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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高考不再是唯一出路時,創業可能是最後的階層上升通道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607/163462.shtml

當高考不再是唯一出路時,創業可能是最後的階層上升通道

當高考不再是唯一出路時,創業可能是最後的階層上升通道

市場經濟改革之前,階層上升通道主要依靠高考,當高考不再是唯一出路時,創業是最後的階層上升通道。

來源 | 騰訊大家、華商韜略,快刀三俠略有改動

文  | 左誌堅 遲玉德 

六月的七、八號,這兩天既不是傳統佳節也並非什麽歷史紀念日,但是對於大多數國人而言,卻是個十分特殊的日子。在中國現有升學制度下,高考似乎或多或少與個人甚至家庭命運捆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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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伴隨時代的發展,種種現象似乎表明,高考促進社會成員的升遷性社會流動的功能減弱了,高層次的教育並不必然帶來好的收入和職業地位。“高考改變命運”的口號不再像過去那麽令人信服。

某報曾在幾年前致高考畢業生中寫道:“從書本走向社會,從記誦教條走向活色生香的現實,你不妨多問幾次:這個時代究竟發生了什麽?為什麽?根源在哪里?多問為什麽,這便是人格獨立的起點與途徑。”

他們雖然被名校拒之門外,但是沒有放棄傾聽時代的脈搏,所以在計算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行業崛起的時候,先於他人找到機會。程維、王興和張一鳴,這三位年輕人創辦的滴滴、美團、今日頭條,恰恰是這撥移動互聯網熱潮中最大的三個贏家。

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即創業是最後的階層上升通道。這一觀點也為數據所證實。

根據最新的海銀財富與胡潤研究院聯合發布的《中國高凈值人群資產配置白皮書》的調研,目前國內個人可投資資產1千萬元人民幣以上的高凈值人群規模已超100萬人,全國個人總體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達到112萬億元人民幣。這其中,企業主占了一大半。

其他高凈值人口包括,投資者(房產、股票)、企業金領。但社會階層不僅考慮財富規模,還要看社會資源和社會聲望,考慮到這兩個因素,創業幾乎成了逆襲的唯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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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992年、2001年

在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之前,國人的階層上升通道和傳統社會差不多,主要是依靠高考

自隋煬帝在大業三年(607年),開科取士,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除科舉,千百年來,底層社會與帝國廟堂之間,始終有著讀書這樣一個上升階梯,對於維護社會穩定,保證社會活力,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僅6年,滿清即宣告崩潰,史家歷來有一觀點,認為光緒廢除了青年精英的“中國夢”,將士子與士紳推向了革命,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衰竭。

辛亥之後,國民黨大佬胡漢民就說過,“如果科舉不廢,誰還來革命!” 事實上只要社會還給精英留有出路,按照正常的人性來計算,沒有人會願意去做刀口舔血的革命生意。

此後中國在內憂外患下飽經滄桑,一直到1977年鄧小平20分鐘內決定恢複高考,此後數十年間,社會活力有目共睹,無數底層青年有了翻身的機會。

如今福布斯富豪榜中的財富精英,如王健林、許家印之輩,都是在1978年參加高考,完成了人生的關鍵一躍,如今長期盤踞於各類富豪榜的前十。

1992年,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更是開放了自由競爭的空間,在傳統仕途之外,給與青年精英一條高聳入雲的上升階梯。

這個時期的創業熱潮,絲毫不亞於今天,高級公務員下海者比比皆是,統計說1992年辭官下海者凡12萬人,社會價值觀是“最優秀的人應該從商”。以致現在企業家群落中,有“92派”之謂,一大批政治精英在上升空間受挫之後,在商界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而在民間,則有浙江草根商人自成一脈,偏安於京師千里之外,上承數千年民間商幫基因,下接經濟改革帶來的消費紅利,很快在消費品、輕工、外貿領域占據潮頭,以宗慶後為代表的這脈商人,純粹以草根起家至今依然是各類富豪榜的主力。

