費品、輕工、外貿領域占據潮頭，以宗慶後為代表的這脈商人，純粹以草根起家至今依然是各類富豪榜的主力。

2001年則是又一個新的分水嶺。兩件大事決定了財富的流向，以及今天各路精英的命運。

其一是中國入世，經濟騰飛；其二是互聯網開始流行。

一方面，入世帶來的經濟效應讓上一波完成原始積累的富豪，財富飛速增值，而在這個食物鏈的下遊，也有無數國人嘗到了財富自由的滋味。

另一方面，互聯網造就了張朝陽、丁磊這些新貴，互聯網開始發芽，並逐漸侵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馬雲、馬化騰、李彥宏們隨後爆發，BAT霸業初成。

● ● ●

2008年、2012年

事情在2008年之後起了很大的變化，無數的屌絲青年突然發現，逆襲越來越難。

這一年，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走到了一個拐點，整個經濟領域都缺乏新引擎。

民間經濟的活力開始下降，外企和小型民企日子越過越緊，風光不再。

我身邊的社會精英，則在房貸、教育、醫療這三座大山的壓力之下，結結實實感受到生活之重。

更要命的是，職場上留給剛畢業小鮮肉的機會也越來越少，原因也很簡單，起點已經明顯不再公平。

這一代年輕人遇到的新問題就在於，他們的父輩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浮沈，已經進入了不同階層，當子女輩進入職場之後，父蔭和家族的提攜，直接決定了自己在職場中的起點和未來。拼爹已經不是公務部門的個別現象，而是泛濫至外企和民企的普遍現象。

換而言之，普遍存在的起點不公平，使得高考（科舉），已經不再是階層流通的顯性通道。

實話實說，2008年之後畢業的大學生是很苦逼的。一方面，北上廣深的房價高企，很難想象這些年輕人能夠靠自己的工資解決房貸；另一方面，缺乏上升的想象空間，也會讓年輕人覺得比較苦悶，沒有盼頭。

以致到2012年，一個名叫“屌絲”的網絡臟詞席卷中國，這當然是一種自嘲，承認自己無力回天，認命式自娛，回應這個缺乏光榮與夢想的時代。

很多年以後，我們回顧2012，會發現無數公司在這一年奠定了自己的霸業。無論是滴滴、美團、今日頭條，還是雷軍的小米，都是在這一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伴隨著這一輪的財富效應或曰“風口”，屌絲們終於有了喘息的機會，前方看到了一絲亮色。

當高考不再成為唯一的階層上升通道時，另一道大門被打開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通道，是一個純粹市場化，起點也很公平的嶄新階梯。

● ● ●

就像高考一樣，勤奮是創業的前提

勤奮怎麽可能無用。無論是企業家還是中產，哪個階層不是勤勤懇懇，而對於底層，勤奮更是最後的資本，如果將之拋棄，就真得認命了。

所謂“勤奮無用”無非指一個人努力了半天，卻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這時候，當事人應該首先檢討自己的方法，看自己是不是在蠻幹，如果是在蠻幹，再努力也不會成功。跌倒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跌倒後說根本就不該走路。

再者，宣揚“底層只能認命”是極端不負責任的，因為心理學認為一個人對自己的預言往往會成真。一個人如果認定自己這輩子屬於底層，他將從此自暴自棄，一定會成為底層，甚至將這種心態傳染給子女，從而世代貧窮。

而一個底層青年如果認定自己不屬於底層，他就會想辦法脫離底層，只要能找到正確方法，他一定能脫離底層，實現階級跨越。

宗慶後出身於一個南京國民政府的小職員家庭，中考時因“家庭成分”不好無法報考師範學校，從此在杭州的大街小巷賣煮紅薯和爆米花。但宗慶後始終不認為自己命該如此，1987年，42歲的他承包了一家嚴重虧損的校辦企業，之後努力經營，建立了娃哈哈集團，並三度成為“中國首富”。

這樣的故事非常普遍。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小時候家里很窮，14歲輟學放牛，15歲跟著父親賣水果、販煙絲，是一個苦悶的底層青年。但他不認命，四處尋找機會，並勇於行動，結果到1975年就積累了6萬多元，那時候連“文革”都沒有結束！改革開放後，他又創立福耀集團，生產出享譽世界的汽車玻璃。截至2016年底，他累計交稅127億元，捐款高達80億元。

