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記者 覃敏 文

王長田

48歲，遼寧大連人。1984年考入複旦大學新聞系；1988年任職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 1990年加入《中華工商時報》 ，後任市場新聞部副主任； 1995年進入北京電視台，創辦《北京特快》 ，後任欄目總策劃； 1998 年創辦“北京光線電視策劃研究中心” ，即後來的光線傳媒，目前市值180億元。

自1998年 創 辦 北 京 光 線

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光線傳媒）以來，這應該是王長田最舒心的時刻。光線傳媒的名字如今與多部熱賣電影聯繫在一起：從去年年底票房突破12億元的《泰囧》 ，到投資5000萬元、票房超過7億元的《致青春》 ，再到新近斬獲5億多元票房的《中國合伙人》 ，每一部都羨煞同行。

作為這些電影的出品人或發行人，光線傳媒的股價一路高漲，其市值已由2012年底的46億元激增至目前的180億元，增幅高達290%，一度超過老牌影視公司華誼兄弟。

今年48歲的王長田當年踩著制播分離的鼓點下海創業，從電視做到電影，在高管制的文化產業掙扎求存，一路磕磕絆絆走到今天才算真正揚眉吐氣。員工們形容這位過去總是“低頭走路、表情嚴肅，仿佛在想心事”的老闆，現在“腳步輕快，笑容也比以前多了起來” 。 “這是一種被肯定的感覺。 ”王長田說。

“堅持”是王長田的朋友們評價他時使用得最多的詞匯。而王長田自己說，他是一顆主動行走的種子，覺得某個地方合適就待一段時間，不合適了就再去尋找新的地方接著生長，既妥協又不妥協，只是從不委屈自己。

“沒有足夠理由說服我，

就照我的做”

即使在電影行業，光線傳媒也苦熬了六年。

王長田做電影從發行切入，一開始和博納聯合發行《傷城》 。

後來投資電影，主要與香港的導演、演員合作，但《蝴蝶飛》 《深海尋人》 《精武風雲》 《阿童木》等都在票房上敗北。好在光線傳 媒每次投資前都或者簽了保護協議，或者設定了1000萬元的投資底限，這些電影沒讓光線傳媒賺到錢，但也沒有造成太大虧損，直到命運在2012年初的一個午後被改寫。

那天， 《人在囧途》的主演徐錚走進了王長田的辦公室。他想導演一部公路喜劇片，抱著寫了好幾個月的劇本四處尋找投資人，但沒人敢投一個演員改行的新導演。

坐在靠窗的小沙發上，徐錚連說帶 比劃地介紹劇情。王長田被逗樂了，半小時內決定投資。

“在這之前，我和徐錚沒有接觸，但是他講的故事非常到位。另外，徐錚經常上光線傳媒的娛樂節目，我知道他在《人在囧途》做過現場導演，人也靠譜。投資至少不會賠錢。 ”王長田說。

於是，2012年底，光線傳媒有了一部將國產電影票房推到歷史新高的代表作《泰囧》 。五個月後，王長田扶持的另一名新導演趙薇，為光線傳媒帶來了又一部小投資、大票房的《致青春》 。

光線傳媒扶持的五位新導演，用他們的處女作給公司帶來超過23億元的票房。王長田還計劃繼續投資演員出身的鄧超等新導演。

“我不能保證未來我的每部電影都不虧錢，但我的方向是對的。 ”王長田將電影業務的突破歸功于2011年重新確立的新思路： “扶持新導演、注重商業類型片、提高製作標準、嘗試系列片、完善發行體系。 ”他總結說， “2011年以前，國內大導演被幾大影視公司瓜分。光線傳媒過度依賴香港導演，不接地氣。 ”現在，電影業務已經成為光線傳媒最重頭的業務，可以調動全公司所有的資源。但公司很多人知道，如果不是王長田的堅持，光線傳媒的電影業務可能早就撤攤了。因為業績差，電影業務部的人一度在公司抬不起頭，時不時會有高管抱怨為什麼要用別的業務利潤來投電影。但王長田看到國內電影收入每年以30% 的速度增長，而且電影有助于提升品牌， “只是我們積累不夠” 。