2001年則是又一個新的分水嶺。兩件大事決定了財富的流向,以及今天各路精英的命運。

其一是中國入世,經濟騰飛;其二是互聯網開始流行。

一方面,入世帶來的經濟效應讓上一波完成原始積累的富豪,財富飛速增值,而在這個食物鏈的下遊,也有無數國人嘗到了財富自由的滋味。

另一方面,互聯網造就了張朝陽、丁磊這些新貴,互聯網開始發芽,並逐漸侵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馬雲、馬化騰、李彥宏們隨後爆發,BAT霸業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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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012年

事情在2008年之後起了很大的變化,無數的屌絲青年突然發現,逆襲越來越難。

起跑

這一年,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走到了一個拐點,整個經濟領域都缺乏新引擎。

民間經濟的活力開始下降,外企和小型民企日子越過越緊,風光不再。

我身邊的社會精英,則在房貸、教育、醫療這三座大山的壓力之下,結結實實感受到生活之重。

更要命的是,職場上留給剛畢業小鮮肉的機會也越來越少,原因也很簡單,起點已經明顯不再公平。

這一代年輕人遇到的新問題就在於,他們的父輩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浮沈,已經進入了不同階層,當子女輩進入職場之後,父蔭和家族的提攜,直接決定了自己在職場中的起點和未來。拼爹已經不是公務部門的個別現象,而是泛濫至外企和民企的普遍現象。

換而言之,普遍存在的起點不公平,使得高考(科舉),已經不再是階層流通的顯性通道。

實話實說,2008年之後畢業的大學生是很苦逼的。一方面,北上廣深的房價高企,很難想象這些年輕人能夠靠自己的工資解決房貸;另一方面,缺乏上升的想象空間,也會讓年輕人覺得比較苦悶,沒有盼頭。

以致到2012年,一個名叫“屌絲”的網絡臟詞席卷中國,這當然是一種自嘲,承認自己無力回天,認命式自娛,回應這個缺乏光榮與夢想的時代。

很多年以後,我們回顧2012,會發現無數公司在這一年奠定了自己的霸業。無論是滴滴、美團、今日頭條,還是雷軍的小米,都是在這一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伴隨著這一輪的財富效應或曰“風口”,屌絲們終於有了喘息的機會,前方看到了一絲亮色。

當高考不再成為唯一的階層上升通道時,另一道大門被打開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通道,是一個純粹市場化,起點也很公平的嶄新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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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高考一樣,勤奮是創業的前提

勤奮怎麽可能無用。無論是企業家還是中產,哪個階層不是勤勤懇懇,而對於底層,勤奮更是最後的資本,如果將之拋棄,就真得認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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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勤奮無用”無非指一個人努力了半天,卻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這時候,當事人應該首先檢討自己的方法,看自己是不是在蠻幹,如果是在蠻幹,再努力也不會成功。跌倒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跌倒後說根本就不該走路。

再者,宣揚“底層只能認命”是極端不負責任的,因為心理學認為一個人對自己的預言往往會成真。一個人如果認定自己這輩子屬於底層,他將從此自暴自棄,一定會成為底層,甚至將這種心態傳染給子女,從而世代貧窮。

而一個底層青年如果認定自己不屬於底層,他就會想辦法脫離底層,只要能找到正確方法,他一定能脫離底層,實現階級跨越。

宗慶後出身於一個南京國民政府的小職員家庭,中考時因“家庭成分”不好無法報考師範學校,從此在杭州的大街小巷賣煮紅薯和爆米花。但宗慶後始終不認為自己命該如此,1987年,42歲的他承包了一家嚴重虧損的校辦企業,之後努力經營,建立了娃哈哈集團,並三度成為“中國首富”。

這樣的故事非常普遍。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小時候家里很窮,14歲輟學放牛,15歲跟著父親賣水果、販煙絲,是一個苦悶的底層青年。但他不認命,四處尋找機會,並勇於行動,結果到1975年就積累了6萬多元,那時候連“文革”都沒有結束!改革開放後,他又創立福耀集團,生產出享譽世界的汽車玻璃。截至2016年底,他累計交稅127億元,捐款高達80億元。

像宗慶後、曹德旺這樣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逆襲成功的創業者還有很多很多,每一代都有。有種觀念認為改革開放前30年是逆襲的好時候,現在留給底層的創業機會已經很少了,而事實是,現在的投資環境和市場需求都比前30年更好,更有利於創業。