像宗慶後、曹德旺這樣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逆襲成功的創業者還有很多很多，每一代都有。有種觀念認為改革開放前30年是逆襲的好時候，現在留給底層的創業機會已經很少了，而事實是，現在的投資環境和市場需求都比前30年更好，更有利於創業。

貧窮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貧窮面前表現得頹廢和軟弱。

● ● ●

創業就是把人證券化

如今，創業成為一個全民現象，於是在認知上也出現了極端現象。

一種是年輕人容易把創業想象成暴富的捷徑，看到無數的財富神話之後，總覺得自己也是不可一世，各種咖啡館都能聽到估值、VC這些江湖黑話，而實際上第一次創業的成功率不會超過10%。

一種是老人心態總覺得創業就是不靠譜，還是在大公司呆著安心，卻忽視了今天的安全區就是明天的危險區，溫水煮青蛙的心態，會導致在信息和產業快速叠代的今天，個人很快就會失去競爭力。

實際上，做成一家百億美金的上市公司，永遠是運氣成分居多。但如今在傳統經濟見頂，新經濟和產業升級機會層出不窮的年代里，機會仍然相當之多。

就我個人的理解，創業的本質是投資自己，把創業者個人的專業技能和人脈資源證券化。在創業公司股權的流動性大大增強之後，創業者的個人財務問題會很容易解決，這比在大公司打工帶來的收益要高得多。

● ● ●

創業是最後的階層上升通道

現在，我們大約可以下兩個結論。

第一，高考（科舉），大約只能讓年輕人勉強組建小康之家，但隨著上代人權力和資本的積累，後續年輕人的上升通道越來越窄；

第二，創業是最後的階層上升通道，而且這個通道並不會隨著互聯網紅利的消失而消失。

最後，順便反駁一下兩個關於創業的流行論調。

其一，有人說，現在是資本寒冬，創業就是泡沫。

就我個人感受，所謂的資本寒冬，只是在B輪、C輪這些億元級投資比較受影響，而在天使和A輪階段的公司，這種效應並不明顯。我或者朋友參與的公司，幾乎全部完成融資，或者自己有足夠的收入根本不需要融資。

當然，創業肯定是一個九死一生，成功率極低的行當，要知道王興、張一鳴這些人，以及更早的馬雲、馬化騰也都不是第一次創業就成功。如何理性的認識創業，學習創業的方法論，是另外一個話題。總而言之，逆襲很難，但總好過沒有逆襲的機會。

其二，有人說，創業是政府在推卸就業責任，互聯網泡沫已經到頭了。

其實就業這個問題本來就跟政府沒半毛錢關系。宏觀經濟固然在下降通道，政府鼓勵創業也有確然有解決就業的動機，但從大的經濟基本面看，傳統經濟的飽和，以及互聯網、消費升級引領了新經濟空間，就基本確立了創業成為這一代青年精英的上升通道。

事實上目前仍然是資本過剩，全球範圍內優良資產都匱乏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行業精英在新經濟領域創造全新的產品，建立全新的商業模式，實在是時勢推動的必然。

中國的經濟改革有一個特點，就是存量不動，用增量改革推動經濟發展。從1978年小崗村的農業試驗，到2015年互聯網金融的網開一面，都是這種“試點經濟”的現實實踐。只是今天的變革者，不需要像小崗村的農民那樣，提著人頭談改革。

在可以預見的數十年中，存量的傳統經濟領域，利益格局很難撼動，階層流動的通道正在收窄。而增量改革的空間依然很大，包括金融、醫療、教育、農業等領域都在逐漸釋放政策紅利，里面依然孕育著大量的創業機會，上述每一個領域都是萬億級的市場。

可以想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各個領域的創業紅利都會當作一種隱形的國民福利交給一代代的青年精英。他們在為自己創造財富的同時，也驅動著各種經濟引擎，為社會帶來活力，讓國家更為健康。