王長田堅持學習國際傳媒巨頭以發行為核心的電影運作模式，決心啓動電影駐地發行網。 “以前做發行，幾個人在總部直接與院線對接，利用全國性媒體一覆蓋，就等著收錢。現在全國有3400多家影院、15000塊屏幕，多數影院並不按院線指令排片，各地區也有自己獨特的強勢媒體，需要建立電影駐地發行網。 ”管理層對此意見分歧，好幾次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一些高管擔心，自建電影駐地發行網會觸怒院線，光線傳 媒這麼幹不合行規，只有執行副總裁李曉萍力挺。 “如果沒有足夠理由說服我，就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王長田說。

在王長田的堅持下，光線傳媒搭建了一張覆蓋全國70多個熱點票房地區的電影駐地發行網，每日派專人與當地院線、媒體溝通。據公司估計，電影駐地發行網能比傳統模式提高大約30%-40% 的票房。

王長田還堅持自己做預告片、海報和發佈會，一來省錢，二來溝通效率高，有問題馬上就能修改。藝恩咨詢分析師彭侃認為，某種程度上，光線傳媒在發行、推廣及宣傳上的實力幫助《泰囧》獲得了高票房，而《泰囧》的高票房又拉升了光線傳媒的印象分，以致于後來《中國合伙人》看中光線傳媒的發行實力主動找上門。

逼出來的電影之路

王長田成立光線傳媒之初，沒想做電影。

他當時剛從北京電視台離職，一心想做文化娛樂節目。

1998年，制播分離的改革在電視行業醞釀，一批民營電視節目製作公司蠢蠢欲動。王長田感覺機會來了。他拉著中央台兩位記者以及《中華工商時報》的兩位老同事，湊了10萬元，正式註冊成立“北京光線電視策劃研究中心” 。

公司剛成立，維持生計要緊，顧不上做娛樂節目。五個合伙人四處去拉項目，給電視台提供策劃案和小專題片，“最高一個策劃案兩萬塊錢，大多是免費的” 。好不容易，他們拉到一家快速消費品企業價值一兩百萬元的廣告片大單。但利益分配出現分歧。1999年初，其中兩名合伙人帶著這筆大單的全部收益離開。而王長田則和另外兩名合伙人帶著剩下的10萬元將公司搬到了北京萬壽寺北里的一間民居——嘉德樓。

在嘉德樓里，王長田下決心做《中國娛樂報道》 （後改名為《娛樂現場》 ） 。

為了讓節目落地，他先後找了北京、上海、廣州三家電視台和鳳凰衛視、中央電視台談，希望用節目換貼片廣告，未果。無奈，王長田決定先自己籌錢做出樣片再賣。這直接導致又一名合伙人離開。 “他覺得用自己的錢做項目風險太大。 ”王長田說。

王長田找親戚朋友借了幾十萬元做樣片。這相當冒險，但王長田說， “我就是想做成這件事” 。1999年3月， 《中國娛樂報道》正式開拍，娛樂資源、經費都有限，就找一些容易採訪的新人來拍，做北漂藝人的專題。 “他很重視這個節目，很多稿子都是親手改的，連看片會的標語‘我們瞭解娛樂界’都是他想出來的。 ”公司執行副總裁李德來回憶稱。

樣片做出來後，王長田在梅地亞中心舉行看片會，邀請各大媒體、電視圈內人士參加。王長田還帶著發行總監鄭 瓊一家一家電視台談購片。 “之前，我們很少和地方電視台打交道，現在要一個台一個台地打電話介紹片子，有時還 專程跑到外地談。我的發行總監繞著圈子去結識電視台的人，知道一個來北京出差就立馬殺過去。 ”他回憶說。

第一個開播《中國娛樂報道》的是湖南電視台。李德來分析，一來以前王長田在北京電視台時，當時湖南台台長歐陽長林找過王長田談合作，兩人比較熟；二來湖南電視台比較開放，娛樂立台，需要這樣的節目。

1999年6月， 《中國娛樂報道》獲得20多家電視台簽約。 “很快，40個台、80個台，一下就超過了100個台。 ”王長田說， “開局還不錯，不像外面說得那麼難。 ”光線傳媒依靠《中國娛樂報道》在業內站穩腳跟。與此同時，國務院辦公廳于1999年11月轉發第82號文件，釋放“制播分離”信號，業內一下湧出上千家節目製作公司。各地電視台激烈競爭，外購節目需求加大，光線傳媒和節目製作行業一起進入黃金期。