貧窮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貧窮面前表現得頹廢和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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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就是把人證券化

如今,創業成為一個全民現象,於是在認知上也出現了極端現象。

一種是年輕人容易把創業想象成暴富的捷徑,看到無數的財富神話之後,總覺得自己也是不可一世,各種咖啡館都能聽到估值、VC這些江湖黑話,而實際上第一次創業的成功率不會超過10%。

一種是老人心態總覺得創業就是不靠譜,還是在大公司呆著安心,卻忽視了今天的安全區就是明天的危險區,溫水煮青蛙的心態,會導致在信息和產業快速叠代的今天,個人很快就會失去競爭力。

實際上,做成一家百億美金的上市公司,永遠是運氣成分居多。但如今在傳統經濟見頂,新經濟和產業升級機會層出不窮的年代里,機會仍然相當之多。

就我個人的理解,創業的本質是投資自己,把創業者個人的專業技能和人脈資源證券化。在創業公司股權的流動性大大增強之後,創業者的個人財務問題會很容易解決,這比在大公司打工帶來的收益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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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是最後的階層上升通道

現在,我們大約可以下兩個結論。

第一,高考(科舉),大約只能讓年輕人勉強組建小康之家,但隨著上代人權力和資本的積累,後續年輕人的上升通道越來越窄;

第二,創業是最後的階層上升通道,而且這個通道並不會隨著互聯網紅利的消失而消失。

最後,順便反駁一下兩個關於創業的流行論調。

其一,有人說,現在是資本寒冬,創業就是泡沫。

就我個人感受,所謂的資本寒冬,只是在B輪、C輪這些億元級投資比較受影響,而在天使和A輪階段的公司,這種效應並不明顯。我或者朋友參與的公司,幾乎全部完成融資,或者自己有足夠的收入根本不需要融資。

當然,創業肯定是一個九死一生,成功率極低的行當,要知道王興、張一鳴這些人,以及更早的馬雲、馬化騰也都不是第一次創業就成功。如何理性的認識創業,學習創業的方法論,是另外一個話題。總而言之,逆襲很難,但總好過沒有逆襲的機會。

其二,有人說,創業是政府在推卸就業責任,互聯網泡沫已經到頭了。

其實就業這個問題本來就跟政府沒半毛錢關系。宏觀經濟固然在下降通道,政府鼓勵創業也有確然有解決就業的動機,但從大的經濟基本面看,傳統經濟的飽和,以及互聯網、消費升級引領了新經濟空間,就基本確立了創業成為這一代青年精英的上升通道。

事實上目前仍然是資本過剩,全球範圍內優良資產都匱乏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行業精英在新經濟領域創造全新的產品,建立全新的商業模式,實在是時勢推動的必然。

中國的經濟改革有一個特點,就是存量不動,用增量改革推動經濟發展。從1978年小崗村的農業試驗,到2015年互聯網金融的網開一面,都是這種“試點經濟”的現實實踐。只是今天的變革者,不需要像小崗村的農民那樣,提著人頭談改革。

在可以預見的數十年中,存量的傳統經濟領域,利益格局很難撼動,階層流動的通道正在收窄。而增量改革的空間依然很大,包括金融、醫療、教育、農業等領域都在逐漸釋放政策紅利,里面依然孕育著大量的創業機會,上述每一個領域都是萬億級的市場。

可以想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各個領域的創業紅利都會當作一種隱形的國民福利交給一代代的青年精英。他們在為自己創造財富的同時,也驅動著各種經濟引擎,為社會帶來活力,讓國家更為健康。

讓青年精英對國家和未來保有希望,類似科舉制度留給古代士子的機會,這是政治未能開放之時,留給這一代年輕人最後的階層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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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機遇和挑戰

很多人認識到了時代的巨變,也想成為新世界的一員,但卻表示客觀環境對自身非常不利,沒有辦法實現逆襲。主要的抱怨有兩種:

一種抱怨是老一代企業家趕上了好時候,改革開放初期,只要膽子大、敢創業,很容易成功,因為競爭少,而現在是大眾創業,競爭者到處都是,要想勝出極其困難。

這種說法聽上去有道理,但卻不是事實。改革開放初期的創業者在絕對數量上或許比現在的少,但那時候的需求和投資也少,而且競爭者不見得更少。比如80年代末,許連捷依靠安樂衛生巾在行業內迅速出頭,結果刺激全國出現了四五千家衛生巾廠,花王、金佰利、強生等跨國巨頭也趁勢進入中國,許連捷面臨的競爭壓力陡增。追漲殺跌是人的本性,稍微賺錢的行業都會湧入大量競爭者,一個創業者能不能勝出取決於自身實力,而非競爭者的數量。

此外,老一代企業家所面臨的    競爭環境比現在的要糟糕得多,有時連競爭的資格都沒有。

1980年,魯冠球帶隊參加全國汽車零部件訂貨會,推銷自己生產的汽車傳動軸與驅動軸的連接器——萬向節。不料,他們卻因為“鄉鎮企業”的身份被拒之門外。但魯冠球沒有抱怨,而是在會場外擺起攤位,同時派人到會場內打探消息,對比別家產品和自家產品,分析客戶心理。後來他發現客戶對價格很敏感,便以低於場內20%的價格出貨,一舉斬獲210萬元大單。

不公平競爭還是小事,有時還要面臨無端的法律風險。1986年,曹德旺與福清高山鎮政府合辦的異形玻璃廠生意紅火,但曹德旺卻因此陷入到一場官司。當時,鎮領導班子里的一些人舉報曹德旺有“經濟問題”,而且“十分嚴重”。這些人被性情耿介的曹德旺得罪過,非要告倒曹德旺,他們先是在鎮政府告,不成又告到福州市,不成再告到福建省、中紀委,最後被北京的領導大吼“胡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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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創業者基本不用再面臨這樣的不公平競爭和法律風險,只需要把產品和服務做好。並且中國市場的競爭沒有媒體鼓吹的那麽激烈:一方面,我們的市場體量巨大;另一方面,很多行業幾乎沒有展開真正的競爭,都在紮堆做那些最低端、最容易的活計,有一些行業甚至還在靠忽悠賺錢。創業者應該致力提升行業競爭水準,實現消費升級,而不是抱怨低端競爭者太多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機遇,也面臨一代人的挑戰,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是每一代創業者的生命主題。試想,假如魯冠球當年灰心喪氣地退出展會,假如曹德旺當年打完官司後甩手不幹了,他們和他們的家族今天會是什麽樣的命運?

另一種抱怨是當前經濟形勢不好,“資本寒冬”已至,“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臺”惡化了外貿環境,國內樓市的暴漲則擠壓了實業投資,並推高了各項成本……總之,生意沒法做了。

巴菲特的合夥人查理·芒格說,“宏觀是我們必須承受的,微觀才是我們能有所作為的地方。”當前的經濟形勢當然不好,但它不是對你一個人不好,對你的競爭對手也不好,而這種不好的經濟形勢會幫助你淘汰大量競爭對手,使行業內各要素(人力、設備等)的價格大幅下降,使你能夠以更低的成本提升自身競爭力,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

所以,創業者唯一要擔心的是自己的能力夠不夠,而不是經濟形勢好不好。經濟形勢再好,也有破落戶,經濟形勢再不好,也有成功者,就算打起仗來,也是有本事的當將軍,沒本事的當炮灰。對於個體而言,任何時代都有逆襲的機會,關鍵看你做什麽以及怎麽做。

現在廣大農村已經普及智能手機,一個農村青年完全可以通過移動互聯網獲取與城市青年,乃至富二代完全相同的資訊。問題在於,這些青年在用智能手機幹什麽,是看娛樂、八卦、玄幻小說,還是在學習財經、專業,提升自我。

當下,一個底層青年改變命運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逆襲”不等於從最底層到最上層,馬雲就不是。成為巨富之前,馬雲是一個中產,他在杭州市長大,年輕時去過澳大利亞和美國,創業之前已經買房,也就是著名的湖畔花園公寓,創辦阿里時,他自籌50萬元啟動資金,而且積累了一些政商人脈。

一個底層青年不應該幻想一步登天,而應該讓自己首先成為一名中產或小企業主,然後再向更高的階層跨越。

創業 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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