讓青年精英對國家和未來保有希望，類似科舉制度留給古代士子的機會，這是政治未能開放之時，留給這一代年輕人最後的階層上升通道。

● ● ●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機遇和挑戰

很多人認識到了時代的巨變，也想成為新世界的一員，但卻表示客觀環境對自身非常不利，沒有辦法實現逆襲。主要的抱怨有兩種：

一種抱怨是老一代企業家趕上了好時候，改革開放初期，只要膽子大、敢創業，很容易成功，因為競爭少，而現在是大眾創業，競爭者到處都是，要想勝出極其困難。

這種說法聽上去有道理，但卻不是事實。改革開放初期的創業者在絕對數量上或許比現在的少，但那時候的需求和投資也少，而且競爭者不見得更少。比如80年代末，許連捷依靠安樂衛生巾在行業內迅速出頭，結果刺激全國出現了四五千家衛生巾廠，花王、金佰利、強生等跨國巨頭也趁勢進入中國，許連捷面臨的競爭壓力陡增。追漲殺跌是人的本性，稍微賺錢的行業都會湧入大量競爭者，一個創業者能不能勝出取決於自身實力，而非競爭者的數量。

此外，老一代企業家所面臨的    競爭環境比現在的要糟糕得多，有時連競爭的資格都沒有。

1980年，魯冠球帶隊參加全國汽車零部件訂貨會，推銷自己生產的汽車傳動軸與驅動軸的連接器——萬向節。不料，他們卻因為“鄉鎮企業”的身份被拒之門外。但魯冠球沒有抱怨，而是在會場外擺起攤位，同時派人到會場內打探消息，對比別家產品和自家產品，分析客戶心理。後來他發現客戶對價格很敏感，便以低於場內20%的價格出貨，一舉斬獲210萬元大單。

不公平競爭還是小事，有時還要面臨無端的法律風險。1986年，曹德旺與福清高山鎮政府合辦的異形玻璃廠生意紅火，但曹德旺卻因此陷入到一場官司。當時，鎮領導班子里的一些人舉報曹德旺有“經濟問題”，而且“十分嚴重”。這些人被性情耿介的曹德旺得罪過，非要告倒曹德旺，他們先是在鎮政府告，不成又告到福州市，不成再告到福建省、中紀委，最後被北京的領導大吼“胡鬧”！

今天的創業者基本不用再面臨這樣的不公平競爭和法律風險，只需要把產品和服務做好。並且中國市場的競爭沒有媒體鼓吹的那麽激烈：一方面，我們的市場體量巨大；另一方面，很多行業幾乎沒有展開真正的競爭，都在紮堆做那些最低端、最容易的活計，有一些行業甚至還在靠忽悠賺錢。創業者應該致力提升行業競爭水準，實現消費升級，而不是抱怨低端競爭者太多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機遇，也面臨一代人的挑戰，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是每一代創業者的生命主題。試想，假如魯冠球當年灰心喪氣地退出展會，假如曹德旺當年打完官司後甩手不幹了，他們和他們的家族今天會是什麽樣的命運？

另一種抱怨是當前經濟形勢不好，“資本寒冬”已至，“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臺”惡化了外貿環境，國內樓市的暴漲則擠壓了實業投資，並推高了各項成本……總之，生意沒法做了。

巴菲特的合夥人查理·芒格說，“宏觀是我們必須承受的，微觀才是我們能有所作為的地方。”當前的經濟形勢當然不好，但它不是對你一個人不好，對你的競爭對手也不好，而這種不好的經濟形勢會幫助你淘汰大量競爭對手，使行業內各要素（人力、設備等）的價格大幅下降，使你能夠以更低的成本提升自身競爭力，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

所以，創業者唯一要擔心的是自己的能力夠不夠，而不是經濟形勢好不好。經濟形勢再好，也有破落戶，經濟形勢再不好，也有成功者，就算打起仗來，也是有本事的當將軍，沒本事的當炮灰。對於個體而言，任何時代都有逆襲的機會，關鍵看你做什麽以及怎麽做。

現在廣大農村已經普及智能手機，一個農村青年完全可以通過移動互聯網獲取與城市青年，乃至富二代完全相同的資訊。問題在於，這些青年在用智能手機幹什麽，是看娛樂、八卦、玄幻小說，還是在學習財經、專業，提升自我。

當下，一個底層青年改變命運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逆襲”不等於從最底層到最上層，馬雲就不是。成為巨富之前，馬雲是一個中產，他在杭州市長大，年輕時去過澳大利亞和美國，創業之前已經買房，也就是著名的湖畔花園公寓，創辦阿里時，他自籌50萬元啟動資金，而且積累了一些政商人脈。

一個底層青年不應該幻想一步登天，而應該讓自己首先成為一名中產或小企業主，然後再向更高的階層跨越。

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發布

全部評論：10

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