2003年後，電視人出來辦製作公司的越來越多，加上外資機構進入，同時國內有線台和無線台合併，渠道驟減，對節目的需求減少，民營製作公司紛紛 倒閉，光線傳媒也遭遇寒冬。 《娛樂現 場》2004年底被調整出北京電視台，翌年公司收入大幅下滑。

王長田此時意識到沒有自己的播出渠道的痛苦，他想到了互聯網。光線傳 媒曾參照 My Space 的模式做過網站，沒什麼影響。王長田找到在複旦新聞系的老同學——時任新浪網CFO 曹國偉，私下商量把光線傳媒的內容拿到新浪網播出，新浪網入股光線傳媒。這事一度在業界被傳得沸沸揚揚，但後來仍不了了之。2005年、2006年，整個電視節目製作行業跌至穀底，再做下去看不到未來。身處其中的王長田憂心忡忡，四處尋找出路。其間，光線傳媒做過活動，做電視劇，甚至還投資過民辦大學。最終，他將重點逐步轉移到了電影，覺得這是他能駕馭的東西。

無論是做電視還是做電影，王長田始終堅持的只有一條，就是在中國傳媒市場並不完全開放，渠道的利益不允許民營資本擁有甚至是分享，民營資本只能走“傳媒+娛樂”的路。

夢想改變娛樂業的人

做電影是被逼出來的。嚴格說起來，下海創業也是逼出來的選擇。

在王長田前33年的人生里，他一直努力成為一名好記者。直到現在，他也認為自己骨子裡還是傳媒人，想要影響社會，改變世界。只不過，現在他要改變的是娛樂業。當然，換一個角度看這也是個性使然。 “我是個不安分的人受不了約束和壓抑。 ”王長田說。

上世紀90年代，王長田曾是《中華工商時報》最優秀的記者之一。他當時的領導評價他“很有想法，行事又果斷” ，會根據行業不同制定詳細的報道計劃，而其寫作手法與現在的調查報道深度報道類似，報道頗有影響力。但王長田有自己的苦惱。做記者時間長了報道有禁區，他逐漸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一度為排解心中積郁在家打起了麻將，看武俠小說。有段時間還跑回東北做生意。

1995年，王長田轉投北京電視台他的同事理解為，他只是想尋求新的突破， “當時，電視對傳統紙媒造成很大衝擊。而且，他不願意做重複的東西”王長田將紙媒評論、調查等手法融入電視，很快就打造了一檔風靡北京城的大衆經濟節目《北京特快》 。他感覺自己能做出更多影響社會的東西來。但問題 很快來了。最初是報人與傳統電視人在新聞思維、操作手法上的差異，這進一步造成了人際關係緊張。

然後是電視台體制問題。王長田起初只是北京電視台的外聘員工，外聘人員在台里只能算二等公民。後來《北京特快》火了之後，王長田才成為北京電視台的正式員工。

1998年5月，因為一個敏感報道推出後影響太大，台里停了王長田的職，要求他寫檢查。王長田拒絕，選擇離開。

“當時態度好一點，可能結果會不一樣，但最終還是會走，因為我很難接受電視台那麼強的約束。像我這樣的個性，還是做現在的事比較對胃口。 ”幾經波折，轉身進入娛樂業的王長田如今擁有了更多的財富和名聲，但他仍對那些堅守理想的記者心存敬意，在他看來，媒體人的使命、責任在任何時代和環境下都不會改變。

在某種程度上，他將自己現在做的事視為生產影響人們精神的產品，與最初做記者時“影響社會”的初衷一樣，只是採用了更迂迴的方式。至於財富，是一種肯定，也“能夠讓我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影響行業規則，包括制定新的標準” 。他這一路走來，雖然在創業中刻意繞開了在傳媒行業管制最嚴厲的領域，仍然遭遇了各種管制與壟斷帶來的阻礙與艱辛。他說自己早忘了細節， “體制的問題不是某個局部的小問題，是整個狀態和土壤” 。

但體制之上，他仍有自己的堅持，他仍像當初在複旦大學讀新聞時一樣希望改變社會，突破體制與現實的種種束縛。

他現在的理想，是將光線傳媒打造成一個有夢想的傳媒娛樂公司。通過光線傳媒，讓中國的娛樂產業更專業化、多元化，成為一個受尊重的行業。